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子兵法中國歷史

A. 《孫子兵法》在我國歷史上占據什麼地位

《孫子兵法》是我國漢族古典軍事文化遺產中的璀璨瑰寶，是我國優秀文化傳統的重要組成部分。《孫子兵法》也是世界上第一部軍事著作，歷來備受推崇，被譽為「兵學盛典」和「古代第一兵書」。

B. 解密：中國古代研究孫子兵法經歷了什麼歷史時期

中國孫子兵法研究史大致可分成7個時期。
(一)孕育產生時期——遠古至春秋
學界一般認為，《孫子兵法》產生於我國春秋末期;亦有認為成書於戰國或更後者。關於此書的作者，多認為系孫武親著，又經後人校理。對於孫武的生活時代，學術界也有不同觀點，一般認其為春秋末期人，大約與孔子同時。
《孫子兵法》在產生以前，應經歷了一個較長時期的孕育過程。其產生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擇其要者，應有以下幾點：中國遠古以來，特別是春秋時期頻繁、激烈、多樣的戰爭是《孫子兵法》產生的源泉;此前已有的兵學理論成果，如《軍志》、《軍政》、古《司馬法》、令典等，是《孫子兵法》躍上兵學峰顛的階石;春秋時期的社會思潮，特別是關於「道」、「仁」、「陰陽」、「保民」等的理論，是《孫子兵法》形成的文化因素;崇武尚智的齊文化是培育《孫子兵法》這朵軍事理論奇葩的沃土。孫武個人的天賦與努力，則是《孫子兵法》產生的主觀因素。另外，漢族在先秦時期就已經形成的統體思維、辯證思維、象類思維等思維方式對《孫子兵法》理論體系的構築起了指導性作用。這是《孫子兵法》之所以產生於中國而不產生於外國，之所以產生於春秋而不產生於其他時期的主要原因。

(二)增益和早期校理時期——戰國至秦漢
《孫子兵法》十三篇於公元前512年在吳國問世後，並未迅速廣泛傳播開來，究其原因，大致有吳國王廷對「十三篇」秘而不宣，當時傳播媒介落後，社會上重禮輕詐觀會對此書的貶斥，其價值未被時人所發現等幾個方面。至戰國時，此書才開始廣泛傳播，出現了中國歷史上最早的「孫子熱」，所謂「藏孫、吳之書者，家有之」。之所以會出現這種狀況，《孫子兵法》自身以「出奇設伏」、「變詐」取勝為主要內容的軍事理論適應了當時軍事斗爭、政治斗爭、外交斗爭的需要，是其基本原因;而其後世子孫孫臏對《孫子兵法》卓有成效的宣傳和運用，則是其直接原因。值得注意的是，孫武後學在這一時期對「十三篇」做了大量解釋、闡發、增益的工作，銀雀山漢墓出土的《吳問》、《四變》、《黃帝伐赤帝》、《地形二》、《見吳王》等，均應是他們解釋、闡發、增益「十三篇」之作，而在被《漢書·藝文志》著錄的《吳孫子兵法八十二篇》之內。總之，在這一時期，《孫子兵法》在「十三篇」的基礎上有了較大的擴增。1996年西安「發現」的偽書《孫武兵法八十二篇》說，孫武先寫成「八十二篇」，後因其「天機陰殺」，就接受其兒子的建議，縮編成「十三篇」，乃是向壁虛構，是違反歷史事實的。
到了漢代，官方組織人力，對《孫子兵法》進行了三次較大規模的整理。一次是在漢高帝時，時間大致在高帝六年(前201年)至高帝十一年之間，由張良、韓信「序次」。第二次是在武帝時，由軍政揚仆「捃摭遺逸，紀奏兵錄」。第三次是在孝成帝時，由任宏「論次兵書」，將其分為「兵權謀」、「兵形勢」、「兵陰陽」、「兵技巧」四種，《孫子兵法》位在「兵權謀」之首。這三次整理對《孫子兵法》的定位、定型和流傳都具有重要意義。
(三)削繁和注釋時期——魏晉至隋唐
曹操《孫子略解序》中所批評的關於《孫子兵法》的「訓說況文煩富」，應包括《吳孫子兵法八十二篇》中「十三篇」之外的各篇在內。杜牧《注孫子序》中說：「武所著書，凡數十萬言，曹魏武帝削其繁剩，筆其精切，凡十三篇，成為一編，曹自為序，因註解之。」這里的「削」(刪除)其「繁剩」，應包括「十三篇」之外的六十九篇，「筆(校、注)其精切」，則是指的「十三篇」。曹操只注「十三篇」，稱《孫子略解》，因而使其得以廣泛流傳，甚余則因其「煩富」且「未得旨要」而陸續散佚。曹操《孫子略解》的問世，標志著《孫子兵法》真正進入了註解的時期。曹注重文字訓解，但他本人又是軍事家，更重實際運用，因此，其注理論性、實踐性兼備，對後世有重大影響。魏晉南北朝時期除了曹注孫子之外，還有東吳沈友撰《孫子兵法》、賈詡《鈔孫子兵法》，曹操、王凌集注《孫子兵法》、張子尚《孫武兵經》、《孟氏解說》等。其注文大都比較簡略，偏重文字訓詁，表現了《孫子兵法》早期註解時期的特點。
隋唐五代是《孫子兵法》注釋的高峰時期，這一時期註解《孫子兵法》之書主要有：隋代的《蕭吉注孫子》、唐代的《李筌注孫子》、《賈林注孫子》、杜佑《通典》中的訓解《孫子》、《杜牧注孫子》、《陳暤注孫子》、《孫鎬注孫子》、《孫燮集注孫子》、五代的《張昭制旨兵法》等。宋人輯的《十一家注孫子》中，唐人就佔了五家。除注家多外，這一時期的注孫子還具有另闢蹊徑、糾謬補缺、義詳例豐、整體把握等特點。較魏晉南北朝時已有較大進步。如李筌已注意從整體上把握孫子的思想，他依《遁甲》注《孫子》，成一家言;杜牧「其學能道春秋戰國時事，甚博而詳」，其注縱談橫論，廣征博引，多有新見。這一時期在運用《孫子兵法》指導實踐方面也卓有成效，人們注意總結新的經驗教訓，從而進一步豐富和發展了《孫子兵法》的軍事思想。《孫子兵法》在唐朝時傳入了日本，開始了在國外的傳播。(本文源自《孫子兵法研究史》)
(四)武經首位確立時期——宋代
宋朝自仁宗起，官方就重視兵學研究和整理，至神宗，詔令司業朱服、武學教授何去非校定《孫子兵法》等七書，號「武經七書」，以官方名義頒行，同時，重辦武學，以「七書」試士。至此，以《孫子兵法》為首的七部兵書，在一定意義上說，取得了與儒家經典同等重要的地位。此後各代率相尊奉，其武經之首的地位一直得到了官方的肯定，《武經》本《孫子兵法》成為後世流傳的最主要的版本。
宋朝前期的《孫子兵法》研究以官方組織為主。到了後期(北宋末至南宋亡)，則以私人著述為主，反映了戰亂年代整個社會對《孫子兵法》研究的重視。這方面的代表作是大約成書於兩宋期間的《十家孫子會注》，學界一般認為，此書就是存世的《十一家注孫子》。由於輯者將各家之說輯在了一起，具有重要的軍事和史料價值，因而成為後來研究《孫子兵法》者的必讀之書。此書的校定刊行，是宋人對孫子研究做出的重大貢獻。此後的孫子書，以《武經》本《孫子兵法》和《十一家注孫子》這兩個版本為底本不斷繁衍，形成了傳世版本的兩大基本系統。《梅聖俞注孫子》、《張預注孫子》、鄭友賢《孫子十注遺說》、施子美《七書講義》等，代表了這一時期《孫子兵法》註解的新水平，對後世影響較大。尤其是張預注，集諸家之長，成一家之言，博而切要，多有發明，文字亦好，有杜牧之風。另外，此時還出現了西夏文《孫子兵法》，這是迄今所見最早的國內少數民族文字譯本。
總之，宋代在孫子文獻研究方面有突出成就，在版本較勘、註解講義、專題研討、兵書合刻、集注匯解、分類輯編、少數民族文字翻譯等方面，均有成果傳世。特別是《武經》本《孫子》和《十一家注孫子》的編定刊行，深益後世，功不可沒。但宋人對《孫子兵法》軍事理論體系的系統研究和應用理論研究進展不大，理論與實踐脫節嚴重，實際運用是其薄弱環節。其成就和教訓對後世均有深刻影響。

(五)闡發和考據時期——明清
如果說宋代施子美的《七書講義》開疏解闡發《孫子兵法》之先的話，那麼，明清就是《孫子兵法》疏解、闡發和考據的大豐收時期。劉寅的《孫子直解》、趙本學的《孫子書校解引類》、李贄的《孫子參同》、黃獻臣的《武經開宗》、朱墉《孫子匯解》、顧福棠《孫子集解》、黃鞏《孫子集注》等，都注意在理論闡發上下功夫，而不僅僅是注字訓詞，其講解多有新見，且更注意了系統性，指導性，體例也更趨完備。李贄主張「以《七書》與《六經》合而為一，以教天下萬世」(《孫子參同序》)，王陽明合心學、兵學於一體，戚繼光融兵、儒於一爐，並注重應用理論研究，將《孫子兵法》高深的理論具體化為一系列切實可行的方法;清代的顧福棠、黃鞏等開始將《孫子兵法》和西方的軍事理論相結合，在《孫子兵法》研究史上具有開拓性的意義。明、清兩代的許多將領和學者將《孫子兵法》的理論用之於海防建設、火器戰法等，提出了一些新的理論和觀點，在《孫子兵法》研究史上閃耀著特有的光輝。另外，這一時期以服務於武科應試為目的的武闈孫子研究，重視對《孫子兵法》的義理闡發，具有積極和消極(充當考生進入仕途的敲門磚)的雙重作用。
與偏重講解《孫子兵法》義理研究相對應的，是清代中期有關孫子的考據研究。其代表人物有孫星衍，畢以珣，章學誠等。他們在關於孫子事跡、《孫子兵法》成書時間、篇數和內容、文字校訂和注釋等方面作了深入考究，提出了許多新的見解。特別是孫星衍據華陰《道藏·孫子》為底本、參《通典》、《太平御覽》等書校訂而成的《孫子十家注》，糾正了原書的不少錯誤，刊行後，廣泛流傳，成為《孫子兵法》流傳的最主要的版本之一，改變了自宋以來主要靠《武經》本《孫子兵法》流傳的單一格局。但他的這一版本因所見資料不全也出現了新的錯誤。
這一時期的《孫子兵法》研究在方法上仍主要承襲前朝，在內容上創新不足，特別是在清朝時期，西方軍事理論已有長足發展，清人卻仍抱殘守缺，固步自封，研究氣氛沉悶，成果內容呆滯，表現出中國古代孫子研究即將終結的徵兆。
(六)近代中西軍事融合時期——民國
民國時期的孫子研究和古代孫子研究相比，有了重大變化。一是《孫子兵法》與火器條件下的戰爭實踐結合緊密，在戰役戰術乃至戰略思想上均有新的重大發展，和冷兵器時代諸注家闡發的理論相比，已有了質的飛躍;二是《孫子兵法》的理論與西方軍事理論在碰撞中相融合，已不單是閉關鎖國的近親繁衍，使孫子研究因獲得新生而表現出某種生機勃勃的氣象;三是注重對《孫子兵法》的軍事理論進行系統闡發，而不只是訓字、注詞、解句、講章，已初步將《孫子兵法》的軍事理論概括為戰爭問題、戰爭指導、戰略戰術、治軍思想等幾個方面，進行比較系統的論述，為現代人更科學地概括《孫子兵法》的軍事理論框架打下了基礎。這一時期較有影響的著作有：蔣方震、劉邦驥《孫子淺說》、李浴日《孫子兵法之綜合研究》、錢基博《孫子章句訓義》、陳啟天《孫子兵法校釋》等。近代雖然時間短暫，但卻是《孫子兵法》研究史上一個極為重要的轉折時期，它標志著中國古代孫子學的終結，孫子研究新時代的開始。
(七)孫子學確立與大發展時期——中華人民共和國
新中國成立後的《孫子兵法》研究，在繼承近代研究成果和方法的基礎上進入了一個新的時代。毛澤東、劉伯承、郭化若等老一輩革命家首開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研究《孫子兵法》之端，其後遂成一代新風，出現了一批批閃耀著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光輝的研究《孫子兵法》的力作。郭化若《孫子譯注》、銀雀山漢墓竹簡整理小組《銀雀山漢墓竹簡(壹)·孫子兵法》、吳如嵩《孫子兵法淺說》、楊丙安《孫子會箋》、陶漢章《孫子兵法概論》、吳九龍《孫子校釋》、李零《〈孫子〉古本研究》等，或譯注信達公允，或版本彌足珍貴，或箋注廣征精取，或解說深入淺出，或論述多有新義，或校釋集粹於一，或在古文獻研究上獨辟蹊徑：各以其特有的光彩流傳於世。尤其是漢簡本《孫子兵法》版本系統的出現，打破了《武經》本和十一家注本《孫子兵法》兩大基本版本系統流傳的格局，影響重大，意義深遠。這一時期的論文更如雨後春筍一般層出不窮，這些論文大多不拘成說，不但在《孫子兵法》版本流傳、文字校勘、注釋訓解、軍事思想闡發、哲學思想研究等方面頗多建樹，而且開辟了多學科、多領域研究的新局面。有的從系統論入手，有的從決策學著眼，有的從管理學探討，還有的從經濟學、預測學、談判學、語言學、心理學、邏輯學、地理學、數學、醫學等不同角度進行研究。《孫子兵法》的非軍事運用研究逐步成為《孫子兵法》研究中的一個重要分支。從而使孫子研究逐步成為一門專門的學問，這就是「孫子學」。孫子學的確立，進一步促進並規范了《孫子兵法》的研究，使之更加繁榮而有序地蓬蓬勃勃地發展起來。

C. 孫子兵法 的歷史背景

春秋時期的社會思潮，特別是關於「道」、「仁」、「陰陽」、「保民」等的理論版，是《孫子兵法》形權成的文化因素。

崇武尚智的齊文化是培育《孫子兵法》這朵軍事理論奇葩的沃土。孫武個人的天賦與努力，則是《孫子兵法》產生的主觀因素。

另外，中華民族在先秦時期就已經形成的統體思維、辯證思維、象類思維等思維方式對《孫子兵法》理論體系的構築起了指導性作用。

這是《孫子兵法》之所以產生於中國而不產生於外國，之所以產生於春秋而不產生於其他時期的主要原因。

(3)孫子兵法中國歷史擴展閱讀：

《孫子兵法》被譽為兵家聖典，是因為它揭示了戰爭、競爭的規律，並且將理論與方法高度統一。這也是《孫子兵法》之所以受到古今中外軍事家的推崇，歷久彌新的最主要原因。

《孫子兵法》體現出來的格局和思想高度決定了其不可動搖的歷史地位。先從《孫子兵法》的九大理論部分去體驗孫武的格局，視角和思想高度。

倘若一個人對事物的認知還存在問題，或者沒有認識到事物的本質，那就根本談不上什麼思想高度和邏輯思維。

D. 中國兵法來源哪個歷史

《風後八陣兵來法圖》由黃帝與其源大將風後研創。

《孫子兵法》作者為春秋時期偉大軍事家孫武，大約成書於春秋末年。

《吳子》又稱吳起兵法，是一部與《孫子兵法》齊名的古代著名兵書，據說是戰國時著名兵家吳起所作。

《孫臏兵法》又名《齊孫子》，系與《孫子兵法》區別之故。

《六韜》戰國晚期至秦漢之間的作品。

《司馬法》是我國古代一部著名的兵書。相傳是姜子牙所寫，但到了戰國時已經散失。

《三略》，又稱《黃石公三略》，是中國古代著名兵書，北宋神宗元豐年間被列《武經七書》之一。舊題黃石公撰，傳與漢初張良得以問世。

《尉繚子》是中國古代頗有影響的一部著作。對它的作者和成書年代，歷來就有各種不同的說法。

《孟德新書》是曹操總結半生軍事生涯、在前人基礎上總結並創新軍事理論的成果。

《李衛公問對》》，又稱《唐太宗李衛公問對》、《李靖問對》，或簡稱《唐李問對》、《問對》，唐代著名軍事家李靖撰。

《衛公兵法》是唐代著名軍事家李靖所撰。

《武經七書》是北宋朝廷作為官書頒行的兵法叢書，是中國古代第一部軍事教科書。它由《孫子兵法》、《吳子兵法》、《六韜》、《司馬法》、《三略》、《尉繚子》、《李衛公問對》七部著名兵書匯編而成。

E. 《孫子兵法》在歷史上各個版本是如何流傳的

《孫子兵法》飲譽千年，傳抄翻刻者歷代不斷，自曹操開注《孫子》先河專之後，更是注家蜂起，產生了眾多屬的版本，有抄本、印本、紙本、竹簡本、白文本、註解本、單行本、叢書本、漢文本、少數民族文本(如滿文本、西夏文本)等。據現存有關書目粗略統計，中國歷代註解批校《孫子》者有二百一十家，各種版本近四百種。

F. 《孫子兵法》的歷史淵源是什麼

《孫子兵法》又稱《孫武兵法》、《吳孫子兵法》，簡稱《孫子》，是中國內古代最著名的兵書容，也是現存最早的一部兵書，宋代朝廷頒定的「武經七書」之一。它系由孫武草創，後經其門弟子整理而成，約成書於春秋戰國之交，原書十三篇。《孫子兵法》在戰國末期和漢初已很流行，當時流行的就是「十三篇」文本，「世俗所稱師旅，皆道《孫子》十三篇。」(《史記·孫吳列傳》)到漢成帝時，任宏論次兵書，定著《吳孫子兵法八十二篇，圖九卷》。根據山東銀雀山西漢墓發掘出的竹簡《孫子兵法》和青海大通縣上孫家寨115號西漢墓發掘出的木簡《孫子兵法》佚文，以及流傳至今的《史記·孫吳列傳》，均有「十三篇」的記載，說明「十三篇」是《孫子兵法》的本文。「十三篇」之外的六十九篇和圖九卷可能是後人附益的內容。東漢末年，曹操刪去了附益的部分，專為「十三篇」作注，恢復了「十三篇」的本來面目，使「十三篇」得以完整地流傳至今。其他六十九篇和圖九卷先後佚失。但從銀雀山漢墓竹簡和上孫家寨漢墓木簡的《孫子》佚文以及散見在史書、類書中的《孫子》佚文看，《吳孫子兵法八十二篇，圖九卷》也確實存世過，任宏、班固的著錄是有根據的。

G. 孫子兵法的研究歷史

中國孫子兵法研究史大致可分成7個時期。
（一）孕育產生時期——遠古至春秋
學界一般認為，《孫子兵法》產生於我國春秋末期；亦有認為成書於戰國或更後者。關於此書的作者，多認為系孫武親著，又經後人校理。對於孫武的生活時代，學術界也有不同觀點，一般認其為春秋末期人，大約與孔子同時。
《孫子兵法》在產生以前，應經歷了一個較長時期的孕育過程。其產生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擇其要者，應有以下幾點：中國遠古以來，特別是春秋時期頻繁、激烈、多樣的戰爭是《孫子兵法》產生的源泉；此前已有的兵學理論成果，如《軍志》、《軍政》、古《司馬法》、令典等，是《孫子兵法》躍上兵學峰顛的階石；春秋時期的社會思潮，特別是關於「道」、「仁」、「陰陽」、「保民」等的理論，是《孫子兵法》形成的文化因素；崇武尚智的齊文化是培育《孫子兵法》這朵軍事理論奇葩的沃土。孫武個人的天賦與努力，則是《孫子兵法》產生的主觀因素。另外，漢族在先秦時期就已經形成的統體思維、辯證思維、象類思維等思維方式對《孫子兵法》理論體系的構築起了指導性作用。這是《孫子兵法》之所以產生於中國而不產生於外國，之所以產生於春秋而不產生於其他時期的主要原因。
（二）增益和早期校理時期——戰國至秦漢
《孫子兵法》十三篇於公元前512年在吳國問世後，並未迅速廣泛傳播開來，究其原因，大致有吳國王廷對「十三篇」秘而不宣，當時傳播媒介落後，社會上重禮輕詐觀會對此書的貶斥，其價值未被時人所發現等幾個方面。至戰國時，此書才開始廣泛傳播，出現了中國歷史上最早的「孫子熱」，所謂「藏孫、吳之書者，家有之」。之所以會出現這種狀況，《孫子兵法》自身以「出奇設伏」、「變詐」取勝為主要內容的軍事理論適應了當時軍事斗爭、政治斗爭、外交斗爭的需要，是其基本原因；而其後世子孫孫臏對《孫子兵法》卓有成效的宣傳和運用，則是其直接原因。值得注意的是，孫武後學在這一時期對「十三篇」做了大量解釋、闡發、增益的工作，銀雀山漢墓出土的《吳問》、《四變》、《黃帝伐赤帝》、《地形二》、《見吳王》等，均應是他們解釋、闡發、增益「十三篇」之作，而在被《漢書·藝文志》著錄的《吳孫子兵法八十二篇》之內。總之，在這一時期，《孫子兵法》在「十三篇」的基礎上有了較大的擴增。1996年西安「發現」的偽書《孫武兵法八十二篇》說，孫武先寫成「八十二篇」，後因其「天機陰殺」，就接受其兒子的建議，縮編成「十三篇」，乃是向壁虛構，是違反歷史事實的。
到了漢代，官方組織人力，對《孫子兵法》進行了三次較大規模的整理。一次是在漢高帝時，時間大致在高帝六年（前201年）至高帝十一年之間，由張良、韓信「序次」。第二次是在武帝時，由軍政揚仆「捃摭遺逸，紀奏兵錄」。第三次是在孝成帝時，由任宏「論次兵書」，將其分為「兵權謀」、「兵形勢」、「兵陰陽」、「兵技巧」四種，《孫子兵法》位在「兵權謀」之首。這三次整理對《孫子兵法》的定位、定型和流傳都具有重要意義。
（三）削繁和注釋時期——魏晉至隋唐
曹操《孫子略解序》中所批評的關於《孫子兵法》的「訓說況文煩富」，應包括《吳孫子兵法八十二篇》中「十三篇」之外的各篇在內。杜牧《注孫子序》中說：「武所著書，凡數十萬言，曹魏武帝削其繁剩，筆其精切，凡十三篇，成為一編，曹自為序，因註解之。」這里的「削」（刪除）其「繁剩」，應包括「十三篇」之外的六十九篇，「筆（校、注）其精切」，則是指的「十三篇」。曹操只注「十三篇」，稱《孫子略解》，因而使其得以廣泛流傳，甚余則因其「煩富」且「未得旨要」而陸續散佚。曹操《孫子略解》的問世，標志著《孫子兵法》真正進入了註解的時期。曹注重文字訓解，但他本人又是軍事家，更重實際運用，因此，其注理論性、實踐性兼備，對後世有重大影響。魏晉南北朝時期除了曹注孫子之外，還有東吳沈友撰《孫子兵法》、賈詡《鈔孫子兵法》，曹操、王凌集注《孫子兵法》、張子尚《孫武兵經》、《孟氏解說》等。其注文大都比較簡略，偏重文字訓詁，表現了《孫子兵法》早期註解時期的特點。
隋唐五代是《孫子兵法》注釋的高峰時期，這一時期註解《孫子兵法》之書主要有：隋代的《蕭吉注孫子》、唐代的《李筌注孫子》、《賈林注孫子》、杜佑《通典》中的訓解《孫子》、《杜牧注孫子》、《陳暤注孫子》、《孫鎬注孫子》、《孫燮集注孫子》、五代的《張昭制旨兵法》等。宋人輯的《十一家注孫子》中，唐人就佔了五家。除注家多外，這一時期的注孫子還具有另闢蹊徑、糾謬補缺、義詳例豐、整體把握等特點。較魏晉南北朝時已有較大進步。如李筌已注意從整體上把握孫子的思想，他依《遁甲》注《孫子》，成一家言；杜牧「其學能道春秋戰國時事，甚博而詳」，其注縱談橫論，廣征博引，多有新見。這一時期在運用《孫子兵法》指導實踐方面也卓有成效，人們注意總結新的經驗教訓，從而進一步豐富和發展了《孫子兵法》的軍事思想。《孫子兵法》在唐朝時傳入了日本，開始了在國外的傳播。（本文源自《孫子兵法研究史》）
（四）武經首位確立時期——宋代
宋朝自仁宗起，官方就重視兵學研究和整理，至神宗，詔令司業朱服、武學教授何去非校定《孫子兵法》等七書，號「武經七書」，以官方名義頒行，同時，重辦武學，以「七書」試士。至此，以《孫子兵法》為首的七部兵書，在一定意義上說，取得了與儒家經典同等重要的地位。此後各代率相尊奉，其武經之首的地位一直得到了官方的肯定，《武經》本《孫子兵法》成為後世流傳的最主要的版本。
宋朝前期的《孫子兵法》研究以官方組織為主。到了後期（北宋末至南宋亡），則以私人著述為主，反映了戰亂年代整個社會對《孫子兵法》研究的重視。這方面的代表作是大約成書於兩宋期間的《十家孫子會注》，學界一般認為，此書就是存世的《十一家注孫子》。由於輯者將各家之說輯在了一起，具有重要的軍事和史料價值，因而成為後來研究《孫子兵法》者的必讀之書。此書的校定刊行，是宋人對孫子研究做出的重大貢獻。此後的孫子書，以《武經》本《孫子兵法》和《十一家注孫子》這兩個版本為底本不斷繁衍，形成了傳世版本的兩大基本系統。《梅聖俞注孫子》、《張預注孫子》、鄭友賢《孫子十注遺說》、施子美《七書講義》等，代表了這一時期《孫子兵法》註解的新水平，對後世影響較大。尤其是張預注，集諸家之長，成一家之言，博而切要，多有發明，文字亦好，有杜牧之風。另外，此時還出現了西夏文《孫子兵法》，這是迄今所見最早的國內少數民族文字譯本。
總之，宋代在孫子文獻研究方面有突出成就，在版本較勘、註解講義、專題研討、兵書合刻、集注匯解、分類輯編、少數民族文字翻譯等方面，均有成果傳世。特別是《武經》本《孫子》和《十一家注孫子》的編定刊行，深益後世，功不可沒。但宋人對《孫子兵法》軍事理論體系的系統研究和應用理論研究進展不大，理論與實踐脫節嚴重，實際運用是其薄弱環節。其成就和教訓對後世均有深刻影響。
（五）闡發和考據時期——明清
如果說宋代施子美的《七書講義》開疏解闡發《孫子兵法》之先的話，那麼，明清就是《孫子兵法》疏解、闡發和考據的大豐收時期。劉寅的《孫子直解》、趙本學的《孫子書校解引類》、李贄的《孫子參同》、黃獻臣的《武經開宗》、朱墉《孫子匯解》、顧福棠《孫子集解》、黃鞏《孫子集注》等，都注意在理論闡發上下功夫，而不僅僅是注字訓詞，其講解多有新見，且更注意了系統性，指導性，體例也更趨完備。李贄主張「以《七書》與《六經》合而為一，以教天下萬世」（《孫子參同序》），王陽明合心學、兵學於一體，戚繼光融兵、儒於一爐，並注重應用理論研究，將《孫子兵法》高深的理論具體化為一系列切實可行的方法；清代的顧福棠、黃鞏等開始將《孫子兵法》和西方的軍事理論相結合，在《孫子兵法》研究史上具有開拓性的意義。明、清兩代的許多將領和學者將《孫子兵法》的理論用之於海防建設、火器戰法等，提出了一些新的理論和觀點，在《孫子兵法》研究史上閃耀著特有的光輝。另外，這一時期以服務於武科應試為目的的武闈孫子研究，重視對《孫子兵法》的義理闡發，具有積極和消極（充當考生進入仕途的敲門磚）的雙重作用。
與偏重講解《孫子兵法》義理研究相對應的，是清代中期有關孫子的考據研究。其代表人物有孫星衍，畢以珣，章學誠等。他們在關於孫子事跡、《孫子兵法》成書時間、篇數和內容、文字校訂和注釋等方面作了深入考究，提出了許多新的見解。特別是孫星衍據華陰《道藏·孫子》為底本、參《通典》、《太平御覽》等書校訂而成的《孫子十家注》，糾正了原書的不少錯誤，刊行後，廣泛流傳，成為《孫子兵法》流傳的最主要的版本之一，改變了自宋以來主要靠《武經》本《孫子兵法》流傳的單一格局。但他的這一版本因所見資料不全也出現了新的錯誤。
這一時期的《孫子兵法》研究在方法上仍主要承襲前朝，在內容上創新不足，特別是在清朝時期，西方軍事理論已有長足發展，清人卻仍抱殘守缺，固步自封，研究氣氛沉悶，成果內容呆滯，表現出中國古代孫子研究即將終結的徵兆。
（六）近代中西軍事融合時期——民國
民國時期的孫子研究和古代孫子研究相比，有了重大變化。一是《孫子兵法》與火器條件下的戰爭實踐結合緊密，在戰役戰術乃至戰略思想上均有新的重大發展，和冷兵器時代諸注家闡發的理論相比，已有了質的飛躍；二是《孫子兵法》的理論與西方軍事理論在碰撞中相融合，已不單是閉關鎖國的近親繁衍，使孫子研究因獲得新生而表現出某種生機勃勃的氣象；三是注重對《孫子兵法》的軍事理論進行系統闡發，而不只是訓字、注詞、解句、講章，已初步將《孫子兵法》的軍事理論概括為戰爭問題、戰爭指導、戰略戰術、治軍思想等幾個方面，進行比較系統的論述，為現代人更科學地概括《孫子兵法》的軍事理論框架打下了基礎。這一時期較有影響的著作有：蔣方震、劉邦驥《孫子淺說》、李浴日《孫子兵法之綜合研究》、錢基博《孫子章句訓義》、陳啟天《孫子兵法校釋》等。近代雖然時間短暫，但卻是《孫子兵法》研究史上一個極為重要的轉折時期，它標志著中國古代孫子學的終結，孫子研究新時代的開始。
（七）孫子學確立與大發展時期——中華人民共和國
新中國成立後的《孫子兵法》研究，在繼承近代研究成果和方法的基礎上進入了一個新的時代。毛澤東、劉伯承、郭化若等老一輩革命家首開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研究《孫子兵法》之端，其後遂成一代新風，出現了一批批閃耀著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光輝的研究《孫子兵法》的力作。郭化若《孫子譯注》、銀雀山漢墓竹簡整理小組《銀雀山漢墓竹簡（壹）·孫子兵法》、吳如嵩《孫子兵法淺說》、楊丙安《孫子會箋》、陶漢章《孫子兵法概論》、吳九龍《孫子校釋》、李零《〈孫子〉古本研究》等，或譯注信達公允，或版本彌足珍貴，或箋注廣征精取，或解說深入淺出，或論述多有新義，或校釋集粹於一，或在古文獻研究上獨辟蹊徑：各以其特有的光彩流傳於世。尤其是漢簡本《孫子兵法》版本系統的出現，打破了《武經》本和十一家注本《孫子兵法》兩大基本版本系統流傳的格局，影響重大，意義深遠。這一時期的論文更如雨後春筍一般層出不窮，這些論文大多不拘成說，不但在《孫子兵法》版本流傳、文字校勘、注釋訓解、軍事思想闡發、哲學思想研究等方面頗多建樹，而且開辟了多學科、多領域研究的新局面。有的從系統論入手，有的從決策學著眼，有的從管理學探討，還有的從經濟學、預測學、談判學、語言學、心理學、邏輯學、地理學、數學、醫學等不同角度進行研究。《孫子兵法》的非軍事運用研究逐步成為《孫子兵法》研究中的一個重要分支。從而使孫子研究逐步成為一門專門的學問，這就是「孫子學」。孫子學的確立，進一步促進並規范了《孫子兵法》的研究，使之更加繁榮而有序地蓬蓬勃勃地發展起來。

H. 為什麼說孫子兵法是中國古代軍事思想成熟的標志

《孫子兵法》成書於抄春秋末期，是我國古代流傳下來的最早、最完整、最著名的軍事著作，是中國古典軍事文化遺產中的璀璨瑰寶，是中國優秀文化傳統的重要組成部分。其內容博大精深，思想精邃富贍，邏輯縝密嚴謹。在中國軍事史上佔有重要的地位，其軍事思想對中國歷代軍事家、政治家、思想家產生非常深遠的影響，其已被譯成日、英、法、德、俄等十幾種文字，在世界各地廣為流傳，享有「兵學聖典」的美譽。

I. 為什麼說《孫子兵法》是中國古代軍事思想成熟的標志

它是世界上最早的系統而全面的軍事理論著作，揭示了一系列指導戰爭的規律，並奠定了中國軍事思想的基礎，指導著後代的戰爭實踐和軍事理論的研究，在國際上也享有極高的聲譽。約從公元前 8世紀初至前 3世紀末，即春秋戰國時期，中國逐漸由奴隸社會進入封建社會。生產力的發展，社會制度的變革，引起了士兵成分的變化和兵器的改進，軍事制度和作戰方式也隨之變化。為適應這些新情況的需要，產生了統率軍隊的專職將帥，涌現了許多代表新興的軍事家和兵書著作
其中著名的《孫子兵法》，標志著中國古代軍事思想的成熟。它是世界上最早的系統而全面的軍事理論著作，揭示了一系列指導戰爭的規律，並奠定了中國軍事思想的基礎，指導著後代的戰爭實踐和軍事理論的研究，在國際上也享有極高的聲譽。
《孫子兵法》提出，軍事斗爭必須巧妙地運用權謀，即「上兵伐謀」，「必以全爭於天下」，認為「不戰而屈人之兵」是高明的軍事家所期求的最理想的戰爭結局。它打破了奴隸社會的天命觀，以樸素的辯證法和唯物主義思想，指出戰爭獲勝不取決於鬼神，只要能夠做到「知彼知己」，就可以「百戰不殆」。它提出了「以正合，以奇勝」和「攻其無備，出其不意」的作戰思想。《孫子兵法》還指出，戰爭勝負是由政治、經濟、天時、地利、人事等因素所決定的，所以封建統治階級要修明政治，順應民心。這些思想，也為《孫子兵法》同時代的其他兵書和論及軍事的著作所重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