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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周期率與中國現代化道路

發布時間:2021-02-25 21:35:12

㈠ 和反儒們回答下,中國如何走出朝代變化的歷史周期律

一些階級勝利了,一些階級消滅了,這就是歷史,這就是幾千年的文明史。拿這個觀點解釋歷史的,就叫做歷史的唯物主義;站在這個觀點的反面的,是歷史的唯心主義。」。當一個舊的王朝開始脫離實際、脫離人民,也就開始了它的衰落。新興集團順應當時需要,起來造反,取而代之,建立新王朝。然後,慢慢嬗變,走向反面,新興變沒落,再被人民推翻。不斷打倒舊王朝,不斷建立新王朝,循環往復,歷經幾千年,完成朝代更替。一九四五年七月四日,毛澤東問黃炎培來延安考察做何感想?答曰:「我生六十多年,耳聞的不說,親眼所見的真可謂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團體、乃至一國家,不少單位都沒能跳出這周期律的支配力。初時聚精會神,無人不用心,不賣力。歷時長久,惰性發作,到風氣養成,雖大力無法扭轉。且無法補救。」,「中共諸君,從過去到現在我略略了解,就是希望找出一條新路,跳出這周期律的支配」。諍友黃炎培的「周期律」,引起毛澤東深深地憂慮和思考。七屆二中全會上,印發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作為學習文件,毛澤東提出「兩個務必」,向全黨、全國鄭重宣告:共產黨不學李自成。把建立和掌握新政權視為進京趕考,意味深長。進入北京後,毛澤東再邀黃炎培,深入研究「周期律」,毛澤東說「我們已經找到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周期律。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能不敢鬆懈。人民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究竟如何跳出「周期律」?毛澤東思考、探索、實踐了幾十年。瑞金時期依法鏟除腐敗分子謝步升、左祥雲、唐達仁。延安時期揮淚殺掉黃克功、肖玉壁。解放後忍痛槍斃劉青山和張子善。在黨政機關工作人員中開展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在私營工作者中開展反行賄、反偷稅漏稅、反盜騙國家財產、反偷工減料、反盜竊國家經濟情報。所有這些,無一不彰顯毛澤東懲治腐敗的決心和信心。然而,這些舉措只治標,不治本,難以跳出「周期律」。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的完成,觸動了一些同路人。章伯鈞、羅隆基等資產階級右派公然向黨要官、要權、要「輪流坐莊」,挑戰人民民主專政,復辟資本主義。「浮誇風」、「共產風」、「瞎指揮」,給經濟建設造成嚴重影響,蘇聯政府毀合同、撤專家,更讓中國經濟雪上加霜,暫時的經濟困難讓黨內外一些人對三面紅旗發生動搖,倒退思想開始滋長,貪污、腐敗是對黨和國家機體的慢性腐蝕;復辟、倒退則是對國家機體的直接戕害。聽之任之斷然跳不出「周期律」「四清」或「社教」歷經四年,仍然治標不治本。一九六六年,毛澤東時年七十三歲,近古稀老人再次發動文化大革命。文革中派系林立、矛盾重重,支持的人不多,反對的人不少,眾說紛紜,莫衷一是,逆水行舟,艱難異常,驚濤駭浪,險象環生。「無可奈何花落去」,毛澤東日薄西山,精疲力盡。「橫掃千軍如卷席」的慷慨之氣,一去不返。「人生七十古來稀,我八十歲了。人總想後事,中國有句古話,叫「蓋棺定論」,我雖未蓋棺,也快了,總可以定論了吧!我一生幹了兩件事,一是和蔣介石鬥了那麼幾十年,把它趕到那麼幾個海島上去了。抗戰八年,把日本人請回老家去了。對這些事持異議的人不多,只有那麼幾個人在我耳邊唧唧喳喳,無非是讓我及早收回那幾個海島罷了。另一件事你們都知道,就是發動文化大革命。這件事擁護的人不多,反對的人不少。這兩件事都沒有完。這筆遺產得交給下一代。怎麼?和平交不成就動盪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風了。你們怎麼?只有天知道。」。暮年毛澤東終究沒能跳出「周期律」,抱恨終生。「周期律」成為他不解的心結。毛澤東對民主政制知行不合一的歷史真相誰能真正跳出歷史興亡的周期律?答案是否定的。客觀世界中,事物發展的普遍規律都有一個由無到有,由弱到強,由強到盛,然後又經歷由盛到衰,由衰到弱,最後消亡的過程,興亡相隨,是在普遍不過的事了。人類社會歷史的發展過程同樣遵循這樣一個普遍的規律。任何想使自己的權力、組織、政黨能夠千秋萬代,永遠成為統治者的思想和行為,過去、現在、未來的歷史事實都將證明,那完全是徒勞的,因為這是違背人類社會發展的普遍規律的。「其興也渤焉」、「其亡也忽焉」、「人亡政息」、「求榮取辱」,誰能跳出這一歷史興亡的周期律?縱觀歷朝歷代,都沒有人能跳出這一歷史興亡的周期律。一人、一家、一組織、一政黨,在取得成功、奪取政權之後,從古到今,無一例外地就是要鞏固自己的地位、政權,並且都無一例外的要想做到「千秋萬代、萬歲萬萬歲」,但又無一例外地進入到歷史興亡的大輪回中,沒有任何人、任何家族、任何組織能做到千秋萬代,萬歲萬萬歲!為何?因為「其興也渤焉」、「其亡也忽焉」、「人亡政息」、「求榮取辱」,這一歷史興亡的周期律,是人類社會歷史發展的客觀規律,這種客觀規律基於人的本性而產生的。所以,想要「千秋萬代,萬歲萬萬歲」的思想和行為,是違反社會發展的基本規律的,所以,沒有人能跳出這一歷史興亡的周期律。歷史興亡的規律是由人的思想行為范疇決定的,而人的思想行為范疇是由人的本性決定的。人的一些固有本性,如私心、功利心、佔有欲、不可遏制的各種非理性慾望、喜新厭舊的思維等等,在這些本性的共同作用下,體現到政治生活中,就表現為一個社會歷史興亡的周期律。因此,只要是人,而不是神來主宰歷史,他們就很難擺脫人的本性束縛,那麼也就難以跳出歷史興亡的周期律。也就是說,這種歷史興亡周期律時由人的本性引起的社會現象。承認這種客觀現實,有利於我們每一個人,每一個組織,每一個政黨,能夠正確的對待個人、組織、政黨、政權的興亡,少做、或者不做逆歷史潮流而動的事,更不應該用武力鎮壓的方式遏制普通民眾對政權、執政者的自由選擇。只有這樣,才能讓社會在一個相對平和的環境中不斷前進,否則的話,興亡事既然是人類社會歷史發展的客觀規律,那麼,爆發摧毀舊政權的激烈革命的爆發那將是不可避免的。黃炎培與毛澤東在延安有一段著名的「延安窯洞對」,探討的是歷史興亡的周期律,有沒有可能跳出這個歷史興亡的周期律?誰能跳出這個歷史興亡的周期律?1945年,在延安的窯洞里,毛澤東問黃炎培來延安訪問有什麼感想。黃炎培說,我生六十餘年,耳聞的不說,所親眼見到的,真所謂「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團體,一地方,乃至一國,都沒有能跳出這周期律的支配力。一部歷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榮取辱」的也有,總之沒有能跳出這周期率。他希望中共找出一條新路,跳出這周期律的支配。黃炎培指出,歷史上歷朝歷代都沒有能跳出興亡周期律。他特別提到了「人亡政息」的歷史現象。「人亡政息」,出自《中庸》。原文是:「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意思是周文王、周武王的政令都記載在典籍上。他們在世時,其政令都能得到執行;他們亡故後,其政令便停止執行了。也就是政令的貫徹因人事更迭而中斷;政治局面因執政者的代謝而改變。毛澤東聽了黃炎培的一番話,當即自信地回答:「我們已經找到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周期律。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鬆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黃炎培十分贊同毛澤東的答話。事後還寫下了自己對毛澤東答話的感想:「我想:這話是對的。只有大政方針決之於公眾,個人功業欲才不會發生。只有把每一地方的事,公之於每一地方的人,才能使地地得人,人人得事,用民主來打破這個周期律,怕是有效的。」黃炎培對數千年來,政權興亡的歷史總結是非常客觀的,也對以毛澤東在執掌政權後可能出現的變化表示了擔憂。而毛澤東以民主理念表現出的要跳出這種歷史興亡周期律的自信,讓當時的很多人,包括黃炎培這樣的名士來說,的確是倍受鼓舞的。然而,真的有人能跳出黃炎培所說的歷史興亡周期律嗎?事實並不那麼簡單。從建黨88年、建國60年以來的情況看,毛澤東當年要跳出中國歷史興亡周期律的自信推斷要實現,也是不現實的,還有很大難度。或者說,毛澤東的判斷本來就不符合人類社會歷史發展的規律。首先,「人亡政息」這一規律已經在毛澤東本人身上得到了驗證。事實上,毛澤東在位時,經過多年實踐,確立了自己的治國理念和方針政策,稱為「毛澤東思想」。在毛澤東去世之後,他所確立的各項政策和治國理念基本上已經被徹底改變。在現在的中國,「毛澤東思想」已經基本不提,雖然還不時提到毛澤東,但那的只具備象徵意義,已經沒有任何實際導向作用了。毛澤東在位時,對體制內的官員們太過嚴厲,把他們當成了繼續革命的對象,這為他身後「人亡政息」埋下了最大的隱患。從毛澤東身後的歷史看,正是這些當時被他作為繼續革命對象的體制內官員們,復出之後把他確立的所有方針政策全部廢除,「人亡政息」的事實表明,毛澤東的自信是不符合客觀實際的,也是不符合人類社會歷史發展規律的,包括他個人的歷史發展規律的。自鄧小平讓毛澤東「人亡政息」之後,確立了自己的方針政策和治國理念,現在稱為「鄧小平理論」。鄧小平吸取毛澤東被「人亡政息」的教訓,對體制內的官員及其親屬後代,是倍加關愛。現在我們知道,很多高乾子弟都成為了高官,沒有成為高官,也已經成為一方富豪,或者至少也是個政協委員、什麼理事之類的。具中國權威部門的一份報告顯示,0.4%的人掌握了70%的財富。根據國務院研究室、中央黨校研究室、中宣部研究室、中國社科院等部門一份聯合調查報告的數據,截至2006年3月底,中國內地私人擁有財產(不含在境外、外國的財產)超過5000萬元以上的有27310人,超過1億元以上的有3220人。在超過1億元以上的富豪當中,有2932人是高乾子女。他們占據了億元戶的91%,擁有資產20450餘億元。而考證其資產來源,主要是依靠家庭背景的權力資本。高乾子弟在億萬富翁中佔91%的極高比例,那麼,中、低級幹部及其子弟們,在千萬富翁、百萬富翁中占的比例又是多少呢?還沒有見到有人統計具體數據,但憑我們對周圍有錢、有勢的家庭和個人觀察,這個比例一定不小!因此,這些體制內的群體對他是很滿意的,所以在鄧小平身後,雖然歷經兩代,仍然還在高舉「鄧小平理論」,沒有出現「人亡政息」的結果。那麼有了「鄧小平理論」,就能跳出「其興也浡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律嗎?恐怕也是困難的。因為高舉「鄧小平理論」的群體仍然只是體制內的獲利群體,體制外很多利益受損或者獲利很少的群體,早已對其產生了懷疑,並極力否定之。回顧鄧小平主政以來三十年的歷史看,體制內的人及其親屬後代們都非官即富,或者是又官又富,至少撈個什麼委員、理事之類的做做,獲得了巨大榮耀和財富,因此,體制內不會出現毛澤東式的「人亡政息」。但他們正在走向另一條不歸路,那就是「求榮取辱」。的確在「鄧小平理論」的指導下,體制內的人在追求榮耀、追求財富上,可以說是捷足先登,業績輝煌,舉世矚目,令普天下人無不仰視。然而,在他們追求、並獲得非凡榮耀和財富的時候,體制外的人則表現了極大的不滿,仇富、仇官正在成為普通民眾的基本思維。他們取得榮耀和財富的事實,並沒有博得普通民眾從心中發出的贊揚,相反,他們正在被普通民眾視為極大的恥辱。他們獲得的榮耀,事實上已經被相當部分的普通民眾視為的恥辱。他們獲得的官職、財富和政協委員之類的物質佔有、政治榮譽,並沒有得到普通民眾的認可,而是的增加了普通民眾的不滿和仇恨。一些偶然小事件誘發的打砸燒政府機關、警用車輛等等事實告訴我們,他們正在走向一條「求榮取辱」的不歸之路。他們在不斷追求財富、榮譽的同時,也正在不知不覺的把自己置於廣大普通民眾的對立面,也正在向「取辱」的歸宿走去。貧富差距無休止擴大,將使「鄧小平理論」也同樣會有「人亡政息」的結果,「鄧小平理論」也無法跳出歷史興亡的周期律。不過,這次讓「鄧小平理論」「人亡政息」的,不會是體制內的群體,推動其「人亡政息」的力量主要是體制外的,利益受到損壞的群體。從歷史的經驗看,這種財富向少數人集中的過程,也就是社會革命在醞釀的過程,也就是當權者由興到亡的過程。雖然一些體制內的所謂精明人士已經感到了這種危機,並試圖改變這一進程,但趨勢一旦形成,逆轉也是不可能的了。客觀的看,組成組織、政黨的仍然是人,而不是神,那麼他們應該具有人的本性,因此,所作所為也難以跳出人的思想行為范疇。因此,其不能跳出中國歷史興亡的周期律,也是符合客觀實際的。毛澤東之所以自信的得出:有了民主就可以跳出這一周期律的推斷,一方面是他過高的估計了他領導的黨的成員們的思想覺悟;另一方面,他沒有考慮到中國沒有實現民主的現實;再者,恰恰是「千秋萬代」、「革命江山要萬年紅」、「要跳出這一興亡周期律」的思想,阻礙了民主的實現,這種思想阻止了民眾實施自由選擇和有效監督的權力。沒有民主也就談不上民眾對官員的監督。所以,毛澤東的自信推斷,也應該是一個脫離實際的推斷。實際上,任何所謂「千秋萬代」、「萬歲、萬萬歲」,那都只不過是脫立人類社會發展實際的空想、夢想了。那麼民主了,就能做到一人、一家、一組織、一政黨的千秋萬代、萬歲萬萬歲的執政當權了嗎?答案同樣是否定的。觀察世界上的民主國家,其執政當權的人和政黨則是換的更快,而民主國家的相對穩定,則正是建立在執政當權的人和政黨的相對不穩定基礎上的。實際上,執政當權者的不穩定並不代表社會的不穩定,而執政當權者的穩定也不代表社會的穩定。民主國家中這種頻繁的變更的好處,在於不會使矛盾累積惡化,因此,爆發激烈社會革命的可能性要小一些。回顧建黨88年、建國60年來的歷史,不難看出,要跳出「其興也渤焉」、「其亡也忽焉」、「人亡政息」、「求榮取辱」的歷史興亡周期律,恐怕也是很難的。畢竟不管他們是怎樣先進、又怎樣偉大的什麼黨,但他們的基本組成也是人,並不是神。既然是人,就會受到人的本性、人的弱點的束縛,那麼也就無法跳出由人的本性、弱點決定的社會歷史興亡的周期律。正確認識人類社會歷史興亡周期律的客觀性,有利於我們每一個人、每一個組織、每一個執政黨、每一個執政者,正確看待權力更替,正確看待個人、組織、政黨的興亡,不利用手中的權力來抵抗歷史的潮流,從而誘發更嚴重的社會革命,引起更大的社會災難。試問過去、現在和將來的風流人物,誰能真正跳出歷史興亡的周期律?過去、現在、將來,具難矣,原是人的本性決定!黃大能說,緬懷是最好的紀念。中共成立80年來,在各種戰爭和斗爭中,犧牲了多少革命先烈才取得今天這樣的局面?!這些先烈里,既有共產黨人,也有民主人士和無黨無派的普通民眾。不了解過去的歷史,就不知共產黨成功之不易;不了解先烈們的事跡,就不知民族獨立富強之不易。在中共建黨80周年的日子裡,黃大能最大的心願就是希望後來人能知道革命之不易,知道中華民族在20世紀里取得自己命運的轉折是非常不易、付出了巨大的代價的。緬懷過去,才能更清醒地把握未來。黃大能說,人民選擇共產黨,歷史選擇共產黨,也是歷盡曲折的。他父親、我國職業教育的開創者、中國民主同盟和中國民主建國會的創始人黃炎培為了救國救民,在20世紀上半葉進行過各種各樣的努力和嘗試,然而卻屢遭失敗。1945年7月,將近古稀之年的黃炎培以國民參政員的身份訪問延安,頭一次親眼目睹了共產黨的施政政策和解放區的成就,大為感慨。後來他又與毛澤東促膝長談。黃炎培在肯定了邊區的成就之後說:「我生60多年,耳聞的不說,所親眼看到的,真所謂『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團體,一地方,乃至一國,都沒有跳出這周期率的支配」。他希望中共找出一條新路,來跳出這周期率的支配。毛澤東說:我們已找到了新路,這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鬆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黃大能說,這次長談,使父親從此扭轉了他歷來對中共執政的忐忑不安,他從延安、從毛澤東身上看到,中國是有出路的,這出路就在共產黨那裡。從此以後,他堅定不移跟著共產黨走。開國之初,大半生恪守「不為官吏」信條的黃炎培終於出山,擔任了第一屆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副總理。黃炎培說,共產黨領導的政府是人民自家的政府,他當副總理不是做官,而是為人民做事。經過50多年的風雨坎坷之後重溫這段歷史,黃炎培的兒子黃大能說,只要看一看共產黨給曾經和現在中國、給我們百姓帶來了什麼,就會明白這樣一個道理:中華民族的獨立靠中國共產黨,中華民族的富強和遠大未來仍然要靠中國共產黨。早年曾留學英國、為中國建材科學辛勤耕耘了一輩子的黃大能說,在中國共產黨成立80周年的時候,他既為共產黨取得的偉大歷史功績而倍感欽佩,為國家、民族命運的巨大變化而倍感自豪,但是同時,他也希望,一個政黨,一個國家,要時刻保持憂患意識。黃大能說,與發達國家相比,目前我國綜合國力還不強,經濟實力、科技實力、軍事實力相對來講還比較弱;與此同時,某些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千方百計企圖阻止中國的崛起,他們害怕中國的崛起。國內外的這些情況表明,中華民族在實現偉大復興的道路中,必定會面臨各種挑戰和風險,對此,執政的共產黨一定要有清醒的認識,要敢於並善於應對這些挑戰和風險黃大能同時指出,對於共產黨來說,如何克服黨內腐敗問題是當前其自身建設中的頭等大事。他說,過去人民反對滿清政府,就是因為它腐敗;後來人民反對國民黨政府,還是因為它腐敗。共產黨一定要高度重視腐敗問題,堅定不移地清除黨內腐敗,這是安定民心、建設國家的政治基礎。他希望在中共成立80周年的時候,黨內外的同志們能好好反省一下當年在延安毛澤東和他父親那段關於「周期率」的談話。

㈡ 中共誕生前,中國社會各階級對中國現代化道路的探索為什麼都以失敗告終

1840年6月,英國艦隊封鎖珠江口進行武裝挑釁!鴉片戰爭爆發!
鴉片戰爭後,中國從一個獨立自主的封建國家,逐漸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中國人民飽受外國資本主義和本國封建勢力的壓迫、剝削。一部中國近代史,就是中國人民的血淚史,同時也是中國人民的抗爭史。
為了挽救民族危亡,中國人民不屈不撓,前赴後繼,不斷尋找救國救民的真理,掀起了一系列的革命和斗爭。最具代表性的有農民階級領導的太平天國運動;有資產階級領導的辛亥革命;有無產階級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農民階級由於不是新的生產力的代表者,受時代和階級的局限,堅持斗爭14年,轟轟烈烈,最後失敗。資產階級由於自身的軟弱性、妥協性,沒能夠提出徹底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綱領,嚴重脫離人民群眾。雖然推翻了腐朽的清王朝,但最終未能改變中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性質。革命的勝利果實被袁世凱篡奪。無產階級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經過國民大革命,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最終推翻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偉大勝利。歷史經驗表明,走社會主義道路是中國人民歷史的選擇,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只有共產黨才能救中國。

㈢ 中國歷史周期律的介紹

「歷史周期律」是指中國歷史上的政權經歷興衰治亂,往復循環呈現出內的周期性容現象。極端的不公導致社會的崩潰,從而達到新的相對公平,周而復始。在中國,極端的貧富懸殊是歷史周期律的推手。歷史周期律問題,是1945年黃炎培先生在延安向毛澤東提出的問題。黃炎培先生問毛主席,中國共產黨能不能跳出歷史上其興也渤焉,其亡也忽焉的歷史周期律。毛澤東同志回答說:行,這就是民主。

㈣ 中國能夠走出歷史周期律嗎

中國的歷史周期律問題,是1945年黃炎培先生在延安向毛 澤 東提出的問題。

黃炎培先生問毛 主 席,中國 共 產黨能不能跳出歷史上"其興也渤焉,其亡也忽焉"的歷史周期律。

毛 澤 東同志回答說:行,這就是民 主。

在中國歷史循環往復的周期里,幾乎每一個能贏得200~300年長治久安的朝代,都是從打破原有社會結構,通過「均田」實現相對公平開始的。在農業社會里,「田」即土地,是最主要的生產資料,如同今天的資本。所謂「均田」當然是沒有土地的人均豪門的田,而不是有錢的豪門均窮人的田。

從中國的歷史進程看,在當時亂後思治的中國,是必須補上公平這一課的。孫中山先生尚且要平均地權、節制資本,1949年只能做得比中山先生更好。只有補了這一課,中華民族才能擺脫

毛澤東與黃炎培: 跳出「興勃亡忽」周期律

以來的動盪歲月,休養生息,走上復興。同歷史上其他朝代不同的是,新中國所處的歷史環境,決定了中國還需要補「現代化」這一課。在強敵虎視的情況下,中國需要迅速建立現代工業,而這需要大規模的、迅速的積累。如何在低水平的基礎上既能實現工業積累,又能實現大多數人的公平,是當時中國面臨的巨大挑戰。

還有,建立新體制的那一代人是精通中國歷史的。幾千年中國歷史中,那種「公平—不公平」的周期循環,也許在他們心中形成了一個難以排解的歷史之結;他們透過治亂更替的歷史風雲,也許看到了公平在中國治亂中的作用和分量,知道民可載舟,也可覆舟,從而力圖尋求一種能夠確保公平的體制,來保證中國的長治久安,來避免歷史周期的重現。

這種歷史因素交互作用,就形成了以政府調動資源為手段的,以公平為核心的新體制。在當時的情況下,只有政府才可能實現資源的集中,在較短的時間內完成西方國家在漫長的發展道路中完成的資本原始積累和再積累過程,同時保證積累的財富被用來建立中國自己的現代工業。這種高速度的積累顯然是以壓制消費為代價的。在這種情況下,公正,尤其是分配的公正,就顯得非常重要。所以,當時對公平體制的選擇,不僅是中國幾千年歷史的總結,也是近代中國歷史的必然。

通過公平的體制來避免歷史周期,這也許就是以毛澤東先生為代表的一代人所做的歷史探索。如果我們把那場變革放在歷史的長周期中來看,是不是可以形成這樣的認識:它為中國徹底擺脫歷史周期律奠定了基礎。這一點值得後來者深思,值得後來者的後來者更加深思

㈤ (10分)《中國現代化歷程》一書認為,中國1840-2000年這160年的現代化歷程經歷了三種道路的轉化:一、1


(1)道路: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產生與發展,推動了中國工業化進程;戊戌變法和辛亥革命學習西方資本主義民主制度。結局:在中國發展資本主義的嘗試受到嚴重挫折。
(2)首要前提:實現民族獨立。確立:1956年三大改造完成,社會主義制度在中國基本確立,工業化建設取得初步成效,計劃經濟體制形成,社會主義政治制度建立。
(3)方式:1978年以後的改革開放。成就:走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發展道路;把依法治國寫進憲法。
(4)啟示:現代化是各國發展的必然趨勢;實現民族獨立是實現現代化的重要前提;應結合本國實際,走符合本國國情的現代化道路。

㈥ 中國是否跳出了歷史周期律

想和我們的經濟一樣,「兩頭在外,大進大出。」不容易啊,現在是「兩頭重健全在內,只能大進而不出」。

㈦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現代化建設的歷史進程

1978年召開的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標志著中國人真正自覺地開始認識現代化,一系 列正確的路線、方針、政策的制定,重新開啟了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機制,明確了中國 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緊迫性,全面開創了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新局面。
一、提出「走中國式現代化道路」思想
為了全面糾正十年「文革」的錯誤路線,實行全面的拔亂反正,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 確定把黨的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黨的工作重心轉移完成後,如何 建設一個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這個中心任務突出地擺到了全黨和全國人民面前。1979年 3月,鄧小平就明確提出:「現在搞建設,也要適合中國情況,走出一條中國式的現代 化道路。」[1](P163)他還對我國現代化建設中必須重視的兩個重要特點,即底子薄及 人口多、耕地少進行了分析。黨的十二大,鄧小平在總結我國革命和建設經驗的基礎上 ,提出了「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科學論斷和現代化的基本方向。1984年10月, 鄧小平強調「革命和建設都要走自己的路」,「中國革命的成功,是毛澤東同志把馬克 思列寧主義同中國的實際相結合,走自己的路。現在中國搞建設,也要把馬克思列寧主 義同中國實際相結合,走自己的路。」[2](P94~95)1987年8月,鄧小平特別強調指出 :「我們黨的十三大要闡述中國社會主義是處在初級階段,是初級階段的社會主義。社 會主義本身是共產主義的初級階段,而我們中國又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就是不發達 階段。一切都要從這個實際出發,根據這個實際來制訂規劃。」[2](P225)至此,「走 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的思想已經趨於成熟,並成為制定各項方針、政策,開展各項工作 的根本指導思想。
「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理論的核心是全面現代化的思想。與此前的「中國工業化道路 」思想相比,它既強調工業化的重要,也強調中國的現代化應該是工業化、政治民主化 和思想文化現代化的統一,在具體實踐過程中不能只看重其中的一方面,而導致現代化 過程中的種種失衡現象出現。關於中國式現代化是全面現代化的思想,在黨的十三大報 告中被規范地表述為:把我國建設成為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這一 表述被黨的十四大、十五大所沿用,並被固定下來,成為全黨和全國人民的奮斗目標。
二、「兩個文明」建設成為我國現代化進程的主要內容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完成了全面的拔亂反正,黨的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實 現了由片面現代化向全面現代化的轉變。使以物質文明建設和精神文明建設為主要內容 的社會主義現代化進程重新開始起步。起步後,首先抓住了農業和農村工作,實行家庭 聯產承包責任制,使農業面貌發生了顯著變化;通過調整工業結構解決輕重工業的比例 失調問題,把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引上了正確的道路,並全面開創了社會主義現代化建 設的新局面。
1982年,黨的十二大明確了黨在新的歷史時期的總任務:團結全國各族人民,自力更 生,艱苦奮斗,逐步實現工業、農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現代化,把我國建設成為高度文 明、高度民主的社會主義國家。當時,已把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和社會主義物質文明當作 社會主義兩個密不可分的重要特徵進行了詳細闡述。在實際進程中,一方面由於改革開 放沖破了僵化的經濟體制,使社會主義商品經濟以不可阻擋之勢蓬勃發展。沿海地區, 從南到北,形成了廣闊的前沿開放地帶,高新技術產業的發展,不僅促進了三大產業的 協調發展,而且帶動了整個國民經濟的增長。另一方面理想教育、道德教育和法制教育 在全社會范圍內廣泛開展,人們的思想沖破了舊觀念的束縛。追求變革、勇於開拓、講 求實效形成潮流。實踐中,使我們對自己所處的歷史階段和基本任務有了進一步的認識 。黨的十三大正式提出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明確指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任 務是要實現別的許多國家在資本主義條件下實現的工業化和生產的商品化、社會化、現 代化。確立了我國經濟建設「三步走」的發展戰略。在這當時和之後的一段時間,盡管 國際國內形勢復雜多變,但仍實現了國內社會穩定、政治穩定和經濟發展,保證了改革 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繼續進行。從1992年黨的十四大開始,在「以加快改革開放和現代 化建設步伐,奪取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更大勝利」思想的指導下,不僅使現代化 建設步伐進一步加快,而且在思想上還突破了姓「資」姓「社」的束縛,提出了建立社 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構想。從此,社會主義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設得以加快推進, 國內生產總值連年增長。國民素質的提高和人才資源的開發極大地適應了科學技術的迅 猛發展和綜合國力的劇烈競爭。
具有重要意義的黨的十五大,確立了黨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綱領,總結了近20 年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取得成功的根本原因——克服了超越階段的錯誤觀念,抵制了 拋棄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錯誤主張。全面規劃了邁向21世紀的戰略目標,提出要實現工 業化和經濟的社會化、市場化、現代化的偉大構想。
三、這一時期現代化建設的基本經驗
1.科學技術的發展和應用是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關鍵。20多年來,現代化建設的成 功經驗告訴我們,在一個人口多、底子薄、文化科技總體水平不高、人均國民生產總值 仍居於世界後列的大國要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是一項十分艱巨的歷史任務。它既承擔 著完成傳統工業化的任務,又承擔著進行新的產業革命的任務。在國際經濟和科學技術 激烈競爭的形勢下,科學技術是盡快改變我國生產力的落後面貌,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 的關鍵因素,是當今中國發展生產力的突破口。
當今世界,現代科學技術突飛猛進地發展,並且正在以空前的規模和速度被應用於生 產,使社會生活各個領域的面貌發生著日新月異的變化。在這種形勢下,我們要實現「 四個現代化」,必須比以往更加重視依靠科技進步和提高勞動者素質。在農業方面,我 們要用佔世界7%的土地養活佔世界22%的人口,必須依靠科學技術特別是生物技術、計 算機技術、核技術等高新技術和科學的管理方法來改造傳統農業,發展新興農業。工業 方面,則必須應用以電子信息和自動化技術、新能源和新材料技術來改造傳統產業,用 於新產品開發,提高產品質量和市場競爭力,從而實現經濟增長方式的根本轉變,走出 「高投入、高消耗、低效益」的老路。至於國防現代化,就更離不開科學技術。此外, 決策的自主化、科學化,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和社會的全面進步,也都離不開科學技 術。
2.改革開放是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動力。20多年前,鄧小平深刻地指出,「四個現 代化」是一場「偉大革命」,「這場革命既然要大幅度地改變落後的生產力,就必須要 多方面地改變生產關系,改變上層建築,改變工農業企業的管理方式和國家對工農業企 業的管理方式,使之適應於現代化大經濟的需要。各個經濟戰線不僅需要進行技術上的 重大改革,而且需要進行制度上組織上的重大改革。進行這些改革,是全國人民的長遠 利益所在,否則,我們不能擺脫目前生產技術和生產管理的落後狀態。」[1](P135~13 6)在這里鄧小平第一次揭示了改革與現代化之間的內在聯系:現代化本身就是一場革命 ,只有通過改革,才能實現現代化。20年的實踐使我們進一步加深了對這些論斷的認識 。改革舊的體制適應了生產力發展的客觀要求,為我國的現代化掃清了障礙、開辟了道 路,改革使從經濟、政治到思想、文化,從生產方式、生活方式到行為方式、思維方式 完成了現代化所要實現的從傳統文明向現代文明的轉型。全面改革推動著社會主義現代 化不斷向縱深發展,也為實現全面現代化創造了條件。
開放,不僅適應了世界經濟的客觀狀況和發展趨勢,也推動著社會主義現代化的發展 ,中國的現代化已經越來越離不開對外開放。對外開放,加強了同世界各國在貿易、科 技、文化等領域的交流與合作,推動了生產力的發展,促進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 建立,提高了我國的經濟管理和科學技術的水平,擴大了對外貿易,彌補了國內建設資 金的不足,這一切都是推動現代化的直接動力。進一步深化改革,擴大開放將被作為社 會主義現代化的持久動力而被繼續堅持下去。實踐也證明,改革開放是建設有中國特色 社會主義現代化所必需的。
3.政治穩定是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保障。在一個擁有近13億人口的大國進行社會主 義現代化建設是一項偉大的事業。我們具有許多有利條件和優勢,也有許多不利因素和 困難,如眾多的人口以及由此帶來的資源相對短缺、交通運輸緊張、就業壓力大、生態 環境惡化等。在這樣的國情下,如果全體人民同心同德、齊心協力地進行現代化建設, 就能化不利因素為有利因素,最大限度地發揮我們的優勢。反之,如果政治不穩定,社 會動亂、人民內部發生分裂,那就不僅會加劇原有矛盾和困難,而且會喪失我們的有利 條件和優勢,現代化的實現就無從談起。從這個意義上講,保持政治的穩定是實現現代 化的重要保證。用鄧小平同志的話來說就是:「中國的問題,壓倒一切的是需要穩定。 沒有穩定的環境,什麼都搞不成,已經取得的成果也會失掉。」[2](P284)為此,所有 關於中國現代化的設計都要把保持社會穩定放在首位,一切有關現代化的方針、政策、 方案都要服從於穩定這一最根本的大局。
4.必須把現代化建設與可持續發展統一起來。在現代化建設中,必須把實現可持續發 展作為一個重大戰略。實現人、社會與自然的和諧協調發展是馬克思主義的一貫思想。 對於我國這樣一個人口眾多資源相對不足的國家,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把現代化建設 與可持續發展內在地統一起來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和緊迫性。要把控制人口、節約資源、 保護環境放到重要位置,使人口增長與社會生產力的發展相適應,使經濟建設與資源、 環境相協調,實現良性循環。我們不僅要把眼前的改革和現代化建設搞好,還要為我們 的子孫後代著想,決不能吃祖宗糧,斷子孫路,走浪費資源和先污染、後治理的路子。 我們不能為謀求一時的發展而以犧牲長久利益為代價。
總之,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立足於中國的現實,吸納和借鑒了 世界的和我國的現代化的經驗和教訓,找到了一條真正的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現 代化建設道路,實現了經濟的、政治的和思想文化的現代化的全面發展。

㈧ 什麼是「歷史周期律」

「歷史周期律」是指中國歷史上的政權經歷興衰治亂,往復循環呈現出的周期性現象。極端的不公導致社會的崩潰,從而達到新的相對公平,周而復始。在中國,極端的貧富懸殊是歷史周期律的推手。歷史周期律問題,是1945年黃炎培先生在延安向毛澤東提出的問題。黃炎培先生問毛主席,中國共產黨能不能跳出歷史上"其興也渤焉,其亡也忽焉"的歷史周期律。毛澤東同志回答說:行,這就是民主。

規律編輯
在中國歷史循環往復的周期里,幾乎每一個能贏得200~300年長治久安的朝代,都是從打破原有社會結構,通過「均田」實現相對公平開始的。在農業社會里,「田」即土地,是最主要的生產資料,如同今天的資本。所謂「均田」當然是沒有土地的人均豪門的田,而不是有錢的豪門均窮人的田。[1]
從中國的歷史進程看,在當時亂後思治的中國,是必須補上公平這一課的。孫中山先生尚且要平均地權、節制資本,1949年只能做得比中山先生更好。只有補了這一課,中華民族才能擺脫1840年

毛澤東與黃炎培: 跳出「興勃亡忽」周期律
以來的動盪歲月,休養生息,走上復興。同歷史上其他朝代不同的是,新中國所處的歷史環境,決定了中國還需要補「現代化」這一課。在強敵虎視的情況下,中國需要迅速建立現代工業,而這需要大規模的、迅速的積累。如何在低水平的基礎上既能實現工業積累,又能實現大多數人的公平,是當時中國面臨的巨大挑戰。
還有,建立新體制的那一代人是精通中國歷史的。幾千年中國歷史中,那種「公平—不公平」的周期循環,也許在他們心中形成了一個難以排解的歷史之結;他們透過治亂更替的歷史風雲,也許看到了公平在中國治亂中的作用和分量,知道民可載舟,也可覆舟,從而力圖尋求一種能夠確保公平的體制,來保證中國的長治久安,來避免歷史周期的重現。
這種歷史因素交互作用,就形成了以政府調動資源為手段的,以公平為核心的新體制。在當時的情況下,只有政府才可能實現資源的集中,在較短的時間內完成西方國家在漫長的發展道路中完成的資本原始積累和再積累過程,同時保證積累的財富被用來建立中國自己的現代工業。這種高速度的積累顯然是以壓制消費為代價的。在這種情況下,公正,尤其是分配的公正,就顯得非常重要。所以,當時對公平體制的選擇,不僅是中國幾千年歷史的總結,也是近代中國歷史的必然。
通過公平的體制來避免歷史周期,這也許就是以毛澤東先生為代表的一代人所做的歷史探索。如果我們把那場變革放在歷史的長周期中來看,是不是可以形成這樣的認識:它為中國徹底擺脫歷史周期律奠定了基礎。這一點值得後來者深思,值得後來者的後來者更加深思。[1]

㈨ 如何認識中國現代化道路的選擇

一、中國的和平發展道路的深刻內涵
和平是發展之基,發展是和平之本。中國的和平發展道路內涵豐富,包含著以下五個相互聯系的要點:
第一,中國的和平發展道路,既是泛指需要由幾代人、十幾代人、幾十代人的持續努力才能完成的整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進程中所要走的道路;更是特指以上世紀七十年代末實行改革開放為開端、以到21世紀中葉基本實現現代化,實現由不發達國家到中等發達國家的歷史性飛躍為標志的,這樣一個帶有民族復興鮮明特徵的發展階段中所要走的根本道路。
第二,中國這條道路的根本目標,是要解決13億中國人的生存權、發展權、教育權的問題。就是要致力於辦好我們自己的事情,老老實實地發展我們自己。這個任務已經很重了,我們根本沒有時間、沒有精力也決不需要去威脅任何國家、任何人。當然,在這以後中國發展起來了,仍然要始終沿著和平發展道路走下去,這也是列入100年不動搖范疇的。
第三,中國這條道路的根本特點,是在同經濟全球化相聯系而不是相脫離的進程中,在同國際社會實現互利共贏的進程中,獨立自主地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而所謂獨立自主,就是把中國發展的基點放在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上,包括自覺地依靠自身的體制創新和文化創新,依靠自身的產業結構調整和增長方式轉變,依靠國內需求和國內市場的開發,依靠國民素質的提高和科技進步,努力解決發展中的難題。
第四,中國這條道路的根本要求,是對內方針與對外方針相統一,對內和諧與對外和平相統一。就是說,中國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既是外交,也是內政;既是對外宣示與承諾,也是自我約束與規范。第五,中國這條道路的最深刻的根本內涵,就是要在21世紀上半葉,在同當代世界各種文明相交匯中,在不斷弘揚自主創新精神中,實現中華文明的偉大復興。
二、中國選擇和平發展道路是歷史的必然
實踐表明,中國的發展已經走出一條與以往大國崛起不同的、新的和平發展的道路。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不是中國的權宜之計,而是中國政府和人民的必然選擇與庄嚴承諾。
第一,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是根源於中國核心領導層治國理政科學理念作出的理性選擇。從1840年鴉片戰爭到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100多年間,中國曾長期遭受外來侵略,更談不上經濟社會發展。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中國人民經過長期的革命斗爭終於建立了社會主義的新中國,跨入了新的發展階段。基於對歷史發展的清醒認識和對持久和平的真誠願望,中國領導人始終把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作為基本的政治理念。在國際交往中,中國積極倡導並始終奉行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在解決香港、澳門、台灣問題上,堅持「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原則;在維護國際安全上,積極倡導「互信、互利、平等、協作」的新安全觀等,都是這一理念的具體表現。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新一代領導集體,進一步明確提出,中國要堅定不移地走和平發展道路,對內,聚精會神搞建設、一心一意謀發展,建設民主法治、公平正義、誠信友愛、充滿活力、安定有序、環境友好的和諧社會;對外,堅持以鄰為伴、與鄰為善,致力於維護世界和平、促進共同發展,建設持久和平、共同繁榮的和諧世界。這些深邃的戰略思想已經成為全體中國人民的共識,已經體現到中國長遠發展的戰略部署之中。
第二,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是植根於中華民族深厚優秀歷史文化傳統作出的自覺選擇。熱愛和平、追求和平是中國民族文化的基本精神。儒家始祖孔子,把「和」視為「天下之基,萬物之本」。這一思想,表現在處理民族和國家關繫上就是「布恩信,懷遠人」,實現「以德服人」;表現在戰爭問題上就是「貴和重人,不尚戰」。可以講,在世界歷史上,中國人關於「和」的思想生發得最早、內涵最為豐富、影響最為深遠。和平發展的道路是中國發展模式和傳統文化的完美結合,鮮明地印上了中國傳統文化的烙印。
第三,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是立足於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客觀實際作出的科學選擇。中國是一個發展中的社會主義大國。人口多、底子薄,生產力不發達,發展不平衡,是中國的基本國情。目前,中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還排在世界100位之後,農村尚有2300萬貧困人口,每年需要解決近2400萬人就業,有6000多萬殘疾人需要關愛和幫助,還有1億多農村勞動力需要轉移就業,當前的主要矛盾仍然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求同落後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在這樣的基礎上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中國還有很長的路要走,需要幾代、十幾代,甚至幾十代人的不懈奮斗。
第四,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是全球化時代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唯一選擇。全球化是民族化與國際化的統一。對中國而言,全球化意味著現代化加中國化,或者說是現時代的中國式現代化。一個國家在全球化背景下能否成功地達到社會現代化的目標,關鍵一點就是政府駕馭全球化的能力。中國政府對全球化進程有著十分清醒的認識和駕馭能力,從而選擇了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這一積極主動而又獨立的全球化戰略。全球化進程使國與國的相互聯系和依存空前增強。一個和平的國際環境成為民族國家經濟社會迅速發展的必要條件。國內經濟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該國經濟在世界市場中的競爭力,取決於國與國經濟社會的交往與合作程度。因而,維護國際社會的和平,營造良好的周邊環境,不僅是維護國家穩定的需要,也是經濟一體化的需要。從這個意義上說,和平發展道路是全球化時代民族國家經濟社會振興的必由之路,對中國而言,也是實現中華民族復興的唯一選擇。
第五,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是融匯於當今世界合作共贏和諧發展大潮流作出的明智選擇。中國通過自己的發展表明,維護世界和平,同世界各國發展友好關系,既有利於中國的發展,也有利於世界的發展。中國的發展是世界發展的機遇,世界各國也在與中國的經濟交往中分享到了中國的發展成果,中國在自我發展的同時實現了與世界其他國家的互惠、共贏。將中國的發展融匯於世界和平發展的大潮中,堅定不移地走和平發展道路。這是中國人民在深刻認識時代發展而作出的重大戰略選擇,中國將沿著這條正確的發展道路永遠地走下去。
三、正確認識中國和平發展道路發展模式的世界意義
中國是當今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13億中國人民走和平發展道路,無疑為人類和平與發展的崇高事業增添了極其重要的積極因素,這一發展模式對全世界都具有重要意義。
第一,這一發展模式的理念獨一無二。縱觀以往的國際關系史,大國的崛起幾乎總是與戰爭擴張如影隨形,戰爭崛起是大國崛起的主要模式、基本道路、通常選擇。中國摒棄傳統的大國發展模式,選擇的是與20世紀大國爭霸截然不同的道路,這是21世紀中國對世界和平的承諾,也是開創和平發展新道路的保證。
第二,在人類歷史上是史無前例的。中國以不到世界10%的耕地成功地解決了佔世界近22%人口的吃飯問題,創造了人間奇跡。13億中國人民的生活不斷改善,中國政府已使大約2.2億人初步擺脫了貧困,為2205萬城市人口提供了最低生活保障,對6000多萬殘疾人提供了幫助。目前,人均預期壽命由新中國成立前的35歲上升到71.95歲,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中國為減少人類貧困和提高生命質量作出了貢獻。
第三,這一發展模式的方式獨一無二。中國和平發展道路的精髓就是中國不稱霸、永遠不稱霸,既通過爭取和平的國際環境來發展自己,又通過自己的發展來促進世界和平,努力實現和平的發展、開放的發展、合作的發展、和諧的發展。通過和平的方式獲取海外資源和開拓海外市場是中國「和平發展」的題中應有之意。今天,正因為人類走進了全球化時代,中國的穩定發展事實上也已經有機地融入了國際社會的穩定發展進程,所以中國的和平發展就成了對世界和平事業的直接貢獻。
第四,這一發展模式對國際共運的貢獻獨一無二。中國既是一個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也一個最大的社會主義國家。中國走和平發展道路,走出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現代化道路,這本身就是對世界共產主義運動做出的有益探索。只要中國的和平發展道路走成功了,不論從理論上說,還是從實踐上說,無疑將是對世界社會主義運動做出巨大貢獻。
第五,這一發展模式的影響獨一無二。隨著中國的發展,無論是硬實力還是軟實力都大大增強,在世界范圍內逐漸成為一支可以發揮重要作用的重要戰略力量,在國際事務中發揮獨一無二的作用和影響。我們有理由相信,中國走和平發展道路的現代化發展模式對全世界,尤其對後發的發展中國家建設現代化具有非常重要的影響。
中國的發展道路和發展模式既是對中國現代化發展道路的理論概括,也是在全球化背景下對人類發展道路的有益探索。當然,中國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推動建設和諧世界,既不對外輸出革命、意識形態,也不輸出發展道路、發展模式。中國的發展道路和發展模式借鑒了許多其他國家的發展經驗與教訓,同時又帶有明顯的中國特色,它只適合中國國情。所以,在認識論上,我們要堅持實事求是的態度,不能將一個國家的發展模式絕對化、固定化,否則就會陷入思想上的僵化和教條。要打破僵化的「模式論」,對他國模式,該借鑒的要借鑒,當汲取的要汲取,不能橫豎挑錯,更不能照搬照抄;對本國模式,該堅持的要堅持,當調整的要調整,不能當成普遍適用的模式到處推銷,更不能強加於人,這是我們在民族國家發展道路和經濟社會發展模式上應有的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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