❶ 20世紀20—30年代中國三大文化思潮的主張和爭論
馬克思主義、西化派自由主義、與現代新儒學
下面是思潮詳解
文學思潮是對現代性的回應。由於中國現代性的外發性和後發性，中國文學思潮從西方引進，二者之間存在時間差；中國文學受到多種世界文學思潮的影響，不那麼單純了，具有復合性。在接受過程中出現了對外來文學思潮的誤讀，主要是對浪漫主義和現實主義的誤讀。由於中國現代性與現代民族國家的沖突，也導致文學思潮演變的倒序和反復，如五四啟蒙主義被新古典主義取代以及新時期啟蒙主義的復興；也導致中國反現代性文學思潮的薄弱、滯後，浪漫主義、現實主義和現代主義始終沒有成為主
文學思潮是文學對現代性的回應。現代性造成了傳統社會的劇烈變革，文學也必然回應這種變革，或者表示贊成，或者表示反對，從而形成了不同的文學思潮。這就意味著每個民族的文學思潮的特性是由它的現代性特性決定的。因此，考察中國文學思潮的特性，必須考察中國現代性的特性。
中國現代性的特徵首先是它的外發性。所謂外發性是指現代性是西方文化的產物，中國的現代性不是來自本土文化，而是來自西方。現代性的核心是啟蒙理性，包括工具理性（科學精神）和價值理性（人文精神）。這種理性精神有古希臘羅馬文化的淵源，而發生於文藝復興至啟蒙運動的歷史過程中。中國本土文化無論是儒家還是道家或者佛家（本土化了的禪宗），都沒有產生現代科學精神和人文精神，因此都沒有成為現代性的土壤。這就註定中國社會的現代變革必須從外部引進現代性，中國現代性具有外發性。中國的現代性是從西方引進的，確切地說，部分是西方列強強迫我們接受的，部分是我們自覺地引進的。在鴉片戰爭之後，從洋務運動到戊戌變法、辛亥革命，再到五四運動，中國經歷了從抵制和被迫地接受到自覺地接受、學習和引進現代性的運動。這種現代性的外發性，必然與中國文化傳統沖突，也必然缺乏本土文化傳統的支援意識，從而造成中國現代性的脆弱性和艱難性，它的歷程必然是曲折迂迴甚至是有反復的。
中國現代性的另一個特性是它與現代民族國家的沖突。歐洲的歷史表明，現代性與現代民族國家是一致的，現代性是建立現代民族國家的動力，而現代民族國家是現代性的政治載體。但是，對於中國而言，情況有所不同。中國是受西方列強壓迫的半殖民地社會，建立現代民族國家就是爭取民族獨立、反對帝國主義，這意味著批判西方現代文明；而現代性又必須從西方引進，這意味著以現代西方現代文明為楷模、向西方學習。這樣，中國的現代性與現代民族國家就發生了沖突，二者不能同步進行，必須取捨其一。由於民族危亡的緊迫性，建立現代民族國家的任務壓倒了建設現代性的任務。於是，五四以後，以犧牲現代性為代價，甚至以反現代性的方式，走上了爭取建立現代民族國家為基本任務的革命道路。這就造成了中國反現代性思潮的強固影響以及現代性的滯後性。
20世紀是中國現代性發生以及與現代民族國家沖突的歷史，也是現代性失落與回歸的歷史。20世紀的中國歷史大致上可以劃分為這樣幾個階段：第一階段，洋務運動至戊戌變法、辛亥革命和五四運動，是現代性被引進和發生的時期。第二階段，五四以後至建國是建立現代民族國家壓倒實現現代性任務，啟蒙轉化為革命的時期；而建國以後至「文革「是初步完成建立現代民族國家的任務，但反現代性的思潮（表現為極「左」思潮）仍然主導的時期。第三階段，新時期以來（包括80年代的新時期和90年代的「後新時期」）則是現代性回歸和建設的時期。
在交織著現代性啟蒙與建立現代民族國家的雙重主題的20世紀，文學思潮也出現了復雜的情況。由於中國現代性的外發性，作為現代性的反應的文學思潮也具有了外發性。中國現代文學思潮的外發性體現為它不是本土文學的內在發展的產物，不是自發地生成的，而是受外來思潮的影響，從國外引進的。由於傳統社會一直沒有發生根本性變革，沒有產生現代性，因此，中國文學只是與前現代性發生關聯，沒有發生現代文學思潮的歷史條件。中國古代文學雖然有不同的風格、流派，但一直沒有擺脫古典文學的傳統，基本上沒有超出傳統理性的制約。因此，中國雖然有兩千多年的文學史，但是並沒有發生現代意義的文學思潮。只是在現代性進入中國之後，特別是在五四運動發生之後，中國的現代文學思潮才真正地產生了。在五四啟蒙運動中，從西方引進了科學、民主，這是現代性的中國稱謂，這意味著現代性產生。現代性引發了中國社會文化的劇烈變革，面對著這種變革，文學必須有所回應，於是就有現代文學思潮的發生。中國現代文學思潮既有現代性發生的歷史條件，又有國外文學思潮的思想資源。中國的文學思潮接受了歐洲文學思潮的影響，並且直接引進了歐洲現代文學思潮。五四以前，中國文學界就已經知道歐洲文學有理想與寫實之分，以後又知道有寫實與浪漫之分。五四以前中國文學界以西方文學為榜樣，發生了「三界革命」（詩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說界革命）以及王國維的美學思想的革新。這是中國現代文學思潮發生的前奏。五四時期，中國文學界自覺地學習和引進西方現代文學思潮，對西方文學思潮的了解就更詳細、真確了，不僅知道了諸如古典主義、浪漫主義、寫實主義、新浪漫主義（現代主義）等文學主張，而且也大量翻譯、介紹了這些文學思潮代表性作品，使這些文學思潮獲得了廣泛的傳播。同時，中國文學又對歐洲現代文學思潮進行了選擇性的接受，從而產生了中國第一個現代文學思潮——啟蒙主義文學思潮；五四以後又從蘇俄接受了「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即新古典主義；同時也產生了現實主義、浪漫主義、現代主義等其他非主流文學思潮。在這種背景之下，中國現代文學思潮就發生了。
中國現代文學思潮的外發性，使中國文學思潮與世界文學思潮相溝通，並具有了基本內涵的一致性，從此中國文學進入世界文學的行列。在傳統社會，中國文學是封閉自足的，它沒有匯入世界文學潮流之中。只是在引進了現代文學思潮之後，中國文學才向世界文學開放，成為世界文學的一部分。五四文學革命的思想家們意識到中國文學走向世界的必要性，茅盾說：「民族文藝的新生，常常是靠一種外來的文藝思潮的提倡，由紛亂如絲的局面暫時地趨向於一條路，然後再各自發展。」[1]他們意識到中國文學現代化之路是引進西方文學思潮。胡適主張「全盤西化」，他說：「西洋的文學方法，比我們的文學，實在完備得多、高明得多，不可不取例。」2傅斯年主張：「我們希望將來的文學，是『人化』的文學，須得先使它成歐化的文學。就現在的情形而論，『人化』即歐化，歐化即『人化』。」3這意味著中國文學思潮必然大體上遵循世界文學思潮的發展路線，包括它的內涵和命名都與世界文學思潮基本上保持一致。這就觸及了一個問題：為什麼中國現代文學思潮要遵循西方文學思潮的路線，並且要冠以西方文學思潮的名稱（如新古典主義、啟蒙主義、浪漫主義、現實主義、現代主義、後現代主義等）而不能有其他的路線和命名呢？根本原因是，文學思潮是對現代性的回應，而現代性是人類共同的選擇。盡管中國與西方的社會歷史條件不同，文學傳統不同，但社會發展一定要走現代性之路，文學也一定要回應現代性，因此，就必然形成相應的文學思潮。從歐洲文學史上看，新古典主義是對建立現代民族國家的歷史任務的肯定性回應；啟蒙主義是對啟蒙現代性的肯定性回應；浪漫主義是對現代城市文明和工具理性否定性回應；現實主義是對現代性帶來的社會災難的否定性回應；現代主義是對現代性帶來的生存危機的否定性回應。這些文學思潮雖然是首先在西方發生的，但由於有相似的歷史進程以及文學思潮的傳播，也將在中國發生，盡管中國的現代文學思潮會有某些不同的特性，但在基本內涵上應該有一致性。
我們應該充分注意中國現代文學思潮的特性，這種特性來源於中國現代性的特殊性。中國現代性的外發性包含著後發性，即它是在西方已經實現了現代性之後才開始引進現代性的。這就造成中國文學思潮的後發性，即它不是與世界文學思潮同步的，而是滯後的。20世紀初期，西方列強已經進入了現代社會，而中國還處於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中國五四文學時期，西方文學思潮已經是現代主義（當時稱新浪漫主義），而中國文學面對的是歐洲歷史上已經發生過的全部文學思潮，諸如新古典主義、啟蒙主義、浪漫主義、現實主義都作為思想資源而被引入。五四以後的情況也大體如此。中國文學對這種多元的文學思潮必須有所選擇，而不能一股腦兒地接受。選擇的根據就是中國現代性發展的歷史需要。20世紀的西方已經進入了現代社會和後現代社會，而中國還是前現代社會，因此，文學對現代性的反應也必然不同，從而造成了中國文學思潮與世界文學思潮之間的時間差。這種時間差體現在各個階段中，無論是五四時期，還是五四以後的革命文學時期，以及新時期、後新時期，都是如此。
20世紀中國現代性與世界現代性之間的時間差，使中國現代文學思潮受到了歷史上形成的諸多外來思潮的影響。中國文學根據自己的需求對諸多外來文學思潮進行了選擇，形成了現代中國文學的主潮。因此，世界文學對中國文學的影響不是直線的傳播，而是多元選擇的結果。五四以來的中國現代文學受到諸多的外部文學思潮的同時性影響，包括17世紀新古典主義、18世紀啟蒙主義、19世紀前半葉的浪漫主義、19世紀後半葉的現實主義、20世紀前半葉的現代主義和後半葉的後現代主義等，這些思想資源都可能被中國接受，從而形成中國現代文學的主潮。但是，中國文學思潮形成和對外來文學思潮的選擇也是是以中國現代性的發展狀況為根據的。在20世紀，中國從諸多已經發生和正在發生的外部文學思潮中，選擇了特定的思想資源，從而形成了不同時期的文學思潮主潮。
五四時期的中國處於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現代性沒有確立，當時的歷史任務就是引進和爭取現代性。五四新文化運動高揚科學、民主的旗幟，呼籲和爭取現代性。五四文學也呼籲和爭取現代性，而這正是啟蒙主義文學的歷史任務。因此，五四文學思潮的主流就是啟蒙主義。它的批判對象不是資本主義現代性而是封建主義的前現代性。五四文學的基本主張是啟蒙主義的，陳獨秀提出的文學革命的「三大主義」表明了這一點：「曰推倒雕琢的阿諛的貴族文學，建設平易的抒情的國民文學。曰推倒陳腐的鋪張的古典文學，建設新鮮的立誠的寫實文學。曰推倒迂晦的艱澀的山林文學，建設明了的通俗的社會文學」1其中強調了新文學的寫實性（描寫現實）、社會性（啟蒙功能）和平民性（平民主義）。這都是啟蒙主義文學的特性。文學研究會倡導「為人生的藝術」，主張「表現人生，指導人生」，蘊涵著鮮明的啟蒙理性。這並不是現實主義的主張，而是啟蒙主義的主張。 創造社雖然主張「為藝術而藝術」，但實際上並沒有放棄啟蒙的使命。創造社的理論家成仿吾提出文學的三種使命：「（一）對於時代的使命，（二）對於國語的使命，（三）文學本身的使命。」2這種社會使命就是啟蒙的使命。這種主張也不是浪漫主義的，而是啟蒙主義的。五四時期的西方已經進入現代社會，而且現代性已經確立並且顯露出負面性。於是，西方現代主義文學發生，開展了對現代性的歷史批判。這樣，五四文學的啟蒙主義與世界文學的現代主義之間就存在著一個時間差。由於五四時期的中國現代性還沒有確立，而是剛剛發生，文學的歷史任務只能是爭取現代性，而不是反思和批判現代性。因此，五四文學不可能接受現代主義，而對世界文學的現代主義採取了置而不論的態度，並沒有加以引進。五四啟蒙思想家的想法是，按照進化的順序，先引進和發展寫實主義，以後再引進和發展現代主義（當時稱新浪漫主義）。例如陳獨秀說：「 我國文藝猶在古典主義、理想主義時代，今後當趨向寫實主義」1他們已經意識到了世界文學已經走出現實主義而進入現代主義，但從中國的實際出發，仍然認為要引進寫實主義（實際為啟蒙主義）。文學研究會指出：寫實主義在世界文壇已經有衰竭之象，但國內還有介紹之必要，「而同時非寫實的文學亦應充其量輸入，已為進一層之預備。」1五四以後開始了革命運動，這是為了完成建立現代民族國家的歷史任務。建立現代民族國家這個「想像的共同體」，需要文學的支持，相應的文學思潮就是新古典主義。五四以後引自蘇聯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革命現實主義）」實質上是一種新古典主義。它的政治理性原則以及諸如「典型環境中的典型性格」等形式規范是新古典主義的理性原則和形式規范的變體。因此，五四以後的革命文學時期以及解放後的社會主義文學時期（包括「文革」文學）的主導思潮就是新古典主義——「革命現實主義」、「社會主義現實主義」以及它的極端形式「兩結合」。而此時，西方世界現代性已經高度發展，其弊端充分顯露，文學開始了對現代性的全面批判和反抗，世界文學已經處於現代主義的發展高潮期。革命文學和社會主義文學時期也沒有選擇現代主義，這是由於，為了建立現代民族國家必須引進和發展新古典主義，這就意味著強調文學的政治理性主義和形式規范，而不能接受非理性和破除形式規范的現代主義，更何況現代主義被視為資本主義的腐朽文化。如果說五四時期是擱置了現代主義的話，那麼五四以後的主流文學思想幾乎無一例外地抵制、批判現代主義，如茅盾在「革命文學」論爭時期認為：「譬如未來派意象派表派等等……這些新派根本上只是傳統社會將衰落時所發生的一種病象，不配視作健全的結晶，因而亦不能作為無產階級藝術上的遺產。」1對現代主義的抵制和批判一直延續到「文革」。
改革開放的新時期的歷史任務是重新引進和爭取現代性，因此文學思潮的主流是恢復五四啟蒙主義傳統。新時期文學主潮反思和批判反現代性的極左思潮，爭取人的價值，這是啟蒙主義文學的歷史任務。從「傷痕文學」到「反思文學」到「改革文學」、「尋根文學」，都發揮著文學的啟蒙功能，啟蒙理性特別是人道主義成為新時期文學的指導思想。新時期後期開始出現批判現代性的文學傾向，非理性主義抬頭，各種先鋒派出現，但沒有形成現代主義思潮。同時，新時期文學對西方後現代主義基本上沒有注意，更沒有加意引進。90年代以來，進入後新時期，以市場經濟發展為基礎，現代性開始確立。雖然中國現代性剛剛發展，但在爭取現代性的同時，也開始了反思和批判現代性，雖然解構現代性還沒有成為現實的歷史選擇。此時西方世界已經進入後工業社會，世界文學思潮已經進入後現代主義時期。後新時期文學開始接受現代主義，但對後現代主義仍然難以消化。後新時期文學思潮多元化，理性主義消退，非理性主義高漲。與此相應，啟蒙主義消退，而現實主義（新寫實主義）、現代主義等文學思潮崛起，開始對現代性進行批判。這個時期的文學趨勢是向現代主義過渡。
中國現代文學思潮與世界文學思潮之間的非同步性，也造成對外來文學思潮的選擇、接受的「誤讀」。由於對外來文學思潮的接受受到國內現代性發展狀況的制約，因此對外來文學思潮的理解往往被當前的需要所左右，這就造成了對外來文學思潮的誤讀。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最顯著也是最為影響深遠的「誤讀」是五四文學以及革命文學對浪漫主義和現實主義的「誤讀」。
五四文學是啟蒙主義文學，它接受的思想影響也應該是歐洲啟蒙主義文學思潮，但歐洲的其他文學思潮如浪漫主義、現實主義等也成為五四文學的思想資源。在接受這些思想資源的時候，就發生了誤讀。五四以前，文學界對西方文學思潮了解不多，僅僅知道有「寫實」與「理想」之分，並不知道更具體的文學思潮的劃分。它們認為「寫實」派除了運用寫實手法以外，還用文學干預現實，它的內涵不僅包括了現實主義，而且也包括了啟蒙主義，甚至在某種程度上包括了新古典主義。它們還認為，「理想」派超脫現實，有審美主義傾向，它的內涵實際上包括了浪漫主義以及唯美主義等現代主義（因此現代主義被稱為新浪漫主義）。這就意味著五四以前，並沒有把握這些文學思潮的實質，不能准確地區分各種文學思潮，從而為五四文學對外來思潮的誤讀設下了伏筆。五四文學認為自己是以寫實干預現實，因此就沿用了寫實主義的名稱，這個名稱范圍不僅僅限於現實主義，還涵蓋了啟蒙主義等，但現實主義較之啟蒙主義時間上更接近五四，而且也影響更大一些。後來受蘇俄文學理論的影響，寫實主義很自然地就改稱現實主義，啟蒙主義的內涵就完全被排除了。五四文學把現實主義當作啟蒙主義的思想資源接受，吸收了它的寫實手法和批判精神，但卻進行了實質性改造，即把現實主義對資本主義（現代性）的批判轉換為對封建主義（前現代性）的批判。五四時期的茅盾提倡「自然主義」（當時對現實主義的稱呼），但他強調不是「人生觀的自然主義，而是文學的自然主義」，「是自然派技術上的長處」1這里明顯地把現實主義當作一種寫實的技巧接受，而舍棄了其批判現代性的精神實質。而且，五四接受的外來現實主義思潮，有的就是對啟蒙主義的誤讀。這里主要指的是對俄國啟蒙主義的誤讀。俄國19世紀文學交織著啟蒙主義與現實主義兩種思潮，因為當時俄國面臨著批判封建主義與批判資本主義的雙重任務。而五四文學把19世紀俄國文學包括普希金、果戈里、契可夫等啟蒙主義一股腦地當作現實主義接受了。鄭伯奇指出：「文學研究會的寫實主義始終接近著俄國的人生派而沒有發展到自然主義。」2這就造成了以現實主義之名，行啟蒙主義之實的狀況。新時期文學延續了對現實主義的誤讀，它恢復了五四啟蒙主義，如「傷痕文學」、『反思文學「等對封建主義和極「左」思潮的批判，就是啟蒙主義對現代性的回應。但新時期文學卻自以為恢復了五四現實主義，把啟蒙主義對封建主義和極「左」思潮的批判當作了現實主義的任務。新時期文學的強烈的啟蒙理性使它區別於現實主義，從而成為現實主義旗號下的啟蒙主義。
五四以後，接受了蘇聯傳來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革命現實主義），它實際上是一種新古典主義，是為了建立現代民族國家服務的，而不是批判現代性的現實主義。但是，它卻被當作現實主義的發展，這裡面仍然有誤讀的成分。由於把現實主義當作一種寫實的手法或超歷史的「創作方法」，因此就可以不顧其歷史性和前現代性的本質，賦予其完全不同的思想傾向，即把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與寫實手法結合起來，就形成了所謂新的、更高形態的「現實主義」。
對浪漫主義的接受也是一場誤讀。由於浪漫主義在五四以前就被當作理想主義，因此雖然五四時期創造社作為啟蒙主義中的一個流派並沒有自稱為浪漫主義，但在30年代，在蘇聯文學理論的影下就進行了浪漫主義的命名。也由於同樣的原因，抽離了浪漫主義的歷史性和反現代性內涵之後，在接受了蘇聯「社會主義現實主義」過程中，就認為「革命現實主義」包含著浪漫主義。到了50年代後期，更提出了「革命現實主義與革命浪漫主義相結合」，即所謂現實性與理想性的結合。而實際上，現實主義不等於寫實性、，而浪漫主義也不等於理想性，它們都是特定歷史時期發生的文學思潮，是對現代性的特殊方面的批判。因此，它們之間不可能互相包容，也不可能互相結合。總之，無論是五四時期的創造社和建國以後的「兩結合」都不具有浪漫主義的品格，前者是啟蒙主義的一個流派，後者是新古典主義。
與歐洲文學思潮演進的有序性相比，20世紀中國文學思潮的演進具有某種非有序性。歐洲文學思潮與現代性的發展相適應，而歐洲現代性的發展是正常的，它與現代民族國家之間具有同一性。因此，歐洲文學思潮就按照新古典主義、啟蒙主義、浪漫主義、現實主義和現代主義、後現代主義的順序發展。而在中國，由於現代性與現代民族國家之間的沖突，現代性發展受挫，文學思潮的發展順序被打亂。中國現代文學主潮的演進順序是：五四文學的啟蒙主義，五四以後的新古典主義、新時期的啟蒙主義和後新時期的多元發展並向現代主義過渡。這個歷史進程有顛倒，如歐洲新古典主義之後是啟蒙主義，而中國則是啟蒙主義之後是新古典主義。這是因為中國現代性與現代民族國家的沖突，建立現代民族國家的任務壓倒了實現現代性任務，走上了以反現代性建立現代民族國家的道路。這就造成了啟蒙主義的夭折和向新古典主義的後退。同樣原因，中國現代文學思潮的演進也有反復，如五四啟蒙主義夭折之後，時經半個多世紀，在新時期又繼承了五四傳統，開始了啟蒙主義。而且，在五四以後發生的非主流文學思潮如現實主義、現代主義，在抗戰和建國以後中斷了，而在後新時期得到恢復、發展，從而表現為一種歷史的重復。
❷ 20世紀前半期，中國出現了兩大思想運動，是什麼
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1912年1月1日和1919年5月4日爆發的五四愛國運動
❸ 19世紀末20世紀初中國主要思潮及其評價
1．資產階級維新派(改良派)
背景和主張：早期維新思想提供了理論基礎；民族資本主義的初步發展和民族資產階級的壯大提供了經濟基礎和階級基礎；民族危機的加深刺激了這一思想的產生。主張君主立憲來救國，具體為：要求抵抗帝國主義的侵略，擺脫民族危機；反對封建專制統治，主張興民權，實行君主立憲；發展資本主義經濟；學習和傳播西方科學文化。
實踐效果：從「公車上書」演化為社會政治運動到百日維新失敗，說明資本主義改良道路在中國行不通。其最大功績在於起了資產階級思想啟蒙作用，使更多的知識分子接受了資產階級政治學說和思想。
評價：維新變法思想是當時中國社會最進步的思想，因為它要在中國發展資本主義；也是愛國的，因為它把維新思想與挽救民族危亡結合起來。但是其思想主張沒有廢除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內容，沒有明確的反帝綱領，這必然導致沒有廣泛的群眾基礎。推行維新變法主張依靠的階級基礎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和開明紳士，失敗是必然的。
2 資產階級革命派(民主派)
背景：19世紀末20世紀初，帝國主義為了加緊對中國進行經濟侵略，展開了激烈的爭奪和角逐，民族危機更加嚴重；《辛丑條約》的簽訂使清政府成為「洋人的朝廷"；此時民族資本主義又有所發展，但受到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的限制和阻礙。
主張：資產階級革命派以西方資產階級的天賦人權、自由平等學說作為革命的思想武器，結合中國國情，提出了三民主義的理論綱領。其基本主張是用暴力推翻了清政府，建立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
結果：由於民族資產階級的軟弱性、妥協性和中外反動勢力勾結，辛亥革命雖然推翻了清朝統治和封建帝制，但果實最終被袁世凱所篡奪。
評價：三民主義是比較完整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綱領。它表達了資產階級在政治上和經濟上的利益和要求，反映了中國人民要求民族獨立和民主權利的共同願望。但是三民主義沒有明確提出反對帝國主義的要求，也沒有徹底的土地綱領。辛亥革命的最終失敗表明，資產階級共和國方案在中國行不通。
3．資產階級激進派
背景：辛亥革命前，維新派和革命派沒有徹底批判封建思想；北洋軍閥政府在思想領域推行尊孔復古逆流；一戰期間，隨著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資產階級要求實行民主政治。主張方案為「民主"「科學"。具體為：資產階級激進的民主主義者以西方的民權、平等思想和達爾文進化論為指導思想，大力宣傳資產階級的新文化，主要內容包括提倡民主和科學
❹ 19世紀中期到20世紀上半期,中國的近代化探索主要經歷了哪四件大事
洋務運動：是中國近代化探索的開端。清朝統治階級中的某些有識之士，如奕欣、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張之洞等人，改變了夜郎自大的態度。他們試圖向西方學習先進的科學技術，以維護清朝統治。於是，從十九世紀60年代開始，洋務派以「自強」、「求富」為口號，「師夷長技」，大張旗鼓地舉辦近代軍事工業和民用工業，編練新式陸軍和海軍。他們開礦山、築鐵路、設郵電、辦學校，派遣留學生出國，掀起了一股辦洋務的熱潮。他們引進了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使中國出現了第一批近代企業。洋務運動為中國近代企業積累了生產經驗，培養了技術力量，沖破了窒息生產力發展的社會風氣，在客觀上為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的產生和發展起到了促進作用，為中國的近代化開辟了道路。
洋務派先後創辦了一系列的軍用企業與民用企業，使用新式機器生產，以軍事工業為主體的工業化有了發展。洋務派倡導「中體西用」，政治體制的近代化未能也不可能提上議事日程。洋務派創辦了新式學堂，又選送留學生出國深造，培養了一批翻譯、軍事和科技人才，近代化開始由經濟領域逐漸向科技文化和人才教育領域滲透。
戊戌變法:十九世紀70年代，中國產生了民族資本主義。甲午戰爭以後， 民族資本主義有了初步發展。在十九世紀末民族危亡的大背景下，以康有為為代表的資產階級維新派，順應時代潮流，主張維新變法。他們辦學堂、設報館、譯西書，上書光緒帝，組織強學會，大力引進和傳播了西方資本主義的社會政治學說和自然科學知識，促進了中西文化交流，打破了中國幾千年來所形成的閉塞心理和狹隘守舊的狀態，否定了封建正統思想的神聖地位，因而從根本上轉變了以往向西方學習的自發狀態和被動局面。維新運動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資產階級啟蒙運動，也是一次空前的思想解放運動。它在社會上起到了思想啟蒙的作用，有利於資產階級革命思想的傳播，在政治、經濟、思想等方面給中國的未來以深遠的影響。
辛亥革命：戊戌變法的失敗，標志著資產階級救亡圖存，建立資產階級君主立憲政體的破產。從此，推翻封建統治，建立民主共和國的資產階級革命思潮興起。偉大的革命先行者孫中山先生，創立了中國同盟會，大大推動了全國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活動。他順應世界潮流，從中國自身的實際出發，提出了三民主義。它是孫中山領導辛亥革命的指導思想。1911年的武昌起義，得到全國響應。1912年，孫中山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宣告中華民國正式成立。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的統治，結束了我國兩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南京臨時政府頒布了獎勵和保護工商業等措施，為經濟工業化的發展掃清了道路；辛亥革命後，「實業救國」成為主要的社會思潮，民族資本主義發展，經濟工業化獲得了長足發展。辛亥革命推翻了幾千年的封建專制制度，建立了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頒布了《中華民國臨時約法》，政治民主化、法制化獲得了重大突破。革命派提出三民主義，對教育的內容和學制進行改革，提倡資產階級的公民道德等，思想文化領域的理性化和科學化也有了發展，但未能動搖封建正統思想的統治地位。
新文化運動：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帝國主義國家忙於戰爭，暫時放鬆了對中國的侵略。中國的民族資本主義得到了較快的發展，進入了「黃金時代」。辛亥革命失敗後，面對袁世凱文化上的倒行逆施，陳獨秀、李大釗等人舉起了民主與科學的大旗，以資產階級的民主自由、個性解放為思想武器，以1915年陳獨秀在上海創辦《青年雜志》為標志，吹響了新文化運動的號角。資產階級新文化對中國封建主義舊文化展開了一次最猛烈的沖擊，開啟了思想解放的閘門。後期，它發展為傳播馬克思主義的思想運動，最終把馬克思主義根植於中國的土地上，使中國革命有了最先進的指導思想。
❺ 二十世紀中國文化的三個主要思潮是什麼
馬克思主義、西化派自由主義、與現代新儒學
❻ 20世紀前半期,中國出現了哪三大思想解放運動
思想解放：第一次思想大解放，解決的是對領袖的個人崇拜問題，樹立了實踐標準的權威。第二次思想大解放，實際上解決的是對社會主義計劃體制傳統觀念的看法，樹立生產力的標準的權威以突破凡事都問姓「社」 姓「資」 的禁錮為主要目標。第三次思想大解放，沖破了姓「公」姓「私」，沖破了所有制崇拜，又一次解決了人們頭腦中的許多問號，一步步地明確了「非公有制經濟是社會主義經濟的必要補充」、「必須堅持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經濟成分共同發展」、「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
1 新文化運動 2五四運動 3延安整風運動
1新文化運動：1）動搖了封建思想的統治地位。新文化運動前，資產階級改良派和革命派，在宣傳各自的政治觀點時，都沒有徹底地批判封建思想。經過新文化運動，封建思想遭到前所未有的沖擊批判，人們的思想得到空前的解放。
（2）民主和科學思想得到弘揚。中國知識分子在新文化運動中，受到一次西方民主和科學思想的洗禮。這就為新思潮的傳播開辟了道路，也推動了中國自然科學事業的發展。
（3）為五四運動的爆發作了思想准備。新文化運動啟發了民眾的民主主義覺悟，對五四愛國運動起了宣傳動員作用。
（4）後期傳播的社會主義思想，啟發了中國先進的知識分子，使他們選擇和接受了馬克思主義，作為拯救國家、改造社會和推進革命的思想武器。這是新文化運動最重要的成果。
（5）有利於文化的普及和繁榮。新文化運動提倡白話文，能夠使語言和文字更緊密地統一起來，為廣大民眾所接受，從而有利於文化的普及與繁榮。
不過，新文化運動中的先進分子，大多有一些偏激情緒，對東西方文化的看法，存在著絕對肯定或絕對否定的偏向，這種看法一直影響到後來。
五四運動：五四運動是中國近代史上一次徹底地不妥協地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運動，它標志著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開端。
性質：中國近代史上一次徹底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運動；特點（各階層作用）：青年學生—先鋒，工人階級—主力軍；作用：青年學生和知識分子看到工人階級的偉大力量，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在工人中辦學校、建工會；影響：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開端。
。）①五四愛國運動的斗爭目標。這從運動中學生提出的口號和第122頁《北京學界全體宣言》等資料都可以看出，五四運動的目標是外爭國權，內除國賊，實質是愛國。這同以前各種運動顯然是有區別的。②五四運動的力量。青年學生起了先鋒作用，工人階級在運動的後期成了運動的主力軍，李大釗、陳獨秀等知識分子指導和推動了運動的發展，並起了領導作用。正是由於運動的力量區別於以往一切運動，才使這場運動具有堅決性，並取得了初步勝利。
延安整風運動：延安整風運動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第一次大規模的整風運動。1941年5月，毛澤東同志在延安高級幹部會議上作《改造我們的學習》的報告，標志著整風開始；1945年4月20日六屆七中全會通過《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為止。
主要內容：第一，反對主觀主義整頓學風；第二，反對宗派主義整頓黨風；反對黨八股整頓文風。其中以反對主觀主義整頓學風為中心任務。
方針：懲前毖後、治病救人。
性質：延安整風運動是一場普遍的馬克思主義學習運動，是一場擺脫教條主義束縛的思想解放運動，是自覺的思想改造運動。
❼ 20世紀20—30年代中國三大文化思潮的主張和爭論分別有哪些
馬克思主義、西化派自由主義、與現代新儒學。
❽ 中國史上曾有過哪些文學思潮
自傳統至現代——近四百年中國文學思潮變遷論
作者：文學研究所 陳伯海
以往對中國文學史的研究，通常切割為古代、近代、現代、當代幾個時段分別處置，較少關注它們之間的聯系與轉化。尤其對待「五四」以來的新文學，往往強調它所接受的外來影響，而忽略其傳統根源。本文嘗試打破這一格局，將晚明以迄當今400年間的文學變遷看作為一個流程，藉以探索中國文學由傳統向現代演進的歷史軌跡和內外動因，這也正是文章主旨之所在。
關於這400年來的思潮流變，文章區分為4個段落展開敘述。大致說來，明萬曆初至清康熙前期(1573—1683)，社會經濟、政治生活發生變革與動盪，傳統思想文化體系內部孕育出近代意識的萌芽，而以晚明個性思潮和明清之交的實學思潮分別標示出了它的肇端。康熙中後期至乾隆末(1684—1795)，隨著清王朝的鞏固和專制主義的加強，復古思潮卷土重來，「宋學」與「漢學」的旗幟大張於文壇，而具有人文內涵的新思想成分仍不絕如縷地潛滋暗長。嘉慶初葉至「五四」前夕(1796—1915)，時代的急遽變動促成文化觀念上的古今更迭和中西交匯，在這雙重撞擊之下，新傾向開始突破舊傳統，舊文學逐漸朝新文學過渡，不過這一蛻變的過程並未完成，「觀念滯後」的現象尤其嚴重。然後，自「五四」新文化運動至當今(1915年以後)，在中國社會革命形勢深化發展的直接推動下，新文學也經歷了誕生、成長、分化、組合、變異、回歸、繁榮、衰謝等曲折演變，並通過尖銳的矛盾斗爭與不斷的自我揚棄，努力探索自身現代化的歷史航道。
作為400年思潮的貫串線索，文章突出了這個時期文學中的人文精神和文體風貌的變遷。作者認為，近現代中國的人文精神由兩個基本的方面構成：一是伸張自我的個體意識，二是面向民眾的群體意識，兩相結合，便確立了新文學的人本核心；而它們之間的分流異趨、此消彼長乃至對立沖撞，不免造成中國文學由傳統向現代演化中的種種曲折與偏離。由「人本」的變革，又引起了「文本」的出新。在我國傳統里，代表士大夫情趣的雅文學和反映市民心態的俗文學，原本是壁壘分明、不相交融的。自晚明以迄近代，由於文學表現個性和面向民眾的需要，不僅俗化的戲曲、小說逐漸為一部分文人雅土所關注，連高雅的詩文中也出現了「向俗」的趨勢，於是雅俗對流得以實現，再同「西化」影響下的中西對流相結合，便產生出中國現代文學的文體風貌。至於雅俗、中西對流中雅化與俗化、個性化與大眾化、西化與民族化種種爭執，亦因此而長期存在於新文學運動之中。
基於上述理解，文章從400年思潮變遷中歸納出古與今、中與西、雅與俗三對矛盾，作為這個時期文學發展的基本矛盾，對矛盾各方的對立、沖滲、交流、轉化和各對矛盾之間的互補互動，展開了一定的論述，並以新陳糾葛、中西錯位、雅俗脫節諸現象來顯示中國文學現代化進程的復雜性與艱巨性。這種復雜與艱巨，更有其社會歷史的根源。文章結末試圖從中國社會走向現代化的獨特途徑，來說明新文學人本核心建構中所遭遇到的困難與轉折，而對中國文學會有輝煌的前景，自是深信不疑的。
本文發表後，曾在《新華文摘》1996年第12期上全文轉載。 1998年4月，獲得中國魯迅文學獎。
❾ 試述20世紀西方史學思潮的主要內容
20世紀初，西方史學思潮的大規模輸入對中國社會，尤其在思想文化領域產生了十分重版要的影響。具體說權來，這種影響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其一為思想啟蒙方面，其二為學術研究方面。
許多進步知識分子翻譯介紹的國外史書，諸如各種不同名目的獨立史、革命史、興亡史、文明史，在其敘述歷史中大都貫徹了反對民族壓迫和封建專制、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自由的思想內容，滲透著西方近代文化中的「自由、平等、博愛」精神。這些都是當時中國的先進分子進行思想啟蒙極好的精神營養，是他們從事愛國救亡宣傳，開展政治斗爭的有力思想武器。許多革命志士，諸如孫中山、章太炎、鄒容、陳天華、秋瑾等人，都熟讀世界各國的獨立史、革命史、興亡史，從中汲取思想營養，從而堅定了他(她)們進行民主革命的信心。在他們撰寫的文章著作中，徵引有關世界史方面的事例論證反清革命主張之處，比比皆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