1. 如何來看湯因比的歷史研究
因為是中國人，讀湯因比的《歷史研究》，不自覺首先注意到了湯因比對中國的一些說法。
有人寫過一首小詩，大意是：「我是一本書，由別人來讀，比自己看得明白。」
由別人來讀，不敢說就一定比自己看得明白，然而別人往往會讀出一些自己沒有讀到的，讀後的發言也往往有自己沒有想到的，常會給自己帶來一些啟發或啟示，使自己又有些重新的打量，從中或許會有些新的發現和思考。
湯因比在《歷史研究》第一部《歷史形態》第七章《希臘模式和中國模式》中說：「孔子是位保守主義者，他從未夢想過中國會實現有效的政治統一。秦始皇的事業或許讓他震驚，漢高祖劉邦修復統一一事也不見得會使他多麼高興。孔夫子如同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視政治分立為正常現象。」
未曾接觸湯因比這句話的時候，一直沒有想到過，看了湯因比這句話，回頭想上一想，生活在經常打些無義戰的春秋時代，或周遊列國，或退而辦學，孔子一直在推銷和傳授他的治國方略和仁義禮智的理想，確乎不曾有過要實現政治統一的意思，孔子頭腦中未曾有過秦始皇和劉邦式的大一統思想，孔子那裡幾乎沒有什麼國家概念，從孔子周遊列國看，他甚至可以說是一個世界主義者，雖然他是魯國人，如果有哪個國家同意，他都願意去推行他的一些想法。也許用些力氣可以從《論語》以及和孔子有關的古籍中挖掘出一些「愛國主義」方面的東西，挖掘出來怕也總是勉強。
在孔子那裡，似乎並無「屈原」之用。這也許並不奇怪，孔子欲以「道德」約之以己，以「禮」約之以君臣人倫，他的著眼點在文明建設，而不在政治性的江山一統。春秋時候雖然時有不義之戰，但這些戰爭似乎多屬國與國之間利益情仇性的沖突，於華夏文明並無大的不利，沒有像戰國末期那樣把文明拖入凄慘的境地，而以同一華夏文明為背景，人們在政治上分為一系列相對獨立的國家，於文化乃至文明的發展和建設或許還有些自由爭鳴、相互促進的好處。越來越仰仗武力的戰國末期是讓人遺憾的，若非吞並之心使大地上到處都是硝煙，春秋戰國乃是中華文明史上非常輝煌的年代，真正的、到目前為止也可能是惟一一次的「百家爭鳴」就出現在那時候，中國的思想在那時候非常活躍。湯因比說：「在公元前221年政治統一之前，中國早已實現了文化統一。在這方面，中國最偉大、最富創造性的思想文化運動發生在兵連禍接的春秋戰國時代，即完成政治統一之前。這是包括孔子在內的幾乎所有中國哲學學派奠基人所在的時代。」
湯因比認為，中國最初擁有清晰的歷史記載的時間不早於公元前9世紀或者公元前8世紀。就我們所知——湯因比說——中國的夏代是傳說的朝代，亦即「無文字記載」的「前文明」意義上的「史前史」時代，商、周政權是真實的存在，這有商代刻寫在「卜骨」上的銘文和具有指導意義的同代文字史料為證。即使這樣，湯因比指出，仍沒有證據表明，商朝政權是同秦漢王朝及其之後的各個化身一樣的政治實體。湯因比認為，由始皇帝完成並經劉邦加以拯救的那種政治統一在中國歷史上是史無前例的。
湯因比知道，他的說法是不為中國學者所同意的。到了21世紀初，湯因比的說法可能就更不能為中國學者所同意了。2000年，「夏商周斷代工程」發表了《夏商周斷代工程一九九六—二OOO年階段成果報告（簡本）》和《夏商周年表》，「這份《年表》定夏代始年大約為公元前二O七O年，夏商分界大約為公元前一六OO年，商周分界具體為公元前一O四六年。又將具體的帝王年代從公元前八四一年向前推移到前一二五O年，即武丁元年。」（參見陳寧《「夏商周斷代工程」爭議難平》）
《夏商周斷代工程一九九六—二OOO年階段成果報告（簡本）》和《夏商周年表》受到了國際學術界的廣泛質疑，這個就不說了，倒是湯因比的一句話現在也可以拿來一用。他說：政治統一「這是後來的輪廓，在公元前221年以前尚未形成，只是從漢代起才被中國學者當作他們對整個中國歷史的解釋模式。結果，這個模式在不違背事實的情況下就不能適用於中國早期史。但中國的學者寧願違背事實，而不願放棄他們這種自成一體、先入為主的解說」。
其實，即使承認湯因比的說法，也不會影響華夏文明的輝煌，多少國家並不用借光於歷史斷代。
研究一下湯因比的一些論述，也許對一些傳統觀念會有些震動。
湯因比從歷史角度將社會分出不同模式，又將這些模式析出要素，並指出「其間有許多機制是各文化的生命歷程中共同的或相似的」（秦暉語，參見秦暉《文明形態史觀的興衰——評湯因比及其〈歷史研究〉》）。湯因比說：
我們可以把中國模式的晚後階段同希臘模式的早期階段結合在一起，組建成一個改良的模式。這一文明史的組合模式顯示這些社會在開始時存在著文化統一，卻沒有政治統一。這種政治局面有利於社會和文化的進步，但代價是地方各國之間連綿不斷的戰爭。隨著這個社會的成長壯大，這種戰爭變得越來越慘烈，遲早要引起社會的崩潰。在曠日持久的「麻煩時期」過後，混亂局面為一個大一統國家的建立所治癒。這個統一國家周期性地陷入無政府狀態，但無論這類中間期長短與否，它們總會被政治統一所克服。在最初的統一過去之後，一定有某種強大的力量維持著這種治亂交替的過程。統一被修復的現象一而再、再而三地發生，甚至在極為漫長混亂、以致傳統上可能認為無法修復的「中間期」過去之後，仍會恢復統一。
夏——如果真有個「夏」，夏商周未必真有過政治統一和政治實體，秦始皇的政治性大一統史無前例。沒有過政治統一和政治實體的商周以及春秋戰國時代，稱得上是中國偉大而又頗富創造性的思想文化運動發生的時代，是包括孔子在內的幾乎所有中國哲學學派奠基人所在的時代，秦始皇的大一統，卻掐斷了精神上升之路。然而，一人之「一統」形成了眾人之「統一」的習慣，彷彿只有這樣才安全，聞「分」即恐，恍如世界末日，盡管「其思想僵化和政治統一的輪廓不斷被非正常與暫時的分裂動亂所打斷」，打斷之後仍是要修復，哪怕「一個統一國家對一個文明的經濟是沉重的負擔，它為了維持自身，要求培養一批收入甚豐的專業文職人員和常備軍」（湯因比語），「大一統」的習慣使歷史中人們不敢做別想，只能負重而行。湯因比說：「這些統一國家的經濟基礎幾乎無一例外都是農業。當地產主和官方沆瀣一氣，擺脫中央政府的控制，在政府的攤派上加入私貨時，為了維持一個統一國家而壓在農民頭上的負擔——這種負擔即使在最好的政府統治之下也是最沉重的——就變得無法忍受了。」然而，正像上面所引湯因比說的：「統一被修復的現象一而再、再而三地發生，甚至在極為漫長混亂、以致傳統上可能認為無法修復的『中間期』過去之後，仍會恢復統一。」亦即把沉重的負擔再背到背上，而且繼續不斷加重，直到又一次實在不能忍受。
上帝也許曾到東方來過，在老莊的嘆息和秦始皇修長城的聲音中又走去了。世上不只有一種社會模式，還有一種離散型模式屬於猶太人。
二
真懷疑湯因比有可能是猶太人。有人認為湯因比的《歷史研究》不是嚴格意義的史學著作，這也許是因為湯因比在這部書中有詩性的抒發，《歷史研究》第二部《文明的起源》第十三章《挑戰和應戰》，通篇無一字提到猶太人，卻可視之為充滿激情的對猶太人的頌歌。
在《挑戰和應戰》這一章里，湯因比想起了柏拉圖的話：為了能傾聽神話的語言，我應對科學的公式視而不見。兩種超人的個性發生了碰撞，稱得上是世界神話中一大母題，從《創世紀》耶和華與蛇的相遇，到《約伯記》上帝遭遇撒旦，再到歌德《浮士德》中的浮士德與梅非斯特以及許多神話和文藝作品中相類的故事，湯因比借神話和文藝作品做了一個長篇的比喻。
上帝創造的世界是完美的，他在自己業已創造的完美世界裡已找不到進一步進行創造活動的機會，光榮無以復加，上帝趨於尷尬，這時候魔鬼出現了，魔鬼的出現帶來了使已有的「陰」的靜態轉化為新的「陽」的動態的刺激或動力，或者可以說，是上帝要藉助魔鬼來打破已有的「陰」的靜態而發展進入新的「陽」的動態，經過一個相當長的激烈碰撞的過程，再由動到靜，從疾風暴雨向風平浪靜、從混亂向更高境界的和諧升華。
不知湯因比所用「陰陽」的概念和《周易》是否有關系。基督教世界以外的人未必會同意湯因比的說法，美麗而又充滿危險的這個宇宙孤島也並不是可供肉身存在的絕對優質的居所，早在生命誕生之前，它就充滿殺機，直到生命誕生後的現在，它也一再用事實證明它的並不結實，並不馴順，也許這世界從不曾有什麼「陰靜」的美滿，也永遠不可能有什麼終極的風平浪靜與和諧。但是，通過湯因比那動人的充滿誘惑力的書寫，我們從中卻可以得到一種深刻的啟示，終極的美好未必會有，人的一步步的艱苦跋涉卻很有可能是走向上帝。
有人埋怨上帝對人偷吃禁果責罰太重，竟把人逐出了伊甸園。可是，上帝的逐亞當夏娃出伊甸園，也許倒正是出於愛。湯因比注意到了歌德《浮士德》之中上帝在《天上序幕》中指派梅非斯特這個角色時的一段話：
人的活動太容易弛緩，
動輒貪求絕對的晏安，
因此我才願意給人添加這個夥伴，
他要作為魔鬼來刺激和推動人努力向前。
湯因比說：「將上帝表現為一個嚴苛的主人並不是絕對的真實。對上帝所造之物的考驗，在回顧時是作為一種啟示體現出來的，它並不意味上帝的無情和冷酷，而是表示上帝的愛。」開了心竅，就自謀去吧，不要希圖留在什麼永遠安逸美好的樂園，伊甸園里會有蛇，說明世上沒有什麼絕對安全可靠的地方，要想保留自身在世界上的存在，只有使自己結實起來，生命在奮斗中才能得到榮耀，這也許就是上帝要讓人們知道的。
當一個人怨天尤人地喊「天呀，何苦生下我這個人」，也許上帝不會因此就不愛他，但上帝要把光榮給予更有資格領取光榮的人，約伯的受苦，一般人可能會看做是被神放棄，其實是獲得了神所賦予的最高尊榮。
「人要每日每夜去爭取生活和自由，才配有自由與生活的享受」，這是從歌德的《浮士德》中發出的聲音，「危險的生活是上帝所必需的」，這是湯因比從尼采《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中拈出的警句。上帝必須接受魔鬼給他添加的煩惱，上帝也必須接受魔鬼對他發起的挑戰。在這里沒有什麼因果可尋，挑戰和應戰均不能先定，它的結果也是不可測的，世界也只有這樣才精彩，湯因比說的好：「如果我們考慮的是一種精神上的美好狀態或涅槃境界，那我們就必須讓另一個演員上場：讓一個批評家提出疑問，從而引起再度思考；叫一個對手上來慢慢注入悲哀、不滿、恐懼或反感，再一次引起心靈的感知……用一位現代西方哲學家的話來說就是：『搖動那個人……還應……打破束縛他的集體的桎梏，絕對有必要從外部搖撼他，刺激他。若我們沒有敵人，那我們還有什麼事可做？』」
蛇爬進了伊甸園，魔鬼要破壞上帝創造的世界，最能打擊上帝的是對上帝最珍視的作品——人——的破壞，最能傷害上帝的不是消滅人的肉身，而是把人的靈魂拉入地獄。上帝接受了魔鬼給他添加的煩惱，接受了魔鬼對他發起的挑戰，上帝與魔鬼較量的賭注是人，也許上帝就是要看看他作品的質量。
人與命運的較量就是上帝與魔鬼的較量，人在與命運的較量中接近神性。
三
上帝是愛黎巴嫩人的，他給了他們領土，那土地非常貧瘠，這就使他們不得不因經濟的壓力經常流散到世界各地去尋求財富，久而久之，他們在經商上頗為成功。但他們畢竟還有自己的家園，總體來講，他們在宗教和政治上並沒有受到什麼壓迫。
上帝也是愛蘇格蘭人的，他也給了他們領土，那土地也非常貧瘠，這就使他們也不得不因經濟的壓力經常流散到世界各地去尋求財富，久而久之，他們在經商上也頗為成功。但他們畢竟也有自己的國家，總體來講，他們在宗教和政治上也並沒有受到什麼壓迫。
上帝似乎尤愛古希臘。湯因比引希羅多德借斯巴達人馬拉圖斯（Damaratus）之口說出的一段話挺有意思，那段話是：「希臘有一個未曾須臾分開的同胞姊妹就是貧窮，但她卻引來了一位有美德之形的客人——智慧和法律之子：希臘人正是依靠美德的幫助，將貧窮和奴役拘留在了海灣里。」希臘的地理條件並不理想，到今天，希臘文化的營養卻幾乎滋潤著整個世界。
湯因比說：「我們現在已經發現，艱苦的環境對於文明來說非但無害而且是有益的。」湯因比認為，只有挑戰才能真正激起具有創造性的應戰。
從這個角度說，上帝的最愛，也許是猶太人，他以此民族為抽樣，要向極限里檢驗人類的質量。
上帝幾乎把生命賴以生存的一切都從猶太人那裡抽掉，上帝甚至把土地和家園都從猶太人那裡拿走了。如果湯因比說的不錯，早在公元前722年，猶太人所建的兩個王國之一以色列王國就被一個叫亞述的帝國給滅掉了，一部分流散在各地的以色列人不能例外於法則地完全被他們流散地的人民所同化，失去了他們本民族的辨認特性。公元前586年，另一個猶太人所建的猶大王國又被新巴比倫帝國滅掉，猶太人先後四次被新巴倫和羅馬人驅趕出自己的祖居地，湯因比說，從公元135年至1948年，世界上沒有猶太國家這樣的事，甚至沒有一個領土意義上的、由猶太人充分居住但受非猶太人治理的猶太「民族家園」。
如果僅只是拿掉了土地家園，也許還看不出上帝檢驗這個民族的決心。沒有了土地家園，也就喪失了從事農業的可能，在很長的歷史時期里，農業一直是人類主要和穩定的生存來源，遠離土地，就等於靠近飢寒交迫。更有甚者，如果拒絕接受當地多數人的宗教，就連參與公共生活和從事一些自由職業也被禁止。面對宗教的不滿，面對整個社會的反對和歧視，精神上的壓力甚至要大於經濟上的壓力，薄弱者或會懷疑自己是不是已經被神拋棄。
我們今天看到的卻是，猶太人突破了那個流散民族被流散地人同化的法則。湯因比說：「盡管沒有國家性的政治結構或以地域為基礎的家園，猶太人卻從公元前586年——猶大王國滅亡之年——到現在，作為一個民族，設法保住了自己的民族特徵。他們是一個七零八落的少數民族（散居在世界各地），生活在各國非猶太人中間，這些國家處於已經絕滅的前猶大王國邊界之外，遠離其歷史上的首都耶路撒冷千百里之遠，但他們卻保住了自己的特性。」
於是，就有了湯因比說的諸多社會模式中的猶太人的離散類型社會模式，而且是流散社會名單中最引人注目、最具影響的一個，這個社會的成員大多居住在較容易避免同那些高居於他們良知之上的權威發生沖突的城市，哪怕從事一些小買小賣，他們也想方設法要掙到為自己生存所必需的經濟來源，有人說過，他們不遮不掩，大大方方向「錢」進軍。猶太人重視金錢，但不只重視金錢，有人注意到，因為數千年沒有家園四處漂泊的特殊經歷，猶太人對學習和智識重要性的認識要比一般民族早熟得多，他們早就將之上升到「資本」、「資產」的高度，他們將之比作「搶不掉而又可以隨身帶走的資產」，不管學歷有多高，許多猶太商人看起來更像學者，他們學識淵博，風度儒雅，身上普遍透著一股書卷氣，他們點點滴滴積攢經濟實力，也積攢能力和智慧，直至在千差萬別的社會環境中充當商人和金融家，克服了宗教特徵給他們帶來的障礙，成功地保全了自己。窮也好，富也好，不管身處何地，他們一直堅持一種不願融入當地多數人社會的動機和珍視自身歷史特性的決心，他們自信這種特性蘊涵著具有無與倫比的意義和價值的宗教啟示。
湯因比說，猶太民族賴以倖存下來的中介是宗教。這個了不起的民族，他們對宗教的堅持是執著的，他們大概清醒地認識到宗教對他們意味著什麼。這部《歷史研究》中有幾幅插圖讓人感動，一幅是18世紀西班牙的一戶猶太人家正圍坐在一張圓桌旁過逾越節，看到這幅插圖，感覺一個古老的國家在這個屋子裡又回來了；另一幅是19世紀巴塞爾的一戶猶太人家在傳統的帳篷里慶祝猶太豐收節，他們在過豐收節的時候也許會懷念土地；還有一幅，文字介紹說，插圖表現的是19世波蘭的一些猶太人在舉行一種滌罪儀式，參與者將物品從口袋裡拋入流動的水裡，人們散立在各處，作為散落到各地的一種明顯比喻。
早在遠古時候，猶太人的祖先就曾被擠在寸草不生的山裡與艱苦的自然環境相抗爭，就在那荒山禿嶺、貧瘠多石的地方，他們卻有了一項偉業，用湯因比的話說是，大西洋的地理發現被人類的另一項偉業——一神教的精神發現所超越。那些安靜地圍坐在圓桌邊過逾越節的人，那些坐在傳統帳篷里懷念土地的人，那些散立各處舉行滌罪儀式的人，他們在18世紀，在19世紀，在西班牙，在巴塞爾，在波蘭，可能又會想起其祖先希伯萊人與耶和華立下的聖約。
四
在文明形成的過程中，具有相同的種族或環境條件，卻在一地表現為碩果累累，在另一地又毫無成就可言，湯因比對此並不表示驚異。然而，卻總不能讓人不有些遺憾。
上帝要檢驗和鍛煉猶太人，他一次次下狠手，讓猶太人品嘗那麼多的傷心和屈辱，讓猶太遭遇那麼多驅逐和殺戮，他甚至要把這個民族摔碎。猶太人沒有怨天尤人，他們像約伯一樣堅忍，他們在毫無保護常有屠殺中堅持並為世界留下了自己。《歷史研究》中有一句話，上帝幫助那些事在人為的人，猶太人也堅信，風雨生信心，而且真就在與風雨的搏鬥中有所收獲，正像湯因比說的，上帝的一個創造物經受的考驗，使上帝能夠完成新的開天闢地的事業，受難者本人在此過程中也有所升華。
1948年，猶太人終於有了塊落腳的地方。猶太人落腳的這個地方，自然條件仍然不好。以色列，乾旱半乾旱地區面積約占國土總面積的70％以上，沙漠面積高達45％，然而，就是在這樣的地方，經過長期艱苦不懈的努力，以色列沙漠化問題得到有效控制，生態環境不斷改善，農業生產取得了令世界矚目的巨大成就，這個精於算計的民族，在農作物澆灌上甚至達到了滴灌的程度。
上帝的考驗可能永不會休止，湯因比卻從猶太人身上有所聯想：「猶太人流散社會維持自己的凝聚力達24個世紀之久，從公元前6世紀開始，當時人類天然的交通工具還局限於驅動帆船的風力，以及驢馬和駱駝的畜力。這種令人震驚的成果賦予我們預測未來時代期望出現的事物的能力。」
現代城市生活的顯著特點是城市居民並不同自己的鄰人過從甚密，而是同散居在都市地區的旨趣相同的人一道往來，在一個擁有高度發達的交通體系的大城市裡，人們交友的選擇范圍要廣泛得多——《歷史研究》的這個例子親切實在。湯因比從猶太社會模式得到啟示，他說：「由於技術進步應用於自然交通工具，導致『距離在消除』，從而使我們看到了一個未來社會的遠景……流散社會這個在地域上沒有緊湊地方單位的社會，似乎有可能成為這個地球大社會的各個組成中最重要的成分。我們可以猜測，大多數這類未來的流散社會都不是原系地區的、後來被驅散的社會，它們將不再被種族，甚至不再被宗教紐帶連結在一起。它們的精神紐帶將是某種共識或共同的職業。」
湯因比說：「各種交流工具的加速改善，可以更好地推動這種世界流散社會的創立，這比起好戰的亞述君主們武力推動的做法要高明多了。」
2. 《歷史研究》湯因比的那本
英文版：http://ishare.iask.sina.com.cn/f/19629566.html
中文版：http://ishare.iask.sina.com.cn/f/19625501.html
http://ishare.iask.sina.com.cn/f/19625500.html
http://ishare.iask.sina.com.cn/f/1962550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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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湯因比的<<歷史研究>>普通人能看懂嗎
歷史研究
1、中國社會科學院主辦的專業性學術刊物，1954年2月在北京創刊。毛澤東為該刊提出「百家爭鳴」的辦刊方針；郭沫若直接領導了編委會和編輯部的組建工作並撰寫了發刊詞。第一屆編輯委員會成員有郭沫若、尹達、白壽彝、向達、呂振羽、杜國庠、吳、季羨林、侯外廬、胡繩、範文瀾、陳垣、陳寅恪、夏鼐、嵇文甫、湯用彤、劉大年、翦伯贊。歷任主編有尹達、黎澍、龐朴、徐宗勉，現任主編是田居儉，副主編阮芳紀。1979年起為雙月刊。
《歷史研究》主要刊載史學界較高水平的學術論文，包括中國古代史、中國近現代史、世界史、史學理論和方法論、史學史，史學著作評介並發表重要的歷史文獻、歷史資料及其研究、考證、介紹，設有讀史札記和史壇信息等欄目。該刊提倡用科學的觀點和方法研究歷史，探討歷史發展規律，分析和評價歷史人物和歷史事件；提倡實事求是、各抒己見，並就史學研究中一些重大問題開展討論，以促進歷史學的發展和繁榮。
《歷史研究》在國內外享有較高聲譽，編輯部與東歐、西歐、美國、日本等國的一些著名學者和學術團體建立了較密切的聯系；許多優秀論文由《中國社會科學》(英文版)翻譯介紹到國外。
半個世紀以來，《歷史研究》共發表文章約4000篇，集中代表和反映了新中國幾代史學工作者的成果結晶，作者涵括從郭沫若等20世紀中葉即已名揚天下的史學巨匠，直至新世紀方始嶄露頭角的學界新秀，體現了五十年來中國歷史學研究發展的最高水平及演進路向。因此，從學術史發展與演變的意義來講，《歷史研究》的五十年，也即是新中國史學發展的縮影。
2、《歷史研究》
英國著名歷史學家阿諾德·湯因比及其鴻篇巨制《歷史研究》早已為專業研究人員和廣大歷史愛好者所熟悉和景仰，但十二卷本的《歷史研究》卷帙浩繁，常令眾多心儀者望而卻步。湯因比在去世前，根據當時史學的最新進展和研究成果，改寫了這一巨著，將其壓縮為一卷，於1972年由泰晤士·哈德森公司出版。最近上海人民出版社根據其1995年重印熬，翻譯出版了這一享譽於世的著作。
湯因比在這部著作中，以文明為研究單位，從一個宏大的視角出發，將人類史作為一個整體加以考察。對已知的至少三十一種文明，湯因比進行了分析和歸納，對文明的起源、成長、衰落、解體加以描述；同時，大一統國家和大一統教會的建立也進入作者的視野；在此基礎上，湯因比還廣泛地考察了歷史長河中各個文明在時間和空間中的碰撞、接觸和融合。湯因比聞名遐邇的挑戰-應戰模式貫穿全書並得到了很好的體現。為什麼要從整體上研究歷史呢？湯因比認為這是「現實需要」。由於技術上日新月異的進步，人類逐步消除了在空間上的距離，但這並沒有給人類帶來「天下一家」的和諧狀態。湯因比在有生之年（1889-1975）曾經歷了人類歷史上最為慘烈的兩次世界大戰，他不僅看到戰爭給人類文明造成的巨大破壞，而且深感人類的相互殘殺給後世帶來的緊張、不安、沮喪和暴力正將人類推向自我毀滅的危險境地。「為此，我們必須相互熟識，這意味著我們需要逐步熟悉彼此的歷史，因為人類並非僅僅生存於直接的現在。」正是出於這種對人類文明的深切憂慮和對人類文明的無限希望，湯因比懷著一顆「好奇心」和深厚的人道主義精神，以其傑出的智慧、孜孜不倦的熱情，為我們這個時代及後世留下了這筆精神財富。
此外，湯因比不僅從時間的縱向層次考察了人類歷史，而且還在各個文明地理分布的橫向層面保持了「一種公允的、平衡的全球觀點」。湯因比指出：「我們必須拋棄自己的幻覺，即某個特定的國家、文明和宗教，因恰好屬於我們自身，便把它當成中心並以為它比其他文明要優越。」這種看待歷史和各個文明的寬廣視野，自然不同於那些將整個人類歷史僅僅看作西方歷史的狹隘偏見。的確，隨著考古的發現，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區的歷史得以再現，從而使這些地方的文明「可以同其他地方的文明並列」。另外，東亞地區各個時期社會經濟史，特別是中華文明也成為湯因比關注的焦點之一。晚年的湯因比對中國的未來寄予了深切的期望：中國有可能自覺地把西方思想與傳統文化熔為一爐，「如果這種有意識、有節制地進行的恰當融合取得成功，其結果可能為文明的人類提供一個全新的文化起點」。
湯因比在《歷史研究》一書中採用的這種「大歷史」的宏觀敘述手法，是對二十世紀伴隨著工業化進程而發展的史學界分工日益細化的回應。在本書的第一章「歷史思想的相對性」中，湯因比集中闡明了這樣的觀點：「歷史思想，深受思想者所處社會環境中的主導體制的影響。」由於各個文明所處的環境不同，那種試圖在歷史文獻的故紙堆中發現人類歷史整齊劃一輪廓的努力，只能是徒勞的。
上海人民出版社此次出版的一卷本《歷史研究》（修訂插圖本）與十二卷本以及D·C·索麥維爾的節錄本（上海人民出版社曾出過三卷中譯本）相比，篇幅當然小了很多，更加易讀，這大大方便了讀者。另外，雖說也是一部節錄本，但與索麥維爾的版本不同，這一版本不僅是湯因比親自修改完成的，而且保留了大部分支撐其觀點的歷史例證以及更多的細節。值得特別一提的是，這一大十六開本的著作是一部插圖本，共配有四百多幅黑白串文圖、地圖、圖表和九十幅彩圖。製作精美的彩圖和豐富的串文圖、地圖以及圖表，配有恰到好處的詳細說明文字，賦予了該書新的內容和形式。誠如湯因比所言：「圖片不僅增強了文本的效果，而且能傳遞大量文字無法充分表達的信息。」
閱讀《歷史研究》，在欽佩湯因比淵博的學識和精彩的分析之餘，我們可以徜徉在令人著迷的歷史海洋之中，不僅吸取知識，豐富思想，而且能充分獲得思考帶來的快樂。
3《歷史研究》的趨勢分析
歷史研究定位與趨勢分析：
《歷史研究》，雙月刊 ，逢15日出版，大16開本，每期192頁，約30萬字，由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雜志社出版。其主管單位是中國社會科學院，主辦單位是中國社會科學雜志社，負責具體工作的《歷史研究》編輯部。該期刊的歷史可謂悠久，它與1954年創刊，是新中國成立後最早出版的綜合性史學期刊。期刊的辦刊指導方針是「百家爭鳴、實事求是」和「堅持用馬克思主義觀點研究中國和世界歷史」。
為了對20世紀的中國史學有更加深刻的理解，在世紀之交的時期，幾乎每一期中《歷史研究》都邀請了一個研究領域內的專家。對這個領域內百年來的風風雨雨進行回顧和反思，對未來的反戰做出預測和展望。這些文章，可謂是對20世紀的中國史學的最好概括和總結。
至於和時事的聯系方面，在到一些重要的周年或者大事發生的時候，論文就會加倍加速的產生。例如：1997年設香港歷史研究專題；1999年設澳門研究專題；01年的「義和團運動100周年」專題等。
而對於一些熱點問題和史學動態，在這個期刊中也有所關注，例如01年第四期的《走馬樓吳簡研究》，00年的《太平天國幼天王、干王等未刊供詞中的新史料及辨證》等。
而從10多年的目錄中可以看出，近年來人口問題、對外關系和海外中國學的介紹等開始發熱，生態史等領域也開始有所展開，這就可以看出史學研究的范圍是不斷地在擴展，而跨學科的研究也是越來越成為一種趨勢。
最後這本期刊的不足之處也有不少：首先綜合性壓過了具體性，導致了專題研究不足；其次和國外的最新史學動態聯系還不是太緊密，中國史部分比重過於龐大，導致世界史研究的領域所收錄的文章所佔比例過小；再次，雖然本期刊是史學界的最好刊物之一，但是論文學術水平卻參差不齊，有些甚至可以說有些低劣；最後關於一些史學界的禁區的研究幾乎是沒有收錄文章。
4. 英國歷史學家阿諾德·湯因比在《歷史研究》中對中國文明的世界價值做出了深刻闡述：「在
答案D
中華文明傲立世界五千載而綿延不絕，體現了D。
5. 為什麼說世間已無湯因比，有人看過他12卷的《歷史研究》嗎
史學家湯因比雖然已經駕鶴西歸，但湯因比的時代並沒有結束。 借用黃仁宇在《萬曆十五年》中的一個標題，來表我在重讀湯因比《歷史研究》——當然，這次是新版的修訂插圖本——之後的感慨。 與斯賓格勒寫作《西文的沒落》的效果相同，歐洲史學家反思世界的歷史，從而拋棄歐洲從中心論的思想在湯因比的這部著作中變得更加清晰：「我們必須拋棄自己幻覺，即某個特定的國家、文明和宗教，因恰好屬於我們自身，便把它當成中心並以為它比其他文明要優越。」這作為一筆寶貴的思想遺產，已為當今的有識之士所繼承和發揚。但似乎這場角斗並沒有結束，像亨廷頓的《文明的沖突》、薩義德的《東方學》，以及弗克的《白銀資本》等等，你方唱罷我登場。伴隨著的是好萊塢電影、麥當和互聯網上99%以上的英語信息在全球蔓延，以及關於西文話語霸權和文化樣化的聲音的此起彼伏。 湯因比雖然駕鶴西歸（不知他是否如對池田大作表達的他的幻想那樣，轉世到了新疆），但湯因比的時代並沒有結束。 湯因比似乎終於接受了克羅，這似乎在本書早期的版本中並不明顯。「對歷史進行全面研究的現實需要，是顯而易見和無可爭辯的」。他對他所經歷的世界大戰如此深惡痛絕，以致表示「這對人類犯下的瘋狂罪行對我提出了挑戰，我寫這部書便是對這種挑戰反應之一」。但是我至今仍然不敢肯定，我們的歷史學家中究竟有多少人在產生歷史書的創作欲時，是出於「把一種當代經驗（無論個人的還是集體的）與關於某種恰成反差的歷史境況的知相對照」的。 湯因比顯然也接受了科林武德，他對蘭克的批判和對卡爾觀點的引述，他說「歷史學家對過去的審視都隨著他本人觀察立足點的不斷變化而調整」，都表明他已認可了「一切歷史都是思想史」。雖然人們往往將其歸入「思辨的歷史哲學」、其主要探討歷史發展的特徵及規律，但在該書中，湯因比卻把他的對人類歷史的宏觀「思」置於歷史認識的「分析批判」基礎上。其實，過去人們對歷史哲學的兩分法是過於簡單化了，或者說那隻是看到了表面現象。因為湯因比的「宏觀敘事」自問世以後便頻遭批評，說其中充滿事實錯誤，如一盤散沙，像大卸貨等等，於是他在本書中譏笑了「一些歷史學家」對威爾斯《世界史綱》的批評，說這些人並未認識到「威爾斯是在做他們自己連嘗試一下都幾乎不敢的事，以單獨一個人的象來重新體驗人類的整個生命歷程」，這實際上是在為自己辯護，「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因此，他必然要開宗明義地告訴大家：「對於一定的社會環境而言，歷史思想具有相對性這一點是絕對的。」他還及時地向我們出示了三幅圖片：同是基督教的主題，剛果藝術家讓我們看到的耶穌，是一個吊在十字架上的黑人，伊斯蘭藝術家表現的是一個坐在清真寺里的基督，而中國人表的當然是類似送子觀音那樣的抱著乖乖寶貝的聖母瑪利亞。 直到現在為止，許多罵湯因比的人並沒有去讀湯因比；許多人無法回答湯因比提出的問題，硬著頭皮去做一些徒勞無益的事；更有些人至今還認為只要對史料進行科學的批判用就可以重現客觀的歷史過去（即蘭克派的主張），而不知道沒有思就沒有歷史學。其實，做出一部通史並不難，難的是通史中要有自己獨特的、而非人雲亦雲或者「大家都可以認同的」思想，要在自己的著作中明確表明自己的思想，而不滿足於做「事實」的巨人，理論（思想）的矮子。 湯因比留下的遺產遠不止此。 我們曾經習慣於做走兩個極端的歷史學家：一個是為虛假的、狂熱的、大規模的運動烘雲托月——譬如中國「文革」時期的「影射史學」，以及納粹德國時期的「法西斯史」——這日漸為人不齒，但還是有時不能免除「做注」之俗；另一個是日漸普遍的趨勢，那就是冷冰冰地對待我們的研究對象，好像解剖醫生面對著屍體，或者生物學家望著顯微鏡下的細菌，彷彿這樣就可以達到「科學」的殿堂，或者逃避現實。但湯因比並不是這樣，不知道這是否與他對宗教的情感有關，但至少與他研究歷史的「現實需要」目的有關——「人類無疑正在走向自我毀滅，除非我們能成功地形成天下如一家的狀態。他把理解和欣賞彼此的文化遺產視為一種「珍愛」：「沒有愛的火焰，人類社會團方面出現的裂隙，就不可能被熔為一體。」因此，他才去探討一個又一個文明興衰的過程及其動因，才去對不同文明進行比較，以發現各自的優長。也許在他和池田大作的《展望21世紀》一書，這種悲天憫人的情感表露得更為強烈，但這的確是史學家應有的終極關懷。 我們在「製造」新的一代史學家的時候，往往忽略這種情感教育，因為我們自己往往就沒有想明白自己為什麼研究歷史——我們是為一個飯碗、為無窮無盡的史料而工作，或者稍好一點，為某一個民族、國家的利益而工作，還是為了更高的目標？我們雖然意識到，但卻很難在教育實踐中落實愛因斯坦的名言——「除非一個人摒棄細枝末節，具有更廣闊的視野，否則，在科學中就不會有任何偉大的發現」。我們告訴我們的青年學子許多真實的（也許還有不真實的）歷史事實，但是我們發現這沒有用，他們要相反更討厭歷史，因為這里沒有生活，沒有思想，沒有現實。往往是在他們有了思想之後，才感到歷史的厚重，回來重溫歷史（看看那些現在熱衷於寫歷史的文學家）；或者是徑直鬧出一些歷史笑話，譬如說中國沒有經歷歐洲文藝復興、打破中世紀神學桎梏是喪失了一次歷史機遇雲雲。如果我們不是把培養學生的歷史觀念和人類情感、而是把記憶多少歷史事實（其中肯定有不少是靠不住的）當作強化歷史教育的第一尺度，我們的笑話還會繼續鬧下去。 世間已無湯因比，但湯因比的時代還在，他的思想遺產還在。
6. 湯因比 歷史研究
湯因比(188—1975)是英國歷史學家，早年曾在牛津大學接受古典教育，並成為希臘羅馬史和近東問題的專家。1919—1955年，湯因比長期擔任英國倫敦大學教授，並多次參加政治和社會活動。他的一生著述很多，但全面反映他歷史觀點並使他成名的是一套12卷本的巨著《歷史研究》。這部書被譽為 20世紀最偉大的歷史著作。
在《歷史研究》一書的開頭，湯因比就尖銳指出，以往歷史研究的一大缺陷，就是把民族國家作為歷史研究的一般范圍，這大大限制了歷史學家的眼界。事實上，歐洲沒有一個民族國家能夠獨立地說明自身的歷史問題。因此，應該把歷史現象放到更大的范圍內加以比較和考察，這種更大的范圍就是文明。文明是具有一定時間和空間聯系的某一群人，可以同時包括幾個同樣類型的國家。文明自身又包含政治、經濟、文化三個方面，其中文化構成一個文明社會的精髓。文明具有兩個特點：第一，都經歷起源、生長、衰落、解體和死亡5個發展階段。第二，文明和文明之間具有一定的歷史繼承性，或稱「親屬關系」，就像幾代人生命的延續，每一個文明或者是「母體」，或者是「子體」，或者既是母體又是子體。但這種文明之間的歷史繼承性並不排斥它們之間的可比性。首先，從時間上看，文明社會最多隻不過三代，歷史進人文明階段也不過剛剛超過6000年，而人類歷史至少已有30萬年。兩者相比，文明的歷史長度只佔整個人類歷史長度的2%，因此，在哲學意義上，所有文明社會都是同時代的；其次，從價值上看，如果與原始社會相比，所有文明社會都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如果同理想的標准相比，這些成就又都是微不足道的。因此，所有文明社會在哲學上又是等價的。從這些界定出發，湯因比把6000年的人類歷史劃分為21個成熟的文明：埃及、蘇美爾、米諾斯、古代中國、安第斯、瑪雅、赫梯、巴比倫、古代印度、希臘、伊朗、敘利亞、阿拉伯、中國、印度、朝鮮、西方、拜占廷。俄羅斯、墨西哥、育加丹。其中前6個是直接從原始社會產生的第一代文明，後15個是從第一代文明派生出來的親屬文明。另外還有5個中途夭折停滯的文明：玻里尼西亞、愛斯基摩、游牧、斯巴達和奧斯曼。
湯因比認為，要揭示文明的起源，首先要了解原始社會與文明社會的本質區別，這一本質區別就是模仿方向的不同。在原始社會，人們模仿的對象是已故的祖先，傳統習慣占據統治地位，所以社會停滯不前。在文明社會，人們模仿的對象則是富有創造性的人物，傳統習慣被打破，社會便處於不斷的變化與生長之中。由此看來，文明起源的性質就是從靜止狀態到活動狀態的過渡。這種過渡之所以能夠實現，既不是由於種族，也不是由於地理，而是由於人類面對某種困難的挑戰進行了成功的應戰。對第一代文明來說，挑戰主要來自自然環境，對第二、三代的親屬文明來說，挑戰主要來自人為環境，也就是垂死文明的掙扎，只有克服了這種掙扎，新的文明才能誕生起來。但是，這種挑戰必須適度，挑戰太大，應戰就不能成功；挑戰太小，又不足以刺激人們起來應戰。另外，文明的起源還必須具備有創造能力的少數人，他們是應戰的先行者和領導者，然後大多數人加以模仿。缺少這個條件，文明也是不會出現的。文明出現後並不一定都能發展起來，有些也可能陷人停滯狀態，因此，文明生長還必須具備4個條件：第一，挑戰和應戰的不斷循環往復。第二，挑戰與應戰的場所逐漸從外部轉向內部。第三，社會內部自決能力(對內部挑戰進行應戰的能力)的增強。第四，少數傑出人物的退隱與復出。總之，少數人創造，對一系列挑戰進行應戰；多數人模仿，使整個社會保持一致，這就是文明起源和生長的一般規律。
但是，文明的生長並不是無止境的，只要應戰敵不過挑戰，文明就可能在其生長的任何一點上衰落下來。文明衰落的實質主要在於少數創造者喪失了創造能力，多數模仿者撤銷了模仿行為，以及作為一個整體的社會失去了統一。總之是社會自決能力的喪失。文明衰落的結果，就是社會有機體的分裂，社會分成少數統治者、內部無產者和外部無產者三部分。他們分別是原來的少數創造者，多數模仿者和文明社會周圍對於文明社會充滿敵意的蠻族軍事集團。
隨著社會的解體，舊的母體文明便開始向新的子體文明過渡，這一過渡經歷了四個階段：首先，列強紛爭，戰亂不已。其次，統一國家時期，特點是一個強大的勢力削平群雄，建立大一統帝國，帶來暫時的和平和繁榮。第三，間歇時期，特點是宗教思想產生並在社會上迅速蔓延。第四是統一教會時期，特點是一個強大的宗教組織出現，但國家卻搖搖欲墜，最後蠻族軍事集團沖破了原有的軍事分界線，摧毀了統一國家，新的文明開始了，以統一教會為代表的新社會又具備了對挑戰進行成功應戰的能力。
但是，文明衰落之後，並不一定馬上導致舊文明的死亡和新文明的誕生，中間很可能出現千年甚至數千年的僵化狀態。比如埃及文明衰落於公元前16世紀，而其解體和死亡要到公元5世紀，中間經過了兩千年。蘇美爾文明和印度文明也分別僵化了1000年和800年。現代中國文明在公元9世紀唐朝滅亡後就開始了衰落和解體的過程，先是五代十國的混亂時期，接著出現宋代統一國家，但蒙古的人侵使這個過程中斷，社會沒有進人間歇時期，而是處於僵化狀態，這種僵化狀態一直持續到今天仍然沒有結束。湯因比顯然是想用這種文明僵化理論補充他的四階段理論，使其能夠自圓其說。
湯因比的歷史理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當代西方史學的兩個趨勢：一是19世紀傳統的敘述型歷史已轉向整體型、分析型歷史；二是非西歐地區的歷史得到了更多的重視。在對文明起源的解釋上，湯因比提出了挑戰與應戰的理論，這是他比斯賓格勒高明之處，也比傳統的種族論和環境論大大前進了一步，因為他注意到了人和環境的相互關系，注意到了社會發展過程中主體的能動作用。但這一理論也有兩個致命缺陷：一是過分強調了歷史上傑出人物的作用；二是忽視了挑戰應戰過程中物質因素的存在。湯因比看到科學發展給人類帶來的問題，注重道德的進步和人類自身的完善，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但他又走向了另一個極端：誇大了宗教在歷史上的重要性。湯因比用他的文明衰落理論硬套其他文明的歷史，是不符合事實的。但他在晚年承認了自己的錯誤，指出僅用一個西歐模式並不能說明一切問題，還應再加一個中國模式或猶太模式，並對中國的未來寄予了很大的希望。從湯因比的理論和體系中，也可以看到當代西方非理性主義思潮的影響：強調潛意識和直覺的作用。但他仍然認為人的理智和良心是高於一切的。在對西方前途的解釋上，湯因比也與斯賓格勒不同，他認為西方文明雖然發展到了頂點，但還沒有理由說它已走向死亡。西方將來的命運如何，取決於西方人能否面對挑戰進行成功的應戰，能否解決那些西方文明生存的各種問題。這種比較樂觀和現實的態度，反映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時代和西方社會所發生的巨大變化。
7. 如何評價湯因比的《歷史研究》
轉自知乎網友的回答
湯因比說中國文明將統一全球，你怎麼看？
作者 星雨禾田
在微信輸入「湯因比 中國文明」能搜到上千篇文章，標題大同小異，大都是說中國文明將統一全球，將照亮21世紀。
據網路：
阿諾德·約瑟夫·湯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1889年～1975年）是英國著名歷史學家，他曾被譽為「近世以來最偉大的歷史學家」。湯因比對歷史有其獨到的眼光，他的12冊巨著《歷史研究》講述了世界各個主要民族的興起與衰落，被譽為「現代學者最偉大的成就」。
湯因比出生在倫敦一個歷史學世家，湯因比曾分別於1929年至1967年兩度來華訪問，對中國文化有極高的評價。
美國新聞周刊評論說：「他已成為一位世界通哲，而與愛因斯坦、史懷哲與羅素並列。」
湯因比不僅是一位出色的歷史學家，也是一位出色的哲學家。他經常從哲學的視角思考宇宙人生和社會歷史的諸多重大問題，有著豐富而深刻的哲學思想尤其是歷史哲學思想，被視為現代西方「思辨的歷史哲學」的一位主要代表。
實現政治與精神的統一
湯因比指出，在過去的五百年中，技術和經濟高速發展，但是人類並沒有在精神上和政治上取得同樣的發展，而是存在著諸多嚴重的問題。現在，人類已經有力量終結人類歷史甚至全部生命。走到懸崖邊的人類必須迅速覺醒、調整方向，才不至於跌落萬丈深淵。人類需要從根本上改變自己的目標、思想和行為，這是人類繼續存在下去的不可或缺的條件。在湯因比看來，由於過去五百年中西方人的活動范圍的擴大，形成了世界范圍的技術、經濟關系的網路。當代人類正共同面臨著許多迫切的問題。湯因比期待並預言人類將在歷史發展的下一階段實現政治和精神上的統一。但是，他強調，這一巨大變革必須以全人類的平等為前提，以自主的方式加以實現，而不是繼續以一部分人統治另一部分人的方式去實現。西方將把它過去五百年中的主導權轉交給新興國家。
中國在歷史與未來的作用
湯因比十分看重中國在歷史上和未來的作用，對中國充滿了期待。他不僅對中國的歷史和文化大加贊賞，而且很盼望並認為中國一定能夠在未來對世界在政治上和精神上的統一做出主要貢獻。湯因比很欣賞中國長久保持國家統一的政治與文化傳統——盡管歷經兩千年的改朝換代，但直到現在仍然保持著政治和文化的統一。他認為在全世界找不到第二個這樣的大一統的局面。
21世紀將是中國人的世紀
在湯因比看來，19世紀是英國人的世紀，20世紀是美國人的世紀，而21世紀將是中國人的世紀。當然，值得強調的是，湯因比說21世紀是中國人的世紀，主要是指中國的文化尤其是儒家思想和大乘佛教引領人類走出迷誤和苦難，走向和平安定的康莊大道。他認為以中華文化為主的東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相結合的產物，將是人類未來最美好和永恆的新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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湯因比這么說，你怎麼看？關於統一全球，我的見解與湯因比不同，當然，也僅僅是見解，都說集思廣益，那麼我的見解也許會得到你的錯愛而納入見解集作為參考之一。
在我看來，在強大外力下，全球才有統一的可能。比如外星人來了，那麼全球可能在五年內統一為一國。否則，離心力與凝聚力相持，是不可能統一的。除非出現超級領袖，即使這樣，也遲早會再分裂。
但是，不必因此悲傷，不能蠻硬統一，但還可以多樣共存。
CDEFG這么多事物，如果合並成了事物B，則雖然存在了一個大事物B，但也同時損失了多個小事物。只要這些小事物不互相殘殺，和平友好多樣共存，則不僅這些小事物能繼續存在，還能存在一個高一級別的事物A，它有著公民CDEFG。
因此，幾百個國家未能統一為一個國家，這沒啥好遺憾的，如果這幾百個國家能和平友好多樣共存而作為一個高一級別的「國上星河」的公民，不也是一種秩序嗎？
誠然，如今的聯合國，它還不算「國上星河」。
當然，這僅僅筆者的見解而已，作為一種見解，它也可以具體一些的。
一、國家屬於人還是人屬於國家？
在過去，兒子是屬於父親的，父要子亡不得不亡。但是現在，兒子與父親是平等的。
在過去，人是屬於國家的，忠君報國。但是現在，人作為公民有著決定國家大事的權利。因此，國家或可以公司化，雖是超級壟斷公司，但公民應該擁有股份。如果一個人從C國移民到D國，則相當於賣出對C國的股份，而買進對D國的股份，這種國籍股的買賣自由將造成國家之間的自由競爭，各國的股價因買進多而上漲，因賣出多而下跌，所以要好好經營了，要進出平衡，要留得住公民則國家升值。
而人也獲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可以選擇國家。這樣國家將特色化，要建個性的國家，特色的國家。而人呢？也將找到自己的類聚，能尋找最適於自己的國家，在和自己有著共同選擇的人們一起生活，有多大的腳就有多大的鞋。
這種國籍股的買賣自由可以由少數國家先發起，相當於WTO，可以稱為WCO（World citizenship Organization）。
這樣，國家實際上變成了閏家，是真正開放的。一個國家裡可能有來自世界各民族的人。而一個民族的人也可能分散於各個國家。那時候，如果有人說他是華人，你可以猜測他的樣子，而他如果說自己是中國人，則他的膚色就不確定了。
那時與國家相對的是民族，民族的人口雖分散但還可因民族文化而作為一個民族。國家裡的公民雖然其民族成份千百種之多，但國家因其領土其制度其模式其特色而成為一個國家。國家與國家是自由競爭的，民族與民族也是自由競爭的，哲學與宗教里的流派也是自由競爭的。
國家或將成為一個服務性企業，屬於第三產業中的特例。人是消費者，是國家的戰略資源，但不是國家的奴隸。即使是政府官員也是自由的，賣的是專業，只是作為一份工作而已。當然，在全球幾百個國家都需要樹立自己的特色的時候，皇帝制也許也算一份特色哦。
二、「國上星河」怎麼產生呢？
很多國家的領導人越來越年輕，而他們不能再參加競選時，其實經驗、能力都比剛上任時已提高了不少。像美國總統和英國首相這樣的60後領導人還有很多，但馬上就要退休了。人的壽命卻越來越長，他們要的不是退休而是升遷，要一個更大的舞台。
所以，這樣的人才或聚在一起，成立一個俱樂部。起初類似於提出可持續發展的羅馬俱樂部。
這俱樂部提供參謀服務，不為個人參謀，不為企業參謀，只為國家參謀。那些小國，那些遇到了問題的國家，就可能購買這個俱樂部的服務。國家和制度是可以設計的，那些國家向俱樂部購買私人定製的設計。
這樣俱樂部或可以做大，因為其成員來自於全球各國，更具有國際眼光，而且裡面也有投票，類似於非盈利組織NGO。這俱樂部就是一個特別的服務性公司，服務對象是各個國家。是收費的，但也還可能得到個人或企業的捐助。
在國際法的立法更新方面，俱樂部可以做為參謀。也為一些國際會議做參謀，促進一些國際合作，斡旋一些國際沖突。
武力是解決沖突的最後手段，在這種情況下，各國還可能保留一定武力。而如果有一個組織能夠提供解決沖突的服務，有完善而公正的國際法庭，同時有了國際武力來有效執法的時候，則各國只保留少量武力就夠了。
當這個俱樂部做大，可以租地，可以招聘士兵組織國際武力，而成立世界和平組織WPO。加入這個組織的國家，則相當於選擇該組織對國際沖突的調解服務，則把原本的軍費開支，變成一種服務費，交給這個組織，養活這個組織。
這個世界和平組織，用國際武力對國際法執法。維持各國不發生武力沖突，在發生武力沖突時，能有效地制止沖突，能保障和促進讓多數國際沖突在自己投了票的國際法，在自己交了服務費的國際法庭上解決。
當這個俱樂部能提供國際法的立法與司法服務時，能用武力保障國際法的時候，就可以稱為「國上星河」了。有了立法和司法，或還需要一個象徵性的行政部門，甚至為全球在可能存在的外星人面前選一個象徵性的星球元首。這時「國上星河」就是以國家為公民的「國上國」了。
她在自願地基礎上慢慢形成，也屬於服務性企業。
蠻硬統一打造的秩序不是穩定的，埋藏著分裂的隱患。建立在自願、理性、個性基礎上的國際法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多樣共存也是一種秩序。
目前的聯合國有可能向「國上星河」發展嗎？這是另一個話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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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就是筆者的見解，與湯因比的見解不同之處在於對秩序的理解，筆者認為，多樣共存或比全球一統是更好的秩序。生物是多樣的，民族是多樣的，商品是多樣的，文化是多樣的，人也是多樣的，國家和文明難道不應是多樣的嗎？全球統一為一國未必是理想的，全球統一為一種文明也未必是理想的。
而多樣性一旦出現就可能越來越多樣，中華文明的地位其實將被稀釋，歷史上佔全球四分之一的份額，在未來有可能占不到十分之一。湯因比說，以中華文化為主的東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相結合的產物，將是人類未來最美好和永恆的新文化。筆者認為這種產物這種新文化是可能出現的，但出現之後不過是諸文化並存的又一樣而已。
8. 急，希望能提供湯因比的《歷史研究》
http://www.wyun.com/bbs/viewthread.php?tid=3940&extra=page%3D1 先簡單抄注冊一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