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漢一統與中國歷史

① 中國悠久的歷史

從遠復古的神話傳說時代、堯制舜禹的禪讓、夏商西周、東周春秋戰國的百家爭鳴、秦漢一統、三國戰亂、魏晉南北朝的民族大融合、隋唐五代光輝燦爛的文化直到宋元明清帝制結束。中國商朝算起約有3600年，自夏朝算起約有4000年，自黃帝時代算起則約有4700年。有歷史學者認為，在人類文明史中，「歷史時代」的定義是指從有文字發明時起算，在那之前則稱為「史前時代」；歷史中傳說伏羲做八卦，黃帝時代倉頡造文字；近代考古發現了3350多年前（前1350年）商朝的甲骨文、約3000年前至4000年前的陶文、約4000年前至5000年前具有文字性質的龜骨契刻符號。從政治和社會形態區分中國歷史，據考古資料顯示，約在早於距今6000年前的裴李崗文化晚期或者仰韶文化早期時代，中原地區從母系氏族社會過渡到了父系氏族社會。

② 中國的歷史有啦些

中國悠久的歷史最顯而易見的體現就是中華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史。
從遠古的神話傳說時代、堯舜禹的禪讓、夏商西周、東周春秋戰國的百家爭鳴、秦漢一統、三國戰亂、魏晉南北朝的民族大融合、隋唐五代光輝燦爛的文化直到宋元明清帝制結束。
五千年的歷史留給我們的是無盡的財富，四大發明，浩如煙海的估計，隨處可見的文化遺產，代代相傳的優秀的民族精神和思想，象形文字的漢字等等。
中國的歷史博大而又厚重，綿延五千而不絕，這在世界歷史上是絕無僅有的。

③ 中國的歷史有哪些

中國復悠久的歷史最顯而易見的體現就是制中華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史。
從遠古的神話傳說時代、堯舜禹的禪讓、夏商西周、東周春秋戰國的百家爭鳴、秦漢一統、三國戰亂、魏晉南北朝的民族大融合、隋唐五代光輝燦爛的文化直到宋元明清帝制結束。
五千年的歷史留給我們的是無盡的財富，四大發明，浩如煙海的估計，隨處可見的文化遺產，代代相傳的優秀的民族精神和思想，象形文字的漢字等等。
中國的歷史博大而又厚重，綿延五千而不絕，這在世界歷史上是絕無僅有的。

摘自網路網友，謝謝。

④ 中國歷史的規律是合久必分，分久必合 那西方歷史和伊斯蘭歷史是否有與此相似之處 有什麼規律呢

世界上只有一個文明是延續到今天的，那就是中華文明

所以，這個觀點也只能版用在中華文明上面權。

世界歷史大體可以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原始社會，這個就不必說了

第二個階段，就是古羅馬文明與中華文明
當時兩個文明均是處在最強大的階段
說到這兩個文明不得不說的是，還有一個文明那就是匈奴人
匈奴人，是土耳其帝國的祖先，蒙古族的祖先。
匈奴在被漢朝打敗以後，就西遷。五百年後滅掉了羅馬帝國，建立了奧斯馬土耳其帝國。實行的是伊斯蘭教派。
而我們通常所說的西域就是如此
在羅馬文明毀滅以後，歐洲大陸陷入了百年黑暗時期。因為沒有約束，所以歐洲開始了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逐漸的升級到了近代
而中國始終是中國，歷經各個王朝的更迭始終是中國。而中國最偉大的地方就是包容性。這就是中國沒有分裂的原因。因為對於各個文明的包容。最終被同化。形成了今天獨特的中華文明
而你說的合久必分，久分必和也是這個道理。這個只能從思想領域找到答案。因為對於治國理念的選擇不同。對於問題的看法不同必然產生分，但是中國人有講求的是。求同存異。最終還是要合。這就是合久必分，分久必和的道理

⑤ 秦漢以來400多年的統一局面對中國歷史的發展趨勢產生了深刻影響,即便在分裂時期,統一的因素仍程度不同地

自秦漢一統，四海為一，從文化到族群都緊密地聯系在一起，秦漢以來400多年的專統一局面對中國歷史的發展趨屬勢產生了深刻影響。
統一的因素如下:
1、中央集權體制之下，整個國家從中央延展至地方，是垂直管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不像西歐封建制下土地只屬一個貴族，地方勢力遠不如中央。
2、車同軌，書同文，政教自天子出，大一統思想深入人心。
3、統一的漢民族已經形成，服膺禮教，熱愛和平，有統一的文化心理。
4、西漢開始，儒家學派逐漸在中國的王朝政治中占據了非常重要的地位。儒家學派熏陶的士族和知識分子們，把 「天下」 的大一統看作一個具有重大意義的目標。

⑥ 中國（中華民族）是多民族國家，請問：歷史上

你是想問歷史上中國有沒有什麼時候是單民族國家嗎？這可以很明確的告訴你，沒有。夏商時期的民族種類不好說，但至少可以分為華夏族和東夷族，而東夷族至少又分為九夷，這就可以看出，夏商時期是多民族國家。周朝更不用看，其實一個大點的諸侯國內的人就能看作一個民族了，而且周朝轄下游牧民族眾多，光狄人就十多支，南方苗蠻更多。秦漢一統的時候也是，你說兩群來源不同、信仰不同、語言不通、飲食不同、文字不同、節日不一樣、社會風氣不同的人是一個民族嗎？當時兩個地方的人就能滿足這樣的條件，比如楚人、秦人、蜀人、燕人等等，這個差別足以達到現在區分民族的程度。漢代四百人成功將這些種族融合為漢人，但是當時有大量的羌人、匈奴人還有數十種越人生活在直接的郡國轄下。三國時期又加入了烏桓、南中苗等等，之後五胡十六國時期又多個少數民族進入北方，南方與各個越人大規模融合，直到唐朝南北方的民族融合才徹底結束。但是舊的融合掉了新的就又出現了，比如北方的沙託人、奚人等，而且靺鞨、室韋也在中國轄下。以後就更清楚了，沒有那個時候是單一民族的。
其實日本人在翻譯empire的時候就是這樣搞了一下，這個詞的意思其實是統一的廣大的多民族國家，不見得就是只有一個君主，甚至不見得就是君主制。但是在東方滿足這個條件的就只有中國，中國的政體是帝國，所以這個詞就被翻譯成了帝國。

⑦ 為什麼中國古代的王朝都不過三百年

自秦以降及至近代，中國幾千年的歷史就是中央政府和地方豪強集團爭奪土地和人口的過程，是小農經濟vs庄園經濟的過程，如天平般左右搖擺。與之相對應的，就是封建小農經濟從繁榮到凋敝的周期。
而300年，基本就是這一周期的最大值。
中華帝國，自秦以降，就有個宏願：將權力通過一個精心設計的網路，從中央層層下達，直至每個末梢，也就是每家每戶。
秦確實做到了，它以極為超前的思維，以郡縣制為基礎，以發達的交通和文書網路為技術支持，建立了一套臻於完善的中央集權制度。按黃仁宇的說法，中國是自公元前2世紀以來，世界上唯一一個能由中央政府直接向每個農民征稅的國家。
這種集權方式有極大的好處，一是可以確保穩定的稅收，二是可以確保強大的動員能力，以應付戰爭和大型工程的需要。
因此能牢牢掌握這兩大優勢的王朝，都是歷史上聞名的大盛世（即便是秦和隋，不可謂不盛，只是過度透支了動員力，勞民傷財，隨即暴亡）。
那麼，大盛世為什麼不能持久呢？
因為經濟發展是波動的、彈性的，靠一時丈量土地、審查戶籍所建立起來的剛性管理制度，隨著時間的推移，會漸漸不符合現狀，從而失去效率。
根據封建經濟規律，我們知道土地產權會逐漸向少數人手中轉移，這也就是我們歷史課本上津津樂道的土地兼並問題。
土地產權發生了變化，則意味著人身關系也發生了變化，原來自給自足的自耕農，越來越多人失去了土地，成為了依附於一方地主的佃農。
每當一個自耕農成了佃農，就意味著中央政府對地方的實際控制力降低了一分。
朝廷無法從他身上收到一毛稅，也無法直接征調他擴充國家的兵力和勞力。
地方上的豪強勢力，則有足夠的利益動機，瞞報其名下的土地和人口（這里還要尤其考慮到經濟繁榮時期人口激增的問題），在其自身勢力擴充的同時，削弱了中央的勢力，成為中央集權制度最大的離心力。
而缺少了稅收和人力的中央政權，在抵禦外部侵略和賑災等問題上，會越來越力不從心，從而導致新的動亂因素。
那麼，若中央以強硬態度，重新丈量和劃分土地，清查人口，奪回對社會基層的控制權，是否可行呢？
王莽會哭著告訴你萬萬不可行。
亂世之末，大多數人口失去了土地和產業，淪為飢餓的流民，新王朝均田安民是眾望所歸。但是政局穩定之後，再設法破壞既有的產權關系，阻撓土地和農奴的販賣，勢必損害地主集團，甚至一部分自耕農的利益，從而遭致激烈的抵制。所以大家只能坐等一場毀滅一切的亂世，重新洗牌。

⑧ 春秋戰國時期文化為何能達到中國文化的巔峰狀態

該問題的標准答案：
1農業生產工具發展、突破井田制和宗法制；諸侯紛爭，周朝禮崩樂壞；官學下移，私學興盛；獨立的士階層出現）；

2百家興起及其學派特徵，百家爭鳴，儒墨法道各持己見，豐富了文化內涵；

3百家爭鳴的文化史地位（中國文化的「軸心時代」），是中國文學發展的源頭。

4散文、詩歌各種體裁上紛繁多姿，豐富了文化體裁。

5春秋戰國時期是分裂時期，沒有統一的政府統一的國家，因此使文化豐富萬千。
以上是教材標准答案..
關於該問題的一些解析：
文化史上，我們最津津樂道的，就是春秋戰國時期了。諸子百家的思想，幾乎都是發源於這一時期，整個文化領域表現出了百家爭鳴的氣象。這不僅在先前以及後來的文化發展過程中極為罕見，而且可以名副其實的稱為中國文化史上最富有原創性的巔峰時期。

因此，許多人認為，春秋時期的種種思想，是中國文化的源泉。之後年代裡，許多流派並沒有一下子消亡，而是以分支旁流的形式，繼續張顯著春秋時代的文化記憶，但是已經沒有原先那種洋洋大觀、氣勢恢宏、生機勃發的氣韻——文化明顯趨於保守，許多方面，僅僅停留在對春秋時期各家文化進行考據、註解、教習的分上。不但缺少突破，甚至有些還低於春秋時期所奠定的基準。

不能否認，習慣性的，這種我們對春秋時期及以後時代文化的比較性解讀，很大程度上是合理的，況且就此文化現象而言，幾乎是學界沒有異議的定案。但是如果這種對文化現象的解讀是唯一的正確的解讀，那麼我們就必須承認另外一個命題:春秋之後的種多人在智力或者文化創造造力上,遠遠的衰敗了.

相信,極少有人願意厚古薄今,接受這樣的推論.正常情況下，鑒於歷史進步的性質,在前人奠定的基礎上,後人的文化行為多少都應該是進步的,即使後人在文化創造力上沒有進步,但無論如何也至於退步——不正常的文化迫害時期應該除外。既然這樣，我們中國人在春秋以後，的確表現出來的不斷衰竭的思想創造力，又當何論呢？

通常的解釋為:春秋戰國時期,因為多國並立和國家間競爭的需要,客觀上形成了比較寬松的學術環境,但是秦統一六國後,接下來的局面，大都是一個個統一的中央集權的中華帝國,這種專制主義國家恰恰是不利於學術發展的.

粗看上去，這種觀點,顯得頗有道理。歷史上不是的確存在著學術活躍程度同政治的專製程度成反比例的現象嗎?

但問題是，這種解釋重視了我們現在看來應該好好存在的文化，而沒有去細細的分析，壓迫這種應然，使之無法成為實然的政治環境。

中國封建王朝漫長的中央集權制的歷史，固然是有多種因素造成的，但是，是否有文化的支撐因素呢？當然不可能沒有。如果說文化的邏輯和歷史的邏輯應當是統一的話，我們有理由相信，和春秋時期相對自由活潑的傾向於個人理性主義表達的文化相異，在漫長的大一統的歷史時期，也必然應該存在著一種與這種歷史形態相一致的、大一統的、集權的文化，這種文化牢固的支撐著漫長的大一統的歷史。

這樣理解的時候，也就意味著對春秋時期的文化的評定，必須重新進行了。後來世代對春秋時期文化氣氛的割擠，不可能只局限在政治層面，在政治層面背後還必然有政治理念的支持與發動，也就是說一種與春秋時期不同的文化理念在起著巨大的作用。甚至更精確的講，歸根到底，春秋時期的文化在往後面傳播的過程受到了另外一種在客觀效果上處於更強勢地位的文化的猛烈壓擠和排斥。這種文化以大一統和集權為特徵，不但削去了春秋時期思想文化的許多稜角，而且似乎更有生命力，持續的時間更長，與歷史結合的更緊，在社會組織中產生的效果更大，也更有資格稱之為中華文化的主流。

但是，為什麼現代學界，普遍漠視歷史上存在著的這種大一統的集權式的文化主流呢？這里就不能不提到我們所形成的關於文化的巨大的偏見。

現在對思想、文化等相關概念的內涵的界定，實際上是有失公允的。我們在考量思想文化的價值的時候，用的根本就不是具體歷史環境下的標尺。我們只是根據自己時代的文化精神，根據我們現代人的文化趨向——說白了也就是近代以來西方文化的趣味——作為標准，來評價衡量歷史上的文化思潮的。

春秋時期，是一個很特殊的，張揚了個人的邏輯理性主義和道德人本主義的時期。它與現在由西方所倡導的已經逐漸為全球所接受的，被譽為普適價值的文化脾胃最相投合。因此，只有這段時間里的文化才為我們現代人所關注，並冠之以思想、文化的名號，或者稱之為思想文化的精華。

而集權、統一時期的思想、學說、精神，則基本上是被忽視的，或者即使有所研究也大都是從這種文化扼殺春秋時期文化精神的傳承這一不幸史實的角度上著手，籠而統之的稱為糟粕。這樣一種天然要排斥大一統時期的文化，傾向於春秋時期文化的價值取向，當然讓人們會不由自主的忽視大一統時期的文化，稱贊盛贊春秋時期的文化。

但是，歷史就是歷史，不容我們的好惡而抹殺。中國的大一統社會里的大一統的文化，確實占據了歷史上的大部分時期，甚至現在還在延續。它在大部分時期為整個社會，尤其是社會政治生活所貫穿使用，可以說勢頭之盛遠遠蓋過了春秋戰國時期遺留下來文化思想。甚至不但在春秋以後，在春秋以前的夏商周三代，與當時大一統的社會狀況相適應，文化形態仍然是集權的、大一統的。

這樣，我們就有理由來重新考察中華文化的主流和源頭：是春秋時期的諸子百家或者更集中一點說是當時的儒家？還是起源於夏商周，貫穿於中國歷史始終的大一統文化？顯然，在更寬宏的歷史背景下，後者才是中國文化的基礎內核，作為歷史的精神、民族的魂魄，始終被歷史執行、演繹著。在這種新的文化定位里，春秋戰國時期的文化恰恰不應算做是源頭和主流，而是歷史的意外，這些支脈，短暫性的生發，獲取了驚人的生機，但是隨即不可抗拒的淹沒在大一統文化的洪流中。

即使在東周以後，進入春秋戰國時期，盡管這時候中央政權名存實亡，大一統的文化、思想也並沒有全面中止，只是鑒於政治上相互制衡的現實，不得不處於半蟄伏狀態，或者僅僅作為政治目標存在著。這時，各諸侯國的競爭關系，給其他思潮提供了土壤，現實的個人理性主義，暫時蓋過了大一統的集體主義，關懷平民的人本主義蓋過了精英集權主義。知識分子由於沒有一個有力的中央政權可以效力，藉以實現自己的價值，只能向個人理智主義的角度轉化，藉以通過追隨者的認可，彼此的論戰，來建立自己的權威，顯現自己學派的價值。這樣就造就了春秋戰國時期獨特的文化風貌，比如儒家重德性，道家重自然，法家重成效，墨家重說辯等等，形成了歷史上少有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局面。

但是，春秋戰國以後，特別是秦漢一統天下後，隨著大一統的歷史格局恢復，大一統的思想文化，也在學術、政治、生活等文化的各個方面表現出來。這個時期，知識分子不需要靠貴族平民的認可、追隨，來獲得認可；他們只需要獲用於中央政權，就可以在國家力量的作用下，自然而然的獲得權威。最明顯的表現是知識分子同仕宦階層相通，學者們實際上已經官僚化了。這在春秋前的夏、商、周時代，表現沒有後來這樣明顯，但基本上是一樣的。

這里，不得不再討論一下春秋時期的儒家，因為只有這一派好像在後世朝代里還是比較興盛的。其實，儒家所表述的思想在春秋之前就已經存在。孔子說自己述而不作，只是對古人的思想進行了記錄總結而已，這就多少透漏出了儒家和大一統文化的關系。

儒家的思想元素本就來源於春秋之前的大一統社會，仁義道德是處理表層社會關系的手段，而大一統的文化精神才是核心。值春秋戰國，竟斗連綿，仁義不復之時，孔子自然首先意識到了仁義道德的在此亂世的嚴重缺失，企圖通過修復道德精神來彌合天下紛爭的災難，但是他似乎沒有意識到道德仁義只是夏商周三代的表層文化，大一統才是當時社會的文化基礎和核心。因此，盡管儒家在春秋戰國時期的道德理論已經達到了極高極完備的地步，可是由於缺乏大一統的社會結構的支撐，孔子也只能惶惶如喪家之犬，相反社會大一統的進程，在潛在的大一統的文化精神的推動下，一直在積極的進行著。

有感於時局，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更多的將焦點放在一般意義上的道德體悟，人生智慧上，並且朝著民眾個人道德智慧的方向走出很遠。但是，不管較之先前，儒家如何精進了自己的學說，道德智慧畢竟在源頭上是植根於大一統的文化土壤里的東西，和大一統精神有著天然的血緣關系，這就預示了一旦有合適的政治環境，儒家便很容易同封建政權重新合流。

大一統社會終於在秦漢再現，大一統的局面要求全面復甦大一統的文化精神，這就必然要對諸子百家的思想重新進行洗牌，許多思想因為其與大一統文化精神的異質性或者與之缺少聯系，而在後來的社會進程中受到排斥或冷落。有許多派別，在春秋以後的朝代里，實際上不是已經焰火難繼了嗎？

唯獨儒家，因為與夏商周時期大一統文化的特殊血緣關系，使得它適應大一統的需要，迅速磨合調整，又成為大一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如果注意的話可以發現，實際上到了漢朝董仲舒的思想已經和孔孟的思想有很大的分野，原因就在於春秋戰國作為特殊時期，儒家實際上是相對於歷史長河中的大一統的儒家的一種暫時性異化發展，但是這一時期很快被漢代儒士，如董仲舒等人糾正過來，重新走向大一統儒家學說的正常軌道。

春秋時期的思想是活躍的，有為的，但是並不代表這一時期的文化就是我們整個歷史中的文化主流。實際上，長長的歷史河流中流淌的並不是春秋時期遺傳下來的東西，而是大一統早已開啟的文化傳統。春秋時期的文化，實際上得益於較長時間的社會分裂局面，與其說是主流，到不如說是相對於大一統文化的異端。在這個反常角上度看，似乎更能理解其與眾不同的文化價值。

文化一旦形成，不會一下子消失。春秋戰國時期也一樣，盡管有很多流派、很多思想，被大一統文化抵制壓抑，沖擊的越來越淡，但是它們作為已經變異生成的因子，又必然要多多少少的被歷史文化所攜帶。因此，即便在春秋戰國之後，大一統文化佔主導地位的大一統時代里，依然可以發現一些它們零星存在的痕跡。不過，也僅僅只是剩下了一些痕跡可識而已。

⑨ 中國文化在春秋戰國時期的多元性表現

文化史上，我們最津津樂道的，就是春秋戰國時期了。諸子百家的思想，幾乎都是發源於這一時期，整個文化領域表現出了百家爭鳴的氣象。這不僅在先前以及後來的文化發展過程中極為罕見，而且可以名副其實的稱為中國文化史上最富有原創性的巔峰時期。

因此，許多人認為，春秋時期的種種思想，是中國文化的源泉。之後年代裡，許多流派並沒有一下子消亡，而是以分支旁流的形式，繼續張顯著春秋時代的文化記憶，但是已經沒有原先那種洋洋大觀、氣勢恢宏、生機勃發的氣韻——文化明顯趨於保守，許多方面，僅僅停留在對春秋時期各家文化進行考據、註解、教習的分上。不但缺少突破，甚至有些還低於春秋時期所奠定的基準。

不能否認，習慣性的，這種我們對春秋時期及以後時代文化的比較性解讀，很大程度上是合理的，況且就此文化現象而言，幾乎是學界沒有異議的定案。但是如果這種對文化現象的解讀是唯一的正確的解讀，那麼我們就必須承認另外一個命題:春秋之後的種多人在智力或者文化創造造力上,遠遠的衰敗了.

相信,極少有人願意厚古薄今,接受這樣的推論.正常情況下，鑒於歷史進步的性質,在前人奠定的基礎上,後人的文化行為多少都應該是進步的,即使後人在文化創造力上沒有進步,但無論如何也至於退步——不正常的文化迫害時期應該除外。既然這樣，我們中國人在春秋以後，的確表現出來的不斷衰竭的思想創造力，又當何論呢？

通常的解釋為:春秋戰國時期,因為多國並立和國家間競爭的需要,客觀上形成了比較寬松的學術環境,但是秦統一六國後,接下來的局面，大都是一個個統一的中央集權的中華帝國,這種專制主義國家恰恰是不利於學術發展的.

粗看上去，這種觀點,顯得頗有道理。歷史上不是的確存在著學術活躍程度同政治的專製程度成反比例的現象嗎?

但問題是，這種解釋重視了我們現在看來應該好好存在的文化，而沒有去細細的分析，壓迫這種應然，使之無法成為實然的政治環境。

中國封建王朝漫長的中央集權制的歷史，固然是有多種因素造成的，但是，是否有文化的支撐因素呢？當然不可能沒有。如果說文化的邏輯和歷史的邏輯應當是統一的話，我們有理由相信，和春秋時期相對自由活潑的傾向於個人理性主義表達的文化相異，在漫長的大一統的歷史時期，也必然應該存在著一種與這種歷史形態相一致的、大一統的、集權的文化，這種文化牢固的支撐著漫長的大一統的歷史。

這樣理解的時候，也就意味著對春秋時期的文化的評定，必須重新進行了。後來世代對春秋時期文化氣氛的割擠，不可能只局限在政治層面，在政治層面背後還必然有政治理念的支持與發動，也就是說一種與春秋時期不同的文化理念在起著巨大的作用。甚至更精確的講，歸根到底，春秋時期的文化在往後面傳播的過程受到了另外一種在客觀效果上處於更強勢地位的文化的猛烈壓擠和排斥。這種文化以大一統和集權為特徵，不但削去了春秋時期思想文化的許多稜角，而且似乎更有生命力，持續的時間更長，與歷史結合的更緊，在社會組織中產生的效果更大，也更有資格稱之為中華文化的主流。

但是，為什麼現代學界，普遍漠視歷史上存在著的這種大一統的集權式的文化主流呢？這里就不能不提到我們所形成的關於文化的巨大的偏見。

現在對思想、文化等相關概念的內涵的界定，實際上是有失公允的。我們在考量思想文化的價值的時候，用的根本就不是具體歷史環境下的標尺。我們只是根據自己時代的文化精神，根據我們現代人的文化趨向——說白了也就是近代以來西方文化的趣味——作為標准，來評價衡量歷史上的文化思潮的。

春秋時期，是一個很特殊的，張揚了個人的邏輯理性主義和道德人本主義的時期。它與現在由西方所倡導的已經逐漸為全球所接受的，被譽為普適價值的文化脾胃最相投合。因此，只有這段時間里的文化才為我們現代人所關注，並冠之以思想、文化的名號，或者稱之為思想文化的精華。

而集權、統一時期的思想、學說、精神，則基本上是被忽視的，或者即使有所研究也大都是從這種文化扼殺春秋時期文化精神的傳承這一不幸史實的角度上著手，籠而統之的稱為糟粕。這樣一種天然要排斥大一統時期的文化，傾向於春秋時期文化的價值取向，當然讓人們會不由自主的忽視大一統時期的文化，稱贊盛贊春秋時期的文化。

但是，歷史就是歷史，不容我們的好惡而抹殺。中國的大一統社會里的大一統的文化，確實占據了歷史上的大部分時期，甚至現在還在延續。它在大部分時期為整個社會，尤其是社會政治生活所貫穿使用，可以說勢頭之盛遠遠蓋過了春秋戰國時期遺留下來文化思想。甚至不但在春秋以後，在春秋以前的夏商周三代，與當時大一統的社會狀況相適應，文化形態仍然是集權的、大一統的。

這樣，我們就有理由來重新考察中華文化的主流和源頭：是春秋時期的諸子百家或者更集中一點說是當時的儒家？還是起源於夏商周，貫穿於中國歷史始終的大一統文化？顯然，在更寬宏的歷史背景下，後者才是中國文化的基礎內核，作為歷史的精神、民族的魂魄，始終被歷史執行、演繹著。在這種新的文化定位里，春秋戰國時期的文化恰恰不應算做是源頭和主流，而是歷史的意外，這些支脈，短暫性的生發，獲取了驚人的生機，但是隨即不可抗拒的淹沒在大一統文化的洪流中。

即使在東周以後，進入春秋戰國時期，盡管這時候中央政權名存實亡，大一統的文化、思想也並沒有全面中止，只是鑒於政治上相互制衡的現實，不得不處於半蟄伏狀態，或者僅僅作為政治目標存在著。這時，各諸侯國的競爭關系，給其他思潮提供了土壤，現實的個人理性主義，暫時蓋過了大一統的集體主義，關懷平民的人本主義蓋過了精英集權主義。知識分子由於沒有一個有力的中央政權可以效力，藉以實現自己的價值，只能向個人理智主義的角度轉化，藉以通過追隨者的認可，彼此的論戰，來建立自己的權威，顯現自己學派的價值。這樣就造就了春秋戰國時期獨特的文化風貌，比如儒家重德性，道家重自然，法家重成效，墨家重說辯等等，形成了歷史上少有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局面。

但是，春秋戰國以後，特別是秦漢一統天下後，隨著大一統的歷史格局恢復，大一統的思想文化，也在學術、政治、生活等文化的各個方面表現出來。這個時期，知識分子不需要靠貴族平民的認可、追隨，來獲得認可；他們只需要獲用於中央政權，就可以在國家力量的作用下，自然而然的獲得權威。最明顯的表現是知識分子同仕宦階層相通，學者們實際上已經官僚化了。這在春秋前的夏、商、周時代，表現沒有後來這樣明顯，但基本上是一樣的。

這里，不得不再討論一下春秋時期的儒家，因為只有這一派好像在後世朝代里還是比較興盛的。其實，儒家所表述的思想在春秋之前就已經存在。孔子說自己述而不作，只是對古人的思想進行了記錄總結而已，這就多少透漏出了儒家和大一統文化的關系。

儒家的思想元素本就來源於春秋之前的大一統社會，仁義道德是處理表層社會關系的手段，而大一統的文化精神才是核心。值春秋戰國，竟斗連綿，仁義不復之時，孔子自然首先意識到了仁義道德的在此亂世的嚴重缺失，企圖通過修復道德精神來彌合天下紛爭的災難，但是他似乎沒有意識到道德仁義只是夏商周三代的表層文化，大一統才是當時社會的文化基礎和核心。因此，盡管儒家在春秋戰國時期的道德理論已經達到了極高極完備的地步，可是由於缺乏大一統的社會結構的支撐，孔子也只能惶惶如喪家之犬，相反社會大一統的進程，在潛在的大一統的文化精神的推動下，一直在積極的進行著。

有感於時局，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更多的將焦點放在一般意義上的道德體悟，人生智慧上，並且朝著民眾個人道德智慧的方向走出很遠。但是，不管較之先前，儒家如何精進了自己的學說，道德智慧畢竟在源頭上是植根於大一統的文化土壤里的東西，和大一統精神有著天然的血緣關系，這就預示了一旦有合適的政治環境，儒家便很容易同封建政權重新合流。

大一統社會終於在秦漢再現，大一統的局面要求全面復甦大一統的文化精神，這就必然要對諸子百家的思想重新進行洗牌，許多思想因為其與大一統文化精神的異質性或者與之缺少聯系，而在後來的社會進程中受到排斥或冷落。有許多派別，在春秋以後的朝代里，實際上不是已經焰火難繼了嗎？

唯獨儒家，因為與夏商周時期大一統文化的特殊血緣關系，使得它適應大一統的需要，迅速磨合調整，又成為大一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如果注意的話可以發現，實際上到了漢朝董仲舒的思想已經和孔孟的思想有很大的分野，原因就在於春秋戰國作為特殊時期，儒家實際上是相對於歷史長河中的大一統的儒家的一種暫時性異化發展，但是這一時期很快被漢代儒士，如董仲舒等人糾正過來，重新走向大一統儒家學說的正常軌道。

春秋時期的思想是活躍的，有為的，但是並不代表這一時期的文化就是我們整個歷史中的文化主流。實際上，長長的歷史河流中流淌的並不是春秋時期遺傳下來的東西，而是大一統早已開啟的文化傳統。春秋時期的文化，實際上得益於較長時間的社會分裂局面，與其說是主流，到不如說是相對於大一統文化的異端。在這個反常角上度看，似乎更能理解其與眾不同的文化價值。

文化一旦形成，不會一下子消失。春秋戰國時期也一樣，盡管有很多流派、很多思想，被大一統文化抵制壓抑，沖擊的越來越淡，但是它們作為已經變異生成的因子，又必然要多多少少的被歷史文化所攜帶。因此，即便在春秋戰國之後，大一統文化佔主導地位的大一統時代里，依然可以發現一些它們零星存在的痕跡。不過，也僅僅只是剩下了一些痕跡可識而已。

⑩ 秦漢統一和興盛給我們留下了什麼歷史教訓

秦漢兩朝對中國歷史有著極深刻影響。秦雖短祚，卻實現了真正意義的中央集權大一統，從此封建王朝更替再也沒走出這個框架。祖龍魂死秦猶在，百代都行秦政法；漢族，漢人，漢地，一系列約定俗成的稱謂，可見漢在歷代民眾心中的地位——形成了統一的民族認知，滿足了對輝煌盛世，世界之巔的想像。漢在軍事，經濟和學術上的作為深深影響了後世千年，且仍在繼續，霍去病等的抗擊匈奴，桑弘羊等的鹽鐵專營，董仲舒等的獨尊儒術…秦皇漢武，雄韜大略，文治武功的背後，也不乏歷史的黑暗殘酷，暴戾冷血。有吃人的歷史，也有沉默著的黎民百姓的無聲控訴。秦漢歷史的背後，隱藏著民族，國家，文化的密碼，有著國運起伏的草灰蛇線。

嗷嗷待哺之雞苠皆支持統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