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海峰中國歷史研究院

❶ 「北京人」頭蓋骨是國家幾級文物

無價的 謝謝
北京人頭蓋骨
【名稱】：北京人頭蓋骨
【拉丁名】：Homo erectus pekinensis

【概述】

20世紀20年代，考古學家開始在周口店挖掘，發現了距今約60萬年前的一些完整的猿人頭蓋骨，定名北京猿人，正式名稱為「中國猿人北京種」，現在在科學上常稱之為「北京直立人」，屬舊石器時代。

【發現過程】

1929年12月位於北京房山區周口店村的龍骨山上的北京猿人遺址,我國考古工作者發現了北京人的第一個頭蓋骨化石後來又發現了5個比較完整的頭蓋骨和200多塊骨化石,還有大量打制石器,動物化石和灰燼.周口店開掘化石工作規模之大、延續時間之長是一個創舉，當時在中國無成法可遵。

後來龍骨山上陸續發現一些猿人使用的石器和用火遺址。通過對這些考古資料的研究，證明北京猿人距今約69萬年，屬直立人種。他們過著以狩獵為主的洞穴生活，能夠使用和製造粗糙的石制工具，並已學會使用火取暖和吃熟食。

大約早在北宋時代，北京周口店一帶就有出產「龍骨」的流傳。人們把「龍骨」當作天賜的良葯，據說把它研磨成粉末敷在傷口上，就可以止痛和利於癒合。因為盛產龍骨，所以人們就把這里的一座山稱為龍骨山。到了近世，經過古生物學家的研究，認為所謂「龍骨」不過是古生物的骨骼化石。這就吸引了不少古生物學家和考古學家來到周口店地區，進行發掘和考察。

1926年，科學家在周口店發現了屬於早期人類的兩顆牙齒。同年10月，北京科學界報道這一重要發現時，立即轟動了國內外。後來科學家決定把這兩顆牙齒的主人，就命名為「北京人」，以後又定名為「北京中國猿人。」這樣，所謂「龍骨」的謎揭開了。這不是天賜神物的骨骼，而是人類祖先和與他們同時代的動物的化石。

1927年，周口店北京人遺址的大規模發掘工作開始了。發掘的主持單位是中國地質調查所和協和醫學院。第二年，我國兩位能乾的青年古生物學家楊鍾健和裴文中，參加了周口店的發掘工作。他們精力充沛，給整個現場帶來了生氣。到了1929年，震撼世界學術界的奇跡終於發生了：在周口店發現了第一個完整的北京人頭蓋骨。時間是這一年的初冬，工作人員在發掘過程中，突然看到一個小洞，洞口的裂隙窄得只容一人出入。為了探明虛實，裴文中來到洞里，仔細一看，高興極了，原來在這里意外地發現了許多動物化石。他顧不得寒冷，決定把挖掘工作繼續下去。到12月2日下午四點，已經日落西山，洞外天色漸漸暗下來，呼嘯的寒風在山野吹著，洞里覺得更冷了，但人們依舊在昏黃的蠟燭光下聚精會神地工作。突然，裴文中高興地喊叫起來：「是猿人！」大家圍攏過來，果真發現一個猿人的頭蓋骨，一半已露出地面，另一半還埋在硬土裡。人們興奮極了，目不轉睛地盯著。這時天色越來越黑了，但大家的心情已經急不可耐。裴文中毅然決定，繼續挖下去，一直到把這第一個北京人頭蓋骨完全出土為止。這一夜大家都沒睡好。第二天一清早，裴文中就派專人把這個大喜訊報告給北京城裡的地質調查所。又過了幾天，12月6日，裴文中親自坐著汽車，用他自己的兩床被子和褥子、氈子，包著這稀世珍寶護送到城裡。

1936年賈蘭坡又先後在猿人洞發現3個「北京猿人」頭蓋骨化石。二戰期間，周口店猿人洞先後出土的全部5個完整和比較完整的頭蓋骨神秘失蹤，再度震驚了世界。

北京猿人化石共出土頭蓋骨6具、頭骨碎片12件、下頷骨15件、牙齒157枚及斷裂的股骨、腥骨等，分屬40多個男女老幼個體。考古學者同時發現10萬件石器材料，及用火的灰煙遺址和燒石、燒骨等。北京猿人製造出頗具特色的舊石器文化，並對中國華北地區舊石器文化的發展產生深遠的影響。

【丟失】

「北京人」化石一直保存在北京協和醫院，1940年12月26日，日軍佔領了北平，美日戰事一觸即發。「頭蓋骨」若繼續留在北平很不安全，當時身在重慶的中央地質調查所副所長尹贊勛致信給中央地質調查所技術研究員，時在北平的新生代研究室副主任裴文中，述說險惡形勢和對北京人頭蓋骨化石保存的擔憂，並提出托美國友人運往美國學術機關暫存。

國民黨中央行政秘書長翁文灝也開始積極協調將「頭蓋骨」運送至紐約自然歷史博物館暫存。1941年1月10日，翁文灝和尹贊勛致信給協和醫學院院長胡頓、新生代研究室名譽主任魏敦瑞，「鑒於美日關系日趨緊張，美國正與中國站在一條戰線共同抗日，我們不得不考慮在北平新生代研究室的科學標本安全問題。我們准備同意將它們用船運往美國，委託某個學術研究機關在中國抗戰期間替我們暫為保管。」

同時，翁文灝還直接寫信給美駐華大使詹森闡明自己希望轉移「頭蓋骨」的意思。但是，根據先前達成的協議，得到洛克菲勒基金會資助的周口店發掘工作，其發掘出的實物必須留在中國，不得出口。美國方面婉言拒絕。

胡頓在給翁文灝的回信中寫道：「企圖將這批化石轉移出北京是不切實際的想法。將它們運出中國或日本佔領區很易遭到被沒收的危險。」考慮到「頭蓋骨」的安全，胡頓和魏敦瑞都認為不要轉移和無法轉移。最好放在保險櫃再將保險櫃放入學校地下室的保險庫。

翁文灝等中方人員的努力依然沒有停止，他們一再申請，美方官員和科學家一再婉拒，往來切磋數月時間。1941年11月，經翁文灝的一再協調，最後又經過蔣介石點頭，重慶國民黨政府才明確表態，允諾「頭蓋骨」出境。在翁文灝的一再懇請和調停下，美國方面終於同意了頭蓋骨由領事館安排、由美國人帶出中國，暫存紐約的美國自然歷史博物館。

據李樹喜公布的檔案資料記載，「頭蓋骨」轉移行動按計劃開始，由美國海軍陸戰隊護衛，乘北平到秦皇島的專列到達秦皇島港，在那裡登船，船名「哈德遜總統號」，預定12月8日抵秦皇島。8日上午，列車抵達秦皇島。此時，日本對珍珠港的空襲已經開始，隨即，駐在秦皇島山海關一帶的日軍突然行動襲擊美軍，美海軍陸戰隊的列車和軍事人員包括美在秦皇島的霍爾姆斯兵營的人員頃刻成為日軍的俘虜，包括「北京人」在內的物資和行李當然成為日軍的戰利品，從此不見蹤影，至今66年……

丟失的北京人頭蓋骨一共有5個；山頂洞人頭蓋骨3個；北京人頭蓋骨碎片數十片；北京人牙齒近百顆；北京人的殘下頜骨13件；北京人的上鎖骨1件；北京人的上腕骨1件；北京人的上鼻骨1件；山頂洞人盆骨7件；山頂洞人肩胛骨3件；山頂洞人膝蓋骨3件，還有碩猴頭骨化石2件；碩猴下頜骨化石5件；碩猴殘上頜骨化石3件；碩猴頭骨化石殘片1小盒；山頂洞人下頜骨4件，還有大量其他珍貴化石。

【尋找】

二戰結束後，美國、中國、日本都開展了對北京人頭蓋骨的尋找工作，但至今沒有這些珍貴化石的下落。多年來，尋找「北京人」一直停留在民間操作和學者呼籲的層面。1998年，以「北京人」頭蓋骨化石發現者之一、著名古人類學家賈蘭坡為首的14名中國科學院院士呼籲有關人士行動起來尋找「北京人」化石。1999年，房山區有關部門也發出「世紀末的尋找」的呼籲。但由於牽涉到日本、韓國等國外政府和相關人士，所以單純靠民間的努力，很難取得進展。

2005年07月02日「北京人」的老家北京市房山區政府正式宣布成立尋找「北京人」頭蓋骨化石工作委員會。至此，一個在政府領導下、統一協調民間力量的尋找「北京人」行動機構誕生了。

房山區政府介紹，房山區委書記聶玉藻和區政府代區長祁紅將分別擔任尋找「北京人」頭蓋骨化石工作委員會的政委和主任，委員會的專家顧問包括：中國科學院院士、古人類學家吳新智，人類學、史前考古學教授周國興等。而此項工作將由周口店北京人遺址管理處、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周口店古人類學研究中心負責具體實施。

委員會下設辦公室和尋找工作隊，職責是：制定尋找計劃，上報批准後，外出調查；實地線索追蹤後，進行資料整理，及時上報；針對有價值的重要線索，經上報批准後，進行深入挖掘，在有關部門的支持協助下，對國內線索進行搜尋。

【北京人頭蓋骨的意義】

根據對文化沉積物的研究，北京人生活在距今70萬年至20萬年之間。北京人的平均腦量達1088毫升(現代人腦量為1400)，據推算北京人身高為156 厘米(男)，150厘米(女)。北京人屬石器時代，加工石器的方法主要為錘擊法，其次為砸擊法，偶見砧擊法。北京人還是最早使用火的古人類，並能捕獵大型動物。北京人的壽命較短，據統計，68.2%死於14歲前，超過50歲的不足4.5%。

在龍骨山頂部於1930年發掘出生活於2萬年前後的古人類化石，並命名為「山頂洞人」。1973年又發現介於二者年代之間的「新洞人」，表明北京人的延續和發展。

北京人遺址及化石的發現，是世界古人類學研究史上的大事。迄今為止，還沒有哪一個古人類遺址像周口店北京人遺址這樣擁有如此眾多的古人類、古文化、古動物化石和其它資料。北京人化石就成為世界科學界眾所矚目的稀世瑰寶。，「北京人」雖然不是最早的人類，但作為從猿到人的中間環節的代表，被稱為「古人類全部歷史中最有意義最動人的發現」，因此，「北京人頭蓋骨」的珍貴可想而知。

但是，也正由於這樣，它也成為一些投機商和帝國主義者所覬覦（ji yu計余）的對象。裴文中等發掘出來的五個北京人頭蓋骨和一批化石，在抗日戰爭期間竟然奇怪地「失蹤」了。這事件，成為震驚世界的失竊案。五十年代以來，人們繼續尋找著；令人氣憤的是，至今仍無結果。這一案件目前已引起世界上越來越多的人關注。我們相信，不久的將來，北京人頭骨化石理當回到他們的後代手裡。

【北京人頭蓋骨失蹤之謎】

7種版本使歷史撲朔迷離

"北京人頭蓋骨"化石到底在哪裡？自從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北京人頭蓋骨"化石（以下簡稱"北京人"）不知所蹤後，這個謎就一直在破解之中，但到現在都未能如願。1998年，包括有"北京人"之父之稱的賈蘭坡院士在內，14名中國科學院資深院士發起的"世紀末大尋找"同樣無果而終。

近日，隨著北京市房山區尋找"北京人頭蓋骨"化石工作委員會的成立，"北京人"去向之謎的老話題再次成為公眾關注的焦點。

「北京人」也許已被毀壞

「『北京人頭蓋骨』化石是否還存在世上？」面對晨報記者這樣的詢問，周口店北京人遺址管理處主任楊海峰態度非常樂觀，「我個人認為，『北京人頭蓋骨』化石不但在世，而且應該不難尋找，因為現在距離失蹤的時間並不長，找到的可能性還是比較大的。」

據悉，對於「北京人頭蓋骨」化石是否在世這個問題，有關專家多年來基本持3種態度，一種認為化石還在世，另一種認為化石已經毀於戰火，再一種就是對化石的去向態度模糊，認為無法推測。

「我之所以認為它還在世，就是化石包裝得相當考究。」楊海峰補充說，「即使沒有多少文化素養的人看到，也不會輕易將其扔掉或毀壞。」他認為，根據中國古人類學家、最後一個見到化石的胡承志老人講述，包括「北京人頭蓋骨」在內的化石當時包了整整6層，而且由內到外相當仔細，即使裝到兩個沒有特殊標志的木箱里，相信就是當時一般的日本兵發現也會上報的。

「我不敢，也不能隨便下結論。」談及化石的去向，88歲的胡承志態度卻相當謹慎，「因為我沒有任何證據，可以證明、推測化石的去向。」他表示，當時戰爭非常殘酷、戰事頻繁，如果是金銀珠寶書畫，倒還可能保存下來，但對於幾個死人骨頭（「北京人頭蓋骨」化石），難說日軍有如此高的辨別能力。對此，曾給父親賈蘭坡做了十年秘書的賈玉彰也持同樣態度，表示不好對化石去向下結論。

「綜合目前各種信息和線索，我認為，化石極有可能毀於戰火了。」對此，上海復旦大學文物與博物館學系教授、「北京人之父」賈蘭坡的學生陳淳說，「找到化石的希望應該比較渺茫。」在1998年，老師賈蘭坡聯合其他十餘名院士發起「世紀末的大尋找」，但最後卻沒有發現任何有價值的線索。

陳淳表示，從目前的資料判斷，「北京人頭蓋骨」化石當時應該放在協和醫院地下室保險庫，日軍突然發動戰爭並佔領醫院，而化石根本沒來得及運走，日軍就在地下室將其毀掉了。另外，他還舉例說，當時連協和醫院的院長、美國海軍陸戰隊隊員都被俘虜，連逃命都來不及，誰還能顧及化石呢。

化石埋在日壇公園

「那是1996年，有個日本老兵臨死前，向中國有關部門傳遞消息，稱化石埋在日壇公園的一棵松樹下，這顆松樹還做了特殊記號。」談及那次挖掘，賈玉彰回憶到，「開始大家都不信，但確實找到了那棵松樹。」

1996年5月，中國科學院地球物理研究所電震探測組，對埋藏區域進行了兩次高密度電法、面波、多道淺層地震法的探測，並很快得出了結論，經過協商，最終與北京日壇公園管理處達成了1996年6月3日上午正式發掘的協議。

「當時，專家們對於挖掘非常低調，現場四周都用塑料布遮擋，」賈玉彰說，「因為感覺可能性不大，但還要找一找，所以沒有對外聲張。」

但是，一直挖到2米多深時，專家們仍未發現有任何埋藏物，更未見有動土現象。根據這一情況，專家們經過商議，再往下挖一段，結果都是細黃砂岩。隨後，再次擴大挖掘范圍，仍未發現有埋藏物，現場專家由此判斷，當時物探異常應是地表下大量灰白色鈣質結核層引起的，所以決定停止發掘尋找。

化石裝在沉船「阿波丸」號上

「據美國提供給中國的信息，化石很有可能在『阿波丸』號上。」說起化石的去向，歷史學者李樹喜對媒體不止一次地透露，他研究尋找化石已經多年。據悉，美國總統尼克松當年訪華時，曾將美方認為的化石下落作為絕密禮物送給了中國政府，稱化石可能在日本沉船「阿波丸」號上。

據了解，「阿波丸」號建造於20世紀40年代，是一艘日本遠洋油輪。1945年3月28日，已被日本軍隊徵用的「阿波丸」，在新加坡裝載了從東南亞一帶撤退的大批日本軍官和要人駛向日本。4月1日午夜時分，該船行至中國福建省牛山島以東海域，被正在該海域巡航的美軍潛水艦襲擊，3分鍾後迅速沉沒。

令李樹喜堅信「北京人頭蓋骨」就在這艘沉船上的直接理由，是一份美國交給中國方面的資料。李樹喜對媒體說，1996年，他在整理資料時突然發現了從未見過的內容，其中有這樣一層意思：當年失蹤的「北京人頭蓋骨」很可能就在沉沒的「阿波丸」上。

1977年，中國曾對「阿波丸」沉船進行過一次初步打撈，但由於當時潛水技術的限制，只發現了3000噸錫錠和一些其他東西，並未找到「北京人頭蓋骨」。但是，打撈人員卻找到了偽滿洲國政要鄭禹的家藏小官印和圓硯，由此推斷，該船印證了攜帶大量中國北方寶物的猜測，也成為「阿波丸」可能裝載「北京人頭蓋骨」的有力旁證。

「我認為不大可能！」賈玉彰態度明確。他認為，如果日本人得到「北京人頭蓋骨」化石，何必要等到1945年才運回日本呢，何況這還是一艘從新加坡繞道過來的船隻。「不過，這也是一個尋找線索。」他對晨報記者表示，「只是估計可能性很小。」

化石在「哈里遜總統」號上

有學者認為，「北京人頭蓋骨」化石應該丟失在從北平到秦皇島的運送船隻「哈里遜總統」號上，而「哈里遜總統」號由於受到日艦追逐，半途被擊沉。

據說，1941年12月5日，帶著「北京人頭蓋骨」化石的美國海軍陸戰隊，乘坐專用列車前往秦皇島，准備在那裡把化石送上一艘由上海開來的美國定期航輪———

「哈里遜總統」號。當時，這艘船預定在12月8日到達秦皇島碼頭。

「這艘船根本沒到秦皇島。」對此，陳淳教授堅定地表示。他說，「哈里遜總統」號一直沒有駛到目的地秦皇島港去接應美國海軍陸戰隊，它從菲律賓首都馬尼拉開航以後，一直被一艘日本軍艦追逐，最後，擱淺在上海以東長江口附近，隨後被日軍擊沉。

化石在「里斯本丸」號上

最近，浙江舟山傳出消息，稱「北京人頭蓋骨」化石可能在「里斯本丸」號沉船上。

據有關資料記載，1942年10月2日凌晨，裝載著700多名日軍官兵，以及1800多名英國被俘人員和財物的「里斯本丸」號運輸船，途經舟山附近海域時被魚雷擊沉，船上所載大量文物和奇珍異寶隨之葬身海底。後來，附近漁民救起英軍官兵384人，而據獲救的英國戰俘回憶，船上載有大批被日軍掠奪的黃金財寶和文物，還可能有「北京人頭蓋骨」化石。

「這個可能性幾乎沒有。」聽到這個消息，賈玉彰表示懷疑，因為這些年來從沒有聽說過該船，從地點、航行路線上判斷也不可能。舟山當地「里斯本丸」沉船事件歷史調查研究會一位負責人也表示，「頭蓋骨」在「里斯本丸」沉船上可能是流言，英軍戰俘的說法值得懷疑。

化石在天津美兵營

上世紀80年代，美國人類學家夏皮羅在《北京人》一書中說，一位原海軍陸戰隊軍人曾告訴他，化石曾輾轉到了駐天津的美國海軍陸戰隊兵營。

1971年10月21日，據護送北京猿人化石出國轉移任務的執行人、美國醫生費利說，裝有北京猿人化石的箱子放在天津的美國海軍陸戰隊兵營大院里的6號樓地下室木板層下面。

「後來，那裡專門給我來過消息，說根本沒有化石。」賈玉彰透露。據悉，舊時兵營已是幾經易主，現屬天津衛生學校，6號樓在1976年大地震中震塌，後夷為平地改作了操場，在修大樓時連地基都挖開了，結果啥也沒有。但賈玉彰表示，有一點可以確認，父親賈蘭坡也考證過，化石確實運到了該兵營。

化石在原美駐北平領事館

據稱，古人類學家周國興教授後來得到一條重要線索，化石可能就在原美駐北平（北京）領事館里。由於周國興教授出國訪問，此說暫未得到證實。

胡承志透露，他在把化石包裝好後，運到醫院辦公室就走了，此後他再也未見過。「至於以後怎麼運，我並不清楚。」

據賈玉彰透露：「我父親賈蘭坡考證過，化石後來運到了天津的美海軍陸戰隊兵營，並從那裡運到秦皇島，但半路該部隊被日軍俘虜，化石從此不知下落。」「由此看來，化石還在美領事館的說法也不可信。」

化石將運往美國

1929年12月2日，是古人類學研究的重要時刻，北京人頭蓋骨被發掘出來！北京人頭蓋骨的發現，為從猿到人的學說提供了有力的證據。1936年，在研究人員的努力下，又傳來令人振奮的消息，這一年發現了三個成年猿人的頭骨化石。

1937年本是遺址發掘的黃金時期。然而盧溝橋事變之後，在周口店的挖掘工作被迫中斷，但研究人員還可在設在北平協和醫院的新生代研究室對化石進行整理研究。

到1941年，日美關系日趨緊張。在當時被日軍佔領的北平，日軍開始佔領中立國美國駐北平的一些機構。存放和保管北京人頭蓋骨化石的北平協和醫院雖屬美國財產，但看來也難以倖免。在這種情況下，新生代研究室決定為北京人化石找一個更為安全的存放地點。

當時有三種處理方案。第一，把化石運往抗戰的後方重慶，但在戰爭環境下，長途運送安全難以保證；第二，在北平就地掩埋，但在淪陷區安全同樣無法保證；第三，運往美國保存。從當時的情況看，第三種處理方案是最好的選擇。

據古人類學家胡承志回憶，由於在合作挖掘化石時中美簽的合同規定，在周口店發掘的所有化石都是中國財產，禁止運送出境。所以當時美國公使館的人拒絕接收。後經國民政府協調，遠在重慶的美國駐華大使同意並授權，駐北平的美國公使館才接收這批珍貴的古人類化石，並准備將其安全運往美國保存。

運走前，胡承志對化石進行了精心包裹。他感嘆，大概我是最後一個見到北京人化石的中國人，以後沒有中國人看見或知道它的下落了。

美軍隊秘密押運

1941年12月5日凌晨，一列美海軍陸戰隊專列駛出北平，據說車上裝有北京人頭蓋骨化石。按計劃列車到秦皇島後，化石運到「哈利遜總統」號輪船，然後運往美國。

此次托運的負責人是即將離華赴美的海軍陸戰隊退伍軍醫弗利，兩箱化石就是被混裝在他的27箱行李中被送上火車的。

弗利說：這件事在當時相當秘密。在秦皇島，弗利的助手戴維斯負責接收這批特殊的行李。戴維斯說：我去取了那些行李，有27箱，我把它們都放在了我的房間里。

弗利等待著第二天坐「哈里遜總統」號回國。然而第二天，也就是1941年12月8日，日本偷襲珍珠港，美國對日宣戰，太平洋戰爭爆發了。日軍迅速佔領了美國在華的機構，美海軍陸戰隊在秦皇島的兵營也被日軍侵佔，弗利和戴維斯成了俘虜。在天津的戰俘營中，弗利他們陸續收到從秦皇島兵營運送來的行李，但北京人頭蓋骨已不見蹤跡。

日軍的反常行為

化石是否落入日軍手中？事隔半年，日本東京大學教授常谷部和助教高景東二突然在英文版的北平新聞上聲稱，保存在協和醫院的北京人頭蓋骨被竊。日本人似乎傳達出這樣的信息：日軍並沒有在秦皇島發現頭骨化石。

很快，一場追尋北京人頭蓋骨的行動緊鑼密鼓地開始了。值得注意的是日本人對追尋工作格外賣力，幾乎所有參與發掘工作的人員都受到審查。

古人類學家裴文中在獄中被關了48天，他的孩子回憶了那段經歷：那是1944年5月初的一個早晨……一些日本人穿著軍裝，帶著槍沖到我爸爸媽媽住的北屋，過了十多分鍾，日本人推著我父親出去了。在日本憲兵隊，追問我父親「北京人」的下落，我父母都說：「不知道」。一說不知道，日本人就動手打，最厲害的時候還灌辣椒水，一直把我父親灌暈過去。最可惡的是，據我父親講，就是臨出來那一天，又來審問，說裴文中要槍斃你了，你還有什麼話可說的，這兒給你留下了紙和筆，你寫遺書吧。我父親開始寫起來，結果日本人哈哈大笑說，裴文中今天放你回家了。

古人類學家周國興回憶說：當時曾經傳出一個消息，這些東西已在天津找到了……之後，就莫名其妙地把很多被拘留的人都放了……如果說日本憲兵隊沒得手的話，怎麼那麼輕易地放人？

1945年8月，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不久日本發布的公告聲稱，已將劫掠到東京的一批古人類化石連同劫掠的發掘工具一起，移交給了盟軍當局，以便歸還中國。然而中國政府從盟軍總部接收到的日本歸還物品清單中，卻沒有北京人化石。盟軍總部也應中國政府之邀，動用駐日盟軍參與廣泛搜尋，結果一無所獲。

❷ 中國哪所大學的歷史系好

河南大學歷史系很強，沒有最好，只有更好。河大歷史系培養處好多，歷史權威學家和考古學家。
河南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前身為中州大學歷史系，創建於1925年，是河南大學設立最早的院系之一。學院歷史悠久，師資力量雄厚，長期以來形成中西交融古今貫通、既重視歷史知識更強調歷史通識的學術傳統，在國內享有盛譽，在國外也有一定影響。著名專家學者如範文瀾、嵇文甫、蒙文通、高亨、姜亮夫、郭紹虞、馬非百、朱芳圃、孫海波、孫作雲、黃元起、胡思庸、韓承文等先後在此執教，曾在這里求學的尹達、石璋如、白壽彝、韓儒林等也成為享譽中外的歷史學家、考古學家，濃厚的學術氛圍孕育出一代又一代史學人才。
歷史文化學院現有教職工81人，博士生導師12人（國家博物館4人），專兼職教授25人，副教授21人；具有博士學位者30人，在讀博士8人，河南省特聘教授2人，河南大學特聘教授4人，黃河學者1人，河南省省管優秀專家4人，河南省學術帶頭人8人，全國優秀教師3人，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3人，全國政協委員1人，教育部歷史教學指導委員會委員1人。中國古代史專業屬於省級重點學科，中國古代史、世界史為河南省精品課程，旅遊管理專業屬於校級重點培育學科。創刊於1951年的《新史學通訊》即現在的《史學月刊》，屬歷史類國內核心期刊，已故著名歷史學家郭沫若先生為該刊題寫刊名，該刊在國內外史學界有較大影響。由學生自己創辦的學術刊物《歷史文化論壇》，從1977年至今刊出40餘期，為全國高校歷史系交換刊物。
歷史文化學院下設歷史學系、旅遊學系、文博系和世界歷史等四個系科，擁有河南省人文社科研究基地「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和河南大學宋史研究所、世界歷史研究所、近代中國研究所、猶太研究所、旅遊規劃發展中心等科研機構。中國古代史專業具有博士學位授予權（由河南大學和國家博物館聯合招生）。擁有歷史學碩士一級學科授予權，包括史學理論與史學史、考古學與博物館學、歷史地理學、歷史文獻學、專門史、中國古代史、中國近現代史、世界史等八個專業方向。旅遊管理專業具有碩士學位授予權，為河南省最早的旅遊管理碩士授權點。目前在校博士、碩士研究生200多名，本科生千餘人。
古色古香的7號樓是學院的辦公和科研場所，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學院資料室佔地面積1600多平方米，擁有18餘萬冊圖書，200多種刊物、30多種報紙。特別是《四庫全書》、《清實錄》、《明實錄》、《近代中國史料叢刊》、《民國叢書》、《叢書集成》、《敦煌寶藏》、《隋唐五代墓誌》、《殷周金文集成》等大型套書，是書庫鎮庫之寶。除豐富的藏書外，資料室還擁有大量三四十年代的報刊，如《大公報》、《申報》、《盛京時報》、《晉察冀時報》、《抗敵報》、《政府官報》等報紙及《新青年》、《紅色中國》、《東方雜志》、《婦女生活》等各種舊雜志。圖書資料之豐富、種類之齊全，在全國高校文史類系科中名列前茅。
學院的文物館佔地面積3000平方米，現已開展的有中國歷代文物陳列、中國錢幣——銅鏡陳列、中國瓷器陳列。共有藏品3000餘件，另有教學標本（含復制模型）300餘件。

❸ 國寶(北京人頭蓋骨)失蹤之謎

歷史撲朔迷離
「北京人頭蓋骨」化石到底在哪裡？自從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北京人頭蓋骨」化石（以下簡稱「北京人」）不知所蹤後，這個謎就一直在破解之中，但到現在都未能如願。1998年，包括有「北京人」之父之稱的賈蘭坡院士在內，14名中國科學院資深院士發起的「世紀末大尋找」同樣無果而終。
近日，隨著北京市房山區尋找「北京人頭蓋骨」化石工作委員會的成立，「北京人」去向之謎的老話題再次成為公眾關注的焦點。
「北京人」也許已被毀壞
「『北京人頭蓋骨』化石是否還存在世上？」面對晨報記者這樣的詢問，周口店北京人遺址管理處主任楊海峰態度非常樂觀，「我個人認為，『北京人頭蓋骨』化石不但在世，而且應該不難尋找，因為現在距離失蹤的時間並不長，找到的可能性還是比較大的。」
據悉，對於「北京人頭蓋骨」化石是否在世這個問題，有關專家多年來基本持3種態度，一種認為化石還在世，另一種認為化石已經毀於戰火，再一種就是對化石的去向態度模糊，認為無法推測。
「我之所以認為它還在世，就是化石包裝得相當考究。」楊海峰補充說，「即使沒有多少文化素養的人看到，也不會輕易將其扔掉或毀壞。」他認為，根據中國古人類學家、最後一個見到化石的胡承志老人講述，包括「北京人頭蓋骨」在內的化石當時包了整整6層，而且由內到外相當仔細，即使裝到兩個沒有特殊標志的木箱里，相信就是當時一般的日本兵發現也會上報的。
「我不敢，也不能隨便下結論。」談及化石的去向，88歲的胡承志態度卻相當謹慎，「因為我沒有任何證據，可以證明、推測化石的去向。」他表示，當時戰爭非常殘酷、戰事頻繁，如果是金銀珠寶書畫，倒還可能保存下來，但對於幾個死人骨頭（「北京人頭蓋骨」化石），難說日軍有如此高的辨別能力。對此，曾給父親賈蘭坡做了十年秘書的賈玉彰也持同樣態度，表示不好對化石去向下結論。
「綜合目前各種信息和線索，我認為，化石極有可能毀於戰火了。」對此，上海復旦大學文物與博物館學系教授、「北京人之父」賈蘭坡的學生陳淳說，「找到化石的希望應該比較渺茫。」在1998年，老師賈蘭坡聯合其他十餘名院士發起「世紀末的大尋找」，但最後卻沒有發現任何有價值的線索。
陳淳表示，從目前的資料判斷，「北京人頭蓋骨」化石當時應該放在協和醫院地下室保險庫，日軍突然發動戰爭並佔領醫院，而化石根本沒來得及運走，日軍就在地下室將其毀掉了。另外，他還舉例說，當時連協和醫院的院長、美國海軍陸戰隊隊員都被俘虜，連逃命都來不及，誰還能顧及化石呢。
化石埋在日壇公園
「那是1996年，有個日本老兵臨死前，向中國有關部門傳遞消息，稱化石埋在日壇公園的一棵松樹下，這棵松樹還做了特殊記號。」談及那次挖掘，賈玉彰回憶到，「開始大家都不信，但確實找到了那棵松樹。」
1996年5月，中國科學院地球物理研究所電震探測組，對埋藏區域進行了兩次高密度電法、面波、多道淺層地震法的探測，並很快得出了結論，經過協商，最終與北京日壇公園管理處達成了1996年6月3日上午正式發掘的協議。
「當時，專家們對於挖掘非常低調，現場四周都用塑料布遮擋，」賈玉彰說，「因為感覺可能性不大，但還要找一找，所以沒有對外聲張。」
但是，一直挖到2米多深時，專家們仍未發現有任何埋藏物，更未見有動土現象。根據這一情況，專家們經過商議，再往下挖一段，結果都是細黃砂岩。隨後，再次擴大挖掘范圍，仍未發現有埋藏物，現場專家由此判斷，當時物探異常應是地表下大量灰白色鈣質結核層引起的，所以決定停止發掘尋找。
化石裝在沉船「阿波丸」號上
「據美國提供給中國的信息，化石很有可能在『阿波丸』號上。」說起化石的去向，歷史學者李樹喜對媒體不止一次地透露，他研究尋找化石已經多年。據悉，美國總統尼克松當年訪華時，曾將美方認為的化石下落作為絕密禮物送給了中國政府，稱化石可能在日本沉船「阿波丸」號上。
據了解，「阿波丸」號建造於20世紀40年代，是一艘日本遠洋油輪。1945年3月28日，已被日本軍隊徵用的「阿波丸」，在新加坡裝載了從東南亞一帶撤退的大批日本軍官和要人駛向日本。4月1日午夜時分，該船行至中國福建省牛山島以東海域，被正在該海域巡航的美軍潛水艦襲擊，3分鍾後迅速沉沒。
令李樹喜堅信「北京人頭蓋骨」就在這艘沉船上的直接理由，是一份美國交給中國方面的資料。李樹喜對媒體說，1996年，他在整理資料時突然發現了從未見過的內容，其中有這樣一層意思：當年失蹤的「北京人頭蓋骨」很可能就在沉沒的「阿波丸」上。
1977年，中國曾對「阿波丸」沉船進行過一次初步打撈，但由於當時潛水技術的限制，只發現了3000噸錫錠和一些其他東西，並未找到「北京人頭蓋骨」。但是，打撈人員卻找到了偽滿洲國政要鄭禹的家藏小官印和圓硯，由此推斷，該船印證了攜帶大量中國北方寶物的猜測，也成為「阿波丸」可能裝載「北京人頭蓋骨」的有力旁證。
「我認為不大可能！」賈玉彰態度明確。他認為，如果日本人得到「北京人頭蓋骨」化石，何必要等到1945年才運回日本呢，何況這還是一艘從新加坡繞道過來的船隻。「不過，這也是一個尋找線索。」他對晨報記者表示，「只是估計可能性很小。」
化石在「哈里遜總統」號上
有學者認為，「北京人頭蓋骨」化石應該丟失在從北平到秦皇島的運送船隻「哈里遜總統」號上，而「哈里遜總統」號由於受到日艦追逐，半途被擊沉。
據說，1941年12月5日，帶著「北京人頭蓋骨」化石的美國海軍陸戰隊，乘坐專用列車前往秦皇島，准備在那裡把化石送上一艘由上海開來的美國定期航輪———
「哈里遜總統」號。當時，這艘船預定在12月8日到達秦皇島碼頭。
「這艘船根本沒到秦皇島。」對此，陳淳教授堅定地表示。他說，「哈里遜總統」號一直沒有駛到目的地秦皇島港去接應美國海軍陸戰隊，它從菲律賓首都馬尼拉開航以後，一直被一艘日本軍艦追逐，最後，擱淺在上海以東長江口附近，隨後被日軍擊沉。
化石在「里斯本丸」號上
最近，浙江舟山傳出消息，稱「北京人頭蓋骨」化石可能在「里斯本丸」號沉船上。
據有關資料記載，1942年10月2日凌晨，裝載著700多名日軍官兵，以及1800多名英國被俘人員和財物的「里斯本丸」號運輸船，途經舟山附近海域時被魚雷擊沉，船上所載大量文物和奇珍異寶隨之葬身海底。後來，附近漁民救起英軍官兵384人，而據獲救的英國戰俘回憶，船上載有大批被日軍掠奪的黃金財寶和文物，還可能有「北京人頭蓋骨」化石。
「這個可能性幾乎沒有。」聽到這個消息，賈玉彰表示懷疑，因為這些年來從沒有聽說過該船，從地點、航行路線上判斷也不可能。舟山當地「里斯本丸」沉船事件歷史調查研究會一位負責人也表示，「頭蓋骨」在「里斯本丸」沉船上可能是流言，英軍戰俘的說法值得懷疑。
化石在天津美兵營
上世紀80年代，美國人類學家夏皮羅在《北京人》一書中說，一位原海軍陸戰隊軍人曾告訴他，化石曾輾轉到了駐天津的美國海軍陸戰隊兵營。
1971年10月21日，據護送北京猿人化石出國轉移任務的執行人、美國醫生費利說，裝有北京猿人化石的箱子放在天津的美國海軍陸戰隊兵營大院里的6號樓地下室木板層下面。
「後來，那裡專門給我來過消息，說根本沒有化石。」賈玉彰透露。據悉，舊時兵營已是幾經易主，現屬天津衛生學校，6號樓在1976年大地震中震塌，後夷為平地改作了操場，在修大樓時連地基都挖開了，結果啥也沒有。但賈玉彰表示，有一點可以確認，父親賈蘭坡也考證過，化石確實運到了該兵營。
化石在原美駐北平領事館
據稱，古人類學家周國興教授後來得到一條重要線索，化石可能就在原美駐北平（北京）領事館里。由於周國興教授出國訪問，此說暫未得到證實。
胡承志透露，他在把化石包裝好後，運到醫院辦公室就走了，此後他再也未見過。「至於以後怎麼運，我並不清楚。」
據賈玉彰透露：「我父親賈蘭坡考證過，化石後來運到了天津的美海軍陸戰隊兵營，並從那裡運到秦皇島，但半路該部隊被日軍俘虜，化石從此不知下落。」「由此看來，化石還在美領事館的說法也不可信。」
化石將運往美國
1929年12月2日，是古人類學研究的重要時刻，北京人頭蓋骨被發掘出來！北京人頭蓋骨的發現，為從猿到人的學說提供了有力的證據。1936年，在研究人員的努力下，又傳來令人振奮的消息，這一年發現了三個成年猿人的頭骨化石。
1937年本是遺址發掘的黃金時期。然而盧溝橋事變之後，在周口店的挖掘工作被迫中斷，但研究人員還可在設在北平協和醫院的新生代研究室對化石進行整理研究。
到1941年，日美關系日趨緊張。在當時被日軍佔領的北平，日軍開始佔領中立國美國駐北平的一些機構。存放和保管北京人頭蓋骨化石的北平協和醫院雖屬美國財產，但看來也難以倖免。在這種情況下，新生代研究室決定為北京人化石找一個更為安全的存放地點。
當時有三種處理方案。第一，把化石運往抗戰的後方重慶，但在戰爭環境下，長途運送安全難以保證；第二，在北平就地掩埋，但在淪陷區安全同樣無法保證；第三，運往美國保存。從當時的情況看，第三種處理方案是最好的選擇。
據古人類學家胡承志回憶，由於在合作挖掘化石時中美簽的合同規定，在周口店發掘的所有化石都是中國財產，禁止運送出境。所以當時美國公使館的人拒絕接收。後經國民政府協調，遠在重慶的美國駐華大使同意並授權，駐北平的美國公使館才接收這批珍貴的古人類化石，並准備將其安全運往美國保存。
運走前，胡承志對化石進行了精心包裹。他感嘆，大概我是最後一個見到北京人化石的中國人，以後沒有中國人看見或知道它的下落了。
美軍隊秘密押運
1941年12月5日凌晨，一列美海軍陸戰隊專列駛出北平，據說車上裝有北京人頭蓋骨化石。按計劃列車到秦皇島後，化石運到「哈利遜總統」號輪船，然後運往美國。
此次托運的負責人是即將離華赴美的海軍陸戰隊退伍軍醫弗利，兩箱化石就是被混裝在他的27箱行李中被送上火車的。
弗利說：這件事在當時相當秘密。在秦皇島，弗利的助手戴維斯負責接收這批特殊的行李。戴維斯說：我去取了那些行李，有27箱，我把它們都放在了我的房間里。
弗利等待著第二天坐「哈里遜總統」號回國。然而第二天，也就是1941年12月8日，日本偷襲珍珠港，美國對日宣戰，太平洋戰爭爆發了。日軍迅速佔領了美國在華的機構，美海軍陸戰隊在秦皇島的兵營也被日軍侵佔，弗利和戴維斯成了俘虜。在天津的戰俘營中，弗利他們陸續收到從秦皇島兵營運送來的行李，但北京人頭蓋骨已不見蹤跡。
日軍的反常行為
化石是否落入日軍手中？事隔半年，日本東京大學教授常谷部和助教高景東二突然在英文版的北平新聞上聲稱，保存在協和醫院的北京人頭蓋骨被竊。日本人似乎傳達出這樣的信息：日軍並沒有在秦皇島發現頭骨化石。
很快，一場追尋北京人頭蓋骨的行動緊鑼密鼓地開始了。值得注意的是日本人對追尋工作格外賣力，幾乎所有參與發掘工作的人員都受到審查。
古人類學家裴文中在獄中被關了48天，他的孩子回憶了那段經歷：那是1944年5月初的一個早晨……一些日本人穿著軍裝，帶著槍沖到我爸爸媽媽住的北屋，過了十多分鍾，日本人推著我父親出去了。在日本憲兵隊，追問我父親「北京人」的下落，我父母都說：「不知道」。一說不知道，日本人就動手打，最厲害的時候還灌辣椒水，一直把我父親灌暈過去。最可惡的是，據我父親講，就是臨出來那一天，又來審問，說裴文中要槍斃你了，你還有什麼話可說的，這兒給你留下了紙和筆，你寫遺書吧。我父親開始寫起來，結果日本人哈哈大笑說，裴文中今天放你回家了。
古人類學家周國興回憶說：當時曾經傳出一個消息，這些東西已在天津找到了……之後，就莫名其妙地把很多被拘留的人都放了……如果說日本憲兵隊沒得手的話，怎麼那麼輕易地放人？
1945年8月，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不久日本發布的公告聲稱，已將劫掠到東京的一批古人類化石連同劫掠的發掘工具一起，移交給了盟軍當局，以便歸還中國。然而中國政府從盟軍總部接收到的日本歸還物品清單中，卻沒有北京人化石。盟軍總部也應中國政府之邀，動用駐日盟軍參與廣泛搜尋，結果一無所獲。
再次發掘周口店
1949年9月，周口店的發掘者們在找尋不到化石的情況下，又把目光投向了周口店，希望會有新的發現彌補丟失的遺憾。而此時的周口店龍骨山已是長草沒膝，荊棘叢生，到處是日軍暴行留下的累累傷痕，當年的辦公房屋盪然無存，滿山的樹木也被砍伐殆盡。
發掘周口店的計劃很快批了下來。9月27日，中斷了12年的發掘工作重新開始。古人類學家賈蘭坡和技工們先把1937年回填的土重新挖掘出來，在挖土過程中，他們獲得了三顆牙齒，這是當時惟一在中國人手中的北京人化石真實標本。
此後，又陸續進行了幾次發掘，獲得了兩顆北京人牙齒和其他動物化石。值得提到的是，1966年由古人類學家裴文中主持的發掘中，發現了一塊額骨和一塊枕骨，它們顯然是屬於同一個頭骨。新發現的頭骨碎片與1931年、1936年的第五號頭骨的兩塊顳骨，拼合成一塊比較完整的頭蓋骨。顯然，它們屬於同一個個體，這是目前僅存的北京猿人頭蓋骨的標本。

❹ 北京人頭蓋骨是何時在何地由何人最先發現的

只找到了下面這些:

大約早在北宋時代，北京周口店一帶就有出產「龍骨」的流傳。人們把「龍骨」當作天賜的良葯，據說把它研磨成粉末敷在傷口上，就可以止痛和利於癒合。因為盛產龍骨，所以人們就把這里的一座山稱為龍骨山。到了近世，經過古生物學家的研究，認為所謂「龍骨」不過是古生物的骨骼化石。這就吸引了不少古生物學家和考古學家來到周口店地區，進行發掘和考察。

1926年，科學家在周口店發現了屬於早期人類的兩顆牙齒。同年10月，北京科學界披露這一重要發現時，立即轟動了國內外。後來科學家決定把這兩顆牙齒的主人，就命名為「北京人」，以後又定名為「北京中國猿人。」這樣，所謂「龍骨」的謎揭開了。這不是天賜神物的骨骼，而是人類祖先和與他們同時代的動物的化石。

1927年，周口店北京人遺址的大規模發掘工作開始了。發掘的主持單位是中國地質調查所和協和醫學院。第二年，我國兩位能乾的青年古生物學家楊鍾健和裴文中，參加了周口店的發掘工作。他們精力充沛，給整個現場帶來了生氣。到了1929年，震撼世界學術界的奇跡終於發生了：在周口店發現了第一個完整的北京人頭蓋骨。時間是這一年的初冬，工作人員在發掘過程中，突然看到一個小洞，洞口的裂隙窄得只容一人出入。為了探明虛實，裴文中來到洞里，仔細一看，高興極了，原來在這里意外地發現了許多動物化石。他顧不得寒冷，決定把挖掘工作繼續下去。到12月2日下午四點，已經日落西山，洞外天色漸漸暗下來，呼嘯的寒風在山野吹著，洞里覺得更冷了，但人們依舊在昏黃的蠟燭光下聚精會神地工作。突然，裴文中高興地喊叫起來：「是猿人！」大家圍攏過來，果真發現一個猿人的頭蓋骨，一半已露出地面，另一半還埋在硬土裡。人們興奮極了，目不轉睛地盯著。這時天色越來越黑了，但大家的心情已經急不可耐。裴文中毅然決定，繼續挖下去，一直到把這第一個北京人頭蓋骨完全出土為止。這一夜大家都沒睡好。第二天一清早，裴文中就派專人把這個大喜訊報告給北京城裡的地質調查所。又過了幾天，12月6日，裴文中親自坐著汽車，用他自己的兩床被子和褥子、氈子，包著這稀世珍寶護送到城裡。

以後幾年，一直到抗日戰爭爆發前夕，科學家在周口店又陸續發現了北京人的四個頭蓋骨。其中有三個，是1936年在我國年青考古學家賈蘭坡的主持下挖出來的。經過研究判斷，北京人是生活在距今四、五十萬年以前的一種原始人類，是我們的祖先。根據一些古人類學家和考古學家的研究，北京人在周口店一帶生活了長達三十萬年之久，大約經歷了一個冰期，到距今約二十萬年前，才離開周口店一帶。北京人頭蓋骨的發現，完全證實了我國這古老的土地上，早在幾十萬年前，就有人類居住著生活著。西方對中國境內是否存在過原始人類的懷疑，至此煙消雲散了。

怎麼證明北京人已經是人而不是猿了呢？這是從他們的頭骨、上肢下肢骨的骨骼結構來確定的，但是更為重要的，是從他們已經會製造工具和使用火來確定的。這是人和其它動物的最本質的區別。北京人的腦容量雖比現代人小，但比猿類大多了，而他們的上、下肢骨，則和現代人已經沒有多大區別。這表明從猿到人的發展，是先從手、足開始的。恩格斯所說的「勞動創造人本身」的偉大真理，又一次得到了證明。

考古學家在北京人遺址，發現一個取名叫「鴿子堂」的小小角落，這里曾經是北京人製造石器的場所。他們把一塊塊的扁圓礫石，打出一面或兩面的刃口，製成斧子似的工具，用來砍砸木柴或木棒。他們還把不同的石片，加工成直刃、凸刃、凹刃或多邊刃的刮削器，用來加工狩獵用的棒棍，或者把脈石英製成尖狀器，用來割剝獸皮，挖剔獸肉。

鴿子堂同時還是北京人燒烤食物的「廚房」。考古學家在這里挖出成層的紅、黃、黑色泥土中，發現了許多燒過的動物骨頭，在黑土中還發現過一塊木炭。這證明了四五十萬年前我們的祖先，不僅已經學會利用火；而且已經吃烤熟的食物。北京人用以充飢的動物中，大概以鼠類為最多。他們常常用帶尖的棒狀物去扒鼠洞，一扒就是一窩。他們也捕捉鹿類，在北京人遺址中發現了不少破碎的鹿角，大概是他們留下當工具使用的。在遺址中還發現一些鹿的頭骨，其中一個很象是水瓢，也許是北京人用來盛水和喝水的器皿。總之，既然已經開始了社會生活，這些生活「用具」當然是不可缺少的。
關於北京人的生活，科學家還推斷了些什麼呢？他們根據已挖出的四十多個北京人化石鑒定，其中有三分之一活不到十四、五歲就死了。這說明當時的生活條件極為艱苦。他們要隨時警戒著野獸的侵襲，經常要忍飢挨凍。他們那時還不會人工取火，只能使用天然火。一旦火種熄滅了，就會災難臨頭，不僅吃不到熟食，而且也失去了照明和取暖的條件；同時也失去了用火來和猛獸作斗爭的能力。我們的祖先，在這樣艱苦的條件下，世世代代繁衍下來，創造出燦爛的中華文明，是很不容易的。

北京人遺址及化石的發現，是世界古人類學研究史上的大事。迄今為止，還沒有哪一個古人類遺址象周口店北京人遺址這樣擁有如此眾多的古人類、古文化、古動物化石和其它資料。北京人化石就成為世界科學界眾所矚目的稀世瑰寶。但是，也正由於這樣，它也成為一些投機商和帝國主義者所凱覦（ji yu計余）的對象。裴文中等發掘出來的五個北京人頭蓋骨和一批化石，在抗日戰爭期間竟然奇怪地「失蹤」了。這事件，成為震驚世界的失竊案。五十年代以來，人們繼續尋找著；令人氣憤的是，至今仍無結果。這一案件目前已引起世界上越來越多的人關注。我們相信，不久的將來，北京人的頭骨化石理當回到他們的後代手裡。

❺ 誰知道保定的書法家嗎

1、吳占良

吳占良，字一杭，別署柳齋。著名書法家。1967年生，河北省保定清苑縣人。自幼習書畫文史，得到魏際昌、朱家溍、史樹青、熊任望諸先生指教，於書畫、文物鑒定頗有心會。曾多次參加中國書法家協會主辦的展覽和學術活動。

2、王法明

王法明，別暑上黨遊子，樂善樓主人。1945年出生於山西省陵川縣人。1964年參軍，曾任戰士、上士、參謀、科長、人武部部長等職。

1986年轉業到保定市軍隊離退休幹部第一干休所任所長、黨委書記；保定社會福利院院長等職。現為中國書法家協會會員(AI)，中外名人文化研究會學術委員、中國藝術研究院藝術研究中心特邀書法家，河北省書法家協會會員，保定市書法家協會理事。

3、王志剛

王志剛，字白丁，號石竹齋主，河北保定人，1949年生。中國美術家協會、中國書法家協會會員，中國楹聯協會會員，中國藝術研究院特聘教授。畢業於河北工藝美術學校、河北師范學院美術系，書法使學於顏、柳「二王」後攻《崔敬邕》，工行草，書法凝重險勁，奇姿真率，古樸自然.

作品流傳海內外，多次在升級、國家級書畫展中獲獎，傳略及作品被收入《中國百家墨跡》、《當代書法篆刻藝術大觀》、《當代文學家名典》、《國際現代書法集》、《中國當代書法家辭典》、《中日美術通鑒》和《世界名人》等。

作品曾多次參加國內外大賽，並在各報刊發表。部分作品被吉林省圖書館、浙江省革命烈士紀念館、軍事博物館、毛澤東紀念堂、鄧小平舊居紀念館收藏，在《書法報》、《書法家》等專業刊物發表，為河南鄭州黃河碑林、鞏縣神墨碑林、開封翰園碑林刻石成碑。

4、楊中華

楊中華，原名楊慶義，字青石，1944年12月生於河北保定市滿城縣兩漁村，保定農民書法家。楊中華自幼酷愛書畫，1971年師從王文奎先生學畫，1980年拜桐城派著名書畫家姚璜先生為導師，刻苦臨池，努力研習，對傳統書畫進行深入探索。

1988年開辦個人書畫展，深受方家贊賞。在光明日報、北京晚報、河北日報、中國書畫報、書法報、天津日報、保定市報等報刊上多次發表作品。

為豐富閱歷，開拓視野。於1988-1990年，用盡兩年時間在青海、甘肅、陝西、河南、江西、湖北、湖南、安徽等14個省區，拜訪各地書畫名家；游歷名山大川；遍訪名勝古跡，歷史文化；了解各地風土人情，博採眾家之長。為今後書畫藝術創作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5、劉世斌

劉世斌 ，中國書法家協會會員，中國楹聯學會會員，中華詩詞學會會員，河北省書法家協會行書委員會、教育委員會委員，北蘭亭藝委會委員，保定市書法家協會副主席，保定市青年書法家協會主席，保定畫院副院長，保定市文化建設研究優秀青年專家。

❻ 外國學者對中國歷史的研究

http://forum.china.com.cn/ciicbbs/simple/index.php?t651.html
自海通以還，新學漸興，域外學術書籍譯介遂成近代中國「輸入學理，再造文明」（胡適語）之重要途徑；而對外國學者中國史研究著述的譯介，不僅有益於學術的繁榮發展，更有助於我們在一定程度上克服因「身在此山」而形成的某些局限。但國外中國史研究林林總總，洋洋大觀，幾十年來（特別是近20年）對其譯介雖多，終也只能是「取一瓢飲」，因此這種譯介的態度和選擇標准本身小而言之實際又是學術變遷的反映，大而言之甚至可說是時代、社會變化的一種折射，成為值得研究的對象。本文不擬對50年來海外中國近代史研究著作譯介的豐碩成果作全面研究述論，更非具體的書評書介，僅想對這種譯介在不同時期的主要特點、對國內中國近代史研究的主要影響和意義等試作初步研究概述，難免掛一漏萬，誠祈方家指正。

（一）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並不僅僅是一種政權的更迭，而是從經濟基礎、社會結構到上層建築深刻而全面的巨變，馬克思列寧主義上升為國家意識形態。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認為，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但上層建築反過來又會影響經濟基礎，因此一種全面的社會變動要求一種全新的意識形態與之相應。「學術」屬上層建築．所以對舊有的學術進行「改造」就「勢所必至」了。由於對中國近代歷史的認識與中國革命關系重大，所以中國近代史研究中的馬克思主義學派在中國共產黨奪取政權的革命戰爭年代就已相對成熟；但在原先的高等院校的知識分子中，這一時期占統治地位的一直是種種非馬克思主義學派。這樣，以前者改造後者，對資產階級學術思想進行批判，自然成為這一領域的中心任務，對海外中國近代史研究著作的譯介，自然也不可能離開這一中心任務。
對此意圖，當時出版的所有海外中國近代史研究著作譯介幾乎都有明確的說明。《中華帝國對外關系史》的「中譯本序言」談到之所以翻譯此書一是因為該書的資料「有不小的利用價值」，但更重要的一個理由」是因為它「一向被中外資產階級學者奉為圭臬之作」，現在「不要忘記這些謬論在很長的一個時期中，曾經嚴重地毒害了中國的思想界。應該說在殖民主義理論的作品中，這部書是占著非常重要的地位的，因而也就是反對殖民主義者所應該注意閱讀的東西」。①丹涅特著《美國人在東亞》、萊特著《中國關稅沿革史》、約瑟夫著《列強對華外交》、威羅貝著《外人在華特權和利益》、伯爾考維茨著《中國通與英國外交部》的譯者「前言」或「後記」，都毫無例外地鄭重聲明了這一點。

在當時百廢俱興的歷史條件下，就數量而言，翻譯出版的海外中國近代史研究著作並不算多。但從學術研究的角度看，50年代組織選譯的絕大多數著作的確代表了國外有關學術研究的一流水平，選書之精當與譯品質量之高至今仍令人欽佩，此皆說明選譯者眼光的不凡、學識的深厚與態度的嚴肅認真。例如，直到現在《中華帝國對外關系史》仍是被國內中外關系研究者引征最頻的著作之一；《外人在華特權和利益》一書在整體上仍未被超越……更有意義的是，當時代環境發生變化後，這些譯著的學術性便立即顯示出來，為一些相關學科在新時期的迅速發展打下一定基礎。
更值得注意的是，50年代初期對蘇「一邊倒」，各學科都在自身建設方面競相翻譯出版「蘇聯老大哥」的有關著作作為「教科書」，並奉為「典範」時，有關研究中國近代史的著作卻翻譯出版極少，更無被視為「典範」之作。這也從一個方面說明在中國近代史學科中中國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學派當時即已相對成熟，已基本形成了自己的理論體系、框架和方法，無需像其他不少學科那樣匆忙照搬蘇聯的「教科書」。

隨著國內政治形勢的變化和發展，「階級斗爭」愈演愈烈，對外國資產階級學者的分析、批判言辭也日趨激烈，這種「譯介」更明確被提到「了解敵情」、「興無滅資」、「反帝反修」的程度。《外國資產階級是怎樣看待中國歷史的——資本主義國家反動學者研究中國近代歷史的論著選譯》（第1、2卷）和《外國資產階級對於中國現代史的看法》近120萬字，選譯了從19世紀末葉以來，尤其是近幾十年來仍有影響的英、美、法、德、日等國數十位資產階級學者對中國近代社會性質、近代經濟及文化問題、中外關系、農民戰爭、邊疆危機、中國革命、國共斗爭……等各方面有代表性的論述。在長達萬言的「序言」中，選編者對近百年來外國資產階級學者的中國研究狀況進行了高度的概括，對各種觀點進行了嚴厲的政治批判，並進一步申明了編譯的目的：「我們選譯這些資料，即是為了了解敵情和提供反面教材進行興無滅資的斗爭。我們從這些資料里可以進一步認清學術思想領域內，外國資產階級學者的真面目，認識帝國主義通過文化侵略毒化中國人民的罪惡活動，藉以激發我們民族自尊心和愛國主義思想，積極參加反對帝國主義和現代修上主義的斗爭，並且從斗爭中清除資產階級歷史學在中國史學界的流毒和影響，壯大歷史科學隊伍，團結一切愛國的歷史科學工作者，共同建設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新文化。」②

十年「文革」特別是它的中後期，有關俄蘇研究中國近代史的著作在一片荒蕪的學術園地中突然「一花獨放」，翻譯出版了一大批。這種「一花獨放」，完全是由於「反修」斗爭和中蘇邊境沖突的需要。齊赫文斯基主編的《中國近代史》的中譯本「出版說明」寫道：「本書炮製者以極其卑劣無恥的手法，全面、系統地偽造近代中國歷史」，「惡毒誹謗攻擊中國人民的偉大革命斗爭和中國共產黨的馬列主義正確路線」。這篇個到5000字的「說明」充滿了「恬不知恥」、「瘋狂攻擊」、「秉承其主子出意旨」……這樣一些幾近謾罵的文字，並認定這部書的目的是「妄圖否定毛主席關於中國近代史的一系列科學論斷，否定毛主席為中國革命制定的馬列主義正確路線」，「變中國為蘇修社會帝國主義的殖民地」。③當時的「時代精神」可說盡在其中。而有關中俄邊境著述的譯介更多，由於這些譯著以資料、回憶錄為主且限於本文篇幅，恕不細述。但是這些翻譯為後來的中俄關系史研究打下了較為深厚的基礎。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由於中美關系在1971年開始解凍，費正清的名著《美國與中國》也在「供有關部門研究中美關系時批判和參考之用」的名義下，由商務印書館組織翻譯出版。

（二）
「文革」結束後，隨著改革開放的新時期的開始，沉寂已久的學術開始復甦，由於較長時期的自我封閉，學界對國外學術研究的了解尤其必要、急迫。這種形勢，為海外中國近代史研究譯介的繁榮發展提供了客觀條件，而開風氣之先且成效最著的則為中的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在國門初啟的1980年創辦的不定期刊物《國外中國近代史研究》。
該刊編者在創刊號中明確表示其「目的在於及時介紹外國研究中國近代史的情況，了解外國研究中國近代史的動態，溝通中外學術交流」。承認「近年來，在中國近代史這個學術領域內，國外的研究工作發展較快」，「一些我們還未涉及的問題，國外也有了較深入的研究；國外還不時對我國近代史研究上的某些觀點提出不同意見，進行商榷或爭論。凡此種種，都需要我們及時了解，以改變閉目塞聽的狀況，活躍學術空氣，促進研究工作的發展」。「所收文章主要看其是否有新觀點、新資料，或新進展，至於內容與觀點正確與否，則不一定要求」。④從「了解敵情」、「反面教材」……到「溝通中外學術交流」、彼此平等地「進行商榷或爭論」，承認自己多有不足、曾經「閉目塞聽」……這種轉變是巨大的、根本性的。這篇「編者的話」雖只短短400多字，但卻從一個側面反映出新時代的新精神，亦說明所謂新時期確非虛言泛論，而是實實在在地發生了方方面面巨大的新變化。後人或許很難想像，這種平實如常的語言所說的本是最「平常下過」的道理、然而實際卻是那樣地「不平常」，因為它是那樣地來之不易。這種態度，可說是新時期譯介的代表。從1980年創刊到1995年終刊，《國外中國近代史研究》15年來共出版27輯，發表了40O余篇近80O萬字的譯作。其中有國外學術期刊的論文翻譯，也有著作摘譯，文種涉及性、日、俄、法、德等諸多語種，以較快的速度、較為全面地向國內學術界介紹了外部世界的有關信息，對學術研究起了重要作用。對學術發展如此重要的刊物卻因種種原因不得個於幾年前停刊，學界至今仍咸為惋惜。另外，由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主辦的《國外中共黨史研究動態》從1990年創刊到1996年停刊，共出刊42期，也曾是了解國外有關學術發展的一個重要窗口。
在最近20年中，有關譯介越來越多，越來越快，其中影響較大的譯叢有：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從1987年起出版「中國近代史研究譯叢」，陸續出版的有美國學者魏斐德著《大門口的陌生人——1839―1861年間華南的社會動亂》、孔飛力著《中華帝國晚期的叛亂從其敵人——1796―1864年的軍事化與社會結構》、費維愷著《中國早期工業化——盛宣懷（1844―1916）和官督商辦企業》、陳錦江著《清末現代企業與官商關系》、施堅雅著《中國農村的市場和社會結構》、英國學者楊國倫著《英國對華政策（1895―1902）》、日本學者濱下武志著《近代中國的國際契機——朝貢貿易體系與近代亞洲經濟圈》。
江蘇人民出版社從1988年起陸續出版的「海外中國研究叢書」中與近代中國有關的譯著有美國學者費正清、賴肖爾著《中國：傳統與變革》、羅茲曼主編《中國的現代化》、格里德著《胡適與中國的文藝復興——中國革命中的自由主義（1917―1950》、郭穎頤著《中國現代思潮中的唯科學主義（1900―1950）》、史華茲著《尋求富強：嚴復與西方》、柯文著《在傳統與現代性之間：王韜與晚清改革》、墨子刻著《擺脫困境——新儒學與中國政治文化的演進》、周錫瑞著《義和團運動的起源》、杜贊專著《文化、權力與國家——190O―1942年的華北農村》、艾愷著《最後的儒家——梁漱溟與中國現代化的兩難》、張灝著《梁啟超與中國思想的過渡（1890一1907）》、任達著《新政革命與日本——中國，1898―1912》、周策縱著《五四運動：現代中國的思想革命》、蕭公權著《近代中國與新世界：康有為變法與大同思想研究》。
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的「五四與現代中國」叢書收有譯著《五四：文化的闡釋與評價——西方學者論五四》、美國學者施瓦支（舒衡哲）著《中國的啟蒙運動——知識分子與五四遺產》、張灝著《危機中的中國知識分子》、紀文勛著《現代中國的思想遺產——民主主義與權威主義》、日本學者近藤邦康著《救亡與傳統》。

其他譯著更是難以勝數，對不同專業領域都有相當的影響。
通論性的主要有費正清編《劍橋中國晚清史》（兩卷）、《劍橋中華民國史》（兩卷），另外費氏的《美國與中國》不斷重印，《費正清集》、偉大的中國革命（1800―1985）》、《費正清自傳》和《費正清看中國》等都翻譯出版。還有美國學者石約翰著《中國革命的歷史透視》、史景遷著《天安門》、柯文著《在中國發現歷史——中國中心觀在美國的興起》，以及日本學者溝口雄三著《日本人視野中的中國學》等。

經濟史方面主要有美國學者郝延平著《中國近代商業革命》、《十九世紀的中國買辦——東西間橋梁》、劉廣京著《英美航運勢力在華的競爭（1862―1874）》、日本學者中村哲著《近代東亞經濟的發展和世界市場》、美國學者珀金斯著《中國農業的發展——1368―1968》、黃宗智著《華北的小農經濟與社會變遷》、《長江三角洲小農家庭與鄉村發展》、《中國農村的過密化與現代化》、楊格著《近百年來上海政治經濟史（1842―1937）》、法國學者白吉爾著《中國資產階級的黃金時代（1911―1937）》等。
政治、軍事、社會史方面的譯著主要有美國學者周錫瑞著《改良與革命——辛亥革命在兩湖》、易勞逸著《1927―1937年國民黨統治下的中國流產的革命》、胡素珊著《中國的內戰》、齊錫生著《中國的軍閥政治（1916―1928）》、小科布爾著《江浙財閥與國民政府（1927―1937）》、鮑威爾著《中國軍事力量的興起（1895―1912）》、施堅雅著《中國封建社會晚期城市研究》、英國學者貝思飛著《民國時期的土匪》、加拿大學者陳志讓著《軍紳政權——近代中國的軍閥時期》、蘇聯學者卡爾圖諾娃著《加倫在中國，1924―1927》、切列潘諾夫著《中國國民革命軍的北伐》、賈比才等著《中國革命與蘇聯顧問》、論文集《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蘇聯學者論文選譯》等。

有關中外關系史的譯著主要有英國學者季南著《英國對華外交（1880―1885）》、美國學者李約翰著《清帝遜位與列強（1908―1912）》、威維爾著《美國與中國：財政和外交研究（1906―1913）》、柯里著《伍德羅·威爾遜與遠東政策（1913―1921）》、塔克曼著《史迪威與美國在華經驗（1911―1945）》、菲斯著《中國的糾葛——從珍珠港事變到馬歇爾使華美國在中國的努力》、科爾著《炮艦與海軍陸戰隊——美國海軍在中國（1925―1928）》、沙勒著《美國十字軍在中國（1938―1945）》、柯偉林著《蔣介石政府與納粹德國》、包瑞德著《美軍觀察組在延安》、布賴克福特著《卡爾遜與中國》、凱恩著《美國政治中的「院外援華集團」》、孔華潤著《美國對中國的反應》、謝偉思著《美國對華政策（1944―1945）》、日本學者藤村道生著《日清戰爭》、蘇聯學者鮑里索夫等著《蘇中關系》等。
思想文化史方面的譯著主要有美國學者伯納爾著《一九○七年以前中國的社會主義思潮》、林毓生著《中國意識的危機——「五四」時期激烈的反傳統主義》、盧茨著《中國教會大學史》、日本學者實藤惠秀著《中國人留學日本史》、法國學者衛青心著《法國對華傳教政策——清末五口通商和傳教自由（1842―1856）》（兩卷）等。

人物研究方面的譯著主要有美國學者德雷克著《徐繼畲及其〈瀛寰志略〉》、史扶鄰著《孫中山與中國革命的起源》、薛君度著《黃興與中國革命》、麥柯馬克著《張作霖在東北》、日本學者松本一男著《張學良》、蘇聯學者普里馬科夫著《馮玉祥與國民軍》、英國學者施拉姆著《毛澤東》、美國學者特里爾著《毛澤東傳》、邁斯納著《李大釗與中國馬克思主義的起源》、周明之著《胡適與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的選擇》、弗思著《丁文江——科學與中國新文化》等。
以上僅是一個極為粗略的鳥瞰，但從中卻足可看出海外中國近代史研究著作的譯介在這20年中的繁榮盛況，確實起到了「改變閉目塞聽的狀況」、「溝通中外學術交流」的作用，對這期間中國近代史學界學術的活躍和發展起了不能忽視的推動作用。

（三）
這期間的海外中國近代史研究著作譯介對國內有關研究的影響、促進是多方面的。當然，學術的變化、各種新觀點的產生總體而言自有更為深刻的社會與學術自身的背景和原因，這種「譯介」只是其中因素之一。但由於本文的任務只是分析這種「譯介」的作用，不必對其他背景與原因作深入探討與詳細論述，故祈讀者勿因此而以為筆者認為新時期的種種新觀點完全是這種「譯介」外在作用的結果；同樣，對各種新觀點本身的具體分析、深入研究和評判也不是本文的任務。故本文亦僅限於客觀論述「譯介」對各種新觀點的影響和作用。大體而言，這種影響有以下幾個方面：
新時期中國近代史研究中一個引人注目、也引起激烈爭論的觀點是從現代化（本文中「現代化」與「近代化」二詞意義相同，根據行文需要選擇使用）的角度，而不僅僅或主要不是從階級斗爭、民族斗爭的角度來看待中國近代史。「海外中國研究」叢書的「總序」明確表示：「故步自封，不跳出自家的文化圈子，透過強烈的反差去思量自身，中華文明將難以找到進入其現代形態的入口」。「收入本叢書的譯著，大多從各自的不同角度、不同領域接觸到中國現代化的問題」。在很長的一個時期內，以費正清為代表的「西方沖擊一中國反應」模式是西方中國近代史研究中佔主導地位的學派。這一模式認為「傳統」與「現代」互相對立，中國近代的歷史尤其是現代化史的動力完全來自外部的刺激和挑戰，因此「19世紀之前使得中國如此偉大的東西，恰恰被證明也就是後來嚴重地阻礙著中國實現現代化轉換的東西」。「中國作為『中央之國』，其自我獨立的政治和文化運轉體系，以長期未受到外來挑戰而聞名於世」。但也因此「直到現代挑戰不可避免地降落到它的大門口之時，都未能領悟到這種挑戰的性質」，因而錯過了現代化的時機。⑤新觀點也正是從這一角度出發，從中國近代自身的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探討現代化受挫的原因；同時對西方的侵略帶來的不同（廣義的）文化的「碰撞」以及這種「碰撞」引起的中國社會的變化等作了不同以往的結論。在現代化理論框架中，洋務運動自然成為「中國早期工業化」的一個重要階段，而興辦洋務的最初動機則無足輕重，也因此才會在80年代形成洋務運動研究熱。同樣，一些研究者對民國時期尤其是抗戰前的經濟狀況也作了更為客觀的研究。

近代中國的「市民社會」、國家與社會的關系、公共領域等是近些年美國學界的一個研究熱點，並有激烈的爭論，而近年中國的有關研究，如對晚清商會、自治社團或組織、地方精英、公共機構等方面的研究成果甚豐，明顯受此影響與啟發。甚至對近代中國「市民社會」這種觀念提出質疑、反對意見的，其基本「理論資源」也還是來自美國學界的不同觀點，亦見其影響之深。

由於主要地不是從階級斗爭或民族斗爭而是從中西文化沖突、互補（在近代中國實際幾乎是西方文化向中國文化的單向流動）的角度出發，不少研究者更側重於「買辦」、「租界」在東西方文化交流中的作用與意義。同樣，傳教士、教會學校在中國現代化過程中所起的積極作用，主要是傳播近代科學文化知識，近年也得到更多的強調與重視。文化與社會的關系或曰文化背後的社會意義，是近些年來在西方興起的一種新的學術觀點、方法和思潮，《義和團運動的起源》和《文化、權力與國家——1900―1942年的華北農村》便是這種新範式在中國近代史研究領域的代表作。前者對19世紀山東省的社會、經濟結構作了區域性分析，尤其是用文化人類學的方法對魯西北地區的民間文化，如社戲、話本、宗教、廟會、集市、尚武傳統、中西文化沖突的歷史等都作了細致的研究。在此基礎上，作者認為義和團運動的爆發是魯西北的社會經濟結構與文化傳統之間由多種原因「互動」的結果。後者力圖打通歷史學與社會學的間隔，從「大眾文化」的角度，提出了「權力的文化網路」等新概念，以華北農村為例，詳細論證了國家權力是如何通過種種渠道，諸如商業團體、廟會組織、宗教、神話等深入社會底層的，如「龍王廟」的實際意義是掌管水資源的分配，鄉紳關注「關帝廟」是將其。既作為國家的守護神又作為地方的保護者。這兩本書對近年來國內的有關研究產生了明顯的影響，如傳統文化與義和團的關系，廟會的社會文化意義、功能都受到研究者的重視。
在中外關系史研究中，一些研究者認為中國被納入近代國際體系的過程當然是國家主權受侵犯的過程，是被殖民的過程，但同時也是近代中國「睜眼看世界」、破除「華夏中心」的過程，是外交近代化，即近代外交觀念、制度產生和發展的過程。幾十年前的「侵華史」已漸為現在更加中性的「中外關系史」所取代，雖只一名之興替，卻也可略窺學術之變化，表明研究的「理論預設」今昔已有所下同。

在思想史研究方面，以前未獲研究的「唯科學本義」開始被研究者注意，對自由主義及其代表人物的研究更加客觀，已從「政治批判」轉入「學術研究」，這反映出「譯介」的影響。《中國的啟蒙運動——知識分了與五四遺產》一書中對「啟蒙」與「救亡」關系的探討，使中國思想、學術界深受啟發。從70年代後期起，美國的中國史研究中「傳統」與「現代」互相對立的模式漸為新的現代化理論所取代，即「現代」從「傳統」中發展而來，應更加註重承繼、利用種種傳統資源。《中國意識的危機——「五四」時期激烈的反傳統主義》一書更側重對近代中國，尤其是五四時期「激烈」「全面」反傳統思想的負面作用進行分析，在80年代中後期「文化熱」、「激烈反傳統」思潮再度產生的背景下，該書的翻譯出版確引人注目，作者可能也未想到，該書實際為90年代因種種原因而異軍突起的「文化保守主義」作了重要的理論鋪墊。
在人物研究方面，《孫中山與中國革命的起源》將孫中山個人與社會環境緊密結合起來考察，突破了以往人們譏稱的「孫中心」框框。《黃興與中國革命》一書對以往注意不夠的黃興與辛亥革命的關系作了細致的研究，引起了有益的探討，促進了有關研究的深化。而且，以上兩書均在國門初啟時翻譯出版，當時也更引人注目。《李大釗與中國馬克思主義的起源》一書對李大釗思想與民粹主義的關系作了深刻的研究和分析，啟發了關於民粹主義對中共其他領導人思想影響的研究，這種研究直到現在仍引起熱烈的爭論。相對於國內的人物研究以前主要集中於政治人物，國外對「文化人物」的研究一直比較重視，如對梁漱溟、丁文江、錢穆、洪業等都有研究專著，這些專著的譯介對國內有關研究有著明顯的推動作用。

簡言之，50年來海外中國近代史研究著作的譯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歷史一樣走過了曲折發展的過程，現在確可說是百花齊放。但在這種繁榮之下卻仍有不能忽視的隱憂，即譯作的質量有每況愈下之勢，一些錯譯、誤譯反而起了學術的「誤導」作用，倘長此以往，會使人對所有「譯介」的准確性都產生懷疑，終將使這種學術發展必不可少的「譯介」本身受到嚴重損害。提高譯作質量，是譯介者的當務之急。當然，每個研究者都必須面對的挑戰是，在如此多樣化的譯作面前如何能真正擷其精華而不是食洋不化，機械照搬。而這，卻是更加艱難，也更加重要的。

注釋：
本文寫作中承蒙曾學白女士幫助搜集部分資料，謹表謝忱。
① 邵循山：「中譯本序言」，〔美〕馬士著，張匯文等譯：《中華帝國對外關系史》第1卷，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57年版，第1―2頁。該書第2卷、第3卷均為張匯文等譯，分別由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58年、商務印書館1960年出版。
②「序言」中國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資料編譯組編譯：《外國資產階級是怎樣看待中國歷史的——資本主義國家反動學者研究中國近代歷史的論著選譯》第1卷，商務印書館1961年版，第10―14頁。
③ 「出版說明」，〔蘇〕齊赫文斯基上編，北京師范大學歷史系、北京大學歷史系、北京大學俄語系翻譯小組譯：《中南近代史》上、下冊，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74年版，第1―6頁。
④ 「編者的話」，《國外中國近代史研究》第1輯，中國主會科學出版社198O年版。
⑤ 〔美〕羅茲曼主編、國家社會科學基金「比較現代化」課題組譯：《中國的現代化》，江蘇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669頁。

原載 1999年第5期《近代史研究》

❼ 北京人頭蓋骨的猜測

歷史撲朔迷離
自從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北京人頭蓋骨」化石（以下簡稱「北京人」）不知所蹤後，這個謎就一直在破解之中，未能如願破解。1998年，包括有「北京人」之父之稱的賈蘭坡院士在內，14名中國科學院資深院士發起的「世紀末大尋找」同樣無果而終。
隨著北京市房山區尋找「北京人頭蓋骨」化石工作委員會的成立，「北京人」去向之謎的老話題再次成為公眾關注的焦點。
「北京人」也許已被毀壞
周口店北京人遺址管理處主任楊海峰態度非常樂觀，「我個人認為，『北京人頭蓋骨』化石不但在世，而且應該不難尋找，因為現在距離失蹤的時間並不長，找到的可能性還是比較大的。」
據悉，對於「北京人頭蓋骨」化石是否在世這個問題，有關專家多年來基本持3種態度，一種認為化石還在世，另一種認為化石已經毀於戰火，再一種就是對化石的去向態度模糊，認為無法推測。
「我之所以認為它還在世，就是化石包裝得相當考究。」楊海峰補充說，「即使沒有多少文化素養的人看到，也不會輕易將其扔掉或毀壞。」他認為，根據中國古人類學家、最後一個見到化石的胡承志老人講述，包括「北京人頭蓋骨」在內的化石當時包了整整6層，而且由內到外相當仔細，即使裝到兩個沒有特殊標志的木箱里，相信就是當時一般的日本兵發現也會上報的。
「我不敢，也不能隨便下結論。」談及化石的去向，88歲的胡承志態度卻相當謹慎，「因為我沒有任何證據，可以證明、推測化石的去向。」他表示，當時戰爭非常殘酷、戰事頻繁，如果是金銀珠寶書畫，倒還可能保存下來，但對於幾個死人骨頭（「北京人頭蓋骨」化石），難說日軍有如此高的辨別能力。對此，曾給父親賈蘭坡做了十年秘書的賈玉彰也持同樣態度，表示不好對化石去向下結論。
「綜合目前各種信息和線索，我認為，化石極有可能毀於戰火了。」對此，上海復旦大學文物與博物館學系教授、「北京人之父」賈蘭坡的學生陳淳說，「找到化石的希望應該比較渺茫。」在1998年，老師賈蘭坡聯合其他十餘名院士發起「世紀末的大尋找」，但最後卻沒有發現任何有價值的線索。
陳淳表示，從現有的資料判斷，「北京人頭蓋骨」化石當時應該放在協和醫院地下室保險庫，日軍突然發動戰爭並佔領醫院，而化石根本沒來得及運走，日軍就在地下室將其毀掉了。另外，他還舉例說，當時連協和醫院的院長、美國海軍陸戰隊隊員都被俘虜，連逃命都來不及，誰還能顧及化石呢。
化石最可能流失日本民間
「根據目前的線索，頭蓋骨化石的尋找線索最有可能是日本的那條。」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副所長高星介紹，化石流失的方向可能在中、美、日三國，但最初有關人士就認為這些化石有可能現存日本。
首先，運輸化石的火車是在天津被日軍劫掠。其次，日軍佔領北京後，曾對存放過「北京人」化石的協和醫院進行嚴密搜查。而化石被帶到日本後也最有可能流失到日本民間。高星說，中國科學家也曾赴日與日本科學家溝通，對此日本的一些科學家也給予了積極的配合。但是「到一定程度後搜尋就進行不下去了」，受到了來自日本某些方面的阻礙。他表示，由於民間組織跨國尋找化石存在很大困難，因此還需要政府出面給予支持。
「根據周口店遺址的保護規劃，到2008年，在遺址保護范圍之外，一座高度不超過9米的周口店新博物館將落成開放。」楊海峰介紹說
化石埋在日壇公園
「那是1996年，有個日本老兵臨死前，向中國有關部門傳遞消息，稱化石埋在日壇公園的一棵松樹下，這棵松樹還做了特殊記號。」談及那次挖掘，賈玉彰回憶到，「開始大家都不信，但確實找到了那棵松樹。」
1996年5月，中國科學院地球物理研究所電震探測組，對埋藏區域進行了兩次高密度電法、面波、多道淺層地震法的探測，並很快得出了結論，經過協商，最終與北京日壇公園管理處達成了1996年6月3日上午正式發掘的協議。
「當時，專家們對於挖掘非常低調，現場四周都用塑料布遮擋，」賈玉彰說，「因為感覺可能性不大，但還要找一找，所以沒有對外聲張。」
但是，一直挖到2米多深時，專家們仍未發現有任何埋藏物，更未見有動土現象。根據這一情況，專家們經過商議，再往下挖一段，結果都是細黃砂岩。隨後，再次擴大挖掘范圍，仍未發現有埋藏物，現場專家由此判斷，當時物探異常應是地表下大量灰白色鈣質結核層引起的，所以決定停止發掘尋找。
化石裝在沉船「阿波丸」號上
「據美國提供給中國的信息，化石很有可能在『阿波丸』號上。」說起化石的去向，歷史學者李樹喜對媒體不止一次地透露，他研究尋找化石已經多年。據悉，美國總統尼克松當年訪華時，曾將美方認為的化石下落作為絕密禮物送給了中國政府，稱化石可能在日本沉船「阿波丸」號上。
據了解，「阿波丸」號建造於20世紀40年代，是一艘日本遠洋油輪。1945年3月28日，已被日本軍隊徵用的「阿波丸」，在新加坡裝載了從東南亞一帶撤退的大批日本軍官和要人駛向日本。4月1日午夜時分，該船行至中國福建省牛山島以東海域，被正在該海域巡航的美軍潛水艦襲擊，3分鍾後迅速沉沒。
令李樹喜堅信「北京人頭蓋骨」就在這艘沉船上的直接理由，是一份美國交給中國方面的資料。李樹喜對媒體說，1996年，他在整理資料時突然發現了從未見過的內容，其中有這樣一層意思：當年失蹤的「北京人頭蓋骨」很可能就在沉沒的「阿波丸」上。
1977年，中國曾對「阿波丸」沉船進行過一次初步打撈，但由於當時潛水技術的限制，只發現了3000噸錫錠和一些其他東西，並未找到「北京人頭蓋骨」。但是，打撈人員卻找到了偽滿洲國政要鄭禹的家藏小官印和圓硯，由此推斷，該船印證了攜帶大量中國北方寶物的猜測，也成為「阿波丸」可能裝載「北京人頭蓋骨」的有力旁證。
「我認為不大可能！」賈玉彰態度明確。他認為，如果日本人得到「北京人頭蓋骨」化石，何必要等到1945年才運回日本呢，何況這還是一艘從新加坡繞道過來的船隻。「不過，這也是一個尋找線索。」他對晨報記者表示，「只是估計可能性很小。」
化石在「哈里遜總統」號上
有學者認為，「北京人頭蓋骨」化石應該丟失在從北平到秦皇島的運送船隻「哈里遜總統」號上，而「哈里遜總統」號由於受到日艦追逐，半途被擊沉。
據說，1941年12月5日，帶著「北京人頭蓋骨」化石的美國海軍陸戰隊，乘坐專用列車前往秦皇島，准備在那裡把化石送上一艘由上海開來的美國定期航輪———
「哈里遜總統」號。當時，這艘船預定在12月8日到達秦皇島碼頭。
「這艘船根本沒到秦皇島。」對此，陳淳教授堅定地表示。他說，「哈里遜總統」號一直沒有駛到目的地秦皇島港去接應美國海軍陸戰隊，它從菲律賓首都馬尼拉開航以後，一直被一艘日本軍艦追逐，最後，擱淺在上海以東長江口附近，隨後被日軍擊沉。
化石在「里斯本丸」號上
在浙江舟山傳出消息，稱「北京人頭蓋骨」化石可能在「里斯本丸」號沉船上。
據有關資料記載，1942年10月2日凌晨，裝載著700多名日軍官兵，以及1800多名英國被俘人員和財物的「里斯本丸」號運輸船，途經舟山附近海域時被魚雷擊沉，船上所載大量文物和奇珍異寶隨之葬身海底。後來，附近漁民救起英軍官兵384人，而據獲救的英國戰俘回憶，船上載有大批被日軍掠奪的黃金財寶和文物，還可能有「北京人頭蓋骨」化石。
「這個可能性幾乎沒有。」聽到這個消息，賈玉彰表示懷疑，因為這些年來從沒有聽說過該船，從地點、航行路線上判斷也不可能。舟山當地「里斯本丸」沉船事件歷史調查研究會一位負責人也表示，「頭蓋骨」在「里斯本丸」沉船上可能是流言，英軍戰俘的說法值得懷疑。
化石在天津美兵營
上世紀80年代，美國人類學家夏皮羅在《北京人》一書中說，一位原海軍陸戰隊軍人曾告訴他，化石曾輾轉到了駐天津的美國海軍陸戰隊兵營。
1971年10月21日，據護送北京猿人化石出國轉移任務的執行人、美國醫生費利說，裝有北京猿人化石的箱子放在天津的美國海軍陸戰隊兵營大院里的6號樓地下室木板層下面。
「後來，那裡專門給我來過消息，說根本沒有化石。」賈玉彰透露。據悉，舊時兵營已是幾經易主，現屬天津衛生學校，6號樓在1976年大地震中震塌，後夷為平地改作了操場，在修大樓時連地基都挖開了，結果啥也沒有。但賈玉彰表示，有一點可以確認，父親賈蘭坡也考證過，化石確實運到了該兵營。
化石在原美駐北平領事館
據稱，古人類學家周國興教授後來得到一條重要線索，化石可能就在原美駐北平（北京）領事館里。由於周國興教授出國訪問，此說暫未得到證實。
胡承志透露，他在把化石包裝好後，運到醫院辦公室就走了，此後他再也未見過。「至於以後怎麼運，我並不清楚。」
據賈玉彰透露：「我父親賈蘭坡考證過，化石後來運到了天津的美海軍陸戰隊兵營，並從那裡運到秦皇島，但半路該部隊被日軍俘虜，化石從此不知下落。」「由此看來，化石還在美領事館的說法也不可信。」
化石將運往美國
1929年12月2日，是古人類學研究的重要時刻，北京人頭蓋骨被發掘出來！北京人頭蓋骨的發現，為從猿到人的學說提供了有力的證據。1936年，在研究人員的努力下，又傳來令人振奮的消息，這一年發現了三個成年猿人的頭骨化石。
1937年本是遺址發掘的黃金時期。然而盧溝橋事變之後，在周口店的挖掘工作被迫中斷，但研究人員還可在設在北平協和醫院的新生代研究室對化石進行整理研究。
到1941年，日美關系日趨緊張。在當時被日軍佔領的北平，日軍開始佔領中立國美國駐北平的一些機構。存放和保管北京人頭蓋骨化石的北平協和醫院雖屬美國財產，但看來也難以倖免。在這種情況下，新生代研究室決定為北京人化石找一個更為安全的存放地點。
當時有三種處理方案。第一，把化石運往抗戰的後方重慶，但在戰爭環境下，長途運送安全難以保證；第二，在北平就地掩埋，但在淪陷區安全同樣無法保證；第三，運往美國保存。從當時的情況看，第三種處理方案是最好的選擇。
據古人類學家胡承志回憶，由於在合作挖掘化石時中美簽的合同規定，在周口店發掘的所有化石都是中國財產，禁止運送出境。所以當時美國公使館的人拒絕接收。後經國民政府協調，遠在重慶的美國駐華大使同意並授權，駐北平的美國公使館才接收這批珍貴的古人類化石，並准備將其安全運往美國保存。
運走前，胡承志對化石進行了精心包裹。他感嘆，大概我是最後一個見到北京人化石的中國人，以後沒有中國人看見或知道它的下落了。
美軍隊秘密押運
1941年12月5日凌晨，一列美海軍陸戰隊專列駛出北平，據說車上裝有北京人頭蓋骨化石。按計劃列車到秦皇島後，化石運到「哈利遜總統」號輪船，然後運往美國。
此次托運的負責人是即將離華赴美的海軍陸戰隊退伍軍醫弗利，兩箱化石就是被混裝在他的27箱行李中被送上火車的。
弗利說：這件事在當時相當秘密。在秦皇島，弗利的助手戴維斯負責接收這批特殊的行李。戴維斯說：我去取了那些行李，有27箱，我把它們都放在了我的房間里。
弗利等待著第二天坐「哈里遜總統」號回國。然而第二天，也就是1941年12月8日，日本偷襲珍珠港，美國對日宣戰，太平洋戰爭爆發了。日軍迅速佔領了美國在華的機構，美海軍陸戰隊在秦皇島的兵營也被日軍侵佔，弗利和戴維斯成了俘虜。在天津的戰俘營中，弗利他們陸續收到從秦皇島兵營運送來的行李，但北京人頭蓋骨已不見蹤跡。
日軍的反常行為
化石是否落入日軍手中？事隔半年，日本東京大學教授常谷部和助教高景東二突然在英文版的北平新聞上聲稱，保存在協和醫院的北京人頭蓋骨被竊。日本人似乎傳達出這樣的信息：日軍並沒有在秦皇島發現頭骨化石。
很快，一場追尋北京人頭蓋骨的行動緊鑼密鼓地開始了。值得注意的是日本人對追尋工作格外賣力，幾乎所有參與發掘工作的人員都受到審查。
古人類學家裴文中在獄中被關了48天，他的孩子回憶了那段經歷：那是1944年5月初的一個早晨……一些日本人穿著軍裝，帶著槍沖到我爸爸媽媽住的北屋，過了十多分鍾，日本人推著我父親出去了。在日本憲兵隊，追問我父親「北京人」的下落，我父母都說：「不知道」。一說不知道，日本人就動手打，最厲害的時候還灌辣椒水，一直把我父親灌暈過去。最可惡的是，據我父親講，就是臨出來那一天，又來審問，說裴文中要槍斃你了，你還有什麼話可說的，這兒給你留下了紙和筆，你寫遺書吧。我父親開始寫起來，結果日本人哈哈大笑說，裴文中今天放你回家了。
古人類學家周國興回憶說：當時曾經傳出一個消息，這些東西已在天津找到了……之後，就莫名其妙地把很多被拘留的人都放了……如果說日本憲兵隊沒得手的話，怎麼那麼輕易地放人？
1945年8月，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不久日本發布的公告聲稱，已將劫掠到東京的一批古人類化石連同劫掠的發掘工具一起，移交給了盟軍當局，以便歸還中國。然而中國政府從盟軍總部接收到的日本歸還物品清單中，卻沒有北京人化石。盟軍總部也應中國政府之邀，動用駐日盟軍參與廣泛搜尋，結果一無所獲。
再次發掘周口店
1949年9月，周口店的發掘者們在找尋不到化石的情況下，又把目光投向了周口店，希望會有新的發現彌補丟失的遺憾。而此時的周口店龍骨山已是長草沒膝，荊棘叢生，到處是日軍暴行留下的累累傷痕，當年的辦公房屋盪然無存，滿山的樹木也被砍伐殆盡。
發掘周口店的計劃很快批了下來。9月27日，中斷了12年的發掘工作重新開始。古人類學家賈蘭坡和技工們先把1937年回填的土重新挖掘出來，在挖土過程中，他們獲得了三顆牙齒，這是當時惟一在中國人手中的北京人化石真實標本。
此後，又陸續進行了幾次發掘，獲得了兩顆北京人牙齒和其他動物化石。值得提到的是，1966年由古人類學家裴文中主持的發掘中，發現了一塊額骨和一塊枕骨，它們顯然是屬於同一個頭骨。新發現的頭骨碎片與1931年、1936年的第五號頭骨的兩塊顳骨，拼合成一塊比較完整的頭蓋骨。顯然，它們屬於同一個個體，這是現僅存的北京猿人頭蓋骨的標本。

❽ 我國國寶『北京人』頭蓋骨的之謎。

【北京人頭蓋骨失蹤之謎】
7種版本使歷史撲朔迷離
"北京人頭蓋骨"化石到底在哪裡？自從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北京人頭蓋骨"化石（以下簡稱"北京人"）不知所蹤後，這個謎就一直在破解之中，但到現在都未能如願。1998年，包括有"北京人"之父之稱的賈蘭坡院士在內，14名中國科學院資深院士發起的"世紀末大尋找"同樣無果而終。
近日，隨著北京市房山區尋找"北京人頭蓋骨"化石工作委員會的成立，"北京人"去向之謎的老話題再次成為公眾關注的焦點。
「北京人」也許已被毀壞
「『北京人頭蓋骨』化石是否還存在世上？」面對晨報記者這樣的詢問，周口店北京人遺址管理處主任楊海峰態度非常樂觀，「我個人認為，『北京人頭蓋骨』化石不但在世，而且應該不難尋找，因為現在距離失蹤的時間並不長，找到的可能性還是比較大的。」
據悉，對於「北京人頭蓋骨」化石是否在世這個問題，有關專家多年來基本持3種態度，一種認為化石還在世，另一種認為化石已經毀於戰火，再一種就是對化石的去向態度模糊，認為無法推測。
「我之所以認為它還在世，就是化石包裝得相當考究。」楊海峰補充說，「即使沒有多少文化素養的人看到，也不會輕易將其扔掉或毀壞。」他認為，根據中國古人類學家、最後一個見到化石的胡承志老人講述，包括「北京人頭蓋骨」在內的化石當時包了整整6層，而且由內到外相當仔細，即使裝到兩個沒有特殊標志的木箱里，相信就是當時一般的日本兵發現也會上報的。
「我不敢，也不能隨便下結論。」談及化石的去向，88歲的胡承志態度卻相當謹慎，「因為我沒有任何證據，可以證明、推測化石的去向。」他表示，當時戰爭非常殘酷、戰事頻繁，如果是金銀珠寶書畫，倒還可能保存下來，但對於幾個死人骨頭（「北京人頭蓋骨」化石），難說日軍有如此高的辨別能力。對此，曾給父親賈蘭坡做了十年秘書的賈玉彰也持同樣態度，表示不好對化石去向下結論。
「綜合目前各種信息和線索，我認為，化石極有可能毀於戰火了。」對此，上海復旦大學文物與博物館學系教授、「北京人之父」賈蘭坡的學生陳淳說，「找到化石的希望應該比較渺茫。」在1998年，老師賈蘭坡聯合其他十餘名院士發起「世紀末的大尋找」，但最後卻沒有發現任何有價值的線索。
陳淳表示，從目前的資料判斷，「北京人頭蓋骨」化石當時應該放在協和醫院地下室保險庫，日軍突然發動戰爭並佔領醫院，而化石根本沒來得及運走，日軍就在地下室將其毀掉了。另外，他還舉例說，當時連協和醫院的院長、美國海軍陸戰隊隊員都被俘虜，連逃命都來不及，誰還能顧及化石呢。
化石埋在日壇公園

「那是1996年，有個日本老兵臨死前，向中國有關部門傳遞消息，稱化石埋在日壇公園的一棵松樹下，這顆松樹還做了特殊記號。」談及那次挖掘，賈玉彰回憶到，「開始大家都不信，但確實找到了那棵松樹。」
1996年5月，中國科學院地球物理研究所電震探測組，對埋藏區域進行了兩次高密度電法、面波、多道淺層地震法的探測，並很快得出了結論，經過協商，最終與北京日壇公園管理處達成了1996年6月3日上午正式發掘的協議。
「當時，專家們對於挖掘非常低調，現場四周都用塑料布遮擋，」賈玉彰說，「因為感覺可能性不大，但還要找一找，所以沒有對外聲張。」
但是，一直挖到2米多深時，專家們仍未發現有任何埋藏物，更未見有動土現象。根據這一情況，專家們經過商議，再往下挖一段，結果都是細黃砂岩。隨後，再次擴大挖掘范圍，仍未發現有埋藏物，現場專家由此判斷，當時物探異常應是地表下大量灰白色鈣質結核層引起的，所以決定停止發掘尋找。
化石裝在沉船「阿波丸」號上
「據美國提供給中國的信息，化石很有可能在『阿波丸』號上。」說起化石的去向，歷史學者李樹喜對媒體不止一次地透露，他研究尋找化石已經多年。據悉，美國總統尼克松當年訪華時，曾將美方認為的化石下落作為絕密禮物送給了中國政府，稱化石可能在日本沉船「阿波丸」號上。
據了解，「阿波丸」號建造於20世紀40年代，是一艘日本遠洋油輪。1945年3月28日，已被日本軍隊徵用的「阿波丸」，在新加坡裝載了從東南亞一帶撤退的大批日本軍官和要人駛向日本。4月1日午夜時分，該船行至中國福建省牛山島以東海域，被正在該海域巡航的美軍潛水艦襲擊，3分鍾後迅速沉沒。
令李樹喜堅信「北京人頭蓋骨」就在這艘沉船上的直接理由，是一份美國交給中國方面的資料。李樹喜對媒體說，1996年，他在整理資料時突然發現了從未見過的內容，其中有這樣一層意思：當年失蹤的「北京人頭蓋骨」很可能就在沉沒的「阿波丸」上。
1977年，中國曾對「阿波丸」沉船進行過一次初步打撈，但由於當時潛水技術的限制，只發現了3000噸錫錠和一些其他東西，並未找到「北京人頭蓋骨」。但是，打撈人員卻找到了偽滿洲國政要鄭禹的家藏小官印和圓硯，由此推斷，該船印證了攜帶大量中國北方寶物的猜測，也成為「阿波丸」可能裝載「北京人頭蓋骨」的有力旁證。
「我認為不大可能！」賈玉彰態度明確。他認為，如果日本人得到「北京人頭蓋骨」化石，何必要等到1945年才運回日本呢，何況這還是一艘從新加坡繞道過來的船隻。「不過，這也是一個尋找線索。」他對晨報記者表示，「只是估計可能性很小。」
化石在「哈里遜總統」號上
有學者認為，「北京人頭蓋骨」化石應該丟失在從北平到秦皇島的運送船隻「哈里遜總統」號上，而「哈里遜總統」號由於受到日艦追逐，半途被擊沉。
據說，1941年12月5日，帶著「北京人頭蓋骨」化石的美國海軍陸戰隊，乘坐專用列車前往秦皇島，准備在那裡把化石送上一艘由上海開來的美國定期航輪———
「哈里遜總統」號。當時，這艘船預定在12月8日到達秦皇島碼頭。
「這艘船根本沒到秦皇島。」對此，陳淳教授堅定地表示。他說，「哈里遜總統」號一直沒有駛到目的地秦皇島港去接應美國海軍陸戰隊，它從菲律賓首都馬尼拉開航以後，一直被一艘日本軍艦追逐，最後，擱淺在上海以東長江口附近，隨後被日軍擊沉。
化石在「里斯本丸」號上
最近，浙江舟山傳出消息，稱「北京人頭蓋骨」化石可能在「里斯本丸」號沉船上。
據有關資料記載，1942年10月2日凌晨，裝載著700多名日軍官兵，以及1800多名英國被俘人員和財物的「里斯本丸」號運輸船，途經舟山附近海域時被魚雷擊沉，船上所載大量文物和奇珍異寶隨之葬身海底。後來，附近漁民救起英軍官兵384人，而據獲救的英國戰俘回憶，船上載有大批被日軍掠奪的黃金財寶和文物，還可能有「北京人頭蓋骨」化石。
「這個可能性幾乎沒有。」聽到這個消息，賈玉彰表示懷疑，因為這些年來從沒有聽說過該船，從地點、航行路線上判斷也不可能。舟山當地「里斯本丸」沉船事件歷史調查研究會一位負責人也表示，「頭蓋骨」在「里斯本丸」沉船上可能是流言，英軍戰俘的說法值得懷疑。
化石在天津美兵營

上世紀80年代，美國人類學家夏皮羅在《北京人》一書中說，一位原海軍陸戰隊軍人曾告訴他，化石曾輾轉到了駐天津的美國海軍陸戰隊兵營。
1971年10月21日，據護送北京猿人化石出國轉移任務的執行人、美國醫生費利說，裝有北京猿人化石的箱子放在天津的美國海軍陸戰隊兵營大院里的6號樓地下室木板層下面。
「後來，那裡專門給我來過消息，說根本沒有化石。」賈玉彰透露。據悉，舊時兵營已是幾經易主，現屬天津衛生學校，6號樓在1976年大地震中震塌，後夷為平地改作了操場，在修大樓時連地基都挖開了，結果啥也沒有。但賈玉彰表示，有一點可以確認，父親賈蘭坡也考證過，化石確實運到了該兵營。
化石在原美駐北平領事館
據稱，古人類學家周國興教授後來得到一條重要線索，化石可能就在原美駐北平（北京）領事館里。由於周國興教授出國訪問，此說暫未得到證實。
胡承志透露，他在把化石包裝好後，運到醫院辦公室就走了，此後他再也未見過。「至於以後怎麼運，我並不清楚。」
據賈玉彰透露：「我父親賈蘭坡考證過，化石後來運到了天津的美海軍陸戰隊兵營，並從那裡運到秦皇島，但半路該部隊被日軍俘虜，化石從此不知下落。」「由此看來，化石還在美領事館的說法也不可信。」
化石將運往美國
1929年12月2日，是古人類學研究的重要時刻，北京人頭蓋骨被發掘出來！北京人頭蓋骨的發現，為從猿到人的學說提供了有力的證據。1936年，在研究人員的努力下，又傳來令人振奮的消息，這一年發現了三個成年猿人的頭骨化石。
1937年本是遺址發掘的黃金時期。然而盧溝橋事變之後，在周口店的挖掘工作被迫中斷，但研究人員還可在設在北平協和醫院的新生代研究室對化石進行整理研究。
到1941年，日美關系日趨緊張。在當時被日軍佔領的北平，日軍開始佔領中立國美國駐北平的一些機構。存放和保管北京人頭蓋骨化石的北平協和醫院雖屬美國財產，但看來也難以倖免。在這種情況下，新生代研究室決定為北京人化石找一個更為安全的存放地點。
當時有三種處理方案。第一，把化石運往抗戰的後方重慶，但在戰爭環境下，長途運送安全難以保證；第二，在北平就地掩埋，但在淪陷區安全同樣無法保證；第三，運往美國保存。從當時的情況看，第三種處理方案是最好的選擇。
據古人類學家胡承志回憶，由於在合作挖掘化石時中美簽的合同規定，在周口店發掘的所有化石都是中國財產，禁止運送出境。所以當時美國公使館的人拒絕接收。後經國民政府協調，遠在重慶的美國駐華大使同意並授權，駐北平的美國公使館才接收這批珍貴的古人類化石，並准備將其安全運往美國保存。
運走前，胡承志對化石進行了精心包裹。他感嘆，大概我是最後一個見到北京人化石的中國人，以後沒有中國人看見或知道它的下落了。
美軍隊秘密押運
1941年12月5日凌晨，一列美海軍陸戰隊專列駛出北平，據說車上裝有北京人頭蓋骨化石。按計劃列車到秦皇島後，化石運到「哈利遜總統」號輪船，然後運往美國。
此次托運的負責人是即將離華赴美的海軍陸戰隊退伍軍醫弗利，兩箱化石就是被混裝在他的27箱行李中被送上火車的。
弗利說：這件事在當時相當秘密。在秦皇島，弗利的助手戴維斯負責接收這批特殊的行李。戴維斯說：我去取了那些行李，有27箱，我把它們都放在了我的房間里。
弗利等待著第二天坐「哈里遜總統」號回國。然而第二天，也就是1941年12月8日，日本偷襲珍珠港，美國對日宣戰，太平洋戰爭爆發了。日軍迅速佔領了美國在華的機構，美海軍陸戰隊在秦皇島的兵營也被日軍侵佔，弗利和戴維斯成了俘虜。在天津的戰俘營中，弗利他們陸續收到從秦皇島兵營運送來的行李，但北京人頭蓋骨已不見蹤跡。
日軍的反常行為
化石是否落入日軍手中？事隔半年，日本東京大學教授常谷部和助教高景東二突然在英文版的北平新聞上聲稱，保存在協和醫院的北京人頭蓋骨被竊。日本人似乎傳達出這樣的信息：日軍並沒有在秦皇島發現頭骨化石。
很快，一場追尋北京人頭蓋骨的行動緊鑼密鼓地開始了。值得注意的是日本人對追尋工作格外賣力，幾乎所有參與發掘工作的人員都受到審查。
古人類學家裴文中在獄中被關了48天，他的孩子回憶了那段經歷：那是1944年5月初的一個早晨……一些日本人穿著軍裝，帶著槍沖到我爸爸媽媽住的北屋，過了十多分鍾，日本人推著我父親出去了。在日本憲兵隊，追問我父親「北京人」的下落，我父母都說：「不知道」。一說不知道，日本人就動手打，最厲害的時候還灌辣椒水，一直把我父親灌暈過去。最可惡的是，據我父親講，就是臨出來那一天，又來審問，說裴文中要槍斃你了，你還有什麼話可說的，這兒給你留下了紙和筆，你寫遺書吧。我父親開始寫起來，結果日本人哈哈大笑說，裴文中今天放你回家了。
古人類學家周國興回憶說：當時曾經傳出一個消息，這些東西已在天津找到了……之後，就莫名其妙地把很多被拘留的人都放了……如果說日本憲兵隊沒得手的話，怎麼那麼輕易地放人？
1945年8月，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不久日本發布的公告聲稱，已將劫掠到東京的一批古人類化石連同劫掠的發掘工具一起，移交給了盟軍當局，以便歸還中國。然而中國政府從盟軍總部接收到的日本歸還物品清單中，卻沒有北京人化石。盟軍總部也應中國政府之邀，動用駐日盟軍參與廣泛搜尋，結果一無所獲。
再次發掘周口店
1949年9月，周口店的發掘者們在找尋不到化石的情況下，又把目光投向了周口店，希望會有新的發現彌補丟失的遺憾。而此時的周口店龍骨山已是長草沒膝，荊棘叢生，到處是日軍暴行留下的累累傷痕，當年的辦公房屋盪然無存，滿山的樹木也被砍伐殆盡。
發掘周口店的計劃很快批了下來。9月27日，中斷了12年的發掘工作重新開始。古人類學家賈蘭坡和技工們先把1937年回填的土重新挖掘出來，在挖土過程中，他們獲得了三顆牙齒，這是當時惟一在中國人手中的北京人化石真實標本。
此後，又陸續進行了幾次發掘，獲得了兩顆北京人牙齒和其他動物化石。值得提到的是，1966年由古人類學家裴文中主持的發掘中，發現了一塊額骨和一塊枕骨，它們顯然是屬於同一個頭骨。新發現的頭骨碎片與1931年、1936年的第五號頭骨的兩塊顳骨，拼合成一塊比較完整的頭蓋骨。顯然，它們屬於同一個個體，這是目前僅存的北京猿人頭蓋骨的標本。

❾ 楊海峰的人物簡介

楊海峰，河南滎陽人，畢業於河南大學藝術學院並留校任教，作品參加全國美展，獲獎並被收藏，曾被公派俄羅斯聖彼得堡大學訪學，現為中國美術家協會會員。

Yang Haifeng was born in Tuoyao village, Xingyang County of Henan province. He graated from Zhengzhou Normal School in 1997 and Henan University in 2001. Then he joined the faculty of Henan University. In 2010, he was sent by Henan University to visit St. Petersburg University in Russia for academic communication. His learning was guided by Mr. Liu Bo』an, a member of the Chinese Artists』 Association
重要參展
2013二月二龍抬頭----孟新宇，楊海峰新春油畫作品展，蘭亭會館
2012 第三次個展 藝盛空間 鄭州
中國當代著名畫家中原行作品展 河南美術館超以象外——中國當代青年油畫邀請展 甘肅省美術館首屆中國美術家協會會員油畫精品展，優秀作品，廣東美林美術館超以象外——中國當代中青年油畫邀請展 甘肅省美術館挖掘·發現——第三屆中國油畫新人展，優秀作品，中國油畫院
2011藝術家眼中的當代中國——中國油畫藝術展 關山月美術館 深圳
「大愛之光——當代中國油畫名家救助貧困母親捐贈作品展
2010 今日中國--新中國60周年紀念展 全北道立美術館韓國
2009 第十一屆全國美術作品展覽暨首屆中國美術獎·創作獎、獲獎提名作品展覽 中國美術館 北京
挖掘·發現——首屆中國油畫新人展 中國藝術研究院中國油畫院 北京
第十一屆全國美術作品展覽（水彩） 遼河美術館 遼寧
第十一屆全國美術作品展覽（油畫） 湖北省藝術館 武漢
中國美術世界行 中國藝術中心 法國巴黎
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60周年 2009大東方當代油畫展 大東方藝術中心 上海
2008 第三屆北京國際美術雙年展 中國美術館 北京
第三屆風景.風情 全國油畫人物畫作品展 剛泰美術館 上海
第三屆全國青年美術作品展覽 中國美術館 北京
2007 聚沙塔 中國新銳繪畫獎 炎黃藝術館 北京
2005 第七屆全國水彩、粉畫作品展，優秀作品全國巡展 鄭州美術館 河南
2002 紀念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六十周年全國美術作品展 鄭州
個展
1995 鄭州師范學校 鄭州
2002 河南大學 開封
2012 藝盛空間 鄭州
2013 香港當代美術館
祥和齋畫廊 濰坊
重要收藏
油畫《戰上海》、《蘆盪火種》被濟南軍區某集團軍軍部收藏；油畫《肖像》被上海剛泰美術館收藏；油畫《大學生》被上海大東方藝術中心收藏；油畫《每天懸浮一秒鍾》被北京國際美術雙年展組委會收藏；油畫《天下黃河》《思清遠之二》被河南美術館收藏；油畫《思清遠3》被廣東美林美術館；
重要獲獎
第十一屆全國美術作品展覽（油畫）獲獎提名；
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60周年大東方當代油畫作品展 優秀作品（最高獎項）；
第三屆風景.風情全國油畫人物畫作品展 優秀作品（最高獎項）
首屆中國美術家協會會員油畫精品展 優秀作品；
挖掘·發現——第三屆中國油畫新人展 優秀作品；
出版
《我的紅帆船 ---楊海峰油畫作品》
收錄
2012作品見載於《當代美術》、《中國油畫市場》
2011作品收錄於《藝術家眼中的當代中國——中國油畫藝術展作品集》、《大愛之光——當代中國油畫名家救助貧困母親捐贈作品展作品集》、《藝術鄭州第一回合展作品集》，見載於《中國畫廊聯盟》；2010《今日中國--新中國60周年紀念展》《中國油畫》《藝術家》《永和2010春季中國書畫拍賣會3》
2009 《美術》 《美術觀察》 《藝術市場》 《畫廊業》 《第十一屆全國美術作品展覽暨首屆中國美術獎·創作獎、獲獎提名作品集》《挖掘·發現——首屆中國油畫新人展》《第十一屆全國美術作品展覽 水彩、粉畫作品集》 《第十一屆全國美術作品展覽 油畫作品集》 《中國美術世界行》 《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60周年 2009大東方當代油畫展作品集》 《第十一屆河南省美術作品展覽獲獎作品集》 《河南省教育屆美術書法展作品集》
2008 《2008第三屆北京國際美術雙年展作品集》《第三屆全國青年美術作品展覽作品集》 《第三屆風景.風情 全國油畫人物畫作品展作品集》《藝術市場》《起點》《河南省第三屆青年美術作品展作品集》
2007 《HI藝術》 《聚沙塔 2007中國新銳繪畫獎》 《河南省高等學校美術教師作品展選集》 《河南大學美術教師作品集》
2005 《第七屆全國水彩粉畫作品集》《海特畫舫》
2003 《河南省第二屆中國畫藝術展作品集》
2002 《第6屆河南省水彩展覽作品選
楊海峰的繪畫作品有很多民族文化的因素，空白和無背景的畫面處理，反透視的人物組合，中國人物畫高遠法透視的運用，他的這種構圖，這種人物的處理能力，又選擇了中國古畫絹的色彩作為一個大面積的背景空間，是很會思量的。這不是隨隨便便就能下得了手的，是需要修養的，需要一種對中國畫，對西方寫實油畫兩種文化都要深刻把握，他把這兩種文化揉在了一起是要一些膽量的。他作為一位30歲的年輕藝術家來說，我覺得他的藝術空間很大，具備往前發展的素質。《誰的紅帆船》這是一個年輕人的故事，是年輕人對於婚嫁，對生活，對人生伴侶，對喜慶的理解，就是閃耀著一種非前衛、非憤青的一種感覺，這種感覺在他的畫裡面又顯得很民俗，民間的那種人的相聚，對美好的一種追求，他在畫面上搞得詩意昂然。他的畫幅很小，其實這裡面很多技術問題都已經被他這樣一種構思、一種繪畫形式所掩蓋，他的整個畫面的情調，整個畫面的一種民族形式，足以使他的畫閃光。楊海峰對中國文化獨特性的思考，對東西方文化交融的思考，對民俗也有新的理解，還有年輕人對生活的一種期盼，他的作品有精神含量，又有文化含量，所以他的畫不大，卻很跳躍。他的畫面整體處理對於寫實的這種手法打開了一條新思路，把寫實放在一個虛幻的空間裡面，實與虛的一種對比，又跟文化對接，西方寫實的這樣一種手法和東方的這樣一種透視處理，人物大小及各種關系都是很自由的，具有東方韻味和很強的現代感。對於30歲的人來說，對寫實和古典，對於東方和西方，他都有足夠的思考。他是一位真正畫畫的人，具備了能畫好畫的各種素質，他不是一個投機分子，他本身一看就是一位藝術青年。
楊海峰走的路子是比較正的，他的人物畫造型基本功是比較扎實的，他不僅畫油畫，國畫也很好，他曾跟李伯安老師學習繪畫，受益匪淺。他扎扎實實的去畫這些東西，畫得很細膩、很真實，他刻畫的人物形象很典型，也很有生活氣息和藝術感覺。實際上生活當中能畫好的東西太多了，你發掘不完，要看你怎樣去發掘、去表現出來，這是真功夫。楊海峰的人物畫基本上是屬於西洋畫的，但整個一幅畫的構成上也不完全是傳統的油畫人物，這種從透視觀念來講，是中國畫的透視方式，也可以這樣說，他打破了西畫傳統的構成和表現方法。
楊海峰的作品給人印象很深刻，如《誰的紅帆船》、《風陵渡》等，這么多人的大場面，又那麼寫實，我覺得沒有很投入的事業心和積極勤奮的創作態度，肯定是達不到的。他對繪畫的品位和感覺都很好，他畫出了他這個年齡段的品味和水平，我覺得這一點他把握的比較好，他在畫中對造型、色彩的運用以及繪畫形式感，把握住了自己的藝術地位，位置站的很好，作為繪畫來說，他有挺好的藝術感覺。《風陵渡》這幅作品，作為水彩畫能畫得這么深入、細膩，挺難得的，現在有些年輕人的創作心態有投機心理，畫得又大又空，而楊海峰的東西實實在在，一組畫上能畫幾十個人，甚至上百個人，尤其當下沒誰願意做這種功夫，當下的年輕人急功近利，比較浮澡，他這種心態好，能坐得住，真是挺難得的，有一種搞藝術的必備的素質，我相信他有很好的發展潛力和藝術前景。
楊海峰的畫有比較扎實的素描基礎，畫面結構、人物造型還是很好的，這為他繪畫的寫實風格打下很好的基礎。他的寫實繪畫也比較注重寫意性，講究用筆，注重筆觸，畫得比較概括，對於藝術的問題，畫得復雜細膩是一種境界，畫得概括是另外一種境界，歷代大師都是走的概括的路，楊海峰的《邊緣》等那些肖像作品的品質我認為非常好，尤其是頭發、臉比較概括的那些感覺，很見筆、見性情，我比較喜歡。通過最近幾次他入選全國展覽可以感覺到他的繪畫在形式語言上有了一定的探索，他的繪畫在年輕人當中是很突出的，也很有前途。
楊海峰是近幾年在河南油畫畫壇甚至在全國青年油畫家中也比較突出的很有發展潛力的一位優秀畫家。他年輕朝氣，勤奮實干，富於進取精神，堅持現實主義的創作道路。在寫實和表現之間做的非常好，他的作品既有寫實性又表現性，主客觀變現性的結合上做的很到位，在中國民族油畫的當代傳承上他是一位很有希望的接力者，他有扎實的基本功，寫實能力比較強，在創作中表現人物的事件上比較深刻，他會有很好的藝術發展前景！

❿ 中國歷史「四大謎案」是哪四大

所謂「清宮四大奇案」是指「太後下嫁」、「順治出家」、「雍正被刺」和「狸貓換太子」。這里就這四大奇案，作一簡括的介紹和回答。
一、孝庄太後下嫁
太後下嫁就是太後下嫁攝政王。太後是指清太宗皇太極之妃、世祖福臨的生母，卒於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被謚為孝庄文皇後；攝政王即指攝政睿親王多爾袞。孝庄文皇後系多爾袞之兄嫂，弟妻兄嫂，按照漢人道德觀念來看，是一件太不光彩也太不文明的事。有清一代，對此諱莫如深，求其明文記載則無有也。
但清末才刊行的《蒼水詩集》有句雲「上壽稱為合巹樽，慈寧宮里爛盈門；春宮昨進新儀注，大禮恭逢太後婚」，即是指太後下嫁這件事說的。詩作者張煌言是清初人，與多爾袞同時，所說當有所本。另據《朝鮮李朝實錄》仁祖二十七年(1649年，清順治六年)二月壬寅，亦有「皇父攝政王多爾袞」這樣去「叔」字改稱「皇父」的記載，它間接地透露了多爾袞稱皇父「已為太上」與太後相對稱，正是太後下嫁的一個旁證。何況多爾袞之改稱「皇父」不但明載於《清實錄》與蔣良驥《東華錄》等書中，即當時流傳到今的許多檔冊和文告中，於抬寫皇上處，一並抬寫攝政王，而攝政王之上，或冠以「皇叔父」，或冠以「皇父」字樣。
我們也不要忘了另一個事實：滿洲入關以前的社會性質雖已由奴隸制迅速向封建制過渡，但很早很早以前女真人的落後習俗，如弟娶兄妻、妻姑侄媳的一些群婚制的殘余，延續到入關初年，也是不足為怪的。那麼，太後下嫁這件事是可以相信確有其事的。
二、順治出家
史載順治十七年(1660年)八月十九日，皇貴妃董鄂氏薨。世祖福臨哀悼殊甚，為之輟朝者五日。旋即下諭追封為皇後。董鄂氏僅僅是個貴妃，為什麼要這樣濫加謚號，並晉封她為皇後呢？
有的人於是以訛傳訛，說這個妃子是明末人冒辟疆的姬人董小宛，當清軍入關之初，被掠至京師，後入宮，賜姓董鄂氏，跟著又冊立為貴妃。誰知董氏入宮之後，竟以不壽卒。然世祖之於董貴妃，寵冠六宮，莫與倫比，乃紅顏薄命，惹得世祖終日悶悶不樂，不數月，遂棄皇帝不為，遁入山西五台山，削發披緇，皈依凈土。上述就是順治出家的由來，歷來故老相傳如此，是否真有其事呢？
首先我們應該承認清世祖福臨好佛，宮中延有木陳、玉琳王秀二禪師，尊禮備至。世祖鈐章有「塵隱道人」、「懶翁」、「痴道人」等稱號，又諭旨對木陳有「願老和尚勿以天子視朕，當如門弟子旅庵相待」雲雲。世祖信佛是事實，誰也否認不了的。
其次要說，世祖死去前幾個月，適值孝獻皇後董鄂氏之喪，世祖哀痛過情，為世所嘆異。因而就有人認為世祖是由悼亡而厭世，終於脫離塵網，遁入空門。從此傳為「萬古鍾情天子」的一段佳話。這是與歷史事實不符合的。不錯，由於世祖好佛，他死前確實有過要求祝發為僧的念頭。但事實上在他死去的前幾天，只是叫他最寵任的內監吳良輔去憫忠寺(今北京市廣安門內法源寺)削發，他本人也曾親自前往觀看過。這里還說明世祖當時並無大病。那麼，世祖是怎樣死的呢？據當事人王熙《王文靖集·自撰年譜》載：「奉召入養心殿，諭：朕患痘，勢將不起。」張宸《青王周集》亦稱：「傳諭民間毋炒豆，毋燃燈，毋潑水，始知上疾為出痘。」兩人所記完全相合，可以互相印證。這就很清楚地告訴我們，世祖既死於出痘，那麼，遁入五台山祝發為僧的說法，就並不可信了。
三、雍正被刺
世傳清世宗胤禛暴崩的原因，說法不一，有說是被刺而死的，振振有詞。這一說法究竟可信嗎？
說來話長，它起因於雍正七年(1729年)曾靜、張熙一案。曾靜慕明末人呂留良的為人，以排滿復明為職志，因遣其徒張熙詭名投書川陝總督岳鍾琪，勸他為祖先(岳飛)舉義，不成，獄興、辭連呂留良。世宗嚴加處治，戮留良屍，留良子葆中，時為編修，亦論斬。傳說呂留良有一個倖存的孫女，名叫呂四娘，她的劍術之精，冠絕儕輩，立志要為父祖報仇。後來她潛入宮內，終於刺死了世宗，並把世宗的腦袋割下，提著逃走了。
好事的人說是根據鄂爾泰傳記的記載，說世宗暴崩的那一天，上午還「視朝如恆，並無所苦」，就在那天下午，忽召鄂爾泰入宮，而外間喧傳世宗暴崩的消息已滿城風雨了。鄂立刻「入朝，馬不及被鞍，亟跨驏馬行，髀骨被磨損，流血不止。既入宮，留宿三日夜，始出，尚未及一餐也」。人們認為，當時天下承平，長君繼統(清高宗弘歷二十五歲登位)，沒有什麼大不了的事情要搞得這般驚慌失措的。這就只能說明世宗被刺的說法並非沒有道理。
這里需要將真人真事與野史傳聞區別開來，曾靜、張熙一案牽連的呂留良等人都是真人真事，是歷史真實；但提到呂留良的一個孫女，是傳說，不是歷史事實。世宗死的年月日是事實，但說他是暴崩，並不見明文記載，也只是傳說，目前尚不能證實其事。此其一。
上述鄂爾泰傳記所描述的鄂倉皇上朝一段情節，寫得惟妙惟肖，好像真有其事似的。但至少在正史記載里，如《清實錄》、《清史列傳》、《清史稿》等書並沒有這類的記載。當然，沒有文字記載，不等於沒有這件事；而且直到今天仍無法得到證實，也就不可能確認有這件事；即使鄂爾泰的倉皇上朝是事實，也不能證明世宗一定就是被刺，因為二者並沒有必然的內在聯系。此其二。
世宗本人好佛好道，「所交多劍客力士」，傳說「結兄弟十三人」。皇帝與人結為兄弟之事，未必可信；但既好佛好道，多交劍客俠士，則煉丹求長生之術，容或有之。求長生吞丹葯，以致暴崩，也有可能。秦皇、漢武之事，早有先例在。此其三。
有人建議發掘清西陵的泰陵(清世宗胤禛的陵墓)，看看世宗到底有無頭顱，以證實被刺與否。後因發掘工作過忙，未果，當然，清世宗死於1735年，屍骨早寒，一旦發掘，果能得其一二遺骸，固可定案，但要付出的代價未免太大，也只好等待將來再說了。
四、狸貓換太子

"狸貓換太子的傳說來自宋朝。說是在宋真宗登基已久，擁有三宮六院，就是得不到兒子。先後有五全都夭折。後來德妃劉娥與李宸妃同時有孕，李宸妃先期誕下皇子，劉德妃卻不慎流產。劉德妃妒忌，就將一隻剝皮狸貓換去了皇子，並將李宸妃之子據為己有，還造謠說宸妃產下怪胎。李真宗信以為真，便對李氏加以懲處。而將劉德妃隨後竊取來的兒子立為皇儲。這個皇儲就是後來的宋仁宗。

最後的結果是：李宸妃為躲避迫害被迫流落民間。仁宗也經常為自己的身世困擾。直到包拯橫空出世，才得以揭開這樁宮闈迷案。於是已經是皇太後的劉娥被活活嚇死，老包也因為替宋仁宗找回了親生母親而官升龍圖閣大學士。

清宮里後來也有類似狸貓換太子的傳說。這里指的是清世宗胤禛（雍正）與海寧陳氏換子的傳說（當然沒有狸貓）。浙江海寧陳氏，從明末起，累世簪纓。數傳至陳之遴，清初降於清，位至極品。稍後，陳氏一家，如陳說、陳世倌、陳元龍等父子叔侄，都是高官厚祿，尊寵備至。康熙年間，世宗時為皇子，與陳世倌尤相親善。恰巧碰著兩家各生一子，年、月、日、時辰無一不同。世宗聽說，十分高興，命抱子入宮，過了許久，才送回去。陳氏發現，送還的已經不是自己的男孩，而且易男為女了。陳家萬分震怖，但又不敢出來剖白，只得隱秘其事。後來清高宗（嘉慶皇帝）嘗南巡至海寧，當天即去陳家，升堂垂詢家世甚詳。將出，至中門，命即封閉，並告以後不是皇帝臨幸，此門不得再開。所以此後陳氏家中永遠關閉其門，從未再開過一次。也有人說，清高宗弘歷對自己的身世懷有疑團，所以南巡到陳家，想親自打聽清楚。上述這些傳說，盛行於前清末年。當時革命排滿之風最盛，對清代諸帝極事丑詆。傳聞異辭，其中真偽夾雜，有必要為之剖辨。
海寧陳氏一家，如陳說、陳世倌、陳元龍父子叔侄，位極人臣，皆是事實：就是清高宗南巡去過陳家，也是事實。按清制，皇帝到過的人家，經過的大門是必須封閉，禁止再開的。但不能由於有這些歷史事實，就說清世宗與陳世倌有以女換子之事了。
清代旗人生子一定要報都統衙門，宗室生子一定要報宗人府，定製十分縝密。何況紫禁城內，門禁森嚴，怎麼能隨便抱子出入宮內？顯而易見，這些都是清末漢人在排滿的革命浪潮中，無中生有地編造出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