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列舉中國古代著名秘書的代表人物及其主要特點
古代秘書 師爺啊，特點就是留著鬍子，腦子要靈光，想的要多，考慮的要遠些。
② 歷史上什麼秘書的影響力最大
明朝 司禮監秉筆太監、司禮監掌印太監、御馬監掌印太監
「批紅」制度與司禮監擴權
司禮監秉筆諸太監權力來自明代特有的票擬與批紅制度。明代廢相，內閣與各部大臣奏議公事先行「票擬」，由皇帝「硃批」決定可否。由於廢相後繁瑣朝議使皇帝無力負荷，加以若干君主廢弛朝政，遂有秉筆太監代為「批紅」的制度。即各部公文奏議交司禮監分類後，揀選其要呈送皇帝。皇帝或親批，或由秉筆口述大要而皇帝口決，秉筆代為「批紅」，發還內閣與各部依據批紅撰寫正式詔書執行。 《萬曆野獲編補遺》卷一載：「……司禮今為十二監中第一署。其長與首揆封柄機要，僉書、秉筆與管文書房，則職同次相；其僚佐及小內使俱以內翰自命，若外之詞林，且常服亦稍異。其宦官在別署者，見之必叩頭稱為上司。雖童稚亦以清流自居，晏然不為禮也。內官監視吏部掌升選差遣之事，今雖稱清要，而其權俱歸司禮矣。」王振、尚銘、馮保、劉瑾、魏忠賢等皆曾任司禮監之主管。
御馬監掌印太監
職業由來
職業性質
在明代宦官二十四衙門中，司禮監和御馬監是值得重視的。沈德符說：司禮今為十二監中第一署，其長與首揆對柄機要。……御馬監雖最後設，然所掌乃御廄兵符等項，與兵部相關。近日內臣用事稍關兵柄者，輒改御馬銜以出，如督撫之兼司馬中丞。這段話雖有失實處，卻反映了明代中後期人們的普遍看法：司禮監代皇帝審批閣票，與內閣對柄機要，實為「內相」；御馬監與兵部及督撫共執兵柄，實為內廷「樞府」。其實，御馬監還要管理草場和皇莊、經營皇店，與戶部分理財政，為明廷的「內管家」；兩度設置的西廠，也由御馬監提督，與司禮監提督的東廠分庭抗禮。
設置時間
沈德符說御馬監「最後設」是失於考察的。恰恰相反，御馬監是明代宦官機構中設置較早的一個。據《明太祖實錄》，吳元年九月設內使監，旋將內使監分為內使、御用二監，秩皆正三品，分掌內使名籍和皇家用度；同時設御馬司，正五品，掌御廄馬匹[2]。御馬司即御馬監的前身，其地位雖低於內使監和御用監，卻是明太祖開國之前就設置的第三個宦官衙門，其設置比司禮監的前身內正司、紀事司還早六年。
官銜
洪武十七年四月，更定內府諸司職掌品秩，改御馬司為御馬監，與神宮、尚寶、司禮等監同為正七品[3]。這時距明太祖誅殺丞相胡惟庸、廢中書省、改革外廷官制不久，所以整個內廷機構的設置雖然日趨龐大而健全，但品秩卻普遍降低，連「總督各職」的內官監，也只是定為正六品。
形成規制
洪武二十八年，明太祖最終確立了中央政治體制。這年六月，先規定外廷體制：「我朝罷相，設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門，分理天下庶務，彼此頡頏，不敢相壓，事皆朝廷總之。」九月，又定內廷機構，將原有的九個監擴充為十一個監，均定為正四品，另有四司八局，宦官二十四衙門的規制基本形成。
宦官衙門數量的擴充和品秩的提高，暴露了明太祖試圖通過加強內廷的地位以達到內、外廷相互制衡的潛在意識，為以後明朝政治體制朝雙軌制發展鋪墊了基礎。而取消內官監的獨尊地位和十一監品秩平等，又體現了明太祖「彼此頡頏，不敢相壓」的總體設計思想在內廷體制上的實施，也使永樂以後內官監、司禮監、御馬監等內府衙門的相互制衡有了法律上的依據。
掌握大權
這時，御馬監的職掌也由「掌御廄馬匹」擴充為「掌御馬及諸進貢並典牧所關收馬騾之事」，並進而衍生為軍事和財政兩大職能。
由於御馬監職掌御馬，自然有養馬、馴馬人員，由此產生了一支由御馬監統領的禁兵——騰驤四衛及四衛、勇士營。弘治十年十月，兵部尚書馬文升在一個奏疏中對明代禁兵的設置情況作了回顧，其中便提到了御馬監所統領的這支禁兵：我太祖高皇帝有天下，法古為治，制兵之法極其周悉。故置十六衛親軍指揮使司，不隸五府，為禁兵。……永樂中，復設親軍指揮使司十二衛。又選天下衛所官軍年力精壯者及虜中走回男子，收作勇士，常數千人，俱屬御馬監，更番上直，委以心腹內外官統領，其盔甲器械俱異他軍。
從這份奏疏可知：御馬監由管轄養馬人員進而統領禁兵始於永樂時；這支禁兵最初的來源，是從各地衛所挑選的精壯之士，以及從蒙古地區逃回的青壯年男子；這支禁兵不屬親軍指揮使司所轄的上十二衛(後為二十二衛)，但地位顯然高於上十二衛，是禁兵中的禁兵；這支禁兵的職責是「更番上直」，擔任宿衛。
趨於正式化
宣德六年時，這支禁兵有三千一百人，取了一個正規的名稱：「羽林三千戶所」。兩年後，以此為基礎，充實京軍各衛養馬軍士及原神武前衛官軍，組編成騰驤左、右衛，武驤左、右衛，統稱「四衛」，又名「四衛軍」。如按當時的編制，五千六百人為一衛，則四衛軍當有二萬名以上的軍士。景泰及成化時，京軍三大營改編為團營制。騰驤四衛的勇士和精壯的旗軍被抽調，另外組建勇士營和四衛營，在四衛指揮使中挑選坐營官。兩營在弘治、正德時多達四萬餘人，後經多次整頓，定額為六千五百餘人。編制雖然屢有變化，卻一直由御馬監統領。
史書記載
關於勇士營和四衛營，史籍所載不盡相同。《明會典》卷一三四《兵部·四衛營》條下記：四衛營。騰驤左等四衛勇士、軍人、余丁別為一營，從御馬監提督操練，其坐營等官並於四衛指揮等官推選。
《明會典》說的是將騰驤等四衛的勇士等抽調出來，另立一營，所以名曰「四衛營」。
傅維麟《明書》卷七一《戎馬志二》則說：四衛營制。國初有御馬勇士、旗軍，以處迤北逃回人民，供養馬之役，器械衣甲，必異他軍。後多以進馬者投充，而聽御馬監官提督焉。……宣德中，乃專設羽林三千戶所統之，凡三千一百人。間歲，遂改曰武驤、騰驤衛。衛各有左右，別營開操，設坐營指揮四員，仍督以內官，號禁兵。
《明史》卷八九《兵志一》基本上沿用了《明書》的說法：武驤、騰驤左右衛，稱四衛軍，選本衛官四員，為坐營指揮，督以太監，別營開操，稱禁兵。意思很明顯：騰驤、武驤四衛，稱四衛軍，也叫四衛營。但事實是，御馬監所轄的禁兵，永樂時為養馬勇士；宣德時取了一個名稱，叫「羽林三千戶所」。其後為騰驤、武驤四衛，包括勇士和旗軍。景泰以後，則為四衛營和勇士營。《明會典》只提到四衛營而忽略了勇士營，《明書》和《明史》則將四衛或四衛軍與四衛營混為一談，同時也沒有涉及勇士營。但這支禁兵同時包括四衛營和勇士營卻是無毋置疑的，而且，勇士營的地位尚在四衛營之上。《明武宗實錄》載：
正德三年四月，司禮監太監李榮傳旨：「御馬監勇士、旗軍，系禁兵重務，其令(御馬監)太監谷大用提督，太監李春同都指揮夏明等坐勇士營，太監李堂同都指揮田忠等坐四衛營。」正德九年十一月，西官廳操練，右都督張洪領勇士營，都指揮桂勇、賈鑒、李隆分領前營、後營、四衛營。《明會典》關於四衛營的「事例」中也記載說：「萬曆二年議准，勇士、四衛二營，各裁坐營官二員。」這些記載都說明，勇士營和四衛營是同時並存且都由御馬監提督的。
被關注時間
雖然御馬監統領禁兵從永樂、宣德就已開始，但其真正發揮作用並引起時人的關注，卻是在正統十四年土木之變之後。當時瓦剌騎兵直撲京師，北京保衛戰在於謙的組織下進行了五天，最激烈的戰斗發生在西直門和彰義門。由於明軍主力京軍三大營盡陷，守衛西直門的是御馬監太監劉永誠的侄子右軍都督劉聚，在彰義門主動出擊瓦剌軍的則是御馬監提督的留守北京的四衛勇士、旗軍。天順元年二月，英宗復辟，誅殺御馬監太監郝義，原因是郝義曾經策劃調動四衛勇士擒殺支持英宗奪位的司禮監太監曹吉祥[8]。而天順五年，當曹吉祥及其養子昭武伯曹欽在北京發動兵變時，平定兵變、擊殺二曹的主要力量，卻還是四衛勇士和旗軍[9]。正德九年，武宗於京軍十二團營中選拔精銳，編為前、後二營，與勇士營、四衛營同操練於西官廳，為「選鋒」。可見，這是一支戰鬥力極強的部隊。
地位與作用
對於御馬監所統領的這支禁兵在整個京軍中的地位和作用，內廷和外廷都看得非常清楚。弘治、正德間御馬監太監寧瑾曾宣稱：「騰驤等四衛勇士旗軍，乃祖宗設立禁兵，以備宿衛扈從，名為養馬，實為防奸禦侮也。」正德時兵部尚書許進也認為：「勇士名雖養馬，實為禁兵，防奸禦侮，關系重大。」
統領禁兵，使得御馬監在內廷諸衙門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它既是明朝宦官參與軍政事務的基礎，也使御馬監本身逐漸具備多種軍事職能，並被視為內廷中的武職衙門
來自網路
③ 歷史上有名的秘書
姜尚，文種，商泱，管種，張良，諸葛亮，長孫無忌
資料自己到網路搜吧，貼不下了
④ 中國古代有哪些優良的秘書傳統值得後人繼承
秘書工作擁有著悠久的歷史，分析中國古代秘書工作特點，從中汲取養分指導現代秘書工；分析當代社會環境，並且古今對比，反思現代秘書工作的現狀。並三者相結合，探尋現代秘書工作人員應當具備的職業素質。使得秘書工作在新的時期發揮更大的作用。 關鍵字：古代秘書工作特點、現代秘書工作、繼承與發展
1936年三月十二日，河南安陽殷墟127坑中出土了一萬七千多片刻有文字的甲骨，同時在甲骨堆的旁邊發掘出一具人骨。甲骨是用來記錄商王占卜內容的，而數量如此驚人的甲骨同時出現在同一個甲骨坑中，很顯然，是由專門的機關、人員收集整理保存的。現在學術界公認為挖掘出的屍骨的職位是「貞人」，即負責保存管理卜辭的人員，那麼講來，「貞人」很有可能就是我們至今為止發現的最早的「秘書」遺骸。 當然，秘書的歷史並不是僅僅只有從商朝開始這么短的歷史。從理論上講，早在遠古時期部落聯盟氏族社會剛形成的時候，出現領導人員的同時，秘書這一職位就已經誕生了，最起碼，秘書這一職位的工作方式已經誕生了。也就是「秘書和秘書工作是隨著文字產生、階級與國家的出現而出現的。」傳說，黃帝史官倉頡始作書契，由此可以印證秘書的工作有著更為悠久的歷史， 可以追溯到史前文明。
中國歷朝歷代都會專門設立掌握秘書工作的官員，有史可輯的從黃帝時期的的史官倉頡開始，上古三代的太史令、左右史、秩宗 ，到後來的尚書令、明代的閣老，六科，通政司，六書房，明代後期的司禮監，清代的軍機處、以及清代地方的師爺等。 脈絡清晰，秘書的工作也具體化，立體化，形成了一套嚴密的體系。 秘書的工作和中華悠久的文明緊緊聯系起來，深受中華文化的影響，同時也影響著中華文化。養成了中國秘書工作獨有的特點。
⑤ 歷史上有名的秘書有哪些（歌頌和反映一下欣賞和敬佩的秘書）謝謝各位哦
歷史上有名的秘書...
你要說禁書，我倒能給你一大堆。。。
⑥ 歷史上的秘書名人及其故事
1、姜尚（？—公元前1021年），字子牙，號太公望，是我國周初著名軍事家。因其先祖佐禹治水有功被封於呂（今南陽宛縣西），故從其封姓，也稱呂尚，一呂望。新鄉市衛輝太公泉鄉人。
姜尚青年時期，家境窮困，曾在朝歌（今河南淇縣）屠牛賣肉，後又到孟津（今河南孟州市）司廚賣飯，他還在商朝做過官，因感商紂王昏殘無道，辭官而去。游說諸候，無所遇，遂隱居下來。《孟子》曰：「太公避紂（亂），居於東海之濱。」後來，姜尚聽說周文王（西伯）在西歧崇賢尚老，就千里跋涉，遷徒陝西。這時的姜尚已是古稀之年，但他音識曲籍，見聞廣博，胸懷治國之道，心藏用兵之術，興世強國之心不衰。相傳，姜尚到陝西後，垂釣於渭濱，周文王出獵相遇，兩人一見如故，話語投機，周文王聽了姜尚侃侃而談治國安邦之策，贊賞不已，遂同載而歸，說：「吾太公望子久矣。」尊號「太公望」，並立為掌管軍事的「太師」。公元前1066年（一說1027年），武王以姜尚為國師，率部伐紂，由孟津渡河，大戰於牧野（今新鄉市郊），紂軍紛紛倒戈，紂王見人勢已去，逃回朝歌城中，登鹿台自焚。姜尚輔佐武王滅商紂有功，封於齊，都營丘（今山東淄博）。為齊國始祖。有太公之稱，俗稱姜太公，亦稱「齊太公」。成王時，曾被授權自以討伐有罪之小國，齊國逐漸強大起來，成為周初大國。相傳作有兵書《六韜》。
太公卒後，歸葬於故里，後人在太公泉上修建了太公廟、太公祠，以示懷念。
2、張良(?—前186)，宇子房，西漢傑出的軍事謀略家，與蕭何、韓信同被稱為漢初三傑，被封留侯，謚文成侯。
秦滅韓時，張良尚有家僮三百人。他傾全部家財尋求刺客，企圖暗殺秦始皇，為韓報仇。後乘始皇東游之機，與客在博浪沙（今河南原陽東南）狙擊未遂。於是變更姓名，亡匿下邳（今江蘇睢寧西北），曾從圯上老人學《太公兵法》。
秦二世元年（前209）七月陳勝、吳廣起義後，張良聚眾響應。不久歸屬劉邦，此後成為劉邦的重要謀士。他協助劉邦制訂作戰方略，並在政治上、策略上提出許多重要建議。這些建議對劉邦奪取楚漢戰爭的勝利和建立西漢王朝起了重要作用。劉邦進據咸陽時，看到秦宮室帷帳、狗馬、重寶、婦女以千數，很想留居宮中；張良說剛入秦就想貪圖安樂，這是「助桀為虐」。劉邦聽了，立即還軍霸上，因此得到秦民的擁護。項羽進入關中後，劉、項之間關系緊張，大有一觸即發之勢。張良勸劉邦在鴻門宴上卑辭言和，保存實力，並疏通項羽的叔父項伯，使劉邦得以脫身。漢二年（前205），劉邦在彭城一戰中遭到慘敗，張良又建議劉邦爭取英布、彭越和韓信起兵反楚，從而奠定了日後對項羽實行戰略包圍的基礎。
楚漢相持於滎陽、成皋時，劉邦為了擺脫困境，曾一度想採納酈食其的建議，復立六國之後，以牽制項羽。張良力陳其弊。劉邦頓時改變主意，這對楚漢戰爭以及此後的形勢有重大影響。劉邦即帝位後，封張良為留侯。他勸說劉邦封舊有怨隙的雍齒，以安撫功臣的不滿情緒；力主建都關中，擁立劉盈為太子等。這些建議有助於調整統治階級內部的關系，穩定封建統治秩序。惠帝六年病卒。謚號文成侯。
3、管仲（ ?-公元前645年）名夷吾，又名敬仲，字仲，春秋時期齊國著名的政治家，潁上(今安徽潁上)人。管仲少時喪父，老母在堂，生活貧苦，不得不過早地挑起家庭重擔，為維持生計，與鮑叔牙合夥經商後從軍，到齊國，幾經曲折，經鮑叔牙力薦，為齊國上卿（即丞相），被稱為「春秋第一相」，輔佐齊桓公成為春秋時期的第一霸主。
管仲注重經濟，反對空談主義，主張改革以富國強兵，他說：「國多財則遠者來，地辟舉則民留處，倉稟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齊桓公尊管仲為「仲父」，授權讓他主持一系列政治和經濟改革：在全國劃分政區，組織軍事編制，設官吏管理；建立選拔人才制度，士經三審選，可為「上卿之贊」（助理）；按土地分等征稅，禁止貴族掠奪私產；發展鹽鐵業，鑄造貨幣，調劑物價。管仲改革的實質，是廢除奴隸制，向封建制過渡。管仲改革成效顯著，齊國由此國力大振。對外，管仲提出「尊王攘夷」，聯合北方鄰國，抵抗山戎族南侵。這一外交戰略也獲得成功。後來孔子感嘆說：「假如沒有管仲，我也要穿異族服裝了」。
管仲之所以能相齊成霸，是與鮑叔牙的知才善薦分不開的。管仲晚年曾感動地說：「我與鮑叔牙經商而多取財利，他不認為我貪心；同鮑叔牙謀事，我把事情辦糟了，他不認為我愚蠢；我三次從陣地上逃跑，他不認為我膽小怕死；我做官被驅逐，他不認為我不肖；我輔佐公子糾敗而被囚忍辱，他不認為我不知羞恥……。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
管仲的著作，收入《國語·齊語》和《漢書·藝文志》。《管子》共24卷，85篇，今存76篇，內容極豐，包含道、名、法等家的思想以及天文、輿地、經濟和農業等方面的知識，其中《輕重》等篇，是古代典籍中不多見的經濟文作，對生產、分配、交易、消費、財政、等均有論述，是研究我國先秦農業和經濟的珍貴資料。
4、魏徵（公元580－公元643）字玄成，巨鹿（今河北巨鹿）人，從小喪失父母，家境貧寒，但喜愛讀書，不理家業，曾出家當過道士。隋大業末年，魏徵被隋武陽郡（治所在今河北大名東北）丞元寶藏任為書記。元寶藏舉郡歸降李密後，他又被李密任為元帥府文學參軍，專掌文書卷宗。
唐高祖武德元年（618），李密失敗後，魏徵隨其入關降唐，但久不見用。次年，魏徵自請安撫河北，詔准後，乘驛馳至黎陽（今河南浚縣），勸嵛李密的黎陽守將徐世績歸降唐朝。不久，竇建德攻佔黎陽，魏徵被俘。竇建德失敗後，魏徵又回到長安，被太子李建成引用為東宮僚屬。魏徵看到太子與秦王李世民的沖突日益加深，多次勸建成要先發制人，及早動手。
玄武門之變以後，李世民由於早就器重他的膽識才能，非但沒有怪罪於他，而且還把他任為諫官之職，並經常引入內廷，詢問政事得失。魏徵喜逢知己之主，竭誠輔佐，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加之性格耿直，往往據理抗爭，從不委曲求全。有一次，唐太宗曾向魏徵問道：「何謂明君、暗君？」魏徵回答說：「君之所以明者，兼聽也，君之所以暗者，偏信也。以前秦二世居住深宮，不見大臣，只是偏信宦官趙高，直到天下大亂以後，自己還被蒙在鼓裡；隋煬帝偏信虞世基，天下郡縣多已失守，自己也不得而知。」太宗對這番話深表贊同。
貞觀元年（627），魏徵被升任尚書左丞。這時，有人奏告他私自提拔親戚作官，唐太宗立即派御史大夫溫彥博調查此事。結果，查無證據，純屬誣告。但唐太宗仍派人轉告魏徵說：「今後要遠避嫌疑，不要再惹出這樣的麻煩。」魏徵當即面奏說：「我聽說君臣之間，相互協助，義同一體。如果不講秉公辦事，只講遠避嫌疑，那麼國家興亡，或未可知。」並請求太宗要使自己作良臣而不要作忠臣。太宗詢問忠臣和良臣有何區別，魏徵答道：「使自己身獲美名，使君主成為明君，子孫相繼，福祿無疆，是為良臣；使自己身受殺戮，使君主淪為暴君，家國並喪，空有其名，是為忠臣。以此而言，二者相去甚遠。」太宗點頭稱是。
貞觀二年（628），魏徵被授秘書監，並參掌朝政。不久，長孫皇後聽說一位姓鄭的官員有一位年僅十六七歲的女兒，才貌出眾，京城之內，絕無僅有。便告訴了太宗，請求將其納入宮中，備為嬪妃。太宗便下詔將這一女子聘為妃子。魏徵聽說這位女子已經許配陸家，便立即入宮進諫：「陛下為人父母，撫愛百姓，當憂其所憂，樂其所樂。居住在宮室台榭之中，要想到百姓都有屋宇之安；吃著山珍海味，要想到百姓無飢寒之患；嬪妃滿院，要想到百姓有室家之歡。現在鄭民之女，早已許配陸家，陛下未加詳細查問，便將她納入宮中，如果傳聞出去，難道是為民父母的道理嗎？」太宗聽後大驚，當即深表內疚，並決定收回成命。但房玄齡等人卻認為鄭氏許人之事，子虛烏有，堅持詔令有效。陸家也派人遞上表章，聲明以前雖有資財往來，並無訂親之事。這時、唐太宗半信半疑，又召來魏徵詢問。魏徵直截了當地說：「陸家其所以否認此事，是害怕陛下以後藉此加害於他。其中緣故十分清楚。不足為怪。」太宗這才恍然大悟，便堅決地收回了詔令。
由於魏徵能夠犯顏直諫，即使太宗在大怒之際，他也敢面折廷爭，從不退讓，所以，唐太宗有時對他也會產生敬畏之心。有一次，唐太宗想要去秦嶺山中打獵取樂，行裝都已准備妥當，但卻遲遲未能成行。後來，魏徵問及此事，太宗笑著答道：「當初確有這個想法，但害怕你又要直言進諫，所以很快又打消了這個念頭。」還有一次太宗得到了一隻上好的鷂鷹，把它放在自己的肩膀上，很是得意。但當他看見魏徵遠遠地向他走來時，便趕緊把鳥藏在懷中。魏徵故意奏事很久，致使鷂子悶死在懷中。
貞觀六年，群臣都請求太宗去泰山封禪。藉以炫耀功德和國家富強，只有魏徵表示反對。唐太宗覺得奇怪，便向魏徵問道：「你不主張進行封禪，是不是認為我的功勞不高、德行不尊、中國未安、四夷末服、年穀未豐、祥瑞末至嗎？」魏徵回答說：「陛下雖有以上六德，但自從隋末天下大亂以來，直到現在，戶口並未恢復，倉庫尚為空虛，而車駕東巡，千騎萬乘，耗費巨大，沿途百姓承受不了。況且陛下封禪，必然萬國咸集，遠夷君長也要扈從。而如今中原一帶，人煙稀少，灌木叢生，萬國使者和遠夷君長看到中國如此虛弱，豈不產生輕視之心？如果賞賜不周，就不會滿足這些遠人的慾望；免除賦役，也遠遠不能報償百姓的破費。如此僅圖虛名而受實害的事，陛下為甚麼要干呢？」不久，正逢中原數州暴發了洪水，封禪之事從此停止。
貞觀七年（633），魏徵代王珪為侍中。同年底，中牟縣丞皇甫德參向太宗上書說：「修建洛陽宮，勞弊百姓；收取地租，數量太多；婦女喜梳高髻，宮中所化。」太宗接書大怒，對宰相們說：「德參想讓國家不役一人，不收地租，富人無發，才符合他的心意。」想治皇甫德參誹謗之罪。魏徵諫道：「自古上書不偏激，不能觸動人主之心。所謂狂夫之言，聖人擇善而從。請陛下想想這個道理。」最後還強調說：「陛下最近不愛聽直言，雖勉強包涵，已不像從前那樣豁達自然。」唐太宗覺得魏徵說得入情入理，便轉怒為喜，不但沒有對皇甫德參治罪，還把他提升為監察御史。
貞觀十年（636），魏徵奉命主持編寫的《隋書》、《周書》、《梁書》、《陝書》、《齊書》（時稱五代史）等，歷時七年，至此完稿。其中《隋書》的序論、《梁書》、《陳書》和《齊書》的總論都是魏徵所撰，時稱良史。同年六月，魏徵因患眼疾，請求解除侍中之職。唐太宗雖將其任為特進這一散職，但仍讓其主管門下省事務，其俸祿、賞賜等一切待遇都與侍中完全相同。
貞觀十二年（638），魏徵看到唐太宗逐漸怠惰，懶於政事，追求奢靡，便奏上著名的《十漸不克終疏》，列舉了唐太宗執政初到當前為政態度的十個變化。他還向太宗上了「十思」，即「見可欲則思知足，將興繕則思知止，處高危則思謙降，臨滿盈則思挹損，遇逸樂則思撙節，在宴安則思後患，防擁蔽則思延納，疾讒邪則思正己，行爵賞則思因喜而僭，施刑罰則思因怒而濫」。
貞觀十六年（642），魏徵染病卧床，唐太宗所遣探視的中使道路相望。魏徵一生節儉，家無正寢，唐太宗立即下令把為自己修建小殿的材料，全部為魏徵營構大屋。不久，魏徵病逝家中。太宗親臨弔唁，痛哭失聲，並說：「夫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知得失。我常保此三鏡，以防己過。今魏徵殂逝，遂亡一鏡矣。」
留有《魏鄭公文集》與《魏鄭公詩集》，《全唐詩》錄存其詩一卷。
5、 霍光（?～公元前68年），字子孟，霍去病的異母兄弟，西漢（公元前206年～公元8年）中期的權臣。霍去病死後，他升為奉車都尉、光祿大夫。霍光做事持重，深得漢武帝賞識，在公元前87年病危時立八歲弗陵為太子時，漢武帝任命霍光為大司馬大將軍，與上官桀、桑弘羊等人輔佐少主。
霍光 職業生涯編輯本段漢昭帝劉弗陵即位後，霍光以大司馬大將軍領尚書事主持朝政，於公元前85年封博陸侯。他的女兒和上官桀的兒子上官安結婚。後來上官安的女兒通過蓋長公主的關系，進宮做了婕妤，後來立為皇後。上官安得以加封桑樂侯。上官桀為感謝蓋長公主，多次為公主親信求官，都被霍光拒絕。霍光以皇後外祖父的身份把持朝政，致使雙方矛盾日益緊張。桑弘羊在鹽鐵官營等事務方面和霍光意見相左。公元前80年，上官父子、桑弘羊、謀取帝位的燕王劉旦、蓋長公主共同密謀，企圖殺霍光，廢昭帝，立燕王為天子。最後事情敗露，上官父子、桑弘羊被族誅，燕王和蓋長公主自殺。此後，不但霍光權傾朝野，其兒子、女婿、弟弟也紛紛擔任要職，霍氏勢力達到高峰。
在輔佐昭帝期間，霍光繼續執行武帝末年的「與民休息」政策，經濟繼續發展，國內富足。同時也重新恢復了和匈奴的和親關系。這些措施對於穩定武帝後期以來動盪不安的局勢，恢復社會經濟起了重要作用。
公元前74年，昭帝病逝，因為他沒有兒子，霍光擁立武帝的孫子劉賀即位。但劉賀因為荒淫無道被廢，霍光又立武帝之孫劉詢，這就是漢宣帝。宣帝即位後，霍光繼續執掌朝政，並得到宣帝很多賞賜。在公元前68年，霍光病死。
霍光 個人榮譽編輯本段
霍光 個人影響編輯本段霍光死後，霍氏家族的權勢依然強盛。但後來霍光夫人毒殺宣帝許皇後的事被揭發，宣帝削奪霍家權力。霍家人謀劃廢宣帝立自家人。最後失敗，霍家多人自殺、被殺，霍氏家族勢力遭到毀滅性打擊。
霍光 人物評價編輯本段霍光秉持漢朝政權前後達20年，他忠於漢室，老成持重，而又果敢善斷，知人善任，實為具有深謀遠略的政治家。他擊敗上官桀等人發動的政變，廢劉賀，立漢宣帝，使漢室轉危為安，其政治膽略頗可與蕭何相比；他改變武帝末年急征暴斂、賦稅無度的政策，不斷調整階級關系，與民休息，使漢代的經濟出現了又一個發展時期，這也說明他以國家為重，以民生為重的治國思想。當然，不能否認，這些成就的取得，都與漢武帝所創立的業績分不開，如果沒有漢武帝時期奠定的基礎，霍光在政治經濟上都很難成功。但盡管如此，也不能否認他的才略和努力。霍光善干用人，在他的周圍形成了一個急於奉公的政治團體。他輔政之初，大臣議事的殿中曾發生怪異現象，眾大臣都很驚疑，他為了防止意外變故，把掌管皇帝印璽的郎官召來，要郎官交出印璽，避免有人盜用它變亂朝政。但是這位執掌印璽的郎官卻不願把印璽交給他。當霍光想要奪取印璽時，這位郎官頓時憤怒，按著劍柄說，我的頭可得，印璽不能交出去！這樣忠於職守，捨生忘死的人，自然是國家需要的人材，因此，霍光很快給他增加了俸秩。他在平定上官桀等人政變後所用的丞相田千秋、太僕杜延年、右將軍張安世等人，都是昭、宣之際頗有治略的人材，正是由於能夠知人善任，團結了一大批政治素質較高的人物，才使他的各項措施得以順利推行。霍光也十分注意自身的政治修養，注意以儒學經術約束自己。他的一舉一動，都有一定規矩，都要合於禮法。這些從他廢除劉賀的奏章中也可以看出。他在奏章中列舉的劉賀的劣跡，多數屬於不遵禮法，不守古訓的事情。他重視賢良、文學的作用，從思想意識上來說，也是受到了儒家思想的影響的。同歷史上任何有作為的政治家一樣，霍光也受到時代和歷史的局限，擺脫不了光宗耀祖思想的束縛，也擺脫不了身為將相，子弟封侯的腐朽傳統。在他在位時，他的宗族、子弟都已是高官顯貴，霍氏勢力亦已「黨親連體，根據於朝廷」，而他的宗族又多不奉公守法，為霍氏家族留下了禍根。
⑦ 歷史上著名的秘書有誰
姜尚，文種，商鞅，管仲，張良，諸葛亮，長孫無忌
⑧ 古代傑出的秘書幕僚有誰
中國古代秘書職官的稱謂多達60餘種。在日趨復雜的國家管理活動中,古代秘書職官逐漸內趨向多層次容,但職能始終較為單一。除極少數(如唐朝的中書侍郎和清代的軍機大臣)可以「參議邦國之庶務、朝廷之大政」外,絕大多數秘書職官都是圍繞國家的文書典籍來運轉,成為國家機器的重要輔助工具。
在秘書職官系列之外,另有一類「秘書」名稱—幕僚,也稱為幕賓、幕客、幕友、西賓和師爺。
⑨ 求古今中外有名的秘書及相關資料
國內的
1、姜尚（？—公元前1021年），字子牙，號太公望，是我國周初著名軍事家。因其先祖佐禹治水有功被封於呂（今南陽宛縣西），故從其封姓，也稱呂尚，一呂望。新鄉市衛輝太公泉鄉人。
姜尚青年時期，家境窮困，曾在朝歌（今河南淇縣）屠牛賣肉，後又到孟津（今河南孟州市）司廚賣飯，他還在商朝做過官，因感商紂王昏殘無道，辭官而去。游說諸候，無所遇，遂隱居下來。《孟子》曰：「太公避紂（亂），居於東海之濱。」後來，姜尚聽說周文王（西伯）在西歧崇賢尚老，就千里跋涉，遷徒陝西。這時的姜尚已是古稀之年，但他音識曲籍，見聞廣博，胸懷治國之道，心藏用兵之術，興世強國之心不衰。相傳，姜尚到陝西後，垂釣於渭濱，周文王出獵相遇，兩人一見如故，話語投機，周文王聽了姜尚侃侃而談治國安邦之策，贊賞不已，遂同載而歸，說：「吾太公望子久矣。」尊號「太公望」，並立為掌管軍事的「太師」。公元前1066年（一說1027年），武王以姜尚為國師，率部伐紂，由孟津渡河，大戰於牧野（今新鄉市郊），紂軍紛紛倒戈，紂王見人勢已去，逃回朝歌城中，登鹿台自焚。姜尚輔佐武王滅商紂有功，封於齊，都營丘（今山東淄博）。為齊國始祖。有太公之稱，俗稱姜太公，亦稱「齊太公」。成王時，曾被授權自以討伐有罪之小國，齊國逐漸強大起來，成為周初大國。相傳作有兵書《六韜》。
太公卒後，歸葬於故里，後人在太公泉上修建了太公廟、太公祠，以示懷念。
2、張良(?—前186)，宇子房，西漢傑出的軍事謀略家，與蕭何、韓信同被稱為漢初三傑，被封留侯，謚文成侯。
秦滅韓時，張良尚有家僮三百人。他傾全部家財尋求刺客，企圖暗殺秦始皇，為韓報仇。後乘始皇東游之機，與客在博浪沙（今河南原陽東南）狙擊未遂。於是變更姓名，亡匿下邳（今江蘇睢寧西北），曾從圯上老人學《太公兵法》。
秦二世元年（前209）七月陳勝、吳廣起義後，張良聚眾響應。不久歸屬劉邦，此後成為劉邦的重要謀士。他協助劉邦制訂作戰方略，並在政治上、策略上提出許多重要建議。這些建議對劉邦奪取楚漢戰爭的勝利和建立西漢王朝起了重要作用。劉邦進據咸陽時，看到秦宮室帷帳、狗馬、重寶、婦女以千數，很想留居宮中；張良說剛入秦就想貪圖安樂，這是「助桀為虐」。劉邦聽了，立即還軍霸上，因此得到秦民的擁護。項羽進入關中後，劉、項之間關系緊張，大有一觸即發之勢。張良勸劉邦在鴻門宴上卑辭言和，保存實力，並疏通項羽的叔父項伯，使劉邦得以脫身。漢二年（前205），劉邦在彭城一戰中遭到慘敗，張良又建議劉邦爭取英布、彭越和韓信起兵反楚，從而奠定了日後對項羽實行戰略包圍的基礎。
楚漢相持於滎陽、成皋時，劉邦為了擺脫困境，曾一度想採納酈食其的建議，復立六國之後，以牽制項羽。張良力陳其弊。劉邦頓時改變主意，這對楚漢戰爭以及此後的形勢有重大影響。劉邦即帝位後，封張良為留侯。他勸說劉邦封舊有怨隙的雍齒，以安撫功臣的不滿情緒；力主建都關中，擁立劉盈為太子等。這些建議有助於調整統治階級內部的關系，穩定封建統治秩序。惠帝六年病卒。謚號文成侯。
3、管仲（ ?-公元前645年）名夷吾，又名敬仲，字仲，春秋時期齊國著名的政治家，潁上(今安徽潁上)人。管仲少時喪父，老母在堂，生活貧苦，不得不過早地挑起家庭重擔，為維持生計，與鮑叔牙合夥經商後從軍，到齊國，幾經曲折，經鮑叔牙力薦，為齊國上卿（即丞相），被稱為「春秋第一相」，輔佐齊桓公成為春秋時期的第一霸主。
管仲注重經濟，反對空談主義，主張改革以富國強兵，他說：「國多財則遠者來，地辟舉則民留處，倉稟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齊桓公尊管仲為「仲父」，授權讓他主持一系列政治和經濟改革：在全國劃分政區，組織軍事編制，設官吏管理；建立選拔人才制度，士經三審選，可為「上卿之贊」（助理）；按土地分等征稅，禁止貴族掠奪私產；發展鹽鐵業，鑄造貨幣，調劑物價。管仲改革的實質，是廢除奴隸制，向封建制過渡。管仲改革成效顯著，齊國由此國力大振。對外，管仲提出「尊王攘夷」，聯合北方鄰國，抵抗山戎族南侵。這一外交戰略也獲得成功。後來孔子感嘆說：「假如沒有管仲，我也要穿異族服裝了」。
管仲之所以能相齊成霸，是與鮑叔牙的知才善薦分不開的。管仲晚年曾感動地說：「我與鮑叔牙經商而多取財利，他不認為我貪心；同鮑叔牙謀事，我把事情辦糟了，他不認為我愚蠢；我三次從陣地上逃跑，他不認為我膽小怕死；我做官被驅逐，他不認為我不肖；我輔佐公子糾敗而被囚忍辱，他不認為我不知羞恥……。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
管仲的著作，收入《國語·齊語》和《漢書·藝文志》。《管子》共24卷，85篇，今存76篇，內容極豐，包含道、名、法等家的思想以及天文、輿地、經濟和農業等方面的知識，其中《輕重》等篇，是古代典籍中不多見的經濟文作，對生產、分配、交易、消費、財政、等均有論述，是研究我國先秦農業和經濟的珍貴資料。
4、魏徵（公元580－公元643）字玄成，巨鹿（今河北巨鹿）人，從小喪失父母，家境貧寒，但喜愛讀書，不理家業，曾出家當過道士。隋大業末年，魏徵被隋武陽郡（治所在今河北大名東北）丞元寶藏任為書記。元寶藏舉郡歸降李密後，他又被李密任為元帥府文學參軍，專掌文書卷宗。
唐高祖武德元年（618），李密失敗後，魏徵隨其入關降唐，但久不見用。次年，魏徵自請安撫河北，詔准後，乘驛馳至黎陽（今河南浚縣），勸嵛李密的黎陽守將徐世績歸降唐朝。不久，竇建德攻佔黎陽，魏徵被俘。竇建德失敗後，魏徵又回到長安，被太子李建成引用為東宮僚屬。魏徵看到太子與秦王李世民的沖突日益加深，多次勸建成要先發制人，及早動手。
玄武門之變以後，李世民由於早就器重他的膽識才能，非但沒有怪罪於他，而且還把他任為諫官之職，並經常引入內廷，詢問政事得失。魏徵喜逢知己之主，竭誠輔佐，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加之性格耿直，往往據理抗爭，從不委曲求全。有一次，唐太宗曾向魏徵問道：「何謂明君、暗君？」魏徵回答說：「君之所以明者，兼聽也，君之所以暗者，偏信也。以前秦二世居住深宮，不見大臣，只是偏信宦官趙高，直到天下大亂以後，自己還被蒙在鼓裡；隋煬帝偏信虞世基，天下郡縣多已失守，自己也不得而知。」太宗對這番話深表贊同。
貞觀元年（627），魏徵被升任尚書左丞。這時，有人奏告他私自提拔親戚作官，唐太宗立即派御史大夫溫彥博調查此事。結果，查無證據，純屬誣告。但唐太宗仍派人轉告魏徵說：「今後要遠避嫌疑，不要再惹出這樣的麻煩。」魏徵當即面奏說：「我聽說君臣之間，相互協助，義同一體。如果不講秉公辦事，只講遠避嫌疑，那麼國家興亡，或未可知。」並請求太宗要使自己作良臣而不要作忠臣。太宗詢問忠臣和良臣有何區別，魏徵答道：「使自己身獲美名，使君主成為明君，子孫相繼，福祿無疆，是為良臣；使自己身受殺戮，使君主淪為暴君，家國並喪，空有其名，是為忠臣。以此而言，二者相去甚遠。」太宗點頭稱是。
貞觀二年（628），魏徵被授秘書監，並參掌朝政。不久，長孫皇後聽說一位姓鄭的官員有一位年僅十六七歲的女兒，才貌出眾，京城之內，絕無僅有。便告訴了太宗，請求將其納入宮中，備為嬪妃。太宗便下詔將這一女子聘為妃子。魏徵聽說這位女子已經許配陸家，便立即入宮進諫：「陛下為人父母，撫愛百姓，當憂其所憂，樂其所樂。居住在宮室台榭之中，要想到百姓都有屋宇之安；吃著山珍海味，要想到百姓無飢寒之患；嬪妃滿院，要想到百姓有室家之歡。現在鄭民之女，早已許配陸家，陛下未加詳細查問，便將她納入宮中，如果傳聞出去，難道是為民父母的道理嗎？」太宗聽後大驚，當即深表內疚，並決定收回成命。但房玄齡等人卻認為鄭氏許人之事，子虛烏有，堅持詔令有效。陸家也派人遞上表章，聲明以前雖有資財往來，並無訂親之事。這時、唐太宗半信半疑，又召來魏徵詢問。魏徵直截了當地說：「陸家其所以否認此事，是害怕陛下以後藉此加害於他。其中緣故十分清楚。不足為怪。」太宗這才恍然大悟，便堅決地收回了詔令。
由於魏徵能夠犯顏直諫，即使太宗在大怒之際，他也敢面折廷爭，從不退讓，所以，唐太宗有時對他也會產生敬畏之心。有一次，唐太宗想要去秦嶺山中打獵取樂，行裝都已准備妥當，但卻遲遲未能成行。後來，魏徵問及此事，太宗笑著答道：「當初確有這個想法，但害怕你又要直言進諫，所以很快又打消了這個念頭。」還有一次太宗得到了一隻上好的鷂鷹，把它放在自己的肩膀上，很是得意。但當他看見魏徵遠遠地向他走來時，便趕緊把鳥藏在懷中。魏徵故意奏事很久，致使鷂子悶死在懷中。
貞觀六年，群臣都請求太宗去泰山封禪。藉以炫耀功德和國家富強，只有魏徵表示反對。唐太宗覺得奇怪，便向魏徵問道：「你不主張進行封禪，是不是認為我的功勞不高、德行不尊、中國未安、四夷末服、年穀未豐、祥瑞末至嗎？」魏徵回答說：「陛下雖有以上六德，但自從隋末天下大亂以來，直到現在，戶口並未恢復，倉庫尚為空虛，而車駕東巡，千騎萬乘，耗費巨大，沿途百姓承受不了。況且陛下封禪，必然萬國咸集，遠夷君長也要扈從。而如今中原一帶，人煙稀少，灌木叢生，萬國使者和遠夷君長看到中國如此虛弱，豈不產生輕視之心？如果賞賜不周，就不會滿足這些遠人的慾望；免除賦役，也遠遠不能報償百姓的破費。如此僅圖虛名而受實害的事，陛下為甚麼要干呢？」不久，正逢中原數州暴發了洪水，封禪之事從此停止。
貞觀七年（633），魏徵代王珪為侍中。同年底，中牟縣丞皇甫德參向太宗上書說：「修建洛陽宮，勞弊百姓；收取地租，數量太多；婦女喜梳高髻，宮中所化。」太宗接書大怒，對宰相們說：「德參想讓國家不役一人，不收地租，富人無發，才符合他的心意。」想治皇甫德參誹謗之罪。魏徵諫道：「自古上書不偏激，不能觸動人主之心。所謂狂夫之言，聖人擇善而從。請陛下想想這個道理。」最後還強調說：「陛下最近不愛聽直言，雖勉強包涵，已不像從前那樣豁達自然。」唐太宗覺得魏徵說得入情入理，便轉怒為喜，不但沒有對皇甫德參治罪，還把他提升為監察御史。
貞觀十年（636），魏徵奉命主持編寫的《隋書》、《周書》、《梁書》、《陝書》、《齊書》（時稱五代史）等，歷時七年，至此完稿。其中《隋書》的序論、《梁書》、《陳書》和《齊書》的總論都是魏徵所撰，時稱良史。同年六月，魏徵因患眼疾，請求解除侍中之職。唐太宗雖將其任為特進這一散職，但仍讓其主管門下省事務，其俸祿、賞賜等一切待遇都與侍中完全相同。
貞觀十二年（638），魏徵看到唐太宗逐漸怠惰，懶於政事，追求奢靡，便奏上著名的《十漸不克終疏》，列舉了唐太宗執政初到當前為政態度的十個變化。他還向太宗上了「十思」，即「見可欲則思知足，將興繕則思知止，處高危則思謙降，臨滿盈則思挹損，遇逸樂則思撙節，在宴安則思後患，防擁蔽則思延納，疾讒邪則思正己，行爵賞則思因喜而僭，施刑罰則思因怒而濫」。
貞觀十六年（642），魏徵染病卧床，唐太宗所遣探視的中使道路相望。魏徵一生節儉，家無正寢，唐太宗立即下令把為自己修建小殿的材料，全部為魏徵營構大屋。不久，魏徵病逝家中。太宗親臨弔唁，痛哭失聲，並說：「夫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知得失。我常保此三鏡，以防己過。今魏徵殂逝，遂亡一鏡矣。」
留有《魏鄭公文集》與《魏鄭公詩集》，《全唐詩》錄存其詩一卷。
5、 霍光（?～公元前68年），字子孟，霍去病的異母兄弟，西漢（公元前206年～公元8年）中期的權臣。霍去病死後，他升為奉車都尉、光祿大夫。霍光做事持重，深得漢武帝賞識，在公元前87年病危時立八歲弗陵為太子時，漢武帝任命霍光為大司馬大將軍，與上官桀、桑弘羊等人輔佐少主。
霍光 職業生涯編輯本段漢昭帝劉弗陵即位後，霍光以大司馬大將軍領尚書事主持朝政，於公元前85年封博陸侯。他的女兒和上官桀的兒子上官安結婚。後來上官安的女兒通過蓋長公主的關系，進宮做了婕妤，後來立為皇後。上官安得以加封桑樂侯。上官桀為感謝蓋長公主，多次為公主親信求官，都被霍光拒絕。霍光以皇後外祖父的身份把持朝政，致使雙方矛盾日益緊張。桑弘羊在鹽鐵官營等事務方面和霍光意見相左。公元前80年，上官父子、桑弘羊、謀取帝位的燕王劉旦、蓋長公主共同密謀，企圖殺霍光，廢昭帝，立燕王為天子。最後事情敗露，上官父子、桑弘羊被族誅，燕王和蓋長公主自殺。此後，不但霍光權傾朝野，其兒子、女婿、弟弟也紛紛擔任要職，霍氏勢力達到高峰。
在輔佐昭帝期間，霍光繼續執行武帝末年的「與民休息」政策，經濟繼續發展，國內富足。同時也重新恢復了和匈奴的和親關系。這些措施對於穩定武帝後期以來動盪不安的局勢，恢復社會經濟起了重要作用。
公元前74年，昭帝病逝，因為他沒有兒子，霍光擁立武帝的孫子劉賀即位。但劉賀因為荒淫無道被廢，霍光又立武帝之孫劉詢，這就是漢宣帝。宣帝即位後，霍光繼續執掌朝政，並得到宣帝很多賞賜。在公元前68年，霍光病死。
霍光 個人榮譽編輯本段
霍光 個人影響編輯本段霍光死後，霍氏家族的權勢依然強盛。但後來霍光夫人毒殺宣帝許皇後的事被揭發，宣帝削奪霍家權力。霍家人謀劃廢宣帝立自家人。最後失敗，霍家多人自殺、被殺，霍氏家族勢力遭到毀滅性打擊。
霍光 人物評價編輯本段霍光秉持漢朝政權前後達20年，他忠於漢室，老成持重，而又果敢善斷，知人善任，實為具有深謀遠略的政治家。他擊敗上官桀等人發動的政變，廢劉賀，立漢宣帝，使漢室轉危為安，其政治膽略頗可與蕭何相比；他改變武帝末年急征暴斂、賦稅無度的政策，不斷調整階級關系，與民休息，使漢代的經濟出現了又一個發展時期，這也說明他以國家為重，以民生為重的治國思想。當然，不能否認，這些成就的取得，都與漢武帝所創立的業績分不開，如果沒有漢武帝時期奠定的基礎，霍光在政治經濟上都很難成功。但盡管如此，也不能否認他的才略和努力。霍光善干用人，在他的周圍形成了一個急於奉公的政治團體。他輔政之初，大臣議事的殿中曾發生怪異現象，眾大臣都很驚疑，他為了防止意外變故，把掌管皇帝印璽的郎官召來，要郎官交出印璽，避免有人盜用它變亂朝政。但是這位執掌印璽的郎官卻不願把印璽交給他。當霍光想要奪取印璽時，這位郎官頓時憤怒，按著劍柄說，我的頭可得，印璽不能交出去！這樣忠於職守，捨生忘死的人，自然是國家需要的人材，因此，霍光很快給他增加了俸秩。他在平定上官桀等人政變後所用的丞相田千秋、太僕杜延年、右將軍張安世等人，都是昭、宣之際頗有治略的人材，正是由於能夠知人善任，團結了一大批政治素質較高的人物，才使他的各項措施得以順利推行。霍光也十分注意自身的政治修養，注意以儒學經術約束自己。他的一舉一動，都有一定規矩，都要合於禮法。這些從他廢除劉賀的奏章中也可以看出。他在奏章中列舉的劉賀的劣跡，多數屬於不遵禮法，不守古訓的事情。他重視賢良、文學的作用，從思想意識上來說，也是受到了儒家思想的影響的。同歷史上任何有作為的政治家一樣，霍光也受到時代和歷史的局限，擺脫不了光宗耀祖思想的束縛，也擺脫不了身為將相，子弟封侯的腐朽傳統。在他在位時，他的宗族、子弟都已是高官顯貴，霍氏勢力亦已「黨親連體，根據於朝廷」，而他的宗族又多不奉公守法，為霍氏家族留下了禍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