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著里映射中國歷史

Ⅰ 《活著》並羅列涉及的歷史事件

《活著》涉及歷史事件。分別是解放、飢荒時期、文革。

解釋如下：

1、中國解放:福貴在中國解放後回到家，小說和電影中都經歷了大躍進,大煉鋼鐵,和大鍋飯。與電影不同的是,小說還涉及到土地改革。小說中福貴家是在南方的一個村莊並且一直是種地的，福貴家除了房產還有一百多畝地,因為賭博全輸給了龍二，所以龍二就在「土改」中就做了福貴的替罪羊被槍斃了。

電影中故事的發生在北方的一個小城鎮，福貴家沒有種地,以送水維持生活,因此和土地改革沒什麼關系。在電影中龍二也被槍斃了,但不是因為土改，是因為他「反革命破壞」。在小說中由於成立了人民公社，福貴家的東西——鍋、羊全部充公了,種地也成了掙工分,福貴幹活偷偷懶也沒有關系。後來食堂散夥了,大家都沒吃的了。但是在電影中福貴家從來都沒有缺過吃的。

2、飢荒時期：福貴領著兒子有慶去賣羊換米；家珍拖著有病的身子去娘家討米吃；鳳霞和王四爭地瓜等等。電影中只有大家一起在食堂吃飯的場景,沒有任何飢餓的現象,也沒有提到到食堂散夥和飢荒。

3、文革時期：」在一定程度上表達了當時人們對文革的恐懼。「電影是通過鳳霞住院時紅衛兵當權,王教授挨餓,春生夜訪福貴側面反映了文革的情況。整體上來看,有意淡化了文革的具體情況。」

(1)活著里映射中國歷史擴展閱讀

《活著》裡面沒有什麼跌宕起伏的故事情節，只有平白而簡單的敘述，作者作為一個旁觀者聽完福貴生活經歷的點點滴滴，包括給母親買葯，自己卻被抓去服兵役，雖然背景是在解放戰爭，但是並沒有說解放戰爭的爆發，並沒有說福貴去戰場奮勇殺敵。而是通過一件小事把後面的事情引出來，以簡單的生活狀態。比如 村民到山上挖野菜， 刨樹根；

王四為了添飽肚子不顧人格， 和鳳霞搶地瓜； 村長領人到福貴家搜大米……小說中沒有對某個事件進行特別的描寫，而是簡單的敘述，輕描淡寫的還原當時的生活與歷史狀態。

可以說，這些生活的狀態也好，還原當時的歷史也好，福貴不是跟隨歷史前進的，而是歷史跟隨福貴前進的。而這種真實的生活狀態，更反映出當時的歷史背景與小人物生活的無奈與悲哀。

對於很多作家的新實小說，為了還原歷史，他們更願意用上層階級，有身份有地位的人來體現，比如商人，將軍，官員等等，以小人物反襯大人物。

這種方式確實適合反映當時的歷史事件，但是不能全面性的反映生活狀態，而余華的《活著》從小人物福貴出發，讓他敘述生活的點滴，哪怕瑣事，從而反映生活的狀態，他這種不追求歷史本質，不從重大的事件中揭示歷史本質，而是在世俗生活中展現歷史本色，何等的妙啊。

Ⅱ 選《活著》者:根據主人公的經歷,提煉現代中國發生的重大歷史事件,分析其背景

根據主人公的經歷，體現了中國從清朝滅亡到新中國成立，的歷史過程

Ⅲ 用歷史的角度分析余華的《活著》

讀過余華小說的人都會有這樣一種感覺：平凡的故事正在講述，說不定哪就會出現血腥、出現死亡、出現你絕對意想不到的悲慘情節。如果說在他的短篇作品中出現這樣的冷酷筆調，人們還能勉強接受，那麼在一部長篇小說中，當故事進行到了最後，主人公離奇死亡，哪怕是順理成章，讀者似乎也是再怎麼勉強也難以接受的。比如《兄弟》這部長篇小說。宋剛的慘死無疑是一個悲劇，這是每個讀者都能理解的，而李光頭的飛黃騰達呢？這，無疑也是一出悲劇。兄弟二人性格迥異，導致了日後生活上的絕對反差，善良者為生活所迫，最終慘死，邪惡者偷奸取巧，竟成億萬富翁。這樣的結局安排其實是很老套的，翻開明清小說，大凡以「反抗專制」為主題的悲劇作品，多以「良善者受欺、邪惡者發達」為終點，目的很簡單：強化作品的悲劇色彩，加大作品的批判力度。余華的《兄弟》總體上走得也是這一套路，所不同的是，這樣一種思想的表達，摻入了更多、更復雜的關系，倘若單以「批評」二字來加以概括，那麼也未免太小看余華了。無數的創作表明，真正能成為經典的文學作品，絕不會是「就事論事」「有一說一」的。如果《紅樓夢》單是講兒女私情、家常里短，那麼它是斷無傳世之可能的。
余華作品看似平淡，但卻內含深刻，奉之以「微言大義」，似乎也未嘗不可。以往對余華作品主題的評論多喜歡用「人性」的說法來加以詮釋生發，這自然有其道理，但一種固定的說法顯然不足以涵蓋所有。而且在我個人的閱讀習慣中，也挺反感那種故弄玄系的概念。「人性」到底該作何解，其實是很難說清的。私下裡摒棄了「人性」方面的開掘，我以為余華作品更多的是在述說個人與外部世界的復雜關系。在這種種關系的作用下，偶爾也會出現「個人的勝利」，然而這也只是一種「暫時的幸福瞬間」，隨著時事的變遷，情節的推進，個人的存在終會屈服於殘酷的外部世界，從而完成一出出「現實的悲劇」。
余華的文字向以冷酷著稱，平凡中蘊藏著離奇，淡漠中內含著火熱。這樣的創作特點幾乎是他每部作品都有所體現的，而尤以《活著》和《許三觀賣血記》這兩部作品為代表。小說《活著》被張藝謀搬上了銀幕，演員葛優也因在這部影片中的絕佳表現而榮膺戛納影帝。作品的時間跨度幾近四十年，所敘之事無非是一個人的時代命運。解放前的紈絝放盪，家道中落後的窘迫悲涼，特殊年代裡的身不由己，特別是發生在主人公身邊的死亡，更是讓人動容。親人的亡故，讓福貴承受了一次又一次的精神打擊，而在各種災難來臨之際，他又總是那唯一倖免的人。這種「幸運」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不幸」。尤其是在晚年，妻子、兒子、女兒、女婿、外孫，相繼離他而去，而且那死亡的方式無不觸目驚心。到最後，陪在福貴身邊的只有一頭也叫「福貴」的老黃牛。此刻，他和老黃牛真正地融為了一體，命運的捉弄使這出「人間悲劇」完全升華了。電影《活著》在很大程度上對原著作了修改，最後的結局還是給觀眾留下了希望。相比較而言，原作的震撼程度是無法以電影的形式加以展現的。
平淡的敘述、平淡的語言，余華用自己的方式將一塊普普通通的豆腐翻炒出了人生的百味。火熱的年代、激烈的沖突，在通過個人經歷得以展現的過程中，我們分明看到了余華那深藏著的熱烈與摯愛！

Ⅳ 求電影《活著》的主要內容！

《活著》這部很有年代感的電影，可謂是大家雲集啊，葛優、鞏俐、郭濤等人很好的詮釋了《活著》這本由余華寫下的名著，雖然沒有原著中那麼的讓人壓抑，但也讓觀眾體會到了當時時代的不易與命運的捉弄。

Ⅳ 根據《活著》主人公的經歷，提煉現代中國發生的重大歷史事件，分析其背景、內容及影響，2000以上

根據《活著》主人公的經歷，提煉現代中國發生的重大歷史事件，分析其背景、內容及影響，2000以上。這個具體內容是什麼也不太了解，沒有看過。

Ⅵ 余華的活著中如何體現簡化歷史背景

主人公經歷的大事就是在中國不同歷史背景下，以福貴一個人的生活經歷來反映簡化的歷史背景。

Ⅶ 電影《活著》中都講到了哪些歷史史實其中涉及了中國現代史的又有哪些

電影活著中都講到了哪些歷史事實，其中涉及到中國現代史的。

Ⅷ 活著影片中相對應的歷史事件1945-1976

解放戰爭，建國，大躍進，大煉鋼鐵，文革。

Ⅸ 《活著》如何展現個體與時代命運的關系

電影《活著》，張藝謀導演，改編自余華同名小說。不同於張藝謀一貫的運用色彩營造獨特的視覺效果，這部電影始終使用著一種朴實厚重的色調，但其戲劇性的故事情節使得這部影片在平凡中顯現出震撼人心的張力。張藝謀試圖通過這些毫無修飾痕跡的畫面向我們訴說生活的平庸和無奈。 正好對應余華在小說里的那句話：「活著就是忍受，忍受生命賦予我們的責任，去忍受現實給予我們的幸福和苦難、無聊和平庸。人是為活著本身而活著，而不是為活著之外的任何事情而活著。」 與原著的雙重敘事不同的是，電影採用的是主觀介入的敘事角度，並對原著的許多情節進行了刪減修改。比起原著慘烈的故事、冷靜且保持距離感的風格，電影顯得更為親切溫情，並且結局充滿希望。 故事分為兩條線索，明線是時代背景，導演為影片分的四個部分：四十年代，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以後。把故事放在幾個大的時代背景下，以線型的結構形式，把人物融入時代背景當中刻畫，讓生與死的強烈對比在一次又一次的動盪中交替上演。 暗線則是皮影。皮影作為中國民間藝術，不僅作為一個視覺符號，更是作為主人公命運的縮影，貫穿全片，推動著情節的發展，見證著社會歷史的變遷，象徵著主人公是命運的玩偶。可以說它具有美學和表意上的雙重作用。 故事發生在正處在歷史洪流中的中國——建國、大躍進、文革……用「以小見大」的手法，通過「福貴」這個小人物的命運反映時代與社會的變遷。在那個年代，個體的幸福被計劃經濟似的規定為人民的幸福，然後安排給了人民的事業。電影中多處體現這種「革命邏輯」。如鎮長要拆福貴的皮影，用鐵絲做炮彈，昂揚地說：「這鋼鐵能造三顆炮彈，全部打到台灣去，一顆打在蔣介石床上，一顆打在蔣介石吃飯的桌上，一顆打在蔣介石的茅坑裡，叫他睡不著覺，吃不上飯，拉不了屎，台灣就解放了！」用幾根鐵絲來解放台灣實在是太過離譜，可是這並不妨礙大家「照章辦事」，然後想出另一個並不高明的借口將這虛偽的目的架空。我把這種辦事的邏輯之上還有一種邏輯，便是「革命邏輯」。 在劉小楓《沉重的肉身》中，他用個體倫理來反《牛虻》的革命邏輯。說牛虻並不是「為革命而革命」，而是「把自己私人的生命熱情或痛苦轉移到集體性的——社群、民族、階級、國家甚至全人類的生命熱情和願望中去，以此克服個體的欠然。」牛虻並不在乎革命的目的，他只是把無處宣洩的仇恨通過這種集體的瘋狂的方式釋放出來。「自由、民主、人民的苦難，都是為了抹去私人的痛苦借來用的口號！」 福貴亦然。他分不清自己的行為有何意義，什麼是革命，什麼是走資派，什麼是尊嚴，他都不知道，他只知道「活著比什麼都強。」在當時的歷史大背景下，個體的命運其實就是時代的命運，《活著》中，有慶、鳳霞、春生的個人悲劇其實是這個時代下的社會造成的。個人被歷史裹狹著前進，漂泊無根，無力反抗，逐漸地被迫選擇了革命的邏輯，跟隨大流以尋找安全感。 這里，革命邏輯失敗了，讓位給「生活邏輯」。也就是福貴用一生的悲劇換來的哲理：為了活著而活著。忍耐命運給你的一切，好好地活著。 有如賴特米爾斯所說：「一個遙遠的且不為我們所意識到的結構變遷也許正在形塑我們的集體生存處境和每個人的『個人傳記』。」 個體被時代命運、社會歷史環境改變著，鮮有人有向命運發問的意識和勇氣。但到關鍵時刻，人性的本質會被激發，生活邏輯將戰勝革命邏輯，個體將作出忠於內心的選擇。 《活著》就像一部史詩，導演也正是用以小見大的民間敘事來反諷那個曾經史詩神話式的中國，反思人性的最終回歸。透過個人生活來理解和解釋社會的運作、國家權力的實踐以及意識形態的推廣，解釋執著於「活著」的普通人何以被發動起來投入到一場場政治儀式中，並改變人們的行動邏輯乃至重塑中國國民性的過程和原因。 而電影與原著最大的區別就是導演多次用黑色幽默巧妙地反諷時代的悲劇性，而不是像小說那樣，用一個接一個的死亡的冰冷事實控訴社會的殘酷。我想，作為觀眾，會更願意接受這樣的表達。當然，關於影片結局的更改，的確缺少悲劇的震撼人心。 類似的影片還有《霸王別姬》、《藍風箏》等，它們都從小人物的故事著手探討了個體與時代命運的關系。 活著，必然要接受死亡的洗禮、經歷無數的悲歡離合，如果你無力與時代的命運抗衡，那麼你唯一能做的事情便是忍耐。福貴用他苦難的一生教會了我們這個最簡單的道理。 *參考：①劉小楓.《沉重的肉身》.[M].華夏出版社

Ⅹ 《活著》中的時間線索以及相關歷史事件

黃志忠視野主人公她的生活為線索的，以主人公的悲慘生活為開始，介紹他的悲慘的命運，這就是活著的時間線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