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族群關系歷史與形成

① 我國跨界民族的最初成因

一、跨界民族的形成

提起跨界民族(Transnational Ethnic Group)，首先就包含了一個基本的理論前提即政治范疇中的「邊界或國界」。「邊界或國界」一方麵包含了作為社會文化層面的民族的地理居住地，這種居住地具有一定的歷史性；另一方麵包含了作為政治領域的民族的領土分界，這種分界具有相當的現實性。為此，有學者將跨界民族定義為「那些原發民族和其傳統聚居地都被分割在不同國家而在地域相連並擁有民族聚居地的民族」。由此可見，跨界民族的最初形成與現代民族國家的產生和發展有著密切的關系。就現代民族國家的產生和演變的歷史模式而言，「有的是歷史演變的自然結果，更多的國家民族的形成是非自然發展(如外國干涉或採取暴力的強迫手段)」。這是一個典型的悖論。「所謂民族國家，即國家的領土與某一民族所居住的疆域一致，是『民族』從它的自然狀態轉變為『國家』的政治形態。」它暗示了國家和民族的一致性。

二、跨界民族的多重認同

什麼是認同(Identity)?這是一個困擾學術界很久的難題，西方學者將它認為是無所不在同時又含義模糊的重要概念。非常有意思的是，雖然大家都知道很難對其下一個科學和准確的定義，但是大家卻一直都在高頻率地使用這個概念，而且學術界圍繞對認同的研究興趣一直沒有減退。總結國內外學者們的觀點，盡管有著各種各樣的表述，但還是有這樣一些共同或共通的地方，即認同「是一個人或一個群體的自我認識，它是自我意識的產物：我或我們有什麼特別的素質而使得我不同於你，或我們不同於他們」。在國際關系研究領域，著名學者俞正梁則認為認同是「建立在共同體成員共同特性基礎上的、區別於他者的共有身份與形象，以及對共同體的歸屬感」。「認同有兩個向度，一是原生的或內生的認同，即自我因文化等因素所造就的認同，二是社會建構的認同，即自我與他者通過互動所造就的認同。」
由此可見，可以這樣來對認同進行理論界定：(1)認同的發生首先是基於自我和他者的比較，在某種條件下上升為一種認識，這種認識認為差異或差別是實際存在的，並且這種差異或差別也獲得他者的體認；(2)認同涉及的內容有形象、身份、符號、記憶、文化、傳說和歷史，並且表現為一種社會心理的認同感和歸屬感；(3)認同是一種心理意識，其表現形態取決於自我和他者對具體情勢的認知、比照和判斷，這種心理意識具有相當的穩定性和傳承性；(4)認同並非是單一形態，通常是以復合形態出現在各種問題領域中的，且復合形態下的各種因素交互作用互相影響。以上的界定為我們探討跨界民族的認同提供基本的理論分析路徑。我們以跨界民族認同的內容為標准，大致可以將其劃分為民族認同、政治認同、文化認同和社會認同等類型，顯然，深入探討這些認同的屬性對深入理解和解決跨界民族問題提供必需的理論基礎，是大有裨益的。

1 民族認同
民族被認為是一種「想像的共同體(Imagined Communities)」，是一種社會歷史現象。認同在民族產生、發展和演變的過程中，始終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被認為是構成民族的六大要素之一。顧名思義，跨界民族首先是以民族的身份出現的，所以民族認同即是民族成員在對民族整體的認同心理和民族成員之間的認同心理的基礎上形成的一種高度自覺的民族歸屬感。這種歸屬感是隨著歷史的發展而不斷凝結和升華的，最後形成一種為所有成員共同認同的復合體，比如中華民族形成的多元一體格局。 [

由於跨界民族本身的特殊性和敏感性，在相當一段時期內，跨界民族的民族認同沒有受到足夠的重視。眾所周知，跨界民族是民族和民族國家並非完全疊合的表現形式。換言之，就是作為社會歷史中的民族和作為利益政治中的國家不一致而直接導致的。但是，從其產生的淵源、發展的過程、共有的風俗習慣、共同的生產方式、共同的文化生活和共同的心理認同等標准來看，只不過是同一族群或種族跨越兩個或兩個以上國家的政治邊界且連成一片居住狀態而已。所以，適用於社會層面的民族的認同很大程度上也適用於國際關系層面的跨界民族的認同。這是因為民族的認同具有多層次性，就像中華民族的56個兄弟民族的認同也是如此，有對作為國族(na－tion)的集體認同，也有對自己作為中華民族其中一分子的自我認同——族群認同。對此，費孝通概括得最為全面。他說，中華民族所有歸屬的成分都已具有高一層次的民族認同意識，即共休戚、共存亡、共榮辱、共命運的感情和道義。對中華民族的認同是高層次認同，對本民族的認同是低層次認同，不同層次的認同可以並行不悖。
需要指出的是，跨界民族的民族認同是一把雙刃劍，有積極的作用也有消極的影響。當今世界上的國家90％以上是多民族國家，由於歷史和現實的交互作用，這些多民族國家有相當一大部分又存在著跨界民族，如何理性認識跨界民族的民族認同現象，並在此基礎上採取合理的措施和執行正確的政策就顯得格外重要了。鑒於民族認同穩定性和持久性的特徵，民族國家是積極面對還是消極迴避，以及解決問題的手段和藝術，在冷戰後民族分裂主義盛行的今天確實是考驗民族國家的一大難題。事實一再表明，如果多民族國家能夠妥善處理最高層次的民族認同和最低層次的民族認同之間的關系，尊重事實，尊重歷史，尊重意願，尊重主流，跨界民族的民族認同問題是不會成為民族和諧、社會進步和國家發展的負擔的，相反倒是起到積極促進作用，中國政府在這方面所採取的一貫政策就是最好的例證。

2 政治認同
對於民族來說，政治訴求始終是一個重要的關切。相對於其他社會歷史現象，對權力和利益的關注是民族行事的最初出發點和最後的落腳點，民族國家中的國族意義層面上的民族更是將其發揮到了極致。正如馬克斯·韋伯指出那樣：「在難以界定和把握的『民族』之後，擁有一個共同目標，該目標直接地植根於政治事務領域……我們可以從這個層面來理解民族這一概念，即民族是一個可以憑借自己方式來表達自己感情的共同體，並且一個民族常常傾向於自己最初發源的國家的共同體。」簡單地說，民族天生具有政治的本能。這種政治本能在認同方面具有二重性，一方面是任何民族都有自己的效忠對象而且其效忠對象相對是穩定的，這個效忠對象就是國家；再一方面就是效忠對象即國家需要為民族的產生、發展和演進提供必須的生存空間、必要的物質基礎和必備的制度保證。
然而，對於跨界民族而言，政治認同就變成了一個令人困惑和犯難的大問題。跨界民族首先是民族，同時又是不同於一般意義上的民族。這是因為自現代民族國家產生以來，通常意義上的民族都是在一定政治實體之內即國家所屬范圍進行效忠的，然而跨界民族是「一種特殊民族共同體」，其分布跨越了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國家疆域，所以他們在效忠對象的選擇就顯得異常困難和引人注目，其可能性有：(1)對最初自己所發源的國家的效忠；(2)對現在自己所居住的國家效忠；(3)對兩個國家都效忠； (4)對兩個國家都不效忠，尋求新的的效忠對象，如另外建立自己的國家等。
可是，在戰後以來的國際關系中，跨界民族的以上選擇卻是異常的艱難。對於第一種情況，許多存在跨界民族阿國家主要是在戰後反帝反殖反霸的浪潮中建立起來的，由於西方殖民主義的擴張，一些民族在權力政治的作用下變成了跨界民族，跨界民族本身在發展方面又存在著不平衡性，其中分布在邊界兩端的他們要實現對原來發源的國家效忠的時候，總有居住於兩國之內的一方變得幾乎不可能，形成了「合法性危機」。對於第三種情況，要求跨界民族對所分布的兩個國家都要效忠，這種動機一開始就遭到國家的反對，尤其是在那些歷史上存在恩怨、隔閡和誤解而在現實中又沒有走出歷史陰影的兩個國家更是如此。對於跨界民族自身來說，他們也不願意那樣，因為處理不好，他們在現實中有可能被當成「第五縱隊」，尤其是在兩國關系不正常時往往遭到無端的懷疑、排擠、壓制或懲罰，所以這樣的想法通常被認為極為不明智和不理性之舉。對於第四種情況，戰後以來的國際關系有一個顯著的特徵，那就是現行國家邊界和疆域相對穩定，跨界民族要建立自己的國家，往往受到國際關系的制約，特別是跨界民族本身所居住的相鄰國家更是一致的反對和制止，比如中東地區的庫爾德人就是典型的例子，所以這種想法的可操作性無疑會遭到大多數人的質疑。無奈之下，跨界民族最後只有選擇和接受第二種方案了，這種做法也為國際社會普遍認可。問題是，由於一些國家對跨界民族採取不公正、不合理的政策和待遇，跨界民族在民族主義的作用下，再加上其他外部力量的支持，最後就形成了棘手的跨界民族問題，比如中亞地區的俄羅斯人問題、法國和西班牙之間的巴斯克人問題、前南斯拉夫境內諸族問題、斯里蘭卡的僧伽羅一泰米爾問題等。

3 文化認同
文化被認為是民族構成的重要因素之一，通常以復合體的形式存在和出現的。認同則是民族對固有的習俗和傳統而產生的歸屬感，其主要動機就是在自我和他者之間作出的區別。所以文化認同被理解成民族對其本身的傳統而生發的一種內在情結(complex)。對民族而言，「文化作為價值和意義體系具有最高的重要性，但它不能與衍生的結構現象分離開來」，所以文化被視為限定一個族群區別於另一個族群的生活方式。
顯然，這種理論認識就很難適用於跨界民族的認同問題的討論。因為「人們普遍承認，民族國家是一種現代西方建構」。而跨界民族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是現代民族國家的衍生物，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的亞、非、拉廣大地區。這些地區長期以來，民族與民族之間、國家與國家之間由於方方面面的原因本身就存在了許多恩恩怨怨，跨界民族在文化認同方面就面臨許多困惑，比如跨界民族究竟以哪一個文化主體作為其認同的對象：是最初的母體文化還是現在所居住國家的主體文化?作為一種文化情結，按理應該是對最初母體文化的認同，但問題是母體文化如果在現在國家不是作為主體文化而存在而是作為該國的文化支系而存在，或者該母體文化在內力或外力的作用下，已經發生了很大的演變或者逐漸衰落了，那麼對面居住的同根同族同文同血脈的族群將怎麼實現自己的文化認同呢?
當今世界上的民族國家90％以上都是異質民族國家，盡管這些異質民族國家也公開承認尊重和保護文化的多樣性，但隨著交流的增多，融合始終是大趨勢，一體化則是最後歸宿。所以，最後的結局極有可能是「只要民族國家以為它可以通過多元主義或多元文化主義政策把這些東西置於樊籬之中，它們就會被視作為某種更充分的一體化邁進的道路上的一些加油站」。跨界民族由於分布在兩個或兩個以上的民族國家，作為這些國家民族構成的一分子，其文化的異質性的生存處境越來越艱難了，主要是這些國家一方面強調文化的多樣性，但對文化同質性的追求在全球化的今天卻變得更加強烈。換言之，跨界民族在文化認同方面變得更加模糊化。與此同時，圍繞文化認同而引發的跨界民族問題的概率也大大增加了。

4 社會認同
民族作為一種社會歷史現象，它的產生、發展和演進總是同一定社會發展緊密聯系，同時，社會運行狀況和社會屬性也會體現在民族的發展過程中，從而形成民族的社會認同。「社會認同是一個社會群體的自我意識，是對於『我們』區別於『他們』特質的認識，是社會成員共同擁有的信仰、價值和行動的集中體現，它包含了群體中的個體對於所屬群體及其文化的歸屬感和內心的承諾。」對於跨界民族而言，社會認同除了具有作為民族所具有的歸屬感和自我體認以外，還包括他們在所居住的國家同其他族群的族際關系究竟如何。簡言之，就是跨界民族的社會適應性和民族融合程度同其發展狀況是否協調。歷史證明，跨界民族的社會認同常常受居住國的社會秩序、社會狀況和社會變遷等因素的制約和影響。
總的來看，跨界民族的社會認同有4種類型：(1)和而不同，一些多民族國家實行平等或寬松的民族政策，推行多元主義，作為其國民構成之一的、在數量上屬於非主體的跨界民族同其他族群關系和諧。在文化上，各族群之間的民族文化和傳統習俗得到充分的尊重和良好的發展；在社會融入程度方面，跨界民族同其他族群已經相互適應，社會聯系緊密，社會心理成熟，以及在社會發展過程中互相關照，形成休戚與共，良性互動，呈現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的理想局面，比如中國和越南之間的京族(越族)、苗族(赫蒙)和仡佬族達到「和而不同」的理想情形。(2)由和而同，在一些存在跨界民族的多民族國家裡，盡管政治邊界把同一個族群分布在兩個國度里，跨界民族在與主體民族的族際關系總的來說是和諧的。隨著時代的變遷，跨界民族在文化上已經相互適應；在社會觀念上，跨界民族經由了「落葉歸根」到「落地生根」的巨大轉型，最後融入了該國的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中國和寮國之間的瑤族就是最好的例證。(3)因同而和，跨界民族在發展和演進的過程中，在文化上，跨界民族的民族文化已經成為所居住國的文化的一個支系，同時與其他文化支系之間在經歷過碰撞和交鋒之後，已經相互借鑒，互相認同，形成一種「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在社會心理方面，跨界民族的適應性相對較高，實現了完全融入的狀態，比如作為中華民族大家庭中的 56個兄弟民族之一的朝鮮族就是典型。(4)不和不同，在許多存在跨界民族問題的地區，跨界民族與居住國之間的族際關系由於歷史與現實的原因顯得不是很正常，文化上相對封閉，心理上互相防範，社會融入度相對較差，社會適應性明顯不夠。在這種情況下，跨界民族和居住國的主體民族相互不認同，或者主體民族採取的強制措施和高壓政策不為跨界民族接受與認可，族際關系通常顯得緊張，尤其是在對面同一民族的支持與鼓動下，跨界民族的要求擺脫現狀，追求如自治等政治目標，離心傾向較大，從而引發相關國家之間的緊張關系。冷戰之後，前南斯拉夫境內的科索沃問題、亞美尼亞和亞塞拜然之間的納卡問題、盧安達的種族屠殺等跨界民族問題，就是由於跨界民族和主體民族之間「不和不同」的歷史因素同現實政治糾纏在一起共同引發的緊張局勢。

三、結論

著名學者曼紐爾·卡斯特指出：「認同是人們意義與經驗的來源。」跨界民族作為現代民族國家的衍生物，在冷戰後的國際關系中的表現和發展出現了一些新的動向，在一些地區還引發了十分棘手的跨界民族問題，其中就涉及到認同這個十分重要問題。通過以上的分析，我們發現，跨界民族在認同上具有多重認同，即民族認同、政治認同、文化認同和社會認同，而且這些認同問題往往又具有多層次性、敏感性、特殊性和模糊性。歷史經驗證明，在對待跨界民族的認同時，尊重民族認同，清晰政治認同，照顧文化認同，以及優化社會認同，這對於跨界民族問題的解決尤為重要。

② 本屆政府能給華國一個合理的歷史定位嗎

摘 要：文化是社會價值的體現，是促成民族成員之間相互認同與凝聚的核心力量。以百年共和為時間軸，以海外華人國族認同①為主題，通過分析其過去的成績、現在的問題及將來的挑戰，不妨將人權、民主、自由等「普適性」價值與中國傳統禮樂文化價值融於一體，即以「尊重」和「平等」作為華人社會價值支點與導向，藉此求得「禮」文化的浴火重生及一個「知好禮」家園的實現。
中國論文網 http://www.xzbu.com/4/view-6008398.htm
關鍵詞：海外華人；國族認同；文化興國
中圖分類號：D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8-7168（2013）02-0051-06
一、問題的提出
2012年是「共和」制度在我們這個具有泱泱帝制傳統「老大帝國」現身暨運轉一百周年。對中華國族而言，這一百年的多數時間充滿了辛酸與磨難。期間，身心游弋於居住國與祖籍國之間海外華人對於己身國族認同也是幾經滄桑。反觀海華祖籍國，在辛亥百周年時，中共中央已制定了「文化興國」戰略目標，並就進一步加強和創新社會建設與管理做出批示。同時，中國經濟建設已經實現GDP總值居世界第二，正處於一個經濟社會轉型新時代。在此背景下，如何為海華群體樹立具有向心力的文化價值支點成為中國政府需要審慎思考處理的一項利害攸關事宜。
本文旨在百年共和的歷史背景之下探討海外華人的國族認同，即在國內經濟建設取得巨大成就的新時期，在新時代中華文化價值培植樹立過程中，思忖如何做到既能夠有效汲取源自西方的人權、民主與自由等普適性價值理念，又能夠及時反哺己身自有的禮樂文化營養。對內，適當融入國際元素，讓國內社會具有更開放、更多自由（例如言論自由、信仰自由、免於匱乏的自由②）等人性化良性特質；對外，在國際社會上，融傳統於現代，以傳統為基石，以現代為樓宇，為（廣義）「大外宣」融入更多的價值內涵與道德意義③，從而為海外華人營建一個和諧且「知好禮」的精神家園。
二、海華在國族認同方面的成績
（一）1840-1949：國運多舛，魂牽夢縈中國心
自1840年第一次鴉片戰爭以降，中華國族即陷入悲戚苦痛之境，內憂外患不斷，乃至幾度深陷於存亡絕續之關口。其中原因既有內政因素（如滿清王朝的腐敗愚鈍與顢頇治國等），也有外族入侵主因。在此期間，國民流離失所不知其數，而遠渡南洋及歐美諸國是當時國人謀生或逃避戰亂的一個不得已選擇，也因而構成中國近代史上第一次大規模移民海外潮。據丘立本估算，從鴉片戰爭到二戰前夕一百年間，中國人口國際遷移每年有10萬人之多，總人數多達1000萬[1]（pp.23）。期間，從19世紀中葉到20世紀初，移民形式主要為契約勞工（俗稱「賣豬仔」）。到了20世紀前後，除了華工形式移民，出於救亡圖存考量，不少知識分子也紛紛南下或東渡，甚至遠赴歐美尋求救國治國之道，不少人因從事革命活動而滯留他國成為華僑。巴格內（Bagne，1969）的「推拉理論」（Pushpull Theory）模型可以對此類遷移有所詮釋[2]（pp.1222）。
縱觀這一艱辛時期，雖說國運多舛，但海外華人與中國一直保持著密切聯系，對中華國族有著高度認同，自覺自動視自己為中華國族「內群體」（Ingroup）[3]（p.33）成員，為各個時期中國革命、建設與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以海外華人對辛亥革命的參與和支持為例，革命前後，南洋華僑建立起眾多華文學校、華文報紙和華人社團，傳播中華文化，積極宣傳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思想，南洋一度成為中國革命者與知識分子在海外進行革命鼓動的一大基地。此後的北伐戰爭、抗日戰爭，以及反對國民黨獨裁統治斗爭，無不閃現著海外華人勇赴國難的身影。
簡言之，在這一時期，雖說國運跌宕，但海外華人對中華國族一直抱以眷戀之情且毫不動搖地認定自己為中華國族當然的「我群」組成份子，始終懷有一顆魂牽夢縈的中國心，為了國家獨立和民族復興，可謂毀家紓難而在所不惜，義功纓冠卻無請賞之意。
（二）1949-1978：叩問鄉關，飄零的中國心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但囿於當時國際政治環境制約（例如東西方「冷戰」開始）及新中國自身在國內外政策操作方面的特殊性，在建國後相當長一段時間里，新中國與眾多國家都沒有建立外交關系，除了與所謂的幾個同道國家之外。結果導致，從新中國成立至改革開放之前，一方面，中國大陸向海外移民基本終止，另一方面，中國大陸與海外華人也基本隔斷了聯系，海外華人一度再次面臨淪為「天朝棄民」之嫌，兼及海外華人居住國（尤其是南洋諸國）陸續針對（華人）移民採取了一些限制性政策，在這種情形下，此前從中國大陸移民出去的海外華人絕大多數選擇了向居住國宣誓效忠，並相繼取得了相應居住國國籍，即在政治認同方面與居住國基本保持了一致[4]（p.1）。但在文化認同方面，那個時期的海外華人大都對中國依舊持有強烈的認同感，因為政治認同與文化認同不一定是對立矛盾[5]（pp.1619）。不同的是，對於這些海外華人而言，起初的「光耀門楣」與「葉落歸根」之心也不得已轉變為「墜茵落溷」與「落地生根」之實了。
（三）1978-2012：改革開放，回歸的中國心
從1978年改革開放至今，由於中國大陸經濟的快速發展，以及全球化影響效應，中國在國際社會的影響力逐步增強。一方面，海外華人返鄉省親成為一股熱潮，其中一部分人還積極參與國內經濟社會與教育文化事業發展建設。除卻一小部分純公益性（「尋根」或「報恩」類桑梓之情）投入之外，海外華人對華資本投資呈現上升趨勢，例如，從1979年到1997年這18年間，流入中國的外資總量中有超過三分之二是來自海外華裔。而在剛過去的十多年內，則有大約60%的外國直接投資是經由華裔引進，且現有在華外國企業中，海外華人持有的公司佔70%左右[6]（p.6）。值得一提的是，出於文化傳統的影響，海外華人對華投資並不只是純經濟行為，其總體特徵實際為「『利』主『情』輔」，是一個「尋利」和「覓情」相交織的過程[7]（p.49）。 與此同時，另一方面，大陸也重現向國外移民趨勢，不過此番多為技術移民、以及（公派與自費）留學、投資等移民方式（也有部分屬於務工形式移出）。不同此前多遷往南洋地區「藍領」或「華工」輸出模式，新一波移民潮人員以遷往歐美及澳洲居多，不少人員屬於「白領」，乃至「金領」。以留學人員為例，按照華僑華人藍皮書《華僑華人研究報告（2011）》數字顯示，從改革開放至2009年底，公費與自費出國留學人員總數為162.07萬人，然而學成歸國人員總數僅為49.74萬人，大概只佔到總出國留學人員總數的31%[8]（p.110）。如今，那些自改革開放後由大陸出去的新移民中有不少人已經學有所成或業有所成，陸續留在各住在國，成為新時期海外華人構成主體之一。
三、海華在國族認同方面的問題
新時期，海華群體對中華國族認同大致受制於兩個方面的因素。一是國際宏觀環境影響，如「20世紀後半葉跨國移民運動在許多國家已經導致了文化多樣性的增強與新族群的生成」[9]（p.212），在當今時代，作為國際移民普遍現象的人口跨國流動日益成為一種常態，這種跨國活動在促進國際間經濟社會文化發展的同時，也有可能淡化對既有民族國家的認同。另一個為內部因素，即存在於中國海外華人內部，尤其是新老移民之間的隔閡與矛盾。盡管新老海外華人在文化上基本上認同中華（傳統）文化，但是時移俗易，隨著各種情形的演變，也由於新老移民在社會人口特質、鄉土族群及價值觀方面的差異性，海外群體對中華國族認同也衍生出一些問題。例如，與老移民相比，「華人新移民」中投資移民在資金方面基礎扎實，也較容易從事相關實業。一些老移民對於這些「初來乍到者」在財富方面的富足可能多少有些失落，認為己輩辛辛苦苦幾代人在異鄉他國拼搏也不過差強人意，而這些「新人」只是因為趕上祖籍國發展好時機便迅速致富，繼而可能會認為祖籍國對待老一輩海外華人有所虧欠，重現「天朝棄民」之憾。再如，在對中華傳統文化的承繼方面，老移民一般都能恪守，但新移民由於接觸外界新觀念較多，對傳統文化的重視一般不如老移民那般虔誠恭敬。
縱觀這類問題，對於新老海華群體而言，在新時代，中華文化價值的支點到底在哪裡，這應當是困擾全球華人心靈的一個重大問題，畢竟文化傳統也不是一成不變的。為更好喚起海外華人社會對中華國族的認可，作為中華文化最重要載體的中國應當孕育培植出怎樣的文化價值觀也因此變得格外重要。如今已經到了需要轉變觀念、拓展眼界的重要關頭了。
四、海華在國族認同方面的挑戰
這是一個全球化的時代，「在全球化與超然存在的時代，我們發現自己陷入了政治認同與族裔分離的沖突大漩渦」[10]（p.1）。「在日漸增多的多元文化社會中，由於當代遷移的全球化和區域化，民族認同問題逐漸被提上了日程」[11]（p.454）。全球化浪潮造就了國家間新一輪的政治、經濟、文化等領域的進一步的交流與合作，也帶動了移民人數的增長和移民模式、流向、性質的深刻變化[12]（p.29）。這種浪潮勢必對海外華人的國族認同造成一定的沖擊。同時，受限於國際秩序格局以及己身工業化發展階段等諸種因素的制約，可以估測，作為國際移民與華人移民運動的產物，海外華人群體總量還將繼續增長。
在全球化背景之下，雖說「華人的國族認同以及在相對情況下對中國文化的認同，與華人人口分布和從事的行業、各國政府對華人政策的演變和現狀及華人的反應密切相關」[13]（p.17），但是作為足以影響治亂興衰的民族認同觀也與母國自身社會文化價值更新發展有著密切聯系。而文化上擁有共同的語言，風俗和習慣的民族，其價值核心之一就在於作為民族集體認同核心的「想像共同體」而運作[14]（p.182）。韋伯也曾指出，民族的內涵在於它是「某種特殊的激昂之情（Pathos），此種情感交織於借著語言、信仰、習俗或命運共同體而凝聚在一起的人群團體所建立起來的權力組織之中（無論其為固有的或想往的）」[15]（p.483）。從社會學角度審視，作為同宗同源同文命運共同體的民族意識，在本質上也是一種集體意識（族格、群格、國格等）的體現，基於這種意識之上的自然主義民族觀，其作用在於促進該共同體的社會一體化[16]（pp.181183）。帕森斯認為，「民族-國家」是「集體性」得以很好顯現的社會系統。「集體性」是由單位行動（Unit Act）構建的相互交叉和關聯的社會角色叢中，行動者的行動能夠實現其角色定位，即行動者的自我分析與其在社會領域系統中的位置是基本一致的，在這其中，「共同的價值整合」（Common Value Integration）是必不可少的[17]（pp.129132）。
五、路在何方：探尋「文化興國」時代的華人文化價值支點 （一）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探尋新時代華人文化價值支點
2011年，中共中央十七屆六中全會提出了「文化興國」戰略目標，但吊詭的是，欲實現這一戰略目標，首先要實現的卻是「文化中國」，因為，對於一個缺失文化價值感召力而唯GDP至上的國家而言，其前景充其量也只是實現經濟興國。因此，要有文化在先，要有能與世界思潮接軌對話的文化，要有能與現代化順利實現進行接軌的文化，這個文化既要有傳統的「源頭活水」，又要有進行現代轉化的國際視野。因而，在這個為全球化浪潮席捲的世界，一個有前瞻性與向心力的中國文化應是融傳統（尋根）意識與全球意識為一體的價值體系。華夏振興離不開其文化價值的建設。在一定意義上，國族認同離不開母國自身文化價值體系更新，首要的是文化價值支點的樹立。關於這一點，目前學界大致有兩類分野，一類是對普適性的人權、民主、自由觀的倡導，另一類是對回歸傳統禮樂文化教化的呼籲。以筆者之陋見，這兩類取向不一定對立沖突，而是可以調和與相互交融。筆者認為，傳統禮樂文化的恢復重建離不開人權、民主、自由、法治基石的奠定，盡管中華傳統文化有許多值得發掘的優質內容，但中華文化傳統在歷史與現實踐行中也有兩個較為明顯的缺憾④，一是尊重的價值取向，對不同己者的寬容，對他者的尊重；二為平等的價值取向，對公正（正義）⑤的訴求。藉助這兩個支點，中國「禮」文化有望實現其鳳凰涅磐般的重生，如「禮」文化中的「敬」接近於這里的「尊重」；而「禮」文化中的「仁」接近於這里的「平等」。 1尊重的價值要義。審觀我們的傳統文化，其尊重大都為對「尊長」的尊重，缺失現代社會中對成員之間相互尊重的強調。實際上，尊重是社會成員之間的相互善待，是實現人際間、群己間以及群體間以禮相待的通用語（Common Ianguage）[18]（p.71），包括尊重他人的觀點、時間與空間，以及包容（Inclusive）、寬容（Tolerance）、體諒（Consideration）、同情（Compassion）和換位思考（Empathy）等品質，這些都可以納入尊重的范疇[19]（p.36）。而相互尊重是現代社會「公民性」（Civility）最基本特質之一，也是現代社會的一項「黃金守則」（Golden Rule）[20]（pp.12791298]，它意味著社會成員之間對於各自權利義務均可以恪守「邊界」（Boundary）原則[21]（p.65），對不同己者的觀點、思想、信仰和行為等能夠予以寬容認可，而不是強制對方接受或者放棄。在不違背國家法律的情形之下，每一名行動者均有自由活動的權利與自由處置的權利，其他人（機構）不得干涉侵害其選擇權。意見、分歧、誤解、爭論在利益分化與日益多元化的現代社會中都是不可避免的。問題的解決應基於討論或對話，以善意的回應與合理的合作方式，而不是以人身攻擊或其他粗魯易引起沖突的方式去處置。
2平等的價值要義。透視我們的傳統文化，可以發現，等級性是其一大特色，「秩序」性很強（如綱常倫理及內外「華夷之辨」等亞種論說），在維護穩定方面功不可沒，但是平等性明顯不足。不妨與西方做一比照，「通過對西方社會歷史與社會發展以及當今正在持續進行的現代化歷程考察，可以見到，強烈的文化認同無外乎對自由的認同，或者是對平等的認同」。一般而言，平等這個概念通常是作為一項公正原則來使用[22]（p.19）。因而，公正指稱帶有明顯的「價值取向」，並且對這種價值取向的正當性予以突出。羅爾斯的「正義論」中提及的「正義」就是「作為公正的正義」（Justice as Fairness），其間提及的兩個主要原則（「自由原則」與「差別原則」）突出的也是在自由的基礎上更多關注平等。其正義論大抵在於對平等的強調，體現為平等的自由和公平的機會平等，平等即意味著社會公正[23]（pp.3178）。反之亦然，公正也離不開平等。進而言之，一個基於公平的合作機制，其運轉離不開一個秩序井然社會中自由平等公民的參與[24]（p.5）。
概而言之，筆者不揣淺薄地理解，在新轉型時代，作為華人文化價值支點的「尊重」和「平等」觀是基於中國傳統文化之上現代公民精神的彰顯，可以用作新時期華人社會凝聚向心的價值指南。在這其中，又有兩個亟待處理的事宜，即涉及信仰的宗教觀與涉及團結的民族（實為族群）觀，前者宜更好待之以尊重，後者宜更好待之以平等，因為在國際舞台上，這兩方面均涉及中國「軟實力」打造，也常為異己敵視勢力所攻訐謗訕，以至於分化海外華人對祖籍國的認知與評判。而這一切莫不受制於國內社會治理方面的進步，因為「厚內」而非「薄內」方可以引致「歸心」，畢竟「有鳳來儀」的前提是「簫韶之樂作之九成也」。
（二）一個實例：新價值支點之下的族群團結
總體而言，各個族群都有自己悠久的文明發展史，並在歷史演進的進程中形成自己的傳統文化。根據國內外有關的理論探討與經驗研究的文獻，涉及族群關系平等的影響因素大致有14種之多，其中，就「文化因素」而言，主要指各族群在文化、語言、宗教、習俗、習慣、價值觀念、行為規范等方面的差異性[25]（p.23）。新中國成立以來，對於境內少數族群地區的經濟社會發展，盡管中國政府在財力、物力以及人力方面的投入是巨大的，給予的優惠政策也不少（如高考、生育等方面照顧），但這些基於前蘇聯民族政策模式的准「團體的多元主義」（Corporate Pluralism）操作所帶來的弊端也不少，例如過於強調「結果平等」而不是「機會平等」[26]（p.508）。同時，對於漢族和其他族群而言，由於個體與族群層面上的「法律上的平等」和「事實上的平等」在操作上具有波動性及模糊性，往往導致雙方均不滿意[26]（pp.534535）。而在「心力」（文化抱負）方面，官方對於一些少數族群的宗教信仰、習俗習慣與觀念價值重視不夠，卻自詡對少數族群的付出是在幫助他們實現現代化（文明化）以脫離不文明的落後生活。對於這種情結，政府方面往往自我評價良好，而忽略了少數族群作為行動者主體的需要不單是物品意義上的，也是基於對歷史性「善的社會意義」理解之上[27]（p.32）。麥金泰爾（1996）即曾指出，傳統是多元的，每一種傳統都有自己的歷史與合理性[28]（p.19）。這就要求政府要繼續增強有關國內少數族群知識的學習和理解、宣傳和普及。需要謹記的是，一個族群如何看待和處理與其他族群的關系，這本身就是文化傳統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26]（p.498）。
再放眼世界，近幾年，受國內外環境波動影響，西藏和新疆時常處於多事之境。當然，對於這個問題，可著手的處理角度有不少，但是文化傳統對於影響改變其民心的作用萬不可再怠慢忽視，當務之急是要強化對少數族群文化傳統的深入發掘與體察，對其文化傳統（包括它們的信仰問題，如藏傳佛教，以及其特定的族群情感及族群價值等）要能有發自內心的認同與尊重，並要能夠以寬容、包涵、和平和具有建設性的方式給予少數族群體內部的親情感以必要的理解和尊重，正視其位置，並承認其重要性[29]（p.12），進而在對話與相互尊重的平台上協調好族群間的團結關系。可以說，在一定程度上，政府與少數族群在其文化傳統方面如果長期存在錯位，勢必將長期影響中國內部的安定團結，乃至領土的完整性。一個事實是，在國際舞台上經常與中國唱反調的就包括一些從國內藏疆等地「流亡」出去的異議者及其組織（如「藏青會」、「世維會」等），這些勢力經常拿中國政府破壞他們文化傳統事例作為靶子對中國進行攻擊，個中雖有政府不足之處，但這些組織所作所為大抵為「摻沙子、甩泥巴」，其負面性不容小覷，這也勢必影響到海外華人對於祖籍國的評定判斷。看來，在我國族群關系平等方面，由基於結果平等的「團體多元主義」操作適度向基於機會平等的「自由主義多元主義」操作已經成為必要[26]（p.510）。而機會平等的要義在於其中的「前」與「後」的差別，即（為社會資源）競爭開始前，機會條件必須予以均等化，如果必要，可以經由社會干預來實現這一點，但是，一旦跨越「起跑門」（Starting Gate）之後，競爭者就只能憑據自己的力量了。 需要指出的是，筆者以上關於境內族群關系的文化分析不是對近年來頗為熱門的多元文化主義（Multiculturalism）研究的呼應，而是對19世紀20年代的文化多元主義（Cultural Pluralism）思想的回歸。根據中國社會歷史的實際演變情形，筆者認為，國內不宜跟風西方自20世紀晚期以來盛行的多元文化主義論調，因為已經執行多元文化主義（Multiculturalism）政策的澳大利亞、加拿大等國的社會歷史發展情形與中國的差別很大，當然這類主張也是基於「寓多於一」（Manyinone）勝過「合眾為一」（From Many To One）認識的緣故[5]（p.69）。基於有限的閱讀，筆者不揣淺薄地認為，就族群關系而言，文化多元主義（Cultural Pluralism）其實可以理解為接近於中國禮樂文化中「樂」（和諧）思想在這一方面的一種展示，其要義在於「求同存異、和而不同」，並在此和諧平等共同生活的基礎上發展出對「共同文化」（如國民身份和國民意識）的認可，即對同一國家的高度忠誠。也可以說，族群層面的「文化多元主義」理念在中國語境的運用接近於費孝通先生提出的「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思想[30]（p.4）。即在文化生成上，以境內多族群共同參與的「中華文化」為體，其他各族群文化形態為「元」，即中華文化為「多元（源）一體」，雖然漢族開創了中華文化源頭，但是中華文化的范疇遠大於漢文化，包含滿族、藏族、蒙古族、維族、壯族等不同族群的文化在內。相關考古發現也表明，自新石器文化時代以來，中國各地文化之間的交流與滲透即較為頻繁，這推動了「從多元之上增加了一體的格局」的形成。至今為止，這種交流與滲透已有五千多年的歷史，這一切均推動了文化方面形成中華各族群之間各種形式上或潛在的共性，並構成了「一體」格局的深厚文化基礎[30]（p.9）。在族群融合上，中華民族成為「一體」是一個逐步發展的歷史過程，中國幾千年的歷史就是一部族群融合的歷史，其先是有各地區的「初級的統一體」，又形成北牧、南農兩大統一體，最後以漢族為核心匯成一個「大一統」的格局，「形成了一個點線結合、東密西疏的網路，這個網路正是多元一體格局的骨架」。最後，「這個自在的民族實體在共同抵抗西方列強的壓力下形成了一個休戚與共的自覺的民族實體」[30]（p.18），即中華民族。
六、結語
百年共和里程探求的不僅僅是實體意義上的家園重建，也是價值意義上的家園復興，而「共和」（Republic）的原意之一就是在價值上確立共和體成員間以平等和相互尊重為基礎的權利義務的一致性[31]（p.107）。在這百年裡，群雄遞嬗，不變的是海外華人社會的脈動從未離開過祖籍國，而中華文化則是連接兩地的橋梁，薪火相傳，跨越時空。今日的中國是一個面臨多重轉型的中國，所面臨的轉型不僅僅是經濟社會層面的轉化，也有文化價值方面的轉化。有鑒於此，基於尊重和平等的價值導向，建立一個文化中國和一個既有「禮」（有序）又有「樂」（和諧）社會，一個可以很好彰顯道德權威的良性社會，可以成為對廣大海外華人更有向心力的精神家園，進而贏得他們對祖籍國的真正尊敬，鞏固其對中華國族身份的認同。同時，這樣一種基於現代平等與尊重意識上的禮樂文化的復興也有助於中華國族在21世紀全球化大框架下順利地實現將昔日「『萬邦來朝』的自我中心盛世情懷轉換為一種『萬國歸心』價值認同的天下主義」[29]（p.18），實現「文化興國與立世」。

③ 中國據說是56個民族、民族的定義是怎麼來的、各產生在什麼時期、民族之間怎樣區分開。

「什麼是民族」的問題，首先遇到的是語言學問題。

民族(nation)一詞實際上也是個舶來品，非漢語所固有，約在世紀末2 0世紀初從日語中借來，此後被不斷認識和接受。然而民族是什麼?這個看似不是問題的 問題，卻始終沒有在理論上得到解決。

十月革命前，斯大林關於民族的定義是：「民族是人們在歷史上形成的一個有共同語言、共同地域、共同經濟生活以及表現於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質的穩定的共同體。」
我國民族學界對這一定義大體認可。斯大林在反對民族沙文主義、反對沙皇統治的當時有此界定。但今天用這個定義來說明歷史上處於不同發展階段的民族群體和當前我國的民族情況是不充分的。從古代以氏族為基本結構的社會到今天以民族國家為基本結構的社會，不同出發點的觀察會有不同的描述。
民族是歷史上形成有所區分。認同有所差異的群體。古代的民族不等於今天的民族。今天的民族可以是古代不同族群結合的產物。黃河流域的部落聯盟曾擊敗殷商的東夷聯盟，逐漸形成黃河和長江流域一個人數最多的民族群體———漢族。
有的民族曾是古代一個部落聯盟的構成部分，這個聯盟瓦解後獨立為民族，如14世紀以後蒙古部落的聯盟逐漸成為今天使用蒙古語族語言的不同民族（蒙古、達斡爾、東鄉等民族）。我國的西北地區曾經有過強大的匈奴部落的聯盟。橫跨歐亞的匈奴帝國瓦解後，它的一部分在我國的西北和中亞地區形成新的突厥部落聯盟。突厥聯盟也沒有維系下來，唐代之後形成維吾爾、哈薩克、烏孜別克等不同的民族。
有的國家認為本國只有一個民族。我們認為我國是多民族的國家。區分不同時期的民族形態和民族關系是有意義的。同一區域內不同的族群或民族由於共同的利益關系，經過一定歷史時期的融合可成為新的民族共同體。實際上今天中國的民族關系主要是中華民族共同體和其組成部分之間的關系。
民族的定義是民族學的基本定義，又與實行民族政策相關。我們今天仍有必要區分中華民族共同體中的不同組成部份。

④ 論述中國各民族的分布特點及形成原因

特點是：大雜居，小聚居。充分表現出我國邊疆的形式，我國有56個民族，少數民族分布在漫長的邊境線上和漢民族雜居在一起，可謂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形成原因有利於各民族相互交往，團結合作。

大雜居小聚居是指的我國各民族居住的狀況。我國有五十六個民族，漢族是人數最多的民族，其餘五十五個都是少數民族。從各民族居住地看，各民族分散在各省區市，混合居住，因此叫「大雜居」。

但從各省區市看，少數民族聚居在一鄉、一縣，又是「小聚居」的形式，小聚居的少數民族區域內又有漢族和其他少數民族，漢族區內也有少數民族聚居。我國民族的大雜居、小聚居分布有利於各民族相互交往，團結合作。

使各民族之間相互影響、彼此團結、互相幫助、互相尊重、共同繁榮。這樣的民族橢凝聚力、向心力。只有民族團結，社會才能安定，經濟才能發展，國家才能繁榮昌盛。

(4)中國族群關系歷史與形成擴展閱讀

中國各民族大雜居小聚居的分布特點的好處

我國民族的大雜居、小聚居分布有利於各民族相互交往，團結合作，使各民族之間相互影響、彼此團結、互相幫助、互相尊重、共同繁榮。只有民族團結，社會才能安定，經濟才能發展，國家才能繁榮昌盛。

民族大雜居，有利於各民族間經濟的相互聯系和發展，有利於各民族間文化的相互交融；民族小聚居有利於發展有民族特色的經濟,有利於民族文化的流傳和延續。

全國沒有一個民族單獨居住在一個地方，全國各省市和70%以上的縣都有少數民族居住，這種分布特點，使各民族在經濟、政治、文化各方面的聯系進一步加強，形成了相互依存，不可分離的關系。

一個民族已不再是一個獨立的經濟單位，形成了民族合作的條件。這種狀況，是我國建立民族區域自治的客觀條件。

參考資料來源網路-大雜居小聚居

⑤ 中國人種基因圖譜的華夏族的起源與形成

黃河下流域先民創造了大汶口文化及其龍山文化，廣泛分布在在山東、豫東、冀東、遼東半島和淮海地區。自從大汶口文化向中原地區擴張，使得仰韶彩陶文化退出歷史舞台以來，中原地區在大汶口文化的強烈影響之下開始出現灰陶黑陶，但不是真正意義的龍山文化，被命名為當地二期、三期文化。典型龍山文化是繼承大汶口文化的因素而發展起來的，以山東龍山文化為典型代表，中原龍山文化的基本面貌清晰地顯示出大汶口文化對中原地區的深刻影響，含有較多的大汶口文化因素，趨向於東方化。
黃河下流域先民以鳥為祖圖騰，繁衍為以各種鳥為子圖騰的諸多部落。東夷人創造了先進的海岱文化，發明了帶羽毛弓箭、創造了龍山骨刻文(對漢字的誕生有啟蒙作用)、製作青銅器與冶鐵、製造舟-車、發展農業與治水。為中原華夏文化的發展和推進，起到了關鍵和決定性作用，華夏文明就是文化相對落後的西部古羌夏族吸收先進的東部東夷文化後進入文明社會進而在周朝超越東夷文化的。山東龍山文化遺址發現了近2000件骨刻文，說明骨刻文和商代甲骨文源流傳承關系非常密切。甲骨卜辭是現能確認的既是最早的漢語書面語，又是商人的書面語。而先商又是東夷的一個主體部分，漢語也確是源於東夷語。羌族只有語言沒有文字，羌語與文化習俗的傳承均依靠口口相傳。羌語應該是周人古羌語的活化石，可以作為考究對象。羌語屬於多音節語，無聲調語，黏著語，羌語的語法結構是屬於阿爾泰語系類型的，和現代漢語差別非常大。漢語是孤立語或分析語，有豐富的聲調系統，確實源於東夷語言結構。如果影響周人語言的是東夷商語，那麼商族人的語言才是現代漢語的根源，單音節，多聲調，孤立語，與現代漢語相似的語法結構，這些種種現代漢語的特徵肯定不是從古羌語繼承過來，那麼只有從商語繼承過來漢語是周人語言和商人語言的綜合體，漢語從周人的語言那裡繼承來了大量的古老的詞彙和同源詞，但是從商人的語言那裡繼承來了特殊的語言結構。
根據歷史傳說，太昊是著名的東夷集團首領，伏羲風姓氏後裔分支屬於太昊集團西遷的一支。春秋時的任(濟寧市)、宿-須句(東平縣)、顓臾(費縣西北)都是太昊後裔回到東夷故里後建立的方國。太昊部落(該族分兩支，原支在曲阜發展為太昊集團，西遷一支在淮陽發展為伏羲風姓部族),分為山東與淮陽和兩大系統，均以東夷語言為主，少昊部落是從太昊部落分出來的直屬後裔，蚩尤出自於東夷少昊氏。太昊集團崇拜龍圖騰，少昊蚩尤集團以鳥為圖騰崇拜。神農氏炎帝部落起源於陝西姜水流域，東遷到今豫東一帶地區，與少昊蚩尤集團交錯分布，有時發生矛盾和沖突。神農氏炎帝部落被迫回遷姜水故鄉與黃帝集團結盟。
嬴姓始祖少昊，其後裔春秋時仍有徐、江、葛、黃、淮夷、費、郯、譚、鍾離等國。少昊嬴姓的一部分西遷在晉陝立國，成為秦國、趙國的祖先。。少昊後裔有兩個重要人物即皋陶和伯夷，是東方嬴姓各族的共同祖先。
華夏雛形開始產生於商周時代。商代贏姓諸侯國，傳說嬴姓祖先是來自東夷首領少昊氏，形成了華族集團。周代分封了姬姓諸侯國，統稱夏族集團。到了春秋戰國時代才開始並稱華夏。漢朝開創人劉邦作為徐夷後裔，拜祭蚩尤為戰神。漢朝確立前後歷400餘年，隨著經濟、文化及國家的大一統，泛稱華夏的中原黃河流域居民，兼並了南方苗蠻百越集團，統稱為漢人，漢族的正式形成就是從漢朝開始的。
東夷史前文化發展序列：新泰烏珠台人(距今5—2萬年左右)，後李文化(距今8400-7700年左右)，北辛文化(距今7300-6100年左右)，龍山文化(距今4600-4000年左右)，岳石文化(距今4000-3600年左右)和諸歷史時期文化。其主幹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龍山文化-岳石文化，時間跨度近4000年。 大汶口文化和龍山文化遺址在山東、豫東、冀東、遼東半島和淮海地區都有廣泛分布，留下了東夷先民的活動遺跡。到了距今5000年以後，一種新文化以壓倒之勢覆蓋了中原及其南北早先的各個文化區，這就是龍山文化。龍山文化是繼承大汶口文化發展而來的，普遍採用大汶口文化發明的快輪制陶技術和占卜。大汶口文化和龍山文化均屬東夷人創造的典型父系社會文化。分子人類學證實龍山文化人骨Y-DNA均為O3-M122，含有部分O3e，沒有其它類型，和現代漢族的主體部分完全一致，也就是說，現代漢族的主體部分其父系遠祖完全是來自龍山人。無論五胡亂華和蒙元滿清入侵中原，都改變不了漢族以03-M122為主體的永久性格局。夏商周的起源與龍山文化有緊密聯系。
龍山文化先民對華夏民族的誕生與形成起著決定性作用，奠定了五千年漢族父系基因以03-M122為主體的穩固基礎。
東夷人創造出了燦爛輝煌的文明，同中原文明一同構成了整個華夏文明的系統體系，是黃河文明乃至整個華夏文明的主體和淵源之一。在黃河流域東西兩大系部落集團中，夏人出自西系，而又融合了東方少昊集團許多部落最早建立國家的一支。商人出自黃河流域東西兩大系部落集團中的東系，雖然與夏人一樣是東西的兩大系部落融合的復合型共同體。商朝以玄鳥為圖騰，與東夷有血緣同源關系，確對商朝與東夷的關系影響極為深刻。商代人殉、人祭之風淵源於東夷，從甲骨卜辭的記錄看，用為人殉、人牲的主要是羌人。商朝分封了東方贏姓諸國，建立廣泛聯盟關系，九夷之師作為商朝最精銳的部隊，是居住在山東的東夷部落組成的部隊，一直支持商朝遠征西羌，但商紂王腐敗荒淫，不停地向贏姓諸國強征財物，頻繁征伐西邊羌方，東方贏姓諸國已經厭倦了商紂無休止的窮兵黷武，拒絕了商朝讓他們參戰的要求。東方諸族紛紛叛離商紂王，商朝不得不從西邊調兵，去征伐東方贏姓諸國。周武王坐收漁人之利，入主中原奪權。從西周初期東夷與商遺裔聯合起來反對周王的情況看，商與東夷的關系還是比較親近的。秦人原為東夷集團的一支，被周王室調到在西陲，長期與羌戎作戰，建立秦國。成王伐盍(葢)商盍(葢)，殺飛(廉)，西遷商之民於邾，以御奴之戎，是秦先人。而商奄即今山東曲阜包括萊蕪一帶的嬴姓大國，證實秦人最早的先人，是從山東遷來的。秦人出自於少昊贏姓後裔，把中國推向了大一統時代，對中國和世界歷史產生了深遠影響，奠定中國兩千餘年政治制度基本格局。漢朝開創人劉邦作為徐夷後裔，拜祭蚩尤為戰神，為漢族大一統做出決定性的歷史貢獻。漢朝繼秦的統一之後，開創了大一統的局 面，繼承和鞏固了秦朝開始的統一國家。
考古表明，新石器時代中原文化與東方地文化有著長期的、頻繁的往來，表現為二里頭文化所包含的較多東方文化因素，考古學界一致認為龍山文化是二里頭文化的主要來源。山東龍山文化遺址發現了近2000件骨刻文，和商代甲骨文源流傳承關系非常密切，甲骨文中的很多文字直接繼承了骨刻文的特點和風格，但二里頭文化遺址一直未能出土類似殷墟甲骨卜辭的同時期的文字記載，夏朝的存在性始終無法被證實。
體質人類學研究表明，新石器時代廟底溝二期文化、陶寺文化人群人骨含有較多的南亞人種成分，在人種類型上與他們前身的仰韶文化居民非常接近，但和黃河下流域文化居民有較大的差距。隨著中原文化與東方地文化有著長期的、頻繁的往來，二里頭文化四期是在前三期基礎上與東方文化交流融合，二里頭文化居民在人種類型上發生了變化，更加接近東亞人種特徵，可以說明該地區已經出現大量的人群交流。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報告表明：山東龍山文化（諸城呈子II期）的人骨研究顯示了與大汶口文化的一致性同時與現代華北人也較接近，因此認為從大汶口文化到龍山文化乃至近代，人種類型上是連續的而不是取代的關系。
分子人類學研究表明，新石器時代廟底溝二期文化、陶寺文化人群人骨mtDNA分析顯示M系單倍群佔85%，二里頭文化母系M佔64.3%（與以前相比，N系稍有增加），可以說明古中原母系無疑是M系高頻為特徵。山東長島7000年前人骨mtDNA分析顯示N系單倍群佔70%，淄博地區距今 2500 和 2000 年前的人骨mtDNA均為N系，N系含有少量中亞-歐洲基因。可見新石器時代東部西部母系mtDNA差別巨大。西安現代組mtDNA：N系佔37%，M佔63%,；河南現代組mtDNA：N系佔47%，M佔53%；青島現代組N系佔40%，M佔60%（在山東地區屬於例外，可能是因為青島是開放城市，外地移民較多）；山東淄博現代組N系佔57%，M佔43%，但泰安、榮成地區N系高達60~67%，整個山東平均值N系佔51%，M佔49%。由此看出，在黃河流域，母系mtDNA-N的含量及分布，顯示它自東往西擴散的趨勢。從父系基因來看，根據龍山文化古人骨DNA的研究表明，龍山文化的居民，其Y染色體SNP單倍型是O3-M122，並且只含有O3和子類型O3e，沒有其他類型，和現代漢族的主體部分完全一致，也就是說，現代漢族的主體部分其父系遠祖完全是來自龍山文化先民，也就是龍山人。O3-M122是漢族的絕對主體，根據2004年文波的數據，山東漢族為59.5%、河南52%、陝西漢族56.7%，顯示它自東往西擴散的趨勢，可見黃河下流域O3-M122比例居於北方首位，母系mtDNA-N比例也是在北方最高的。
研究父系基因，同時也要關注母系基因。老亞洲CD原來對應的是母系M，均屬亞洲舊石器人類。北方漢族母系基因M占絕多數，N非常低頻。山東母系M和N各佔一半，和北方其他地區明顯不一樣。早期父系O3原來對應的是母系N。新亞洲人O單倍群是3～5萬年前起源於南亞的，分為O1、O2、O3。在舊石器時代1-2萬年前，O1、O2先北上擴散，考古證實紅山文化人骨Y-DNA含有O1O2，最可能和日韓O2b有緊密聯系。雖然O3比O1O2起步晚，但北上爆發擴張取代了O1O2。古中原母系基因全是M，和藏緬族群相同，但當時古東夷母系N高頻。隨著龍山文化大規模擴張，mtDNA-N擴散到中原。膠遼官話Y染色體O3佔66.70%，在全國各方言區居於首位。冀魯官話Y染色體O3佔64.90%，居於次位，並且母系mtDNA-N是在北方中最高的。龍山文化以壓倒之勢覆蓋了中原及其南北早先的各個文化區，O3大爆發擴張，徹底取代北亞通古斯C和羌藏D，獲得母系M，並且把百越O1和苗瑤O2a趕退至長江流域。O2b被迫北上逃到東北蠻荒地區，然後通過朝鮮半島，擴散到日本。龍山文化覆蓋了中原及其南北地區，終於形成了北方漢族父系O3配偶母系N、M的格局現狀。
黃河上游藏緬族群及其西北漢族特有的O3e-M134高發頻率，O3-M122比例低。而黃河下游以O3-M122為最，O3e-M134不多見。O3-M122是O3e-M134的祖型，O3-M122最早進入黃河中下領域成為東方主人，迫使O3e向西遷徒，與羌藏D系共處融合，形成了藏緬族群。有O3e-M134的地方一般都有O3-M122，但有O3-M122的地方不一定有O3e-M134。從黃河流域的整個趨勢來看，O3e-M134是西部比東部高，越往東越低。在黃河下流域，O3-M122的含量顯超過O3e-M134，顯示它自東往西擴散的趨勢。在O3-M122的細分譜系中，O3*-M122、O3a4-002611主要分布在黃河中下流域，顯然是東夷集團的主體類型，因為這個單倍群在藏緬語人群中很稀少，但是在漢族裡的比例卻能占較大的比例。東夷人以O3-M122為最，幾乎沒有羌藏D系，和現代漢族的主體部分完全一致。東夷O3-M122與夏周O3e-M134均屬漢族父系祖先的兩大來源。

⑥ 王明珂"民族邊緣"理論的核心內容是什麼對解讀族群關系有何意義

一、來民族是共同擁有榮耀的自歷史記憶，也因此希望共享現在與未來的一群人。二、「中國人」是一個歷史上的延續與變遷的人類生態體系，次人類體系萌發與西周、形成於春秋戰國，秦漢帝國是其最早的具體政治化身。三、華夏邊緣是維持華夏內部民族認同的最重要的力量，如作者所說：「如果我們將中國人，或華夏，比喻為一個木桶，華夏邊緣就像是緊緊將所有木片合攏在一起的鐵箍，鐵箍一斷，木桶就散了，這便是為何在歷史上，中國常不惜代價來維持此邊緣。」四、近代「中華民族」概念的產生，是和全球化、同時期歐洲國族主義（nationalism）的興起、西方列強的入侵、新的學術知識體系的建構等多種因素共同作用而產生的。這一概念一方面凝聚了原來「華夏邊緣」之外的少數民族進入統一的民族認同體系，另一方面，也將許多處在「華夏邊緣」上的人排除在「華夏」這一認同體系之外。

⑦ 香港與中國的歷史關系

香港是中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
香港特別行政區
實行特殊制度和高度自治的一回個地方行政區域。根據答1990年4月4日第七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所作決定，該特別行政區自1997年7月1日起設立；其區域包括香港島、九龍和新界。其基本特徵如下：第一，繼續實行資本主義制度。第二，實行高度自治。第三，直轄於中央。第四，徹底結束了殖民主義統治，由港人自己治港，日趨民主。香港特別行政區獨特的法律地位可以概括為：沒有殖民主義，保留資本主義，直轄於中央，實行高度自治。「一國兩制」的方針將造就一個新的、更加繁榮穩定的香港

⑧ 古代亞洲秩序與現代中國的崛起之間有什麼樣的聯系

從古文明到二戰的幾千年歷史里，小到一個部落，大到一個帝國，都在積極探索未知的世界，而它們探索世界的原動力，無疑便源自領土擴張所帶來的利益。

如果說代表現代文明的歐洲文明所秉持的“無限擴張主義”，那麼，與之截然不同的亞洲，在構建疆域時，卻秉持的是“有限擴張主義”，即我們所認知的——宗主-宗藩體系。

這一體系所形成的秩序，亦可稱之為“中華亞洲秩序”。

細讀歷史，我們不難發現，現代中華文明復興的道路，其何嘗不是一種古代“中華亞洲秩序”在新時代之下的“重啟”？

今時今日，我們所要走的這條“復興之路”，在世界秩序之中所要扮演的角色，何嘗不是古代“中華亞洲秩序”在新時代之下的“重啟”。

盡管今日世界的“擴張”之路，早已不是以大規模戰爭征服領土，但“叢林秩序”並未消亡在歷史的長河之中，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只是給自己披上了一層“合理”的外衣而已。

從西班牙帝國到大英帝國，再到“自由美利堅”，它們所構建的世界秩序，從野蠻擴張到“文明徵服”，再到“共建民主”，雖隨時代發展而所表現出來的內涵略有不同，但本質上仍與“叢林秩序”一脈相承。

地球文明想要走上一條更適宜自己發展的道路，顯然不能繼續在“叢林秩序”中打轉，盡管文化、宗教、族群之間的沖突無可避免，但在“和而不同”的理念之下，構建“和諧秩序”更適應時代的發展。

⑨ 中國傳統文化對中國歷史產生了哪些影響

中國傳統文化對中國歷史產生了的影響：

1、傳統文化基因和封建政治制度表現出了歷史持續性和穩定性，進而維護了封建社會的統治秩序。當然，傳統文化的自然經濟基礎、文化自身的政治保守性在某種程度上又會壓抑經濟發展的活力，延緩社會前進的步伐。

2、傳統社會建立於血親關系的基礎上，相對於公共社會而言，它是一個以生產勞動為中心的固定血緣和親屬關系的集合體，是一個熟人社會。因此，傳統社會注重人際脈絡和家族歸屬，建構起「以孝為本」的家庭關系模式。

3、傳統文化有助於培育以「德」為中心的個體價值取向。

在以家庭為基礎的社會認知中，傳統文化注重人的德性的形成和培養。但是，傳統道德體系中的「政權、族權、夫權和神權」阻滯了個體的自由選擇，束縛了人的個性發展。

(9)中國族群關系歷史與形成擴展閱讀：

中國傳統文化的時代價值：

1、傳統文化是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思想基礎和精神保障。

現代化並非西化，也無固定模式，但任何國家的現代化都無法脫離本民族的傳統文化，否則現代化就會成為無源之水、無本之木。

2、傳統文化所孕育的民族精神是凝聚全國各族人民的價值紐帶。

兼容並蓄、融會貫通的傳統文化是中華民族共同的精神財富，它可以凝聚社會各領域的力量，激發各民族成員的歸屬意識、認同意識和進取意識，形成推動社會發展的凝聚力和創造力。

3、傳統文化的思想智慧可以為當今社會發展提供有益幫助。

中華傳統文化是中華民族的身份標識，是華夏兒女保持族群認同和精神團結的文化符號。在經濟全球化、政治多極化、文化多元化的時代背景中，我們既要保持民族文化底色，守住民族精神陣地，又要參與人類文明交流互鑒，為世界文明進步作出應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