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沒有走出歷史的怪圈

Ⅰ 中國能走出「怪圈」嗎

這個不是怪圈，而是中國足球綜合實力的體現，什麼時候中國足球整體水平上去了自然就不專用擔心平就能出現屬的可能了，還有就算強隊也沒有說一場比賽肯定贏的可能，就像老話說的話，足球是圓的，什麼事情多可能發生，就算巴西對也有輸球的時候，但願中國隊越來越好吧，雖然中國隊一次又一次的輸球，一次又一次的讓我們失望，又招惹來不少的罵聲，但其實我們心裡還是很熱愛我們的足球隊的，就想熱愛我們的國家一樣，中國必勝，中國隊雄起！！！

Ⅱ 中國歷史為什麼就走不出這個怪圈

1945年，黃炎培先生在延安問到，中共能不能跳出「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專忽焉」的歷史周期律。屬
毛'澤東回答：「我們能跳出這周期律。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鬆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

Ⅲ 中國跳不出歷史的怪圈，是因為人性貪婪嘛

頂級問題。

回答過了，不知道是否同一位提問者，再重復一遍吧。
不是朝代在跳，內而是朝代不過是容怪圈裡面的一部分，怎麼能跳出來呢？真跳了出來，就不叫作怪圈啦！是不是？
就是說，如果中國神州就是怪圈的話，裡面的，挑不出來的。這可不是《圍城》，那是個人可以跳進去跳出來的城。

Ⅳ 中國歷史走不出的怪圈是什麼，為什麼

只要社會中存在利益爭端，歷史的車輪就會不斷循環下去，也就走不出所謂的怪圈。

Ⅳ 中國靠什麼走出王朝更迭的歷史怪圈

夏商與西周東周分兩段春秋和戰國一統秦兩漢三分魏蜀吳二晉前後延南北朝並列隋唐五代傳宋元明清後皇朝至此完跟我們小時候背的一樣!

Ⅵ 簡述中國歷史怪圈的形成,原因和過程

中國古代的王朝循環曾引起很多人的研究興趣，為什麼自秦漢以後，中國歷史便輪回往
返，一次次治亂反復而幾無窮已？史家的解釋是多種多樣的，有人說來源於中國的大一
統文化傳統、文化上缺乏彈性；有人說是因為外族的武力威脅，「游牧民—定居者」的
生存競爭一次次使中國王朝死而復生、生而復死；有人說這乃肇於中國傳統的等級制統
治模式，統治者和被統治者之間的經常性沖突使每一代王朝都不可能長治久安。無疑，
所有的說法都有其道理，都能解釋部分甚至很多事實，但本文則側重於經濟角度，從經
濟層面看，王朝的循環又該如何解釋？本文想要強調的是：每一王朝在其後期形成的強
大既得利益階層給國家稅收帶來的巨額損失，在掏空了國家的公共財政的同時也摧毀了
王朝的統治大廈。這一既得利益階層與國家公共財政之間的緊張，是傳統中國社會的基
本問題，其影響極其深遠。

1、自耕農遞減律與公共財政的短缺循環

從經濟上來找原因，美國歷史學家斯塔夫里阿諾斯的理解尤其值得注意，他認為中
國古代王朝循環、帝國走不出由盛到衰周期律的根本原因，乃在於經濟管理的循環，
「每個王朝在它建立約 100年後都開始面臨財政上的種種困難」（斯塔夫里阿諾斯，
P294），而公共財政的崩潰，又直接導致帝國的滅亡。

歷史在歷史學家的筆下，是輕滑而明快的，一兩句提綱契領、富於概括的話語，就
把一個又一個王朝的興衰成敗，盡數羅入了其中。但歷史作為一種過程，卻絕沒有這般
從容平淡，歡樂和幸福是怎麼產生的，悲傷和苦痛又是如何生長的，牽涉到具體而微的
人和事，一切過往煙雲都將浸透著迷茫和不確定，尤其對於今天站在與往日不同時間維
度觀察著歷史的人，聯系古與今、中與外，我們因觀察歷史所引出的聯想，就特別地有
一些不輕松。帝國的循環究竟是怎樣發生的？歷史如何詭譎地而不動聲色地將前朝後世
一起串聯？而過去又能給未來提供什麼樣的可能性？我們應該好好對歷史發問。

王朝的循環、帝國的衰落，一般而言是一種綜合性的結果，政治、經濟、文化等等
全面凋零，統治秩序就將難以為繼。但任何文明畢竟都是建築在物質上，王朝的循環因
此如斯塔夫里阿諾斯所說，顯著表現為一種經濟過程。但這種經濟過程又和一種文明的
政治、文化和社會過程密切聯系在一起的，相互之間互為因果，經濟過程里有社會政治
機理作用的存在，而隨社會政治機理生發的某種經濟過程，反過來又會強化某種政治機
理，並產生某種社會結果。

還是從公共財政的匱乏說起，這是每個王朝到其晚期之後的必發之症。而公共財政
為什麼會發生短缺？把自然的因素排除在外，我們先來看一看因人為因素所造成的一些
景象。檢索一下歷代王朝在其晚期經濟上所出現的征侯，不難發現，以下幾點是共通的
：

稅收大量短缺。每個王朝在其建立之初，都曾有過一段時間的安寧和繁榮，如漢朝
有「文景之治」「光武中興」，唐朝有「貞觀之治」「開元盛世」，清朝有「康乾盛
世」，宋明兩代也曾有過休養生息、政治清明、國家財政充裕、人民生活安康的和諧局
面。但好景不般都不長久，每一朝代在前幾任皇帝之後，由於缺乏有效的貨幣制度和商
業法律，稅收無論是提取量還是在其現有制度維護上，都開始遇到許多困難，以至到王
朝後期，都面臨開支超過稅收的困難局面。

自耕農劇減。中國歷代王朝更換的基本動力，是農民起義。農民起義所呼喚的平均
地權思想，對每一代王朝都有震撼力，也因為此，每一代王朝在建制伊始，都通過打倒
原有大地產擁有者、重新分配土地，使「耕者有其田」，土地基本能夠按照人口來平
均。平均土地的結果，是在國家形成自耕農階層，這一階層占據著農民的大多數。然
而，這同樣是暫時的，隨著休養生息階段的過去，賦稅增加，自耕農逐漸承擔不起生存
的壓力，不得不將自己的土地讓給大地主，而自己則淪為佃農。這一過程通常時間都不
長，到帝國後期，慢慢就形成佃農和農奴占據著農民的多數、而自耕農逐漸淪為少數的
境地。

土地嚴重集中。平均地權只是每一王朝初始時的景觀，由於缺乏相應的商業和貨幣
體系作支撐和法律的制度性約束，帝國的財富總是按照馬太律窮者越窮、富者越富，而
在農業社會中，財富的主要標志就是土地佔有量，那些與政治權力相勾結的大地主，在
經歷幾代皇帝之後，一般很快就通過對自耕農的高利貨盤剝而積累起大量的地產，相
反，自耕農階層在日益加重的徭役賦稅和無法償還的高利貨的雙重壓迫下，逐漸失去自
己的土地主權而成為大地主的附庸，乃至到帝國後期，國家的大部分土地是被占人口絕
對少數的土地主所瓜分。

以上三點實際上是遞近關聯的，土地集中必然造成自耕農減少，而自耕農減少必然
導致稅收不暢和公共財政匱乏。在三者之間尤其值得關注的是自耕農的減少，翻一翻二
千年帝制史，不難發現，自耕農遞減業已成為伴隨歷代王朝由盛轉衰過程的鐵律。自耕
農遞減為什麼必然導致王朝的稅收財政短缺？這與傳統中國是農業社會的經濟現實有
關。農業社會政府和人民的主要經濟來源，只能是土地，而農業社會的人口多數，則為
農民。正常情況下，王朝的稅收是由農民所負擔，假如土地不曾集中、自耕農占據農民
的主要，帝國的稅收一般不會發生大的短缺，特別是在政府實行人頭稅制度的情況下，
國家通常能夠保持收支平衡。但這其實往往只是「理想類型」，由於沒有實現「數目字
管理」，帝國的稅收一方面不通暢、難以保證所有的稅收都能落實，另一方面也難以對
與政治權力有糾葛的土地權貴進行管理，尤其是自耕農不堪遙役重負、喪失地權、土地
集中時，散布各地、自給自足、各成整體的農業經濟，在大地主的庇護下，經常會使政
府的稅收制度失靈，即使採用按土地田畝征稅的方式（如唐朝的「均田制」一度所做的
那樣），亦無法阻擋這種趨勢。

在傳統中國社會，自耕農在人口中的比重大小，事實上已成為衡量社會經濟生活運
轉是否良好的一個試金石。但自耕農遞減律卻毫不例外地貫徹了每一王朝的盛衰成敗，
原因在哪裡呢？這當然與傳統中國社會農業經濟的單一化（缺乏商業和市場機制）密切
關聯，也與政治體制缺乏彈性有關。應當說並不是每一代君王都昏聵無能，相反我們發
現，不少最高統治者都看到了存在於中國社會中的基本問題，而且歷代王朝都有皇帝曾
致力於予以解決，但囿於農業社會的政治經濟現實，所有的努力最終都毫不例外歸於了
失敗。與自耕農遞減速律和公共財政短缺循環相對應，我們在統治者身上也觀察到一種
國家治理模式的循環，那就是每一代王朝在其開始時都曾花大力氣著手舒解土地問題，
力圖土地平均，防止土地集中，大力保持自耕農在人口結構中的主體位置。最為顯眼的
是明太祖朱元璋，明帝國的大廈剛剛建起，如後來的毛澤東大打「地、富、反、壞、
右」一樣，洪武皇帝即「連興大獄，打擊官僚、縉紳、地方等高級人士，從朝廷內的高
級官員直到民間的殷實富戶，株連極廣。據有的歷史學家估計，因之喪生者有逾十萬。
沒收了案犯的家產並把其中的土地重新分配，加上建國以來大批的移民屯田開荒，就使
全國成了一個以自耕農為基礎的農業社會。」（黃仁宇，P150）不僅如此，為防止當時
全國仍保有700畝以上地產的14341戶地主家產不致無限擴大，朱元璋則給他們加之以很
多額外的服役義務，「這種服役名目繁多，而且按累進稅的原則分派，即家室愈是殷
富，其負擔也愈是繁重。比如各地驛站所需的馬匹、船轎和飲食，完全出自大戶供給，
一年中的供應量又沒有限額，旅行的官員越多，他們的負擔也越重。」（黃仁宇，
151）也因為這樣的土地政策，每一代王朝在其初始，自耕農都占據著全國人口的大多
數，帝國的稅收也因為人口和土地的增長而有一時的充實。

盡管幾乎每一代王朝在其開始都曾對土地平均和保持自耕農數目作出過努力，但後
來的結果，卻仍然是土地集中、自耕農銳減速、公共財政缺失，如此不斷循環。這正是
制度學派經濟學家張五常所說的「三種社會體制」中的按社會等級排序的社會所表現出
來的典型特徵，政治經濟體制的缺乏開放性，使一種表面上看起來有利於國有利於民的
經濟政策，也維持不能長久。仍以明朝為例，雖然明太祖朱元璋一時落實了土地問題，
但後來情況又如何呢，仍不可避免落入了歷史的循環。所以盡管在明帝國岌岌可危時出
了一個大清官海瑞，但黃仁宇卻非常精當地指出來了：海瑞想恢復先祖遺訓的努力命中
註定是一個悲劇，他所不能領會的是，帝國的這一套經濟政治系統從其發端就有問題。
明初之時的土地政策之所以能夠維持，完全是靠洪武皇帝的個人魅力，而魅力的喪失也
將意味這種經濟安排的失效。但第一代皇帝朱元璋去世後，你叫後世的皇帝們到哪裡去
尋找類於開國皇帝的權威呢？他們的權力只是來自傳統，而傳統型統治理所當然意味著
對往日時事的臣服，其中包括對制定和解釋這些傳統的具體的人的臣服。皇帝的威權因
此已不具有絕對性，先王的老臣、現世的官僚集團，都有可能對上發難。當後世皇帝們
的統治合法性大為減弱的時候，維系在魅力型統治上的經濟安排，因此再無繼續有效維
護的可能。

在一個以土地為主要經濟來源的封閉性農業社會，國家的安寧和穩定密切依賴於土
地平均，只有這樣才能維持一支強大的自耕農隊伍，國家的稅收才能有所依靠。但等級
制的政治體制（這是農業社會的悖論：要維持一個龐大帝國的統治，只能採用等級制）
又註定不能將平均地權的經濟安排貫徹始終。在稅收銳減、國家公共財政空虛的情況下
帝國將面臨什麼樣的結局？歷史學家早有有結論：維系著帝國統治的兩大力量——官僚
體系和軍隊，將因為缺乏財政上的支撐而無法維持，帝國因此首先從自身體制上瓦解；
而內部不堪忍受剝削的農民在則也聯合起來，為自身生存而舉起義旗，這時往往又有外
族趁王朝內部的動亂而以武力來犯。在內憂外患夾擊下，帝國只好分崩離析。

2、另一種私有化，另一種結局

自耕農數目下降導致每一王朝在其後期都面臨財政上的困難，但公共財政的匱缺並
不表示國家財富總量的減少，相反我們倒還可以發現出另外的事實，比如唐朝，雖然其
統治者並未象明朝一樣嚴格地平均地權，而是在不剝奪大家族所佔土地的現狀下，通過
其他途徑開辟新土地並贈予自由農民，這種「均田制」措施曾一度中止了半封建的大地
產的增長，同時增加了國家稅收，也加強了唐初時的統治。但每一王朝在其建立上百年
後都無可倖免支大於收、財政上捉襟見肘，即使在國家財富總量增加的情況下也是如
此。是誰使得自耕農銳減並掏空了帝國的公共財政？

問題出在歷代王朝的土地私有上。

我們一直習慣於認為，中國社會向來不存在私有制問題，上下五千年，各個朝代都
在壓制著私有化。如果說這是與近現代西歐明確產權制度的一種對照，也不能說這種說
法全無道理，與受法律保護權利和稅收義務制約的私有產權制度，在中國從未有效生
長。但若以「全豹」來否決「一斑」、認為中國社會只有政府對經濟資源的無度控制而
無私人對財產的大量佔有，這卻與歷史曾有過的現實不符。中國古代大地主和豪強的土
地兼並，事實上也是製造了一種土地上的私有。雖然這種私有並沒有近現代意義上的嚴
格法律保障，但土地擁有者的地契和通過與統治者共謀而獲得的政治權力，一般都使土
地私有的狀況能夠保持下去，避免政治權力的侵擾。但中國以往社會存在的問題，也正
在這里。土地在大地主和豪強那裡的集中並且私有，若有健全的財政稅收制度保證擁有
大地產者亦交納相應的稅銀，則土地私有尚不致對國家和社會造成大的危害，然而，傳
統中國社會政治制度的不合理所在，正是產權擁有者所亨權利與應盡義務的極端不平
衡，一方面，帝國的統治不是建立在技術上，類於黃仁宇先生所說的「高層機構」和
「低層機構」，向為中國社會所缺乏，帝國的稅收因此只能大而化之，無法精確定量，
這使大地產擁有者有了逃稅的可乘之機；另一方面，更為重要的是，大地產擁有者一般
都是特權的享有者，傳統中國社會的統治，本身就建築於官僚階級與地方鄉紳豪強的合
作，大地主利用其對政府的影響力，可以有效免去大量本來要交的稅務。套用現代一點
的話來說，傳統中國社會里的大地產擁有者作為既得利益階層，才真正亨有著「輕瑤薄
賦」，這種財產佔有權與應盡義務的分離，導致了公共財政的匱乏，也成為中國歷史王
朝興衰榮落的基本成因。

土地事實上的私有，必然的結果，是政治權力施用於土地佔有，進一步加強土地私
有的強度。在土地作為社會的主要財富的背景下，政治資源的施用所能謀取的經濟利
益，最多最頻繁的當然只會是土地。土地的集中造就一批既得利益階層，這個階層的慣
常模式，就是官僚+地產。它與傳統中國社會的家庭和家族觀念有很大關聯。隋唐以後
所實行的科舉制度，表面上看是在中國社會創造了「機會均等」，為貧家子弟進入士紳
階層打開了方便之門，實則不然，一句「三代出一個貴族」的習語道破了科舉入仕的秘
密：沒有足夠的財力作為多年學習和准備的根基，甭提參加科舉考試、就是讀書向學的
可能性也不會存在。所以能夠中舉的，大多必有家庭和家族的財力在背後作著支撐，而
中舉入弟，政治權力則自然向經濟權力的方向迴流，為家庭和家族的財富與地位躍升提
供便利。官僚和地產因此這樣結合在一起。這雖然沒有囊括政治權力和經濟利益相勾結
的所有類型，但卻最明顯、明通俗、最普遍的一類，各朝情況都大略如此。仍以明朝為
例，明朝的官員退休以後，告老還張即成為鄉紳，但按政府規定，仍享有著與在位時相
近的各種政治經濟優待（在這方面我們又一次感受到歷史與現實的驚人相似），這本身
就意味著他們在佔有社會財富上比之一般人站在了更高的位勢，還不僅如此，他們還以
鄉誼、年誼、姻誼等等作為紐帶，與其他直接和不直接掌握政治權力的權貴者保持著千
絲萬縷聯系，因是之故，將既得政治資源轉化為經濟資源，對他們來說就極其自然和順
當，比如曾作過文淵閣大學士的徐階，退休回南直隸之後，家庭成員多達幾千，通過放
高利貸等各種手段所佔有的地產，據說便有40萬畝。（黃仁宇，P146）權和錢自古相
通。明朝的官員通過截留「火耗」，收取「常例」，一般都能積累起一定的資產，這些
資產或可直接用來購買土地，或可通過放高利貸豪奪土地。官員有位在職時積累金錢財
富，退休後將金錢轉化為土地成為土地貴族，之如此類在各朝各代皆為常識。一代王朝
開國時打倒一批鄉紳豪強，但「野火吹不盡，春風吹又生」，經過新一輪政治權力的重
構，經濟資源在王朝建立幾十年後亦將重新依舊安排。明朝到萬曆年間，一個新的土地
貴族便早就已產生了，「當年送達御前以備乙覽的14000多家富戶，已經為新的富戶所
代替。這些新興的富戶，絕大多數屬於官僚、士紳或在學生員而得以享受『優免』，不
再承擔『役』的責任。政府中的吏員，也越來越多地獲得了上下其手的機會。因為全國
的現金和實物不是總收集發，財政制度無從以嚴密的會計制度加以考察，從罅隙中漏出
來的錢物就落於這些人的手裡。」（黃仁於P153）

類似的現象和過程，在各代都能發現。再如唐朝，唐朝開國時實行「均田制」，但
實際上一開始的「均田」就不徹底，對前朝形成的擁有巨大的、自給自足的、免稅的地
方家族大地產，並沒有予以剝奪，而是開辟其他途徑如開墾戰爭期間被荒廢的土地的方
式公給農民以土地，而且國家稅收是由廣大小農所承擔，擁有政治權力的大地主則不需
要交稅。最後一個王朝清朝更是如此，「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即是一個生動的寫
照。

至此我們看到，在歷代王朝後期，圍繞賦稅全體臣民實際上分成了兩類：一類是掌
握政治經濟權力的既得利益者，即土地貴族，他們不必交稅或少交稅，並且通過高利貸
等方式對農民進行盤剝；另一類是農民（自耕農、佃農、農奴），他們在承擔政府的稅
務的同時，還承受著土地貴族的剝削。貧和富的這樣分野，已經告訴人們帝國的財富究
竟流入了何處，並且社會到底經歷了什麼樣的分化。這種分化實際上提示了階級分析在
傳統中國社會的現實針對性。人口居於少數的既得利益者和人口居於絕對多數的受剝削
者的存在，又會產生何種社會後果？

經濟問題歸根到底是利益問題。利益問題主要又在於兩方面：一是生產，即財富的
創造；一是分配，即財富的使用。這兩方面相互支配，其中之一發生故障，都會對另一
者產生負面影響，而且常常會產生一定的社會後果。排他性既得利益階層的出現、利益
分配上的不公（不等於不平均），恰恰是引發社會危機的導火索，當然，如果此時在財
富的生產上有所突破，盡管分配不公、但即使是貧弱者亦能享有一湯羹時，就如唐朝一
度所做的那樣，社會危機也許也有一時緩解的可能。但在一定的時間內，土地資源畢竟
是有限度的，一方的多得必然要以另一方的多失作為前提。而從遙遠的古代至20世紀上
半葉，傳統中國社會的絕大部分經濟和財政來源，都來自土地，一般小民的經濟來源，
也非常單一，失去了土地就只能依附於人，再無其他獲取生活資料的機會。貧和富的對
立因此並不僅僅表現為財富佔有量多寡的對立，而更多表現為謀取財富機會有無的對
立，單純的貧富不均在一般情況下還並不是最緊要的問題，但在貧富不均的同時假如致
富的機會亦不均等，弱勢都實際上已被逼入了無路可走、無希望可覓的艱難境地，起可
反抗「為富不仁」便順其自然。傳統中國社會也因之呈現出動亂循環。

Ⅶ 怎麼理解黑格爾認為中國「本質上沒有歷史

所以，有人說中國古自先秦以後，幾乎沒有獨立知識分子了。

因此中國歷史中一直未能出現象希臘的城邦制和古羅馬的共和制那樣相對分權的公民社會，也沒有歐洲那樣的文藝復興和工業革命，只有如黑格爾說的：「君主覆滅一再反復」。

直至黑格爾逝世九年後（1840年）的中英鴉片戰爭中，英國的炮艦敲開中國大門，國人才能接收到域外的共和思想，又經幾十年斗爭，終於在1911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跟上了世界潮流，走上曲折艱難的共和之路。

相關鏈接：

黑格爾為什認為孔子及儒家思想，只有道德常識，沒有「思辨哲學」

為什麼國人很難理解黑格爾的哲學？

眾人對黑格爾「存在即合理」的誤解

Ⅷ 為什麼要要讓中國歷史走出一治一亂的怪圈

其實就是《三國演義》里說的，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這些原因不只是中國在版外國也是很多的，建立在權家天下的統治下，制度和矛盾就是這樣一點點崩壞的！所謂的3百年一個劫，我認識是個歷史的巧合和一個必然，在世襲統治下一個合理的制度開始到崩壞有時候就是這樣的一個周期！當然現在不是世襲繼承了，改為隔代繼承了！但是道理是一樣的！還有歷史也有個輪回現象的，就像明朝和共和國一樣，60年的開國歷史基本上也是如出一轍的！

Ⅸ 中國朝代為啥跳不出歷史的怪圈

因為中國古代的朝代都沒有辦法解決土地兼並的問題，朝代剛剛成立之初，內你以為經過戰亂容人口稀少，平民也能獲得足以養活家小的土地。但隨著朝代的發展，人口逐漸增多，土地兼並越發嚴重，普通老百姓手中沒有了土地，自然就要造反，不然就活不下去了。然後經過一番戰亂人口再次減少，新建立的朝代又可以向平民百姓均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