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資本循環論的意義
關於發展的一種形而上學理論。循環論把事物發展看成只有量的變化，沒有質的變化，總是從一點出發再回到出發點的周而復始的循環。循環論古已有之。《周易·爻辭》的「無平不陡，無往不復」，《老子》的「逝日遠，遠日返」等都有濃厚的循環論色彩。赫拉克利特的「火變金,金變水，水變土」而又「土變水、水變金、金變火」是循環論的典型。歷史循環論是循環論在社會歷史領域中的
作者：fuwaierxiao. 如要借用註明出處！！！！
運用，它把社會看成是個封閉的循環圈，反對社會進步、社會革命。戰國時，鄒衍的「五德終始說」，就是這種歷史循環論的典型代表。循環論是反動階級、復辟倒退勢力的理論工具。
循環論是和馬克思主義的發展觀相對立的。事物在其發展的過程中，雖然會出現某些重復，但這絕不是原來事物的簡單循環，而是對舊質的揚棄，在高一級基礎上的重復；不是簡單的循環圓圈，而是由低級到高級、由簡單到復雜的發展。循環論只承認事物發展的曲折性，而否認事物發展的前進性，結果把事物的螺旋式上升運動變成了周
而復始的循環，把事物的發展變化歪曲成毫無內容的空洞過程。(共450字)
「內容提要」本文力圖通過梳理精英轉換問題的理論脈絡，來把握研究者們的思路，從而指出精英轉換問題的研究中存在的疏漏和有待進一步研究的問題。目前國內外有關精英轉換的研究存在三個方面的不足：一是非正式制度的缺席；二是嵌入性的把握不足；三是對中國城鄉二元結構的忽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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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精英/市場轉型/非正式制度
在社會主義國家由再分配經濟轉向市場經濟的時候，不同群體的利益得失以及轉型對社會主義國家的社會結構的影響，引起了國內外學者的濃厚興趣。而從某種意義上說，轉型對利益關系和分層結構的影響，會集中地體現在社會中的精英轉換上，即精英的形成和繼替的模式上。[1]對此，國內外研究者們有兩種具有代表性的看法：一種看法認為精英是循環的；另一種看法認為精英是再生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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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理論爭辯的焦點
在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化過程中，權力授權關系和市場交換關系這兩種突現在外的資源配置機制自然成為學者們理論指向的重點。綜觀國內外有關精英轉換問題的探討，絕大多是在「權力授予關系——市場交換關系」的正式制度的框架內爭辯不休。比如，精英轉換到底是權力授予關系在起作用，還是市場交換關系作用佔主導？是權力授予關系支配下的市場交換關系在產生影響，或是市場交換關系一時沒有將權力授予關系完全趕走而使權力授予關系依舊在發揮作用？這些爭辯的焦點實質上是圍繞著精英是循環還是再生產的問題而展開的。
（一）精英循環理論
1.問題的緣起。精英循環理論主張，「在再分配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型過程中」，[1]主要獲益者將是那些轉型之初處於劣勢地位的人。這種觀點最早是由匈牙利裔美籍社會學家撒列尼提出的。他指出20世紀60年代的匈牙利，在政府的支持和鼓勵下，從事私有家庭農場經營並獲利的，是那些在20世紀40年代擁有土地而被共產黨集體化政策剝奪的家庭的後代，而不是已經擁有政治權力的幹部。[2]他的這一觀點被人們稱為「被中斷的資產階級理論」。
他堅信，再分配經濟中的階級不平等，將在市場經濟出現時得到削弱，因為再分配權力再不能阻礙人們自由地進入市場，為個人謀福利。但是1996年蘇東和中國的現實對他的預言提出了挑戰。在改革的初期，不平等略有下降之後，新的不平等又出現了，全社會的不平等也加劇了。為了從理論上解決這一矛盾，撒列尼提出了他的「市場滲透和擴張階段論」。他按照市場滲入由淺入深的漸進程度把市場轉型分為三個階段：地方商品市場階段、社會主義混合經濟階段和資本主義導向的經濟階段。處在不同的階段，不平等具有不同的內涵。[3]（P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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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倪志偉的市場轉型理論。對於撒列尼的觀點，美國社會學家倪志偉認為，盡管他證明了從再分配向市場的交換關系的轉變使直接生產者從中受益，但是他這種描述分析沒有能區分農村和城市經濟內的再分配者和生產者，而且，也沒有能夠闡明其所預言的權力和特權轉移的本質過程。[4]（P28）作為對撒列尼觀點的延伸和修正，他提出了著名的市場轉型理論。[4]（P29）其中重要的分析工具是三個命題和兩個一般性假設。其中，市場權力命題認為市場轉型將使權力從再分配官僚轉移到從事市場交換的直接生產者手中。市場刺激命題認為，由於市場轉型使直接生產者在市場中獲得了處置自己的產品和勞動力的自主權，從而激發了其生產的積極性。市場機會命題認為向市場體制的轉型為人們提供了不同於再分配體制下的向上流動的機會結構。而權力貶值假設和人力資本升值假設則是根據前三個命題延伸出來的十個需要驗證的假設中重點提及的兩個假設，即，市場轉型將導致政治權力經濟回報的降低和人力資本經濟回報的提高。倪志偉用於檢驗這兩大假設的是中國1985年福建省30個自然村624戶的抽樣調查。
隨後，在1991年倪志偉又對其觀點進行了修正，提出局部改革的論點。他強調在改革還沒有進行到底的時候，再分配經濟體制仍會發揮作用，當然政治權力在這一時期也會有相當程度的經濟回報。但是當全面的改革完成之際，市場轉型理論所預示的精英循環模式就會最後出現。
不難看出，撒列尼和倪志偉這種精英循環的觀點是在卡爾·波蘭尼的名著《偉大的轉折》中對人類經濟生產方式所做出的三個理想類型劃分的框架內展開的。但是，由於他們要分析的是從再分配經濟到市場經濟的轉變，從而只就這兩種經濟中社會分層機製做出了比較研究，試圖對社會主義國家從再分配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的過程做一概括性描述。尤其是倪志偉的市場轉型理論，雖然分析的是中國福建農村地區1985年戶收入的結構，但理論的指向卻是社會主義國家從再分配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過程中社會分層體系發生變化的規律性問題，[3]（P33）從而將卡爾·波蘭尼和撒列尼對再分配經濟的分析邏輯擴展到了改革的社會主義經濟。[4]（P35）這在學術界開辟了一個博大的討論空間。
（二）精英再生產理論
作為對精英循環理論的批判，精英再生產理論認為，市場改革最主要的受益者並不是那些在舊體制中的被剝奪者，而是那些舊體制中的政治精英。[5]（P62）
1.羅納塔斯的觀點。對市場轉型理論首先公開質疑的是政治學家阿考斯·羅納塔斯。他首先肯定了倪志偉關於人力資本升值假設的判斷，但是他進一步指出，市場轉型過程中人力資本因素的介入並不排斥原幹部在這一過程中仍然保持其優勢地位，與此觀點相類似的觀點都被稱為技術官僚持續論。
羅納塔斯的又一論點是權力變型論。他認為，1989年的匈牙利的社會事實與精英循環理論是相悖的，轉型過程中精英主體並沒有發生變化，所不同的不過是再分配經濟中的政治精英轉變為市場經濟中的經濟精英而已，而這主要是因為再分配權力在市場轉型過程中發生了兩次變型。[5]（P23）一次是擁有再分配權力的幹部在社會主義權力結構中建立了深厚的社會網路，在匈牙利社會發生劇變後，再分配者可以失去權力，但並沒有失去這些社會資源。另一次是在私有化過程中昔日官僚藉助這些社會網路關系，將公有資產便利地轉化為私有資產，而成為首批私有資產的佔有者。[5]（P70）可以說，這一論點傾注了羅納塔斯對市場轉型中非制度因素的特殊關懷。
2.邊燕傑和羅根對中國現實的關注。基於不同的國家有其特殊的制度背景這一事實，邊燕傑和羅根對市場轉型理論進行了批判，提出了權力持續的觀點。在他們看來對中國社會地位的確定和測量，必須考慮社會的政治經濟形態，而不能依賴從別國的實際衍生出來的所謂「通用指標」。而倪志偉的精英循環的觀點就忽視了中國的一個重要的社會事實：中國的改革是以兩大制度未動搖為社會背景的。即，共產黨的領導地位沒有改變，城市單位制沒有根本改變。而這兩種制度的持續存在和發生作用使政治權力繼續對資源進行控制和分配以達到了權力的維系。同時，他們指出1988年和1993年的調查資料表明，不平等在改革之初確實有下降的趨勢，但這並不是撒列尼所說的市場的作用，而是中國政府在改革初期有意對低收入者給予補助從而獲得他們對改革的支持的結果。當市場改革全面深入以後，社會不平等將會拉大，因為，原來握有權力或處於優越地位的人從市場中獲得了更多的好處。[6]在此，邊燕傑和羅根終於將精英轉換的問題真正拉回到中國的社會背景中，具有一定的現實意義。但是其理論判斷的依據卻只限定在1988年到1993年中國改革的這一有限階段，不能不說他們的理論對中國改革的縱深階段的解釋還是存在一定缺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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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理論的本土化延續
將精英轉換，即「精英是循環還是再生產」這個問題真正的本土化，無疑是一項有意義的理論嘗試。國內社會學界主要有這幾種觀點。
王漢生在研究中引入了社區工業化水平與集體化程度兩個重要的變數。在實證研究的基礎上，她發現，在中國農村工業化過程中，農村社區精英的變化由原來權力精英的變異（分化）、新舊精英的更替以及精英轉換這三個過程交織在一起。精英循環在「高工業化—低集體化」（如溫州）這種類型的社區里較顯著，精英再生產則更顯著地發生在「高工業化—高集體化」（如蘇南）這種類型的社區里。也就是說，單純的討論精英是循環還是再生產是無意義的，只有放在中國大的制度背景中，通過「集體化程度和工業化程度」這兩個維度來考察才能准確地加以把握。
而宋時歌的「權力轉換的延遲效應」的提法也是引人注目的。[7]他不僅認為羅納塔斯的「侵蝕」和「轉型」階段的劃分對中國的現實缺乏解釋力，而且批評倪志偉的市場轉型理論所依據的數據指標是不科學的。他認為中國不能用「侵蝕階段」和「轉型階段」來描述。中國的現實是政治上是穩定的、政權是連續的，同時經濟的市場化也在迅速發展、擴大，這就決定了中國不可能存在那種涇渭分明的發展道路，中國的市場轉型並不是由市場或其它的什麼力量在推動或控制的，幹部有能力將再分配權力轉化為新環境下的新形式。正是在這一認識的基礎上，他給出了精英轉換問題在中國的一種全新的解釋：精英再生將是中國的主要潮流，而精英循環則是特殊時期的現象。這個特殊時期產生的原因，主要是由於改革早期的幹部權力向市場轉換過程中一個短暫的不適應的延遲期而造成的幹部權力真空，隨著這個延遲期的結束，新興的經濟精英將越來越多地來自幹部群體。
孫立平則用一個虛構的「不拉空」的個案提出了他的總體性資本的概念，[8]以修正撒列尼等人的資本轉換的觀點。在撒列尼等人的理論中不同類型的資本是相對獨立的，同時是可以轉換的。這就決定了政體斷裂造成了政治資本操縱其他資本的能力下降，從而產生新的社會精英的現象，即精英循環論。但中國市場轉型的現實是：政體、權力和意識形態都是連續的。也就是說政治權力資本一直保持著對其他資本的控制力，這使社會中的資本越來越以一種不分化的總體性的資本形式沉澱下來，而導致總體性的精英集團的形成，隨之產生的是一個幾乎排除在社會結構之外的底層社會，[9]這使精英失去了發生循環的資本基礎。而就整個市場轉型研究框架而言，他認為，研究者們宏觀制度框架給予了過分關注，而忽視了微觀分析的重要性。並在此基礎上，指出應該引入一種實踐的研究策略以期綜合現有的「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兩種視角。這對於我們認識中國的市場轉型及其精英轉換問題是有很大啟發意義的。
二、凸顯出來的問題
市場轉型理論是龐大的，我們無力縱覽整個體系，根據本文的需要我們只能盡力追蹤精英轉換這一邏輯脈絡，以延伸我們的觀點，同時，我們也無意於對理論爭辯求得一個統一解，但是，對理論分歧的梳理有助於我們從凸顯出來的問題中找到有價值的研究空間。我們的發現是：
（一）非正式制度的缺席
精英轉化問題的實質在於市場轉型過程中社會資源配置機制發生變化所導致的利益群體的變化。這里，社會資源配置機制的變化是關鍵。按照卡爾·波蘭尼對人類經濟生產方式的劃分，社會資源的配置關系也應該存在著三種類型：權力授予關系、市場交換關系和社會關系網路，這在學術界已得到認同；並且認為權力授予關系和市場交換關系屬於正式制度安排機制，而社會關系網路則屬於非正式制度安排機制。正式制度是人們有意識設計和供給的一系列規則，如市場經濟和再分配經濟，它們是具有一定強制力，突現在外的制度規范。而非正式制度則是人們在長期交往中無意識形成的，由價值觀、倫理規范、道德觀念和風俗習慣等因素組成。合理的制度分析必定是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有效統一。
誠然，將精英轉換的問題置於正式制度的框架內進行理想類型的比較研究，可以使問題簡單明了，但非制度性因素的缺席對於研究本身而言顯然是不完整的。因為，社會關系網路這種非制度性因素和權力授予關系、市場交換關系這兩種正式制度因素在任何社會都是並存的，尤其是在中國社會轉型的特殊環境里，也就是說在權力授予關系中滲入了市場交換關系，而在市場交換關系不健全的情況下，社會關系網路這種資源配置方式的作用必定是顯著的。
那麼，這種非正式制度的作用在哪裡呢？撒列尼曾補充指出：盡管幹部不太可能從事家庭農業，但是他們的家庭農業產出高於其他人，而且幹部更容易進入高度集約化的生產市場並從幹部身份中獲益。[5]（P70）這種自圓其說如果不能對他前面的論述構成否定的話，那麼一定有種制度外的東西在起作用。羅納塔斯認為是幹部在利用長期積累下來的社會關系網路，在社會發生劇變的時候迅速地將權力資本轉化為經濟資本，這一結論是在社會進行「休克療法」中得出的。也許這並不適用於解釋沒有完全私有化的中國，但他的視角卻給了我們某種提示：非正式制度的作用也是存在的。我們再看孫立平總體性資本的分析，可以說這種分析抓住了我國社會形態的本質，但仔細剖析這種總體性資本形成的內在邏輯，我們似乎看到的是社會關系網路這一非正式制度的的影子。比如，在他的論述中，從恢復高考到雙軌制背景下的「官倒」，再到「第三梯隊」的選拔，無不顯現著由父輩人那裡繼承下來的先賦型關系網路以及由此而逐漸建構出來的各種自致型關系網路的作用，其論述更關注總體性資本這一結果，對結果形成的機制則有所忽視。或者說他借用制度分析得出的結論只是沒能明確指出這一非正式制度的重要作用罷了。
（二）嵌入性的把握不足
實際上，這一點和上一點是同一個問題的兩個側面。對社會主義國家進行研究的主要是新制度主義範式，它是對集權主義範式和現代化範式的批判，認為社會主義社會轉型既不會像集權主義範式所認為的那樣是資本主義的另一極，也不會是現代化範式所預言的那樣將要和資本主義相趨同。它是以經濟行為是嵌入於非經濟的社會關系之中的這一假設為基礎的。但是，我們認為，國內外圍繞市場轉型的研究中，研究者們從卡爾·波蘭尼那兒領回來這種嵌入性的概念後，沒有能很好地運用它。
可以說在卡爾·波蘭尼提出嵌入性這一概念後，真正將它系統化理論化的是美國的社會學家格蘭諾維特。他提出的嵌入性的概念是一種弱嵌入性概念。也就是說，他一方面承認經濟行為嵌入社會關系中，另一方面它還強調經濟過程的自主性。這種主張的精妙之處就在於它超越了「結構——行動」的二元劃分。可精英轉換的研究雖然運用的是新制度主義範式，但我們認為分析大多陷入了一種結構主義的困境。前面的邏輯梳理已經讓我們看到，精英轉換研究似乎更接近於一種強嵌入性概念，即，經濟行為完全受制於制度或社會關系的宰制。大家越來越關注的是不同的社會主義國家自己特殊的制度安排這種宏觀的制約因素，這無可厚非，但精英自己的能動性在哪裡？這種結構主義忽視了人的能動作用或是人們反思、監督、定義和決策的能力。只要求行動者各盡其責就夠了。但結構不是什麼神聖的東西，並不能把人變成機器人或者愚人。結構既為人所制約，同時也在人們利用這種結構時再生產出這種結構。結構內在於互動者的日常生活中並由這些日常生活再生產。[10]雖然，孫立平的實踐社會學主張在實踐的策略下綜合「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兩種視角，並主張要重視深度的個案研究，關注實際社會生活中的諸多個體以及把握實踐狀態中的社會運動過程，但他關注的個體是在中國社會中那些處於社會底層的弱勢人群。問題是，單單就精英轉換這一問題而言，精英在由再分配向市場的轉型中，權力和特權的制度基礎發生轉移這一結構限制下，如何發揮其個體的能動性，以使我們的研究主題在格氏的弱嵌入性概念中體現得更為徹底。
（三）對中國城鄉二元結構的忽視
在精英轉換問題的探討中，國外學者大多要麼是以農村為研究基地，要麼是籠統地把問題指向整個社會。雖然，倪志偉明確批評了撒列尼沒有區分城市和農村中再分配者和生產者，但他的思路並沒有引起研究者的重視。之後的研究大多是把整個社會主義國家當成一個均衡的整體。無形中我國學者對此的批判也就建立在這一分析框架內了。可是他們忽視了我國社會結構的一個重要特徵：城鄉二元結構。這是我們必須在任何本土研究中都要考慮的問題，因為在中國的城市和農村這兩個空間場域中，無論是從國家政策上來看，還是從個體的行為策略上來看，都存在著很大的差異。
首先，從制度結構上來看，城市始終是國家發展和控制的中心，而國家權力對農村的控制則是波動的。雖然，自1949年開始，尤其在人民公社時期，中國共產黨代表國家牢牢地控制了農村（直至自然村）。使農民基本上處於一種「原子化」的受制狀態。但1978年以來，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實施則使農民逐漸從這一桎梏中走了出來。這一變遷的過程雖然沒有使中國農村社會變為一種由市場所支配的社會，但最起碼再分配權力是已經不能完全主宰人們的生活了，那麼，我們是否可以將這種現象也看成一種農村政體的斷裂？如果是，那必然存在著與國外社會以及中國城市空間場域不同的精英轉換的規律和實質。
同時，在中國城市和農村的空間場域中存在著不同個體的行為策略。從社會學前輩那裡我們可以借用很多關於社會形態的經典劃分，如迪爾凱姆的機械團結和有機團結，騰尼斯的社區和社會，費孝通的禮俗社會和法理社會等等，從他們的描述中我們不僅能夠把握社會變遷的不同階段，而且，也能夠把它運用在中國城鄉差異的比較之中。機械團結、社區和禮俗社會可以刻畫農村社會的生活形態，而有機團結、社會和法理社會則用來說明城市生活形態。在這兩種生活形態中，人們的行為策略是不同的，這必然使精英在市場轉型過程中因所使用的行為策略的不同而產生不同的轉換結果。
這些都表明，精英轉換問題在中國不分別討論城市和農村兩個空間場域中的變化，顯然是不合理的。當然也有不少學者在探討農村社區的精英轉換問題，但大多沒有在市場轉型的框架內專門探討，也沒有有意地在與城市精英轉換問題的比較的視野內進行研究。這一方面不利於和主流研究形成對話和交流，另一方面也使這一問題的本土研究存在一定疏漏。
作為對上面三個方面思路的理論延伸，我們需要進一步思考的問題是：在與國外社會主義國家以及我國城市制度方面存在差異的情況下，我國農村精英的轉換如何受制度結構的影響？在更能反映中國本來的農村空間場域中，社會關系網路這一非正式資源配置機制的作用何在？農村精英如何在這一非正式制度的空間內發揮自己的能動性？對這些問題的分析將使我們能更為清晰地把握轉型時期農村社會中利益群體之間的邊界，以及由此而導致的農村社會結構的變遷。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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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Szelenyi，Ivan.，The Intelligentsia in the Class Structure of State SocialistSocieties[J].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82：92-105.
[3]邊燕傑。市場轉型與社會分層[M].北京：三聯書店，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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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宋時歌。權力轉換的延遲效應——對社會主義國家向市場轉變過程中的精英再生與循環的一種解釋[J].社會學研究。1998，（3）：24-34.
[8]孫立平。總體性資本與轉型期精英形成[J].浙江學刊，2002，（3）：100-105.
[9]孫立平。斷裂[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
[10]吉登斯。社會的構成[M].北京：三聯書店。1998.
『貳』 歷史循環論是不是真的，感覺看歷代的興衰史好像是真的
有沒有和承不承認是兩個概念，有沒有是客觀的，如果有即使文字再怎麼粉飾也遮蓋不了事實！承不承認是主觀的。另外歷史的記錄，一定都是利於當時的統治者的！
『叄』 中國的發展能否避免歷史循環論
不能，世間的一切都遵循該法則！
『肆』 什麼叫「歷史循環論」
歷史循環論
主張人類社抄會的變化是簡單的重復循環過程的歷史理論。「歷史循環」是一種古老的觀念。中國戰國末期的鄒衍曾提出五德終始說，用當時流行的五行解釋歷史的變遷和王朝的更換。他認為歷史是所謂五德的相繼更替、周而復始的循環。18世紀義大利思想家G.B.維科認為歷史的變化經過3個階段：神的時代、英雄時代、凡人時代。歷史變化經歷了這個階段以後，就會重新回復到原始時代，如此周而復始，循環不已。後來的一些資產階級學者也宣揚過資本主義社會是人類歷史上最好的社會，歷史的繼續只能是從這個頂點倒退到原始時代的觀點。歷史循環論承認歷史按一定秩序變化，但曲解了歷史變化的客觀規律。社會從低級向高級的發展並不是簡單的循環，更不是以資本主義為終點的封閉的圓圈，而是基於生產力發展的生產關系和社會形態不斷發展和上升的過程。
『伍』 電力循環論是什麼 現在都有那些
作者：fuwaierxiao. 如要借用註明出處（作者）！！！！
關於發展的一種形而上學理論。循環論把事物發展看成只有量的變化，沒有質的變化，總是從一點出發再回到出發點的周而復始的循環。循環論古已有之。《周易·爻辭》的「無平不陡，無往不復」，《老子》的「逝日遠，遠日返」等都有濃厚的循環論色彩。赫拉克利特的「火變金,金變水，水變土」而又「土變水、水變金、金變火」是循環論的典型。歷史循環論是循環論在社會歷史領域中的
作者：fuwaierxiao. 如要借用註明出處！！！！
運用，它把社會看成是個封閉的循環圈，反對社會進步、社會革命。戰國時，鄒衍的「五德終始說」，就是這種歷史循環論的典型代表。循環論是反動階級、復辟倒退勢力的理論工具。
循環論是和馬克思主義的發展觀相對立的。事物在其發展的過程中，雖然會出現某些重復，但這絕不是原來事物的簡單循環，而是對舊質的揚棄，在高一級基礎上的重復；不是簡單的循環圓圈，而是由低級到高級、由簡單到復雜的發展。循環論只承認事物發展的曲折性，而否認事物發展的前進性，結果把事物的螺旋式上升運動變成了周
而復始的循環，把事物的發展變化歪曲成毫無內容的空洞過程。(共450字)
「內容提要」本文力圖通過梳理精英轉換問題的理論脈絡，來把握研究者們的思路，從而指出精英轉換問題的研究中存在的疏漏和有待進一步研究的問題。目前國內外有關精英轉換的研究存在三個方面的不足：一是非正式制度的缺席；二是嵌入性的把握不足；三是對中國城鄉二元結構的忽視。
作者：fuwaierxiao. 如要借用註明出處！！！！
「關鍵詞」精英/市場轉型/非正式制度
在社會主義國家由再分配經濟轉向市場經濟的時候，不同群體的利益得失以及轉型對社會主義國家的社會結構的影響，引起了國內外學者的濃厚興趣。而從某種意義上說，轉型對利益關系和分層結構的影響，會集中地體現在社會中的精英轉換上，即精英的形成和繼替的模式上。[1]對此，國內外研究者們有兩種具有代表性的看法：一種看法認為精英是循環的；另一種看法認為精英是再生產的。
作者：fuwaierxiao. 如要借用註明出處！！！！
一、理論爭辯的焦點
在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化過程中，權力授權關系和市場交換關系這兩種突現在外的資源配置機制自然成為學者們理論指向的重點。綜觀國內外有關精英轉換問題的探討，絕大多是在「權力授予關系——市場交換關系」的正式制度的框架內爭辯不休。比如，精英轉換到底是權力授予關系在起作用，還是市場交換關系作用佔主導？是權力授予關系支配下的市場交換關系在產生影響，或是市場交換關系一時沒有將權力授予關系完全趕走而使權力授予關系依舊在發揮作用？這些爭辯的焦點實質上是圍繞著精英是循環還是再生產的問題而展開的。
（一）精英循環理論
1.問題的緣起。精英循環理論主張，「在再分配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型過程中」，[1]主要獲益者將是那些轉型之初處於劣勢地位的人。這種觀點最早是由匈牙利裔美籍社會學家撒列尼提出的。他指出20世紀60年代的匈牙利，在政府的支持和鼓勵下，從事私有家庭農場經營並獲利的，是那些在20世紀40年代擁有土地而被共產黨集體化政策剝奪的家庭的後代，而不是已經擁有政治權力的幹部。[2]他的這一觀點被人們稱為「被中斷的資產階級理論」。
他堅信，再分配經濟中的階級不平等，將在市場經濟出現時得到削弱，因為再分配權力再不能阻礙人們自由地進入市場，為個人謀福利。但是1996年蘇東和中國的現實對他的預言提出了挑戰。在改革的初期，不平等略有下降之後，新的不平等又出現了，全社會的不平等也加劇了。為了從理論上解決這一矛盾，撒列尼提出了他的「市場滲透和擴張階段論」。他按照市場滲入由淺入深的漸進程度把市場轉型分為三個階段：地方商品市場階段、社會主義混合經濟階段和資本主義導向的經濟階段。處在不同的階段，不平等具有不同的內涵。[3]（P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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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倪志偉的市場轉型理論。對於撒列尼的觀點，美國社會學家倪志偉認為，盡管他證明了從再分配向市場的交換關系的轉變使直接生產者從中受益，但是他這種描述分析沒有能區分農村和城市經濟內的再分配者和生產者，而且，也沒有能夠闡明其所預言的權力和特權轉移的本質過程。[4]（P28）作為對撒列尼觀點的延伸和修正，他提出了著名的市場轉型理論。[4]（P29）其中重要的分析工具是三個命題和兩個一般性假設。其中，市場權力命題認為市場轉型將使權力從再分配官僚轉移到從事市場交換的直接生產者手中。市場刺激命題認為，由於市場轉型使直接生產者在市場中獲得了處置自己的產品和勞動力的自主權，從而激發了其生產的積極性。市場機會命題認為向市場體制的轉型為人們提供了不同於再分配體制下的向上流動的機會結構。而權力貶值假設和人力資本升值假設則是根據前三個命題延伸出來的十個需要驗證的假設中重點提及的兩個假設，即，市場轉型將導致政治權力經濟回報的降低和人力資本經濟回報的提高。倪志偉用於檢驗這兩大假設的是中國1985年福建省30個自然村624戶的抽樣調查。
隨後，在1991年倪志偉又對其觀點進行了修正，提出局部改革的論點。他強調在改革還沒有進行到底的時候，再分配經濟體制仍會發揮作用，當然政治權力在這一時期也會有相當程度的經濟回報。但是當全面的改革完成之際，市場轉型理論所預示的精英循環模式就會最後出現。
不難看出，撒列尼和倪志偉這種精英循環的觀點是在卡爾·波蘭尼的名著《偉大的轉折》中對人類經濟生產方式所做出的三個理想類型劃分的框架內展開的。但是，由於他們要分析的是從再分配經濟到市場經濟的轉變，從而只就這兩種經濟中社會分層機製做出了比較研究，試圖對社會主義國家從再分配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的過程做一概括性描述。尤其是倪志偉的市場轉型理論，雖然分析的是中國福建農村地區1985年戶收入的結構，但理論的指向卻是社會主義國家從再分配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過程中社會分層體系發生變化的規律性問題，[3]（P33）從而將卡爾·波蘭尼和撒列尼對再分配經濟的分析邏輯擴展到了改革的社會主義經濟。[4]（P35）這在學術界開辟了一個博大的討論空間。
（二）精英再生產理論
作為對精英循環理論的批判，精英再生產理論認為，市場改革最主要的受益者並不是那些在舊體制中的被剝奪者，而是那些舊體制中的政治精英。[5]（P62）
1.羅納塔斯的觀點。對市場轉型理論首先公開質疑的是政治學家阿考斯·羅納塔斯。他首先肯定了倪志偉關於人力資本升值假設的判斷，但是他進一步指出，市場轉型過程中人力資本因素的介入並不排斥原幹部在這一過程中仍然保持其優勢地位，與此觀點相類似的觀點都被稱為技術官僚持續論。
羅納塔斯的又一論點是權力變型論。他認為，1989年的匈牙利的社會事實與精英循環理論是相悖的，轉型過程中精英主體並沒有發生變化，所不同的不過是再分配經濟中的政治精英轉變為市場經濟中的經濟精英而已，而這主要是因為再分配權力在市場轉型過程中發生了兩次變型。[5]（P23）一次是擁有再分配權力的幹部在社會主義權力結構中建立了深厚的社會網路，在匈牙利社會發生劇變後，再分配者可以失去權力，但並沒有失去這些社會資源。另一次是在私有化過程中昔日官僚藉助這些社會網路關系，將公有資產便利地轉化為私有資產，而成為首批私有資產的佔有者。[5]（P70）可以說，這一論點傾注了羅納塔斯對市場轉型中非制度因素的特殊關懷。
2.邊燕傑和羅根對中國現實的關注。基於不同的國家有其特殊的制度背景這一事實，邊燕傑和羅根對市場轉型理論進行了批判，提出了權力持續的觀點。在他們看來對中國社會地位的確定和測量，必須考慮社會的政治經濟形態，而不能依賴從別國的實際衍生出來的所謂「通用指標」。而倪志偉的精英循環的觀點就忽視了中國的一個重要的社會事實：中國的改革是以兩大制度未動搖為社會背景的。即，共產黨的領導地位沒有改變，城市單位制沒有根本改變。而這兩種制度的持續存在和發生作用使政治權力繼續對資源進行控制和分配以達到了權力的維系。同時，他們指出1988年和1993年的調查資料表明，不平等在改革之初確實有下降的趨勢，但這並不是撒列尼所說的市場的作用，而是中國政府在改革初期有意對低收入者給予補助從而獲得他們對改革的支持的結果。當市場改革全面深入以後，社會不平等將會拉大，因為，原來握有權力或處於優越地位的人從市場中獲得了更多的好處。[6]在此，邊燕傑和羅根終於將精英轉換的問題真正拉回到中國的社會背景中，具有一定的現實意義。但是其理論判斷的依據卻只限定在1988年到1993年中國改革的這一有限階段，不能不說他們的理論對中國改革的縱深階段的解釋還是存在一定缺憾的。
作者：fuwaierxiao. 如要借用註明出處！！！！
（三）理論的本土化延續
將精英轉換，即「精英是循環還是再生產」這個問題真正的本土化，無疑是一項有意義的理論嘗試。國內社會學界主要有這幾種觀點。
王漢生在研究中引入了社區工業化水平與集體化程度兩個重要的變數。在實證研究的基礎上，她發現，在中國農村工業化過程中，農村社區精英的變化由原來權力精英的變異（分化）、新舊精英的更替以及精英轉換這三個過程交織在一起。精英循環在「高工業化—低集體化」（如溫州）這種類型的社區里較顯著，精英再生產則更顯著地發生在「高工業化—高集體化」（如蘇南）這種類型的社區里。也就是說，單純的討論精英是循環還是再生產是無意義的，只有放在中國大的制度背景中，通過「集體化程度和工業化程度」這兩個維度來考察才能准確地加以把握。
而宋時歌的「權力轉換的延遲效應」的提法也是引人注目的。[7]他不僅認為羅納塔斯的「侵蝕」和「轉型」階段的劃分對中國的現實缺乏解釋力，而且批評倪志偉的市場轉型理論所依據的數據指標是不科學的。他認為中國不能用「侵蝕階段」和「轉型階段」來描述。中國的現實是政治上是穩定的、政權是連續的，同時經濟的市場化也在迅速發展、擴大，這就決定了中國不可能存在那種涇渭分明的發展道路，中國的市場轉型並不是由市場或其它的什麼力量在推動或控制的，幹部有能力將再分配權力轉化為新環境下的新形式。正是在這一認識的基礎上，他給出了精英轉換問題在中國的一種全新的解釋：精英再生將是中國的主要潮流，而精英循環則是特殊時期的現象。這個特殊時期產生的原因，主要是由於改革早期的幹部權力向市場轉換過程中一個短暫的不適應的延遲期而造成的幹部權力真空，隨著這個延遲期的結束，新興的經濟精英將越來越多地來自幹部群體。
孫立平則用一個虛構的「不拉空」的個案提出了他的總體性資本的概念，[8]以修正撒列尼等人的資本轉換的觀點。在撒列尼等人的理論中不同類型的資本是相對獨立的，同時是可以轉換的。這就決定了政體斷裂造成了政治資本操縱其他資本的能力下降，從而產生新的社會精英的現象，即精英循環論。但中國市場轉型的現實是：政體、權力和意識形態都是連續的。也就是說政治權力資本一直保持著對其他資本的控制力，這使社會中的資本越來越以一種不分化的總體性的資本形式沉澱下來，而導致總體性的精英集團的形成，隨之產生的是一個幾乎排除在社會結構之外的底層社會，[9]這使精英失去了發生循環的資本基礎。而就整個市場轉型研究框架而言，他認為，研究者們宏觀制度框架給予了過分關注，而忽視了微觀分析的重要性。並在此基礎上，指出應該引入一種實踐的研究策略以期綜合現有的「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兩種視角。這對於我們認識中國的市場轉型及其精英轉換問題是有很大啟發意義的。
二、凸顯出來的問題
市場轉型理論是龐大的，我們無力縱覽整個體系，根據本文的需要我們只能盡力追蹤精英轉換這一邏輯脈絡，以延伸我們的觀點，同時，我們也無意於對理論爭辯求得一個統一解，但是，對理論分歧的梳理有助於我們從凸顯出來的問題中找到有價值的研究空間。我們的發現是：
（一）非正式制度的缺席
精英轉化問題的實質在於市場轉型過程中社會資源配置機制發生變化所導致的利益群體的變化。這里，社會資源配置機制的變化是關鍵。按照卡爾·波蘭尼對人類經濟生產方式的劃分，社會資源的配置關系也應該存在著三種類型：權力授予關系、市場交換關系和社會關系網路，這在學術界已得到認同；並且認為權力授予關系和市場交換關系屬於正式制度安排機制，而社會關系網路則屬於非正式制度安排機制。正式制度是人們有意識設計和供給的一系列規則，如市場經濟和再分配經濟，它們是具有一定強制力，突現在外的制度規范。而非正式制度則是人們在長期交往中無意識形成的，由價值觀、倫理規范、道德觀念和風俗習慣等因素組成。合理的制度分析必定是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有效統一。
誠然，將精英轉換的問題置於正式制度的框架內進行理想類型的比較研究，可以使問題簡單明了，但非制度性因素的缺席對於研究本身而言顯然是不完整的。因為，社會關系網路這種非制度性因素和權力授予關系、市場交換關系這兩種正式制度因素在任何社會都是並存的，尤其是在中國社會轉型的特殊環境里，也就是說在權力授予關系中滲入了市場交換關系，而在市場交換關系不健全的情況下，社會關系網路這種資源配置方式的作用必定是顯著的。
那麼，這種非正式制度的作用在哪裡呢？撒列尼曾補充指出：盡管幹部不太可能從事家庭農業，但是他們的家庭農業產出高於其他人，而且幹部更容易進入高度集約化的生產市場並從幹部身份中獲益。[5]（P70）這種自圓其說如果不能對他前面的論述構成否定的話，那麼一定有種制度外的東西在起作用。羅納塔斯認為是幹部在利用長期積累下來的社會關系網路，在社會發生劇變的時候迅速地將權力資本轉化為經濟資本，這一結論是在社會進行「休克療法」中得出的。也許這並不適用於解釋沒有完全私有化的中國，但他的視角卻給了我們某種提示：非正式制度的作用也是存在的。我們再看孫立平總體性資本的分析，可以說這種分析抓住了我國社會形態的本質，但仔細剖析這種總體性資本形成的內在邏輯，我們似乎看到的是社會關系網路這一非正式制度的的影子。比如，在他的論述中，從恢復高考到雙軌制背景下的「官倒」，再到「第三梯隊」的選拔，無不顯現著由父輩人那裡繼承下來的先賦型關系網路以及由此而逐漸建構出來的各種自致型關系網路的作用，其論述更關注總體性資本這一結果，對結果形成的機制則有所忽視。或者說他借用制度分析得出的結論只是沒能明確指出這一非正式制度的重要作用罷了。
（二）嵌入性的把握不足
實際上，這一點和上一點是同一個問題的兩個側面。對社會主義國家進行研究的主要是新制度主義範式，它是對集權主義範式和現代化範式的批判，認為社會主義社會轉型既不會像集權主義範式所認為的那樣是資本主義的另一極，也不會是現代化範式所預言的那樣將要和資本主義相趨同。它是以經濟行為是嵌入於非經濟的社會關系之中的這一假設為基礎的。但是，我們認為，國內外圍繞市場轉型的研究中，研究者們從卡爾·波蘭尼那兒領回來這種嵌入性的概念後，沒有能很好地運用它。
可以說在卡爾·波蘭尼提出嵌入性這一概念後，真正將它系統化理論化的是美國的社會學家格蘭諾維特。他提出的嵌入性的概念是一種弱嵌入性概念。也就是說，他一方面承認經濟行為嵌入社會關系中，另一方面它還強調經濟過程的自主性。這種主張的精妙之處就在於它超越了「結構——行動」的二元劃分。可精英轉換的研究雖然運用的是新制度主義範式，但我們認為分析大多陷入了一種結構主義的困境。前面的邏輯梳理已經讓我們看到，精英轉換研究似乎更接近於一種強嵌入性概念，即，經濟行為完全受制於制度或社會關系的宰制。大家越來越關注的是不同的社會主義國家自己特殊的制度安排這種宏觀的制約因素，這無可厚非，但精英自己的能動性在哪裡？這種結構主義忽視了人的能動作用或是人們反思、監督、定義和決策的能力。只要求行動者各盡其責就夠了。但結構不是什麼神聖的東西，並不能把人變成機器人或者愚人。結構既為人所制約，同時也在人們利用這種結構時再生產出這種結構。結構內在於互動者的日常生活中並由這些日常生活再生產。[10]雖然，孫立平的實踐社會學主張在實踐的策略下綜合「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兩種視角，並主張要重視深度的個案研究，關注實際社會生活中的諸多個體以及把握實踐狀態中的社會運動過程，但他關注的個體是在中國社會中那些處於社會底層的弱勢人群。問題是，單單就精英轉換這一問題而言，精英在由再分配向市場的轉型中，權力和特權的制度基礎發生轉移這一結構限制下，如何發揮其個體的能動性，以使我們的研究主題在格氏的弱嵌入性概念中體現得更為徹底。
（三）對中國城鄉二元結構的忽視
在精英轉換問題的探討中，國外學者大多要麼是以農村為研究基地，要麼是籠統地把問題指向整個社會。雖然，倪志偉明確批評了撒列尼沒有區分城市和農村中再分配者和生產者，但他的思路並沒有引起研究者的重視。之後的研究大多是把整個社會主義國家當成一個均衡的整體。無形中我國學者對此的批判也就建立在這一分析框架內了。可是他們忽視了我國社會結構的一個重要特徵：城鄉二元結構。這是我們必須在任何本土研究中都要考慮的問題，因為在中國的城市和農村這兩個空間場域中，無論是從國家政策上來看，還是從個體的行為策略上來看，都存在著很大的差異。
首先，從制度結構上來看，城市始終是國家發展和控制的中心，而國家權力對農村的控制則是波動的。雖然，自1949年開始，尤其在人民公社時期，中國共產黨代表國家牢牢地控制了農村（直至自然村）。使農民基本上處於一種「原子化」的受制狀態。但1978年以來，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實施則使農民逐漸從這一桎梏中走了出來。這一變遷的過程雖然沒有使中國農村社會變為一種由市場所支配的社會，但最起碼再分配權力是已經不能完全主宰人們的生活了，那麼，我們是否可以將這種現象也看成一種農村政體的斷裂？如果是，那必然存在著與國外社會以及中國城市空間場域不同的精英轉換的規律和實質。
同時，在中國城市和農村的空間場域中存在著不同個體的行為策略。從社會學前輩那裡我們可以借用很多關於社會形態的經典劃分，如迪爾凱姆的機械團結和有機團結，騰尼斯的社區和社會，費孝通的禮俗社會和法理社會等等，從他們的描述中我們不僅能夠把握社會變遷的不同階段，而且，也能夠把它運用在中國城鄉差異的比較之中。機械團結、社區和禮俗社會可以刻畫農村社會的生活形態，而有機團結、社會和法理社會則用來說明城市生活形態。在這兩種生活形態中，人們的行為策略是不同的，這必然使精英在市場轉型過程中因所使用的行為策略的不同而產生不同的轉換結果。
這些都表明，精英轉換問題在中國不分別討論城市和農村兩個空間場域中的變化，顯然是不合理的。當然也有不少學者在探討農村社區的精英轉換問題，但大多沒有在市場轉型的框架內專門探討，也沒有有意地在與城市精英轉換問題的比較的視野內進行研究。這一方面不利於和主流研究形成對話和交流，另一方面也使這一問題的本土研究存在一定疏漏。
作為對上面三個方面思路的理論延伸，我們需要進一步思考的問題是：在與國外社會主義國家以及我國城市制度方面存在差異的情況下，我國農村精英的轉換如何受制度結構的影響？在更能反映中國本來的農村空間場域中，社會關系網路這一非正式資源配置機制的作用何在？農村精英如何在這一非正式制度的空間內發揮自己的能動性？對這些問題的分析將使我們能更為清晰地把握轉型時期農村社會中利益群體之間的邊界，以及由此而導致的農村社會結構的變遷。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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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fuwaierxiao. 如要借用註明出處！！！！
『陸』 歷史是一個不斷循環的悲劇還是不斷跳脫常規的喜劇
黑格爾《歷史哲學》 「一切偉大的世界歷史事變和人物，可以說都專出現兩次，第一次是作為屬悲劇出現，第二次是作為笑劇出現
黑格爾《歷史哲學》 「一切偉大的世界歷史事變和人物，可以說都出現兩次，第一次是作為悲劇出現，第二次是作為笑劇出現。
黑格爾《歷史哲學》 「一切偉大的世界歷史事變和人物，可以說都出現兩次，第一次是作為悲劇出現，第二次是作為笑劇出現。
『柒』 周作人循環論悲觀色彩的歷史觀是什麼意思
周作人悲觀的一生來源於他的" 歷史循環論",有三個方面的原因形成了他的"歷史循環論":一是傳統文化回的浸淫;二是西方文化的感染;三是殘酷現實的棒喝。這種"歷史循環論"影響了周作 人的生活態度,使他產生了"歷史悲觀論",並對歷史進步論和中國進行的歷答史變革產生了懷疑,從而影響了他的人生走向。
『捌』 湯因比的歷史循環理論是什麼
湯因比的歷史理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當代西方史學的兩個趨勢：一是
19
世
紀傳統的敘述型歷史已轉向整體型、
分析型歷史；
二是非西歐地區的歷史得到了
更多的重視。
在對文明起源的解釋上，
湯因比提出了挑戰與應戰的理論，
這是他
比斯賓格勒高明之處，
也比傳統的種族論和環境論大大前進了一步，
因為他注意
到了人和環境的相互關系，
注意到了社會發展過程中主體的能動作用。
但這一理
論也有兩個致命缺陷：
一是過分強調了歷史上傑出人物的作用；
二是忽視了挑戰
應戰過程中物質因素的存在。
湯因比看到科學發展給人類帶來的問題，
注重道德
的進步和人類自身的完善，
有其一定的合理性。
但他又走向了另一個極端：
誇大
了宗教在歷史上的重要性。
湯因比用他的文明衰落理論硬套其他文明的歷史，
是
不符合事實的。
但他在晚年承認了自己的錯誤，
指出僅用一個西歐模式並不能說
明一切問題，
還應再加一個中國模式或猶太模式，
並對中國的未來寄予了很大的
希望。從湯因比的理論和體系中，也可以看到當代西方非理性主義思潮的影響：
強調潛意識和直覺的作用。
但他仍然認為人的理智和良心是高於一切的。
在對西
方前途的解釋上，
湯因比也與斯賓格勒不同，
他認為西方文明雖然發展到了頂點，
但還沒有理由說它已走向死亡。
西方將來的命運如何，
取決於西方人能否面對挑
戰進行成功的應戰，
能否解決那些西方文明生存的各種問題。
這種比較樂觀和現
實的態度，反映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時代和西方社會所發生的巨大變化
『玖』 魯迅筆下中國歷史作為一種循環為何一再循環
一、魯迅自幼浸淫的「歷史循環觀」
自先秦以來的古代社會，古代文化模式與文明程度沒有實質發展或突破，「歷史循環觀」是社會普遍認可的歷史觀。這種史觀源頭在孟子時便有端倪，他在《孟子•滕文公下》說過：「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他的政治主張和歷史觀是復古倒退的，以歷史循環為必然，歷史成為了毀了建、建了毀的游戲。[1]戰國末年，呂不韋在戰國後期鄒衍的「五德終始」說的基礎上進行發展，使「金、木、水、火、土」陰陽五行結構具有自我運動、自我調節功能，成為完整體系。西漢正式將「五德循環」確立的同時，董仲舒提出了「三統」「三正」的歷史循環論，歷史循環思想在此具有兩種完備的形態。在司馬遷、班固等史學家把理論運用到史學實踐，這種歷史循環的傳統史觀就一直延續了下來。[2]在《三國演義》的得勝頭回第一句：「話說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便是這種思想的延續。
《論語》、《孟子》等古文經典對於古時的文人是從小便耳濡目染，日日背誦的，考過科舉的魯迅自然對此耳熟能詳，對循環觀的接受也是自然而然的。在這種歷史循環觀的影響下，一代代有革新思想的知識分子是處於一種壓抑狀態的。魯迅生於這樣的社會，經歷了家庭從小康到衰敗，深刻體會這社會制度下世間的冷暖。他生活的中國也經歷著從天朝上國美夢中墜落到任西方列強凌辱的境遇。他對現實充滿著不滿，而他厭惡現實，這種歷史循環觀的悲觀主義就對他產生重壓。王曉明對魯迅接受著歷史循環觀的壓迫有著異常敏銳的認識，他認為歷史循環觀及附屬於他的歷史「今不如昔」的觀念阻礙著魯迅對理想世界的憧憬，這種悲觀的循環觀告訴魯迅，他的精神寄託——未來並不是真正的將來，而是過去，改變現狀就要復活過去，但現實的既存勢力比他更接近過去，而悲觀將把他誘入失望的邊緣。[3]
二、接受「進化論」——沖破「歷史循環觀」的狂喜
在南京礦務鐵路學堂求學時，魯迅在新黨總辦的影響下開始接觸新書，《朝花夕拾》中他回憶了初步接觸進化論的過程。他不理會老輩給他參康有為變法的報紙，一有空閑便看《天演論》。至此，他便到處搜尋嚴復的書來看，《嚴復集第一冊》中「嘗謂中西事理，其最不同而斷乎不可合者，莫大於中之人好古而忽今，西之人力今以勝古。中之人以一治一亂、一盛一衰為天行人事之自然，而西之人以日進無疆，既盛不可復衰，既治不可復亂，為學術政化之極則。」[4]這種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歷史循環觀的質疑，未嘗不使他那顆愛國的青年心中熱血沸騰。
1902年，魯迅到日本後，接觸了章太炎的俱分進化論，1907年在日本他把後來學習的泰勒斯、黑格爾、赫胥黎、保羅生等的進化觀點整理論文《人之歷史》，對嚴復的《天演論》作出了超越。他早期的論文《科學史教篇》《文化偏執論》、《摩羅詩力說》都有一條明確的主線，就是要立人立國，通過尼采式的超人啟蒙，而使人人都有自己的獨立聲音，建立一個真正的「人」國。
他相信人性的進化，認為青年必勝於老年，注重對青年人的思想的引導培養。在《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中，他從根本上否定了「求安」而不思「養」、「保」的「歷史循環觀」。面對中國的舊道德觀的沖擊，他直直地佔領「聖人之徒」的制高點來宣傳他的新思想，怎樣做父親，就是要傳統的人對傳統做一個徹底的了斷，用誠與愛培養下一代，讓他們從舊的黑暗中解放出來，而「覺醒的人，為想隨順長者解放幼者，便須一面清結舊賬，一面開辟新路。」「自己背著因襲的重擔，肩扛住了黑暗的閘門，放他們到寬闊光明的地方去；此後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5]
魯迅同時還對中國的傳統的腐朽思想進行批判，他批評所謂的「國粹」，從語言文字背後來揭示民族的劣根心理而加以批判，他對不易普及的繁難文言古字猛烈抨擊，他對統治中國的儒家思想作透徹的揭露：「孔夫子之在中國是權勢者們捧起來的，是那些權勢者們或想做權勢者們的聖人，和一般的民眾並無什麼關系。」 [6]在他看來，孔子思想和儒術是殺人的「軟刀子」[7]
三、進化論的湮滅——跌入歷史循環的掙扎
對一種理論產生懷疑來自於實踐中的挫敗，而對一種理論懷疑而產生巨大的創痛感，是因為對這種理論曾經過分相信與推崇。接受了進化論，並對之進行一番考校後，魯迅確立了自己新的信仰，迫不及待地要付諸實踐，做一個新中國的啟蒙人。然而《新生》雜志卻在一陣喧嚷後流產了。《吶喊<自序>》記錄了這一經歷，也記載了魯迅的心緒，他用各種方法麻醉自己的靈魂，竟然有想重新「沉入國民中」、「回到古代」，進入「歷史循環」的舊的體制中。[8]
在他精神困苦和為生計奔波的時候，辛亥革命爆發了，他參加過的光復會的舊識在紹興軍政府當了都督，他被委任為紹興師范學堂的校長。他內心的熱情又被迅速點燃了，一切彷彿都在朝他曾夢想的那樣在「進化」。他鼓勵學生創辦《越鐸日報》，恢復了原來辦《新生》的熱情。然而，現實卻很快讓他失望了。王金發不僅不再維護革命的綱領，而且與原先的官僚勾結，摧毀了《越鐸日報》編輯部。他接受蔡元培的邀請到國民政府教育部當部員，卻又在有稱帝野心的袁世凱壓迫下過著抄校古碑以避文禍日子。[9]
「試將記五代，南宋，明末的事情的，和現今的狀況一比較，就當驚心動魄於何其相似之甚，彷彿時間的流逝，獨與我們中國無關。現在的「中華民國」也還是五代，是宋末，是明季。」在這篇中，魯迅先是揭露了被傳統文化完全控制了的百姓，他們不是為了自己和國家而奮起的人民，而是按照傳統的固定的思維，阻礙著歷史的前進。魯迅憤慨而痛苦的質問「『地大物博，人口眾多』，用了這許多好材料，難道經不過老是演一出輪回的把戲而已么？」 [10]
魯迅對「中華民國」抱有的憧憬煙消雲散，經歷了辛亥革命，他醒悟中國的近代革命所奉行的不過是農民的一種造反邏輯，在《學界三魂》中魯迅說造反是中國最大有利的買賣。他一向的「青年必勝於老年」的進化思想，在與創造社、太陽社的論戰傷痛的同時也從內心得到了瓦解。他發現了成仿吾等青年中的依然存在有革命投機思想，這與原來的小農造反在根本上並沒有什麼區別，在《上海文藝之一瞥》中，他再次發出了警告「至今為止的統治階級的革命，不過是爭奪一把舊椅子。去推的時候，好像這椅子很可恨，一奪到手，就又覺得是寶貝了，而同時也自覺了自己正和這『舊的』一起。『奴才』做了主人，是絕不肯廢去『老爺』的稱呼的，他的擺架子，恐怕比他的主人還十足，還可笑。」[11]隨著魯迅的進化論的瓦解，還未接受階級論的時候，他不住地跳入歷史循環的困惑中，在其中悲痛掙扎。
四、魯迅小說中循環的悲觀生命意識
魯迅極力想要擺脫悲觀的歷史循環論，甚至否定中國的所有傳統文化，但正是這種不斷掙扎而產生的決然反叛態度，反而說明了這種循環意識對他的生命浸透的深度。作為魯迅在幼時便紮根意識的觀念，這種循環的悲觀不知不覺生長成意識的背景，即使被暫時遺忘，在某種境遇獨自面對自己時，它便會不知不覺在生命中彌漫起來。魯迅小說中就不時透露出的這種悲觀的循環意識。
『拾』 中國哲學史名詞解釋
中國哲學史名詞解釋
先秦：
太初：天地未分前的混沌狀態，其含義與太一、太極相近。《莊子·天地》： 「太初有無，無有無名。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莊子·知北游》：「外不 觀乎宇宙，內不知乎太初。」成玄英疏：「太初，道本也。」《白虎通義·天地》： 「始起先有太初，然後有太始，形兆既成，名曰太素。」又引《易緯·干鑿度》： 「太初者，氣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質之始也。」成玄英認為： 「太，初始也，元氣始萌，謂之太初，言其氣廣大，能為萬物之始本，故名 太初。」孔穎達：「太極謂天地未分之前，元氣混而為一，即是太初、太一也。」
太易：宇宙形成過程中「未見氣之前」的階段。與《易傳》中的太極，《老子》 中的「渾成」含義相近。《列子·天瑞》篇：「夫有形者，生於無形，則天地 安從生？故曰，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太易者，未見氣也。」「視 之不見，聽之不聞，循之不得，故曰易也。」
《尚書·洪範》五行說：《洪範》中說：「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 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 潤下作咸，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它提出了人們所用 的五材，以「水」為首的五材排列次序，以及五材的性質、作用，說明其和 農業生產有關，但沒有觸及五行之間的內在聯系。
和同：和，指不同東西和合和統一；同，指相同東西的簡單相加或同一。西 周末史伯首先把和與同作為有差異而又有聯系的一對范疇提出。《國語·鄭 語》：「夫和實生物，同則不繼。以他平他謂之和，故能豐長而物歸之；若以 同俾同，盡乃棄矣。」春秋時晏嬰繼承發揮之，認為五味相和，方能成為美羹， 進而提出君臣關系應該和而不同：「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 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而去其否。」（《左傳·昭公二十年》） 孔子以和同推及人倫關系，認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論語·子 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