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隋朝的大運河對唐朝盛世出現有什麼影響
隋大運河對唐朝經濟的影響
隋大運河作為連接中國兩大地區的運輸紐帶,它的開通,大大促進了唐代商品經濟的發展,給長江流域的開發注入了一股強大的動力,並最終使唐朝的經濟重心發生了戰略性轉移。如何看待隋大運河對唐經濟的影響,關繫到我們是否能正確認識它在中國歷史上的地位問題。
隋大運河的的開通,沒有為本朝經濟帶來什麼益處,但卻遺惠於唐代商品經濟的發展。正如皮日休曾在《汴河銘》中所說:「在隋之民,不勝其害也;在唐之民,不勝其利也。」作為連貫南北交通的動脈,它溝通了長江、黃河的水運交通,全國各地的大商巨賈,弘舸巨艦,往來不絕。唐代統治者執政以後,對隋代修築的水上交通設施又進行了整修,使之更適應於商品經濟的發展。
大運河,雖然旨在運輸漕糧及各地搜刮來的財富,但在客觀上,又促進了水運交通的發達,使得沿岸一帶商業發展迅速。運河之上,販運物品的商船,穿梭往來,一派繁榮景象。運河所經之州,如運河和黃河相遇處的汴州等,都成為繁盛一時的都會,成為物資和人文薈萃的地方。在一些新興城市中產生了櫃坊、飛錢等早期匯兌的新方式。當時,「通濟渠,西通河洛,南達江淮……其交、廣、荊、益、揚、越等州,運漕商旅,往來不絕。」
唐代的商業性質這時已發生了顯著的變化,已由過去的偶然交換和土特產品的販運,過渡到固定的城市商業。城裡的商人不再游蹤不定,有了固定的經營點,並出現了「行」這種組織。
杭州是隋唐之際興起的商業城市,到了唐代,更是繁榮富庶,所謂「江淮之間,廣陵大鎮,富甲天下」。戶數由貞觀中(627—649)的35071戶增至開元時(713—741)的86000餘戶,人口有幾十萬之多。
唐時有「揚一益二」之稱。「益」即今之成都,是西南地區政治、經濟的重心。然揚州興起以後,已居「益」之上。揚州與成都為東西兩個商業中心,同位於長江流域。揚州既居江河運道之通衢,又為海泊到達之終點,揚州所處的地理位置比成都更為有利,故遂「雄富冠天下」,漸居成都之上。當時的官僚富豪多在揚州置邸開店,經商營利,使得揚州「商賈如絲」。王象之的《輿地紀勝》中曾引沈括語:「自淮南之西,大江之東南至五嶺,蜀漢十一路百州遷徙貿易之人,往返皆出揚州下,舟車日夜灌輸京師者,居天下之十七。」著名的理財家劉晏也以揚州為治所,領鹽鐵轉運,整理漕政。同時,許多波斯、大食等外國商人,麇集於此,開店置肆, 因此揚州亦成為當時對外貿易的中心。
其他大量興起的商業性城市,無不欣欣向榮。汴州,其地位僅次於揚州,「舟車輻瀆,人庶浩富」,「沒入死商錢且千萬」。
大運河開通後,不僅帶來了水運交通的發達,而且使得南北各地形成了一個以大運河為中心的巨大水域網,這便極大促進了大規模農田水利的興修,許多荒廢的土地被開墾成為肥田沃土。至此,各地的農業生產有了突飛猛進的發展。農業的發展,水運交通的發達,促進了農村商品經濟的活躍。在城市郊外,商人往來之水陸要道或津渡,也出現了商業活動,自發地形成了「草市」、「墟市」。它們只是臨時的買賣場所,不同於城內正規的市,其存廢與否,與政府的法令無關,不要經官府批准,更未設市場官吏對其進行管理。它們都是應經濟的發展、商品交換的需要而產生的,是商品經濟發展的表現。
農村中的「草市」、「墟市」開始可能是農民出售草料、購買平常所需用品的場所。為了搬運和交易的方便,草料的販賣一般都在城外進行,日久便成草市,於是別的商品也到這種市場出售。也可能由於市場是非正式的,故得名「草市」,如汴州的草市。有些草市或墟市後來慢慢發展成為城鎮。除此以外,唐代農村中還出現了各種形式的專業定期集市,如「村市」、「葯市」、「蠶市」、「馬市」、「亥市」等。介於城鄉之間的「草市」、「村市」等的出現,是唐代商業向縱深方向發展的標志。不但城市商業繁榮,農村商品經濟也更為活躍了。
農村中市場的出現,反映了農村中市場的發育已達到一定的高度。但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農村商品經濟的發展若沒有外在的催化劑,能否達到那樣的水平,值得斟酌,而這其中,隋大運河的開通發揮了極大的促進作用。
大運河的開通,給長江流域的經濟發展注入了一股強大的動力,使得長江流域很快成為供應首都漕糧的主要生產地區,並最終取得了全國經濟重心的地位。
漢朝時的長江流域,人口極為稀少,農業原始,商品經濟很不發達,階級分化還不嚴重。司馬遷曾這樣描述過這個地區的特徵:「地廣人希,飯稻羹魚,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贏蛤,不待賈而足,地勢饒食,無飢饉之患,以故呰窳偷生,無積聚而多貧。是故江淮以南,無凍餓之人,亦無千金之家。」
而到了隋唐時期,由於大運河的修建,使長江流域社會進步速度大大加快,曾經叢林密布、極為原始的南方,已輕而易舉地超過了歷史較悠久、文化較發達的北方。在這一時期,由於朝廷重視,大運河的引導,及地區本身農業發展的客觀需要,長江流域的水利工程的規模、數量比歷朝都有大幅度地增長。據省地方誌資料統計,浙江在以前各朝中,有規模的治水活動是很少的,在漢朝數量最多也是四項,而到了唐朝,治水活動空前增長,為四十四項。兩項數字的巨大差異,明顯表明,唐朝時浙江已被大幅度開發,農業生產力得到了飛躍性的發展。其他南方各省除了雲南外,亦急劇地向前發展。《新唐書》揭示道:「唐都長安,而關中號稱沃野,然其土地狹,所出不足以給京師,備水旱,故常轉漕東南之粟。」京師對南方依賴程度的發展是很快的,以至到了偉大作家韓愈的時代,江南田賦已經達到了全國田賦總數十分之九的驚人比例。
長江流域如此肥沃,它的潛力一旦得到發掘,便飛速發展,並最終成為中國的經濟重心,從而取代涇渭流域與黃河中下游流域的地位。盡管後來各朝曾考慮到政治基地與經濟基地相隔遙遠,想在首都所在地附近建立一個基本經濟區。但一系列發展海河流域的嘗試,結果卻不盡如人意,想無需從南方運輸穀物的希望,再也未實現過。作為農業生產中心的長江流域,其重要性增加了。
這時,經濟重心已經向南方轉移,然而自隋朝到清朝,或許由於傳統習慣與政治上的惰性,首都總是定在北方。這種異常狀態,使得聯系生產的南方與政治的北方的運輸系統一一大運河,更加必不可少了。
二、隋大運河對唐朝文化的影響
大運河,促進了唐朝文化的無比繁榮, 中國文明的急劇變化。運河開通後,與南方發達的海運交通遙相呼應,使得南北各地在地域上更緊密地連為一體。地域上的封閉性,在一定程度上已被打破;同時,地方民族狹隘主義也隨之削弱,對異域文化,亦採取更為開放的態度。它所帶來前所未有地理上的開闊,使人們的眼界豁然開朗,相互間交流不再局限於一村一閭,與外界的聯系愈加密切,這極大影響了唐人追求自由、開放、創新的心態。再加上當時生產力水平的提高,政治上的統一,這一切造就了唐朝文化的磅礴氣勢,藝術的異彩紛呈,唐人的寬廣胸懷,正因為唐人有如此寬廣的胸襟,他們才能將中國豐富多彩的文化統統納入華夏文化這一龐大的文明體系,而不遵從一個模式,一個調子,體現了中國人「海納百川,有容乃大」的氣度;才敢於打開國門, 對外開放,廣泛吸收異域文化的營養,形成了充滿活力、百花齊放的文化局面,充分體現了一個民族的自信心、生命力和創造力。從這一角度來說,大運河的開通,促進了中國文明的急劇變化,唐朝文化的無比繁榮。
學者言:「有唐一代,為文學美術最盛之時,而其他學術亦有樹立……而南北之學,以之統一。」運河綿長廣闊,流經了南北不同的文化帶,連接了燕趙文化、齊魯文化、荊楚文化、吳越文化等多個區域文化,加強了各種文化的交流。唐文化在不同文化的接觸、交融、整合中,變得更為廣博精深,已有革新氣象,體現了唐人追求創新、自由的心態。
經學的變化在唐代已出現先兆。漢魏六朝之風一直傳承至唐代初期,倡導古代傳下來的學說,重家法和師法,但不允許改變師承,另立新說。然而到了唐中葉,開始有人懷疑舊有注流,要建立一家之言。最早的是有關《春秋》的新說。啖助治《春秋》,「摭訕三家,不本所承,自用名學,憑私臆決」,借孔丘之名,實際上在批判《春秋三傳》,企圖成一家之言。其中已有變革氣象。
就文章來說,六朝至唐中葉流行駢文。這種作品,四六對仗,注重形式,束縛人自由地表達思想感情。而在唐代這樣經濟政治極為繁榮的時代,駢文已不能擔負起表現這偉大時代的任務。故到了唐朝中葉,韓愈、柳宗元等發起了古文運動,復興古文,提倡散文,文章由重形式變為重自由表達。
唐代的詩歌更是光彩奪目。隋大運河的開通,使得各地的經濟文化交流大大加強,人們的視野更為開闊,這便為唐代的詩歌創作提供了大量的素材,詩歌的思想內容亦更為豐富。到了唐末,詞又發達起來,打破了五言、七言的格局。這無不體現出唐人追求自由、開放、創新的精神。唐代在藝術、音樂等方面亦有很高的成就,在這里不再贅述。
唐朝統治者對外來宗教是一概歡迎的。由於交通更為發達,所以,除了本土宗教道教,及當時極為盛行的佛教外,西方的祆教、景教、摩尼教、伊斯蘭教等宗教也在唐朝時相繼傳入。同時,與宗教有關的哲學思想在中國得到了傳播,大大影響了中國傳統儒家思想,宋代理學就是在這種影響下產生的。
由於大運河的貫通,交通更為發達,經濟更為繁榮。這不僅為唐朝提供了雄厚的物質基礎,而且也促使了南北(包括東西)文化和中外文化的大交流。異域文化源源不斷地輸入華夏文明的體系,形成一種奔放的情調,對當時的社會風氣產生了很大的影響。長安城內有著極濃的胡化色彩,中央官僚集團內有大量的「胡人」,從宰相至守卒,都有少數民族的身影。當時人們追求功名的風氣很盛,既重邊塞、科舉,也希望舉薦、獻賦的成功。那時婦女的開放,是後代婦女望塵莫及的。她們在政治、文化生活中十分活躍,敢於拋頭露面。那時的僧侶、道士、儒生、詩人也並不看輕自己的地位,他們與達官貴人自由交往,出入豪門,高談闊論,沒有太多地位懸殊的約束,用自己的思想來影響當時的社會,無不顯示出開放的氣息,這在其他朝代是少見的。當時的娛樂活動也極為豐富,如游戲、雜技、樂舞、戲劇等,引進了許多外來的節目,充滿了生動而奔放的內容。
顯而易見,唐代文化的無比繁榮,與生產力的發展,交通的發達,經濟文化的交流是分不開的,而這一切,與大運河的開通,關系甚為密切。
這十多個世紀以來,隋大運河在中國引起極大的關注,它的歷史,同中國經濟、文化的歷史緊密聯系在一起,我們應正確認識它在中國歷史上的地位。隋運河的開通,對唐朝經濟文化產生如此大的積極影響,是當初隋統治者始料不及的。它不僅促進了唐代經濟的繁榮,使唐朝的經濟重心發生了根本性的轉移,而且也使唐朝的文化進入了繁榮的「黃金時代」。目前正在進行的大運河文化旅遊資源開發,准備將大運河古遺址及大運河文化開發成為一系列旅遊熱點,也從側面折射出了大運河在中國歷史上的重要性。
B. 唐朝盛世是什麼
2個:唐太宗李世民的貞觀之治;唐玄宗李隆基的開元盛世。
1、貞觀之治是唐朝初年唐太宗在位期間出現的清明政治,經濟復甦,文化繁榮的治世局面。唐太宗繼承唐高祖制定的尊祖崇道國策,並進一步將其發揚光大,運用道家思想治國平天下。
唐太宗任人廉能,知人善用;廣開言路,尊重生命,自我剋制,虛心納諫;並採取了以農為本,厲行節約,休養生息,文教復興,完善科舉制度等政策,使得社會出現了安定的局面。
並大力平定外患,尊重邊族風俗,穩固邊疆,最終取得天下大治的理想局面。因其時年號為「貞觀」(627年—649年) ,故史稱「貞觀之治」。
貞觀之治為後來全盛的開元盛世奠定了重要的基礎,將中國傳統農業社會推向鼎盛時期。
2、由於唐玄宗採取了一系列積極的措施,加上廣大人民的辛勤勞動,使得大唐天下大治,經濟迅速發展。此間的唐朝在各方面都達到了極高的水平,國力空前強盛,社會經濟空前繁榮,人口也大幅度增長,天寶年間唐朝人口達到8000萬人,國家財政收入穩定。
商業十分發達,國內交通四通八達,城市更為繁華,對外貿易不斷增長,波斯、大食商人紛至沓來,長安、洛陽、廣州等大都市商賈雲集,各種膚色、不同語言的商人身穿不同的服裝來來往往,十分熱鬧。
唐朝進入全盛時期,中國封建社會達到頂峰階段。因當時年號為「開元」,史稱「開元盛世」。
(2)唐朝盛世文明對於中國歷史的影響擴展閱讀
1、貞觀之治背景
「貞觀」為唐太宗李世民年號,出自《易·系辭下》:「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意即以正道示人。唐太宗是中國歷史上的一代英主,其治績一直為後世所傳頌。唐初,由於隋煬帝造成的大亂,隋朝留下了破壞嚴重、民生凋敝的局面。
北周「留給」隋朝690萬戶(根據學者岑仲勉、楊志久等人的考證),而且沒有大的戰亂,而隋煬帝造成天下大亂,人口銳減,隋朝「留給」唐朝200餘萬戶(按《通典》記載杜正倫奏,經隋煬帝的消耗以及造成的大亂,到了唐初武德年間僅200餘萬戶。)。
以及內外眾多強敵、破壞空前嚴重的爛攤子。李淵李世民統一中原與南方,為貞觀之治創造了條件。
2、開元盛世背景
武則天以後,唐朝政局動盪,直到唐玄宗即位,才穩定了局面,使政局為之一新.唐玄宗統治前期,農耕技術有很大發展,手工業發達,絲織技術高超,飲茶之風也在全國范圍盛行。唐朝進入全盛時期,歷史上稱為「開元盛世」。
武則天被逼退位之後,唐王朝進入了一個短暫的混亂期:先是武三思與韋後、安樂公主勾結,害死於唐中宗復位有功的「五王」;而後太子李重俊率御林軍殺死武三思、武崇訊,而其也被韋後部下所殺。
再而後,韋後與安樂公主合謀毒死中宗李顯,立傀儡李重茂為少帝,自己總攬大權,垂簾聽政。韋後肆無忌憚,安樂公主公開賣官,朝政異常腐化。武後退位後八年的時間里,政變迭起,政局動盪。
C. 中國隋唐時期繁榮強大的對中國歷史發展的影響
中國隋唐來時期繁榮強大的對中自國歷史發展的影響,解析如下:
首先,唐文化是當時(公元七、八、九世紀)世界上最先進的文化。
其次,唐文化影響深遠,不僅影響到亞洲文明的發展,而且促進了西方乃至世界文明的進步.世界學者們公認的「中華文化圈」,其總體格局,是在隋唐時代完成的,無疑唐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是這個「文化圈」的源流.
那時,日本的許多文明都以唐文化為模本,日本律令以唐律為基礎,日本各級學校以中國儒家經典為教本,日本佛教以中國為母國等.這都說明中國文化對日本文化的重大影響.唐文化對朝鮮、越南以及其他近鄰國家影響,也是深遠的.唐文化在科技方面對西亞和歐洲的影響,是不可估量的,尤其是造紙、紡織、印刷術等方面,大大促進了西方文明和經濟的發展.
最後,唐文化至今在世界上還有影響.日本的和服又稱「唐服」,有些國家和地區的人民稱聚居該地的中國人為「唐人」,有些街道叫「唐人街」,日本稱中國為「唐土」,還有「唐學」、「唐言」、「唐山」等,在海外尚在流行.這都說明唐文化在世界史上留下了巨大的、不可磨滅的足跡.
D. 中國古代文明對世界的影響
1、中國締造的輝煌文明,讓東亞(東南亞)地區的民族走進了高度開化的文明時代,直接塑造了東亞文明圈。這是直到現代社會,也能與創造現代文明的歐美文明圈並雄的,能給人類帶重大影響與貢獻的文明圈。
2、中國文明的榜樣力量,在「東學西漸」時給西歐帶來了積極影響,啟蒙運動前後的歐洲一度極度推崇中華文明並非是盲目的。雖然不能像希臘羅馬讓西歐文明制度在繼承中發展,但遙遠東方的智慧結晶與榜樣,也讓西歐人有了難得的參照與啟示。比如,英國人從科舉制度中得到啟發,開創了現代文官制度。
3、中華民族的創造力,為人類文明的發展貢獻了不少重大的技術與發明成果。以「四大發明」為首,但遠遠不只四大發明(請看下面鏈接的「中國古代100項重大發明簡介 」)。(此外,有不少人質疑「四大發明」,但有些事實是不容置疑的:中國發明了造紙術並傳給了全世界;中國發明的火葯通過火器給全世界帶來了影響;中國的羅盤等為全世界航海技術的進步產生了巨大貢獻;印刷術或許不是由中國傳給西歐的,但中國與東亞文明圈是最先在印刷術的發明中受益的!)
4、中國高度發達的農耕文明,作為農業文明時代的巔峰,其富足與繁榮,是地理大發現最初的原動力,尋找到達東方的新航路,是那個時代航海家與探險家的最大目標。
5、中國高度發達的農耕文明,發展出高水平的農業與手工業,成為全世界的生產中心。絲綢之路不僅為世界輸送了精美華貴又實用的商品,還將整個歐亞大陸(包括北非)聯系了起來,對人類文明的交流發展起到了大動脈作用,而中國就近乎是這動脈系統中的心臟!這幾乎持續了兩千年之久!
E. 我國歷史上的盛世,哪個影響最深遠呢
提到盛世,大多數人會想到大唐盛世,其實,中國歷史上的盛世共有三個,而大唐盛世反而是其中最差的一個。
一、西漢盛世
西漢盛世是指漢文帝、漢景帝、漢武帝和漢宣帝創造的盛世,漢文帝、漢景帝時期是盛世的醞釀期,俗稱文景之治,漢武帝和漢宣帝時漢朝盛世達到極盛,犯強漢者,雖遠必誅,只有當時西方的羅馬帝國堪與匹敵。
一方面,清朝解除了來自中國北方游牧民族的威脅,消滅了長久威脅中國政權的准噶爾帝國,把西域新疆和蒙古重新納入中國的版圖,另一方面,清朝擊敗了入侵西藏的廓耳喀,完善了駐藏大臣制度,實現了對西藏的有效管轄。 康雍乾盛世奠定了中國現代疆域的基本版圖,不論你承認也罷不承認也罷,這都是它對中國歷史無法抹滅的功績。
F. 中國夢的實現能從唐朝盛世中借鑒些什麼
解讀中國夢:唐朝盛世是怎樣練成;國民自由度高:百姓不會因言獲罪;唐朝,是中國史上文化、政治、經濟最發達的一朝,也;在楊貴妃生前,文人對她品評有之,對楊氏家族譏嘲也;整個唐朝,有記載的只有一起文字獄;史官能直書其事:不虛美不隱惡;太宗對監修國史房玄齡說:「前世史官所記,都不讓皇;太宗說:「我的心胸與前世不同;諫議大夫朱子奢上言:「陛下聖德,沒有過失,史官所;太
解讀中國夢:唐朝盛世是怎樣練成
國民自由度高:百姓不會因言獲罪
唐朝,是中國史上文化、政治、經濟最發達的一朝,也是特殊的有言論自由的朝代。唐朝人雖然有不少文字上和語言上忌諱,但忌諱的范圍以私人之間為主,一般的,可以放言無忌。批評皇帝,拿皇帝的故事作詩作文,甚至講得很不堪,亦不會遭禍。
在楊貴妃生前,文人對她品評有之,對楊氏家族譏嘲也有之,到她在馬嵬驛遭難後,她的故事迅速地發展成為文學創作上的主題,並且隨著時間而更加深廣,漸漸,唐朝的文人把歌詠楊貴妃故事當作一種「考試」式的共題。白居易的《長恨歌》自然考得了古往今來的第一名。但在「長恨歌」出現之後,文人依然熱心於自這一個「共題」而孜孜不倦於「考試」,藉此來練習和表達自己的史才,詩筆,議論,想像??
整個唐朝,有記載的只有一起文字獄。那是在唐高宗發動對高麗的一次戰爭前,有個叫元萬傾的詩人,寫了一首詩給高麗人打招呼:唐軍將要來犯,趕快備守鴨綠江天險。結果唐軍江邊而退。元萬頃此舉,實為叛國叛軍,罪不容恕。唐高宗卻沒有要他的腦袋來平息眾怒,只是把他充軍到嶺南了事。不久,居然又把他招回來,封給他一個著作郎的官職。武則天在唐代君主中大概是口碑最差的一位,但對文人同樣十分地灑脫大度,「唐初四傑」之一駱賓王,曾為反武則天勢力寫下義正詞嚴的討伐檄文,直斥武則天為「狐媚惑主」,武則天讀後卻只是「嘻笑」,不僅沒有加害駱賓王,乃至清剿「駱賓王反革命集團」,反而埋怨大臣,為什麼早沒能將駱賓王此等優秀的人才羅織到朝廷中來?!
史官能直書其事:不虛美不隱惡
太宗對監修國史房玄齡說:「前世史官所記,都不讓皇上看到,這是為什麼呢?」 房玄齡答道:「史官不虛美,不隱惡,要是皇上看到了,必怒,所以不敢讓看。」
太宗說:「我的心胸與前世不同。帝王想自觀國史,知前日之惡,為後來之戒。請你還是給我看一看好了。」
諫議大夫朱子奢上言:「陛下聖德,沒有過失,史官所記,自然盡善。陛下獨覽《起居》,應該沒有什麼問題。但是,若以此法傳示子孫,我擔心數代之後的君主心胸沒有您那麼寬闊,一定會飾非護短,忠實記錄的史官必不免刑誅。這樣的話,史官這個職業必然會變得希風順旨,全身遠害,悠悠千載,就沒有一句話可信了!所以當代君主不得看自己的歷史記錄的制度,就是為此。」――這話說得既委婉,又有原則。
太宗沒話可說了,但還是堅持要看。怎麼辦呢?於是,房玄齡便和給事中許敬宗等「刪為《高祖、今上實錄》,書成,上之」――顯然,這並非原始記錄,而是編輯整理成書。
太宗看到書中所記「六月四日事」――也就是他把太子建成、弟弟元吉殺死的玄武門之變,其中「語多微隱」,便對房玄齡說:「周公誅管、蔡以安周,季友鴆叔牙以存魯,朕之所為,亦類是耳。史官何諱焉!」當即命令「削去浮詞,直書其事。」
唐太宗這一聲嘆息,實在是忠厚,但卻是盛世大唐一個有力的注腳。當唐人傳讀史書史,翻到最高領袖這一頁不光彩記錄時,他們的目光,驟然變得平靜安然——那是一個社會面對真相時特有的坦盪與淡定。
讀書人有出路: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
生逢盛世的唐人,尤其是年輕書生,都有一股奮發向上的強烈進取精神。民心向上,士皆欲奮發有為,「好語王霸大業」,豪氣干雲,砥礪志氣,不畏艱險辛勞。是這個時代最難得的精神。他們渴望為明主重用,在治國平天下中施展才華、建功立業。李白在《將進酒》詩中說:「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盡還復來。」在《南陵別兒童入京》說:「仰天大笑出門去,我輩豈是蓬蒿人?」杜甫說:「男兒生世間,及壯當封侯。戰伐有功業,焉能守舊丘。」(《後出塞》)他欲使君王成為唐堯、虞舜那樣的聖賢,天下風俗淳樸。孟浩然自稱「晝夜常自強」,(《書懷貽京邑同好》)與二、三友人「俱懷鴻鵠志」。(《洗然弟竹亭》)高適的志向是:「萬里不惜死,一朝得成功。畫圖麒麟閣,入朝明光宮。」(《塞下曲》)他們意氣風發,充滿活力,自強不息;或參加科舉,力爭金榜題名,博得一官半職,有的雖皓首窮經,失意科場數十年,布衣而死,也不後悔;或投筆從戎,仗劍去國,不畏邊陲驚沙、風雪,雖馬革裹屍也在所不惜,以求封妻蔭子,衛國保家。萬千士子,勇於征戰四方,開疆拓土,高歌「男兒何不帶吳鉤,收取關山五十州;請君暫上凌雲閣,若個書生萬戶侯」。總之,整個社會充滿昂揚向上、朝氣蓬勃的時代氛圍。
「學而優則仕」的遴選人才的標准,給各個階層的人們開拓了廣闊的前途。一個充滿理想的社會,也同時充滿了活力,展示了豐富多彩的生活內容。科舉制度沖破了士庶的階級界限。普通人也可以憑功名儕身政界,平步青雲。因而,這是一個奮發有為的時代,一個人才輩出的時代。 唯有這樣的時代,詩人才有「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鄰」(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州》),以四海為家的豁達心理。「會當臨絕頂,一覽眾山小」(杜甫《望岳》)的宏大氣魄,「登高壯觀天地間,大江茫茫去不還」(廬山謠寄盧侍御虛舟))的壯闊胸懷,可以「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盛唐時代人民意氣豪邁,英雄輩出。可以說是物盡其用,人盡其才。
男兒多豪情:或自強或豪邁或灑脫
生逢煌煌盛世的唐朝男子,尤其是年輕書生,都有一股奮發向上的強烈進取精神。他們渴望為明主重用,在治國平天下中施展才華、建功立業。李白在《將進酒》詩中說:「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盡還復來。」在《南陵別兒童入京》說:「仰天大笑出門去,我輩豈是蓬蒿人?」杜甫說:「男兒生世間,及壯當封侯。戰伐有功業,焉能守舊丘。」(《後出塞》)他欲使君王成為唐堯、虞舜那樣的聖賢,天下風俗淳樸。孟浩然自稱「晝夜常自強」,(《書懷貽京邑同好》)與二、三友人「俱懷鴻鵠志」。(《洗然弟竹亭》)高適的志向是:「萬里不惜死,一朝得成功。畫圖麒麟閣,入朝明光宮。」(《塞下曲》)他們意氣風發,充滿活力,自強不息;或參加科舉,力爭金榜題名,博得一官半職,有的雖皓首窮經,失意科場數十年,布衣而死,也不後悔;或投筆從戎,仗劍去國,不畏邊陲驚沙、風雪,雖馬革裹屍也在所不惜,以求封妻蔭子,衛國保家。總之,整個社會充滿昂揚向上、朝氣蓬勃的時代氛圍。
唐詩唐朝男人性格的最美寫照,它有醉卧沙場君莫笑古來征戰幾人回的豪情萬丈,有海上升明月天涯共此時的磅礴大氣,有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的雄心壯志,有千秋萬歲名寂寞身後事的悲天憫人,有天子呼來不上船的灑脫,有江山留勝跡我輩復登臨的豪邁...有太多太多的男人情懷。
女性自信自強:落落大方不失高雅風度
在開放的煌煌盛世,女性較少受封建禮教束縛,思想較為開放,行為較為自由。她們自信自強,已從初唐全身障蔽、面網垂頸的狀態中走出,靚裝露髻地出現在盛唐的人生舞台上,涌
現出不少詩人、音樂家、舞蹈家、書法家和巧婦等,在中國婦女史上寫下了光彩奪目的一章。可以說,她們和男性共同創造了盛唐文明。
盛唐女性愛美,服飾講究,富有文化底蘊。頭發挽成高髻、望仙、樂游、墮馬等數十種發髻,並插入簪、梳、釵、搔頭、花卉和步搖等飾物。臉部化妝則有「額黃」、「黛眉」、「花鈿」、「點唇」等。耳垂墜子,頸系項鏈,臂套手鐲,手戴指輪(戒指)。也有女性自恃其美而不修飾的,如楊貴妃三姊虢國夫人,不施妝粉,自炫美艷,常素麵朝見天子。
盛唐女性的服裝,通常是由衫、帔和裙組合而成。衫是短上衣。帔是披在肩上的長巾。裙的色彩、款式頗多,有所謂七破裙、九破裙之類。石榴裙最流行,楊貴妃則獨愛黃裙。女性還喜好穿丈夫衣服靴衫、戎裝和胡服。最令人矚目的是,她們穿類似西方女性那樣袒胸露乳的服裝,在大庭廣眾中,落落大方地展示獨特的女性美,如《逢鄰女》:「日高鄰女笑相逢,慢束羅裙半露胸。」盛唐女性化妝和服飾的豐富多彩與超前,是盛唐經濟發達、生活富裕,情趣高雅、身心健康、珍重生命、樂觀向上的表現。
萬國來朝:國人不崇洋媚外,外國人無法喧賓奪主
李唐統治者實施的一項重要政策就是對外開放,與世界各國友好往來,和平相處,共同發展。朝廷的鴻臚寺等機構,專門掌管對外事宜,為來唐的外國使節提供食物、翻譯、醫療、喪葬、賜物、封官等優惠。對其他來唐者,朝廷和地方官吏也予以照顧。難以數計的外國使節、留學生、宗教徒、藝術家、科學家、商人和旅行者等,不畏茫茫沙磧或驚濤駭浪,潮水般地湧入大唐帝國,帶來了豐富多彩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
這些具有濃郁異域風情的外來文明,深受盛唐人喜愛。《舊唐書·輿服志》說:開元年間以來,朝廷太常樂尚胡曲,貴人御饌,盡供胡食,士女皆竟衣胡服。由西域胡商出售的火烤、水蒸和油炸的各式胡餅,或酥脆可口,或熱氣騰騰,人人愛吃。波斯名酒三勒漿,由「貌如花」、「笑春風」的胡姬素手招客,並為客人跳胡舞助興,生意興隆。李白等詩人也樂往品酒賞舞,寫下了不少動人詩歌。最受盛唐人歡迎的胡舞,是出自中亞的旋轉如風的胡旋舞、騰躍飄逸的胡騰舞和雅妙馨香的柘枝舞。王維和岑參等詩人對高麗、天竺的音樂和歌舞懷有濃厚興趣。盛唐朝廷的十部樂中,就有外來的高麗、天竺、康國和安國四部樂。以虛帽、翻領、襟袖窄小、條紋褲和軟錦靴為特徵的胡服,是盛唐男女競穿的時髦款式。今存的盛唐墓壁畫、唐三彩俑、唐詩和文獻記載中,都有大量出土文物和文字數據可證。外來的小狗、馬、象、犀牛、豹、鷹和鸚鵡等動物,也備受唐人寵愛。如毛茸茸的小狗,是盛唐貴婦的寵物。楊貴妃有一條「康國小狗」,頗像今天的京巴狗。
貞觀王朝是中國歷史上少有的開放王朝,外國人入境和中國人出境並沒有太嚴格的限制,即不擔心中國人出去後忘本忘祖;也不擔心外國人進來後喧賓奪主。僅這一點就說明貞觀王朝的高度自信,深信自己的國家是世界上最最文明富強的土地,不擔心外來文化把自己淹沒。
國民素質高:對外國人既不歧視也不奉迎
唐帝國是當時世界最為文明強盛的國家,首都長安是世界性的大都會,就象今天的美國紐約一樣。那時的唐帝國是世界各國仁人志士心目中的「陽光地帶」,各國的傑才俊士冒著生命危險也要往唐帝國跑。許多國家在長安駐有使者,萬國來朝,盛況空前。眾多的留學生在這
里習漢文、漢語、書法,學習中國的政治、歷史、哲學和天文、歷法、醫學。作為絲綢之路的始點長安,各國商旅雲集。絲路上駝鈴丁當,中國的造紙術、絲綢、瓷器、書籍、葯材等源源不斷地傳播或運到中亞、西亞、歐洲,西方的葡萄、苜蓿等通過絲路進入華夏。來自世界各國的外交使節,在看到唐帝國的高度繁榮和文明之後,自己的國家在他們心中和沒有開化的「原始森林」差不多,於是就不想回國,千方百計地要留下。中國高度發展的文化,使來到中國的各國人民,大多數以成中國人為榮。不僅首都長安,全國各地都有來自國外的「僑民」在當地定居,尤其是新興的商業城市,僅廣州一城的西洋僑民就有二十萬人以上。
貞觀王朝的國民素質很高,對外國僑民既不歧視也不奉迎,既不盲目排外也不「拿來主義」,一幅不卑不亢的大國民氣度和王者風范。外國人在中國就象中國人在自己家裡一樣,享有和中國人一樣的公民權力,不但可以發財致富,還可以從政當官。來自阿拉伯帝國和日本的僑民就有不少在中國擔任官職的,有的還擔任部長級高級官員。
唐帝國除了接受大批的外國移民外,還接收一批又一批的外國留學生來中國學習先進文化,僅日本的官派的公費留學生就接收了七批,每批都有幾百人。民間自費留學生則遠遠超過此數。這些日本留學生學成歸國後,在日本進行了第一次現代化運動 ――「大化改新」,也就是中國化運動,上至典章制度,下至服飾風俗,全部仿效當時的貞觀王朝,使處於原始部落狀態的日本民族平空躍進了一千年。
國民獨立思考:敢於標新立異,不迷信權威
盛唐人既有遠大理想,又有腳踏實地的刻苦開拓創新精神。
最能體現這種精神的,莫過於文化中號稱最難的吟詩。因痴迷吟詩,王維走入醋壇,孟浩然眉毛盡落,崔顥苦吟體瘦。盛唐人開拓創新的成就的確輝煌:三千里嘉陵江山水畫一揮而就的吳道子,使山水畫為之一新。他突破北齊曹仲達「曹衣出水」畫風,新創「吳帶當風」風格,被譽為「畫聖」。與他同師習畫的楊惠之,自感不如,又不甘屈居其下,毅然改攻雕塑,終成一代泰斗。王維的破墨山水,韓乾的馬,張萱的仕女,李白的「口吐天上文」,杜甫的「詩史」,孟浩然的田園山水詩,岑參豪放奇特的邊塞詩,顏真卿雄秀獨出的真書,李陽冰筆力遒勁的篆字,張旭醉後呼號疾走或以頭濡墨的狂草,僧懷素「天下稱獨步」的草書,李龜年的歌,李暮的笛聲等,都是不落前人窠臼,自成一家。
舞蹈藝術作為文化的組成部分,在唐代也有了極大的創新和發展,達到了空前的繁榮。唐代舞蹈的創新,主要體現為更加註重主題意蘊的表達;更加註重豐富多彩的形式;更加註重新穎獨到的技巧;更加註重藝術風格的借鑒與融合,從而造就了唐代舞蹈藝術的輝煌。
正是這些群星璀璨的盛唐人,不迷信權威作品,不止於前人成就,敢於獨立思考,標新立異,才攀上了文化發展的眾多峰巔,為博大精深的大唐文化增添了絢麗的光彩。
民間生活有品位:不沉溺於聲色犬馬
標志精神文明輝煌建樹的成果,是盛唐之世對中國古代社會和豐富文化的傑出貢獻。從詩歌,傳奇,繪畫,音樂,書法,雕塑,舞蹈到建築、旅遊,醫葯,宴飲,等等領域,以至於宗教,無不成績斐然,光彩奪目,星光燦爛。
這是一個民族整體向上,向著真善美共同努力營造的結果。只有那物質充裕,精神愉快,環境寬松,情緒坦然,個性自由,執著奉獻和創造得到社會的認可和嘉許,傳誦和回報的時代,才會擁有奮發有為的國民,雨後春筍般成長的人才,和不斷的成就。而在這種社會背景和風氣下,人們才能生活的滿足,輕松,樂觀,豁達,才會盡情享受生活,創造美。因此,因為物質豐富,心情恬淡,個性自由,唐人才會有豐腴的體態,並以豐腴為美。才會以閑適,恬靜的心態充分領略大自然的美,生活的美。
「黃四娘家花滿蹊,千枝萬朵壓枝低,留連戲蝶時時舞,自在嬌鶯恰恰蹄」(杜甫《江畔尋花四絕句之一》)「人面桃花相映紅」(崔護《尋人不遇》),「春城無處不飛花,寒食東風御柳斜」(韓弘《寒食》)這些畫面,展現的是優游性情的美的人,美的畫。只有真正的和諧社會,才會有這動人的畫面。
因為經濟繁榮,生活富裕,心情愉悅,環境輕松,唐代婦女才注重美,廣泛地使用各種化妝品,興起一次次「時世妝」;才會盡情地欣賞音樂,舞蹈,百戲雜耍,使世俗生活充滿了豐富多彩的內容,充滿了人生的樂趣。那種優游,閑適的生活,不是醉生夢死,而是一種心靈的忘我境界,一種空前的解脫。
「新豐美酒斗十千,長安游俠多少年,相逢意氣為君飲。系馬垂楊高樓邊」(王維《少年行》之二)。「開軒面場圃,把酒話桑麻」(孟浩然《過故人庄》。「山光悅鳥性,潭影空人心」(常建《題破山寺後禪院》),該是怎樣心情的寫照?
貪污很少:皇帝率先垂範,官員各安本分
中國官場的貪污病菌是無孔不入的,以至占絕大多數的國人都認定貪污是人類社會的不治之症,只要是有「官」的地方就避免不了貪污。
貞觀王朝是中國歷史上貪污很少的王朝,這也許是李世民最最值得稱導的政績。在李世民統治下的中國,皇帝率先垂範,官員一心為公,吏佐各安本份,濫用職權和貪污瀆職的現象降到了歷史上的最低點。
尢為可貴的是,李世民並沒有用殘酷的刑罰來檠告貪污,主要是以身示範和制定一套盡可能科學的政治體制來預防貪污。在一個精明自律的統治者面前,官吏貪污的動機很小,貪官污吏也不容易找到藏身之地。
明王朝的朱元璋對貪污的處罰最為嚴酷,貪官一律處以剝皮的慘刑,可明王朝的貪官之多在歷史上仍屬罕見。可見防範貪污主要取決於一套科學修明的政治體制,光靠事後的打擊只能取效於一時,不能從根子上鏟除貪污賴以滋生的社會土壤。
窮官常見:官員大多清貧而自律
唐太宗提倡節約,而唐朝的官員們居然照做了。
唐朝的戶部尚書戴胄,住房簡陋,連祭祀祖先的地方都沒有;尚書右僕射溫彥博家裡沒有正
屋,死後只好把棺材停放在廂房裡;唐朝的中央政府秘書長岑文本,家裡的住房矮小潮濕,;宰相魏徵家業沒有正房;唐朝的君臣真夠寒酸的,但這份寒酸,成就了大唐盛世;百姓生活富足:路不拾遺,夜不閉戶;《資治通鑒》有一段原文:「上與群臣論止盜,或請重;描寫的是我國歷史上著名的「貞觀之治」時期的社會情;人生選擇多樣:不求功名也可逍遙自在;唐朝大詩人孟浩然生當盛唐,是個潔身自
屋,死後只好把棺材停放在廂房裡。
唐朝的中央政府秘書長岑文本,家裡的住房矮小潮濕,連蚊帳都沒有。有人勸他置辦產業,他說:我本來就是一個平民百姓,靠著讀了幾天書,坐到今天的位子上,拿國家的薪水,我都擔心拿得太多了,還置辦什麼產業呢?
宰相魏徵家業沒有正房。魏徵有一次生病時,唐太宗正在建一座小殿。看到魏徵住宅簡陋,太宗就把自己蓋小殿的材料,讓給魏徵蓋了正房。
唐朝的君臣真夠寒酸的,但這份寒酸,成就了大唐盛世最恢弘的氣度。
百姓生活富足:路不拾遺,夜不閉戶
《資治通鑒》有一段原文:「上與群臣論止盜,或請重法以禁之,上曬之,曰:「民之所以為盜者,由賦繁役重,官吏貪求,飢寒切身,故不暇顧廉恥耳。朕當去奢省費,輕徭薄賦,選用廉吏,使民衣食有餘,則自不為盜,安用重法邪?」自是數年之後,海內昇平,路不拾遺外戶不閉,商旅野宿焉」。
描寫的是我國歷史上著名的「貞觀之治」時期的社會情況:皇上與群臣討論禁止盜賊。有人請求使用嚴酷的法律來制止。皇上微笑著說:「老百姓之所以去做盜賊,是由於賦稅太多,勞役、兵役太重,官吏們又貪得無厭,老百姓吃不飽,穿不暖,這是切身的問題,所以也就顧不得廉恥了。我們應當去掉奢侈,節省開支,減輕徭役,少收賦稅,選拔和任用廉潔的官吏,使老百姓穿的吃的都有富餘,那麼,他們自然就不會去做盜賊了,何必要用嚴厲的刑法呢!」從這以後,過了幾年,天下太平,沒有人把別人掉在路上的東西拾了據為己有,大門可以不關,商人和旅客可以露宿。
人生選擇多樣:不求功名也可逍遙自在
唐朝大詩人孟浩然生當盛唐,是個潔身自好的人,不樂於趨承逢迎。他耿介不隨的性格和清白高尚的情操,為同時和後世所傾慕。王士源在《孟浩然集序》里,說他」骨貌淑清,風神散朗;救患釋紛,以立義表;灌蔬藝竹,以全高尚「王維曾畫他的像於郢州亭子里,題曰:」浩然亭「後人因尊崇他,不願直呼其名,改作」孟亭「成為當地的名勝古跡。
生在「開元全盛日」的孟浩然,三番兩次朋友伸過援引的手來,都被拒絕,甚至最後和本州采訪使韓朝宗約好了一同入京,到頭還是喝得酩酊大醉,讓韓公等煩了,一賭氣獨自走了。正如當時許多有隱士傾向的讀書人,孟浩然原來是為隱居而隱居,為著一個浪漫的理想,為著對古人的一個神聖的默契而隱居。他這般的隱居,卻並不凄苦,反倒生活得頗為滋潤,李白稱贊他」紅顏棄軒冕,白首卧松雲」。
而不願「摧眉折腰事權貴」的李白,雖也仕途不順,卻一生悠遊天下,亦能自得其樂,風流高雅。遠非後世被迫歸隱,或者入仕無門淪落街頭的窮困潦倒所能比擬。反觀當下的所謂「隱士」,多是被現實逼入絕境,想「隱」亦無處可隱。
文豪輩出:創造文學鼎盛時代
唐代是中國封建社會的鼎盛時期,也是文學史上一個輝煌耀眼的巔峰。唐代文學可謂百花齊放,詩歌、散文、小說都得到很大的發展,同時還興起了詞和變文這兩種文學形式。
唐代是一個詩歌大普及的時代,不僅詩歌的數量多,作家多,而且詩人隊伍的構成也很廣泛,上自帝王將相、王公大臣,下及緇流羽客、童子婦人,都對詩歌十分愛好,並喜創作詩歌,所以胡應麟說:「其人,則帝王將相,朝士布衣、童子、婦人、緇流、羽客靡弗預矣。」以帝王而言,唐代的帝王大多能詩,著名的如太宗李世民、中宗李顯、睿宗李旦、玄宗李隆基、文宗李昂、德宗李適、宣宗李忱、昭宗李曄等。其中存詩一卷就有四帝。後妃則有武則天、徐賢妃、楊貴妃等。以童子而言,唐詩中早慧能詩者頗多,如駱賓王、楊炯、杜甫、徐惠、繆氏子、劉晏、林傑等。緇流羽客中有寒山、拾德、皎然、貫休、齊己、吳筠、陸羽等。婦人則有魚玄機、薛濤、李冶等。唐詩在當時以種種方式在社會上廣為流傳。白居易曾說他的詩被人「繕寫模勒,炫賣於市井,或持之以交酒茗」,說明當時人們對詩歌的普遍喜愛。不僅如此,唐詩還影響到了世界其他地方。宣宗李枕在白居易死後所寫的《吊白居易》詩中說:「綴玉聯珠六十年,誰教冥路作詩仙?浮雲不系居易名,造化天子字樂天。童子解吟長恨曲,胡兒能唱琵琶篇。文章已滿行人耳,一度思君一愴然。」
當代詩人餘光中這樣贊李白:綉口一吐就半個盛唐。這個贊語是貼切的。一千多年後,以文化人身份進入官場的龍應台,說出這樣一段話:一個社會要有一定的素質和成熟度,才能允許純潔的文人進入體制里頭。唐朝的太多詩人都有入仕的經歷。唐朝的官文上,傳遞著光耀千祖的名字,和光耀千祖的詩篇,散文,書法,那是盛世大唐最「奢侈」的現象。
G. 唐代中國在世界上的地位
唐朝是中國歷史上最抄輝煌的朝代之一。國家繁榮,經濟繁榮,燦爛的文化,在中國封建社會的歷史發展達到最高峰。高度文明影響了許多國家和地區,如日本,韓國,是世界上最強大,最先進的國家。
唐,唐太宗李世民初步直到唐玄宗開元國家已經在一個重要的發展階段,從經濟,政治,軍事,外交,文化和其他方面的空前的繁榮。 「流金歲月」,在此期間,開元盛世構成了中國的民族自豪感唐氣象。因此,強大的中國在世界上的地位。唐玄宗後期安史之亂後,唐逐漸衰落。中晚唐時代,皇帝沒有實權的經濟,政治,軍事,從而形成不同的行政區域的情況。最後,雙方已成為一個獨立的唐王朝的統治政權。
H. 科舉制度對唐朝盛世和明清統治者有何影響力
積極影響:
(1)政治方面:科舉制改善了用人制度,使擁有才識的讀書人有機會進入各級政府任職。
(2)教育、社會風氣方面:科舉制促進了教育事業的發展,士人用功讀書的風氣盛行。
(3)文學藝術方面:科舉制也促進了文化藝術的發展,進士科重視考詩賦,大大有利於唐詩的繁榮。
消極影響:使儒學成為統治者奴化臣民的工具;官僚隊伍壯大,但導致從事科學技術研究的人才力量相對薄弱。
科舉制極大程度改善之前的用人制度,徹底打破血緣世襲關系和世族的壟斷;「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部分社會中下層有能力的讀書人進入社會上層,獲得施展才智的機會。但後期從內容到形式嚴重束縛了應考者,使許多知識分子不講求實際學問,束縛思想。
科舉制,又稱科舉、科舉制度,是中國古代通過考試選拔官吏的制度。由於採用分科取士的辦法,所以叫做科舉。
科舉制具有分科考試,取士權歸於中央所有,允許自由報考(即「懷牒譜自薦於州縣」,與察舉制的「他薦」相區別)和主要以成績定取捨四個顯著的特點。
科舉萌發於南北朝時期,科舉真正成型是在唐朝。 隨著士族門閥的衰落和庶族地主的興起,魏晉以來選官注重門第的九品中正制已無法繼續下去。隋文帝即位以後,廢除九品中正制。據史載,開皇三年正月,隋文帝曾下詔舉「賢良」。應為開皇七年(587),又令京官五品以上,總管、刺史,以「志行修謹」「清平干濟」二科舉人。 隋煬帝大業三年四月,詔令文武官員有職事者,可以「孝悌有聞」「德行敦厚」「結義可稱」「操履清潔」「強毅正直」「執憲不饒」「學業優敏」「文才秀美」「才堪將略」「膂力驕壯」等10科舉人。進士二科,並以「試策」取士。進士一詞初見於《禮記·王制》篇,其本義為可以進受爵祿之義。當時主要考時務策,叫試策。唐玄宗時禮部尚書沈既濟對這個變化有過的評價:「前代選用,皆州郡察舉……至於齊隋,不勝其弊……是以置州府之權而歸於吏部。自隋罷外選,招天下之人,聚於京師春還秋住,烏聚雲合。」
科舉制的殿試部分是由皇帝親自主持、以分科考試形式錄用人才的取士制度。魏晉以來,採用九品中正,官員大多從各地高門權貴的子弟中選拔。權貴子弟無論優劣,都可以做官。許多出身低微但有真才實學的人,卻不能到京和地方擔任高官。為改變這種弊端,隋文帝開始用分科考試的方法來選拔官員。他令各州每年貢士3人,後設不同科目選拔人才。隋煬帝時期正式設置進士科,考核參選者對時事的看法,按考試選拔人才,就是以應策取士。分科取士就是科舉的前身。到明朝,科舉考試形成了完備的制度:院試(即童生試)、鄉試、會試和殿試,考試內容基本以"四書五經"為准,以「四書」文句為題,規定文章格式為八股文,解釋必須參照朱熹《四書集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