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史財政支出

『壹』 中國古代財政收入有哪些來源古代對商人怎麼收稅

古代稅收主要是糧食、布匹和農業稅，而且是依照人頭收稅，後來是依照佔有土地量，如果種地的人少了，都跑去經商了，在一個農業人口占絕大多數的國家裡，財政收入就完了，所以必須抑制人們棄農經商。
明清時期，征商即抑末、抑商，是決策者、執行者及學者的共同認識，政府也以此為基本國策。反過來看，除了征商是抑末、抑商的內容之外，當時人並沒有提出別的抑末方式，所以征商也應該是抑末的唯一內容。命題的反面，即抑末也就是向商人徵收商稅。可見，明清時期的人們把抑末、抑商看成是對商人收稅，而這就是抑末、抑商內容的唯一所指，並非包含其他內容。之所以推行這種國策，與當時國家的經濟結構有重要關系。清代前期歷屆政府都認為「民以食為天」，所以他們不敢輕視農業，但在決策時也並未把農業、手工業與商業對立起來，而是以農為本業，其次是手工業、商業。
清代前期政府對市場的管理，主要表現在對牙行、商人、商品的管理方面。牙人是一種經紀人，牙行是經濟中介組織。他們主要通過中介和為買賣雙方服務的活動，向所服務的對象抽取傭金，也稱牙佣。政府通過牙人、牙行對市場交易進行管理，所以賦予牙行一些管理職能，如代繳稅金，平準物價，監督度量衡，維護地方治安，對往來商人、船戶、車戶、腳夫施行管理，監督經濟活動中的違法行為，以及為各地方政府財政和各項工作承擔某些服務的職能。②盡管在社會上對牙人、牙行責難的語句頻繁出現，以致在政府官員的奏摺，各級政府部門的奏章公牘中，也是議論紛紛，但是政府只是嚴加管束，並未取消牙人、牙行。這是因為，在市場交易中，經紀人是不可缺少的，物價、度量衡需要有人監督，經濟活動中的一切違法行為，需要有人管理。對這些事務的管理，如果沒有牙人、牙行，則各地方政府必然要設立專職官員，有牙人、牙行代替政府行使這類職能，各級政府自然可以節省許多經費、人力和時間。如果管理成本指財力、人力和時間的話，那麼可以看出，清代前期政府對市場交易的管理成本是很低的。

『貳』 就中國歷年國防方面財政支出比例找出問題並解決

中國歷年國防經費支出分析

國防經費對於軍隊建設和保障國家安全方面有著決定性的影響。

國防經費，是國家用於國防軍事方面的經費。包括用於國防建設和戰爭的經費。建國以來，國防經費一直在國家的財政支出中佔有重要地位。軍費對於軍隊的戰鬥力，有著直接影響，很難想像一支經費拮據的正規軍隊卻能保持長久高昂的戰鬥力。軍費開支用於支持國家安全的穩定和保障，同時對於國家政治經濟利益的維護和攫取，具有決定性的作用。建國以來，我國的國防經費支出大體經歷了五個階段。

(1949-1956)

1949年，新中國剛剛建立，西北西南等地區還未徹底解放，為了盡早解放全中國，當時中央財政的大部分都充做了軍費，開支浩大。直接用於部隊的軍費支出，1949年高達中央政府財政支出的60％，1950年高達45%，實際軍費支出最後還超支21.8%。1949年至1956年的8年裡，軍費開支占財政支出的比例平均為35%。1953年國防經費開支占國內生產總值的9.15%，就是比例最低的1956年也高達5.95%。新中國成立時，新政府接手的是一個貧困落後、千瘡百孔的爛攤子，面臨著嚴峻的經濟形勢，以至於龐大軍費成為建國初期嚴重通貨膨脹的主要誘因之一。據時任政務院副總理兼財政經濟委員會主任的陳雲分析：「通貨發行主要是解決軍費開支及修復現有鐵路的費用……經過反復利弊權衡後，這些開支不能少，因為軍費不能減，減少了就不能保證部隊的需要」。

1949年財政收支狀況

建國後，國家經濟迅速復甦，財政收入也有了迅猛增長。盡管50年至53年爆發了抗美援朝戰爭，但那時候國防經費占財政支出比例卻逐年下降，由1949年的60%，1950年的45%，下降到1956年的21.8%。1949～1956年的8年時間，雖然國防經費開支極大，但所花費的每一分錢都是值得的，這種軍費的高比例支出是我們黨為鞏固新生政權而不得不付出的代價。這一時期的軍費投入支持了解放軍主要的軍事活動，包括肅清國民黨殘余勢力、剿匪反霸、抗美援朝和鎮壓反革命運動等。這些行動不僅鞏固了新生的政權，也為新中國的經濟建設和社會改革創造了相對安定的國內國際環境。

在抗美援朝戰爭中的邊打邊組建的志願軍空軍。這一時期國防經費的開支極大。

1950-1956年的財政收支和國防經費開支

結語
也許在下一階段，中國軍費可以按照一個計劃進行穩步的適度增長，譬如軍費開支佔GDP比重由2000年的1.22%逐年提高到2020年的3.2%，平均每年僅提高0.1個百分點，這在經濟上完全有能力承受，在政治上也有理有節。國防建設是整個經濟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建設強大的國防力量是國家的最高利益和根本利益，也是中國實現「富民強國」的重要保障，又是維護國家安全、領土完整，確立中國國際地位和擴大全球與地區利益的根本保障。實現中華民族富國強軍的夢想，在經濟發展基礎上的國防經費適度增長是不可或缺的手段。

『叄』 我國歷年財政總支出

http://ifb.cass.cn/jrtj/
中國復社科制院的網站
這里應該有

『肆』 在中國古代，最早提出財政預算思想的是誰

中國先秦至鴉片戰爭前歷代思想家及典籍中關於管理國家財政經濟的理論和原則。「理財」一詞最早見於《易·系辭下》，宋以後成為經常使用的經濟范疇，清末曾以理財學作為經濟學中譯名之一。
先秦中國古代許多重要的理財觀點和原則，在先秦時期即已形成。例如,在國家收入和支出的關繫上,提出了「冢宰制國用，必於歲之杪，五穀皆入，然後制國用。……量入以為出」(《禮記·王制》)的財政總原則。從國家租稅收入方面來看，先秦各家除商鞅堅持重稅政策外,其餘都贊成輕稅政策,即所謂「薄賦斂」或「薄稅斂」。什一稅成為各學派普遍鼓吹的理想稅率，但也有主張二十而取一或更輕的稅率。各學派除墨家贊成徵收關市、山林、澤梁之稅外，一般都不贊成對之徵課。其中孟軻提倡對城市坐商、非生產性宅地、無職業者以及關卡和山林川澤均不征課，而在農業方面實行「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孟子·滕文公上》），即主張農業單一稅。在財政支出方面，「強本節用」基本上是先秦各家所共同遵奉的經濟原則，並鼓勵糧食儲備。
先秦各學派在理財問題上有兩種對立的見解：①主張「藏富於民」，即在使人民富足的基礎上充實封建國家財政。這是各派普遍接受的思想，尤以儒家的「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論語·顏淵》）這一觀點為最有代表性，它體現了國家的租稅收入總是來自人民以及培養稅源的財政思想。與此相關，先秦儒家特別反對財政上的「聚斂」，認為「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禮記·大學》）。值得注意的是，他們已認識到從生產與消費的對比關系去考察對理財的影響，此即「生財有大道，生之者眾，食之者寡；為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恆足矣」（《大學》）。這句名言連同荀況所言「節其流」、「開其源」（《荀子·富國》）的理財原則，均為後代談理財問題者必須遵循的原則。②主張「國富民貧」，這是法家提出的觀點，即不惜使人民貧窮以充裕封建國家財政。這是戰國中期以後才出現的理財觀點，它反映了法家代表人物為建立統一的封建地主政權而在財政經濟上的要求。
此外,先秦各項理財措施中,《禹貢》、《周禮》所體現的生產什麼則貢納什麼的貢土所宜原則，按土地肥瘠、面積大小、位置遠近或勞役輕重等為條件來規定稅收率高低的租稅負擔平均原則；財政開支方面「以九式均節財用」（《周禮·大宰》），的專稅專用思想；管仲根據土地好壞徵收差額賦稅的「相地而衰征」（《國語·齊語》）概念；范蠡和李悝建議由封建政府實行豐年征購糧食儲存以待荒年發放的「平糶」或「平糴」政策；孟軻主張按「樂歲」和「凶年」的不同實際收獲量進行征課而不贊成平均稅率等等，均對後代理財思想有著不同程度的影響。較為突出的是，《管子》不僅主張「取於民有度」，反對「疆求」的征籍；而且提倡在國家財政上盡可能擴大經濟收入以代替征稅收入，諸如制定價格政策，官府經營穀物買賣，實行鹽鐵專賣等，作為充裕國家財政收入的主要手段。這一經濟政策在此後二千年封建國家一直發生相當作用，至於《管子》認為賦稅征課須作到「見予之形，不見奪之理」，則表達了封建統治者在財政剝削上的欺詐巧取思想。
漢代 漢初的理財思想,主要是從鞏固統一的封建地主政權出發，堅持中央財政權力的統一與集中。特別是著名理財家桑弘羊根據先秦的有關理論和原則，制定和推行了鹽鐵官營、酒類專賣等重要財經政策和措施，並首創均輸和平準（見均輸、平準論），使「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史記·平準書》）。耿壽昌依據先秦平糴思想而創立的常平倉制度，也成為封建時期的一項重要理財措施。其他如賈誼的「積貯」主張，晁錯的「貴粟」論和移民實邊的周密規劃，桑弘羊的屯田戍邊建議等，均系本期內較突出的理財思想，多為後代封建社會理財家所稱頌或引為典範。
西晉 傅玄面對著封建賦稅繁重的客觀事實，提出「至平」、積儉而「趣公」和「有常」的一套租稅原則（《傅子·平賦役》），這是財政理論上的一個進步。西晉占田制則體現了按勞動能力實現租稅負擔平均的首創思想，它在北魏均田制中得到繼續和發展。至於北朝蘇綽(498～546)強調租稅及差徭的「平均」，系指「不舍豪強而征貧弱，不縱巧而困愚拙」（《周書·蘇綽傳》）而言，這也是對傳統的負擔平均原則，作了新的解釋。
唐代由於社會經濟的日益發展，唐代實行了一些重要的財政變革，如由封建勞役負擔轉變為實物或貨幣繳納，由強制的征發轉變為和買或和雇等。傑出的理財家劉晏還在轉運改革上以僱傭勞動代替強迫勞役，在鹽法改革上以私商自由經營方式取代官府專賣，由此標志著理財思想上的重要轉折。特別是劉晏對財政與經濟的關系有較明確的認識，注意培養稅源，相信「戶口滋多，則賦稅自廣，故其理財以愛民為先」（《資治通鑒》卷一百一十六）。後來陸贄也強調徵收賦稅要在「家給」的基礎上「斂其餘財」。他提出「厚人而薄財，損上以益下」的理財原則，因為「少損者所以招大益」，「暫薄者所以成永厚」(《陸宣公奏議·均節賦稅恤百姓》)，這符合封建國家的長遠利益。對於租稅原則，劉晏主張「因民所急而稅之，則國足用」(《新唐書·食貨志四》)，並在實施中力求做到「知所以取，人不怨」（《劉晏傳贊》）。韓愈(768～824)則將工作器具和商通貨財看成與農出粟米麻絲一樣，同為租稅的來源。這是對農業單一稅思想的否定。另外，本時期內財務行政概念的周密化，如由封建國家統一掌管所有財政支出，頒發「長行旨條」以為各項財政收支的原則性規定(《唐六典三》)，國家財政稽核職能的獨立等，也是唐代中央集權的發展在財務行政上的反映，並對後代封建財政具有不同程度的啟發作用。尤其是，楊炎除堅持封建國家公賦應獨立於封建君主的個人私藏外,第一次提出「凡百役之費,一錢之斂,先度其數而賦於人,量出以制入」（《舊唐書·楊炎傳》）的新財政原則。這在世界范圍內也是最早的創見。他建議的兩稅法中所體現的簡化財政手續、以貨幣定稅額、以財產多寡確定納稅人負擔能力等原則，亦屬於理財思想上的發展。此外，李珏考慮到稅率對價格從而對人民生活和課稅品銷售的經濟影響，認為重稅未必能增加收入，輕稅未必就減少收入。李翱(772～841)則從稅率高低會影響到勞動生產率的另一角度出發，得出「人皆知重斂之可以得財，而不知輕斂之得財愈多」（《平賦序》）的相似結論，都是本時期值得注意的理財思想。
宋以後從宋代起，有關理財問題的議論逐漸增多，但一般仍因襲先秦以來的傳統論調而鮮有理論原則上的發展。最突出的是地主階級思想家中越來越多的人順應經濟發展的客觀要求，對傳統的諱言理財思想表示懷疑或進行批判。宋初李覯主張「賢聖之君，經濟之士，必先富其國焉」（《李覯集·富國策第一》），已開其端緒。王安石則明確指出：「政事所以理財，理財乃所謂義也」(《王臨川集·答曾公立書》)。南宋葉適的批判態度更加鮮明,甚至宣稱:「古之人未有不善理財而為聖君賢臣者也」，並進一步指出「理財與聚斂異」（《水心別集·財計上》），一味搜刮並不等於理財。他還否定什一稅為「中正之制」，指出後來的課稅是「因其自有而遂取之」，不應該「合天下以奉一君」（《習學記言序目·周禮》），這是富於啟蒙意義的。對於傳統的「量入為出」原則，他也認為須首先考慮「所入」是否合理。收入如果橫征斂而來，則「財既多而國愈貧」（《水心文集·上寧宗皇帝札子》）。此後，進步思想家談論理財已蔚然成風，即使一些保守學者也不得不承認理財的重要性，只是仍較偏重於對仁義等封建道德的宣揚。
在如何理財問題上,宋以後存在著各種不同觀點宋代王安石主張理財要同整個社會生產相結合，「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王臨川集·上仁宗皇帝言事書》）；鄭伯謙提出理財只須考慮國家財政支出，「非理其入」，「非理天下之財」（《太平經國之書·理財》）等等。明代丘將儒家傳統的理財思想作了綜合闡釋，強調「理財者，乃為民而理,理民之財爾」,故富國「必先理民之財，而為國理財者次之」。對於生財與理財二者的關系，則指出「有以生之而財之源生生不窮，有以理之而財之流陳陳相因」（《大學衍義補·總論理財之道上》）。
宋以後理財思想的另一個顯著特點，是隨著封建社會內部商品經濟的發展，國家專賣和經濟干涉政策傾向日益削弱。如鹽、茶、酒等以往多由官府專賣或控制的事業，逐漸變為招商承辦或讓私商自由經營，而封建國家只收取捐稅或憑證費，愈到封建後期，這種傾向愈加明顯。此外，兩宋以來在封建國家的財政措施中廣泛採用僱傭形式，這也體現了理財思想方面較唐代後期更加顯著而突出的發展和變革。
就具體理財措施而言，宋以後在漕政、鹽政和水利等問題上不斷出現一些新的建議，元明以來還產生許多這方面的專家。由於封建財政愈益集中，國家的「會計」制度也日益受到重視。南宋鄭伯謙建議將主管會計稽核之職與主管財務行政之職分別由不同的官司掌管，並使前者權位高於後者，以便能充分執行其「糾察鉤考」的會計監督職能(《太平經國之書·會計上》)。又自北宋政府實行「凡一歲用度及郊祀大費，皆編著定式」（《宋史·食貨志·會計》）,以作為財政開支的准則之後,明代丘進一步提出編造年度財政收支的周密步驟，頗類於近代國家預算的編製程序。

『伍』 1978--2006年 中國歷年財政收支 及 GDP

8-1 國家財政收支總額及增長速度

年 份 財 政 收 入 財 政 支 出 收 支 差 額 增 長 速 度 （%） 財政收入占國內
（億元） （億元） （億元） 財 政 收 入 財 政 支 出 生產總值的比重(%)

1978 1132.26 1122.09 10.17 29.5 33.0 31.2
1980 1159.93 1228.83 -68.90 1.2 -4.1 25.7
1985 2004.82 2004.25 0.57 22.0 17.8 22.4
1989 2664.90 2823.78 -158.88 13.1 13.3 15.8
1990 2937.10 3083.59 -146.49 10.2 9.2 15.8
1991 3149.48 3386.62 -237.14 7.2 9.8 14.6
1992 3483.37 3742.20 -258.83 10.6 10.5 13.1
1993 4348.95 4642.30 -293.35 24.8 24.1 12.6
1994 5218.10 5792.62 -574.52 20.0 24.8 11.2
1995 6242.20 6823.72 -581.52 19.6 17.8 10.7
1996 7407.99 7937.55 -529.56 18.7 16.3 10.9
1997 8651.14 9233.56 -582.42 16.8 16.3 11.6
1998 9875.95 10798.18 -922.23 14.2 16.9 12.6
1999 11444.08 13187.67 -1743.59 15.9 22.1 13.9
2000 13395.23 15886.50 -2491.27 17.0 20.5 15.0
2001 16386.04 18902.58 -2516.54 22.3 19.0 16.8
2002 18903.64 22053.15 -3149.51 15.4 16.7 18.0
2003 21715.25 24649.95 -2934.70 14.9 11.8 18.5
2004 26396.47 28486.89 -2090.42 21.6 15.6 19.3

註：1.在國家財政收支中，價格補貼1985年以前沖減財政收入，1986年以後列為財政支出。為了可比，本表將1985年以前沖減財政收入的
價格補貼改列在財政支出中。
2.財政收入中不包括國內外債務收入。
3.從2000年起,財政支出中包括國內外債務付息支出。

http://www.stats.gov.cn/tjsj/ndsj/2005/indexch.htm

點擊左側財政

『陸』 如何查找各省歷年的財政支出總額1996以前

這些可能得到各省統計局的網站查找，中國統計年鑒里的多是匯總數據，96年以前的數據只保留了全國性的數據，各省市的得到相關網站查詢

『柒』 我國歷年財政支出數據上哪查

可以去中華人民共和國財政部查詢，查詢方法如下：

1、首先打開電腦專或者手屬機，然後打開電腦或者手機上的瀏覽器，下面以網路瀏覽器為例演示。

『捌』 中國歷朝財政歷史

中國歷代財政管理體制簡論

賦稅，是國家為實現其職能的需要，憑借政治權力，組織財政收入的一個重要手段，是國家存在的經濟表現。它不但是維持公共權力的經濟基礎，對於經濟發展也起著重要的杠桿作用。馬克思認為，國家是階級統治的工具，也是對社會進行管理的形式。管理需要費用，費用來自財政，財政來自賦稅。賦稅在我國始於夏代早期，隨著社會的變遷，不同的社會制度的更迭，出現了不同的賦稅制度，一方面，它們是當時社會政治、經濟面貌的直接反映，另一方面，作為一種經濟制度，它們又對當時的社會政治、經濟發生著重要的影響。借古鑒今，研究中國古代賦稅制度的變革，探究其發展規律與歷史得失，對當前的經濟形式發展可以說有著積極的啟示作用。

一、先秦時期

我國賦稅始於夏代，史載：「自虞、夏時，貢賦備矣。」 。《孟子?滕文公》也載："夏後氏五十而貢"。這些記述表明，我國奴隸制國家建立後，曾經及時採取法律形式確立國有賦稅制度。即以五十畝地為計量單位，並取其平均值地十分之一，作為向國家繳納的貢賦。賦是夏王朝財政收入的重要來源，是平民向國家交納的實物地租。而夏朝的財政收入的另一個重要來源是貢納。夏朝的"貢"主要有兩種，一是直接或間接統治區內的諸侯、方國或部落之貢，一是公社農民或其他類型農民的"五十而貢"，前者屬於賦稅或捐稅，後者具有租、稅合一的性質。

商朝仍沿襲夏的貢制。

周朝基本上是沿襲了夏商的賦稅制度。西周實行井田制，國家在修築水渠和道路時把土地劃分為許多「井」字形方塊，故稱為井田。井田制的土地所有權屬於國家，亦即屬於周王，即所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周王把土地分賜給各級貴族，讓他們世代享用。他們只有享用權而無所有權，所以不準轉讓和買賣。為了充分發揮地力，並規定了定期「換土易居」的分配製度。西周的井田制根據剝削對象的不同，有兩種不同的區劃，一種是「十夫有溝」，即國中平民的份地。其收入要上繳國家十分之一，作為貢稅，以充軍賦。另一種是「九夫為井」，即國家將方里土地按井字形劃為九區，中一區為公田，餘八區為私田分授八夫；公田由八夫助耕，收獲全部繳給領主。男子成年受田，老死還田。井田制度是奴隸制國家的經濟基礎，體現了我國奴隸社會生產關系的主要部分。它與宗法制度緊密相連，在西周時期，得到進一步的發展。

然而兩周時期的賦稅制度在春秋戰國時期有了很大的改變。公元前685年左右管仲相齊，實行"井田疇均，相地而衰征"的稅法，突破了井田制的局限；公元前594年，魯國實行「初稅畝」，實行「履畝而稅」，即不分公田、私田，凡佔有土地者均須按畝交納土地稅。井田之外的私田，從此也開始納稅。這是三代以來第一次承認私田的合法性，是個很大的變化。實行「初稅畝」反映了土地制度的變化，是一種歷史的進步。「初稅畝」的出現，標志著我國從奴隸制賦稅向封建制賦稅制轉化的開端。此後，列國紛紛仿效魯國實行「初稅畝」。到了秦國商鞅變法時，乾脆廢除國君對貴族（卿大夫）分封、賞賜食邑的制度，而承認通過買賣所獲得的土地所有權。初稅畝是我國古代賦稅制度的第一次重大改革，它廢除了按勞力計征的力役地租制，確立了以田畝計征的實物地租制，是稅收由初級階段向高級階段發展的標記。這個時期的賦稅制度改革促進了社會經濟的發展，也帶動了其他相關制度的改革。

二、秦、漢

秦統一六國後，在原有賦稅制度的基礎上，對賦稅制度進行了改進。田租、賦稅是秦國家的重要財產來源。

秦除按地收租外，還論戶取賦，也就是所謂的口賦，即人頭稅。農民戶數的多少直接影響戶賦收入，所以早在商鞅變法時期就明確規定："農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秦《倉律》還規定了莊稼成熟後，國家收取多少地租，史稱"收泰半之賦"，意即收取三分之二的租賦，實際上承襲了六國的舊制。

秦時的賦稅除上述兩項外，還有徭役制度，就是無償征取力役之課，是秦賦役制度的重要部分。

秦代的賦稅制度是建立在土地私有制基礎上，其賦稅形式和稅制變化與封建割據封建統一及其生產力發展狀況相一致。秦代財政的一個重要特徵，是它既首創中國兩千多年封建賦役制度的體系，又開拓了秦代獨特的稅制結構，因而秦代的賦稅制度顯示了其體系的完整性和系統性。這一賦稅結構產生了土地私有制，服務於土地私有制，生產關系適合生產力，中國封建經濟由此而得以發展。

漢朝時期，國家把農民編為戶籍，作為徵收賦稅徭役的根據。農民是國家賦稅的主要承受者，農民的賦稅有四項：田租（土地稅）、算賦和口賦（人頭稅）、徭役、兵役。漢初統治者吸取秦亡教訓，輕徭薄賦，但是漢朝田租輕而人頭稅重。漢高祖實行十五稅一，文帝時實行三十稅一，東漢光武帝把田租恢復到三十稅一。漢代的編戶制度使我國封建社會完整的賦稅徭役制度正式形成。

三、魏、晉、南北朝、隋、唐

賦役和力役是封建國家主要的財政來源，歷代統治者都十分重視賦役立法。魏晉至唐前期逐步改變了秦漢時期的賦稅制度，至唐時實行租庸調制，唐朝的租庸調稅制是對唐朝以前我國兩千多年來各朝代所實行的實物稅的總結。租庸調制的內容是：丁男每年向國家交納粟二石，稱作租；交納絹二丈、綿三兩或布二丈五尺，麻三斤，稱作調。每丁每年服徭役二十天，如不服役，每天輸絹三尺或布三尺七寸五分，稱作庸，也叫「輸庸代役」。官僚貴族享有蠲免租庸調的特權。租庸調制是以均田制的推行為前提的，均田制規定每個成丁的農民都受田一百畝，因此國家徵收租庸調時只問丁身，不問財產。租庸調稅制是我國封建社會前期稅收制度的集成，並有一定的創新，內容比較系統和完整。因此，在我國封建稅制史上佔有重要的地位。

作為隋朝和唐前期國家賦稅收入主要來源的租庸調制，在當時的一定歷史階段中確實起到了調動農民積極性，恢復和發展農業經濟，保證封建國家賦稅收入的作用。但是，隨著唐朝社會和經濟形勢的變化，特別是在均田制遭破壞，土地兼並嚴重，編戶流失，賦稅剝削加重，國家財政收入日減，危機加深的情況下，租庸調制的不合理性更加明顯。唐德宗建中元年（780），採納宰相楊炎的建議，始改行兩稅法。兩稅法的主要內容：①國家根據財政支出定出總稅額，各地依照中央分配的數額，向當地人民徵收。②土著戶（當地人）和客居戶（外來戶）均編入現居州縣戶籍，依照丁壯和財產（主要是土地）多少定出戶等，按墾田面積和戶等高下攤分稅額。③每年分夏、秋兩次徵收，夏稅限6月納清，秋稅限11月納清，故稱「兩稅」④兩稅依戶等納錢，按墾田面積納米粟；田畝稅以大歷十四年（779）墾田數為准，平均攤派。⑤租庸調和雜徭、雜稅悉省，但丁額不廢。⑥無固定居處的商人，所在州縣依照其收入的三十分之一征稅。兩稅法變租庸調以人丁為徵收賦稅標準的原則為以財產、主要是土地為徵收標準的原則，是土地佔有狀況發生改變後的反映，是中國古代稅制上的一次重大變革。兩稅法實行初期，統一了紊亂的稅制，擴大了賦稅的承擔面，在一定程度上減輕了人民的負擔。後來，弊端叢生，征斂趨於苛重。但由於兩說法適應地主私有制經濟的發展，其稅制的基本原則為此後的歷代封建王朝所奉行。

四、宋、元

宋仍沿襲唐兩稅法，但將兩稅分為田賦，但是宋田賦全國並無統一法則。宋田賦的正額不高，但在實際徵收過程中，存在各種名目的附加稅，諸如支移、折變、加耗等，負擔很重。與兩稅及附加稅並存的還有其他各種雜稅，如沿納、新增設的經總制錢、月樁錢等。宋還開始實行鈔鹽法，商人向政府交錢領取鈔鹽券，憑券買鹽銷售，宋鹽稅是國家主要財政收入。另外，宋還對出海貿易的商舶及海外諸國來華貿易的商舶征稅。但是宋朝積貧積弱，屢遭侵略。為了保證國家財政收入，解決土地稅負擔不均的向題，因此王安石實行方田均稅清丈土地。「方田」就是每年九月由縣令負責丈量土地，按肥瘠定為五等，登記在帳籍中。「均稅」就是以「方田」的結果為依據均定稅數。凡有詭名挾田，隱漏田稅者，都要改正。這個法令是針對豪強隱漏田稅、為增加政府的田賦收入而發布的。清丈後，將田地的畝數、主人姓名、土地肥瘠等級登記上冊，並按照土地好壞分為五等，均定稅額高低。在清丈過的地區，原來向政府納稅的自耕農，多少減輕了一些負擔，而擁有土地多者則要多交稅，非常符合公平稅負原則。因此，馬克思稱王安石為中國十一世紀時的改革家。甚至有現代學者評論說：青苗法、方田均稅法是具有近代國家資本主義特點的法令。

而元政權佔有中原的時間先後不同，各地原來的法制也有差異，形成元朝田賦法的不統一。南北稅制不同，稅賦不一，素有"南重於糧，北重於役"之說。北方仿行唐租庸調法，江南仿唐兩稅法。

五、明 清

明和歷代一樣，仍是以農業為主的經濟，農業稅-田賦是國家最大的財政進項，輔之以丁賦-差役。明代初行兩稅法，田賦分夏稅、秋糧。明中葉以後，由於賦稅沉重，百姓逃亡嚴重，原有的賦稅制度日漸失效，嚴重影響財政收入。為此，自嘉靖十年起，推行"一條鞭法"的賦役改革，將各種賦役盡可能歸並為幾項貨幣稅，以徵收貨幣代替徵收實物和征發差役。其主要內容是以土地為主要征稅對象，以徵收白銀代替實物的徵收；以縣為單位統計差役、雜役所需人力、物力的總額，平攤到全縣土地稅中，作為土地稅一起徵收白銀；另外將各種"均徭"改為按人丁數徵收白銀，稱為"丁銀"，由官府自行徵收解運代替原來的"民收民解"。 一條鞭法是中國古代賦役制度的一次重大改革，它以貨幣稅代替實物稅，結束了歷代以來以鎮守實物為主的國家稅收方式，廢除了古老的直接役使農民人身自由的賦役制度，使人身依附關系有所鬆弛；以資產計稅為主代替原來以人頭為主的稅收制度，有利於稅賦的合理分擔。該法的推行反映了明商品經濟發展的要求，反過來又促進了商品經濟的發展。

清初則繼承明制，繼續實行一條鞭法，但實行的不夠徹底和普遍，丁銀和田賦仍是兩個稅目。隨著土地兼並的進一步發展，窮丁、無地之丁越來越多，在這種情況下繼續按丁徵收丁銀，貧苦農民就會無力承受，這不僅使國家徵收丁稅失去保證，還會由於農民畏懼丁稅流亡遷徙、隱匿戶口等造成嚴重的社會問題。於是到雍正年間，又在這一基礎上進行重大改革，實行「攤丁入畝」。攤丁入畝又稱地丁合一，是清朝在一條鞭法的基礎上實行的一次重大賦稅制度的改革。首先是清政府規定以康熙五十年的人丁數作為徵收丁稅的固定丁稅總額，以後「滋生人丁，永不加賦」，第二步實行地丁合一，將丁銀攤入田畝，徵收統一的地丁銀。「攤丁入畝」的實行完成了賦役合並，取消了征稅的雙重標准。人頭稅基本廢除。這次改革使稅負與財產和負擔能力掛鉤，減輕了農民的負擔，一定程度上改變了賦役不均的情況，同時封建國家對農民的人身束縛更加削弱了。.

綜觀從夏商到清代的賦稅制度及其演變，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國歷代的賦稅制度是不斷進步的。每一次重大的賦稅制度的變革都是對之前的賦稅制度的修正，使之趨於合理，行之簡便。
希望採納

『玖』 在中國古代政府財政支出有哪些

中國古代歷史上的財政支出思想
我國在夏、商、周奴隸制社會，就產生了財政支出思想。如西周時期，產生了「以九式均節財用」的支出思想，規定用九種用途來節制財政支出。九式主要是：邦中之賦，供宴請賓客之費；四郊之賦，供飼養牛馬與家畜之費；邦甸之賦，供工需製作物品之費；家削之賦，供分賜諸侯百官的物品之費；邦縣之賦，供贈勞賓客的禮物之費；關市之賦，供國王及家庭吃穿之費；山澤之賦，供喪禮與救荒之費；幣余之賦，供國王需要的玩物珍品之費。目的是做到收支對口，專款專用，限制財政支出無限膨脹，避免王室過度浪費，保證收支平衡，財政有餘。

春秋戰國時期，主張節用成為主要的財政支出思想。孔子提出「節用以愛人」，後人司馬遷解釋孔子的「節用」為「政在節財」，即節省財政開支，減輕農民的賦稅徭役。墨子在財政支出上主張「去其無用之費」，反對君主在衣、食、住、行方面的奢侈浪費。提出：「暴奪民衣食之財，以為宮室，台榭曲直之望，青黃刻鏤之飾，……是以其財不足以待凶飢，振孤寡，故國貧而民難治。」由此總結出「節儉則昌，淫佚則亡」的經驗教訓。墨子判斷財政支出的合理與否，是以「利民」為標準的，對人們有利的「有用之費」主張一定要支出，不利的「無用之費」堅決去掉。戰國時期的荀子進一步發展了春秋時期「節用」的思想，提出了「強本節用」的財政支出理論，這與孟子清心寡慾的節用觀相比更具有積極的意義。他認為「強本而節用，則天下不能貧……本荒而用奢，則天不能使之富」。由於旬子的「節流」思想是建立在「強本」基礎之上的，所以他強調節流不應該減少農業開支，而在於精兵簡政，裁減冗官冗員。他說：「士大夫眾而國貧，工商眾則國貧，無制數度量而國貧，下貧而上貧，下富則上富。」在財政支出上，荀子十分強調收入平衡，國有餘藏的原則。戰國晚期的管仲對以前的財政支出思想加以總結和發展，提出了「用之有止」的支出理論。即：「取於民有度，用之有止，國雖大必安；取於民無度，用之不止，國雖大必危。」所謂「用之有止」，就是用財有度，財政支用要有一定的限額。管仲認為「度」是財政支出的關鍵所在：「審度量，節衣食，儉財用，禁侈泰，為國之急。」由此出發，管仲反對奢侈浪費，主張節用應該從宮庭開支入手。他指出統治階級營造宮殿要有「度」，制軒冕以分貴賤不求其美，設爵祿以守其服不求其觀，建宮殿以避寒暑不求其大。與此相反，對於有利於社會生產和人民生活的必要開支，管子認為一定要滿足，「用財不可以嗇」。在這一類開支上「用財嗇則費」，因為「用財嗇則不當人心，不當人心則怨起，用財而生怨，故曰費。」

進入封建社會以後，財政支出思想又有了進一步的發展。兩漢時期，財政支出思想主要表現在壓低財政支出方面。如西漢的貢禹指出節約財政開支的重點在於減少宮廷消費，他說方今宮室已定，無可奈何也，但「其餘盡可減損」，其中包括皇室的生活費用、人員數量、宮廷奴婢等等。東漢王充針對當時厚葬造成的財政浪費現象，提出了「薄葬節用」的觀點，他說：「論死不悉，則奢禮不絕，不絕則喪物索用。用索物喪，民貧耗之至，危亡之道也。」荀悅不僅把奢侈看作財政支出問題，而且提高到了國家政治的高度來認識。他把奢侈視為危及政治的「四患」之一，「四患不除則政未用行矣」。西晉的傅玄提出節用反奢的思想，並把節制封建君主的慾望作為節省國家財政開支的最根本的途徑。同時，還提出減汰冗官，使其改業入農，以減少國家的財政開支。唐代白居易特別主張節用，而且他的節用思想包括的范圍很寬。其中主要是反對統治階級的奢侈浪費，認為在宮室、車馬、仆御、器服、飲食、賓婚、祠葬等方面都應該「節之以數，用之以倫」，否則必「傷財力」。而且「上行則下效」，使「天下貪冒之吏將肆心」，「聚斂之臣將置力」，「此又為害十倍於前也」。

『拾』 中國政治制度史 古代國家財政收支及管理的主要內容及其特點

賦稅制度
9.1.2 徭役制度
9.1.3 土貢制度
9.1.4 財政的收支與管理

9.1.1 賦稅制度（2）
?

唐代在均田制的基礎上實行租庸調賦稅制度，以後 有兩稅法、一條鞭法和攤丁入畝三次較大的變化
? 租、庸、調的各自含義

? 兩稅法：根據國家財政支出制定總稅額，各地按中央分

配的數額向當地人戶徵收，分地稅和戶稅兩種，其餘租 庸全部廢除，實際上是按財產課稅 ? 一條鞭法：張居正推行。以縣為單位，將所有田賦、勞 役、貢納、雜差等一律摺合成銀兩，分攤在本縣田額之 中，在法定意義上廢除力役，所雇之役，均由所征的款 項內支付 ? 攤丁入畝：雍正帝實行地丁合一征賦方法，將丁賦攤入 田畝，進而廢除了延續兩千餘年的人頭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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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政治制度史

9.1.2 徭役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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徭役制度是歷代統治者徵用人力資源的主要手段
古代國家一般規定20-60歲為服役年齡，但這個基 本數不時出現上下浮動，最少為23-56歲，最多的 則擴大到12-65歲 達到服役年齡的男丁，每年要為國家無償服役2030天，有時還要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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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政治制度史

9.1.3 土貢制度
? 定義：是人民在田賦以外再以特產入貢，所

貢物品從宮廷生活用品到政府公用物品，從 花鳥草蟲到各種手工製品，無所不有
? 影響：土貢制度阻礙工商業的發展，也加強

了對人民的掠奪，是國家使用強制力控制社 會分配的一種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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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政治制度史

9.1.4 財政的收支與管理
? 古代國家的財政支出，基本上分為皇（王）

室支出和國家政務事務支出兩大部分 ? 國家政務和事務費用的支出，是維持國家機 器運轉和履行職能的需要 ? 官俸和軍費開支所佔的比重最大，常常是占 國家財政收入的一半以上 ? 人頭費用開支過大，是中國古代財政制度的 積弊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