⑴ 為什麼中國共產黨的成立是歷史的必然性（越詳細越好）
1、 中國的資產階級民族民主革命分為舊民主主義革命和新民主主義革命兩個階段。
從年鴉片戰爭至1919年的五四運動，這80年的革命斗爭，一方面是以農民階級為代表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運動，想要在中國建立一種帶有某些空想色彩的無處不均勻、無處不飽暖的大同社會；另一方面，是由資產階級領導，以建立資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和資本主義社會為目的的革命。這些革命運動屬於舊民主主義革命的范疇，因為這些革命運動由於種種原因沒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務，更沒有改變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性質。從五四運動至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屬於新民主主義革命。因為這個革命是由無產階級領導的，以在第一階段建立各個革命階級聯合專政的新民主主義國家和新民主主義社會為目的的革命，其前途是使中國走向社會主義。
2、舊民主主義革命轉變為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社會歷史條件。
第一，辛亥革命的失敗標志著資產階級領導的舊民主主義革命時代的終結，宣告資產階級共和國方案在中國的破產。
第二，中國工人階級隊伍的成長壯大和工人運動的發展，為實現這一轉變奠定了階級基礎。
第三，新文化運動為舊民主主義革命向新民主主義革命轉變做了充分的輿論宣傳和思想准備。
第四，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廣泛傳播，為舊民主主義革命向新民主主義革命轉變奠定了思想基礎。
第五，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改變了整個世界的發展方向，世界已進入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的時代。
第六，五四運動是新舊民主革命的分水嶺，成為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偉大開端。
從時代背景看，五四運動是發生在俄國十月革命之後，處在世界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新時代。從階級陣容看，隨著工人階級隊伍不斷壯大，在五四運動中，中國工人階級已經作為一支獨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政治舞台，使中國革命開始有了新的領導力量。這表明中國的民主革命開始進入以無產階級為領導的新階段，革命的領導權是屬於無產階級還是屬於資產階級，這是區別新舊民主革命的根本標志。從指導思想和發展方向來看，五四運動之後，中國已有大批具有初步共產主義覺悟的知識分子，他們不但研究和宣傳馬克思主義，而且還促進馬克思主義和中國工人運動的結合，這種結合為中國共產黨的成立作了思想上和幹部上的准備，在馬克思主義的指導下，不但是徹底地反帝反封建，而且將把這一革命引向社會主義的前途。
第七，中國共產黨的誕生，使中國由舊民主主義革命向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成為現實。隨著馬克思主義與工人運動的結合，全國各地相繼建立起共產主義小組。而各地共產主義小組的建立，開始有組織、有計劃地研究馬克思主義，批判各種反馬克思主義思潮，不斷開展工人運動，促進了馬克思主義和中國工人運動的進一步結合，使成立全國性的統一的中國共產黨的條件已成熟。這樣，1921年7月，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召開，出席大會的有來自全國各地共產主義小組的代表12人，代表全國53名黨員。此外，陳獨秀接到大會通知後派包惠僧出席了會議，共產國際派代表馬林和尼可爾斯基列席了會議。
黨的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中心議題是討論成立中國共產黨的問題。大會通過了中國共產黨的第一個綱領，確定黨的名稱叫中國共產黨。中國共產黨的成立，是中國歷史上開天闢地的大事變。在古老落後的中國出現了一個完全新式的、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統一的無產階級政黨。自從有了中國共產黨，中國革命的面貌煥然一新。從此，中國共產黨擔負起領導中國資產階級民族民主革命的重任，真正地實現了舊民主主義革命到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偉大轉變。
而中國也只有共產黨是這樣的類型的黨派
⑵ 中國共產黨成立的歷史必然性
中國共產黨的誕生是中國近代社會經濟、政治和革命發展、思想演變的必然結果。到1921年，各方面的條件已經具備。
（1）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廣泛傳播為黨的誕生提供了思想基礎。
①五四運動後，馬克思主義的傳播成為新文化運動的主流，宣傳新文化的報刊大量涌現；學習和研究馬克思主義的團體紛紛建立；馬克思主義課程開始登上高等學校講壇；馬克思主義的一些基本著作和介紹馬克思主義的書籍陸續翻譯出版；中國早期馬克思主義隊伍逐漸形成。
②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廣泛傳播，是在同各種錯誤思潮斗爭中實現的。馬克思主義者與反馬克思主義者開展了「問題」與「主義」的論戰，批判了基爾特社會主義和無政府主義，不斷擴大和鞏固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陣地，為中國共產黨的建立開辟了道路。
（2）中國工人階級的成長和工人運動的發展為黨的成立奠定了階級基礎。五四運動前夕，中國產業工人已達200萬人。五四運動中，他們開始登上政治舞台並發揮了巨大威力，實現了從自在階級向自為階級的轉變。五四運動以後，工人運動進一步發展，表明中國無產階級建立自己政黨條件日趨成熟。
（3）五四運動促進了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工人運動的結合，為黨的成立作了思想上和幹部上的准備。五四運動後，一批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深入工人群眾中傳播馬克思主義。從1920年起，他們開始著手建黨活動。在中國最早籌建無產階級政黨的是陳獨秀和李大釗。1920年8月中國第一個共產黨小組在上海成立。各地共產主義小組的建立，為成立中國共產黨奠定了基礎。
（4）列寧領導的共產國際從各方面給予的實際幫助，從外部推動了中國共產黨的成立。
⑶ 如何正確認識近代中國革命歷史的必然性，進步性和正義性
①中國人民具有不屈不撓的抗爭精神：辛亥革命、二次革命、護國運動、護法運動、五四運動、中國***建立。②民主共和成為不可抗拒的時代潮流：滿清專制被推翻，袁世凱復辟帝制破產，張勛復辟失敗。③資產階級不能領導民主革命任務，資產階級共和國道路行不通；辛亥革命果實被袁世凱竊取，二次革命失敗，護法運動破產，沒有改變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性質。④中國革命由舊民主主義革命向新民主主義革命轉變：資產階級領導的革命斗爭屢戰屢敗，陷入困境。五四運動實現了新舊民主主義革命的轉折。中國革命選擇了新的領導階級——無產階級，新的精神武器——馬克思主義，新的發展前途——社會主義，誕生新的舵手——中國***。
必然性：①是由中國國情決定的，中國是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②是由資產階級的軟弱性和妥協性決定的。③無產階級力量的壯大提供了階級基礎。④在十月革命影響下，馬克思主義廣泛傳播並與工農運動相結合，提供了思想基礎。
必要性：近代中國的具體歷史條件使它必須進行革命。首先，帝國主義對中國侵略太緊太深，它們不希望中國富強，也不希望中國通過改良而改變現狀;其次，中國的封建實力根深蒂固、力量強大，不經過巨大的革命風暴無法將它摧毀；再次，改良本身的弱點及改良過程中的失誤，從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改良的流產。因此中國近代的革命，不是革命者任意製造出來的，而是在帝國主義封建主要殘酷壓迫下，社會矛盾空前尖銳的產物。不革命，中國將無法取得進步，改良的道路走不通，近代各種改良的失敗即說明了這一點。
正義性：.滿族人也是中華民族的一部分，孫中山一直推行「五族共和」的民族和解政策，近代中國革命之正義性並不在於滿族人統治不合法不合理，何況，他們也創造了輝煌的「康乾盛世」。正義性主要是晚清政府賣國求榮，軟弱無能，對內鎮壓百姓剝削民眾，而近代中國的辛亥革命是提倡「民權」，實行三民主義。
進步性：進現代中國革命經歷了民主革命，新民主主義革命。以辛亥革命為代表的民主革命使中國發生了歷史性的巨變。它推翻了幾千年來的封建統治，沉重打擊了中外反動勢力；給人民帶來了思想上的解放，促使社會經濟思想習慣等方面發生了積極的變化；推動了亞洲各國民族解放運動的高潮。而五四運動打響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第一槍，五四運動具有舊民主主義革命不具備的特點，它表現了反帝反封建的徹底性，是一次真正的群眾，促進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及其與中國工人運動的結合。中國共產黨成立後，中國革命展現了新的面貌。第一次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綱領，為中國革命指出了明確的斗爭目標，開始採取群眾路線的方法進行革命斗爭，開始探索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路線。在經過曲折艱苦的斗爭後，1949年新中國成立代表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中國人民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資本主義的革命斗爭取得了最終勝利。
⑷ 中國共產黨成立的歷史必然性
中國共產黨的誕生是近代中國社會矛盾發展的必然結果，是中國革命發展的客觀需要，是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工人運動相結合的產物。
一八四〇年以後，由於西方列強的入侵，中國逐漸由封建社會演變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中國人民受到帝國主義、封建主義的雙重壓迫。民族危機和社會危機空前深重。
從鴉片戰爭開始，經過太平天國運動、戊戌變法、義和團運動和辛亥革命，中國人民進行了不屈不撓的斗爭，無數仁人志士苦苦探索救國救民的道路。這些斗爭和探索，每一次都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下推動了中國的進步，但又一次一次地失敗了。孫中山先生領導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結束了兩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對中國社會進步具有重大意義，但也未能改變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性質和人民的悲慘命運。
事實表明，不觸動封建根基的自強運動和改良主義，舊式的農民戰爭，資產階級革命派領導的民主革命，以及照搬西方資本主義的其他種種方案，都不能完成救亡圖存、反帝反封建的歷史任務。歷史證明，中國的農民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因其歷史局限性和階級局限性，都不能領導民主革命取得勝利。中國期待著新的社會力量尋找先進理論，開創救國救民的道路。
隨著帝國主義的入侵和現代工業的發展，中國產生了工人階級，並且不斷發展壯大，到1919年，產業工人已經發展到200萬左右。與此同時，中國的工人運動也不斷發展，中國工人階級的成長壯大和中國工人運動的發展，為中國共產黨的建立奠定了階級基礎。
正在這時，一九一七年和一九一九年，俄國和中國發生了兩件大事，這就是俄國的十月革命和中國的五四運動。中國共產黨是在俄國十月革命和我國五四運動的影響下誕生的。
1917年俄國十月社命的勝利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這一先進理論，使中國的先進分子找到了救國救民的真理，促進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的傳播。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的廣泛傳播，為中國共產黨的建立奠定了思想基礎。
1919年爆發的五四運動，中國工人階級作為先進的社會力量嶄露頭角，一批先進的知識分子開始在工人運動中傳播馬克思列寧主義，促進了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工人運動的結合，為中國共產黨的建立作了思想上和幹部上的准備。
⑸ 關於歷史的偶然性與必然性
據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原理，必然性和偶然性是揭示客觀事物發生、發展和滅亡的不同趨勢及其相互關系的一對范疇。所謂必然性，也稱規律性，是指在事物發生、發展的過程中註定要發生的、確定不移的、不可避免的、人的主觀意志無法改變的趨勢。必然性是由事物內部的根本矛盾決定的，它決定著事物發展的基本前進方向，是人的意志無法動搖和改變的。而偶然性是指在事物聯系和發展過程中並非必然發生的、可以這樣出現也可以那樣出現的不確定的趨勢。偶然性是由事物的非根本矛盾和外部條件造成的，一般只能起到加速或延緩事物發展過程的作用，或使發展過程出現一定的搖擺和偏差，但最終不可能改變事物發展的總體趨勢。
必然性和偶然性之間存在這樣的關系：必然性規律隱藏於偶然性實踐之中，必然性要通過大量偶然性表現出來。可見，偶然性是現象的東西，必然性是本質的東西，兩者的關系可以類比為現象與本質之間的關系。偶然性是必然性的具體表現形式和必要補充，凡存在偶然性的地方，其背後總是隱藏著必然性，任何偶然性事件都不可能完全擺脫必然性規律的支配。因此，必然性和偶然性是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關系，它們共處於事物發展進程的始終。任何一個歷史人物的產生都是時代造就的，是時代的必然，也就是我們常說的「時勢造英雄」。以拿破崙登上法國政治舞台為例：1799年，法國的督政府統治風雨飄搖，歐洲的反法同盟軍又從四面八方威脅法國。法國大資產階級需要一個強有力的軍事獨裁者來挽救法國，維護他們的根本利益。在此背景之下，擁有一定軍事威望的拿破崙就奪取了法國政權。拿破崙上台執政是法國當時歷史發展的必然，也就是說，時代造就了拿破崙這樣的歷史人物。正如恩格斯所言：倘若不曾有拿破崙這個人，那麼他的角色也會由另一個人來扮演。可以說，由拿破崙來充當這一歷史角色純屬偶然。
任何一個歷史人物的活動及其作用都受著歷史發展規律即必然性的支配，而不能違背歷史發展潮流。如中國古代的商鞅變法、北魏孝文帝改革；中國近現代史上毛澤東開辟中國革命的正確道路，鄧小平提出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世界歷史中美國林肯廢除奴隸制度，馬克思恩格斯創立科學社會主義理論等。他們之所以能取得成功，是因為其所作所為順應了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符合時代需求和人民願望，有利於社會的進步。相反，有些歷史人物逆歷史潮流而動，企圖開歷史倒車，結果只能身敗名裂，被歷史潮流所淹沒。例如王莽改制、袁世凱和張勛復辟帝制、德意日法西斯發動侵略戰爭、汪精衛叛國投敵建立偽國民政府等等，皆與歷史大趨勢背道而馳，最終只能被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
⑹ 簡述近代中國發生革命的歷史必然性
這個問題很復雜，根本在於中國經濟的發展（無論奴隸社會，封建社會還是社會主義社會）必然導致舊的生產關系的變化，而舊的統治階級要維護舊的生產關系，維護自己的生產資料，不允許改變生產關系，而新的階級力量要改變生產關系，從而發生了革命。
⑺ 理解中國近代革命發生的原因和歷史必然性
1 、近代中國的兩大歷史任務
中國近代社會的性質、特徵和主要矛盾，不僅成為中國革命發生和發展的根本原因；同時也決定了近代中國革命的對象、任務和性質。近代中國革命的兩大任務是對外推翻帝國主義的壓迫，求得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對內推翻封建主義的統治，實現國家繁榮富強和人民共同富裕，走現代化的道路。鴉片戰爭以來，中華民族始終面臨著以上兩個歷史任務。這兩大歷史任務，既存在著區別，又彼此緊密聯系著。目前，中國人民正是在黨的第三代領導集體的領導下努力拚博，為完成近代中國的第二大歷史任務而奮斗。
2 、中國革命發生的社會歷史條件
近代中國民族民主革命的發生，從根本上說，不是基於人們的主觀願望，而是近代中國社會基本矛盾激化的產物，這是近代中國革命發生和發展的客觀條件。
鴉片戰爭以來，帝國主義發動的一系列侵華戰爭，將中國一步步逼近半殖民地的深淵，使中國的民族危機日益加深。據不完全統計，從鴉片戰爭到八國聯軍戰爭，外國侵略者同中國訂立的不平等條約（包括各種損害中國權益的章程、合同或專條）約有 300 多個。帝國主義勢力和封建主義勢力相勾結，促成了中國社會各種矛盾不斷激化，特別是帝國主義和中華民族的矛盾，封建主義和人民大眾的矛盾更加尖銳，從而使反帝反封建革命的客觀形勢趨於成熟。
但是，革命的發生僅有必要條件是不夠的，要想使這種必然性轉變為現實性，還必須具備主觀條件。
近代中國兩大新興階級即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產生，就標志著中國資產階級民族民主革命的主觀條件已經形成。
19 世紀 50 年代，隨著民族資本近代工業的產生發展，產生了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它代表著中國近代先進的生產關系，是近代中國新興的革命階級之一。民族資產階級分兩部分：其上層與外國資本主義和本國封建主義聯系較多；其下層與外國資本主義和本國封建主義的聯系較少，而且往往最受外資打擊，受本國封建勢力壓制，時常有破產的危險。因此，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就其整體而言，從它誕生之日起，一方面有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性；另一方面，又缺乏反帝反封建的徹底性與堅定性。這就是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基本特性。
19 世紀 40 年代，中國工人階級產生在外國資本在中國直接經營的企業中。從鴉戰爭至甲午戰爭前，約有 3.4 萬。這是近代中國第一批產業工人。 19 世紀 60 年代，在清政府洋務派官僚開辦的軍工企業和民用企業中工作的工人約 3 萬人。 19 世紀 70 年代開始興起的本國民族資本工礦企業中工作的工人約有 3 萬人。這樣，到 1894 年前，中國近代產業工人隊伍約有 10 萬人。這一時期，工人階級的斗爭還是停留在自發的、分散的、小規模的斗爭階段，更多的是從事經濟斗爭，在政治上還是作為資產階級的追隨者參加的。
總之，鴉片戰爭以來，隨著中國社會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的激化與中國近代新的革命階級的成長，近代中國民族民主革命發生的社會歷史條件已日趨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