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史上氣候變化對人口變化的影響

㈠ 中國歷史上的王朝更替跟氣候變化，人口變化是什麼樣的

中國古代氣候的抄變遷是冷期和暖期交替出現的。即一個冷期出現之後， 緊接著是暖期的來臨。
當氣候進入冷期之後，農作物生長的北界逐漸南移，北方農民可以耕作的土地面 積急劇減少，復種指數也變得極低，這就容易導致人口和土地的矛盾。隨著農作 物生長北界的南移，農民必須尋找更適於耕作的土地，因此，不可避免的出現了 大規模的移民浪潮。
當歷史氣候進入冷期的時候，社會矛盾就比較嚴重，朝代更替也比較頻繁。相反，當歷史氣候進入暖期時，則比較容易出現盛世和治世。 最典型的例子便是我國的漢唐盛世都出現在暖期，而三國兩晉、五胡十六國、宋金對峙等亂世都出現在寒冷期。

㈡ 以漢唐時期為例簡要說明歷史氣候變化對中國社會發展的影響

兩次氣候溫暖期, 即兩漢溫暖和隋唐溫暖期, 對應於強大的中原王朝, 這種王朝, 至少在其前期將它的勢力范圍有效地伸展到了中國的西域及中亞。中原王朝勢力的伸展與氣候關系的一種合理解釋是在較穩定的溫暖氣候條件下, 今乾旱氣候的西域變得溫暖, 因而東域與西域的道路較為通暢, 東域、西域的文化交流增多, 中原王朝伸展到西域在政治上是必要的。其次, 氣候濕潤使得東部軍隊可能開辟西域。東漢年間, 中原國隊經居延海北側西進, 其行軍路線, 今天已經變得極為嚴酷, 如果依今天的環境條件如此行軍, 已無可能。
至唐代, 西域駐軍, 屯田是維持駐軍的主要方式, 如無相應的氣候條件, 屯田是不可能的。再次, 氣候溫濕期, 中國人口、政治重心位於西安附近, 人口、政治中心的西偏使得中原王朝後勤上可能及時支援西域的中原軍隊, 政治上也易於控制。
有證據表明, 中唐以後中原王朝失去西域的控制權, 也是與氣候變化分不開的。事實上, 隋唐溫暖期於中唐後結束。我們後來的研究證明『 〕, 中唐後期的較寒冷階段是短暫的, 大約維持了一年。然而, 就是這樣一個短期的寒冷事件, 對中原勢力退出西域起了決定性作用。元鎮一在《西涼伎》中寫道「 吾聞昔日西涼州, 人煙撲地桑拓稠。. . , 大宛來獻赤汗馬, 贊普亦奉翠茸裘。一朝燕賊亂中國, 河涅忽盡空遺丘, . .西涼之道爾阻修」 。元鎮真實地記錄了當時的環境變化。有人認為按元鎮原意, 「 河徨忽盡空遺丘」 是因唐政府放棄而荒廢, 這是不熟悉自然科學的結果。其實唐人作為農業民族, 習慣於開墾土地, 在生態環境脆弱區, 只能造成沙漠化, 如清代內蒙東部沙漠化。唐勢力退縮, 游牧民族東進, 有利於草原生態恢復, 沙漠化被抑制。總之, 中唐以後通往西域的路
上, 環境變化了, 「 河徨忽盡空遺丘」 表明沙漠擴張了。中西域交流受阻, 再也沒有「 來獻赤汗馬」 的現象, 普贊卻一度「 躍馬」 長安。中原軍隊安史之亂後已退出了西域, 盡管後期氣候再次變好① 但中原王朝已經變得虛弱。人地關系是復雜的, 氣候對歷史的發展提供了一種契機, 以後的發展是人為原因多於自然原因的。

㈢ 變化的氣候對中國人口遷移沖擊到底有多大

著名地理學家胡煥庸提出中國人口地理的重要分界線，被簡稱胡煥庸線。這條線從黑龍江黑河到雲南騰沖，大致傾斜45°。線東南方36%的國土居住著96%的人口；線西北方64%的國土居住著4%的人口。
由於氣候變化導致農業生產潛力提高的原因，胡煥庸線以西各省份均有不同程度的人口遷入（西藏除外），且主要集中在甘肅、青海和寧夏。盡管如此，中國人口遷移主要仍發生在胡煥庸線以東的各省份之間。
氣候變化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緩解東西部人口分布不均的現象，但依然沒從根本上破壞胡煥庸線的人口分布規律。
中國西部地區人口或因氣候變化而有所增加。關鍵是要在水資源條件明顯變好的地方，適當推進人口聚集，發展新產業。從歷史上看，氣候的這種作用很明顯，在漢代、唐代，西部人口比例也是較大的。不過，全球變暖對中國糧食生產和經濟發展總體影響是不好的。
實際上，在氣候變化的大背景下，人口遷移可能帶來的影響是復雜的。
不少地區源於氣候要因的大規模人口遷移活動，被學界廣泛關注。未來數十年間，我國周邊國家和地區洶涌而至的氣候移民潮可能會加重中國的經濟負擔。
人口遷移規模的大小，會影響區域經濟發展程度。從人口遷移的影響看，氣候變化導致的人口遷移將增加人口遷入地GDP增速，而降低人口遷出地GDP增速。
人口遷移可能會縮小區域間差距，但是區域內部居民收入差異可能會變大，帶來社會、經濟問題。

㈣ 中國歷史時期氣候變遷對歷史產生了怎麼樣的影響呢

五千年來中國氣候波動的總趨勢是：溫暖期一個比一個短，溫暖度一個比版一個低，這就權從整體上決定了農業經濟為基礎的經濟重心向南遷移的趨勢。經濟上「南盛北衰」的局面出現。東西差距及南北差距進一步擴大。
一般說來，氣溫每降低1℃，亞熱帶北界位置也隨著向南推移一個緯度左右，適宜於農作物生長的亞熱帶植物北界線也隨著南移。導致中國政治中心與經濟中心分離。中國歷史上經濟重心南移主要表現在三個時期：一是魏晉南北朝時期，黃河流域經濟停滯和衰退，長江流域大規模開發與南方經濟上升；二是五代兩宋時期，南方經濟上升並超過北方，形成了新的經濟重心；三是明清以來，經濟重心進一步南移，東南沿海地區經濟畸形發展。縱觀三次大規模的經濟重心南移，正好與歷史上第二、第三、第四個寒冷期相始終，從中不難窺見地理環境變化與經濟發展的關系。

㈤ 氣候變化與中國歷史上人口的幾次大起大落

根據葛劍雄的研究，自秦始皇統一中國以來，到清朝滅亡以前，中國人口出現回過8次劇烈答波動。 人們通常用「大起大落」來形容這種劇烈波動，此處我們也姑且從眾，採用此種說法。在這8 次「大起」與「大落」中，更為值得注意的是「大落」。這是因為除了「大落」的時期外，中國人口基本上保持著增長;而且一般而言，「大起」的速率比「大落」的速率小得多。

㈥ 中國歷史時期氣候變遷對歷史產生了怎麼樣的影響

中國歷史上氣候的變遷,不僅具有明顯的時間差異性和空間差異性,同時由於兩種差異性的交互運行,對中國社會歷史的發展產生了多方面的深刻影響.溫度變遷,有過多次反復,由寒轉暖,又由暖轉寒；濕潤狀況的變遷,由濕潤而逐漸乾燥,旱情增加.
從第四紀更新世晚期,距今約1.1萬年前後開始,地球從第四紀冰期中的最近一次亞冰期,進入到現代的亞間冰期,人們也稱之為冰後期.這一段時間大體上相當於人類進入到有文字記載的歷史時代.關於這時期的氣候,挪威的冰川學家曾做出近10000年來的雪線升降圖,說明雪線升降幅度並不小,表明冰後期以來,氣候有明顯的變化.我國有悠久的歷史記載,竺可楨將這些記載加以整理分析,發現我國5000多年來的氣候有4次溫暖期和4次寒冷期交替出現.
在公元前3000年-公元前1000年左右,即從仰韶文化時代到安陽殷墟時代,是第一個溫暖期,這個時期大部分時間的年平均溫度比現在高2℃左右,最冷月溫度約比現在高3℃-5℃.
從公元前1000年左右到公元前850年（周代初期）,有一個短暫的寒冷期,年平均氣溫在0℃以下.
從公元前770年到公元初年,即秦漢時代,又進入到一個新的溫暖時期.
從公元初年到公元600年,即東漢、三國到六朝時代,進入第二個寒冷時期.
從公元600年到1000年,即隋唐時代,是第三個溫暖期.
從公元1000到1200年,即南宋時代是第三個寒冷期,溫度比現代要低l℃左右.
從公元1200到1300年,即宋末元初,是第四個溫暖期,但是這次不如隋唐時那樣溫暖,表現在大象生存的北限,逐漸由淮河流域移到長江流域以南,如浙江、廣東、雲南等地.
在公元1300年以後,即明、清時代以來,是第四個寒冷期,溫度比現代要低1-2℃.
近5000年來,雖然是寒冷期與溫暖期交替出現,但是總的趨勢是由溫暖向寒冷變化,寒冷期一次比一次長,一次比一次冷.在第二次寒期,只有淮河在公元225年有封凍.而在第四個寒冷期的1670年,長江幾乎都封凍了.
有趣的事情是：挪威冰川學家用雪線高度表示氣溫升降,竺可幀用的是歷史文獻記載資料,結果卻十分一致,說明冰後期以來的氣候變化具有全球的普遍性,絕對不是一種巧合.
1973 年,竺可楨提出了中國歷史時期氣候周期性波動變化的基本狀況.他認為近2000a 中,漢代是溫暖時期,三國開始後不久,氣候變冷,並一直推遲到唐代開始.唐末以後,氣候再次變冷,至15世紀漸入小冰期,呈兩峰三谷結構,直至20 世紀初氣候回暖,小冰期結束.漢代、唐代是年均溫高於現代約2℃左右的溫暖時期.該研究成果已為氣候學界和歷史地理學界廣泛採用.但近些年來,由於新資料的發現和研究方法的改進,許多學者對竺可楨的工作作了補充.其中朱士光等認為2000～ 3000年以來,中國歷史時期氣候變化經歷了以下幾個階段： ①西周冷干氣候(公元前11 世紀至公元前8 世紀中期) ; ②春秋至西漢前期暖濕氣候(公元前8 世紀中期至公元前1 世紀) ; ③西漢後期至北朝涼干氣候(公元前1 世紀中期至6 世紀) ; ④隋和唐前、中期暖濕氣候(7～ 8 世紀) ; ⑤唐後期至北宋時期涼干氣候(9～ 11 世紀) ; ⑥金前期濕干氣候(12 世紀) ;⑦金後期和元代涼干氣候(13 和14 世紀前半葉) ; ⑧明清時期冷干氣候(14 世紀後半葉至20 世紀初).後來許多地理學家對我國的氣候變化作了進一步修改,但總得趨勢大致如此.
歷史時期的氣候不僅在氣溫上有周期性波動,引起冷暖的變化,而且在濕度方面也存在一定的變化.總得說來,暖期與濕期、冷期與干期是相互對應的,但每個冷暖期內部又有干濕波動,不可一概而論.朱士光等研究認為,氣溫的變化要快於降水量的變化,而降水量的變化幅度又大於氣溫變化的幅度.在歷史時期,氣候冷暖波動與干濕波動有明顯的相關性,但不完全同步.
人類影響氣候,氣候也影響人類.短時間的氣候變化,特別是極端的異常氣候現象,如乾旱、洪澇、凍害、冰雹、沙暴等等,往往會造成嚴重的自然災害,足以給人類社會帶來毀滅性的打擊.比如,1943-1954年孟加拉地區的暴雨災害,引起了20世紀最大的飢荒,餓死人口達300-400萬；1968年-1973年非洲乾旱是非洲人民的一次大災難,使得查德、尼日、衣索比亞的牲口損失70-90%,僅在衣索比亞的沃洛省就餓死20萬人.當然,這種打擊往往是短暫的、局部的,雖然不至於影響生態系統,但是對人類造成的災害卻十分大.
長期的氣候變化,即使變化比較緩慢,也會使生態系統發生本質性的改變,使生產布局和生產方式完全改觀,從而影響人類社會的經濟生活.
例如,在公元前3000-1000年的溫暖時期,竹類在黃河流域直到東部沿海都有廣泛分布；安陽殷墟發現有水牛和野豬等熱帶亞熱帶動物；甲骨文記載打獵時獲得一象,表明殷墟的化石象是土產的,河南原稱豫州就是一個人牽著大象的標志.商、周時代,梅子是北方人民重要的日常食品.《詩經》說：「若作和羹,爾唯鹽梅」,可見當時梅子是和鹽一樣重要的食品,是做菜不可缺少的佐料.《詩經》說：「終南何月,有條有梅」.終南山在西安之南,宋代以來就無梅了.陝西、山西等地入民只好用醋代替梅.
秦漢時期氣候也比較溫暖,《史記》記載當時經濟作物的地理分布是「桔之在江陵,桑之在齊魯,竹之在渭川,漆之在陳夏」.可知當時亞熱帶植物的地界比現在更加偏北.
由於氣候變化直接影響農作物的地理分布,必然會影響以農產品為原料的工業布局.例如,在先秦到西漢以前,我國絲織業布局是北絲南麻,絲織業絕大部分在黃河中、下游和冀中平原,當時最大的絲紡業中心在河北定縣,其他較小的中心也都在河北,河南和山東一帶,長江流域及南方各地則主要生產麻織物；西漢時期,蜀中僅以產麻布著名.雖然在東漢到魏晉以後,中原地區戰亂頻繁,經濟下降劇烈,南方各地社會生活則相對安定,絲織業有所發展,可是北絲南麻的布局一直維持到隋唐時代.從氣候變遷情況看,至隋唐時代,雖然氣候也有變化,但是平均氣溫仍暖於現代,可見絲綢之路出現在北方是有原因的.
北絲南麻布局的改變發生在宋代.由於氣候變冷,氣溫已低於現代,北方不利於桑蠶生產生殖,再加上唐末五代時北方戰亂,南方經濟上升,絲織業規模逐漸超過北方.北宋時鎮江、三台已形成為全國絲織業中心.南宋時,南京、常州、鎮江、蘇州都擁有巨大的絲織業生產能力.絲織業重心南移,正好相當於我國氣候由溫暖到寒冷的時期,這個歷史經驗是值得我們研究的.
氣候變遷對農業耕作也有影響,孟子（公元前372-前289年）和荀子（公元前313-前238年）都說,他們那個時候,齊、魯（河北、山東一帶）農業種植可以一年兩熟.在這些地方直到解放初期,還只習慣於兩年三熟.唐朝的生長季也比現在長,《蠻書》（約成書於862年）說,曲靖以南,滇池以西,一年收獲兩季作物,9月收稻,4月小麥或大麥.而現代由於生長季縮短,不得不種豌豆和蠶豆,以代替小麥和大麥.這種歷史經驗仍有現實意義.例如,如果氣候變暖,就可以考慮雙季稻向高緯度、向高海拔擴展；若氣候變冷,就得採取措施,縮短水稻的生長時間.
一、時間差異性
氣候包括氣溫和干濕狀況兩大基本要素,研究歷史氣候也必須從這兩方面著手.著名科學家竺可楨先生的《中國五千年來氣候變遷的初步研究》論文,〔①〕系統地總結了中國氣候變遷的基本規律,表現在五千年來溫度變化上,可以明顯地總結出四個溫暖期和四個寒冷期.
1．第一個溫暖期從公元前3000年到公元前1100年,即仰韶文化時期到殷商時代.甲骨文記載當時安陽人種水稻是陰歷二月下種,比現在早一個多月.北京附近的泥炭層分析表明,五千年前那裡生長著大量的闊葉林,代表著相當溫和的氣候.
2．第一個寒冷期從公元前1000年到公元前850年,即西周寒冷期.《竹書紀年》記載周孝王時長江、漢水凍結的情況,說明當時的氣候比現在寒冷.
3．第二個溫暖期從公元前770年到公元初年,即東周到秦漢溫暖期.《春秋》中有魯國「春正月無冰」、「春二月無冰」、「春無冰」等多次記載.《荀子·富國篇》和《孟子·告子上》載齊魯地區農業種植一年兩熟.
4．第二個寒冷期從公元一世紀到公元600年,即東漢南北朝寒冷期,這個寒冷期以公元4世紀前半期達到頂點.《資治通鑒》載晉成帝初年,渤海灣從昌黎到營口連續三年全部結冰,冰上可往來車馬及幾千人的大部隊,年平均氣溫比現在低2—4℃.
5．第三個溫暖期從公元600年到公元1000年,即隋唐時期,其間公元650、689、678年冬季,長安無雪無冰,當時氣候溫暖可見.
6．第三個寒冷期從公元1000年到1200年,即兩宋時期,此間公元1111年太湖全部結冰,冰上可以通車,1110年、1178年福州荔枝兩度全部凍死.
7．第四個溫暖期從公元1200年到1300年,即宋末元代溫暖期.1225年,道士丘處機在北京長春宮作《春遊》詩雲：「清明時節杏花開,萬戶千門日往來.」說明當時北京氣候比現在溫暖.
8．第四個寒冷期從公元1300年到1900年,即明清嚴寒期.此間,1329年太湖結冰厚達數尺,橘盡凍死.1493年,淮河流域降大雪,從當年九月降至次年二月方止.洞庭湖變成「冰陸」,車馬通行.
五千年來,我國氣候四個溫暖期與四個寒冷期交替變遷,其時間上的差異性是非常明顯的.
二、空間差異性
影響歷史時期氣候變遷的是太陽輻射、下墊面、大氣環流及人類活動影響四大因子,這幾個因子相互作用決定著氣候的變遷,加上我國所處的緯度位置、海陸位置、廣闊面積、復雜地形及支配氣候的環流因素,決定了我國氣候變遷的又一個特性——空間差異性的產生.
地球上氣候波動首先和太陽輻射的強弱有關,春、夏、秋、冬四季的輪回,寒、溫、熱三帶的分別,都是因為太陽輻射強弱不同的緣故.我國領土北起黑龍江江心,南至曾母暗沙,南北跨49個緯度.從南到北,包括赤道帶、熱帶、亞熱帶、暖溫帶、溫帶和寒溫帶等六個熱量帶,其中又以溫帶、暖溫帶、亞熱帶面積最廣,這是決定我們氣候類型多樣性和氣候變遷的空間差異性的基本因素.
從海陸位置看,我國位於世界上最大的大陸——亞歐大陸和最大的大洋——太平洋之間,由於地表熱量狀況不同形成了不同的溫壓場,從而產生明顯的季風環流,對我國的氣候產生了深刻的影響,與世界同緯度相比,我國黃河流域相當於地中海一帶,長江以南的緯度相當於北非撒哈拉沙漠地區.若按行星風系規律,我國江南則屬於一片沙漠,但因亞熱帶季風氣候作用,卻使我國東部和南部成為溫度高、降水量多的世界上獨一無二的亞熱帶自然資源最豐富的地區.
從我國呈東西走向的三列山系來看,它們作為南北冷暖氣流的屏障,又構成了重要的氣候分界線.其中海拔1500—2500米的秦嶺山脈作用最明顯.秦嶺以北為暖溫帶,以南為亞熱帶,所謂「十月先開嶺山梅,南枝向暖北向寒」的詩句,正說明秦嶺是我國南北氣候的分界線.海拔5000米以上的西藏高原,既得不到太平洋的濕潤氣候,又被喜馬拉雅山切斷了來自印度洋的水汽通路,使我國西北內陸變成為沙漠性的乾燥氣候.加上西伯利亞冷氣流由蒙古高原爆發性地南侵,形成強大的寒潮影響了冬半年北部大半個中國,又加大了西、北、東、南氣候變化的空間差異性.
在中國,氣候由南向北,由東向西依次漸冷,森林、草原、荒沙、沙漠也依次出現,從而形成了東、西、南、北氣候的迥然不同,最大的特點是形成了東南中國與西北中國氣候的自然分異.這種氣候變遷的空間差性與時間差異性交錯運行,對每一個時期中國歷史發展都產生了極大的影響.
三、時、空差異的影響
首先是政治上的影響.
氣候的時空差異性所造成的東南與西北中國的分野,對中國社會發展的影響極為深刻.現代地理學家以黑龍江的黑河到雲南的騰沖為兩端,在中國地圖上劃一斜線,斜線以西以北為西北中國,擁有佔中國領土面積57．1％的土地和占總人數5．6％的人口,大體上是歷史上游牧民族或少數民族的主要活動區；斜線以東以南為東南中國,擁有佔領土面積42％的土地和占總人口數94％的人口,基本上是歷史上農業民族（漢族）的主要活動區.〔②〕其中,隨氣候的變遷,東南部經濟文化日漸超過北部,人口密度也越來越大.
在西北中國與東南中國之間,古長城沿線大體上與農、牧區自然分界線相吻合.早在1121年,道士丘處機北過張家口第一隘口野狐嶺時吟詩曰：「登高南望,俯視太行諸山,晴嵐可愛.北顧但寒沙衰草,中原之風自此隔絕矣.」《遼史·營衛志》亦雲：「長城以南多雨多暑,其人耕稼以食,桑麻以衣,宮室以居,城廓以治；大漠之間,多寒多風,畜牧畋魚以食,皮毛以衣,轉徒隨時,車馬為家.此天時地利所以限南北也.」這種地理環境決定了中國歷史上農、牧分區和農業民族與游牧民族的對峙,兩種經濟、兩個民族既相互和平交往又相互兵戈以待.每當寒冷期代替溫暖期之時,總有大規模的游牧民族向南方溫潤的地區遷徒,中原地區的農業王朝便面臨著來自北方游牧民族的挑戰.其中公元400年左右的「五胡亂華」,公元1200年左右,契丹、女真和蒙古族的接踵南下,以及公元1700年左右滿族入關,是農牧民族軍事沖突的最典型事例.中原王朝與北方少數民族政權之間的戰和關系始終是影響和制約中國社會歷史發展的一個關鍵因素.
農牧民族的對峙,最直接的影響是在政治方面.隨著幾次最大的軍事沖突,出現了幾個典型的南北朝對峙的政治局面.與「五胡亂華」相伴隨的是第一個南北朝時期——北方的十六國及北魏、北齊、北周與南方的東晉及宋、齊、梁、陳對峙；與契丹、女真和蒙古南下相伴隨的是第二個南北朝時期——遼、金與兩宋政權的對峙；到了明代,先是明初明政權與北元蒙古的政權對峙；繼而是明末南明政權與清政權對峙.由於長期的南北對峙,農業民族要抵抗強大的游牧民族的南下,不得不憑藉專制集權的中央政府,以組織分散的農民去修築萬里長城,保衛自己的安居樂業,這就是中國專制集權體制長期存在的重要原因之一.
其次是經濟上的影響.
五六千年前,與溫暖期同時,是一相當濕潤的氣候.當時的黑龍江流域,為幾千年來最濕潤的時期,北京平原為河流縱橫、池沼廣布之鄉.距今2500年左右,氣候轉向乾燥.在北京考古發掘中發現代表濕潤氣候的混炭沼逐漸消失.距今約1000年左右,氣候再次變干.根據大量的地方誌中的旱澇記載,我國東南地區自公元初以來,水災相對減少,旱災相對增加,以公元1000年為界線,此前1000年的旱期持續時間短,濕潤時期持續時間長；此後的濕潤時期短,乾旱時期長.最近500年來旱澇材料排成年表顯示,旱災明顯地多於水災.
氣候的干濕變化對農業生產的影響極大,乾冷地帶農業生產受到嚴重限制自不必說,在其它地區,也因氣候冷暖干濕的變化而左右著農業生產的發展.一般說來,氣溫每降低1℃,亞熱帶北界位置也隨著向南推移一個緯度左右,適宜於農作物生長的北界位置也隨著南移.五千年來中國氣候波動的總趨勢是：溫暖期一個比一個短,溫暖度一個比一個低,這就從整體上決定了農業經濟為基礎的經濟重心向南遷移的大趨勢.中國歷史上經濟重心南移主要表現在三個時期：魏晉南北朝時期,黃河流域經濟停滯和衰退,長江流域大規模開發與南方經濟上升；五代兩宋時期,南方經濟上升並超過北方,形成了新的經濟重心,經濟上「南盛北衰」的局面繼續發展；明清以來,經濟重心進一步南移,東南沿海地區經濟畸形發展,東西差距及南北差距進一步擴大.縱觀這三次大規模的經濟重心南移,正好與歷史上第二、第三、第四個寒冷期的到來相始終,從中不難窺見地理環境與經濟發展的關系.
再次是文化上的影響.
經濟是基礎,它的變化決定著上層建築的變化.隨著經濟重心的南移,必然引起上層建築中的文化發生巨大變化,最明顯的表現是：隋唐以前,中國的經濟重心在北方,文化中心也在北方隋唐以後,經濟重心南移,文化中心也相應地移到了南方.
秦漢時期定都關中,經濟文化重心在黃河流域,有所謂「山東出相,山西出將」和「關西出將,關東出相」的說法.到了隋唐以後,糧食供給開始依靠南方,文化重心也開始向南遷移.到宋代,有了「蘇常熟,天下足」和「江浙熟,天下足」的說法.到明清時期,又有「湖廣熟,天下足」的說法,此時中國文化以最富裕的長江流域為根據地,形成了「東南財富地,江浙人文藪」的局面.至近現代,隨著沿海經濟的發展,廣東、福建在經濟上漸漸占據重要位置,中國的文化又有了進一步南移的傾向.
關於中國文化重心的南移,前人多從「中國歷代人物之地理的分布」方面去研究,這里介紹兩家,藉以說明文化與地理環境之間的關系.丁文江在《歷史人物與地理的關系》〔③〕一文中根據二十四史中漢、唐、宋、明各代人物,分省列表為：
時代 前漢 後漢 唐 北宋 南宋 明
人物最多的省 山東 河南 陝西 河南 浙江 浙江
河南 陝西 河北 河北 福建 江蘇
日本桑原騭藏在《由歷史上觀察的中國南北文化》〔④〕一文中,以科舉為例,交明清兩代登科第者列表統計,明代從洪武四年起至萬曆四十四年止,每科狀元、榜眼、探花和會元總共244人,其中南方215人,佔88％,北方29人,佔12％.清康熙十八年開制科,共錄取50人,其中南方佔42人.乾隆元年制科,共取15人,南方佔14人.明清兩代共出狀元203人,南方有188人.
四、有關問題的討論
1、通過上述中國氣候變遷的特點及影響的討論,進一步認識地理環境對歷史發展的作用問題.怎樣看待地理環境與歷史發展的關系,這是一古老而又常新的課題,過去由於片面地批判「地理環境決定論」,因而很少具體地研討地理環境對歷史發展的作用.近年來,通過各方面的研究和討論,認識到地理環境本身是人類社會及其歷史發展的一部分,在人類改造自然環境時,不能違背自然規律的約束,否則,將受到自然規律的懲罰.但是,地理環境與人類社會發展的關系究竟怎樣?地理環境對社會歷史的發展究竟有什麼樣的影響?影響的程度到底有多大?對這些問題的認識還是眾說紛紜.通過本文分析,我們首先可以肯定,地理環境對社會歷史的影響是一個歷史的范疇,隨著時代的演進,它的作用方式、作用程度在發生著不斷地變化,因此,我們要重視歷史地理學這個學科的學習和研究.在中國歷史的研究中,中國封建社會何以特別漫長?資本主義萌芽為什麼發展極其緩慢?不少同志認為地理條件是最根本的因素.具體地說,中國內外部地理環境及其相應的社會生產方式的特點,既產生了對專制政體的要求,又維護了封建小農業的強盛,使中國難以具備向資本主義過渡的客觀條件,從而導致了中國封建社會的長期延續.這些觀點正確與否?還需要對中國歷史地理作深入細致地研究後才能得出結論.
其次,通過上述分析,我們還認識到,人類歷史與地理環境是一個統一體,兩者之間相互制約、互相作用,這種相互間的制約和作用在不同的時間和不同的地區表現出不同的形式.大致說來,生產力水平越低,人類受地理環境的制約作用越大；社會發展階段越古老,人類對地理環境的依賴性越大.在中國古代,因氣候跡遷的時空差異性而影響著政治、經濟和文化的發展方向,表明地理環境對中國歷史的確起到了促進或延緩的作用.特別是中國歷史上幾次少數民族政權與漢政權的對立（秦漢與匈奴,東晉南朝與「五胡」,宋與遼、金,明與蒙古、滿族等）,無不起因於氣候時空差異所造成的農、牧區對立的環境因素.隨著社會生產力的發展,特別是科學技術的進步,人類社會對地理環境制約作用越來越大,地理環境可以為人類提供更多的物質財富.但是,這並不等於說地理環境的作用就減少了.由於人類對地理環境的作用,導致了地理環境的變化,形成了新的地理環境系統,在原來的自然環境之外,又增加經濟環境和人文環境系統,從而對人類社會產生新的影響.在近現代的中國氣候變遷中,我們就不得不探討人們對環境污染所造成氣候環境的新變化和新影響,這就決定了研究歷史地理對現實和實踐的指導意義.
2．通過對中國歷史上氣候變化特性的討論,進一步認識歷史地理學的學科性質.歷史地理學是一門既古老又年輕的學科,關於它的學科性質,在學術界有各種不同的看法.目前國內各高校歷史系和部分地理系都開設了《中國歷史地理》課,但由於對它的學科屬性看法不同,講授的內容、學習的重點和研究的方向都很不一致.有人把它當作歷史學的分支學科,偏重於沿革地理的研究；有人把它當作地理學的分支學科,偏重於對歷史時期自然現象及其規律的探討；有人把它當作歷史學與地理學邊緣學科,側重於跨學科的研究.
我們認為歷史地理學既是歷史學與地理學交叉的邊緣學科,也是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中多門學科邊緣地位上相互交叉和相互聯系的一門綜合性學科.歷史地理學不僅研究自然環境變化的自然過程,而且也研究改造自然環境變化的人為過程,更重要的是,它重點探討的是歷史時期人地關系的變化規律.由此可見,它不能簡單地歸結為歷史學或地理學的分支學科,而是多學科相互聯系的一個新的學科體系.正如前蘇聯歷史地理學家熱庫林所說的那樣,它不僅是在地理學和歷史學的銜接處形成的邊緣學科,而且在自身的發展過程中,又「曾與民族志學、地名學、農業史及一系列其它科學門類緊相關聯.」因而准確地說,它是「處於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邊緣地位上的一門綜合性學科,它的主要任務是研究社會和自然相互作用的規律性.」〔⑤〕基於這樣的認識,我們對歷史地理學研究的視野才會得以逐步地開闊.
學科性質決定了學科的研究途徑.世界是一個整體,自然界和人類社會是不可分割的統一體,現代科技已走到學科間相互滲透相互融合的發展階段,歷史地理學正是適應這樣的時代要求而產生的.因此,它必然要求我們掌握不同學科的知識,在對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進行跨學科研究的基礎上,開展創造性的研究工作.本文分析如能在這方面起到拋磚引玉的作用,目的也就達到了.

㈦ 轉：中國歷史時期氣候變遷對歷史產生了怎麼樣的影響

中國歷史上氣候的變遷,不僅具有明顯的時間差異性和空間差異性,同時由於兩種差異性的交互運行,對中國社會歷史的發展產生了多方面的深刻影響.溫度變遷,有過多次反復,由寒轉暖,又由暖轉寒；濕潤狀況的變遷,由濕潤而逐漸乾燥,旱情增加.從第四紀更新世晚期,距今約1.1萬年前後開始,地球從第四紀冰期中的最近一次亞冰期,進入到現代的亞間冰期,人們也稱之為冰後期.這一段時間大體上相當於人類進入到有文字記載的歷史時代.關於這時期的氣候,挪威的冰川學家曾做出近10000年來的雪線升降圖,說明雪線升降幅度並不小,表明冰後期以來,氣候有明顯的變化.我國有悠久的歷史記載,竺可楨將這些記載加以整理分析,發現我國5000多年來的氣候有4次溫暖期和4次寒冷期交替出現.在公元前3000年-公元前1000年左右,即從仰韶文化時代到安陽殷墟時代,是第一個溫暖期,這個時期大部分時間的年平均溫度比現在高2℃左右,最冷月溫度約比現在高3℃-5℃.從公元前1000年左右到公元前850年（周代初期）,有一個短暫的寒冷期,年平均氣溫在0℃以下.從公元前770年到公元初年,即秦漢時代,又進入到一個新的溫暖時期.從公元初年到公元600年,即東漢、三國到六朝時代,進入第二個寒冷時期.從公元600年到1000年,即隋唐時代,是第三個溫暖期.從公元1000到1200年,即南宋時代是第三個寒冷期,溫度比現代要低l℃左右.從公元1200到1300年,即宋末元初,是第四個溫暖期,但是這次不如隋唐時那樣溫暖,表現在大象生存的北限,逐漸由淮河流域移到長江流域以南,如浙江、廣東、雲南等地.在公元1300年以後,即明、清時代以來,是第四個寒冷期,溫度比現代要低1-2℃.近5000年來,雖然是寒冷期與溫暖期交替出現,但是總的趨勢是由溫暖向寒冷變化,寒冷期一次比一次長,一次比一次冷.在第二次寒期,只有淮河在公元225年有封凍.而在第四個寒冷期的1670年,長江幾乎都封凍了.有趣的事情是：挪威冰川學家用雪線高度表示氣溫升降,竺可幀用的是歷史文獻記載資料,結果卻十分一致,說明冰後期以來的氣候變化具有全球的普遍性,絕對不是一種巧合.1973年,竺可楨提出了中國歷史時期氣候周期性波動變化的基本狀況.他認為近2000a中,漢代是溫暖時期,三國開始後不久,氣候變冷,並一直推遲到唐代開始.唐末以後,氣候再次變冷,至15世紀漸入小冰期,呈兩峰三谷結構,直至20世紀初氣候回暖,小冰期結束.漢代、唐代是年均溫高於現代約2℃左右的溫暖時期.該研究成果已為氣候學界和歷史地理學界廣泛採用.但近些年來,由於新資料的發現和研究方法的改進,許多學者對竺可楨的工作作了補充.其中朱士光等認為2000～3000年以來,中國歷史時期氣候變化經歷了以下幾個階段：①西周冷干氣候(公元前11世紀至公元前8世紀中期);②春秋至西漢前期暖濕氣候(公元前8世紀中期至公元前1世紀);③西漢後期至北朝涼干氣候(公元前1世紀中期至6世紀);④隋和唐前、中期暖濕氣候(7～8世紀);⑤唐後期至北宋時期涼干氣候(9～11世紀);⑥金前期濕干氣候(12世紀);⑦金後期和元代涼干氣候(13和14世紀前半葉);⑧明清時期冷干氣候(14世紀後半葉至20世紀初).後來許多地理學家對我國的氣候變化作了進一步修改,但總得趨勢大致如此.歷史時期的氣候不僅在氣溫上有周期性波動,引起冷暖的變化,而且在濕度方面也存在一定的變化.總得說來,暖期與濕期、冷期與干期是相互對應的,但每個冷暖期內部又有干濕波動,不可一概而論.朱士光等研究認為,氣溫的變化要快於降水量的變化,而降水量的變化幅度又大於氣溫變化的幅度.在歷史時期,氣候冷暖波動與干濕波動有明顯的相關性,但不完全同步.人類影響氣候,氣候也影響人類.短時間的氣候變化,特別是極端的異常氣候現象,如乾旱、洪澇、凍害、冰雹、沙暴等等,往往會造成嚴重的自然災害,足以給人類社會帶來毀滅性的打擊.比如,1943-1954年孟加拉地區的暴雨災害,引起了20世紀最大的飢荒,餓死人口達300-400萬；1968年-1973年非洲乾旱是非洲人民的一次大災難,使得查德、尼日、衣索比亞的牲口損失70-90%,僅在衣索比亞的沃洛省就餓死20萬人.當然,這種打擊往往是短暫的、局部的,雖然不至於影響生態系統,但是對人類造成的災害卻十分大.長期的氣候變化,即使變化比較緩慢,也會使生態系統發生本質性的改變,使生產布局和生產方式完全改觀,從而影響人類社會的經濟生活.例如,在公元前3000-1000年的溫暖時期,竹類在黃河流域直到東部沿海都有廣泛分布；安陽殷墟發現有水牛和野豬等熱帶亞熱帶動物；甲骨文記載打獵時獲得一象,表明殷墟的化石象是土產的,河南原稱豫州就是一個人牽著大象的標志.商、周時代,梅子是北方人民重要的日常食品.《詩經》說：「若作和羹,爾唯鹽梅」,可見當時梅子是和鹽一樣重要的食品,是做菜不可缺少的佐料.《詩經》說：「終南何月,有條有梅」.終南山在西安之南,宋代以來就無梅了.陝西、山西等地入民只好用醋代替梅.秦漢時期氣候也比較溫暖,《史記》記載當時經濟作物的地理分布是「桔之在江陵,桑之在齊魯,竹之在渭川,漆之在陳夏」.可知當時亞熱帶植物的地界比現在更加偏北.由於氣候變化直接影響農作物的地理分布,必然會影響以農產品為原料的工業布局.例如,在先秦到西漢以前,我國絲織業布局是北絲南麻,絲織業絕大部分在黃河中、下游和冀中平原,當時最大的絲紡業中心在河北定縣,其他較小的中心也都在河北,河南和山東一帶,長江流域及南方各地則主要生產麻織物；西漢時期,蜀中僅以產麻布著名.雖然在東漢到魏晉以後,中原地區戰亂頻繁,經濟下降劇烈,南方各地社會生活則相對安定,絲織業有所發展,可是北絲南麻的布局一直維持到隋唐時代.從氣候變遷情況看,至隋唐時代,雖然氣候也有變化,但是平均氣溫仍暖於現代,可見絲綢之路出現在北方是有原因的.北絲南麻布局的改變發生在宋代.由於氣候變冷,氣溫已低於現代,北方不利於桑蠶生產生殖,再加上唐末五代時北方戰亂,南方經濟上升,絲織業規模逐漸超過北方.北宋時鎮江、三台已形成為全國絲織業中心.南宋時,南京、常州、鎮江、蘇州都擁有巨大的絲織業生產能力.絲織業重心南移,正好相當於我國氣候由溫暖到寒冷的時期,這個歷史經驗是值得我們研究的.氣候變遷對農業耕作也有影響,孟子（公元前372-前289年）和荀子（公元前313-前238年）都說,他們那個時候,齊、魯（河北、山東一帶）農業種植可以一年兩熟.在這些地方直到解放初期,還只習慣於兩年三熟.唐朝的生長季也比現在長,《蠻書》（約成書於862年）說,曲靖以南,滇池以西,一年收獲兩季作物,9月收稻,4月小麥或大麥.而現代由於生長季縮短,不得不種豌豆和蠶豆,以代替小麥和大麥.這種歷史經驗仍有現實意義.例如,如果氣候變暖,就可以考慮雙季稻向高緯度、向高海拔擴展；若氣候變冷,就得採取措施,縮短水稻的生長時間.一、時間差異性氣候包括氣溫和干濕狀況兩大基本要素,研究歷史氣候也必須從這兩方面著手.著名科學家竺可楨先生的《中國五千年來氣候變遷的初步研究》論文,〔①〕系統地總結了中國氣候變遷的基本規律,表現在五千年來溫度變化上,可以明顯地總結出四個溫暖期和四個寒冷期.1．第一個溫暖期從公元前3000年到公元前1100年,即仰韶文化時期到殷商時代.甲骨文記載當時安陽人種水稻是陰歷二月下種,比現在早一個多月.北京附近的泥炭層分析表明,五千年前那裡生長著大量的闊葉林,代表著相當溫和的氣候.2．第一個寒冷期從公元前1000年到公元前850年,即西周寒冷期.《竹書紀年》記載周孝王時長江、漢水凍結的情況,說明當時的氣候比現在寒冷.3．第二個溫暖期從公元前770年到公元初年,即東周到秦漢溫暖期.《春秋》中有魯國「春正月無冰」、「春二月無冰」、「春無冰」等多次記載.《荀子·富國篇》和《孟子·告子上》載齊魯地區農業種植一年兩熟.4．第二個寒冷期從公元一世紀到公元600年,即東漢南北朝寒冷期,這個寒冷期以公元4世紀前半期達到頂點.《資治通鑒》載晉成帝初年,渤海灣從昌黎到營口連續三年全部結冰,冰上可往來車馬及幾千人的大部隊,年平均氣溫比現在低2—4℃.5．第三個溫暖期從公元600年到公元1000年,即隋唐時期,其間公元650、689、678年冬季,長安無雪無冰,當時氣候溫暖可見.6．第三個寒冷期從公元1000年到1200年,即兩宋時期,此間公元1111年太湖全部結冰,冰上可以通車,1110年、1178年福州荔枝兩度全部凍死.7．第四個溫暖期從公元1200年到1300年,即宋末元代溫暖期.1225年,道士丘處機在北京長春宮作《春遊》詩雲：「清明時節杏花開,萬戶千門日往來.」說明當時北京氣候比現在溫暖.8．第四個寒冷期從公元1300年到1900年,即明清嚴寒期.此間,1329年太湖結冰厚達數尺,橘盡凍死.1493年,淮河流域降大雪,從當年九月降至次年二月方止.洞庭湖變成「冰陸」,車馬通行.五千年來,我國氣候四個溫暖期與四個寒冷期交替變遷,其時間上的差異性是非常明顯的.二、空間差異性影響歷史時期氣候變遷的是太陽輻射、下墊面、大氣環流及人類活動影響四大因子,這幾個因子相互作用決定著氣候的變遷,加上我國所處的緯度位置、海陸位置、廣闊面積、復雜地形及支配氣候的環流因素,決定了我國氣候變遷的又一個特性——空間差異性的產生.地球上氣候波動首先和太陽輻射的強弱有關,春、夏、秋、冬四季的輪回,寒、溫、熱三帶的分別,都是因為太陽輻射強弱不同的緣故.我國領土北起黑龍江江心,南至曾母暗沙,南北跨49個緯度.從南到北,包括赤道帶、熱帶、亞熱帶、暖溫帶、溫帶和寒溫帶等六個熱量帶,其中又以溫帶、暖溫帶、亞熱帶面積最廣,這是決定我們氣候類型多樣性和氣候變遷的空間差異性的基本因素.從海陸位置看,我國位於世界上最大的大陸——亞歐大陸和最大的大洋——太平洋之間,由於地表熱量狀況不同形成了不同的溫壓場,從而產生明顯的季風環流,對我國的氣候產生了深刻的影響,與世界同緯度相比,我國黃河流域相當於地中海一帶,長江以南的緯度相當於北非撒哈拉沙漠地區.若按行星風系規律,我國江南則屬於一片沙漠,但因亞熱帶季風氣候作用,卻使我國東部和南部成為溫度高、降水量多的世界上獨一無二的亞熱帶自然資源最豐富的地區.從我國呈東西走向的三列山系來看,它們作為南北冷暖氣流的屏障,又構成了重要的氣候分界線.其中海拔1500—2500米的秦嶺山脈作用最明顯.秦嶺以北為暖溫帶,以南為亞熱帶,所謂「十月先開嶺山梅,南枝向暖北向寒」的詩句,正說明秦嶺是我國南北氣候的分界線.海拔5000米以上的西藏高原,既得不到太平洋的濕潤氣候,又被喜馬拉雅山切斷了來自印度洋的水汽通路,使我國西北內陸變成為沙漠性的乾燥氣候.加上西伯利亞冷氣流由蒙古高原爆發性地南侵,形成強大的寒潮影響了冬半年北部大半個中國,又加大了西、北、東、南氣候變化的空間差異性.在中國,氣候由南向北,由東向西依次漸冷,森林、草原、荒沙、沙漠也依次出現,從而形成了東、西、南、北氣候的迥然不同,最大的特點是形成了東南中國與西北中國氣候的自然分異.這種氣候變遷的空間差性與時間差異性交錯運行,對每一個時期中國歷史發展都產生了極大的影響.三、時、空差異的影響首先是政治上的影響.氣候的時空差異性所造成的東南與西北中國的分野,對中國社會發展的影響極為深刻.現代地理學家以黑龍江的黑河到雲南的騰沖為兩端,在中國地圖上劃一斜線,斜線以西以北為西北中國,擁有佔中國領土面積57．1％的土地和占總人數5．6％的人口,大體上是歷史上游牧民族或少數民族的主要活動區；斜線以東以南為東南中國,擁有佔領土面積42％的土地和占總人口數94％的人口,基本上是歷史上農業民族（漢族）的主要活動區.〔②〕其中,隨氣候的變遷,東南部經濟文化日漸超過北部,人口密度也越來越大.在西北中國與東南中國之間,古長城沿線大體上與農、牧區自然分界線相吻合.早在1121年,道士丘處機北過張家口第一隘口野狐嶺時吟詩曰：「登高南望,俯視太行諸山,晴嵐可愛.北顧但寒沙衰草,中原之風自此隔絕矣.」《遼史·營衛志》亦雲：「長城以南多雨多暑,其人耕稼以食,桑麻以衣,宮室以居,城廓以治；大漠之間,多寒多風,畜牧畋魚以食,皮毛以衣,轉徒隨時,車馬為家.此天時地利所以限南北也.」這種地理環境決定了中國歷史上農、牧分區和農業民族與游牧民族的對峙,兩種經濟、兩個民族既相互和平交往又相互兵戈以待.每當寒冷期代替溫暖期之時,總有大規模的游牧民族向南方溫潤的地區遷徒,中原地區的農業王朝便面臨著來自北方游牧民族的挑戰.其中公元400年左右的「五胡亂華」,公元1200年左右,契丹、女真和蒙古族的接踵南下,以及公元1700年左右滿族入關,是農牧民族軍事沖突的最典型事例.中原王朝與北方少數民族政權之間的戰和關系始終是影響和制約中國社會歷史發展的一個關鍵因素.農牧民族的對峙,最直接的影響是在政治方面.隨著幾次最大的軍事沖突,出現了幾個典型的南北朝對峙的政治局面.與「五胡亂華」相伴隨的是第一個南北朝時期——北方的十六國及北魏、北齊、北周與南方的東晉及宋、齊、梁、陳對峙；與契丹、女真和蒙古南下相伴隨的是第二個南北朝時期——遼、金與兩宋政權的對峙；到了明代,先是明初明政權與北元蒙古的政權對峙；繼而是明末南明政權與清政權對峙.由於長期的南北對峙,農業民族要抵抗強大的游牧民族的南下,不得不憑藉專制集權的中央政府,以組織分散的農民去修築萬里長城,保衛自己的安居樂業,這就是中國專制集權體制長期存在的重要原因之一.其次是經濟上的影響.五六千年前,與溫暖期同時,是一相當濕潤的氣候.當時的黑龍江流域,為幾千年來最濕潤的時期,北京平原為河流縱橫、池沼廣布之鄉.距今2500年左右,氣候轉向乾燥.在北京考古發掘中發現代表濕潤氣候的混炭沼逐漸消失.距今約1000年左右,氣候再次變干.根據大量的地方誌中的旱澇記載,我國東南地區自公元初以來,水災相對減少,旱災相對增加,以公元1000年為界線,此前1000年的旱期持續時間短,濕潤時期持續時間長；此後的濕潤時期短,乾旱時期長.最近500年來旱澇材料排成年表顯示,旱災明顯地多於水災.氣候的干濕變化對農業生產的影響極大,乾冷地帶農業生產受到嚴重限制自不必說,在其它地區,也因氣候冷暖干濕的變化而左右著農業生產的發展.一般說來,氣溫每降低1℃,亞熱帶北界位置也隨著向南推移一個緯度左右,適宜於農作物生長的北界位置也隨著南移.五千年來中國氣候波動的總趨勢是：溫暖期一個比一個短,溫暖度一個比一個低,這就從整體上決定了農業經濟為基礎的經濟重心向南遷移的大趨勢.中國歷史上經濟重心南移主要表現在三個時期：魏晉南北朝時期,黃河流域經濟停滯和衰退,長江流域大規模開發與南方經濟上升；五代兩宋時期,南方經濟上升並超過北方,形成了新的經濟重心,經濟上「南盛北衰」的局面繼續發展；明清以來,經濟重心進一步南移,東南沿海地區經濟畸形發展,東西差距及南北差距進一步擴大.縱觀這三次大規模的經濟重心南移,正好與歷史上第二、第三、第四個寒冷期的到來相始終,從中不難窺見地理環境與經濟發展的關系.再次是文化上的影響.經濟是基礎,它的變化決定著上層建築的變化.隨著經濟重心的南移,必然引起上層建築中的文化發生巨大變化,最明顯的表現是：隋唐以前,中國的經濟重心在北方,文化中心也在北方隋唐以後,經濟重心南移,文化中心也相應地移到了南方.秦漢時期定都關中,經濟文化重心在黃河流域,有所謂「山東出相,山西出將」和「關西出將,關東出相」的說法.到了隋唐以後,糧食供給開始依靠南方,文化重心也開始向南遷移.到宋代,有了「蘇常熟,天下足」和「江浙熟,天下足」的說法.到明清時期,又有「湖廣熟,天下足」的說法,此時中國文化以最富裕的長江流域為根據地,形成了「東南財富地,江浙人文藪」的局面.至近現代,隨著沿海經濟的發展,廣東、福建在經濟上漸漸占據重要位置,中國的文化又有了進一步南移的傾向.關於中國文化重心的南移,前人多從「中國歷代人物之地理的分布」方面去研究,這里介紹兩家,藉以說明文化與地理環境之間的關系.丁文江在《歷史人物與地理的關系》〔③〕一文中根據二十四史中漢、唐、宋、明各代人物,分省列表為：時代前漢後漢唐北宋南宋明人物最多的省山東河南陝西河南浙江浙江河南陝西河北河北福建江蘇日本桑原騭藏在《由歷史上觀察的中國南北文化》〔④〕一文中,以科舉為例,交明清兩代登科第者列表統計,明代從洪武四年起至萬曆四十四年止,每科狀元、榜眼、探花和會元總共244人,其中南方215人,佔88％,北方29人,佔12％.清康熙十八年開制科,共錄取50人,其中南方佔42人.乾隆元年制科,共取15人,南方佔14人.明清兩代共出狀元203人,南方有188人.四、有關問題的討論1、通過上述中國氣候變遷的特點及影響的討論,進一步認識地理環境對歷史發展的作用問題.怎樣看待地理環境與歷史發展的關系,這是一古老而又常新的課題,過去由於片面地批判「地理環境決定論」,因而很少具體地研討地理環境對歷史發展的作用.近年來,通過各方面的研究和討論,認識到地理環境本身是人類社會及其歷史發展的一部分,在人類改造自然環境時,不能違背自然規律的約束,否則,將受到自然規律的懲罰.但是,地理環境與人類社會發展的關系究竟怎樣?地理環境對社會歷史的發展究竟有什麼樣的影響?影響的程度到底有多大?對這些問題的認識還是眾說紛紜.通過本文分析,我們首先可以肯定,地理環境對社會歷史的影響是一個歷史的范疇,隨著時代的演進,它的作用方式、作用程度在發生著不斷地變化,因此,我們要重視歷史地理學這個學科的學習和研究.在中國歷史的研究中,中國封建社會何以特別漫長?資本主義萌芽為什麼發展極其緩慢?不少同志認為地理條件是最根本的因素.具體地說,中國內外部地理環境及其相應的社會生產方式的特點,既產生了對專制政體的要求,又維護了封建小農業的強盛,使中國難以具備向資本主義過渡的客觀條件,從而導致了中國封建社會的長期延續.這些觀點正確與否?還需要對中國歷史地理作深入細致地研究後才能得出結論.其次,通過上述分析,我們還認識到,人類歷史與地理環境是一個統一體,兩者之間相互制約、互相作用,這種相互間的制約和作用在不同的時間和不同的地區表現出不同的形式.大致說來,生產力水平越低,人類受地理環境的制約作用越大；社會發展階段越古老,人類對地理環境的依賴性越大.在中國古代,因氣候跡遷的時空差異性而影響著政治、經濟和文化的發展方向,表明地理環境對中國歷史的確起到了促進或延緩的作用.特別是中國歷史上幾次少數民族政權與漢政權的對立（秦漢與匈奴,東晉南朝與「五胡」,宋與遼、金,明與蒙古、滿族等）,無不起因於氣候時空差異所造成的農、牧區對立的環境因素.隨著社會生產力的發展,特別是科學技術的進步,人類社會對地理環境制約作用越來越大,地理環境可以為人類提供的物質財富.但是,這並不等於說地理環境的作用就減少了.由於人類對地理環境的作用,導致了地理環境的變化,形成了新的地理環境系統,在原來的自然環境之外,又增加經濟環境和人文環境系統,從而對人類社會產生新的影響.在近現代的中國氣候變遷中,我們就不得不探討人們對環境污染所造成氣候環境的新變化和新影響,這就決定了研究歷史地理對現實和實踐的指導意義.2．通過對中國歷史上氣候變化特性的討論,進一步認識歷史地理學的學科性質.歷史地理學是一門既古老又年輕的學科,關於它的學科性質,在學術界有各種不同的看法.目前國內各高校歷史系和部分地理系都開設了《中國歷史地理》課,但由於對它的學科屬性看法不同,講授的內容、學習的重點和研究的方向都很不一致.有人把它當作歷史學的分支學科,偏重於沿革地理的研究；有人把它當作地理學的分支學科,偏重於對歷史時期自然現象及其規律的探討；有人把它當作歷史學與地理學邊緣學科,側重於跨學科的研究.我們認為歷史地理學既是歷史學與地理學交叉的邊緣學科,也是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中多門學科邊緣地位上相互交叉和相互聯系的一門綜合性學科.歷史地理學不僅研究自然環境變化的自然過程,而且也研究改造自然環境變化的人為過程,更重要的是,它重點探討的是歷史時期人地關系的變化規律.由此可見,它不能簡單地歸結為歷史學或地理學的分支學科,而是多學科相互聯系的一個新的學科體系.正如前蘇聯歷史地理學家熱庫林所說的那樣,它不僅是在地理學和歷史學的銜接處形成的邊緣學科,而且在自身的發展過程中,又「曾與民族志學、地名學、農業史及一系列其它科學門類緊相關聯.」因而准確地說,它是「處於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邊緣地位上的一門綜合性學科,它的主要任務是研究社會和自然相互作用的規律性.」〔⑤〕基於這樣的認識,我們對歷史地理學研究的視野才會得以逐步地開闊.學科性質決定了學科的研究途徑.世界是一個整體,自然界和人類社會是不可分割的統一體,現代科技已走到學科間相互滲透相互融合的發展階段,歷史地理學正是適應這樣的時代要求而產生的.因此,它必然要求我們掌握不同學科的知識,在對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進行跨學科研究的基礎上,開展創造性的研究工作.本文分析如能在這方面起到拋磚引玉的作用,目的也就達到了.

㈧ 舉例說明歷史上氣候變化對於人類經濟活動影響

第一，新姜地區原本是綠洲地帶，農業等發達，佛教興盛，國家林立，在回環境氣候答逐步惡化之後，西域地區的生存力大大下降，很多國家就此消亡。
第二，唐朝初期，東突厥突遭暴雪級端氣候，大量牲畜死亡，使得東突厥失去重要經濟支持，被迫加大軍事掠奪，造成實力進一步耗損，最終被唐擊敗。

㈨ 人類歷史中氣候經過那些變化氣候的每一次變化對地球上的動植物和人類有何影響

氣候與人類文明：簡短的歷史回顧

選自《頻臨失衡的地球—生態與人類精神》第三章

（美）阿爾·戈爾

《頻臨失衡的地球—生態與人類精神》
Earth In The Balance （美）阿爾·戈爾著
中共編譯出版社出版

從被稱作「沒有夏天的一年」的1816年開始，廣泛的農作物歉收使歐洲幾乎每一個國家都出現了「糧食騷亂」，激發了席捲歐洲大陸三年的革命激情。法國政府倒台，保守的黎塞留公爵應邀組織新政府。在許多城市，犯罪事件像瘟疫一般蔓延，史無前例，各國政府都極力掙扎以維持社會秩序。瑞士人簡直要被犯罪活動的浪潮淹沒了。甚至自殺數字也急劇上升，不少婦女因殺嬰罪被處死。

歷史學家敘述說，「蜂群一般的乞丐」堵塞了道路，向過路人哀求。1817年，一位經過勃艮第的旅行者的敘述很有代表性：「乞丐本來已經很多，現在數量猛增；每到一站都有成群的婦女、兒童和老人聚集在馬車周圍。」另一位從不列顛群島來到勃艮第的旅行者補充說，這里的乞丐數量雖大，「但絕對沒有在愛爾蘭包圍旅行者的人數那麼多」。在瑞士，目擊者說，大批乞丐擠滿了道路，像一支軍隊一樣。他們的目光充滿絕望。用當地編年史家R.佐力科弗的話說：「他們的面頰上泛著死者的蒼白。」

有一些國家害怕發生革命，調遣軍隊去控制日益增加的要求得到食品的人群。從未有過的縱火浪潮襲擊了幾乎所有國家。 1819年夏天，巴伐利亞城鎮維爾茨堡爆發了德國近代歷史上第一次不祥的反猶太人騷亂。飢饉和革命激情又加重了緊張關系和憤怒情緒，使這種騷亂蔓延到全德國，並向北發展至阿姆斯特丹和哥本哈根。

歐洲剛從拿破崙戰爭中恢復過來，經歷了許多變遷。並沒有人知道，引起這次災難和社會動亂的直接原因是地球大氣層的組成成分有了變化，是1815年春天印度尼西亞松巴瓦島上的坦博拉火山不尋常的一系列爆發的結果。科學家估計火山爆發時約有 10000人喪生，在隨後的幾個月中有將近82000多人死於飢餓和疾病。對世界其它地區的最嚴重的影響在一年以後才能感覺到，這時噴射入空中的火山塵埃彌漫到整個大氣層，大大減少了投射到地球表面的太陽光線，致使氣溫下降。

在新英格蘭，1816年6月普遍下雪，整個夏天都有霜凍。《老農歷書》備受歡迎，由於印刷上的錯誤，歷書預報1816年7月份有雪——卻真說中了。從愛爾蘭經英格蘭直到波羅的海沿岸各國，從5月至10月幾乎不中斷地下雨。氣候型態的擾動准確地預示了社會後果：糧食歉收，食品騷亂，從不列顛群島到歐洲，社會幾乎崩潰。歷史學家J.D.波斯特稱之為「西方世界最糟糕的一次生存危機」。

促使這次危機發生的氣候變化持續了不到三年，可能因為火山噴射到大氣層中的物質在較短的時間內落下來了。所以即使是涉及全球的最大的火山爆發，其持續影響一般不超過一至兩年。如1991年菲律賓皮納圖博火山爆發，對全球有顯著的沖擊，但時間短暫，它使地球變涼了一些，暫時緩沖了人類社會產生的巨大熱量，短暫地使臭氧層加速損耗。

歷史上有記錄的大型火山爆發的長期影響對人類的啟發有三個重要方面。首先，它顯示出人類文明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於最近 10000年以來的通常穩定的氣候狀況。第二，它說明沖擊世界某個地方的悲劇可能由距離遙遠的世界另一角落的氣候變化所引起。第三，它表明人為地對地球氣候型態作突然而巨大的改變會引起的破壞性結果。

古代人對本土疆界以外的事知之甚少，不可能理解地球另一方的火山爆發和他們本土的氣候劇變之間的因果關系。但近年來，來自格陵蘭和南極洲冰芯的詳細天氣記錄已經可以確定自古以來重大火山爆發的日期。科學家們又從樹木年輪、地質學和考古學獲得證據，並且對古代社會關於氣候變遷的文件作細致分析，把這些情況和目前的記錄結合起來研究。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中國人保存有36個世紀以前的氣候記錄。

科學家把來自樹木年輪和冰芯的記錄，和中國歷史學家留下的史料相結合，說明有史以來最大的一次火山爆發的毀滅性影響：克里特以北70英里的桑托里尼火山於公元前1600年左右爆發，其力量是1883年著名的印尼喀拉喀托火山爆發的100倍。桑托里尼火山爆發對氣候的影響很可能導致不久後米諾斯文明的突然消失，這一文明曾經在青銅器時代在地中海東部佔領先地位達千年之久。（有些歷史學家相信米諾斯文化的消失是柏拉圖在寓言中描寫亞特蘭蒂斯在一天之內消失的依據。）

5個世紀後，大約在公元前1150年至公元前1136年間，冰島的赫克拉三號火山爆發，把數以百萬噸計的塵埃和顆粒物拋進大氣層。根據中國保存的原始竹簡所述，與此同時「在毫這個地方曾下塵雨」。另一位中國作家說：「天空下了十天帶灰分的雨。雨是灰色的。」第三個人說：「六月份下雪，雪有一尺多深……霜凍使五種谷類作物死亡……纖維類作物不能成熟……下暴雨。」考古學家也在西方世界發現同一時期的毀滅性後果的證據。蘇格蘭考古學家斷言在同一時期，蘇格蘭和英格蘭北部90％的人口都消失了。而且土壤分析表明，極端的暴雨和低溫迫使農業耕作暫時停止。

公元前209年左右，據信是冰島火山的一次大爆發，在覆蓋格陵蘭的冰雪年層深處和愛爾蘭櫟樹被霜打損毀的年輪上找到了證據。中國歷史學家司馬遷說，兩年後「莊稼失收」，沒有人知道原因。中國歷史學家班固在《漢書》中寫道，又兩年後，「大飢荒」餓死了半數人口，出現「人吃人」的現象。皇帝解除關於出賣兒童的禁令。正在這一時期，根據中國《歷代紀事年表》所說，公元前208年 「有三個月看不見星辰」。

羅馬詩人把公元前42年西西里埃特納火山的著名爆發記錄下來，但最近歷史學家閱讀新翻譯的版本時才把這次爆發和影響中國的災難性天氣變化聯系起來。班固描寫道：「太陽被遮蔽，模糊不清」，並說莊稼失收，糧價上漲10倍。他提到當年夏天發布的命令說：「眾多農民辛辛苦苦耕地、除草，卻顆粒無收。他們忍受飢荒，沒有辦法能解救他們。」

使人驚異的是，火山爆發引起的較小的天氣變化，也曾在近代史上的重要事件——法國革命——中起了重大作用。E.R.拉杜里在他的開拓性的氣候史《筵席的時代，飢荒的時代》中細致地描繪了1789年大革命以前的6年，法國莊稼死亡、收成極差的可怕景象，以1788－1789年酷寒的冬季和歷史上最冷的5月之一為頂峰，緊接著發生了巴士底風暴。那一年，葡萄酒的釀造「完全失敗」。

關於那幾年天氣的最佳報告來自B.富蘭克林，他正好自 1776年12月起就在法國。1784年5月他寫道：

1783年夏季的幾個月，在北方地區應是太陽光照最強烈 的季節，歐洲和北美部分地區卻始終為霧氣所籠罩。這霧具 有持久性質，它是乾燥的霧，太陽光不能像驅散從水中升起的 潮濕霧氣一樣驅散它。太陽光線通過霧氣時顯得十分微弱， 用凸透鏡聚焦時，連一張紙都點燃不了。夏季使地球升溫的 效應當然就大大減弱。因此地表近乎冰點，雪留在地面上不 融化，越積越多……。也許1783－1784年冬季的寒冷比多年 來要嚴酷得多。

富蘭克林機敏地推斷「這次世界性霧氣的起因還不能肯定 ……也許是冰島赫克拉火山整個夏季持續噴發的巨量煙塵，也許是冰島附近升出海面的另一座火山（斯卡普塔爾－約庫爾）噴出的煙塵隨風散播。這些都還不清楚。」他不知道的是，除冰島的火山爆發外，同年晚些時候，日本的淺間火山有一次有史以來最猛烈的爆發，而且十之八九是18世紀80年代中期不正常的酷寒年份的起因，致使法國大革命前農作物失收、社會動盪。而這一革命則對重塑近代社會起了決定性作用。

在人類歷史形成的過程中氣候的作用當然是極其復雜的，氣候歷史學家常常爭論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認為氣候起了決定性作用。氣候總是和社會的、政治的、經濟的因素交織在一起，而我們傳統上主要是從這些因素來看待歷史的。但是有些氣候劇變，從詳細證據來看極其重要，甚至是在政治劇變之前激起群眾情緒和態度的主導因素，正像1816至1819年氣候誘發的巨大災難導致歐洲誘發政治動盪一樣，1783至1789年，氣候變化在法國誘發的災難在惡化政治情緒方面起了主要作用，從而觸發了法國大革命。但是，氣候變化只是引發這些事件的原因之一，這一點也是很清楚的。正規的歷史忽視了氣候因素，但我們也不可把它忽然說成是唯一的因素。

無論如何，氣候變化對人類社會政治和經濟穩定的影響是強有力的，如能考慮到目前人類改變全球氣候的程度可能比歷史上任何時候都要深得多，而且快得多，仔細研究一下大自然提供給我們的教訓，我們處理問題可能會更得當一些。

除了引起飢荒和政治動亂外，氣候變化對人類的巨大影響還有大規模遷徙，從一個地理區域遷移到另一地理區域。人類來到北美洲和南美洲是歷史上規模最大的遷徙之一，這次轉移就是氣候變化的直接結果。大約20000年前，最後的冰期期間，巨量海水結冰，海平面比現在低大約300英尺。我們現在稱之為大陸架的那部分洋底，大面積暴露為乾旱的土地，一些淺的海峽如白令海峽和卡彭塔利亞灣變成了陸橋。現在稱作澳洲土著的人，以及現在在北美稱作美洲土人、在南美稱作印第安人或土著的亞洲游牧民，都是沿著陸橋的路線遷移的。10000年前，冰川後退，海平面又上升，美洲土著和澳洲土著就滯留在新大陸。與此同時，氣溫上升，全球氣候轉入新模式，大致一直維持到現在。

事實上，深刻影響到南、北美洲的冰期，培植了人類文明的最初的根。洞穴繪畫代表了人類已知最早的文象資料，這出現於 17000年前，那是人類在最惡劣、最寒冷的一個千年期中尋找溫暖的避難處的地方。

多數歷史學家認為在100萬年前到4萬年前連續出現的冰期以及溫暖的間冰期提供了最初的社會組織發展的動力。考古學及人類學的記錄都說明，每次冰川後退時期，歐亞之間大陸上原始種族的人口就更稠密，文化就更發展。

在公元前8000至公元前7000年間，氣候條件普遍良好，冰川融化、後撤至目前位置，美索不達米亞地區出現了農業剩餘。這些剩餘農產品的交易為貨幣的出現、最早社區內磚石建築技術的應用以及藝術和手工藝品的發展創造了條件。例如，已知最古老的城市傑里科就建立於這一時期，而這一時期的歐洲則剛開始從冰川期復甦。

往後，較小但依然明顯的氣候波動塑造了更加復雜的社會形式。有些歷史學家認為在底格里斯河、幼發拉底河和尼羅河的肥沃河谷中最早出現有高度組織的社會，是大約3000年前一次重要的氣候變遷所致。一種新的氣候型態——其特點是一年中大多數時候乾旱，每年都有洪水泛濫——迫使人類社區集中於河谷。保存和分配灌溉用的泛濫河水、收藏每年的糧食收獲、分發食品等任務都要求人類社會的基本機能要設置得當。《聖經》上說，約瑟夫告誡法老在7個豐年之後要准備應付7個凶年，這反映了人類開始認識到在氣候型態改變時自己是很脆弱的。在約瑟夫解釋了法老之夢的生態含義後，法老便委派約瑟夫視察對付凶年的准備工作，他的決定反映了人類要掌握預報氣候並應付氣候變遷的能力的堅定態度。

然而，氣候對於人類發展所起的作用甚至還要更為基本。這一點已變得越來越明確。E.S.弗爾巴、F.E.格里納、R.G.克蘭、D.皮爾比姆等人類學家、進化論生物學家和氣候專家們最近把氣候變遷史和人類學事件結合起來，得出新的一致意見：人類進化本身就是由最近600萬年內全球氣候型態的劇變塑造出來的。 w.K.史蒂文斯說：「科學家們正在勾畫一幅氣候和生態在塑造人類進化方面的重要作用的草圖。論文像潮水般涌現。」

500多萬年前逐漸發生的重要的全球氣候變冷時期和稱作南方古猿的最早人科動物的出現相一致。按照許多科學家的意見，這是因為樹棲猿類里至少有一個種屬適應了森林環境的消失，學會在地面尋找食物，並用兩腿走路，使雙手（原已進化到能抓住樹枝）能自由握住及搬運食物和物品，有些物品後來成為工具。

大約250萬年前更嚴酷、更突然的第二次全球變冷解釋了產生粗壯南方古猿一個新的先進分支的進化促進因素。這一分支最終被「人屬」所取代。人屬出現於約10萬年前4個相對短暫（從地質學角度看）而嚴酷的冰期之後，並且就在最後一次冰期之前。這一不可思議的生態變化使大腦增加一種新機能以適應急劇變化的氣候條件。將現代人的出現與全球氣候變化相聯系這一新發現解決了人類起源之謎的一個方面，至少從生態學的角度提供了進化史上斷缺的一環。然後，4萬年前，由工具與裝飾物猛增而形成的所謂文化暴漲正好與歐洲出現一個異乎尋常地溫暖的千年期相一致。

在較大的冰期和間冰期內還有一些明顯的起伏。這些起伏與冰期相比或與現在可預料到的人為溫暖時期相比是較小的，但對於人類社會已足以造成巨大影響。

例如，被稱為亞大西洋惡化期的公元前500至公元前400年的氣候變動，導致遍布歐洲的風和溫度分布的變化以及低溫，一般認為這些變化促使北方結束了青銅器時代，刺激日耳曼人從斯堪的納維亞向東南歐入侵。不到一個世紀後，移民浪潮繼續向東南推進，而這恐怕不止是個巧合。就在這一時期，馬其頓人征服了希臘。緊接著下一代，約公元前300年，整個世界都開始變暖，而亞歷山大大帝就在這一時期征服了「已知的世界」，將希臘文明傳遍地中海及其周圍地區。

在這相對溫暖的同一時期，原來隔開了義大利和歐洲其它地方的阿爾卑斯山各山口變得暢通了，這相應地激發了羅馬的帝國野心。與此同時，亞洲一些山口也暢通了，這促進了中國文明的擴散，促進了絲綢之路的開通。大約750年以後，這一溫暖時期的末期與羅馬帝國的最後年代相吻合。在羅馬衰亡原因的眾多說法中，氣候歷史學家加上了一條：在公元450年至500年間，全球氣候型態突然改變，導致中歐出現冰冷的持續乾旱，這可能引發了後來稱之為異族入侵的大規模移民浪潮。

16世紀，印度完全放棄了當時的都城法特普爾西克里，這正好發生在西南季風模式突然改變，剝奪了該城水源之後。該城的居民被迫遷往他鄉，這只不過是在印度次大陸早已出現的情況的重復。事實上，主要因氣候改變而造成帝國崩潰的先例之一出現於24個世紀之前，就在法特普爾西克里以西數百英里處。在公元前1900年以前的上千年時間中，偉大的印度河文明在現今的印度西北部及巴基斯坦一帶十分繁榮。然後，突然間，在氣候歷史學家所說的極地冷空氣南下進入加拿大之時，印度河一帶的氣候型態改變了，曾經是大城市及居民點的地方被埋在拉傑普塔納沙漠的沙丘之下，居民被迫遷移它處。據氣候歷史學家分析，類似的還有 14世紀西非馬里文明的崩潰。

還有那神秘的邁錫尼。邁錫尼源自荷馬史詩中阿伽門農國王的故鄉米諾斯。精緻的邁錫尼文化統治了愛琴海兩個多世紀以後，邁錫尼在公元前1200年稍後突然消失了。歷史學家和考古學家推測有來自北方的民族入侵，也找到了邁錫尼人向南、向東逃亡的證據。但邁錫尼文化突然崩潰的原因始終是個謎。然而，近代的氣候分析提供了一項有趣的證據：剛好在邁錫尼文明消失之前，當時影響歐洲、地中海、北非和中東的風向和溫度模式出現劇變，突然改變了邁錫尼賴以生存的降雨規律。新的氣候型態仍從西方經地中海送來水汽，但更向南移至低緯度地區，以致雨量集中到伯羅奔尼撒半島邊緣山脈的西側。邁錫尼在山脈東側，於是出現了持續的嚴酷乾旱，河流及井水枯竭，莊稼死亡，最後居民被迫離去。

有些氣候歷史學家還認為這同一組地中海天氣模式的變化是匈牙利平原災難性的洪水泛濫的罪魁禍首，這一事件又導致青銅器時代各民族自巴爾干跨越博斯普魯斯海峽的進軍。這些從現在的亞美尼亞出發的弗里吉亞人和其它民族的大批移民造成公元前 1200年左右小亞細亞的赫梯文明的崩潰，激發了向塞普勒斯、敘利亞、巴勒斯坦和埃及各處進發的大遷徙，在政治上和軍事上都起了破壞作用，在《舊約全書》中處處都能找到對此事的記載。來自匈牙利平原的同一移民浪潮中的另一部分人轉向西南，越過各山口進入義大利，成為後來的埃特魯斯坎人，撒播的文化種子日後演變為羅馬文明。

在西半球，對全球氣候記錄的新分析也許能說明古代瑪雅文化的神秘興衰。瑪雅文化在公元250至300年前後在墨西哥南部現今的尤卡坦地區以及中美洲繁榮發展。由於目前尚不清楚的原因，瑪雅文化於950年前後突然衰亡，這在考古學家及歷史學家中引起了激烈爭論。瑪雅人建造了神奇的城市，內有精美的地下儲藏所以及與同期世界各處規模一樣的大建築物。這些建築物包括復雜的天文台，瑪雅天文學家在此計算出太陽年和太陰月的精確天數。他們知道金星的精確運轉軌道，並能預報日食、月食等現象。他們的數學家獨立地獲得了零這個數學概念。然而這樣博大而復雜的文化居然突然終結了。不知什麼原因，城市並沒有遭受毀壞，卻被遺棄。精美的陶器生產和雕刻生產、紀念碑和寺廟的建造都突然停止，各種記錄、歷法和寫作都一下子中斷，各典禮中心和鄉村的人口急劇減少。所有這一切都發生於50至100年之間。科學家們提出了各種理論：從自相殘殺的暴力行動和社會瓦解到颶風、地震的襲擊、土壤肥力耗盡、水源枯渴、稀樹草原的生存競爭和人口過多，都提到了。

唯一沒有研究的是全球氣候型態的改變是否能說明瑪雅的消亡。但西半球氣候歷史記錄表明，950年左右氣溫曾升高，氣候曾變動。就在瑪雅崩潰的完全同一時間，在遙遠的北方，L.埃里克松乘船穿過格陵蘭（他父親埃里克在此創建了新移民點）和北美之間的拉布拉多海，踏上了一片新土地，他是踏上這片土地的第一個歐洲人，並把它命名為文蘭。

由此開始了稱為中世紀溫暖期的全球氣候變動。雖然它被視為歐洲范圍的自然現象，但從第一批歐洲人這時到達北美洲來看，它顯然是全球氣候型態的變動。只有氣候變化才能說明他們得以到達北美洲的原因。在約公元900年以前，從斯堪的納維亞和冰島到格陵蘭新移民點的北大西洋海路一直是完全冰凍而無法通過的。到1300年前後溫暖期結束時，氣溫開始下降，海面再次結冰，堵塞航路。去文蘭的零散航行已經停止，不久船隻不能再從格陵蘭返回冰島獲取補給。一代人以後，最後一批移民被凍死。此後，埃里克松航海的歷史光輝也就被南歐人哥倫布遮蓋了。

那麼950年前後，尤卡坦的氣候發生了什麼變化？如果新的氣候型態使格陵蘭和北美的移民點得以建立（不管時間多麼短暫），這種模式是否會使中美洲的瑪雅社會突然無法生存？氣候變化會引起動植物分布的變化，害蟲會自赤道向北蔓延，降雨規律會改變，一向在略為涼爽宜人的氣候中生長的瑪雅人是否會被可怕的熱帶陽光奪去了生命？氣候因素至少可能部分地解答瑪雅人消失之謎。

溫暖期過後，氣溫於14世紀初再度下降，在歐洲和亞洲引起了重大問題。首先，氣候的轉變突然反復使大量濕氣從北大西洋橫掃不列顛群島及歐洲大陸的廣大地區。將近10年，西歐人民因莊稼腐爛、河水泛濫而連續遭災，以1315至1317年的大飢荒為頂點。G.德南吉斯自魯昂和沙特爾報導說，「可憐的、面容憔悴的男男女女成群結隊地來到教堂，祈求從無情的雨水中獲救」。他又說道，「我們在聖殉教者教堂看見大批男男女女，不僅來自附近，還有來自5里路以外的，都赤著腳，除婦女外，許多人甚至赤身露體，他們的牧師也在隊伍之中。」那一年及次年，歐洲的穀物收成完全被毀。拉杜里報導說，1316年夏天「潮濕得連剪羊毛的好天氣都沒有」。連年災荒使死亡人數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峰，但最糟糕的情況還是30年後的黑死病。

就在黑死病發生之前，連續4年的惡劣天氣和莊稼失收造成普遍營養不良及對疾病的抵抗力下降，使有些人害怕大飢荒重現。這種懼怕促使人們從小亞細亞進口糧食，把染病的老鼠首先帶到君士坦丁堡，再進入墨西拿和馬賽各港口。這些老鼠及所攜帶的鼠疫只用兩年時間便席捲西歐，奪去了1／3人口的生命。

鼠疫本身實際上起源於中國，1333年首次發現死亡者。造成歐洲持續下雨的同一次全球性天氣變化也使中國出現異常的暴雨，導致黃河不斷泛濫，自1327年起，情況越來越壞；至1332年，發生了中世紀最大的一次洪水，據報導當時死亡人數為700萬。氣候學家H.蘭姆寫道：「毫無疑問，洪水不僅迫使人類遷徒，野生動物也要另覓棲息地，其中包括攜帶鼠疫的鼠類。」他的結論是： 「最後席捲全世界的黑死病，就是1333年發生於中國的淋巴腺鼠疫。」而1333年是造成中國屍橫遍野的黃河大洪水的第二年。

小冰期（1550－1850）是最重要而有完好記錄的氣候波動之一，歐洲各處的明顯的社會變化與小冰期有關系。人們更多地呆在戶內，圍繞著突然流行的壁爐取暖，演變為一種新的社交。人們更多地圍繞科學這樣的話題交流思想。藝術領域逐漸興起浪漫主義，政治領域也出現一些獨立見解。對一些北歐人來說，新的天氣狀況太嚴酷，不宜於戶外活動。

1690年，在蘇格蘭阿伯丁市，一個愛斯基摩人劃著獨木舟出現在唐河上，人們都驚呆了。歐洲人向格陵蘭移民的活動早已完全停止，但愛斯基摩人所習慣的生存環境卻向南延伸，直達奧克尼群島和蘇格蘭北部。

蘇格蘭人由於鱈魚捕撈業無法進行及農業歉收，在連年遭災後陸續離開家園，到1691年，占人口1／10的蘇格蘭人定居於愛爾蘭的阿爾斯特（現稱北愛爾蘭，離蘇格蘭最近），取代並驅逐土生土長的愛爾蘭人，由此逐漸形成的大量問題及難以解決的暴力行為，一直延續到今天。

在蘇格蘭人移民之後的數年，愛爾蘭人口繼續增長。歷史學家普遍認為愛爾蘭在社會和政治方面都一團糟。英國的統治者作出了一些愚蠢的決定，國王詹姆斯六世關於促進蘇格蘭人移民的決定只是個開端。陳舊的土地所有制只能產生低水平的文化，這反過來又助長早婚和人口的進一步增長。在1779至1841年間，人口增加172％。據迪斯雷利估計，愛爾蘭是歐洲人口最稠密的地區。決定把馬鈴薯作為維持生存的唯一糧食作物是一個致命的決定，後來竟發生了「馬鈴薯大飢荒」這一可怕的悲劇。

在小冰期即將結束時，平均溫度略有上升，出現有利於馬鈴薯枯萎病滋長的多雨而溫暖的氣候條件。現代實驗室研究說明，襲擊愛爾蘭的那種枯萎病是疫霉屬感染，它所需的條件是：相對濕度 90％以上，溫度10℃以上並持續至少12小時，還要向馬鈴薯葉子上澆水至少4小時。在小冰期期間愛爾蘭開始依靠馬鈴薯為生，但那時出現這種綜合條件的可能性很小。19世紀40年代中期出現新的暖和大氣時，這種可能性就增加了。

這種枯萎病來源於秘魯馬鈴薯的一個新品種；1843年在美國東北部首先發現，次年又在佛蘭德發現。至1845年夏天，其種子傳播至愛爾蘭。那年冬天是愛爾蘭人記得的最暖和的冬天，春天也很溫暖，6月氣溫比百年來同期平均氣溫高出3至4度，夏季總的說是19世紀第二熱的夏天。使情況更糟的是，7月、8月、9月共下了64天雨，僅8月就下雨24大。

枯萎病毀滅了決定愛爾蘭命運的唯一糧食作物。以後幾年，愛爾蘭有100多萬人死於飢餓或與營養不良有關的疾病。倖存者的可怕敘述使我們體會到飢饉對人類意味著什麼。1846年12 月，科克郡兩個孩子的父親死於飢餓（母親早已餓死了）。調查報告記錄說，「這兩個孩子搖搖晃晃走進舒爾村時人們才知道此事。他們餓得直哭，說他們的父親已經四天沒有向他們說話了，並說他像石板一樣冰涼。人們還查看了另外兩具屍體，一個母親和一個孩子，都死於飢餓，遺體都被老鼠咬過。」

當時報紙刊登的一份目擊者敘述說：「在一個捲心菜園里我看見巴里及她兩個孩子的屍體用薄薄的土掩埋著，她的手和腳完全暴露在外，肉被狗吃光了，離頭顱兩碼遠有一些頭部的皮膚和頭發；開始我一看還以為是馬尾的一部分……。我用不著詳細評論了，但我不禁要問：我們是生活在聯合王國的一部分嗎？」在廣闊地區種植單一作物而不是多種植物的做法稱為單作制。這種做法的問題是一旦出現植物疾病或一種抗逆病蟲害時就會致全部作物於死地，難以抵擋。如果只選用單一作物的單一品種，這種脆弱性就更突出了。愛爾蘭人曾依賴馬鈴薯的單一品種作為他們唯一的糧食來源，這個品種在過去300年的氣候條件下產量最高。馬鈴薯飢荒事件提醒我們，像單作制這樣人為地改變我們與自然的關系而不考慮氣候的變幻莫測，就會削弱社會養活其人口的能力。這件事還說明了急劇變暖會引發災難。

從歷史上看，造成馬鈴薯飢荒這樣的氣候悲劇曾導致向富國，特別是向美國的大量移民。此次飢荒前30年，1816－1817年的生存危機也激發了移民潮，不僅從歐洲移民至美國，在美國國內人口也在流動，因為氣候變化的影響在歐洲以外同樣感受得到。例如，從緬因州向西遷徙的歷史記載說：「在異常寒冷和不祥的」1816 和1817年春天過後，對飢荒的恐懼成為「向外遷移的魔術一般的新動力。數以百計的有家園的人，不加考慮地把家賣了，匆忙離去，奔向遙遠的地方」。從緬因出走的移民潮與1816－1817年坦博拉火山爆發引起的異常氣候型態之間的關系可以從以下資料得到印證：1818年，異常氣候剛一結束，火山灰自大氣層落回地面，緬因的人口就恢復了穩定增長的勢頭。同樣的情況在新罕布希爾、佛蒙特、康涅狄格和南、北卡羅來納等州都有記載。一位目擊者寫道：「1817年夏天……發生像潰退一樣的情況。」

美國歷史上最大規模的被迫移民潮也許出現於20世紀30年代初「乾旱塵暴」時期，大批大批的人從堪薩斯、俄克拉荷馬、得克薩斯、新墨西哥的一部分、科羅拉多、內布拉斯加和其它平原州棄家出逃。和馬鈴薯大飢荒一樣，產生乾旱塵暴的原因是錯誤地使用土地，結果使土地及其人民對不測風雲更加難以承受。20世紀 20年代，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