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發現歷史研究範式

㈠ 史學理論史學研究方法史學常識。

舉凡人類社會發來展史和世界各國、源各民族的歷史，從遠古到現代都可作綜合的、分期的或分類的研究。概述史學一般原理和研究方法的史學概論，研究史學本身之發展的史學史，研究史料及其運用方法的史料學等等，均可包括在史學范圍之內。
史學包括解釋學史學、史學理論、泛史學、國別史、結構史、專題史、新史學、微觀史、史學史、口述史學。
研究和闡述人類社會發展的具體過程及其規律性的科學。馬克思主義認為，史學是社會意識形態的一部分，具有鮮明的階級性。其主要任務是按照時代順序，運用具體歷史事實，闡明並揭示從原始公社制經過奴隸制、封建制、資本主義進到社會主義並向共產主義過渡的歷史發展的規律。歷史的記載和編纂，很古已出現。自古以來，世界各國家、各民族出現過許多有名的歷史學家，為後世留下了寶貴的歷史著作，積累了豐富的歷史資料，也表述了各種史學思想、觀點以及治史方法。這些從不同角度對人類進步所作的記錄，乃是人類文化遺產的一個重要部分。
馬克思主義以前的歷史理論和史學觀點，就其主流而言，基本上是從保護剝削階級利益的立場出發的。

㈡ 如何理解史學研究中的「範式轉換」

究竟什麼是「範式」（paradigm，或譯規范、典範）？其實這一概念的發明者庫恩也從未給出明確的定義。從他對「範式」在 科學 革命中的作用的闡釋，大致可理解為某一科學群體在一定時期內基本認同並在 研究 中加以遵循的學術基礎和原則體系，它通常包括一門學科中被公認的某種 理論 、 方法 ，共同的對事物的看法和共同的世界觀。庫恩認為，範式為科學共同體（科學工作者按同一規范組成的集體）所一致擁有，他們按照統一的規范從事科學研究活動，這就是科學。在從事科學研究中發現有些事實不能納入共同體的範式內，就形成反常。反常 發展 到一定階段就形成危機。在危機中逐漸產生了提出新範式的需要，於是開始了科學革命。科學的發展便是如此循環往復，以致無窮。

庫恩有關「範式」的理論，雖然主要是對 自然 科學發展 規律 的認識和歸納，但對人文 社會 科學（包括 歷史 研究在內）同樣具有指導意義。人文社會科學除各種各樣的理論主張外，似乎也同樣存在貫穿於各種理論之中，但又超脫於各種具體理論之上的研究「範式」。如有的研究者認為， 政治 史、文化史、社會史在某種意義上說也就是幾種不同的研究範式。也有的研究者提出，近 現代 史研究中所謂「革命」模式、「現代化」模式、「國家—社會」模式等 分析 框架，就相當於庫恩所說的「範式」。 論文網 http://www.lw54.com

盡管有的研究者主觀上並不認可，但在史學研究中卻總是自覺或不自覺地在使用某種範式或受到某種範式的制約，這乃是不爭的事實。因為任何帶有概括性質的科學研究，不可能憑空產生，總是要受某些理論的暗中制約，總是要建立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之上。理論思維的前提性和非空白性特徵，決定了「範式」總是客觀存在的。 問題 的關鍵是如何理解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範式」的轉換？究竟存不存在範式的轉換？範式轉換對史學研究究竟有何實在的意義？應該說，這些才是史學從業者所關注的重點所在。

敝友楊念群教授在評論德里克關於 中國 近代史研究中現代化史學取代革命史學的「範式轉換」時，提出相反的意見，認為「革命」模式與「現代化」模式之間不是範式轉換的關系，「而是復雜的重疊關系，由於各自處理的對象和范圍並不一致，怎麼可能要求出現像自然科學那樣的範式轉換奇觀呢」？他還進一步認為，「歷史學可能根本就不存在自然科學意義上的『範式轉換』的可能性，因為我們無法滿足庫恩所規定的那種徹底性要求，即在放棄一個範式之前必得先證明其無效，或者既能解釋支持舊範式的論據，又能說明用舊範式無力解釋的論據」[1]。我想追問的是，如果真的根本就不存在「範式轉換」的可能性，那麼「範式」概念的運用對歷史學究竟還有何實在的意義？庫恩所強調的似乎恰恰是「範式轉換」在科學革命中所起的作用，而不是範式本身。他認為，「一種規范（範式）經過革命向另一種規范逐步過渡，正是成熟科學的通常發展模式」[2]。雖然「自然科學」的範式與「社會科學」的範式有所區別，後者較之前者可能會具有更大的主觀色彩，但這似乎並不能否定「社會科學」的範式之間仍存在 哲學 意義上的否定或揚棄基礎上的「範式轉換」，而這種範式轉換是否也恰是社會科學認識不斷走向進步的機制？正如有的研究者所指出，作為「新史學」出現的新社會史「絕不僅僅是歷史學的一個分支學科，而是一個史學新範式，一個取代傳統史學的政治史範式的新範式」[3]。這里明顯地發生了範式的轉換。同理，我們似乎也可以認同德里克的假設，認為「革命」史學向「現代化」史學的轉變也就是庫恩似的「範式轉換」，是一種史學認識的突破和升華，盡管它無法在史學中構成一個惟一或主導範式，也不可能完全徹底地否定先前的「革命」範式。其實，即使在自然科學中，也很難有如此徹底的完全否定。愛因斯坦的相對論固然是對牛頓經典物 理學 的否定或揚棄，但這並不意味著牛頓的古典理論已毫無價值，在一定的層次上和一定的范圍內，它仍有自身的解釋意義~

㈢ 外國學者對中國歷史的研究

http://forum.china.com.cn/ciicbbs/simple/index.php?t651.html
自海通以還，新學漸興，域外學術書籍譯介遂成近代中國「輸入學理，再造文明」（胡適語）之重要途徑；而對外國學者中國史研究著述的譯介，不僅有益於學術的繁榮發展，更有助於我們在一定程度上克服因「身在此山」而形成的某些局限。但國外中國史研究林林總總，洋洋大觀，幾十年來（特別是近20年）對其譯介雖多，終也只能是「取一瓢飲」，因此這種譯介的態度和選擇標准本身小而言之實際又是學術變遷的反映，大而言之甚至可說是時代、社會變化的一種折射，成為值得研究的對象。本文不擬對50年來海外中國近代史研究著作譯介的豐碩成果作全面研究述論，更非具體的書評書介，僅想對這種譯介在不同時期的主要特點、對國內中國近代史研究的主要影響和意義等試作初步研究概述，難免掛一漏萬，誠祈方家指正。

（一）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並不僅僅是一種政權的更迭，而是從經濟基礎、社會結構到上層建築深刻而全面的巨變，馬克思列寧主義上升為國家意識形態。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認為，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但上層建築反過來又會影響經濟基礎，因此一種全面的社會變動要求一種全新的意識形態與之相應。「學術」屬上層建築．所以對舊有的學術進行「改造」就「勢所必至」了。由於對中國近代歷史的認識與中國革命關系重大，所以中國近代史研究中的馬克思主義學派在中國共產黨奪取政權的革命戰爭年代就已相對成熟；但在原先的高等院校的知識分子中，這一時期占統治地位的一直是種種非馬克思主義學派。這樣，以前者改造後者，對資產階級學術思想進行批判，自然成為這一領域的中心任務，對海外中國近代史研究著作的譯介，自然也不可能離開這一中心任務。
對此意圖，當時出版的所有海外中國近代史研究著作譯介幾乎都有明確的說明。《中華帝國對外關系史》的「中譯本序言」談到之所以翻譯此書一是因為該書的資料「有不小的利用價值」，但更重要的一個理由」是因為它「一向被中外資產階級學者奉為圭臬之作」，現在「不要忘記這些謬論在很長的一個時期中，曾經嚴重地毒害了中國的思想界。應該說在殖民主義理論的作品中，這部書是占著非常重要的地位的，因而也就是反對殖民主義者所應該注意閱讀的東西」。①丹涅特著《美國人在東亞》、萊特著《中國關稅沿革史》、約瑟夫著《列強對華外交》、威羅貝著《外人在華特權和利益》、伯爾考維茨著《中國通與英國外交部》的譯者「前言」或「後記」，都毫無例外地鄭重聲明了這一點。

在當時百廢俱興的歷史條件下，就數量而言，翻譯出版的海外中國近代史研究著作並不算多。但從學術研究的角度看，50年代組織選譯的絕大多數著作的確代表了國外有關學術研究的一流水平，選書之精當與譯品質量之高至今仍令人欽佩，此皆說明選譯者眼光的不凡、學識的深厚與態度的嚴肅認真。例如，直到現在《中華帝國對外關系史》仍是被國內中外關系研究者引征最頻的著作之一；《外人在華特權和利益》一書在整體上仍未被超越……更有意義的是，當時代環境發生變化後，這些譯著的學術性便立即顯示出來，為一些相關學科在新時期的迅速發展打下一定基礎。
更值得注意的是，50年代初期對蘇「一邊倒」，各學科都在自身建設方面競相翻譯出版「蘇聯老大哥」的有關著作作為「教科書」，並奉為「典範」時，有關研究中國近代史的著作卻翻譯出版極少，更無被視為「典範」之作。這也從一個方面說明在中國近代史學科中中國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學派當時即已相對成熟，已基本形成了自己的理論體系、框架和方法，無需像其他不少學科那樣匆忙照搬蘇聯的「教科書」。

隨著國內政治形勢的變化和發展，「階級斗爭」愈演愈烈，對外國資產階級學者的分析、批判言辭也日趨激烈，這種「譯介」更明確被提到「了解敵情」、「興無滅資」、「反帝反修」的程度。《外國資產階級是怎樣看待中國歷史的——資本主義國家反動學者研究中國近代歷史的論著選譯》（第1、2卷）和《外國資產階級對於中國現代史的看法》近120萬字，選譯了從19世紀末葉以來，尤其是近幾十年來仍有影響的英、美、法、德、日等國數十位資產階級學者對中國近代社會性質、近代經濟及文化問題、中外關系、農民戰爭、邊疆危機、中國革命、國共斗爭……等各方面有代表性的論述。在長達萬言的「序言」中，選編者對近百年來外國資產階級學者的中國研究狀況進行了高度的概括，對各種觀點進行了嚴厲的政治批判，並進一步申明了編譯的目的：「我們選譯這些資料，即是為了了解敵情和提供反面教材進行興無滅資的斗爭。我們從這些資料里可以進一步認清學術思想領域內，外國資產階級學者的真面目，認識帝國主義通過文化侵略毒化中國人民的罪惡活動，藉以激發我們民族自尊心和愛國主義思想，積極參加反對帝國主義和現代修上主義的斗爭，並且從斗爭中清除資產階級歷史學在中國史學界的流毒和影響，壯大歷史科學隊伍，團結一切愛國的歷史科學工作者，共同建設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新文化。」②

十年「文革」特別是它的中後期，有關俄蘇研究中國近代史的著作在一片荒蕪的學術園地中突然「一花獨放」，翻譯出版了一大批。這種「一花獨放」，完全是由於「反修」斗爭和中蘇邊境沖突的需要。齊赫文斯基主編的《中國近代史》的中譯本「出版說明」寫道：「本書炮製者以極其卑劣無恥的手法，全面、系統地偽造近代中國歷史」，「惡毒誹謗攻擊中國人民的偉大革命斗爭和中國共產黨的馬列主義正確路線」。這篇個到5000字的「說明」充滿了「恬不知恥」、「瘋狂攻擊」、「秉承其主子出意旨」……這樣一些幾近謾罵的文字，並認定這部書的目的是「妄圖否定毛主席關於中國近代史的一系列科學論斷，否定毛主席為中國革命制定的馬列主義正確路線」，「變中國為蘇修社會帝國主義的殖民地」。③當時的「時代精神」可說盡在其中。而有關中俄邊境著述的譯介更多，由於這些譯著以資料、回憶錄為主且限於本文篇幅，恕不細述。但是這些翻譯為後來的中俄關系史研究打下了較為深厚的基礎。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由於中美關系在1971年開始解凍，費正清的名著《美國與中國》也在「供有關部門研究中美關系時批判和參考之用」的名義下，由商務印書館組織翻譯出版。

（二）
「文革」結束後，隨著改革開放的新時期的開始，沉寂已久的學術開始復甦，由於較長時期的自我封閉，學界對國外學術研究的了解尤其必要、急迫。這種形勢，為海外中國近代史研究譯介的繁榮發展提供了客觀條件，而開風氣之先且成效最著的則為中的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在國門初啟的1980年創辦的不定期刊物《國外中國近代史研究》。
該刊編者在創刊號中明確表示其「目的在於及時介紹外國研究中國近代史的情況，了解外國研究中國近代史的動態，溝通中外學術交流」。承認「近年來，在中國近代史這個學術領域內，國外的研究工作發展較快」，「一些我們還未涉及的問題，國外也有了較深入的研究；國外還不時對我國近代史研究上的某些觀點提出不同意見，進行商榷或爭論。凡此種種，都需要我們及時了解，以改變閉目塞聽的狀況，活躍學術空氣，促進研究工作的發展」。「所收文章主要看其是否有新觀點、新資料，或新進展，至於內容與觀點正確與否，則不一定要求」。④從「了解敵情」、「反面教材」……到「溝通中外學術交流」、彼此平等地「進行商榷或爭論」，承認自己多有不足、曾經「閉目塞聽」……這種轉變是巨大的、根本性的。這篇「編者的話」雖只短短400多字，但卻從一個側面反映出新時代的新精神，亦說明所謂新時期確非虛言泛論，而是實實在在地發生了方方面面巨大的新變化。後人或許很難想像，這種平實如常的語言所說的本是最「平常下過」的道理、然而實際卻是那樣地「不平常」，因為它是那樣地來之不易。這種態度，可說是新時期譯介的代表。從1980年創刊到1995年終刊，《國外中國近代史研究》15年來共出版27輯，發表了40O余篇近80O萬字的譯作。其中有國外學術期刊的論文翻譯，也有著作摘譯，文種涉及性、日、俄、法、德等諸多語種，以較快的速度、較為全面地向國內學術界介紹了外部世界的有關信息，對學術研究起了重要作用。對學術發展如此重要的刊物卻因種種原因不得個於幾年前停刊，學界至今仍咸為惋惜。另外，由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主辦的《國外中共黨史研究動態》從1990年創刊到1996年停刊，共出刊42期，也曾是了解國外有關學術發展的一個重要窗口。
在最近20年中，有關譯介越來越多，越來越快，其中影響較大的譯叢有：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從1987年起出版「中國近代史研究譯叢」，陸續出版的有美國學者魏斐德著《大門口的陌生人——1839―1861年間華南的社會動亂》、孔飛力著《中華帝國晚期的叛亂從其敵人——1796―1864年的軍事化與社會結構》、費維愷著《中國早期工業化——盛宣懷（1844―1916）和官督商辦企業》、陳錦江著《清末現代企業與官商關系》、施堅雅著《中國農村的市場和社會結構》、英國學者楊國倫著《英國對華政策（1895―1902）》、日本學者濱下武志著《近代中國的國際契機——朝貢貿易體系與近代亞洲經濟圈》。
江蘇人民出版社從1988年起陸續出版的「海外中國研究叢書」中與近代中國有關的譯著有美國學者費正清、賴肖爾著《中國：傳統與變革》、羅茲曼主編《中國的現代化》、格里德著《胡適與中國的文藝復興——中國革命中的自由主義（1917―1950》、郭穎頤著《中國現代思潮中的唯科學主義（1900―1950）》、史華茲著《尋求富強：嚴復與西方》、柯文著《在傳統與現代性之間：王韜與晚清改革》、墨子刻著《擺脫困境——新儒學與中國政治文化的演進》、周錫瑞著《義和團運動的起源》、杜贊專著《文化、權力與國家——190O―1942年的華北農村》、艾愷著《最後的儒家——梁漱溟與中國現代化的兩難》、張灝著《梁啟超與中國思想的過渡（1890一1907）》、任達著《新政革命與日本——中國，1898―1912》、周策縱著《五四運動：現代中國的思想革命》、蕭公權著《近代中國與新世界：康有為變法與大同思想研究》。
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的「五四與現代中國」叢書收有譯著《五四：文化的闡釋與評價——西方學者論五四》、美國學者施瓦支（舒衡哲）著《中國的啟蒙運動——知識分子與五四遺產》、張灝著《危機中的中國知識分子》、紀文勛著《現代中國的思想遺產——民主主義與權威主義》、日本學者近藤邦康著《救亡與傳統》。

其他譯著更是難以勝數，對不同專業領域都有相當的影響。
通論性的主要有費正清編《劍橋中國晚清史》（兩卷）、《劍橋中華民國史》（兩卷），另外費氏的《美國與中國》不斷重印，《費正清集》、偉大的中國革命（1800―1985）》、《費正清自傳》和《費正清看中國》等都翻譯出版。還有美國學者石約翰著《中國革命的歷史透視》、史景遷著《天安門》、柯文著《在中國發現歷史——中國中心觀在美國的興起》，以及日本學者溝口雄三著《日本人視野中的中國學》等。

經濟史方面主要有美國學者郝延平著《中國近代商業革命》、《十九世紀的中國買辦——東西間橋梁》、劉廣京著《英美航運勢力在華的競爭（1862―1874）》、日本學者中村哲著《近代東亞經濟的發展和世界市場》、美國學者珀金斯著《中國農業的發展——1368―1968》、黃宗智著《華北的小農經濟與社會變遷》、《長江三角洲小農家庭與鄉村發展》、《中國農村的過密化與現代化》、楊格著《近百年來上海政治經濟史（1842―1937）》、法國學者白吉爾著《中國資產階級的黃金時代（1911―1937）》等。
政治、軍事、社會史方面的譯著主要有美國學者周錫瑞著《改良與革命——辛亥革命在兩湖》、易勞逸著《1927―1937年國民黨統治下的中國流產的革命》、胡素珊著《中國的內戰》、齊錫生著《中國的軍閥政治（1916―1928）》、小科布爾著《江浙財閥與國民政府（1927―1937）》、鮑威爾著《中國軍事力量的興起（1895―1912）》、施堅雅著《中國封建社會晚期城市研究》、英國學者貝思飛著《民國時期的土匪》、加拿大學者陳志讓著《軍紳政權——近代中國的軍閥時期》、蘇聯學者卡爾圖諾娃著《加倫在中國，1924―1927》、切列潘諾夫著《中國國民革命軍的北伐》、賈比才等著《中國革命與蘇聯顧問》、論文集《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蘇聯學者論文選譯》等。

有關中外關系史的譯著主要有英國學者季南著《英國對華外交（1880―1885）》、美國學者李約翰著《清帝遜位與列強（1908―1912）》、威維爾著《美國與中國：財政和外交研究（1906―1913）》、柯里著《伍德羅·威爾遜與遠東政策（1913―1921）》、塔克曼著《史迪威與美國在華經驗（1911―1945）》、菲斯著《中國的糾葛——從珍珠港事變到馬歇爾使華美國在中國的努力》、科爾著《炮艦與海軍陸戰隊——美國海軍在中國（1925―1928）》、沙勒著《美國十字軍在中國（1938―1945）》、柯偉林著《蔣介石政府與納粹德國》、包瑞德著《美軍觀察組在延安》、布賴克福特著《卡爾遜與中國》、凱恩著《美國政治中的「院外援華集團」》、孔華潤著《美國對中國的反應》、謝偉思著《美國對華政策（1944―1945）》、日本學者藤村道生著《日清戰爭》、蘇聯學者鮑里索夫等著《蘇中關系》等。
思想文化史方面的譯著主要有美國學者伯納爾著《一九○七年以前中國的社會主義思潮》、林毓生著《中國意識的危機——「五四」時期激烈的反傳統主義》、盧茨著《中國教會大學史》、日本學者實藤惠秀著《中國人留學日本史》、法國學者衛青心著《法國對華傳教政策——清末五口通商和傳教自由（1842―1856）》（兩卷）等。

人物研究方面的譯著主要有美國學者德雷克著《徐繼畲及其〈瀛寰志略〉》、史扶鄰著《孫中山與中國革命的起源》、薛君度著《黃興與中國革命》、麥柯馬克著《張作霖在東北》、日本學者松本一男著《張學良》、蘇聯學者普里馬科夫著《馮玉祥與國民軍》、英國學者施拉姆著《毛澤東》、美國學者特里爾著《毛澤東傳》、邁斯納著《李大釗與中國馬克思主義的起源》、周明之著《胡適與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的選擇》、弗思著《丁文江——科學與中國新文化》等。
以上僅是一個極為粗略的鳥瞰，但從中卻足可看出海外中國近代史研究著作的譯介在這20年中的繁榮盛況，確實起到了「改變閉目塞聽的狀況」、「溝通中外學術交流」的作用，對這期間中國近代史學界學術的活躍和發展起了不能忽視的推動作用。

（三）
這期間的海外中國近代史研究著作譯介對國內有關研究的影響、促進是多方面的。當然，學術的變化、各種新觀點的產生總體而言自有更為深刻的社會與學術自身的背景和原因，這種「譯介」只是其中因素之一。但由於本文的任務只是分析這種「譯介」的作用，不必對其他背景與原因作深入探討與詳細論述，故祈讀者勿因此而以為筆者認為新時期的種種新觀點完全是這種「譯介」外在作用的結果；同樣，對各種新觀點本身的具體分析、深入研究和評判也不是本文的任務。故本文亦僅限於客觀論述「譯介」對各種新觀點的影響和作用。大體而言，這種影響有以下幾個方面：
新時期中國近代史研究中一個引人注目、也引起激烈爭論的觀點是從現代化（本文中「現代化」與「近代化」二詞意義相同，根據行文需要選擇使用）的角度，而不僅僅或主要不是從階級斗爭、民族斗爭的角度來看待中國近代史。「海外中國研究」叢書的「總序」明確表示：「故步自封，不跳出自家的文化圈子，透過強烈的反差去思量自身，中華文明將難以找到進入其現代形態的入口」。「收入本叢書的譯著，大多從各自的不同角度、不同領域接觸到中國現代化的問題」。在很長的一個時期內，以費正清為代表的「西方沖擊一中國反應」模式是西方中國近代史研究中佔主導地位的學派。這一模式認為「傳統」與「現代」互相對立，中國近代的歷史尤其是現代化史的動力完全來自外部的刺激和挑戰，因此「19世紀之前使得中國如此偉大的東西，恰恰被證明也就是後來嚴重地阻礙著中國實現現代化轉換的東西」。「中國作為『中央之國』，其自我獨立的政治和文化運轉體系，以長期未受到外來挑戰而聞名於世」。但也因此「直到現代挑戰不可避免地降落到它的大門口之時，都未能領悟到這種挑戰的性質」，因而錯過了現代化的時機。⑤新觀點也正是從這一角度出發，從中國近代自身的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探討現代化受挫的原因；同時對西方的侵略帶來的不同（廣義的）文化的「碰撞」以及這種「碰撞」引起的中國社會的變化等作了不同以往的結論。在現代化理論框架中，洋務運動自然成為「中國早期工業化」的一個重要階段，而興辦洋務的最初動機則無足輕重，也因此才會在80年代形成洋務運動研究熱。同樣，一些研究者對民國時期尤其是抗戰前的經濟狀況也作了更為客觀的研究。

近代中國的「市民社會」、國家與社會的關系、公共領域等是近些年美國學界的一個研究熱點，並有激烈的爭論，而近年中國的有關研究，如對晚清商會、自治社團或組織、地方精英、公共機構等方面的研究成果甚豐，明顯受此影響與啟發。甚至對近代中國「市民社會」這種觀念提出質疑、反對意見的，其基本「理論資源」也還是來自美國學界的不同觀點，亦見其影響之深。

由於主要地不是從階級斗爭或民族斗爭而是從中西文化沖突、互補（在近代中國實際幾乎是西方文化向中國文化的單向流動）的角度出發，不少研究者更側重於「買辦」、「租界」在東西方文化交流中的作用與意義。同樣，傳教士、教會學校在中國現代化過程中所起的積極作用，主要是傳播近代科學文化知識，近年也得到更多的強調與重視。文化與社會的關系或曰文化背後的社會意義，是近些年來在西方興起的一種新的學術觀點、方法和思潮，《義和團運動的起源》和《文化、權力與國家——1900―1942年的華北農村》便是這種新範式在中國近代史研究領域的代表作。前者對19世紀山東省的社會、經濟結構作了區域性分析，尤其是用文化人類學的方法對魯西北地區的民間文化，如社戲、話本、宗教、廟會、集市、尚武傳統、中西文化沖突的歷史等都作了細致的研究。在此基礎上，作者認為義和團運動的爆發是魯西北的社會經濟結構與文化傳統之間由多種原因「互動」的結果。後者力圖打通歷史學與社會學的間隔，從「大眾文化」的角度，提出了「權力的文化網路」等新概念，以華北農村為例，詳細論證了國家權力是如何通過種種渠道，諸如商業團體、廟會組織、宗教、神話等深入社會底層的，如「龍王廟」的實際意義是掌管水資源的分配，鄉紳關注「關帝廟」是將其。既作為國家的守護神又作為地方的保護者。這兩本書對近年來國內的有關研究產生了明顯的影響，如傳統文化與義和團的關系，廟會的社會文化意義、功能都受到研究者的重視。
在中外關系史研究中，一些研究者認為中國被納入近代國際體系的過程當然是國家主權受侵犯的過程，是被殖民的過程，但同時也是近代中國「睜眼看世界」、破除「華夏中心」的過程，是外交近代化，即近代外交觀念、制度產生和發展的過程。幾十年前的「侵華史」已漸為現在更加中性的「中外關系史」所取代，雖只一名之興替，卻也可略窺學術之變化，表明研究的「理論預設」今昔已有所下同。

在思想史研究方面，以前未獲研究的「唯科學本義」開始被研究者注意，對自由主義及其代表人物的研究更加客觀，已從「政治批判」轉入「學術研究」，這反映出「譯介」的影響。《中國的啟蒙運動——知識分了與五四遺產》一書中對「啟蒙」與「救亡」關系的探討，使中國思想、學術界深受啟發。從70年代後期起，美國的中國史研究中「傳統」與「現代」互相對立的模式漸為新的現代化理論所取代，即「現代」從「傳統」中發展而來，應更加註重承繼、利用種種傳統資源。《中國意識的危機——「五四」時期激烈的反傳統主義》一書更側重對近代中國，尤其是五四時期「激烈」「全面」反傳統思想的負面作用進行分析，在80年代中後期「文化熱」、「激烈反傳統」思潮再度產生的背景下，該書的翻譯出版確引人注目，作者可能也未想到，該書實際為90年代因種種原因而異軍突起的「文化保守主義」作了重要的理論鋪墊。
在人物研究方面，《孫中山與中國革命的起源》將孫中山個人與社會環境緊密結合起來考察，突破了以往人們譏稱的「孫中心」框框。《黃興與中國革命》一書對以往注意不夠的黃興與辛亥革命的關系作了細致的研究，引起了有益的探討，促進了有關研究的深化。而且，以上兩書均在國門初啟時翻譯出版，當時也更引人注目。《李大釗與中國馬克思主義的起源》一書對李大釗思想與民粹主義的關系作了深刻的研究和分析，啟發了關於民粹主義對中共其他領導人思想影響的研究，這種研究直到現在仍引起熱烈的爭論。相對於國內的人物研究以前主要集中於政治人物，國外對「文化人物」的研究一直比較重視，如對梁漱溟、丁文江、錢穆、洪業等都有研究專著，這些專著的譯介對國內有關研究有著明顯的推動作用。

簡言之，50年來海外中國近代史研究著作的譯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歷史一樣走過了曲折發展的過程，現在確可說是百花齊放。但在這種繁榮之下卻仍有不能忽視的隱憂，即譯作的質量有每況愈下之勢，一些錯譯、誤譯反而起了學術的「誤導」作用，倘長此以往，會使人對所有「譯介」的准確性都產生懷疑，終將使這種學術發展必不可少的「譯介」本身受到嚴重損害。提高譯作質量，是譯介者的當務之急。當然，每個研究者都必須面對的挑戰是，在如此多樣化的譯作面前如何能真正擷其精華而不是食洋不化，機械照搬。而這，卻是更加艱難，也更加重要的。

注釋：
本文寫作中承蒙曾學白女士幫助搜集部分資料，謹表謝忱。
① 邵循山：「中譯本序言」，〔美〕馬士著，張匯文等譯：《中華帝國對外關系史》第1卷，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57年版，第1―2頁。該書第2卷、第3卷均為張匯文等譯，分別由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58年、商務印書館1960年出版。
②「序言」中國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資料編譯組編譯：《外國資產階級是怎樣看待中國歷史的——資本主義國家反動學者研究中國近代歷史的論著選譯》第1卷，商務印書館1961年版，第10―14頁。
③ 「出版說明」，〔蘇〕齊赫文斯基上編，北京師范大學歷史系、北京大學歷史系、北京大學俄語系翻譯小組譯：《中南近代史》上、下冊，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74年版，第1―6頁。
④ 「編者的話」，《國外中國近代史研究》第1輯，中國主會科學出版社198O年版。
⑤ 〔美〕羅茲曼主編、國家社會科學基金「比較現代化」課題組譯：《中國的現代化》，江蘇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669頁。

原載 1999年第5期《近代史研究》

㈣ 科學研究和知識發現有哪4個範式

科學哲學家復庫恩的制"範式"觀,詮釋了教育科學研究範式的內涵,並在哲學的基礎上,把復雜多樣的教育科學研究方法分為四大類,它們分別是
1、思辨研究範式
2、批判研究範式
3、行動研究範式
4、實證研究範式

㈤ 高考歷史中涉及到哪些歷史學史觀

高考歷史中涉及六大史觀
一、全球史觀(整體史觀) 基本概念：全球史觀是將人類社會的歷史作為 一個整體 來看待的，又稱為整體史觀。正如西方一位著名歷史學家所說的那樣：「它的主要特點在於研究的是 全球 而不是某一個國家或地區的歷史；關注的是 整個人類 而不是局限於西方人或非西方人。」 它是從世界歷史的整體發展和統一性方面來考查歷史，認為人類歷史的發展過程是從 分散向整體 發展轉變的過程。
二、文明史觀 基本概念：文明史觀，通常被稱為文明史研究範式，是研究歷史的又一種理論模式。文明史觀認為，一部人類社會發展史，從本質上說就是 人類文明 演進的歷史。認為人類創造文明的過程及其所獲得的成果是歷史研究的基本內容。認為人類文明是由物質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構成，三者在相互作用、協調互補中交替促進、共同發展。
三、現代化史觀 概念內涵：現代化也稱近代化。它是指世界各國由 傳統社會 向 現代社會 變遷的過程(即傳統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的變遷過程)，它包含了政治、經濟、思想文化、社會生活等多個方面。現代化是一場全方位的社會變革，其核心是經濟的 工業化 和政治的 民主化 。一種觀點認為現代化首先從西歐 開始，隨之通過殖民擴張彌散到 亞、非、美 廣大地區，因此現代化在歷史上又被稱為歐化、西化或工業化。
四、社會史觀 基本內涵：社會史觀主要指從 人們生活的現實社會 的角度觀察歷史，著重研究歷史的結構和進程，注重分析研究廣義的社會問題包括政治問題、經濟問題、文化問題等所有問題。社會史觀認為研究歷史不僅要「眼光向上」，關注「大人物」和「大事件」，還要「眼光向下 」，關注「小人物 」，關注與平民百姓芸芸眾生息息相關的「小事」。
五、革命史觀 基本含義：所謂革命史觀，就是從現實革命斗爭的需要出發，從 革命者 的立場與視野來研究和品評以往革命斗爭史中的事件與人物的一種歷史觀。 該史觀認為階級社會中 階級矛盾 是不可調和的， 階級斗爭 是階級社會中推動歷史發展的直接動力。
六、唯物史觀 主要含義：歷史唯物主義，亦稱唯物史觀，它是人類社會發展一般規律的科學。 它是一種 科學 的社會歷史觀和認識、是改造社會的一般方法論，是關於人類社會發展 的普遍規律的科學。歷史唯物主義認為，社會歷史的發展有其自身固有的客觀規律，具有辯證的觀點。

㈥ 求歷史的史學理論，史學研究方法與史學常識

樓主你好：
主要史學理論和史學研究法總結
一．主要史學範式（史觀）
史學範式是史學家研究歷史的范型和模式，是歷史觀和方法論的統一，也是史學觀點、史學范疇和史學方法等有機集合體。高中新課標程式下的史學範式已從單一走向多元，由傳統單一的階級斗爭範式（或稱革命史範式），發展為階級斗爭範式、文明史範式、整體史範式（亦稱全球史範式）和現代化範式等四種史學範式。這些新的史學範式，提高了歷史研究的框架性認識.
1．文明史範式（通史順序）
文明史範式認為：人類歷史從本質上說是人類文明發展的歷史，人類文明的發展及其人類自身的文明化是人類歷史發展的基本線索。人類創造、積累文明的過程及其所獲得的成果是歷史的基本內容。人類文明由物質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構成，三者在相互作用、協調互補中交替促進、共同發展。
例：請利用1949年到1956年的歷史事實來分析「由物質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構成，三者在相互作用、協調互補中共同發展。」？
2．全球史範式（經濟一體化全球化）
全球史觀，又稱整體史觀。他們把人類社會歷史發展視為一個有機整體，是從分散發展到整體發展的過程。在這一進程中重視交往、強調交往在人類歷史發展進程中的作用，生產力的發展和世界各地區交往的發展是人類歷史發展的兩條主線，建立在生產力發展基礎上的世界各地區交往的發展是推動人類社會從分散走向整體發展的決定因素。
例：請分析16世紀到19世紀的歐洲是如何加強與世界各地區交往的？並以此分析其對歐洲及世界發展的影響。
3．近（現）代化範式
現代化是以商品經濟為特徵的工業文明取代以自然經濟為特徵的農業文明的結果，它主要表現為經濟領域的工業化和市場化、政治領域的民主化和法制化、思想領域的理性化和科學化。
例：請從現代化範式的角度分析1840年到1949年的中國的歷史，以此說明這一時期中國近代化的發展。
4．革命史範式（階級斗爭）
革命史範式作為中國近代史學界從20世紀50年代至80年代占絕對主導地位的理論範式。其理論基礎源於馬克思主義關於社會基本矛盾的學說。根據這一學說，在階級社會里，兩大對立階級之間的矛盾，最集中地反映了該社會發展階段的基本矛盾，考察和研究階級矛盾、社會基本矛盾的運動發展，便能把握住歷史發展中最本質的內涵，揭示歷史發展的內在規律性。
例：請從革命史範式出發研究1919年到1956年的歷史（提示：分析社會主要矛盾）
二．史料的分類
一般可分為：
1，實物史料：歷史上遺留下來的各種物件
如：遺跡，遺址，遺物，出土文物等
2，文獻（文字）史料：一切以文字形式記錄的資料
如：官私史書，文書檔案，地方史志，傳記譜牒，文集日記，野史筆記，報刊，雜志，信件等
3，口述史料：神話，傳說，故事，史詩，俗諺，遺訓，回憶錄，對話錄，采訪記，座談錄音等
4，圖片、影像史料：
如：新聞圖片，照片，紀錄片，影視資料等
另一種分法：
1，第一手史料：實物史料，原始的圖片、影像史料，真實的口述史料，部分文獻史料
2，第二手史料：文獻史料，口述史料，部分圖片、影像史料
三．獲取史料的途徑
1．去圖書館或相關機構查閱檔案、文字史料、圖片史料
2．參訪當事人或目擊者獲得口述史料
3．觀看紀錄片的影視資料
4．到當事人活動過的地方探訪遺跡或獲取實物資料
5．現場考古（或考古現場的實跡復原）
四．影響史學觀點和史料運用的幾個主要因素
1．研究者的立場不同；2．研究的方法、角度不同
3．史料的選取和運用上的差別；4．時代的局限性等。
五．運用史料時，要保持結論的客觀性，在史料選擇上應堅持的方法或原則
1．重視史料來源的真實性，選取第一手（原始）史料
2．堅持正確的史學觀點
3．選取客觀、公正、正確的史料
4．對史料要合理利用，做到史論結合
5．搜集更多的史料，對多種史料進行甄選、辨別
六．唯物主義歷史辯證法理論
1．生產力與生產關系（人類社會的基本矛盾）：
（1）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生產力的發展是生產關系變革的根本因素，也是社會發展的根本動力；生產關系反作用於生產力，合理的生產關系推動生產力的進步、落後的生產關系阻礙生產力的發展。隨著生產力的不斷發展，原來合理的生產關系也會逐漸落後，成為生產力發展的阻礙。這時，生產關系就必須作出調整或變革（表現為統治者的改革或劇烈動盪的社會變革）
（2）生產力包括勞動者、勞動對象和生產工具（近代以來主要表現為科技的進步）三個方面，其中生產工具（科技）的進步是推動社會發展的關鍵
例1：鐵犁牛耕——私田出現、井田制瓦解——奴隸制生產關系過渡到封建制生產關系。（奴隸制生產關系阻礙生產力發展，導致春秋戰國的社會變革）
例2：第一次工業革命——自由競爭——第二次工業革命——壟斷組織——壟斷組織間的自由競爭加劇生產力與生產關間矛盾——羅斯福新政。
例3：斯大林模式的前期和後期
例4：三大改造和「一五計劃」推動我國生產力發展和工業進步；人民公社化運動對生產力發展造成破壞，國民經濟比例失調；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調整生產關系，推動農村生產力發展）
2．階級斗爭理論
（1）不同的社會形態有著的相應的對立階級。
（2）不同的階級有著不同的階級利益和階級立場；任何階級的措施、觀點都是為了維護本階級的利益（注意選擇題中的「根本目的」）
例：分封制維護奴隸主階級的統治；百家爭鳴中的不同思想流派代表不同的階級利益：法家——新興地主階級；孔子、道家——沒落的奴隸主階級；墨家——小生產者、社會下層；孟子荀子——地主階級
3．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經濟決定政治、思想文化）；上層建築反作用於經濟基礎。
例1：資本主義萌芽——文藝復興——新航路開辟——經濟發展、文藝復興宗教改革、啟蒙運動——政治變革——經濟發展……）
例2：商品經濟發展——城市發展、市民階層出現壯大——市民文學、工商皆本、經世致用思想出現。
例3：近代中國資產階級不能領導中國革命取得勝利的根本原因是什麼？（資本主義發展不充分——資產階級的軟弱性和妥協性——不能領導中國革命取得勝利）
七：主觀題的幾種重要的題型。
1．歷史事件或現象的縱向發展（考查歷史事件脈絡與發展規律）：
如：古代中國政治制度由秦、漢、唐、宋元到明清的演變
2．考查一個歷史的橫斷面（考查經濟政治思想文化相互作用的關系）：
如：春秋戰國時期經濟（鐵犁牛耕）、政治（分封制瓦解、諸侯兼並、中央集權趨勢在各諸侯國中出現）、思想（百家爭鳴）、文化（詩經、楚辭）科技（司南）等
3．小切口、深挖掘，考查一個重點知識（全面認識、闡釋一個歷史問題的能力）。
如：對晉商和徽商現象的認識
4．不同考點中聯系緊密或相似知識點的歸納（比較、聯系）（調動和運用歷史知識的能力、知識遷移、歸納、聯系分析的能力）
如：民生問題：孟子仁政思想、秦朝暴政危害民生、重農抑商、三大思想家工商皆本經世致用思想、孫中山民生主義、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引發自然災害威脅民生、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新經濟政策、羅斯福新政
5．中外歷史的比較（或世界歷史的發展對中國的影響問題）
如：17世紀西方的文藝復興、宗教改革和中國的思想活躍局面

㈦ 歷史史觀有哪幾種，都是怎樣區分的

有階級史觀、文明史觀、唯物史觀、全球史觀（整體史觀）、英雄史觀。

區分方法是：研究世界的視角和角度不同，因此各種不同的史觀擁有對世界不同的解讀。

1、階級史觀(革命史觀)

又稱階級斗爭史觀，從階級的視角去研究歷史，研究各個歷史階層中不同主導的階級和各個階級的發展狀況對所在歷史時期的影響。

主要觀點是各個階級為了適應自身發展對原有統治階級開展了革命，開創了新的歷史時期；

2、文明史觀

文明史觀認為，人類社會的歷史就是人類文明演進的歷史。文明史觀的基本特徵是：以生產力的發展為標准，把人類歷史劃分為農業文明時代和工業文明時代。

重視至今仍有重大影響的文明成果，從現實追溯歷史，從歷史聯系現實，說明人類歷史是如何傳承的，注重歷史與現實的結合；以文明類型為研究的基本單位，承認文明的多元性。

3、唯物史觀

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生產關系綜合的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生產關系對生產力，上層建築對經濟基礎有巨大的反作用。

當上層建築及其生產關系束縛生產力的發展成為生產力發展的桎梏，那時社會革命就到來了，隨著經濟基礎的變更，全部龐大的上層建築也或慢或快的發生變革。在階級社會里，人類社會這一基本矛盾表現為階級矛盾.

4、全球史觀（整體史觀）

全球史觀的基本特徵是：將整個人類歷史看做一個整體來研究。其研究的對象不僅包括歐洲，也包括廣大亞非拉地區。

斯塔夫里阿諾斯在他的名著《全球通史》中對全球史觀做了如下描述：研究的是全球而不是某一個國家或地區的歷史；關注的是全人類，而不僅僅是歐洲人或是非歐洲人。

此外，全球史並不等於國別史或地區史的簡單相加，而是重在揭示不同地區和國家歷史的相互聯系和影響。

5、英雄史觀

強調個人英雄對歷史的突出和不可或缺的作用，不過往往會犯（課本上的）唯心主義錯誤，片面的強調個人對歷史的絕對性作用。

㈧ 中國近代史的歷史經驗對中國目前改革有何借鑒

改革開放與中國近代史研究的繁榮發展

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中國近代史學界對文革前就已是「熱門」並有相當多研究的領域，如太平天國運動、義和團運動、辛亥革命等許多領域開始了新一輪的實證性研究；與此同時，近代史學界加強了對鴉片戰爭、洋務運動、中法戰爭、中日戰爭、戊戌變法等過去比較薄弱領域的研究；還在政治史、經濟史、思想文化史、軍事史、外交史等專史研究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並開辟了關於近代文化史、社會史、思想史以及中國近代化史等新領域的研究。這些新領域雖然起步較晚，基礎薄弱，但在研究者們的共同努力下,發展迅速，成就顯著，有些新課題甚至後來居上，成為學術研究的新熱點。傳統的政治史研究領域出現了多種意見爭鳴的活躍局面，而以前被忽視或被認為是禁區的經濟史、社會史等研究領域，則出現了令人矚目且朝氣蓬勃的發展：優秀學人迅速涌現，創新成果大批誕生，真正出現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局面。

1981年2月，劉大年在《光明日報》上發表《中國近代史研究從何處突破》的文章，提出從近代史研究中「最薄弱、最繁難、而又最重要的內容」即中國近代經濟史的研究的角度尋找突破口的主張。此後不久，以《歷史研究》編輯部等為首，也在「把歷史的內容還給歷史」的題目下發起了關於開展中國社會史研究的倡議。這是經濟史與社會史成為新時期中國近代史研究中兩個最令人矚目和最富活力的研究方向的重要契機。其實，中國近代經濟史與社會史研究的繁榮並不是單純學術發展的表現，而是改革開放後轉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中國社會的迫切需求。我們探索和回答什麼是社會主義、如何建設社會主義的問題，自然需要從中國近代經濟史與社會史的研究領域入手，尋找答案。

80年代後，中國近代經濟史研究的重點從社會經濟形態、生產關系和經濟制度轉移到與現代化有關的問題上。之所以提出這一問題，是由於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實現現代化目標、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任務被突出地提了出來。在這樣的情況下，迫切需要從近代中國實現現代化的角度對近代中國的歷史加以重新審視，它包括對近代中國各個領域現代化進程的經驗的具體考察、對各種現代化理論和思想的總結、對中外現代化道路的綜合比較、對中國共產黨及其他各種政治派別對近代中國現代化道路的選擇及制度、方針、政策和實施模式等方面的作用與影響的評價與分析等等。

中國近代社會史的復興，也是在改革開放形勢的鼓舞下，伴隨國外社會史理論的引入以及中國社會史的復興與重建，特別是在對舊有研究模式的反思的基礎上開展起來的。開展社會史研究不僅適應了學術發展的需要，也順應了時代發展的潮流。社會史復興之初的主要目標是「把歷史的內容還給歷史」，其涵義包括研究重心的三個方面的轉向：一是從精英歷史轉向普通民眾的歷史，通過對社會大眾日常生活的探討揭示出導致「英雄」輩出的社會內容；二是將政治的歷史轉向日常社會生活的歷史，關注與社會大眾日常生活相關的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內容；三是由一般歷史事件轉向重大的社會問題，從歷史的縱向探索中為現實的社會問題的化解提供歷史借鑒。在近代社會史研究成果的推動下，中國近代史的研究理念、研究視角和研究方法均發生了根本性變化，簡單化、教條化的「革命史」和「階級斗爭史」模式己經被突破，使中國近代史的內容獲得了重新建構的新的知識體系；並由此豐富、深化、擴展了中國近代史的內容。這應該是具有時代性的變化。

改革開放與中國近代史研究的思想活躍

改革開放初期，以真理標准討論為代表的思想解放運動對長期盛行的「左」的思想進行了深刻反思，帶來了精神潛能的釋放，為當代中國文化的復興作了准備，也成為史學工作者解放思想的契機。從事近代史研究的史學工作者在思想解放的過程中增添了追求真理的勇氣，這是近代史研究取得突破和擁有活力的重要條件。在列舉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近代史研究取得的繁榮局面的時候，不能不注意到，這一繁榮是與思想解放帶來的近代史研究中的思想活躍密不可分的。

誕生在民族民主革命年代的中國近代史研究，從20世紀40年代就基於中國近代社會兩個基本矛盾（帝國主義和中華民族的矛盾、封建主義和人民大眾的矛盾）的判斷，初步確立了以階級斗爭為基本線索的理論體系。新中國建立後，老一代歷史學家結合自己的革命經歷，進一步將階級斗爭的線索歸納為太平天國革命、義和團運動、辛亥革命三次革命運動高潮，用「革命史體系」敘述帝國主義企圖變中國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過程和中國人民反抗外來侵略的過程。由於這是一種能夠合理闡釋近代中國的歷史過程又與時代精神極其吻合的理論「範式」，而且對於革命政黨具有很強的資治功能，所以是革命年代的中國近代史研究理論框架的基礎。即使在革命取得成功後的初期階段，這一理論「範式」的闡釋功能仍在繼續。改革開放開始後，以民族解放為目標的革命追求被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現代化努力所取代；憧憬未來的浪漫激情被對世界先進國家現代化道路的冷靜觀察所替代。中國社會發生了重要的社會轉型，時代精神隨之發生了改變。在這樣的新形勢下，主要的社會運動從原來爭取民族獨立與解放的反帝反封建斗爭轉為實現經濟與社會全面發展與進步的四個現代化的努力；以前被激烈的階級斗爭所掩蓋的新舊生產方式的矛盾和現代工業文明與農耕文明的矛盾被突出出來。由於實現社會的「現代化」成為主要的目標，開始有人提出從現代化的視角重新評價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的主張，而對歷史評價的關注比研究具體問題更能觸及學術發展的方向問題，並能夠凸顯近代史在整個社會實踐中的位置。這一主張逐漸從理論上被加以系統化，形成被稱為「現代化範式」的學派。而在中國近代史研究中，也同時出現了用「革命史範式」還是用「現代化範式」加以分析闡釋的討論與爭鳴。

其實，上述兩種「範式」之所以產生爭論，與對中國近代史上「現代化歷程」與「革命歷程」孰輕孰重的判斷有緊密聯系。在多數情況下，這種孰輕孰重的判斷並非產生於主觀性的政治立場的動搖，而是源於客觀的時代變化。從鴉片戰爭開始後的100多年來，中國社會的政治、經濟、軍事、外交、文化思想及社會變遷，無不與「革命歷程」密切相關，革命進程、革命事業是影響這一時期中國基本趨勢的根本因素，是規定社會本質內容的基本因素。人們對這一時期的階級斗爭、革命斗爭予以更多的關注是完全必要的、十分合理的。只有抓住了這一基本線索，才能夠順藤摸瓜，理清近代中國社會歷史的各個方面，包括居於「革命歷程」之外的洋務運動、戊戌維新、改良運動、北洋軍閥、資產階級等歷史真相。這是符合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認識。不過，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對社會經濟的發展、社會的變遷也是十分注意的。在新的時代條件下，在提出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後，重視馬克思主義現代化理論的重要性，即重視「現代化歷程」的必要性，則成為時代的要求。生產力的發展是社會變革的根本動力這一命題同樣是符合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從現代化視角看，鴉片戰爭以來中國發生的極為錯綜復雜的變革都是圍繞著從傳統向現代過渡這個中心主題進行的，這是不以人們意志為轉移的歷史大趨勢。抓住這個中心主題進行分析，帶動對其他問題的研究，就可以探索近百年來中國歷史的真相，全面把握歷史過程中的復雜線索。

從近代化、現代化的角度關注中國社會，與從革命和階級斗爭的角度分析中國社會，在理論架構方面雖然有所不同，但兩者並不是對立與排斥的關系。實際上，正如胡繩先生指出的：「從1840年鴉片戰爭以後，幾代中國人為實現現代化作過些什麼努力，經歷過怎樣的過程，遇到過什麼艱難，有過什麼分歧、什麼爭論都是中國近代史的重要題目。以此為主題來敘述中國近代歷史顯然很有意義。」（《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再版序言）。只是在戰爭年代，人們還不能把主要的精力放在世界大變革的總進程中考察近代中國社會的變動，所以就沒有可能提出以生產力作為社會發展中軸的發展觀的理論架構。但改革開放以來，重新建立一個包括革命在內而不是排斥革命的新的綜合分析框架,以現代生產力、經濟發展、政治民主、社會進步、國際性整合等為參照，對近一個半世紀的中國大變革重新給予歷史定位,從新的視角對中國近代史進行研究,顯然已成為時代發展的要求。

改革開放以來，關於中國近代史的理論「範式」的討論雖然曾經十分活躍，但沒有發生以前出現過的「一揚一抑」或「非此即彼」的結果，因為兩種「範式」都沒有否認對方存在的價值：用現代化範式研究中國近代追求近現代化的過程固然重要，但是，至少從目前人們對歷史的認識來看，還不能完全取代以革命史範式對中國近代革命里程的研究，不能代替整個近代史。反之亦然。關於中國近代史基本線索的探索和不同「範式」的爭論，不僅是社會轉型的產物，而且反映了中國近代歷史的紛繁復雜、豐富多彩的實際狀況，提醒人們通過不同的視角觀察近代中國的歷史，從而避免偏頗或誤差。不同學術流派的討論只是發現了自身的缺陷和糾正了對方的偏頗和不足。所以，中國近代史研究中的「範式」多元並存的狀態，是思想活躍的直接結果，對於拓展中國近代史研究的廣度和深度，對於近代史研究中理論思維的深入具有積極意義，推動了學術界的思想解放，深化了關於中國近代史研究的理論思維。

值得注意的是，「範式」是具有一定價值取向的理論框架，所以需要將「範式」的討論加以一定的學術限制，否則就會產生與思想活躍相反的結果。譬如，以「革命史範式」闡述中國近代革命斗爭的歷史，也需要注意社會經濟的發展和社會的變遷，要避免使我們的研究對象過於片面，研究方法過於單一，要防範研究思維絕對化和研究理論教條化的傾向。而以「現代化範式」闡述社會變革的過程也需要十分注意，因為現代化的理論從某種程度上是被引進的理論，是在西方的學術話語系統中被磨練得相對純熟的理論。如果照搬這一理論，把中國僅僅看做是普遍化的西方歷史在東方的特殊範例，就容易陷入「歷史虛無主義」的泥潭，走到「告別革命」的道路上去。連西方的理論界對現代化理論的局限都有所警覺，他們對基於西方中心論的現代化理論的普遍性提出了懷疑，有人甚至認為那是與宣揚英美式的自由民主政體和美國文化緊密地結合在一起的理論。這些動向對中國近代史理論研究的深入意味著什麼是不言而喻的。由此可見，改革開放帶來的中國近代史研究的思想活躍，今後還會繼續下去。

改革開放與中外歷史學界的對話

改革開放對於中國近代史研究的意義，還特別體現在開創了中國近代史研究走向世界、開始中外歷史學界對話的新時期。

近代以來，關於中國近代史的研究，一直存在從中國看世界和從世界看中國的兩個角度。從林則徐和魏源那一代人的「睜眼看世界」開始，中國知識分子就開始了對世界的觀察，稍後開始了中外學者間的交流與對話，而改革開放則大大促進了中外學者之間的學術交流。從理論上說，這種交流與對話對於確立以世界為背景思考中國的視角，摒棄或盲從或封閉的文化心態，積極引進海外中國學的優秀成果，進而促進傳統的歷史研究理論與方法同馬克思主義的科學唯物史觀相結合，具有很重要的意義。但是，中外學者之間的交流過程是曲折的，不平坦的。主要的問題是中國學者能否在研究中國自身歷史的過程中保持主體意識，對國外歷史學界的觀點做出積極的學術回應。堅持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新史學在歷史學領域發揮主導地位與主流影響，始終是中國學者所肩負的重要任務。

而另一方面，關注跨學科研究和並不缺乏中國近代史資料的外國學者則從世界看中國的角度確實也得出了許多新的研究成果。如果說19世紀的「中國熱」是出於對「東方睡獅」的好奇，20世紀的「中國熱」是出於窺探冷戰中被封鎖的中國的內幕，那麼，國際歷史學界對改革開放後中國的關注，則隨著中國在國際社會中發揮更大和更積極的作用而不斷升溫。國外學者對中國近代史的研究給中國學者以啟示，同時也提出了挑戰。有的外國學者在吸收中心地學說、城市空間網路學說、等級——規模學說及許多相關研究成果的基礎上，根據集市體系理論和區域體系理論對中國的鄉村社會與中國的城市化進行研究，解剖中國社會經濟變遷狀況，提出了分析傳統農耕社會向現代工業社會轉化的中國經濟的模式。還有些外國學者從傳統的朝貢體系與近代的條約外交體系的矛盾角度對中國近代史乃至東亞的近代史進行考察，從地域與時間的差別的角度看東亞受到外來壓力的情況，強調東亞史的內在性和構造、基礎的連續性，注重思考東亞各國在國際秩序重新組合過程中包括政府層面及知識分子與民眾層面的相互影響，認為來自亞洲的沖擊應比西洋的沖擊更受重視。

上述從世界看中國的角度對中國近代史研究，其積極意義在於促使中國學者更加重視建立理論框架的意義和意識到實證研究方面的「缺口」。為什麼外國學者針對中國近代社會歷史的發展能夠大膽提出某些理論或模式，而且並沒有太多的顧慮，而中國學者提出理論或模式則比較謹慎呢？在一些學者思考這一問題的時候，也有一些學者開始引進這種從世界看中國的理論包括模式作為分析中國近代社會的理論工具。近年來中國近代史的研究注重從社會現代化的角度建立社會發展研究的區域體系理論，並注重尋求推進中國近代史研究的方法，應當說與這一影響不無關系。這就是80年代的中國敞開國門，中國近代史研究也面向國際歷史學界與國外學者切磋交流的過程中的實際情況。西方史學理論相繼被介紹到國內來，促進了80年代的理論熱，對以唯物史觀為基本原理的理論挑戰也引起了激烈的爭論，當然也成為中國近代史學科理論建設發展的契機。

在經歷了90年代相對扎實的實證性研究階段後，國內學者發現，運用國外學者提出的模式或者理論從事中國近代史研究之際，其實還存在明顯的局限性。如有的模式其實與歷史實際並不完全相符，至少需要通過實證研究對其結論進行修正；有的理論在提出的時候有史料運用不當和數據統計誤差的問題。這些問題只有在使用大量的歷史資料或具體事例進行研究之後才能夠發現。外國學者由於對中國的歷史資料的充分利用的數量與條件有限，第一手材料嚴重不足，所以主要是將其模式或理論建立在較繁瑣的理論推衍或邏輯推理上。但即使是在理性層面，其理論來源及該模式或理論本身的某些研究方法也值得質疑，所以那些模式或理論與中國歷史的實際是有偏差的。而在使用歷史資料或文獻方面，中國學者當然比外國學者更加得心應手。這一現象引起了學者關於西方人文社會科學對中國人文社會科學的「文化霸權」的討論。在經歷了80年代對西方的學術成果的大量介紹、引進和學習之後，特別是在接受了盲目引進西方理論的教訓後，關於學術研究的自主性與本土化的話題越來越受到國內學者的重視。當社會越來越面對那些復雜而深層的難題的時候，當人們越來越迫切地需要破解難題的具有較高解釋力理論的時候，唯物史觀則越來越展示出強大的功能。

當前，中外學者關於中國近代史的對話十分活躍，學者層面的交流和政府主導的共同研究日趨頻繁。值得注意的是，現在的共同研究已經遠遠超出改革開放初期追隨外來學術理論的「知識移植」層面，也不再是簡單地套用西方理論研究中國現象，而是在保持自身「知識系統」正當性的前提下的平等的學術對話。中外學者都在共同思考超越本國的歷史視角，建立面向未來和更寬視界的歷史認識。在頻繁的國際史學交流過程中，中國學者將在保持主體意識的前提下對國際社會的種種觀點做出積極的學術回應，發揮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在歷史學領域的主導地位與主流影響。我們相信，新一輪的中外歷史學者的對話將進一步深化人們對中國近代歷史的認識。

㈨ 史學範式是什麼

庫恩復(人名）對科學發展持歷史制階段論，認為每一個科學發展階段都有特殊的內在結構，而體現這種結構的模型即「範式」（PARADIGM）。範式通過一個具體的科學理論為範例，表示一個科學發展階段的模式，如亞里士多德的物理學之於古代科學，托勒密天文學之於中世紀科學，伽利略的動力學之於近代科學的初級階段，微粒光學之於近代科學的發達時期，愛因斯坦的相對論之於當代科學。
所以史學相當於這里的科學吧

㈩ 什麼是革命史範式啊求名詞解釋！！

史學範式是史學家研究歷史的范型和模式，是歷史觀和方法論的統一，也是史學觀點、史學范疇和史學方法等有機集合體。高中新課標程式下的史學範式已從單一走向多元，由傳統單一的階級斗爭範式（或稱革命史範式），發展為階級斗爭範式、文明史範式、整體史範式（亦稱全球史範式）和現代化範式等四種史學範式。這些新的史學範式，提高了歷史研究的框架性認識。

1．文明史範式（通史順序）

文明史範式認為：人類歷史從本質上說是人類文明發展的歷史，人類文明的發展及其人類自身的文明化是人類歷史發展的基本線索。人類創造、積累文明的過程及其所獲得的成果是歷史的基本內容。人類文明由物質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構成，三者在相互作用、協調互補中交替促進、共同發展。

2．全球史範式（經濟一體化全球化）

全球史觀，又稱整體史觀。他們把人類社會歷史發展視為一個有機整體，是從分散發展到整體發展的過程。在這一進程中重視交往、強調交往在人類歷史發展進程中的作用，生產力的發展和世界各地區交往的發展是人類歷史發展的兩條主線，建立在生產力發展基礎上的世界各地區交往的發展是推動人類社會從分散走向整體發展的決定因素。

3．近（現）代化範式

現代化是以商品經濟為特徵的工業文明取代以自然經濟為特徵的農業文明的結果，它主要表現為經濟領域的工業化和市場化、政治領域的民主化和法制化、思想領域的理性化和科學化。

4．革命史範式（階級斗爭）

革命史範式作為中國近代史學界從20世紀50年代至80年代占絕對主導地位的理論範式。其理論基礎源於馬克思主義關於社會基本矛盾的學說。根據這一學說，在階級社會里，兩大對立階級之間的矛盾，最集中地反映了該社會發展階段的基本矛盾，考察和研究階級矛盾、社會基本矛盾的運動發展，便能把握住歷史發展中最本質的內涵，揭示歷史發展的內在規律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