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歷史中探討中國的管理思想

1. 中國古代的管理思想

中國古代以儒家思想管理國家，儒家思想主要講的是「仁」和「禮」，所以中國古代管理思想的核心是「仁」和「禮」。
一 中國傳統的管理思想，分為宏觀管理的治國學和微觀管理的洽生學。治國學適應中央集權的封建國家的需要，包括財政賦稅管 理、人口田制管理、市場管理、貨幣管理、漕運驛遞管理、國家行政 管理等方面。治生學則是在生產發展和經濟運行的基礎上通過官、民的實踐逐步積累起來，包括農副業、手工業、運輸、建築工程、市 場經營等方面的學問。這兩方面的學問極其浩瀚，作為管理的指導 思想和主要原則，可以概括為如下一些要點。
1．順「道」。中國歷史上的「道」有多種含義，屬於主觀范疇的 「道」，是指治國的理論，屬於客觀范疇的「道」，是指客觀經濟規律，又稱為「則」、「常」。這里用的是後一含義，指管理要順應客觀規律。
《管子》認為自然界和社會都有自身的運動規律，「天不變其常，地不易其則，春秋冬夏，不更其節。」(《管子?形勢》)社會活動，如農業生產，人事，財用，貨幣，治理農村和城市，都有「軌」可循， 「不通於軌數而欲為國，不可。」(《管子?山國軌》)人們要取得自己行為的成功，必須順乎萬物之「軌」，萬物按自身之「軌」運行，對於人毫不講情面，「萬物之於人也，無私近也，無私遠也」，你的行為順乎它，它必「助之」，你的事業就會「有其功」，「雖小必大」；反之，你如逆它，它對你也必「違之」，你必「懷其凶」，「雖成必敗」，「不可復振也」(《管子?形勢》)。
司馬遷把社會經濟活動視為由各個個人為了滿足自身的慾望而進行的自然過程，在社會商品交換中，價格貴賤的變化，也是受客觀規律自然檢驗的。他寫道「賤之徵貴，貴之徵賤」，人們為求自身利益，「以得所欲」，「任其張，竭其力」，「各勸其業，樂其表，若水之趨下，日夜無休時，不召而民自來，不求而民出之，豈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驗邪?」對於社會自發的經濟活動，他認為國家應順其自然，少加干預，「故善者因之」，順應客觀規律，符合其「道」，乃治國之善政(《史記?貨殖列傳》)。
「順道」，或者「守常」、「守則」、「循軌」，是中國傳統管理活動的重要指導思想。
2．重人。「重人」是中國傳統管理的一大要素，包括兩個方面：一是重人心向背，二是重人才歸離。要奪取天下，治好國家，辦成事業，人是第一位的，故我國歷來講究得人之道，用人之道。
得民是治國之本，欲得民必先為民謀利。先秦儒家提倡「行仁德之政」，「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論語?堯曰》)，「修文德以來之」 (《論語?季氏》)，使「天下之民歸心」，「近者悅，遠者來」(《論語?堯曰》)，「天下大悅而將歸己。」(《孟子?離婁上》)《管子》說：「政之所興，在順民心；政之所廢，在逆民心」，國家心須「令順民心」，「從民所欲，去民所惡」，乃為「政之寶」(《管子?牧民》)。西漢賈誼說： 「聞之於政也，民無不為本也。國以為本，君以為本，吏以為本」，「國家的安危存亡興壞，定之於民；君之威侮、昏明，強弱，系之於民；吏之貴賤，賢不肖，能不能，辨之於民；戰爭的勝敗，亦以能否得民之力以為准。」(《新書?大政上》)這些思想歷代都有，逐步成為管理國家的准則。
得人才是得人的核心。要得人才，先得民心，眾心所歸，方能群才薈萃，故《管子》把從事變革事業，注重經濟建設，為人民辦實事，視為聚攏優秀人才的先決條件，叫做「德以合人」，「人以德使」(《管子?五輔、樞言篇》)。
我國素有「求賢若渴」一說，表示對人才的重視。能否得賢能之助，關繫到國家的興衰和事業的成敗。「得賢人，國無不安廣…?失賢人，國無不危」(《呂氏春秋?求人》)。諸葛亮總結漢的歷史經驗說：「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之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之所以傾頹也」(《前出師表》)。《晏子春秋》則把對人才「賢而不知」，「知而不用」、「用而不任」視為國家的「三不祥」，其害無窮。
在治生學方面，我國也有重視人才的傳統。司馬遷提倡「能巧致富」，他說：「巧者有餘，拙者不足」，「能者輻輳，不肖者瓦解」(《史記?貨殖列傳》)。唐代陸贄說：「夫財之所生必因人力，工而能勤則豐富，拙而兼隋則簍空」(《陸宣公集?均節財稅恤百姓》第一條)。西晉的傅玄說：「夫裁徑尺之帛，形方寸之木，不任左右，必求良工」。(《傅子?授職篇》)凡能工巧匠，或對生產建設有重大貢獻者，如春秋時發明木作工具的魯班，戰國時修建都江堰的李冰，修建鄭國渠的鄭國，漢代發明二牛耦耕法和三腳條播器(三腳耬)的趙過，發明和改進煉鐵鼓風器(水排)的後漢的杜詩和韓暨，對發展紡織工業有重大貢獻的元代黃道婆等人，都傳頌千古，流芳百世，為人典範。《管子》一篇國情普查提綱(《問》)中列專項調查國內的生產能手，樹立「人率」，進行表彰。司馬遷《貨殖列傳》記載，齊國的「奴虜」，即下等人，人皆賤之，唯刀間獨具慧眼，賞識這些人的才能，收取重用，「盡其力」，「使之逐漁鹽商賈之利」，「終得其力，起富數千萬」，發了大財。
3．人和。「和」就是調整人際關系，講團結，上下和，左右和。對治國來說，和能興邦；對治生來說，和氣生財。故我國歷來把天時、地利、人和當作事業成功的三要素。孔子說：「禮之用，和為貴」(《論語。學而》)。《管子》說：「上下不和，雖安必危」(《管子?形勢》)。「上下和同」，「和協輯睦」(《管子?五輔》)，是事業成功的關鍵。戰國時趙國的將相和故事，婦孺皆知，被傳頌為從大局出發講團結的典範。
求和的關鍵在於當權者，只有當權者嚴於律己，嚴禁宗派，不任私人，公正無私，才能團結大多數。《管子》提出「無私者容眾」，要求君主切不可有「獨舉」、「約束」、「結紐」這些宗派行為，不可「以爵祿私有愛」，要嚴禁「黨而成群者」(《管子》五輔、法法等篇)。李覯說國家的統治者必須「無偏無黨」，「循公而滅私」，「天子無私人」，從國家機構中清除那些嫉賢妒能，鑽營利祿，大搞宗派，戕害民生的 「惡吏」，以改善官民關系。唐太宗是個講團結的君主，他不僅重用擁護自己的人，而且重用反對過自己的人，他救下了曾反對其父李淵的李靖，委以重任。魏徵曾力勸李建成除掉李世民，太宗就位後不計前隙，照樣重用，且平時能「從諫如流」，「愛諫諍」，思己短，知己過，使群臣樂於獻策，齊心治國。正因為唐太宗廣泛團結人才，形成一個效能很高的人才群體結構，貞觀之治才有了組織上的保證。
近代成功的企業家也都注重人和，創辦申新紗廠的大企業家榮德生治廠以「《大學》之『明德』，《中庸》之『明誠」對待屬下，「管人不嚴，以德服人」，「使其對工作不生心，存意外」，「自治有效」。他說用人「必先正心誠意，實事求是?，庶幾有成。若一味唯利是圖，小人在位廠…?不自勤儉，奢侈無度，用人不當，則有業等於無業也」。 (榮德生：《樂農先生自訂行年紀事續編》)劉國鈞辦大成紡織染公司，以「忠信篤敬」為廠訓。宋菜卿在公司懸掛孔子名言「己所勿欲，勿施於人」作廠訓，他說「你願人怎樣待你，你就先怎樣待人」。這些皆反映從自我管理入手實現人和，從而達到系統管理以協力推進事業的管理思想。
4。守信。治國要守信，辦企業要守信。辦一切事業都要守信。信譽是人類社會人們之間建立穩定關系的基礎，是國家興旺和事業成功的保證。
孔子說：「君子信而後勞其民」(《論語?堯曰》)。他對弟子注重 「四教：文、行、忠、信」(《論語?述而》)。治理國家，言而無信，政策多變，出爾反爾，從來是大忌。故《管子》十分強調取信於民，提出國家行政應遵循一條重要原則：「不行不可復」。人們只能被欺騙一次，第二次就不信你了，「不行不可復」者，「不欺其民也」。「言而不可復者，君不言也；行而不可再者，君不行也。凡言而不可復，行而不可再者，有國者之大禁也」(《管子?形勢》)。 、?治生亦然。商品質量、價格、交貨期，以至借貸往來，都要講究 一個「信」字。我國從來有提倡「誠工」，「誠賈」的傳統，商而不誠，苟 取一時，終致瓦解，成功的商人多是商業信譽度高的人。明代徽商 唐祁，其父曾借某人錢，對方借據丟失，唐祁照付父債，後來有人揀 得借據，向唐祁討債，他又照付。別人嘲笑他傻，他說，「前者實有是 事，而後卷則真也」(《安徽通志》196卷)。徽蚶另有一商人翁生，經 商「巧而不賊」，取得社會的信任，「人莫不以為誠而任之」，「雖不矜 於利，而賈大進，家用益富」(《王遵岩文集?黃梅原傳》)，可見守信 是進財之道。
5．利器。生產要有工具，打仗要有兵器，中國歷來有利器的傳統。孔子說：「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論語?衛靈公》)。《呂氏春秋?任地》篇說，使用利器可達到「其用日半，其功可使倍」的效果。中國古代的四大發明(紙、印刷術、指南針、火葯)及其推廣，極大地推動了社會經濟、文化和世界文明的發展，並使「利器說」成為中國管理思想的重要內容。歷史上許多重大發明，如西漢出現的新式糧食加工機械——水碓，「役水而舂，其利百倍」。東漢和三國時出現的新式煉鐵鼓風器——水排，大大提高了鐵的質量，從而提高工具和兵器的質量，這些都是在當時政府官員的主持下發明和推廣的。明清時代在長江下游乃至全國先後推廣松江地區先進紡車，和紡技，也多是由地方官員出面相邀和主持，說明利器思想已引起當時國家管理機構的重視。
及至近代，一再出現機器興邦說。如鄭觀應主張維護民族獨立要靠「商戰」，商戰必賴機器，機器生產，「工省價廉」，「精巧絕倫」，可與外貨競爭，因此必須自製各種機器。魏源提出「師夷長技以制夷」的口號。孫中山實業救國的核心是技術革命，實現現代化，「用機器去製造貨物，……把國家變成富庶」，爭取駕乎英美日之上。可見，「利器說」貫乎古今，成為興邦立業的重要思想。
6．求實。實事求是，辦事從實際出發，是思想方法和行為的准則。儒家提出「守正」原則，看問題不要偏激，辦事不要過頭，也不要不及，「過猶不及」，過了頭超越客觀形勢，犯冒進錯誤；不及於形勢又錯過時機，流於保守。兩種偏向都會壞事，應該防止。
《管子》提出「量力」原則和「時空」原則。凡事量力而行，「動必量力，舉必量技」，「不為不可成，不求不可得」。指揮作戰，要知道自己兵力，裝備的承受能力，「量力而知攻」，「不知任，不知器，不可」。切不可不顧主觀條件的「妄行」，「強進」，「妄行則群卒困，強進則銳士挫」。(《管子》牧民、霸言、形勢解等篇)用人也應注意因材施用，揚其所長，避其所短。不可求全責備，「毋與不可，毋強不能」。
「時控」原則就是辦事要注意時間(時機)和地點等客觀條件。 「事以時舉」，「動靜」、「開闔」、「取予」「必因於時也，時而動，不時而靜」(《管子?宙合》)。治國和治生，不顧時間的變化，用老一套的辦法，不注意「視時而立儀」(《管子?國准》)，「審時以舉事」(《管子?五輔》)，必然招致失敗。空間不同，政策措施也應有異，不可將一套辦法到處運用，治家、治鄉(農村)、治國(城市)各有特殊性，「以家為鄉，鄉不可為也；以鄉為國，國不可為也；以國為天下，天下不可為也」(《管子?牧民》)。韓非說：「聖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論世之事，因為之備。……，事異則備變」。他以守株待兔的故事，告戒治理國家者不可是「守株之類也」。這是一切管理者都應引以為戒的。
7．對策。我國有一句名言：「運籌策帷帳之中，決勝於千里之外。」(《史記?高祖本紀》)說明在治軍、治國、治生等一切競爭和對抗的活動中，都必須統籌謀劃，正確研究對策，以智取勝。研究對策有兩個要點：一是預測，二是運籌。
有備無患，預則成，不預則廢。《孫子》認為：「知彼知己，百戰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勝一負；不知彼，不知己，每戰必殆。」《管子》主張「以備待時」，「事無備則廢」(《管子?霸言》)。治國必須有預見性，備患於無形，「唯有道者能備患於無形也」(《管子?牧民》)。范蠡認為經商要有預見性，經商和打仗一樣，「知斗則修備」，要善於 「時斷」和「智斷」，比如要預測年景變化的規律，推知糧食供求變化趨勢，及時決斷收購和發售。他提出「旱則資舟，水則資車」的「待乏」原則。要觀察市場物價變動，按「貴上極則反賤，賤下極則反貴」的規律，採取「貴出如糞土」，「賤取如珠玉」的購銷決策。(《史記?貨殖列傳》)
中國古代有許多系統運籌成功的實例。戰國時期，田忌和齊王賽馬屢敗，後來他按照謀士的籌劃，按馬力的強弱，以己之下馬對彼之上馬，己之上馬對彼之中馬，己之中馬對彼之下馬，結果二勝一負，轉敗為勝。宋朝丁謂奉命修復焚毀的皇宮，需從遠處運土和建材，他挖開大路取土，引水成河，船運各種建材，宮室修好後又以建築垃圾填河恢復道路。一項正確決策使取土、運料、處理垃圾結合起來，「一舉而三役濟，計省貫以億萬計」(4》L筆》卷二)。在軍事上通過運籌對策，以計謀取勝者更是不勝枚舉。歷史上的著名戰役，如三國時代孫權、劉備對曹操的赤壁之戰，諸葛亮的空城計，孫臏的「減灶驕敵」，都是運用戰略策略以弱勝強的典範。
8．節儉。我國理財和治生，歷來提倡開源節流，崇儉拙奢，勤儉建國，勤儉持家。節用思想源於孔子和墨子，孔子主張「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論語?述而》)。墨子說：「其財用節，其自養儉，民富國治。」(《墨子?節用上》)苟子說：「臣下職，莫游食，務本節用財無極，」(《苟子?成相》)「強本(生產)而節用，則天不能貧，……本荒而用侈，則天不能使之富。」(《苟子?天論》)陸贄說：「桀用天下而不足，湯用七十里而有餘，是乃用之盈虛，在節與不節耳。不節則雖盈乃竭，能節則雖虛必盈。」(《陸宣公文集》卷二二)縱觀看史，凡國用有度，為政清廉，不傷財害民，則會國泰民安。反之，凡國用無度，荒淫奢費，橫征暴斂，必滋生貪官污吏，戕害民生，招致天下大亂。這是中國國家管理歷史提供的一條真理。
在治生方面，節儉則是企業家致富的要素。司馬遷說：「薄飲食，忍嗜欲，節衣服」，「纖嗇筋力，治生之正道也。」(《史記?貨殖列傳》)漢初有個經營農業的任氏，一反當時「富人爭奢侈」之風氣，力行「家約」，「折節為儉」，以致「富者數世」，成為閶里的表率，受人贊頌。(《史記?貨殖列傳》)近代中國的企業家也多有勤儉治廠的經驗，創辦南通大生紗廠的張謇在辦廠時去上海聯系業務，曾在街頭賣字以解決盤纏所需，節約經費。在他的帶動下，全廠上下力求節儉。張謇說：「通廠之利，人皆知為地勢使然，然開辦之初始竭蹶艱維，而上下同心力求撙節，其開辦之省亦中外各廠所無。」(《實業文鈔》卷一)
9．法治。我國的法治思想起源於先秦法家和《管子》，後來逐漸演變成一整套法制體系，包括田土法制，財稅法制，軍事法制，人才法制，行政管理法制，市場法制等等。韓非在論證法治優於人治時，舉傳說中舜的例子，舜事必躬親，親自解決民間的田界糾紛和捕魚糾紛，花了三年時間糾正三個錯誤。韓非說這個辦法不可取， 「舜有盡，壽有盡，天下過無已者。以有盡逐無已，所止者寡矣。」如果制定法規公之於眾，違者以法糾正，治理國家就方便了。他還主張法應有公開性和平等性，即實行「明法」、「一法」原則。「明法」，就是「著之於版圖，布之於百姓，」使全國皆知。「一法」，即人人都得守法，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各級政府官員不能游離法外，「能去私曲就公法者，民安而國治。」

2. 你能列舉一些我國在各個歷史發展時期的突出的管理思想或實踐嗎

你好，我來為你解答：
儒學對中國的影響
儒學在中國存在幾千年，對於中國的政治、經濟等各個方面依然存在巨大的潛在影響，這種影響在短期內不會消除。不過由於中國大陸官方意識形態等種種原因，許多人仍無法糾正對儒家的偏見，以至儒教無法在中國大陸得到應有的尊重和重視。
不少人仍然認為「儒家思想」是「四舊思想」而需要破除，這和韓國對儒教致力保存過去文化的態度截然相反。形成儒教發源於中國卻昌盛於韓國的尷尬局面。不過由於道德敗壞等各種社會問題的日趨嚴重，少部分良知者已重拾起這份民族的寶貴遺產，中國大陸學者目前正努力編篡《儒藏》(藏,音zang4)以彌補歷史遺憾（三教中，道教有《道藏》，佛教有《大藏經》，惟儒教無自己的經藏），傳承和弘揚儒學。儒教對中國人的正面影響要多於其負面影響。
1、 漢朝興起
董仲舒提出「春秋大一統」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強調以儒家思想為國家的哲學根本，杜絕其他思想體系。漢武帝採納了他的主張。從此儒學成為正統思想，研究四書五經的經學也成為了顯學。此時，孔子(551 BC – 479 BC) 已死百餘年。董仲舒在具體的政策上將道家，陰陽家和儒家中有利於封建帝王統治的部分加以發展，行成了新儒家思想。
在漢代的儒家思想普及過程中，很多社會問題的到解決。儒家思想傾向於施用仁政管理國家，政治家們以此為根據，限制土地過分集中，建立完善的道德體系。提出了包括「限民名田，以澹（瞻）不足」，「三綱五常」，等政策。
西漢武帝在位時期封建國家強盛，這給封建統治穩定創立了前提。為維護大一統的局面，必須建立與之相適應的思想體系。董仲舒吸收了道家、法家等有利於君主統治的成分，對儒學進行了改造，增加了「君權神授」和大一統的思想，這在客觀上有利於封建中央集權的加強和國家的鞏固，也利於社會的穩定，從此儒家思想逐漸成為封建社會占統治地位的正統思想。縱觀兩千多年來儒家之所以能獨領風騷，一方面是因其思想內核即哲學上的天人觀念、倫理上以「仁」為核心的「三綱五常」、政治上的大一統主張，在根本上都有適應了封建專制統治需要的因素。
另一方面是因為儒傢具有強烈的社會責任感，能夠隨時代需要的變化而不斷改變面目。先秦儒家沒有為當時的統治者所接受甚至還遭到了秦始皇毀滅性的打擊，這是由先秦儒家初創時自身的理論缺陷導致的。先秦儒學的內容體系充滿著濃重的、溫柔淳樸的倫理親情色彩，顯得「迂遠而闊於事情」。例如，孔子的「仁學」，目的在於通過「正名」恢復「周禮」所代表的時代已一去不復返，所以孔子的思想不會為新興地主勢力所青睞。
孟子的「仁政」說，雖已轉到新興地主勢力的立場上，但其「仁政」說是建立在「民為貴」、「君為輕」的基礎上的，過分突出了小農利益，因而也不會得到統治者的贊賞。歷史發展到漢武帝時期，封建國家強盛，這給封建統治穩定創立了前提。為維護大一統的局面，必須建立與之相適應的思想體系，儒學隨之有了恢復生機的條件。
 儒家提倡德政、禮治和人治，強調道德感化；法家提倡「一斷於法」，實行法治，強調暴力統治；道家提倡順乎自然，「無為而治」，三者具有很大的互補性。經過秦、西漢初年的治國實踐從正反兩個方面證明：在動盪年代，軍閥割據，難以用儒家路線實行全國大一統，而法家路線卻能收到這樣的效果；在動盪結束之初，人口凋弊，生產破壞，應該實行道家無為政治，與民休息，以恢復和發展生產；當國家穩定，走上正常運行軌道之後，不能再實行嚴刑峻法的暴力統治，而以儒家路線為宜。三者之間表現出了互相融合趨勢。
到了漢武帝時期，董仲舒以儒家路線為基礎，以法家路線為輔助，兼采道家的合理思想，奠定了中國封建社會統治思想的基本格局。從此以後，以儒家倫理道德為中心，以法家的嚴刑峻法為輔助，以道家權術政治為手段的治國模式基本上符合中國古代的國情，成為歷代統治階級奉行不變的治國圭臬。
 對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認識：西漢前期，封建統治者迫於經濟凋弊、民心思治的社會形勢，以退為進，奉行黃老之學為統治思想，試圖達到無為而治。但隨著歷史條件的變化，到漢武帝時期開始實行有為政治，統治思想也必然面臨新的抉擇。
 漢興以來，除黃老之學外，儒家思想也一直比較活躍並有所發展，景武之際的董仲舒便是西漢儒學的代表人物。元光元年（前134年），董仲舒以賢良對策。他在《天人三策》中提出，思想統治，也應遵循「大一統」的「常經通誼」，而「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統」，因此他建議，「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董仲舒從理論上闡明尊崇儒學的思想統治原則，受到漢武帝賞識。隨後武帝採取一系列措施，從而確立了儒學的統治思想地位。
 建元五年（前136年），武帝設置儒學五經博士，同時罷免其他諸子博士，把儒學以外的百家之學排斥出官學，史稱「抑黜百家，表彰六經」。元朔五年（前124年），武帝下詔批董仲舒、公孫弘建議，在長安興辦太學，用儒家經書教育青年子弟，從此儒學成為官辦學校的主體內容。武帝改造選官制度，規定博士弟子成績優異者可任為郎官，吏有通一藝者可選拔擔任重要職務，還打破常規起用布衣儒生公孫弘為丞相。這樣隨著儒學地位的上升，封建政治與儒學密切結合起來，西漢皇帝詔令和廷議中多稱引儒家理論，司法過程中以《春秋》義例決獄。武帝時遵循儒家思想，舉行封禪、改正朔、修郊祀、定歷數等重大禮制活動，初步形成儒家政治的歷史傳統。
 2、歷代變遷
漢朝以後，歷朝歷代四書五經被無數次修訂，孔子原作已面目全非。儒學在魏晉時期演變成玄學。唐代政權基本上以儒家思想為主導，但是也滲透了道教和佛教。宋代時發展為理學，尊周敦頤、程顥、程頤為始祖，朱熹為集大成者。後取得官方地位。現在所說的儒家思想，絕大部分來自宋朝(960 AD-1279 AD)的文獻。元明清時期，科舉考試都以朱熹的理學內容為考試題目，對思想產生了很大的束縛。直到五四運動才取消了儒學的統治地位。
（1）孔子是儒家學派創始人，他提出「仁」，具有古典人道主義的性質：主張「禮」，維護周禮這是孔子政治思想中的保守部分。儒家文化後來發展成為中國古代正統文化。
（2）孟子是戰國時期儒家的代表，他主張施行仁政，並提出「民貴君輕」思想；主張「政在得民」，反對苛政；主張給農民一定的土地，不侵犯農民勞動時間，寬刑薄稅。
（3）西漢的董仲舒以儒學為基礎，以陰陽五行為框架，兼采諸子百家，建立起新儒學。其核心是「天人感應」，「君權神授」。他的思想集中於《天人三策》和《春秋繁露》。
（4）魏晉之際出現的玄學用老莊思想解釋儒家的易經，這是為士族辯護的一種消極思想。《周易》、《老子》、《莊子》稱之為「三玄」。玄學主張君主無為、門閥專政，主要活動在洛陽。代表人物有何晏、王弼和竹林七賢。
（5）唐朝中期的儒學大師韓愈，從維護封建統治出發，用儒家的天命論和封建綱常來反對佛道的觀點。
（6）理學是以儒家思想為基礎，吸收佛教和道教思想形成的新儒學，是宋代主要的哲學思想。朱熹是理學發展的集大成者，朱熹繼承了北宋哲學家程顥、程頤的思想，進一步完善和發展了客觀唯心主義的理學體系，後人稱之為程朱理學。其核心內容為：「理」是宇宙萬物的本源，是第一性的；「氣」是構成宇宙萬物的材料，是第二性的。把「天理」和「人慾」對立起來，認為人慾是一切罪惡的根源，因此他提出「存天理，滅人慾」。這實際上是為封建等級秩序辯護。
（7）明中葉的王陽明反對朱熹把心與理視為兩種事物的觀點，創立與朱熹相對立的主觀唯心主義理論——心學。理學由客觀唯心主義向主觀唯心主義演變，說明它已經走到極端。
（8）元朝的鄧牧：自稱「三教外人」，著書大膽否定封建君主專制統治，其非君思想，對明清進步思想家有一定影響。
（9）明朝：李贄是明後期「異端」進步思想家，他指責儒家經典並非「萬世之至論」，揭露道學的虛偽，反對歧視婦女和壓抑商人。他是我國反封建的思想先驅，他的思想在一定意義上反映了資本主義萌芽時代的要求，帶有民主性色彩。
（10）清初：
①黃宗羲：在明亡後，隱居著述，對封建君主專制制度進行激烈的批判，提倡「法治」反對「人治」，反對重農抑商，他的思想震動了當時的學術界，對晚清民主思潮的興起也有一定的影響。
②顧炎武：明末清初思想家，強調「經世致用」的實際學問。主張把學術研究與解決社會問題結合起來，力圖扭轉明末不切實際的學風。著《天下郡國利病書》，他提倡「實學」的目的在於批判理學，反對君主專制政治，顧炎武的學風對清代學者影響很大。
③王夫之是一位傑出的唯物主義思想家，他認為「氣」是物質實體，「理」是客觀規律；提出「氣者，理之依也」和「天下惟器」的唯物主義觀點，朱熹的理學和王陽明的心學，給予批判，他還提出「靜即含動，動不舍靜」，否定理學家主靜的形而上學思想。他用發展觀點來看待歷史，認為歷史發展是有規律的，他提出在政治上要「趨時更新」。王夫之的思想閃爍著革新的光芒。
3、 近代的研究和發展
現存的儒家思想(不同於孔子的思想)作為封建王朝的正統思想，將階級視為人類社會的基礎，鼓吹封建道德觀，強調通過個人的自我約束，而忽略法律在社會生活中的作用。西方學者認為儒家思想是亞洲國家難於接受西方民主思想的重要因素之一。
對待中國古代傳統文化的態度問題，近代以來一直存在著兩種對立的思想傾向：一是國粹派，認為中國傳統文化一切都好，甚至對二十四孝也不加批判地完全肯定：一是西化派，把中國落後的一切根源歸之於文化傳統，主張完全拋棄中國的傳統文化而全盤西化。這兩種觀點都是錯誤的，我們對待傳統文化的科學態度和方法應該是古為今用，批判繼承。
但是如何進行「古為今用，批判繼承」呢?我們認為：
（1）對哪些在長期歷史實踐中形成的優秀價值原則，可以轉化為時代精神來繼承。例如《周易大傳》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的剛健有為精神，《論語》中所提倡的捨生取義、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志」的品質，以及「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的歷史使命感，《孟子》中提出的「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獨立人格以及「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的憂患意識，《春秋公羊傳》中強調的天下統一的思想等，都是很容易轉化為新的時代的。尤其是強調統一的思想傳統，更具有現實意義。
（2）對有些內容可抽取其封建性的思想內核，提取其有用的精神因素，使之成為今天新文化建設有用的思想要素。如「民本」思想。從西周初年的「敬天保民」到孟子的「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再到荀子的「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民本思想構成了中國古代政治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當然古代「民本」的真正內涵，不是也不可能是人民的利益。今天我們剔除其封建內核，則可以從人民當家作主的角度來轉化古代的民本思想，將其發展為人民的利益高於一切的社會主義觀念。儒家提出「修己安人」、「正心修身」等命題，在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今天仍具現實意義。今天我們仍需要提倡自身修養和為社會主義而獻身的精神。
（3）對傳統文化中的糟粕，必須否定和拋棄。如「三從四德」的女性觀，「天不變道也不變」的自然觀，「別尊卑，明貴賤」的封建等級觀等。
儒學在東亞的影響
儒家思想在東亞各國都有廣泛的影響。在韓國和日本，倫理和禮儀都受到了儒家仁、義、禮等觀點的影響，至今都還很明顯的。在韓國，信奉各種宗教的人很多，但是在倫理道德上卻以儒家為主。在西方文明侵入韓國社會後，各種社會問題有所增加，但是韓國政府以儒家思想的倫理道德作為維護社會的穩定的制約力量，在教育中深化儒家思想。
儒家學說在中國文化史上佔有重要地位。儒家經典不僅是思想統治工具，同時也是中國封建文化的主體，保存了豐富的民族文化遺產。儒家學說不僅在中國，在東亞世界也佔有重要地位。儒學和漢字、律令以及佛教一樣，很早就傳播到周圍國家，並對那裡的思想和文化產生了重要影響。
在朝鮮，早在公元1世紀初，就有一些人能背誦《詩經》和《春秋》等儒家典籍，這說明儒學早已傳入朝鮮。三國時期，統治階級非常重視儒學，把它視為維護秩序、加強王權的思想武器，採取各種措施加以引進和推廣。高句麗於372年設立太學，傳授儒家學說。百濟於4世紀建立儒學教育制度。儒學在新羅傳播，大約在6世紀。新羅統一後，進一步發展儒學教育，在中央設立國學，置博士、助教，招收貴族子弟傳授儒家經典。為了推動學習儒學的熱潮，國王甚至親「幸國學聽講」。與此同時，還向中國派遣留學生，其中一些人考中狀元，出現了一些著名儒學者，如強首、薛聰、金大向、金雲卿、金可紀、崔致遠等。
高麗王朝建立後，在首都開城設立國家最高學府國子監，在地方十二州設立鄉校，廣泛推行儒學教育。958年，高麗開始舉行科舉，把儒家經典列為主要考試科目，從而推動了儒學迅速發展，並且出現了私學（私塾）。12世紀初出使高麗的徐兢稱贊朝鮮儒學之盛說：臨川閣藏書至數萬卷，國子監里「選擇儒官甚備」。大街小巷上經館和書社三三兩兩相望。少年們聚集在一起，跟隨老師學習經書。年歲稍長者，便自己找志趣相投的朋友，借寺觀之類的地方講習切磋。社會各階層的子弟，都「從鄉先生學」。
李朝時期，為了加強封建專制統治，十分重視儒學教育，尤其推崇程朱理學，把它視為維護封建統治的輿論工具，極力加以推廣。李朝的儒學教育有官學和私學兩種形式。官學系統，中央設成均館，是為國家最高學府。另外在首都漢城還設有中學、東學、西學和南學等四學。成均館和四學是中央直接管轄的教育機關。地方各道和邑設有鄉校。這些學校都由國家提供一定的土地和勞動者，用以作為辦學的經費。私學是各地的儒家學者創辦的私塾或書堂。私學日益發展，成為李朝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並在政治生活中發揮著重要影響。
李朝通過科舉，選拔人才，任用官吏。科舉分文、武兩科。文科考試須經三榜，考試科目主要有儒家經典以及有關現行政策和各種形式的漢詩。武科也進行三次考試，考試科目除兵學外，也考部分儒家典籍。總之，程朱理學作為統治思想，在李朝的500年間，起到了維護和鞏固封建制度的作用。
儒學傳入日本，大約是在5世紀以前。據《古事記》所載，百濟的阿直岐、王仁是最早來到日本的儒學者，並且帶來了《論語》和《千字文》等儒家典籍，他們還都曾作為皇太子菟道稚郎子的老師，講授儒家學說。繼體天皇時期（507—531）曾要求百濟國王定期向日本派遣五經博士，傳授儒家思想，於是儒家迅速發展。聖德太子制定的「冠位十二階」和「十七條憲法」，主要體現了儒家思想，甚至所用的詞彙和資料亦大多是取自儒家典籍。
「冠位十二階」是以德、仁、禮、信、義、智為基本位階，再各分大小兩等，如大德、小德，共成十二階。「十七條憲法」的宗旨是強調「君主至上」。如「國無二君，民無二主，率土兆民，以王為主」，「群臣百僚，以禮為本」，「承詔必謹」等，均反映了儒家的政治思想。聖德太子還多次向中國派遣使節和留學生，積極攝取中國文化，於是儒學迅速發展，並逐漸成為貴族官僚必修的教養。
在日本歷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大化改新，也是在儒家思想的深刻影響下而發生的。大化改新的首領中大兄皇子和中臣鐮足都曾受教於中國留學生南淵請安和僧旻等人，並在他們的協助下制定了改新藍圖。701年制定的基本法典《大寶律令》對教育設專章（「學令」），規定中央設太學，地方設國學，各置博士、助教，招貴族子弟，授以儒家經典，其中《論語》和《孝經》為必修科目。
757年，孝謙天皇下詔，令全國每家必備一本《孝經》，獎勵「孝子」、「貞婦」。701年，日本開始祀孔。768年，稱德天皇敕稱孔子為「文宣王」。藤原基經當攝政時（877—890年），「敦崇儒術，釋奠之日，率公卿拜先聖，使明經博士講周易」。由於統治階級的積極扶持和獎勵，這時儒學在日本已經超出貴族官僚上層社會范圍而普及到各個階層。
南北朝時代，程朱理學傳入日本，受到統治階級的重視。但由於佛教的影響，儒學未能取得優勢地位。只是到了德川時代，適應封建專制統治的需要，儒學（朱子學）才擺脫了佛教的壓制，達到空前繁榮的極盛時代。德川幕府為了加強封建專制統治，把全國人民分為士、農、工、商四個等級，實行嚴格的等級身份制度。因此，需要一種維護身份等級制度的御用思想，而儒學的「名分論」正好適應了這種需要。於是，儒學（朱子說）被規定為官方哲學，成為德川幕府的正統思想體系。
藤原惺窩於1590年著《假名性理》，是最早用日文宣傳宋儒「理性」的著作。後來受德川家康的召見，並為其講授《大學》等儒經。1599年著《四書五經倭訓》，使他成為日本第一個根據朱注而用日文字母訓讀《四書五經》的儒學家，被認為是日本「朱子學之祖」。藤原惺窩有門徒150餘人，其中林羅山、松永尺五等都是日本著名朱子學家。
林羅山歷任儒官，作過將軍的侍講、顧問，參與幕政。他提出了一整套的思想理論，以維護封建秩序。他在《經典題說》中寫道：「天自在上，地自在下，上下之位既定，則上者貴下者賤。自然之理所以有序，視此上下可知矣，人心亦然。上下不違，貴賤不亂，則人倫正，人倫正則國家治，國家治則王道成，此禮之盛也。」林羅山以「天人相關」、「天人合一」的說教，把自然界和人類社會合而為一，從自然界法則引伸出人類社會的現存秩序，從而把社會的「上下貴賤之別」說成是合理的、永恆的。林羅山以儒學理論維護德川幕府的封建統治，發揮了巨大作用。
儒學在越南文化中也產生了很大影響。東漢末年，越南人士燮游學洛陽，研究左傳、尚書等典籍，後來任交趾太守40餘年。據《越南四字經》說：「三國吳時，士王為牧，教以詩書，熏陶美俗。」說明早在三國時期越南人就受到了儒學教育。10世紀，越南獨立以後，各王朝的典章制度大都取法於中國，政府選拔人才也採取科舉制度，以詩、賦、經義等為考試內容。13—14世紀之交，越南人以漢字為素材，運用形聲、會意、假借等造字方式，創制了越南民族文字，稱為「字喃」。此後，中國儒家典籍大量傳入越南。宋元時期，越南刊刻過不少儒家經典和漢譯佛經。出現了不少明經的儒家學者。15世紀初，明成祖曾下詔，以禮敦致越南各方面人才到中國來，其中包括明經博學的儒學者。可見儒學在越南的影響之深。
儒家思想的現代意義
孔子門下弟子三千，因而總結出很多行之有效的教育方法，比如「溫故而知新」、「三人行必有我師」、「學而不思則惘，思而不學則怠」等。孔子更被後世尊稱為「萬世師表」，某些地區更將「孔聖誕」定為「教師節」。
從一開始儒家思想就體現為一種具有普遍性的世界觀和人生觀。用今天的話語來講，在古代中國儒家思想就被理解為人類文明的核心。結果，至少在中國，儒家思想被視為文明或文化的一個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儒家思想給現代人提供了很豐富的資源。面對這些資源，現代人具有一個選擇的自由，可以吸收資源裡面的一些成分，也可拋棄一些成分。儒家思想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內核，也是維護封建君主專制統治的理論基礎。儒家思想、君主專政制度構成了中國古代政治史的兩大主體內容。

3. 中國古代管理思想有哪些有關管理心理的主要觀點

中國古代管理思想核心基本都出自春秋戰國的諸子百家，其中法、儒、道、墨、兵等最為重要。先秦時期沒有固定的管理思想體系。
至戰國時期各國變法圖強，使得各種管理體系得到了具體的實踐。其中秦國衛鞅變法，因用法家思想，在秦國實行變法，並且新法在秦國得到了很好的執行，使秦國歷經百餘年發展最終統一中國。秦始皇統一中國後依舊沿襲法家思想，在全國推行，但是由於苛政徭役過重，引發民變，不過秦代在法家基礎上確立的政治體制，一直被後代沿用，甚至當代政體都有其影響。
至漢代先期諸帝尊奉黃老之術，行無為而治，經濟社會得到了較好的發展，漢武帝啟用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確定了儒家思想在我國的主體思想地位，加之漢代持續數百年統治，使儒家對中國的影響極為深遠。
唐代時期社會主體儒家未變，但是道家，佛家也充分融入了社會，統治者的社會管理思想也受其影響，變得相對開明，整個社會呈現儒、釋、道三家融合發展，佛家也實現了徹底的中國化。同時穆斯林文化、歐洲思想這一時期也有進入。
宋代雖社會動盪，但科技文化思想諸方面都得到了較好的發展，其中以周敦頤、司馬光等儒家代表產生的理學，對後世有很大的影響。在管理方面思想則更為超前，王安石變法，實則是對儒家固有思想的一種變革，早期的平等、自由、人權等思想在王安石變法中已有很大的體現。可惜變法沒有成功，如果變法成功對中國的影響則很難預計了。
明代繼續發揚了理學思想，社會管理則更趨於平民，各種思潮亦有所發展，其中洪英明的《菜根譚》集合儒釋道三家思想，在日本商業管理界深受歡迎。但是中國在清軍入關之後基本上就停滯不前了，包括各種思想。
概括起來講，中國任何一種管理思想都有能夠自圓其說，自成一體，但是相互結合運用才能使其充分發揮作用，從歷史開來從實質上促進中國變化的還是法家和儒家思想。在現代企業、社會管理中必須考慮到中國社會的各種思想背景，綜合運用才能得到較好的效果。

4. 中國古代管理思想主要包括哪些

中國古代的管理思想極為豐富，百家爭鳴，以儒家、法家、道家為代表。

儒家首先提出人性本善的基本假設，進而提出仁政、德治、禮制的管理方法，最後提出要實現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管理目標。

法家首先提出人性本惡的基本假設，進而提出法制、刑治的管理方法，最後提出要達到崇君權和富國強兵的管理目標。

道家首先提出人性自然的主張，進而提出無為而治的管理方法，最後指出要實現的管理目標是至德之世。

(4)從歷史中探討中國的管理思想擴展閱讀：

儒家思想指的是儒家學派的思想，由春秋末期思想家孔子所創立。孔子創立的儒家學說在總結、概括和繼承了夏、商、周三代尊尊親親傳統文化的基礎上形成的一個完整的思想體系。

司馬遷在《史記·孔子世家》中說：「孔子乃因史記作春秋，上至隱公，下訖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據魯，親周，故殷，運之三代。」

儒家學派的創始人孔子說過：「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是自己的思想本色。儒家思想基本分為「內聖」與「外王」，即個人修養與政治主張兩類（值得商榷）。

法家，是先秦諸子中的另類。在先秦諸子諸家當中，唯獨法家的思想，是必須獻出性命來實踐，流出鮮血來祭奠，是血染的思想。這裡面流血的、付出生命的，不但有當時許多有罪或者無辜的貴族和貧民，還有法家學派的代表人物，比如商鞅和韓非。

法家思想和我們現在所提倡的民主形式的法治具有根本的區別，最大的就是法家極力主張君主集權，而且是絕對的。

道家主張「齊物」「逍遙」，對萬物的態度是「無所恃」。

家以「道」為核心，認為大道無為、主張道法自然，提出道生法、以雌守雄、剛柔並濟等政治、經濟、治國、軍事策略，具有樸素的辯證法思想，是「諸子百家」中一門極為重要的哲學流派，存在於中華各文化領域，對中國乃至世界的文化都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5. 中國早期的管理思想有哪些

1、儒家的管理思想也就是仁政德治論。等到最後提出實現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管理目標。儒學是一種以人為文明核心為主體的思想。

2、法家的管理思想也就是法制刑治論。法家是中國歷史上提倡以法制為核心思想的重要學派，以富國強兵為己任。

3、道家的管理思想也就是無為而治論。認為要實現的管理目標是至德之世。強調無為而治，道法自然。

(5)從歷史中探討中國的管理思想擴展閱讀：

產生背景：

在古代社會的長期歷史進程中，人們對管理實踐的思考處在不自覺的狀態中，對管理的具體問題與具體環節﹑方法等方面，提出了很多見解，記錄下了許多成功的管理經驗和方法，從而形成了豐富的古代管理思想遺產。

然而，這些管理思想是分散零碎的，缺乏理論的分析和概括，更談不上思想體系。

直到19世紀後期，在社會生產力高度發展與科學技術飛躍進步的推動之下，管理問題得到重視和關注，對管理實踐的觀察研究和總結不斷發展，使人們對管理的認識不斷系統與深入，管理思想逐漸形成一個獨立的思想體系，進而使管理成為一門學科。

管理學的產生，使管理思想的發展進入了一個嶄新的境界。管理思想史正是以不同社會階段管理思想的演進過程作為自己的研究對象，探索其發展規律。

從學科的角度來說，管理思想史是研究和揭示人類管理思想的產生、發展和演變的歷史過程及其規律的科學。

管理思想史的研究對象，既包括管理實踐，又包括管理思想、管理理論，以及管理實踐與管理思想、管理理論的辯證關系，社會生產方式的變革與管理思想演變的相互關系等。

管理思想史不但對各個行業的管理者都有意義，同時也是我們吸收國外管理科學成果的有效途徑，學習管理思想史更有助於提高我們的全面素質。

古代管理思想：

1、中國古代管理思想

2、國外管理思想

3、古代管理思想

特點：內容豐富，包羅萬象、主要是對經驗的直觀論述和說明、其論述是分散零碎的。

6. 中國古代的管理思想對現代管理有什麼借鑒和指導意義

隆重推薦：（一點心寒等）當代學者專業觀點：
研究中國古代管理思想旨在揭示中國社會管理實踐、理論、學派和方法的具體過程及其發展規律；闡明諸家管理理論和思想流派歷史嬗變的軌跡；探討中國古代史中各個管理流派和思想發展過程中相互滲透、相互影響的關系;挖掘和研討各個歷史時期管理理論和思想狀況與特徵,同時,進行與西方管理思想史的比較,反思中國古代管理歷史知識和管理歷史經驗。這些對提高今天人們的管理決策水平有著重大意義。
實踐證明：一個管理者決策正確與否，相當程度上取決於其自身的基本信仰、觀念和價值偏好。而基本信仰、觀念和價值偏好又常常與人們對中國管理的歷史知識和經驗的學術修養及其功力緊密地聯結在一起。因而，在這個時代面前，管理思想將前所未有地顯示出對人類社會生活所發生的深刻影響。誠然，任何管理思想並不是先驗的，而是有一定歷史傳統所維系
應該看到，今天，中國古代管理思想作為一種特定的東方文化精神載體，越來越受到西方管理學界的高度重視。由於西方人際關系的冷漠，與現代高科技硬性的板塊所發生的沖碰，使西方管理世界蘊藏著深層的危機。西方管理學界企圖借鑒、引進中國古代管理思想，以
擬作一種軟性的介質，來融合西方管理世界中人與物的分裂與對立。
鑒於此，應大力開拓中國古代管理思想這一具有重大價值的科學領域，弘揚泱泱流源五千年之久的中華管理文化，加強中外管理學術研究交流，並提高中華民族管理思想在世界學術之林的地位。
受中國生存環境、宗法制度和儒家道家文化影響，中國古代管理思想上的二重性表現在思維的方式方法上也體現出了「剛柔相濟」的特點。這主要表現在謀與動、義與利、賞與罰、德與刑、上與下、中央與地方的管理關繫上。
1、謀而後動的決策思想。
2、義利兩全的取捨思想。
3、賞罰分明的激勵思想。
4、德刑並用的寬猛思想。
5、上下同欲的同道思想。
6、執要群效的統一思想。
7、不偏不倚的中庸思想。
8、對立轉化的辨證思想。
9、以民為本的民本思想。
中國古代管理思想強調和諧，主張協同，追求和諧的境界，使矛盾和差異的雙方協調統一，共同構成和諧而又充滿生機的世界。「以和為貴」的人際關系准則在中國古代管理思想中一直占據著十分重要的位置。孟子說：「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這里的「人和」，就是指內部的團結、和睦。《孫臏兵法·篡章》列舉用兵得勝的五條：「得主未制，勝。知道，勝。得眾，勝。左右和，勝。量敵計險，勝。」他把取得下級兵將的支持和兵將和睦團結，作為用兵取勝五個條件中的兩個，可見他對「和」的管理思想是多麼重視了。《荀子·五霸》「上不失天時，下不失地利，中得人和，而百事不廢。」《孫子兵法》「上下同欲者勝。」這些思想都是說明了「和」在消除內部矛盾沖突和取得內部團結方面的重要性。日本的豐田佐吉在創建豐田紡織公司時，他經營管理的座右銘是「天，地，人」三字，強調「和為貴」，其管理思想就是來自於孟子「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但是中國古代管理思想中的「和為貴」也不是無原則的，在講「和」的統一性的同時，也十分重視其中存在的差異性，即在強調「以和為貴」的同時也非常重視「和而不同」，在同中存異。孔子說：「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主張「君子群而不黨」。意思是說，君子和諧相處卻不盲目苟同，小人盲目苟同卻不和諧相處。所以這里的「和」並不是盲目追求一致、同一、沒有自我，而是要通過各種因素的差異互補來尋求整體的最佳結合，這是人們處理矛盾、對待差異所採取的積極的態度和方法。這種和諧觀在管理行為上的具體表現為：陰陽互補、五行反饋、剛柔相濟、動態平衡、中庸和諧，以達到人與人，人與自然的和諧平衡。可見，中國古代管理思想中的「和諧觀」是中國傳統的集體倫理觀在管理上的集中體現，對於指導人們處理人與人之間關系起著潤滑劑的作用，這一點，應該引起所有管理者的高度重視。
嚴格說來，現代管理只有100年的歷史。對中國而言，現代管理是在辛亥革命後隨著現代化大生產而興起的。現代管理經過100年的發展，已經發展成為包括工商管理、社會管理、技術管理、公共管理、戰略管理等很多的學科。在這種情況下，就會出現一個問題，中國古代文化中體現出的管理思想，在當今全球一體化和國際化的浪潮中是否已經過時？它在現代的管理科學中是否有指導作用？比如陰陽五行理論在古代可以解釋事物的一切成因和現象，而當今我們如何運用？我認為不能採用鴕鳥政策視而不見，而應該有一些討論和爭鳴，認識到哪些是偽理論、偽科學，要認識到在什麼意義上古代文化有什麼價值。
中國古代管理實踐有它自身的特點，特別是軍事管理理論，以《孫子兵法》為代表，「五經」、「七書」就是競爭的理論，裡面的許多觀點和理論已經被很多西方人認可。春秋戰國時期，還有三國時期，中國在特殊的歷史條件下，軍事斗爭的表現形式達到頂峰，實力的斗爭與對抗、智力的較量與角逐，在實踐中演繹並抽象到極點。如果從競爭的角度來說的話，當時的歷史環境使競爭達到你死我活的程度，現實的矛盾走到了極端，使思想的張力達到巔峰，因此中國古代的軍事理論在現代社會很值得借鑒，軍事理論中重要的戰略思想、策略思想、謀略思想正因為都有著深厚的實踐基礎，因此它不會過時，不能用抽象的時間概念來評價它已經過時了。因此，中國古代軍事理論對現代的競爭學說是有指導意義的。
中國古代已經擁有了有效的政府與組織的管理，追溯起來從夏朝開始至今已經有4000多年的歷史，古代政府與組織管理的理論與實踐，經過時間與歷史的考驗，沉澱了很多有價值的東西可供現代人學習與借鑒。特別是在人才選拔制度、組織結構管理、財政管理等方面，古人留給我們的不僅僅是文字，更重要的是理論和思想，是理念的啟迪和指導。
古代一個王朝的興衰與現代一個企業的管理有著很多內在的相似地方，一個王朝各個階層的人都有，就像現在一個公司里什麼樣的人都有一樣。秩序如何建立，價值觀如何統一，社會的凝聚力如何形成等等。事實上，社會管理是靠一種文化來管理，於是中國古代入世的儒家思想，出世的道家思想，無論對古代社會還是現代企業，都會產生一定的影響，無論古人還是今人都有人性的共性，因此古代的哲學思想亦可以指導現代人進步。
中國的科技在現代雖然不是很發達，但在古代，卻達到了高峰。就拿中國的工程管理來說，例如長城、青銅燕鍾、古代王朝的宮殿等等的製造與建成，無論從技術還是對人的管理上，都可以看出古代工藝與科技的輝煌與成就以及管理的有效性和先進性，製造的每一個環節中都包括了過程管理和流程管理。如今人們做任何事業，都知道要做好過程管理和流程管理、流程再造以及打造宣傳壁壘，這些都是現代人運用古代的智慧和管理經驗總結的理論和方法，是革命性的又是繼承性的。
總結起來我認為可以歸納為幾個方面：
第一，中國古代文化中軍事斗爭與管理的成果。對當今社會中，任何一個組織在對外的競爭過程中都具有指導意義；
第二，中國古代政府管理的成果，對於現代企業與組織內部的成績管理和人員的管理起著重要作用；
第三，中國古代思想文化的管理，為現代人的進步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哲學與理論指導。
第四，中國古代技術與實踐的進步是人類智慧和經驗的結晶，現代人更應好好總結經驗吸取養份。事實上，上述的四點正好涵蓋了管理體系的四大方面。
社會管理、政府管理、組織管理、科技管理等方方面面都是非常復雜的，要使管理更有效、更成功，不僅要學習中國古代文化中有價值的東西，還要將西方文化及管理經驗，用中國化的方式進行理論接受，變成有差異化的東西，相互可以吸收養分，但西方的文化是工具性的東西，而中國文化是修煉性的東西：一為術，一為道，其內核不同，是兩種不同內涵的東西。如果一個人不僅能夠掌握「術」，同時還能掌握「道」的話，那麼他就不僅是聰明而且具有了智慧，用智慧的方式對待人與事，才能獲得真正的成功。

7. 中國古代管理思想是什麼

中國古代以儒家思想管理國家，儒家思想主要講的是「仁」和「禮」，所以中國古代管理思想的核心是「仁」和「禮」。
一 中國傳統的管理思想，分為宏觀管理的治國學和微觀管理的洽生學。治國學適應中央集權的封建國家的需要，包括財政賦稅管 理、人口田制管理、市場管理、貨幣管理、漕運驛遞管理、國家行政 管理等方面。治生學則是在生產發展和經濟運行的基礎上通過官、民的實踐逐步積累起來，包括農副業、手工業、運輸、建築工程、市 場經營等方面的學問。這兩方面的學問極其浩瀚，作為管理的指導 思想和主要原則，可以概括為如下一些要點。
1．順「道」。中國歷史上的「道」有多種含義，屬於主觀范疇的 「道」，是指治國的理論，屬於客觀范疇的「道」，是指客觀經濟規律，又稱為「則」、「常」。這里用的是後一含義，指管理要順應客觀規律。
《管子》認為自然界和社會都有自身的運動規律，「天不變其常，地不易其則，春秋冬夏，不更其節。」(《管子?形勢》)社會活動，如農業生產，人事，財用，貨幣，治理農村和城市，都有「軌」可循， 「不通於軌數而欲為國，不可。」(《管子?山國軌》)人們要取得自己行為的成功，必須順乎萬物之「軌」，萬物按自身之「軌」運行，對於人毫不講情面，「萬物之於人也，無私近也，無私遠也」，你的行為順乎它，它必「助之」，你的事業就會「有其功」，「雖小必大」；反之，你如逆它，它對你也必「違之」，你必「懷其凶」，「雖成必敗」，「不可復振也」(《管子?形勢》)。
司馬遷把社會經濟活動視為由各個個人為了滿足自身的慾望而進行的自然過程，在社會商品交換中，價格貴賤的變化，也是受客觀規律自然檢驗的。他寫道「賤之徵貴，貴之徵賤」，人們為求自身利益，「以得所欲」，「任其張，竭其力」，「各勸其業，樂其表，若水之趨下，日夜無休時，不召而民自來，不求而民出之，豈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驗邪?」對於社會自發的經濟活動，他認為國家應順其自然，少加干預，「故善者因之」，順應客觀規律，符合其「道」，乃治國之善政(《史記?貨殖列傳》)。
「順道」，或者「守常」、「守則」、「循軌」，是中國傳統管理活動的重要指導思想。
2．重人。「重人」是中國傳統管理的一大要素，包括兩個方面：一是重人心向背，二是重人才歸離。要奪取天下，治好國家，辦成事業，人是第一位的，故我國歷來講究得人之道，用人之道。
得民是治國之本，欲得民必先為民謀利。先秦儒家提倡「行仁德之政」，「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論語?堯曰》)，「修文德以來之」 (《論語?季氏》)，使「天下之民歸心」，「近者悅，遠者來」(《論語?堯曰》)，「天下大悅而將歸己。」(《孟子?離婁上》)《管子》說：「政之所興，在順民心；政之所廢，在逆民心」，國家心須「令順民心」，「從民所欲，去民所惡」，乃為「政之寶」(《管子?牧民》)。西漢賈誼說： 「聞之於政也，民無不為本也。國以為本，君以為本，吏以為本」，「國家的安危存亡興壞，定之於民；君之威侮、昏明，強弱，系之於民；吏之貴賤，賢不肖，能不能，辨之於民；戰爭的勝敗，亦以能否得民之力以為准。」(《新書?大政上》)這些思想歷代都有，逐步成為管理國家的准則。
得人才是得人的核心。要得人才，先得民心，眾心所歸，方能群才薈萃，故《管子》把從事變革事業，注重經濟建設，為人民辦實事，視為聚攏優秀人才的先決條件，叫做「德以合人」，「人以德使」(《管子?五輔、樞言篇》)。
我國素有「求賢若渴」一說，表示對人才的重視。能否得賢能之助，關繫到國家的興衰和事業的成敗。「得賢人，國無不安廣…?失賢人，國無不危」(《呂氏春秋?求人》)。諸葛亮總結漢的歷史經驗說：「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之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之所以傾頹也」(《前出師表》)。《晏子春秋》則把對人才「賢而不知」，「知而不用」、「用而不任」視為國家的「三不祥」，其害無窮。
在治生學方面，我國也有重視人才的傳統。司馬遷提倡「能巧致富」，他說：「巧者有餘，拙者不足」，「能者輻輳，不肖者瓦解」(《史記?貨殖列傳》)。唐代陸贄說：「夫財之所生必因人力，工而能勤則豐富，拙而兼隋則簍空」(《陸宣公集?均節財稅恤百姓》第一條)。西晉的傅玄說：「夫裁徑尺之帛，形方寸之木，不任左右，必求良工」。(《傅子?授職篇》)凡能工巧匠，或對生產建設有重大貢獻者，如春秋時發明木作工具的魯班，戰國時修建都江堰的李冰，修建鄭國渠的鄭國，漢代發明二牛耦耕法和三腳條播器(三腳耬)的趙過，發明和改進煉鐵鼓風器(水排)的後漢的杜詩和韓暨，對發展紡織工業有重大貢獻的元代黃道婆等人，都傳頌千古，流芳百世，為人典範。《管子》一篇國情普查提綱(《問》)中列專項調查國內的生產能手，樹立「人率」，進行表彰。司馬遷《貨殖列傳》記載，齊國的「奴虜」，即下等人，人皆賤之，唯刀間獨具慧眼，賞識這些人的才能，收取重用，「盡其力」，「使之逐漁鹽商賈之利」，「終得其力，起富數千萬」，發了大財。
3．人和。「和」就是調整人際關系，講團結，上下和，左右和。對治國來說，和能興邦；對治生來說，和氣生財。故我國歷來把天時、地利、人和當作事業成功的三要素。孔子說：「禮之用，和為貴」(《論語。學而》)。《管子》說：「上下不和，雖安必危」(《管子?形勢》)。「上下和同」，「和協輯睦」(《管子?五輔》)，是事業成功的關鍵。戰國時趙國的將相和故事，婦孺皆知，被傳頌為從大局出發講團結的典範。
求和的關鍵在於當權者，只有當權者嚴於律己，嚴禁宗派，不任私人，公正無私，才能團結大多數。《管子》提出「無私者容眾」，要求君主切不可有「獨舉」、「約束」、「結紐」這些宗派行為，不可「以爵祿私有愛」，要嚴禁「黨而成群者」(《管子》五輔、法法等篇)。李覯說國家的統治者必須「無偏無黨」，「循公而滅私」，「天子無私人」，從國家機構中清除那些嫉賢妒能，鑽營利祿，大搞宗派，戕害民生的 「惡吏」，以改善官民關系。唐太宗是個講團結的君主，他不僅重用擁護自己的人，而且重用反對過自己的人，他救下了曾反對其父李淵的李靖，委以重任。魏徵曾力勸李建成除掉李世民，太宗就位後不計前隙，照樣重用，且平時能「從諫如流」，「愛諫諍」，思己短，知己過，使群臣樂於獻策，齊心治國。正因為唐太宗廣泛團結人才，形成一個效能很高的人才群體結構，貞觀之治才有了組織上的保證。
近代成功的企業家也都注重人和，創辦申新紗廠的大企業家榮德生治廠以「《大學》之『明德』，《中庸》之『明誠」對待屬下，「管人不嚴，以德服人」，「使其對工作不生心，存意外」，「自治有效」。他說用人「必先正心誠意，實事求是?，庶幾有成。若一味唯利是圖，小人在位廠…?不自勤儉，奢侈無度，用人不當，則有業等於無業也」。 (榮德生：《樂農先生自訂行年紀事續編》)劉國鈞辦大成紡織染公司，以「忠信篤敬」為廠訓。宋菜卿在公司懸掛孔子名言「己所勿欲，勿施於人」作廠訓，他說「你願人怎樣待你，你就先怎樣待人」。這些皆反映從自我管理入手實現人和，從而達到系統管理以協力推進事業的管理思想。
4。守信。治國要守信，辦企業要守信。辦一切事業都要守信。信譽是人類社會人們之間建立穩定關系的基礎，是國家興旺和事業成功的保證。
孔子說：「君子信而後勞其民」(《論語?堯曰》)。他對弟子注重 「四教：文、行、忠、信」(《論語?述而》)。治理國家，言而無信，政策多變，出爾反爾，從來是大忌。故《管子》十分強調取信於民，提出國家行政應遵循一條重要原則：「不行不可復」。人們只能被欺騙一次，第二次就不信你了，「不行不可復」者，「不欺其民也」。「言而不可復者，君不言也；行而不可再者，君不行也。凡言而不可復，行而不可再者，有國者之大禁也」(《管子?形勢》)。 、?治生亦然。商品質量、價格、交貨期，以至借貸往來，都要講究 一個「信」字。我國從來有提倡「誠工」，「誠賈」的傳統，商而不誠，苟 取一時，終致瓦解，成功的商人多是商業信譽度高的人。明代徽商 唐祁，其父曾借某人錢，對方借據丟失，唐祁照付父債，後來有人揀 得借據，向唐祁討債，他又照付。別人嘲笑他傻，他說，「前者實有是 事，而後卷則真也」(《安徽通志》196卷)。徽蚶另有一商人翁生，經 商「巧而不賊」，取得社會的信任，「人莫不以為誠而任之」，「雖不矜 於利，而賈大進，家用益富」(《王遵岩文集?黃梅原傳》)，可見守信 是進財之道。
5．利器。生產要有工具，打仗要有兵器，中國歷來有利器的傳統。孔子說：「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論語?衛靈公》)。《呂氏春秋?任地》篇說，使用利器可達到「其用日半，其功可使倍」的效果。中國古代的四大發明(紙、印刷術、指南針、火葯)及其推廣，極大地推動了社會經濟、文化和世界文明的發展，並使「利器說」成為中國管理思想的重要內容。歷史上許多重大發明，如西漢出現的新式糧食加工機械——水碓，「役水而舂，其利百倍」。東漢和三國時出現的新式煉鐵鼓風器——水排，大大提高了鐵的質量，從而提高工具和兵器的質量，這些都是在當時政府官員的主持下發明和推廣的。明清時代在長江下游乃至全國先後推廣松江地區先進紡車，和紡技，也多是由地方官員出面相邀和主持，說明利器思想已引起當時國家管理機構的重視。
及至近代，一再出現機器興邦說。如鄭觀應主張維護民族獨立要靠「商戰」，商戰必賴機器，機器生產，「工省價廉」，「精巧絕倫」，可與外貨競爭，因此必須自製各種機器。魏源提出「師夷長技以制夷」的口號。孫中山實業救國的核心是技術革命，實現現代化，「用機器去製造貨物，……把國家變成富庶」，爭取駕乎英美日之上。可見，「利器說」貫乎古今，成為興邦立業的重要思想。
6．求實。實事求是，辦事從實際出發，是思想方法和行為的准則。儒家提出「守正」原則，看問題不要偏激，辦事不要過頭，也不要不及，「過猶不及」，過了頭超越客觀形勢，犯冒進錯誤；不及於形勢又錯過時機，流於保守。兩種偏向都會壞事，應該防止。
《管子》提出「量力」原則和「時空」原則。凡事量力而行，「動必量力，舉必量技」，「不為不可成，不求不可得」。指揮作戰，要知道自己兵力，裝備的承受能力，「量力而知攻」，「不知任，不知器，不可」。切不可不顧主觀條件的「妄行」，「強進」，「妄行則群卒困，強進則銳士挫」。(《管子》牧民、霸言、形勢解等篇)用人也應注意因材施用，揚其所長，避其所短。不可求全責備，「毋與不可，毋強不能」。
「時控」原則就是辦事要注意時間(時機)和地點等客觀條件。 「事以時舉」，「動靜」、「開闔」、「取予」「必因於時也，時而動，不時而靜」(《管子?宙合》)。治國和治生，不顧時間的變化，用老一套的辦法，不注意「視時而立儀」(《管子?國准》)，「審時以舉事」(《管子?五輔》)，必然招致失敗。空間不同，政策措施也應有異，不可將一套辦法到處運用，治家、治鄉(農村)、治國(城市)各有特殊性，「以家為鄉，鄉不可為也；以鄉為國，國不可為也；以國為天下，天下不可為也」(《管子?牧民》)。韓非說：「聖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論世之事，因為之備。……，事異則備變」。他以守株待兔的故事，告戒治理國家者不可是「守株之類也」。這是一切管理者都應引以為戒的。
7．對策。我國有一句名言：「運籌策帷帳之中，決勝於千里之外。」(《史記?高祖本紀》)說明在治軍、治國、治生等一切競爭和對抗的活動中，都必須統籌謀劃，正確研究對策，以智取勝。研究對策有兩個要點：一是預測，二是運籌。
有備無患，預則成，不預則廢。《孫子》認為：「知彼知己，百戰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勝一負；不知彼，不知己，每戰必殆。」《管子》主張「以備待時」，「事無備則廢」(《管子?霸言》)。治國必須有預見性，備患於無形，「唯有道者能備患於無形也」(《管子?牧民》)。范蠡認為經商要有預見性，經商和打仗一樣，「知斗則修備」，要善於 「時斷」和「智斷」，比如要預測年景變化的規律，推知糧食供求變化趨勢，及時決斷收購和發售。他提出「旱則資舟，水則資車」的「待乏」原則。要觀察市場物價變動，按「貴上極則反賤，賤下極則反貴」的規律，採取「貴出如糞土」，「賤取如珠玉」的購銷決策。(《史記?貨殖列傳》)
中國古代有許多系統運籌成功的實例。戰國時期，田忌和齊王賽馬屢敗，後來他按照謀士的籌劃，按馬力的強弱，以己之下馬對彼之上馬，己之上馬對彼之中馬，己之中馬對彼之下馬，結果二勝一負，轉敗為勝。宋朝丁謂奉命修復焚毀的皇宮，需從遠處運土和建材，他挖開大路取土，引水成河，船運各種建材，宮室修好後又以建築垃圾填河恢復道路。一項正確決策使取土、運料、處理垃圾結合起來，「一舉而三役濟，計省貫以億萬計」(4》L筆》卷二)。在軍事上通過運籌對策，以計謀取勝者更是不勝枚舉。歷史上的著名戰役，如三國時代孫權、劉備對曹操的赤壁之戰，諸葛亮的空城計，孫臏的「減灶驕敵」，都是運用戰略策略以弱勝強的典範。
8．節儉。我國理財和治生，歷來提倡開源節流，崇儉拙奢，勤儉建國，勤儉持家。節用思想源於孔子和墨子，孔子主張「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論語?述而》)。墨子說：「其財用節，其自養儉，民富國治。」(《墨子?節用上》)苟子說：「臣下職，莫游食，務本節用財無極，」(《苟子?成相》)「強本(生產)而節用，則天不能貧，……本荒而用侈，則天不能使之富。」(《苟子?天論》)陸贄說：「桀用天下而不足，湯用七十里而有餘，是乃用之盈虛，在節與不節耳。不節則雖盈乃竭，能節則雖虛必盈。」(《陸宣公文集》卷二二)縱觀看史，凡國用有度，為政清廉，不傷財害民，則會國泰民安。反之，凡國用無度，荒淫奢費，橫征暴斂，必滋生貪官污吏，戕害民生，招致天下大亂。這是中國國家管理歷史提供的一條真理。
在治生方面，節儉則是企業家致富的要素。司馬遷說：「薄飲食，忍嗜欲，節衣服」，「纖嗇筋力，治生之正道也。」(《史記?貨殖列傳》)漢初有個經營農業的任氏，一反當時「富人爭奢侈」之風氣，力行「家約」，「折節為儉」，以致「富者數世」，成為閶里的表率，受人贊頌。(《史記?貨殖列傳》)近代中國的企業家也多有勤儉治廠的經驗，創辦南通大生紗廠的張謇在辦廠時去上海聯系業務，曾在街頭賣字以解決盤纏所需，節約經費。在他的帶動下，全廠上下力求節儉。張謇說：「通廠之利，人皆知為地勢使然，然開辦之初始竭蹶艱維，而上下同心力求撙節，其開辦之省亦中外各廠所無。」(《實業文鈔》卷一)
9．法治。我國的法治思想起源於先秦法家和《管子》，後來逐漸演變成一整套法制體系，包括田土法制，財稅法制，軍事法制，人才法制，行政管理法制，市場法制等等。韓非在論證法治優於人治時，舉傳說中舜的例子，舜事必躬親，親自解決民間的田界糾紛和捕魚糾紛，花了三年時間糾正三個錯誤。韓非說這個辦法不可取， 「舜有盡，壽有盡，天下過無已者。以有盡逐無已，所止者寡矣。」如果制定法規公之於眾，違者以法糾正，治理國家就方便了。他還主張法應有公開性和平等性，即實行「明法」、「一法」原則。「明法」，就是「著之於版圖，布之於百姓，」使全國皆知。「一法」，即人人都得守法，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各級政府官員不能游離法外，「能去私曲就公法者，民安而國治。」

二 人本原理
質量管理,以人為本,只有不斷提高人的質量,才能不斷提高活動或過程質量,產品質量,組織質量,體系質量及其組合的實體質量.這就是人本原理.
一,人才是質量管理的第一要素
人才,是指那些在社會實踐活動中,具有一定的專門知識,技能並以自己創造性的勞動對本職工作,對認識和改造世界,對人類社會進步作出貢獻的人.
俗話說,"七十二行,行行出狀元".質量人才,是指具有質量管理專門知識,技能並在質量工作實踐中,以自己在質量事業上的創造性勞動,對國家,行業,地區,企事業單位或其他組織的振興和發展作出貢獻的人.在質量管理中,質量人才是第一要素,對質量管理的開展起到決定性的作用.
從國際近代質量管理發展史來看,日本的產品質量,從低劣的"東洋貨"到超過美歐的產品質量,其根本原因之一,就是日本十分重視並造就了一支質量人才隊伍.
眾所周知,現代質量管理的理論最早產生於經濟最發達的美國,由於美國人休哈特,費根堡姆等率先研究和採用統計質量控制和全面質量管理科學方法,使美國產品質量迅速提高和穩定,促進了美國的經濟發展.20世紀50年代,美國生產的汽車竟佔領了國際汽車市場的80%.
日本產品在40年代時質量低劣,當時的"東洋貨"被世人視為"低劣產品"的代稱,但50年代後,日本確立了質量興國和教育立國的戰略方針.先是從美國請來戴明博士等質量管理專家講學,向美國虛心學習統計質量控制理論和技術,並培養和造就了水野滋,田口玄一,石川馨等一批優秀的質量人才,又把質量培訓與教育貫穿於質量管理始終.到60年代,"青出於藍而勝於藍",日本創造性地發展了全面質量管理理論和方法,先後提出了"品質圈","TQC","CWQC"和"全社會質量管理"等新理論和新方法,還培養了一大批各種層次的質量人才.人的質量決定了產品質量也決定了國家的經濟.不到半個世紀,日本的汽車,鋼鐵,照相機等一大批產品質量超過美歐國家,位居世界前列.人口眾多,國土狹小並資源貧乏的日本國一躍而起,成為當今世界的經濟強國,人均國民生產總值(GMP)在80年代末期就已超過美國.
以色列是一個土地瘠薄,資源貧乏的小國,1948年5月建國,1993年人均國民收入卻已達1.27萬美元.其電子,儀表,航空等工業產品在國際上享有很高的聲譽,成為發達國家軍事工業和許多大公司的長期用戶;農業人口雖僅佔全國人口的5%,卻人均年產值42萬美元,達到發達國家水平,農產品不僅滿足本國需要,還大量出口歐美.其依賴的就是高質量的人才.目前,以色列每100O居民中有135名科學家和工程師,而美,日,德,英卻分別只有70,65,48和28人.這些科學家和工程師發表的論文在1987年時就是美國,英國,加拿大的2倍,日本的4倍.以色列工廠或農庄的勞動者都具有相當高中畢業的學歷,並經過職業培訓方可上崗.正是高質量的以色列人振興了以色列.
從理論上分析,人也是質量管理要素中的第一要素.
目前,人們對質量管理的要素有"三大要素"與"五大要素"之說.
"三大要素論"是說質量管理的要素是人,技術和管.但在這三大要素中,人是處於主宰地位的,就如騎自行車一樣.自行車的二個輪子是技術和管理要素,而騎車者這個"人"的要素在其中起主導作用.沒有人,這輛自行車只能如死物那樣,停放在原地,不能發揮任何作用.
"五大要素論"是說質量管理由人,機器,材料,方法與環境構成,但在這五個要素中,人是處於中心位置和駕駛地位的.就象行駛的汽車一樣,汽車的四隻輪子是"機","料","法","環"四個要素,駕駛員這個"人"的要素才是主要的,沒有駕駛員,這輛汽車也就只能原地不動,成為廢物了.
俗話說:"謀事在人","事在人為".謀質量這事也在人,要把質量這事做好更在於人.就企業質量管理而言,更是以人為本.首先是企業最高管理者的質量素質;其次是各級管理人員,尤其是質量管理人員的質量;第三是企業全體員工的質量(技能).他們的質量決定了企業的質量,也決定了其產品質量,若以函數關系式來表示,可以寫成
Q=fTM
式中:Q—一企業的質量或企業職工的工作質量;
f——系數;
T——企業技術水平或企業職工技能水平;
M——企業管理水平或企業職工的管理能力和認真負責工作態度

8. 理解中國古代管理思想要點的主要內容

理解中國古代管理思想要點的主要內容，並思考對現代企業經營有何啟示。比如，中國古代法制思想的基本原則是什麼？

1、中國傳統的管理思想，分為宏觀管理的治國學和微觀管理的治生學。治國學適應中央集權的封建國家的需要，包括財政賦稅管理、人口田制管理、市場管理、貨幣管理、漕運驛遞管理、國家行政管理等方面。

治生學則是在生產發展和經濟運行的基礎上通過官、民的實踐逐步積累起來，包括農副業、手工業、運輸、建築工程、市場經營等方面的學問。

其基本要點包括：

順「道」

這里指管理要順應客觀規律。司馬遷把社會經濟活動視為由各個個人為了滿足自身的慾望而進行的自然過程，在社會商品交換中，價格貴賤的變化，也是受客觀規律自然檢驗的。

啟示：現代企業經營要順應社會客觀規律。

重人

「重人」是中國傳統管理的一大要素，包括兩個方面：一是重人心向背；二是重人才歸離。得民是治國之本，欲得民必先為民謀利。

得人才是得人的核心。要得人才，先得民心，眾心所歸，方能群才薈萃，故《管子》把從事變革事業、注重經濟建設和為人民辦實事視為聚攏優秀人才的先決條件，稱為「德以合人」, 「人以德使」（《管子·五輔、樞言篇》）。

啟示：現代企業經營要重視人才。

(8)從歷史中探討中國的管理思想擴展閱讀：

產生背景

在古代社會的長期歷史進程中，人們對管理實踐的思考處在不自覺的狀態中，對管理的具體問題與具體環節﹑方法等方面，提出了很多見解，記錄下了許多成功的管理經驗和方法，從而形成了豐富的古代管理思想遺產。

然而，這些管理思想是分散零碎的，缺乏理論的分析和概括，更談不上思想體系。

直到19世紀後期，在社會生產力高度發展與科學技術飛躍進步的推動之下，管理問題得到重視和關注，對管理實踐的觀察研究和總結不斷發展，使人們對管理的認識不斷系統與深入，管理思想逐漸形成一個獨立的思想體系，進而使管理成為一門學科。

管理學的產生，使管理思想的發展進入了一個嶄新的境界。管理思想史正是以不同社會階段管理思想的演進過程作為自己的研究對象，探索其發展規律。從學科的角度來說，管理思想史是研究和揭示人類管理思想的產生、發展和演變的歷史過程及其規律的科學。

9. 中國管理思想史對當代的管理影響有哪些

這是個老問題：隆重推薦：（一點心寒等）當代學者專業觀點：
研究中國古代管理思想旨在揭示中國社會管理實踐、理論、學派和方法的具體過程及其發展規律；闡明諸家管理理論和思想流派歷史嬗變的軌跡；探討中國古代史中各個管理流派和思想發展過程中相互滲透、相互影響的關系;挖掘和研討各個歷史時期管理理論和思想狀況與特徵,同時,進行與西方管理思想史的比較,反思中國古代管理歷史知識和管理歷史經驗。這些對提高今天人們的管理決策水平有著重大意義。
實踐證明：一個管理者決策正確與否，相當程度上取決於其自身的基本信仰、觀念和價值偏好。而基本信仰、觀念和價值偏好又常常與人們對中國管理的歷史知識和經驗的學術修養及其功力緊密地聯結在一起。因而，在這個時代面前，管理思想將前所未有地顯示出對人類社會生活所發生的深刻影響。誠然，任何管理思想並不是先驗的，而是有一定歷史傳統所維系
應該看到，今天，中國古代管理思想作為一種特定的東方文化精神載體，越來越受到西方管理學界的高度重視。由於西方人際關系的冷漠，與現代高科技硬性的板塊所發生的沖碰，使西方管理世界蘊藏著深層的危機。西方管理學界企圖借鑒、引進中國古代管理思想，以
擬作一種軟性的介質，來融合西方管理世界中人與物的分裂與對立。
鑒於此，應大力開拓中國古代管理思想這一具有重大價值的科學領域，弘揚泱泱流源五千年之久的中華管理文化，加強中外管理學術研究交流，並提高中華民族管理思想在世界學術之林的地位。
受中國生存環境、宗法制度和儒家道家文化影響，中國古代管理思想上的二重性表現在思維的方式方法上也體現出了「剛柔相濟」的特點。這主要表現在謀與動、義與利、賞與罰、德與刑、上與下、中央與地方的管理關繫上。
1、謀而後動的決策思想。
2、義利兩全的取捨思想。
3、賞罰分明的激勵思想。
4、德刑並用的寬猛思想。
5、上下同欲的同道思想。
6、執要群效的統一思想。
7、不偏不倚的中庸思想。
8、對立轉化的辨證思想。
9、以民為本的民本思想。
中國古代管理思想強調和諧，主張協同，追求和諧的境界，使矛盾和差異的雙方協調統一，共同構成和諧而又充滿生機的世界。「以和為貴」的人際關系准則在中國古代管理思想中一直占據著十分重要的位置。孟子說：「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這里的「人和」，就是指內部的團結、和睦。《孫臏兵法·篡章》列舉用兵得勝的五條：「得主未制，勝。知道，勝。得眾，勝。左右和，勝。量敵計險，勝。」他把取得下級兵將的支持和兵將和睦團結，作為用兵取勝五個條件中的兩個，可見他對「和」的管理思想是多麼重視了。《荀子·五霸》「上不失天時，下不失地利，中得人和，而百事不廢。」《孫子兵法》「上下同欲者勝。」這些思想都是說明了「和」在消除內部矛盾沖突和取得內部團結方面的重要性。日本的豐田佐吉在創建豐田紡織公司時，他經營管理的座右銘是「天，地，人」三字，強調「和為貴」，其管理思想就是來自於孟子「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但是中國古代管理思想中的「和為貴」也不是無原則的，在講「和」的統一性的同時，也十分重視其中存在的差異性，即在強調「以和為貴」的同時也非常重視「和而不同」，在同中存異。孔子說：「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主張「君子群而不黨」。意思是說，君子和諧相處卻不盲目苟同，小人盲目苟同卻不和諧相處。所以這里的「和」並不是盲目追求一致、同一、沒有自我，而是要通過各種因素的差異互補來尋求整體的最佳結合，這是人們處理矛盾、對待差異所採取的積極的態度和方法。這種和諧觀在管理行為上的具體表現為：陰陽互補、五行反饋、剛柔相濟、動態平衡、中庸和諧，以達到人與人，人與自然的和諧平衡。可見，中國古代管理思想中的「和諧觀」是中國傳統的集體倫理觀在管理上的集中體現，對於指導人們處理人與人之間關系起著潤滑劑的作用，這一點，應該引起所有管理者的高度重視。
嚴格說來，現代管理只有100年的歷史。對中國而言，現代管理是在辛亥革命後隨著現代化大生產而興起的。現代管理經過100年的發展，已經發展成為包括工商管理、社會管理、技術管理、公共管理、戰略管理等很多的學科。在這種情況下，就會出現一個問題，中國古代文化中體現出的管理思想，在當今全球一體化和國際化的浪潮中是否已經過時？它在現代的管理科學中是否有指導作用？比如陰陽五行理論在古代可以解釋事物的一切成因和現象，而當今我們如何運用？我認為不能採用鴕鳥政策視而不見，而應該有一些討論和爭鳴，認識到哪些是偽理論、偽科學，要認識到在什麼意義上古代文化有什麼價值。
中國古代管理實踐有它自身的特點，特別是軍事管理理論，以《孫子兵法》為代表，「五經」、「七書」就是競爭的理論，裡面的許多觀點和理論已經被很多西方人認可。春秋戰國時期，還有三國時期，中國在特殊的歷史條件下，軍事斗爭的表現形式達到頂峰，實力的斗爭與對抗、智力的較量與角逐，在實踐中演繹並抽象到極點。如果從競爭的角度來說的話，當時的歷史環境使競爭達到你死我活的程度，現實的矛盾走到了極端，使思想的張力達到巔峰，因此中國古代的軍事理論在現代社會很值得借鑒，軍事理論中重要的戰略思想、策略思想、謀略思想正因為都有著深厚的實踐基礎，因此它不會過時，不能用抽象的時間概念來評價它已經過時了。因此，中國古代軍事理論對現代的競爭學說是有指導意義的。
中國古代已經擁有了有效的政府與組織的管理，追溯起來從夏朝開始至今已經有4000多年的歷史，古代政府與組織管理的理論與實踐，經過時間與歷史的考驗，沉澱了很多有價值的東西可供現代人學習與借鑒。特別是在人才選拔制度、組織結構管理、財政管理等方面，古人留給我們的不僅僅是文字，更重要的是理論和思想，是理念的啟迪和指導。
古代一個王朝的興衰與現代一個企業的管理有著很多內在的相似地方，一個王朝各個階層的人都有，就像現在一個公司里什麼樣的人都有一樣。秩序如何建立，價值觀如何統一，社會的凝聚力如何形成等等。事實上，社會管理是靠一種文化來管理，於是中國古代入世的儒家思想，出世的道家思想，無論對古代社會還是現代企業，都會產生一定的影響，無論古人還是今人都有人性的共性，因此古代的哲學思想亦可以指導現代人進步。
中國的科技在現代雖然不是很發達，但在古代，卻達到了高峰。就拿中國的工程管理來說，例如長城、青銅燕鍾、古代王朝的宮殿等等的製造與建成，無論從技術還是對人的管理上，都可以看出古代工藝與科技的輝煌與成就以及管理的有效性和先進性，製造的每一個環節中都包括了過程管理和流程管理。如今人們做任何事業，都知道要做好過程管理和流程管理、流程再造以及打造宣傳壁壘，這些都是現代人運用古代的智慧和管理經驗總結的理論和方法，是革命性的又是繼承性的。
總結起來我認為可以歸納為幾個方面：
第一，中國古代文化中軍事斗爭與管理的成果。對當今社會中，任何一個組織在對外的競爭過程中都具有指導意義；
第二，中國古代政府管理的成果，對於現代企業與組織內部的成績管理和人員的管理起著重要作用；
第三，中國古代思想文化的管理，為現代人的進步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哲學與理論指導。
第四，中國古代技術與實踐的進步是人類智慧和經驗的結晶，現代人更應好好總結經驗吸取養份。事實上，上述的四點正好涵蓋了管理體系的四大方面。
社會管理、政府管理、組織管理、科技管理等方方面面都是非常復雜的，要使管理更有效、更成功，不僅要學習中國古代文化中有價值的東西，還要將西方文化及管理經驗，用中國化的方式進行理論接受，變成有差異化的東西，相互可以吸收養分，但西方的文化是工具性的東西，而中國文化是修煉性的東西：一為術，一為道，其內核不同，是兩種不同內涵的東西。如果一個人不僅能夠掌握「術」，同時還能掌握「道」的話，那麼他就不僅是聰明而且具有了智慧，用智慧的方式對待人與事，才能獲得真正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