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歷史對世界的影響論文

1. 科舉制度對中國古代社會產生哪些影響 論文

一、科舉制度與國家治理
(一)科舉制度對國家治理的積極作用
科舉制度興起於隋唐時期,當時的社會生產力迅速發展,封建地主經濟進一步繁榮,封建社會開
始進入鼎盛階段,封建制度也日臻完善。隨著自身經濟力量的壯大,中小地主開始要求政治上的權利。統治者對官僚機構進行了調整,設立了三省六部制,使官僚機構更加完備,分工也更加細密,從而需要補充大量官吏。為迎合中小地主和統治者雙方的需要,科舉制度應運而生。
科舉制度作為中國傳統社會治理龐大國家過程中的一種理性選擇,對於國家治理的影響主要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1.科舉制度奠定了古代中國「文官制度」的基礎。
科舉考試是選拔官員的主要方法。它所一直堅持的是自由報名、公開考試、平等競爭、擇優取士的原則,其基本理念是「至公」,其最大的特點就在於公平。不管科舉制實際上是否能夠真正做到「至公」,但至少其制度設計是體現「至公」精神的。因為科舉考試選官制比世卿世祿制及其他選官取士制度(如漢代的察舉和徵辟制、魏晉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更先進,更公平,也更適應當時社會的需求,所以自隋唐以來歷代統治者皆將其作為選拔人才的首要途徑。
它給廣大中小地主和平民百姓通過讀書入仕登上政治歷史舞台提供了一個公平競爭的機會、條件和平台。過去是「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而今是「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可以說,科舉制是封建社會的「平民政治」。這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皇族及豪強宗法勢力對於政治權力
的壟斷,促進了社會的良性流動,從而擴大了統治階級政治統治的合法性基礎。正因為如此,自五代以後,入主中原的少數民族政權或遲或早都採用了科舉制。可以說,科舉制度是中國歷史上、也是世界歷史上最具開創性和平等性的官吏和人才選拔制度。
2.科舉制度帶來了中國封建社會的長期穩定
統治者要想更好地治理國家,就需要有一種整合社會的主導思想。秦始皇採用的是法家思想,但
由此帶來的嚴刑峻法、橫征暴斂使人民不堪忍受,致秦二世而亡。漢初統治者吸取秦代的教訓,採用黃老之學,「無為而治」,至漢武帝實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儒學便成為封建專制國家的社會意識形態,有效地發揮著維護封建統治、實現社會整合的作用。美國學者吉爾伯特·羅茲曼在其主編的《中國的現代化》一書中指出:「科舉制在中國傳統社會結構中居於中心的地位,是維系儒家意識形態和儒家價值體系之正統地位的根本手段。」
統治階級統治地位的維持,一是憑借國家暴力機器,二是依靠制度的力量,三是通過意識形態的整合,而這些也都離不開儒家思想滋養出來的官員和知識分子。科舉制度作為一種國家制度,考試以儒家經典為唯一標准,所謂「以孔子的是非為是非」,就使得儒學這一統治階級的意識形態通過科舉制度的推行得以制度化。
儒家思想與封建專制制度和科舉制度相結合,成為維護封建統治的強有力的思想武器,因而科舉成為中國封建社會長期穩定發展的重要制度因素。
(二)科舉制度對社會進步的消極影響
歷史地看,科舉制度一方面奠定了古代中國文官制度的基礎,帶來了中國封建社會的長期穩定;
另一方面也因其制度設計的價值取向和自身的缺陷,給國家治理和社會發展帶來許多弊端。隨著封建制度的日益腐朽,以儒學為基礎的科舉制度對中國社會的進步也日益成為一種障礙。
1.科舉制度是強化封建專制獨裁的工具
科舉制的價值取向首先是維護和強化封建專制制度,它體現的是封建統治階級的意志,其目的
是通過把讀書、應考、做官三件事緊密聯系在一起,培養和選拔甘心俯首帖耳地服務於封建王權和政治統治的奴才,即所謂「牢籠英才,驅策志士」。
由於科舉制在封建社會政治生活中具有重要作用,統治者便不斷擴大科舉范圍,相應地造成日益嚴重的冗官問題。在宋代,每次科考均以幾倍、十幾倍於唐代的規模大量取士,凡被錄取者都要授官,結果是封建官僚機構日趨龐大,人浮於事,效率低下。
隨著科舉制的成熟與發展,讀書做官的思想日益凝固化,相伴而生的官本位現象也日趨嚴重。中
國古代社會從先進變落後、從文明變愚昧,與此關系甚大。到了封建社會後期,科舉制最終被封建保守派用來抵制思想進步,反對社會變革,成為社會進步的一大障礙。
2.科舉制度的公平性並不是無可置疑的
隨著科舉制的不斷發展,雖然形成了迴避(包括籍貫迴避、親屬迴避)和保密(包括鎖院、糊名、謄錄等)制度以防止作弊,保證公平,但這也只是限制了那些沒有門路的下層百姓。南宋學者洪邁談到科舉之弊時說:請人代答試卷雖被明文禁止,但「禁之愈急,則代之者獲賂謝愈多,其不幸而敗者百無一二」。考生夾帶、傳遞、換卷、割卷、頂名、冒籍、賄買、鑽營等等,無所不用其極,科場舞弊的現象與科舉制度共始終。在很多有關科舉的博物館里就陳列有古代科舉考試中用於作弊的各種形式的夾帶品,上書蠅頭小楷,密密麻麻,令人嘆為觀止。當權者採取各種防止舞弊的措施,追求細節上、形式上的公平,但這並不意味著真正的公平。
事實上,當權者利用手中權力,提拔親信子弟,培植自己的黨羽,致使政治腐敗的現象極為普遍。科舉在制度設計上也有不少弊端。在唐代,士人可以在考前請托社會名流將自己推薦給主考官,即所謂「行卷」。常科登第後,還要參加吏部的「釋褐試」,合格後方能脫去平民服裝換上官員衣冠。其言、身、書、判四個環節,除「身」是天生的,其他都取決於主考官的意志。因此,士人鑽營、請托、逢迎拍馬、趨炎附勢、上書獻賦、攀附權貴之風極為盛行。所有這些,都使得科考作弊的各種防範措施常常成為掩人耳目的虛文。
此外,科舉制度還有對考生身份的限制,如從事娼、優、隸、卒等「賤業」者,其子弟不能參加科舉考試,而且女性也是被排除在科舉考試之外的。科舉制的所謂公平性由此可見一斑。
二、科舉制度與學術發展
科舉制度在中國的文化和學術發展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中國古代文明與文化學術的發展
和繁榮都與科舉制密切相關。比如,中國文化在宋代的南移,科舉制就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根據徐曉望先生的研究,科舉制極大地推進了東南地區的文化普及,促進了該地區理學的發展、出版業的興盛、文史藝術的繁榮,使長期處於中華文明邊緣的「南蠻」之地呈現出「巷南巷北讀書聲」及「家有詩書,戶藏法律」的景象,由此形成了東南地區一直延續到明清時代的文化優勢。
科舉在古代中國的社會生活中占據著非常重要的地位,正如明末清初在中國居住過22年的葡萄牙人曾昭德(Alvaroz Semedo)所言:中國人熱衷科舉考試,是因為只有通過科舉考試才能取得秀才、舉人、進士這三種學位,「這些科舉考試構成了國家最重要的事務,因為它事關權位、聲望、榮譽及財富。它們是人們全力關注、魂系夢縈的事物」。科舉考試憑成績取士,注重才能,這就在全社會特別是社會中下層形成了一種惜時勉學、自覺求學的風氣。無論是仕宦望族、
商賈階層,還是一般平民百姓,都極為重視科舉教育。科舉制還顯然促進了明清時代農、工、商家庭出身的「士人」群體的涌現,使得當時社會知識階層人數大增,從而對古代中國學術文化與教育的發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事實上,無論中國古代學術文化興盛還是衰落,都無法排除科舉制的影響。隨著封建統治的沒
落,科舉制度的弊病也愈加明顯。由於考試內容局限於儒家經義,考試方法注重死記硬背,科舉制日益流於形式,不但不能選拔有真才實學之士,而且束縛了學術思想的發展。
1.科舉制度下「八股取士」的弊端,抑制了中國學術文化的創新
科舉制度發展到明清時代,實行八股取士,考試形式越來越程式化、格式化,最終形成「八股文」。八股文是一種非常刻板僵化的文體,限定論題、格式等,被魯迅先生諷刺為「原是蠢笨的產物」。它極大地束縛了人們的思想,泯滅了人們的個性,銷蝕了人們的創造力。考生不能自由發表自己的見解,也無法展示自己的才華,只能熟讀四書五經以應付科舉考試。八股取士使得天下千萬學子都把精力放在學做八股文上,學問由此而衰敗,學風也由此而變壞,社會的學術思維創新的環境也因此走到了黑暗的極致。
這使得人們即便有了新的思想和創見,也無力或無法彰顯於世。科舉制度不利於知識創新,將許多知識分子的精力與研究都束縛在一個狹小的范圍內。這種反對獨創,只尊孔孟朱程理學的做法,極大地抑制了讀書人的創新精神,甚至到今天還有影響。八股取士所帶來的脫離實際的學風,對中國學術文化的發展產生了消極的影響。
2.科舉制度下考試內容狹窄單一的弊端,阻礙了中國自然科學的進步
科舉考試的內容狹窄單一,不外四書五經,而且只能為「聖賢」作注,不能越雷池一步。科舉考試
以儒家經典為基本內容,儒學被封建統治者奉為聖典,其他均被視為異端而排除在科舉之外。儒學與科舉制結合,顯然也大大抑制了中國自然科學的發展。古代中國歷來重治術輕技術,人文學科高度發達,自然科學地位低下。中國人的思維方式側重宏觀而相對忽視微觀,擅長思辨而相對拙於實證,這種現象實際上與科舉制互為表裡。
唐代科舉系統中曾設有進士、秀才、明經、明法、明算、武舉及吏道等科,雖然對考試內容限制並不太嚴,但明算科是錄取人數最少、地位最低的科目。到了宋代,考試科目的設置變成了「精貢舉、罷諸科」,獨存進士科,即「詩賦取士」和「經義取士」,法、道等體系的思
想受到排斥。明清時期考試范圍則進一步縮小,僅限於四書五經。清末受西洋堅船利炮的震撼,曾開設算學科,然而所取人數極少。當時多數人在思想觀念上根本就不重視自然科學。明代名醫李時珍在三次鄉試不第後棄舉從醫,嘔心瀝血寫成《本草綱目》進獻皇帝,卻被束之高閣。這種狀況除了與中國人傳統思維方式有關之外,顯然還與科舉制度的長期影響密切相關。
科舉考試在內容上基本把自然科學排除在外,這使得資本主義「分權時代」到來、相應的「分科之學」(西方科學的基本特徵)開始主導世界科學發展潮流的時候,富有創新精神的中華民族卻無法展現自己的聰明智慧。因此,明清以後中國科技大大落後於西方,科舉制或許是難辭其咎的。
3.科舉制度「學而優則仕」的官本位弊端,扭曲了知識分子的價值取向
「學而優則仕」的價值取向使得人們認為受教育、讀書的目的只是為了「做官」,科場功名往往成為讀書人的原動力和畢生追求。「白發童生」、「壽星舉人」這樣的現象不僅僅體現個體的不幸,更是整個社會的悲哀。「學而優則仕」的政治制度和價值取向也極大地縮小了中國知識分子的思維空間。特別是到了明代實行的八股文考試,更是把科舉制度的弊端推向了極致。同時,因為學習儒家經典的目的是應付科舉考試然後做官,所以與之無關的知識都被視為「形下之器」,是君子不屑的「奇技淫巧」。例如經商,許多讀書人只是為了改變自己在經濟上的貧困地位才「棄儒經商」、「棄文經商」的,一旦他們的經濟地位有所改變,他們就往往會由商
返儒。
自然科學和其他學術文化在中國不發達的原因很多也很復雜,但知識分子只重科舉的價值取向無疑是一個重要原因。明朝末年的著名科學家宋應星在其科學巨著《天工開物》的序言中就很
有感慨地寫道:「此書與功名進取毫不相關」。顯然,這是科舉時代注重實際的知識分子所發出的充滿郁悶的感嘆。

三、科舉制度與人才培養
科舉制是中國古代的一種取士選官制度,屬於文官考試制度,同時還兼有教育考試性質,所以它
最直接地作用於教育與人才培養,其進步影響是無法抹殺的。據記載,唐代共開進士科263科,取進士近7000人,有姓名可考的狀元148人,10人位至宰相,其他的也多為能人志士。如初唐「四傑」中的楊炯、王勃,其後的陳子昂、岑參、王昌齡、韋應物、白居易,中唐的孟郊、劉禹錫、韓愈、柳宗元,晚唐的杜牧、李商隱、皮日休等等,都是進士出身,王維、柳公權還是登科狀元。北宋和南宋共有118榜進士,取進士30000餘人、狀元118人。北宋71名宰相中,有64名是進士或制科出身。歐陽修、王安石、蘇軾、蘇轍、曾鞏、晏殊、梅堯臣、黃庭堅、范成大、楊萬里、朱熹、程顥、文天祥、范仲淹、司馬光等都是進士出身。明清時代的進士中也不乏有文韜武略的人才。
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是科舉制度造就了古代中國的人才,塑造了古代中國知識分子的群體形象。然而,物盈則虧,法久終弊。科舉制度歷經千年,正如康有為所說:「凡法雖美,經久必弊。… …
而不與時消息,改弦更張,則陷溺人才,不周時用,更非立法求才之初意矣。」雖然歷代統治者都對
科舉制進行過改革,但大都是治標不治本,致使科舉制弊端叢生。科舉制度在人才培養方面的最大弊端在於:
1.導致人才知識結構有缺陷
科舉考試對於當時的知識分子來說,是一根強有力的指揮棒。由於考試只限於經書的內容,只注
重經義的解釋,使得考生脫離實際而專注於那種空疏之學,知識面越來越窄。對此一些西方傳教士看得很清楚。英國傳教士韋廉臣認為:中國士人在科舉的指揮棒下,「謬於一偏之見,而不能達觀,拾五經之糟粕,拘八股為文章,而於天文、地理、算學、化學、重學… …置諸不論不議之列」。另一位英國傳教士麥嘉溫批評那些所謂秀才、舉人、進士、翰林:「用西方的觀點看,獲得以上學位所需要的知識是貧乏而有限的。在我們英國學生的眼裡簡直少得可憐」。
2.造成知識分子人格扭曲
前面已經講到在科舉制下人們讀書就是為了做官,這種思想對讀書人的危害尤其嚴重,不僅使
他們的知識殘缺,而且使他們的人格扭曲。他們夢想著經過十年寒窗,一旦及第就可一步登天。為了實現讀書做官的夢想,他們不惜採取夾帶、代考、行賄等舞弊手段,卻還滿嘴講著正誠格致、修齊治平的漂亮話;或者像范進那樣為求取功名,皓首窮經,
耗盡了青春年華,最終中舉卻成了一個瘋子。
3.科舉制度本身具有非人性化特徵
科舉考試從產生之日起錄取率就很低,而且科考間隔時間也很長,競爭異常激烈,在科場上脫穎
而出者為數甚少,大部分人終身沒有出頭之日。因此,科舉制的非人性化特徵首先在於嚴重地埋沒人才。對此,顧炎武在其《日知錄·擬題》中給予了猛烈抨擊:「八股之害,等於焚書,而敗壞人材,有甚於咸陽之郊所坑者但四百六十餘人也!」同時,儒家經典常常晦澀難懂,它遠離人們的現實生活,更不會激發人們對於自然科學的興趣,所以在科舉制度下,整個學習過程枯燥乏味,成為對讀書人身心兩方面的折磨。此外,科場考試環境也是非人性化的。為了防止舞弊,作為考場的貢院號舍被設計得狹窄封閉,只給每人約一米見方的空間,形同地獄。
更有甚者,「在明英宗年間的一次考試中發生了火災,由於考生被鎖在號舍里不能逃脫,使90餘名考生葬身火海」。
在科舉制度下,教育最主要的功能被異化了,它已經演變成了奴化、禁錮知識分子的工具,使社會的這部分最活躍的精英力量萎縮、沉寂。科舉時代出身於八股科舉的「人才」,有很多是低眉屏息、蠅營狗苟而絕無信仰、原則可言的庸才。他們除了功名富貴以外別無所求,不想也無力反抗黑暗的朝廷。所以,科舉制度在近代教育潮流的沖擊之下被廢除就是毫不奇怪的事情了。
綜上所述,科舉制度的影響是深遠的。可以肯定地說,中國古代文明曾經「先於天下」,「超於亞
洲」,但後來落伍了,這都不能排除科舉制度的重要影響。科舉制度在中國畢竟存在了1300年,這
本身就說明它有一定的合理性。科舉制度不僅僅在中國歷史上留下了厚重的一筆,還對世界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亞洲的朝鮮、日本、越南,歐洲的英、法等國都不同程度地受到這種影響。孫中山先生曾十分欣賞英國通過考試選拔文官的制度,並設想以此來改造中國的官吏體系。但他考察研究的結果是:「英國行考試制度最早,美國行考試制度才不過二三十年,英國的考試制度就是學我們中國的。中國的考試制度是世界上最早最好的制度。」
事實上,真正要評價科舉這么一個復雜精細、影響重大的制度,需有一定的時空距離。離廢科舉
越久遠,人們越冷靜客觀,就看得越清晰全面。對科舉制這么一個選拔了中國從隋唐到明清大部分政治家、文學家和著名學者的制度,對一個與1300年間幾乎所有知識分子、所有地區和絕大部分書籍都有關的制度,對一個中國發明的被西方國家所借鑒的制度,在其存在1300年、廢止100多年後的今天,我們不應僅僅將它作為批判的靶子,而應對它進行全面的清理和研究,把它放入歷史的長河中加以理性的考察,過濾其陳腐僵化的東西,肯定其合理積極的因素,並從中吸取對當今社會有益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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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關於現代世界的歷史小論文

英國曾憑借首先完成第一次工業革命的優勢迅速發展，並且通過不斷完善君主立憲制使本國資本主義進一步發展。英國還機智的搶佔先機，積極海外擴張，開辟了廣闊的海外市場，掠奪了大量的生產原料，為本國近代工業的發展創造了條件，因而一度成為海上霸主。但由於其海外擴張的非正義性，以及後來崛起的資本主義國家的挑戰，使得其霸主地位動搖（第一次世界大戰）。還有，法西斯政權的建立，對其實力有進一步的削弱作用（第二次世界大戰）。另外，其對還外政策的不完善嚴重侵害了戰敗國和其海外殖民地人民的利益（美國就是一個例子），導致資本主義國際社會動盪，東歐各國在世界上一直以來保持的經濟政治上的優勢為美國、蘇聯所取代。
蘇聯曾憑借社會主義制度下經濟社會的穩定性，在十年內實現了工業化，經濟實力大大增強，於是為其成為世界五大國之一奠定了基礎。可其最終因為高度集中的經濟政治體制(又稱斯大林模式），嚴重侵害了廣大蘇聯人民的利益，最終解體。
最終美國成為了世界上唯一的超級大國。究其原因，我們可以看到，美國人遇到經濟危機時會及時頒布適當的經濟政策解決危機。而且其當局善於向人民及無產階級、中產階級妥協，從而避免了社會主義革命的發生。而且，美國在與蘇聯對抗時善於拉攏他國，對抗蘇聯（比如：與中國建交）。
中國的改革開放，正是政府向人民妥協的表現，因為政府一旦高度壓制人民就會導致政權覆滅（蘇聯就是一個例子）。所以，中國應當學習英國，抓住機遇；應當學習美國，不斷完善民主法制，改善人民生活，善於聯合海外一切可以聯合的力量，對抗那些反華勢力，為國家的健康發展營造良好的國際環境，確保共同理想的實現，以至實現共產主義。
當然，適當的提高國防實力，也是必須的。這就要求高度重視科技發展，提高知識分子的社會地位和政治權利，以調動其對科學研究 熱情。發展科技還必須發展教育，這就要求教育部門不斷推進教育革新。中國教育重視理論基礎但不重視實踐學習，這有利也有弊，所以導致大量人才外流，這一點必須改革。一定要讓大學生有事做、有老師教。並且要改變教育觀念，要讓傳統的「教」，變成「服務」，以免一些學生對學習產生反感，從而沒有社會責任感。待這一切解決之後，科技必定有飛躍的發展。但事實上很難做到，而且政府不願這樣做。改革必定會觸犯貪污腐敗者的利益，改革者要不懼生死。
總之，現在的中國，要懂得忍耐，敢於受辱，忍一時的恥辱，得一世的尊重。

3. 中國古代歷史發展規律4000字論文

國古代治亂、衰亡，都有上下兩方面因素：

興盛時期：

上層，君主及其臣子經歷戰亂，創業艱難，因此對自我約束較嚴，實行各種恢復經濟、鼓勵農業生產政策，任用一批高素質官僚、打擊貪官污吏，避免其侵害君權，減輕他們對百姓的壓迫。同時打擊豪強，使其不敢過分兼並土地。

下層，長期戰亂使得人口大減，出現大量空閑土地，豪強地主不敢兼並土地對抗官府，農民生存較易，不會賣掉土地逃亡或賣給豪強地主，小農經濟得以發展。

衰亡時期：

上層，由於君主世襲制度，後代君主生於深宮之內、長於綺羅叢中，生來便榮華富貴、高高在上，既無社會經驗，也缺乏足夠的政治經驗，（君主獨裁，大權獨攬，不會在其還能處理政務時交給繼承人太多權力。）加上從小接觸人少，多為身邊近臣、宦官，一旦即位，難免任用這些親信，也難免喜諛惡直、奢侈無度、沉湎某種個人愛好中等行為，這樣君權就會被君主所信用的奸佞代行，從而用不受制約的權力做出種種蠹國害民行為。同時整個統治階級的腐化（絕對的權力必然帶來絕對腐化。）導致橫征暴斂、貪腐橫行，把種種苛捐雜稅、徭役等經濟、人身負擔加於百姓身上。

下層，經濟發展、人口繁衍、土地兼並加快，人地矛盾逐漸尖銳，而統治階級增加的各種經濟、人身負擔使得廣大農民不堪忍受，不得不把土地賣給豪強地主，同時為了逃避徭役、人丁稅，往往自身也賣為奴隸，如此一來，朝廷收入減少，統治階級的胃口又越來越大，就只能繼續增加苛捐雜稅。百姓於是繼續投靠豪強地主，形成惡性循環。但是，豪強地主在吸納百姓的同時，也壓迫百姓，和朝廷一起，製造出大量「流民」這些無業流民數量少時還不足為患，一旦豪強地主承載農民達到上限，就會出現大量的流民，此時一旦出現災荒，農業生產遭到破壞，大量無以為生的流民就只能選擇造反，於是，一個王朝結束了，經過造反的戰亂，出現一個強大的勢力集團，再建立一個新的朝廷。這就是「中國古代史周期律」

除此之外，還有些偶發的不確定因素，比如軍閥割據、外敵入侵，但是，這兩個因素要想消滅一個王朝，首先也要有客觀條件，即上下層之間的階級矛盾激化到一定程度，才能消滅一個王朝。

4. 怎樣寫關於中國古代史的論文

一 應當重視中國近代政治史的研究 中國近代政治史的研究，在一段時間里，相對而言，顯得有些被冷落。20世紀80年代以來，先是中國近代文化史研究的興起，並成為熱點。當時回顧過去中國近代史的研究，著重在革命史、政治史，覺得有拓寬領域的必要，於是文化領域受到人們的關注。但是在「文化熱」中，又出現貶政治史的現象，有的研究者認為政治史的研究是淺層次的、表像的，只有文化的研究才進入到歷史的深層，才是中心。隨後，中國近代社會史也引起學者們的興趣，對它的研究方興未艾。但是，也出現與「文化熱」中類似的說法，貶抑政治史的研究，甚至有主張用社會史取代歷史的。這些說法是否確切，是值得推敲的。我雖是研究中國近代文化史，但並不認為文化是歷史的中心。在同白壽彝教授的一次談話中，曾經談到什麼是歷史的中心的問題。白先生認為：歷史主要是寫政治，政治是歷史的脊樑，經濟雖是基礎，但要受政治的制約，文化更要受政治的制約，文化不能作為歷史的中心。話雖不多，卻很精闢。 美國著名學者塞繆爾·亨廷頓在前幾年曾發表《文明的沖突》一文，引起了國際上強烈的反應。這篇文章認為未來國際沖突不是經濟的、意識形態的沖突，而是西方文化和儒學文化、伊斯蘭文化的沖突。顯然，這是把文化作為社會的中心，是起決定作用的。不論是歷史上還是現實社會中，文化無疑有其應有的作用，但它不居於中心地位，不起決定作用。就現實國際社會而言，首要的是經濟、政治利益，美國向他國推銷其價值觀、文化，也是為了實現其經濟、政治利益。海灣戰爭，其根本因素也不是所謂伊斯蘭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沖突。亨廷頓在《文明的沖突》這篇文章的基礎上撰成《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一書，對他在「文章中提出的問題提供一個充分的、深刻的和更詳盡論證的解答」。盡管他在書中仍然力圖說明根本因素是伊斯蘭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沖突，但也不能不承認「海灣戰爭是冷戰後文明間發生的第一次資源戰爭」。他說：「最關鍵的問題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儲備，將由依靠西方軍事力量保護其安全的沙特政府和酋長國政府控制，還是由有能力並有可能利用石油武器反對西方的獨立的反西方政權的控制？西方未能推翻薩達姆·海珊，卻獲得了某種使海灣國家在安全上依賴西方的勝利。戰爭之前，伊朗、伊拉克、海灣合作委員會和美國曾為獲取對海灣地區的影響展開了競爭。戰爭之後，波斯灣變成了美國的內湖。」[1]這里認為這場戰爭的關鍵是爭奪對「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儲備」的控制權，「戰爭之後，波斯灣變成了美國的內湖」，都說到了實質所在。同是伊斯蘭文化的國家，為了石油、戰略地位等經濟的、政治的利益，彼此之間可以打起仗來，也可以支持、參與美國組織的對伊拉克的戰爭。這正說明，海灣戰爭的根本因素不是由於伊斯蘭文化和西方文化兩種「文明間」的戰爭，而是經濟、政治利益的沖突。 貶抑中國近代政治史研究的一個緣由，是有些研究者認為以往中國近代史寫的政治史，是階級斗爭史，有的人甚至指責為「階級斗爭為綱」。恩格斯在1888年為《共產黨宣言》英文版所寫的序言中指出：「（從原始土地公有制解體以來）全部歷史都是階級斗爭的歷史」，是「構成《宣言》核心的基本思想」[2]。列寧也說：「階級關系——這是一種根本的和主要的東西，沒有它，就沒有馬克思主義[3]。如果堅持馬克思主義對歷史研究的指導，那就離不開階級分析和階級斗爭學說。至於將階級斗爭等同於「以階級斗爭為綱」，那是對不同性質問題的混淆。 對於中國近代政治史研究的弱化，還因為以往史學界著重於從鴉片戰爭到解放戰爭這些重大事件的研究，成果頗多，再做研究起點較高，向前推進難度較大，要下更大的功夫。然而這些大事件也不是沒有可以繼續研究的，還有不少問題沒有完全弄清楚，有些問題也有待深入。即如孫中山，近些年又陸續發現一批有關的資料，還沒有很好地加以運用研究；關於他的思想等方面的評論，研究者的見解也頗有分歧；何況迄今尚未有一部學術價值高的、有份量的傳記。 重大事件自是中國近代政治史的重要內容，但不等於中國近代政治史，不是它的全部內容，中國近代政治史的內容是很豐富的，不應當忽視。中國近代文化史、社會史的研究，擴展了中國近代史的領域，無疑是有意義的。但不宜揚此抑彼，政治、經濟、文化乃至軍事、外交等都同樣需要研究，都有研究的必要和價值。 二 注重微觀研究，也要重視綜合研究 近些年來中國近代史的研究趨向細化，具體問題的研究受到重視，取得了可喜的成績。具體的、微觀的研究很有必要，這是綜合研究的基礎，但是過分細化就會流於「碎化」。近代中國一百多年的歷史，時間不短，人、事繁多，對全部細節或微小問題逐一加以研究，既不可能，也沒有必要，即使研究了，也說明不了什麼問題。細化的研究需要斟酌所擇取的題目有沒有研究價值，而有研究價值的題目也不應只是就事論事，敘事清楚，還要將它置於大背景中來考察，以小見大，說明問題。 在具體的微觀研究的基礎上，要注意開展綜合的研究。長期以來，中國近代史分門別類的研究，專題的研究，已經做了不少，有條件做綜合的研究。 在我們的研究工作中，分科、分專業，文學、史學、哲學等等各自屬於不同的學科門類。在歷史學中，又有中國古代史、中國近代史、世界史以及各種專門史之分。而研究中國近代史的人，又有專攻某一重大歷史事件之別。這種

5. 中國古代四大發明對中國和世界的影響

一、造紙術

造紙術——尤其是東漢蔡倫改進的造紙術（又稱「蔡侯紙」），是書寫材料的一次革命，它便於攜帶，取材廣泛不拘泥，推動了中國、阿拉伯、歐洲乃至整個世界的文化發展。

有了文字之後，最重要的就是要有一個很好的載體。古代埃及人利用尼羅河的紙草來記述歷史；在古代的歐洲，人們還長時間地利用動物的皮比如羊皮來書寫文字。

而中國，在造紙術發明以前，甲骨、竹簡和絹帛是古代用來供書寫、記載的材料。但是甲骨、竹簡都比較笨重，秦始皇一天光閱讀奏章，就要整整一車。

絹帛雖然輕便，但是成本非常昂貴，也不適於書寫。到了漢代，由於西漢的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甲骨和竹簡已經不能滿足發展的需求了，從而促使了書寫工具的改進——紙被發明出來了。

造紙是一項重要的化學工藝，紙的發明是中國在人類文化的傳播和發展上，所做出的一項十分寶貴的貢獻，是中國史上的一項重大的成就，對中國歷史也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二、指南針

它的發明對人類的科學技術和文明的發展，起了無可估量的作用。在中國古代，指南針起先應用於祭祀、禮儀、軍事和占卜與看風水時確定方位。

三、火葯

火葯和火葯武器的廣泛使用是世界兵器史上的一個劃時代的進步，使整個作戰方法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革！中國的火葯推進了世界歷史的進程。

歐洲人約在13世紀時才懂得黑火葯的作用，而經過數個世紀的發展與改良，主要是粒狀火葯和火帽等發明，黑火葯兵器乃逐步取代冷兵器，在陸地戰爭戰術、攻城築城技術以及海軍戰列艦的發展和戰術等各方面，造成革命性的影響。

四、印刷術

中國唐朝時期，人們把刻制印章從刻石上拓印文字兩種方法結合起來，發明了雕版印刷術。唐代留下的《金剛經》，精美清晰，是世界上最早的標有確切日期的雕版印刷品（868年）。

11世紀中期的宋代，畢升發明了活字印刷術，使印刷術得到普遍推廣。中國的雕版印刷大約在11世紀以後由阿拉伯傳的歐洲，

12世紀左右傳到埃及，隨著造紙術的傳播，紙張先後取代了埃及的紙草，印度的樹葉以及歐洲的羊皮等，引發了世界書寫材料的巨大變革，14至15世紀歐洲開始流行印刷術。

歐洲現存最早的有確切日期的雕版印刷品，是德國南部的《聖克利斯托菲爾》畫像（1423年），晚於中國約600年。

1450年前後，德國人受中國活字印刷術的影響，創制了歐洲拼音文字的活字，用來印刷書籍，比畢升晚了400年。

印刷術傳到歐洲後，改變了原來只有修道士才能讀書和接受較高教育的狀況，為歐洲的科學從中世紀漫長黑夜之後突飛猛進發展以及文藝復興運動的出現提供了一個重要的物質條件。

(5)中國古代歷史對世界的影響論文擴展閱讀：

四大發明是中國古代先民為世界留下的一串光耀的足跡，是人類文明進步作出巨大貢獻的象徵

① 造紙術的發明：為人類提供了經濟﹑便利的書寫材料，掀起一場人類文字載體革命；

② 雕版印刷術的發明：大大促進了文化的傳播；

③ 指南針的發明：為歐洲航海家的航海活動，提供了條件；

④ 火葯武器的發明：火葯武器的使用，改變了作戰方式，幫助歐洲資產階級摧毀了封建堡壘，加速了歐洲的歷史進程。

參考資料來源：網路——四大發明

6. 用史實說明中國古代發明的西傳對世界歷史產生的影響

火葯：為資產階級推翻封建制度提供了強大武器。
造紙術、印刷術：為西方宗教改革提版供了強大權的助力，使得聖經不再掌握在教會手中，人人都能閱讀到聖經，沉重的打擊了教會的權威。當然，這和馬丁·路德的努力分不開關系。
指南針：為航海家發現新大陸起了莫大的作用，為歐洲開辟新的航路做出了極大貢獻，把世界連成一個整體，是世界的大發現。
還要什麼？純手打，望採納。

7. 科舉制度對中國古代社會產生哪些影響論文

一、科舉制度與國家治理
(一)科舉制度對國家治理的積極作用
科舉制度興起於隋唐時期,當時的社會生產力迅速發展,封建地主經濟進一步繁榮,封建社會開
始進入鼎盛階段,封建制度也日臻完善。隨著自身經濟力量的壯大,中小地主開始要求政治上的權利。統治者對官僚機構進行了調整,設立了三省六部制,使官僚機構更加完備,分工也更加細密,從而需要補充大量官吏。為迎合中小地主和統治者雙方的需要,科舉制度應運而生。
科舉制度作為中國傳統社會治理龐大國家過程中的一種理性選擇,對於國家治理的影響主要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1.科舉制度奠定了古代中國「文官制度」的基礎。
科舉考試是選拔官員的主要方法。它所一直堅持的是自由報名、公開考試、平等競爭、擇優取士的原則,其基本理念是「至公」,其最大的特點就在於公平。不管科舉制實際上是否能夠真正做到「至公」,但至少其制度設計是體現「至公」精神的。因為科舉考試選官制比世卿世祿制及其他選官取士制度(如漢代的察舉和徵辟制、魏晉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更先進,更公平,也更適應當時社會的需求,所以自隋唐以來歷代統治者皆將其作為選拔人才的首要途徑。
它給廣大中小地主和平民百姓通過讀書入仕登上政治歷史舞台提供了一個公平競爭的機會、條件和平台。過去是「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而今是「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可以說,科舉制是封建社會的「平民政治」。這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皇族及豪強宗法勢力對於政治權力
的壟斷,促進了社會的良性流動,從而擴大了統治階級政治統治的合法性基礎。正因為如此,自五代以後,入主中原的少數民族政權或遲或早都採用了科舉制。可以說,科舉制度是中國歷史上、也是世界歷史上最具開創性和平等性的官吏和人才選拔制度。
2.科舉制度帶來了中國封建社會的長期穩定
統治者要想更好地治理國家,就需要有一種整合社會的主導思想。秦始皇採用的是法家思想,但
由此帶來的嚴刑峻法、橫征暴斂使人民不堪忍受,致秦二世而亡。漢初統治者吸取秦代的教訓,採用黃老之學,「無為而治」,至漢武帝實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儒學便成為封建專制國家的社會意識形態,有效地發揮著維護封建統治、實現社會整合的作用。美國學者吉爾伯特·羅茲曼在其主編的《中國的現代化》一書中指出:「科舉制在中國傳統社會結構中居於中心的地位,是維系儒家意識形態和儒家價值體系之正統地位的根本手段。」
統治階級統治地位的維持,一是憑借國家暴力機器,二是依靠制度的力量,三是通過意識形態的整合,而這些也都離不開儒家思想滋養出來的官員和知識分子。科舉制度作為一種國家制度,考試以儒家經典為唯一標准,所謂「以孔子的是非為是非」,就使得儒學這一統治階級的意識形態通過科舉制度的推行得以制度化。
儒家思想與封建專制制度和科舉制度相結合,成為維護封建統治的強有力的思想武器,因而科舉成為中國封建社會長期穩定發展的重要制度因素。
(二)科舉制度對社會進步的消極影響
歷史地看,科舉制度一方面奠定了古代中國文官制度的基礎,帶來了中國封建社會的長期穩定;
另一方面也因其制度設計的價值取向和自身的缺陷,給國家治理和社會發展帶來許多弊端。隨著封建制度的日益腐朽,以儒學為基礎的科舉制度對中國社會的進步也日益成為一種障礙。
1.科舉制度是強化封建專制獨裁的工具
科舉制的價值取向首先是維護和強化封建專制制度,它體現的是封建統治階級的意志,其目的
是通過把讀書、應考、做官三件事緊密聯系在一起,培養和選拔甘心俯首帖耳地服務於封建王權和政治統治的奴才,即所謂「牢籠英才,驅策志士」。
由於科舉制在封建社會政治生活中具有重要作用,統治者便不斷擴大科舉范圍,相應地造成日益嚴重的冗官問題。在宋代,每次科考均以幾倍、十幾倍於唐代的規模大量取士,凡被錄取者都要授官,結果是封建官僚機構日趨龐大,人浮於事,效率低下。
隨著科舉制的成熟與發展,讀書做官的思想日益凝固化,相伴而生的官本位現象也日趨嚴重。中
國古代社會從先進變落後、從文明變愚昧,與此關系甚大。到了封建社會後期,科舉制最終被封建保守派用來抵制思想進步,反對社會變革,成為社會進步的一大障礙。
2.科舉制度的公平性並不是無可置疑的
隨著科舉制的不斷發展,雖然形成了迴避(包括籍貫迴避、親屬迴避)和保密(包括鎖院、糊名、謄錄等)制度以防止作弊,保證公平,但這也只是限制了那些沒有門路的下層百姓。南宋學者洪邁談到科舉之弊時說:請人代答試卷雖被明文禁止,但「禁之愈急,則代之者獲賂謝愈多,其不幸而敗者百無一二」。考生夾帶、傳遞、換卷、割卷、頂名、冒籍、賄買、鑽營等等,無所不用其極,科場舞弊的現象與科舉制度共始終。在很多有關科舉的博物館里就陳列有古代科舉考試中用於作弊的各種形式的夾帶品,上書蠅頭小楷,密密麻麻,令人嘆為觀止。當權者採取各種防止舞弊的措施,追求細節上、形式上的公平,但這並不意味著真正的公平。
事實上,當權者利用手中權力,提拔親信子弟,培植自己的黨羽,致使政治腐敗的現象極為普遍。科舉在制度設計上也有不少弊端。在唐代,士人可以在考前請托社會名流將自己推薦給主考官,即所謂「行卷」。常科登第後,還要參加吏部的「釋褐試」,合格後方能脫去平民服裝換上官員衣冠。其言、身、書、判四個環節,除「身」是天生的,其他都取決於主考官的意志。因此,士人鑽營、請托、逢迎拍馬、趨炎附勢、上書獻賦、攀附權貴之風極為盛行。所有這些,都使得科考作弊的各種防範措施常常成為掩人耳目的虛文。
此外,科舉制度還有對考生身份的限制,如從事娼、優、隸、卒等「賤業」者,其子弟不能參加科舉考試,而且女性也是被排除在科舉考試之外的。科舉制的所謂公平性由此可見一斑。
二、科舉制度與學術發展
科舉制度在中國的文化和學術發展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中國古代文明與文化學術的發展
和繁榮都與科舉制密切相關。比如,中國文化在宋代的南移,科舉制就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根據徐曉望先生的研究,科舉制極大地推進了東南地區的文化普及,促進了該地區理學的發展、出版業的興盛、文史藝術的繁榮,使長期處於中華文明邊緣的「南蠻」之地呈現出「巷南巷北讀書聲」及「家有詩書,戶藏法律」的景象,由此形成了東南地區一直延續到明清時代的文化優勢。
科舉在古代中國的社會生活中占據著非常重要的地位,正如明末清初在中國居住過22年的葡萄牙人曾昭德(Alvaroz Semedo)所言:中國人熱衷科舉考試,是因為只有通過科舉考試才能取得秀才、舉人、進士這三種學位,「這些科舉考試構成了國家最重要的事務,因為它事關權位、聲望、榮譽及財富。它們是人們全力關注、魂系夢縈的事物」。科舉考試憑成績取士,注重才能,這就在全社會特別是社會中下層形成了一種惜時勉學、自覺求學的風氣。無論是仕宦望族、
商賈階層,還是一般平民百姓,都極為重視科舉教育。科舉制還顯然促進了明清時代農、工、商家庭出身的「士人」群體的涌現,使得當時社會知識階層人數大增,從而對古代中國學術文化與教育的發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事實上,無論中國古代學術文化興盛還是衰落,都無法排除科舉制的影響。隨著封建統治的沒
落,科舉制度的弊病也愈加明顯。由於考試內容局限於儒家經義,考試方法注重死記硬背,科舉制日益流於形式,不但不能選拔有真才實學之士,而且束縛了學術思想的發展。
1.科舉制度下「八股取士」的弊端,抑制了中國學術文化的創新
科舉制度發展到明清時代,實行八股取士,考試形式越來越程式化、格式化,最終形成「八股文」。八股文是一種非常刻板僵化的文體,限定論題、格式等,被魯迅先生諷刺為「原是蠢笨的產物」。它極大地束縛了人們的思想,泯滅了人們的個性,銷蝕了人們的創造力。考生不能自由發表自己的見解,也無法展示自己的才華,只能熟讀四書五經以應付科舉考試。八股取士使得天下千萬學子都把精力放在學做八股文上,學問由此而衰敗,學風也由此而變壞,社會的學術思維創新的環境也因此走到了黑暗的極致。
這使得人們即便有了新的思想和創見,也無力或無法彰顯於世。科舉制度不利於知識創新,將許多知識分子的精力與研究都束縛在一個狹小的范圍內。這種反對獨創,只尊孔孟朱程理學的做法,極大地抑制了讀書人的創新精神,甚至到今天還有影響。八股取士所帶來的脫離實際的學風,對中國學術文化的發展產生了消極的影響。
2.科舉制度下考試內容狹窄單一的弊端,阻礙了中國自然科學的進步
科舉考試的內容狹窄單一,不外四書五經,而且只能為「聖賢」作注,不能越雷池一步。科舉考試
以儒家經典為基本內容,儒學被封建統治者奉為聖典,其他均被視為異端而排除在科舉之外。儒學與科舉制結合,顯然也大大抑制了中國自然科學的發展。古代中國歷來重治術輕技術,人文學科高度發達,自然科學地位低下。中國人的思維方式側重宏觀而相對忽視微觀,擅長思辨而相對拙於實證,這種現象實際上與科舉制互為表裡。
唐代科舉系統中曾設有進士、秀才、明經、明法、明算、武舉及吏道等科,雖然對考試內容限制並不太嚴,但明算科是錄取人數最少、地位最低的科目。到了宋代,考試科目的設置變成了「精貢舉、罷諸科」,獨存進士科,即「詩賦取士」和「經義取士」,法、道等體系的思
想受到排斥。明清時期考試范圍則進一步縮小,僅限於四書五經。清末受西洋堅船利炮的震撼,曾開設算學科,然而所取人數極少。當時多數人在思想觀念上根本就不重視自然科學。明代名醫李時珍在三次鄉試不第後棄舉從醫,嘔心瀝血寫成《本草綱目》進獻皇帝,卻被束之高閣。這種狀況除了與中國人傳統思維方式有關之外,顯然還與科舉制度的長期影響密切相關。
科舉考試在內容上基本把自然科學排除在外,這使得資本主義「分權時代」到來、相應的「分科之學」(西方科學的基本特徵)開始主導世界科學發展潮流的時候,富有創新精神的中華民族卻無法展現自己的聰明智慧。因此,明清以後中國科技大大落後於西方,科舉制或許是難辭其咎的。
3.科舉制度「學而優則仕」的官本位弊端,扭曲了知識分子的價值取向
「學而優則仕」的價值取向使得人們認為受教育、讀書的目的只是為了「做官」,科場功名往往成為讀書人的原動力和畢生追求。「白發童生」、「壽星舉人」這樣的現象不僅僅體現個體的不幸,更是整個社會的悲哀。「學而優則仕」的政治制度和價值取向也極大地縮小了中國知識分子的思維空間。特別是到了明代實行的八股文考試,更是把科舉制度的弊端推向了極致。同時,因為學習儒家經典的目的是應付科舉考試然後做官,所以與之無關的知識都被視為「形下之器」,是君子不屑的「奇技淫巧」。例如經商,許多讀書人只是為了改變自己在經濟上的貧困地位才「棄儒經商」、「棄文經商」的,一旦他們的經濟地位有所改變,他們就往往會由商
返儒。
自然科學和其他學術文化在中國不發達的原因很多也很復雜,但知識分子只重科舉的價值取向無疑是一個重要原因。明朝末年的著名科學家宋應星在其科學巨著《天工開物》的序言中就很
有感慨地寫道:「此書與功名進取毫不相關」。顯然,這是科舉時代注重實際的知識分子所發出的充滿郁悶的感嘆。

三、科舉制度與人才培養
科舉制是中國古代的一種取士選官制度,屬於文官考試制度,同時還兼有教育考試性質,所以它
最直接地作用於教育與人才培養,其進步影響是無法抹殺的。據記載,唐代共開進士科263科,取進士近7000人,有姓名可考的狀元148人,10人位至宰相,其他的也多為能人志士。如初唐「四傑」中的楊炯、王勃,其後的陳子昂、岑參、王昌齡、韋應物、白居易,中唐的孟郊、劉禹錫、韓愈、柳宗元,晚唐的杜牧、李商隱、皮日休等等,都是進士出身,王維、柳公權還是登科狀元。北宋和南宋共有118榜進士,取進士30000餘人、狀元118人。北宋71名宰相中,有64名是進士或制科出身。歐陽修、王安石、蘇軾、蘇轍、曾鞏、晏殊、梅堯臣、黃庭堅、范成大、楊萬里、朱熹、程顥、文天祥、范仲淹、司馬光等都是進士出身。明清時代的進士中也不乏有文韜武略的人才。
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是科舉制度造就了古代中國的人才,塑造了古代中國知識分子的群體形象。然而,物盈則虧,法久終弊。科舉制度歷經千年,正如康有為所說:「凡法雖美,經久必弊。… …
而不與時消息,改弦更張,則陷溺人才,不周時用,更非立法求才之初意矣。」雖然歷代統治者都對
科舉制進行過改革,但大都是治標不治本,致使科舉制弊端叢生。科舉制度在人才培養方面的最大弊端在於:
1.導致人才知識結構有缺陷
科舉考試對於當時的知識分子來說,是一根強有力的指揮棒。由於考試只限於經書的內容,只注
重經義的解釋,使得考生脫離實際而專注於那種空疏之學,知識面越來越窄。對此一些西方傳教士看得很清楚。英國傳教士韋廉臣認為:中國士人在科舉的指揮棒下,「謬於一偏之見,而不能達觀,拾五經之糟粕,拘八股為文章,而於天文、地理、算學、化學、重學… …置諸不論不議之列」。另一位英國傳教士麥嘉溫批評那些所謂秀才、舉人、進士、翰林:「用西方的觀點看,獲得以上學位所需要的知識是貧乏而有限的。在我們英國學生的眼裡簡直少得可憐」。
2.造成知識分子人格扭曲
前面已經講到在科舉制下人們讀書就是為了做官,這種思想對讀書人的危害尤其嚴重,不僅使
他們的知識殘缺,而且使他們的人格扭曲。他們夢想著經過十年寒窗,一旦及第就可一步登天。為了實現讀書做官的夢想,他們不惜採取夾帶、代考、行賄等舞弊手段,卻還滿嘴講著正誠格致、修齊治平的漂亮話;或者像范進那樣為求取功名,皓首窮經,
耗盡了青春年華,最終中舉卻成了一個瘋子。
3.科舉制度本身具有非人性化特徵
科舉考試從產生之日起錄取率就很低,而且科考間隔時間也很長,競爭異常激烈,在科場上脫穎
而出者為數甚少,大部分人終身沒有出頭之日。因此,科舉制的非人性化特徵首先在於嚴重地埋沒人才。對此,顧炎武在其《日知錄·擬題》中給予了猛烈抨擊:「八股之害,等於焚書,而敗壞人材,有甚於咸陽之郊所坑者但四百六十餘人也!」同時,儒家經典常常晦澀難懂,它遠離人們的現實生活,更不會激發人們對於自然科學的興趣,所以在科舉制度下,整個學習過程枯燥乏味,成為對讀書人身心兩方面的折磨。此外,科場考試環境也是非人性化的。為了防止舞弊,作為考場的貢院號舍被設計得狹窄封閉,只給每人約一米見方的空間,形同地獄。
更有甚者,「在明英宗年間的一次考試中發生了火災,由於考生被鎖在號舍里不能逃脫,使90餘名考生葬身火海」。
在科舉制度下,教育最主要的功能被異化了,它已經演變成了奴化、禁錮知識分子的工具,使社會的這部分最活躍的精英力量萎縮、沉寂。科舉時代出身於八股科舉的「人才」,有很多是低眉屏息、蠅營狗苟而絕無信仰、原則可言的庸才。他們除了功名富貴以外別無所求,不想也無力反抗黑暗的朝廷。所以,科舉制度在近代教育潮流的沖擊之下被廢除就是毫不奇怪的事情了。
綜上所述,科舉制度的影響是深遠的。可以肯定地說,中國古代文明曾經「先於天下」,「超於亞
洲」,但後來落伍了,這都不能排除科舉制度的重要影響。科舉制度在中國畢竟存在了1300年,這
本身就說明它有一定的合理性。科舉制度不僅僅在中國歷史上留下了厚重的一筆,還對世界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亞洲的朝鮮、日本、越南,歐洲的英、法等國都不同程度地受到這種影響。孫中山先生曾十分欣賞英國通過考試選拔文官的制度,並設想以此來改造中國的官吏體系。但他考察研究的結果是:「英國行考試制度最早,美國行考試制度才不過二三十年,英國的考試制度就是學我們中國的。中國的考試制度是世界上最早最好的制度。」
事實上,真正要評價科舉這么一個復雜精細、影響重大的制度,需有一定的時空距離。離廢科舉
越久遠,人們越冷靜客觀,就看得越清晰全面。對科舉制這么一個選拔了中國從隋唐到明清大部分政治家、文學家和著名學者的制度,對一個與1300年間幾乎所有知識分子、所有地區和絕大部分書籍都有關的制度,對一個中國發明的被西方國家所借鑒的制度,在其存在1300年、廢止100多年後的今天,我們不應僅僅將它作為批判的靶子,而應對它進行全面的清理和研究,把它放入歷史的長河中加以理性的考察,過濾其陳腐僵化的東西,肯定其合理積極的因素,並從中吸取對當今社會有益的智慧。

以上為有關論述，僅供參考，希望對您有所幫助

8. 寫一篇論文，關於古代歷史事件對現代發展有什麽影響

鴉片戰爭與中國近代化

觀點辨析：有人說「鴉片戰爭是在執行一種歷史使命。它是用侵略手段來達到使中國向世界開放的目的。從某種意義上說，是鴉片戰爭的一聲炮響，給中國帶來了近代文明」。

英國發動鴉片戰爭的根本目的是打開中國市場，其性質是英國發動的一場侵略中國的戰爭。

鴉片戰爭的後果是使中國領土和主權開始遭到破壞，中國被捲入資本主義世界市場。鴉片戰爭加重了中國人民的苦難。

鴉片戰爭的客觀後果，首先打破清朝閉關鎖國局面，使中國由閉關逐步走向開放，走向近代化；其次是加速中國社會內部變革，客觀上促進了中國舊制度的解體。經濟上，商品經濟發展，封建經濟開始瓦解，刺激了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的產生。思想上，先進的知識分子興起「向西方學習」的新思潮；西學東漸的局面開始形成。

英國發動鴉片戰爭的主觀目的是在於把中國變成它的產品銷售市場和原料供應地，中國由封閉到逐步向世界開放，逐步走向近代化，是鴉片戰爭帶來的客觀後果。但總而言之，鴉片戰爭帶給中國最大的後果是使中國開始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

知識遷移：馬克思在《中國革命和歐洲革命》中說：「英國的大炮破壞了中國皇帝的權威，迫使天朝帝國與地上的世界接觸。與外界完全隔絕曾是保存舊中國的首要條件，而當這種隔絕狀態在英國的努力之下被暴力所打破的時候，接踵而至的必然是解體的過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閉棺木星的木乃伊——接觸新鮮空氣便必然要解體一樣。」

9. 關於世界歷史的論文

自從司馬遷以來，中國的史學家專以中國的歷史為其工作范圍。即使《史記》有《匈奴列傳》、《西南夷列傳》諸傳，臚述涉外事情，而中國以外的歷史，仍只是在「邊裔」的范圍之內，從中國中心的立場，記載其「叛」、「服」與「盛衰」。

直到近世，中國史學界的工作，也仍舊把中國史與世界史，分為兩個領域，互相之間並無貫穿結合。倒是上兩世代的梁任公先生，曾有志於結合中國歷史與世界歷史。他的工作，並未問世，然而在一篇序論中，他提出了將中國歷史分為三個段落。第一段是
先秦至秦漢，屬於中國內部發展，最後充滿了整個中國，所謂「中國的中國」；第二段是中國與亞洲四鄰交往與爭衡的時代，例如佛教的傳人，及中國對外擴張，或異族入主中原，這是「亞洲的中國」；第三段是「世界的中國」，則是近代的中國歷史。他的分期年代，有可以討論的餘地，但我們不能不欽服他的廣闊視野。

今天，世界各處都聲息相通，動靜相關，中國既是世界的一部分，世界也不能無視於中國的過去。今日世界各處，唯西歐與美國馬首是瞻。西歐編制其歷史的線索，在別處都借來
編制世界史；上古、中古、近代的三段分期，已為大家廣泛採用，而且習焉不察。以為這是普遍可用的分期模式。另一方面，馬克思由西歐歷史歸納得來的分期模式，又經斯大林的推
動，成為通行的五段分期：原始公社、奴隸制、封建制、資本主義及共產主義五個段落。中國大陸的史學界，至今仍深受其影響。這一套演化理論，如果僵化地解釋，史學的工作將過分強調一個國家(或一個文化圈)內部的變化，而忽略這一個單位的范圍會有改變，也忽略這一個單位與其他單位之間的交互影響。不幸這四十年來，中國史學界正是犯了如此的病症。
海外與在台灣的史學界，可以不受教條的影響。然而，海外的史學同人，無論是非華裔，都難免因為「地區研究」的約束，被圈在中國歷史的范圍內，不能「越界築路」。台灣的史學同人，也長期承受中國史學師弟相承傳統，以及「中國中心」觀念的雙重影響，專務發展自己的專長，不願涉足域外的歷史。甚至本是治外國史的同仁，返台之後，因為資料匱缺，獨學無侶，也不免改轍，又回到中國史研究的園地。

今日的情勢，逼人而來，港、台均已走向國際化的方向，不能再遺世而自囿於中國的范圍內；大陸也正在急劇轉變中，其沿海地區的生活，也已捲入世界脈動。我在海外工作，也在港台教過學生，痛感中國史與世界其他文化歷史之間，藩籬之嚴，已使我們難以從人類各處的過去，歸納更有意義的共同經驗。為此，不揣淺薄，冒然嘗試設計一些思考的模式，以祈在中外之間，找出幾條貫通的主題。

第一項主題是族群變動。我們先須尋索超越文化圈或民族與國家區別的因素。氣候是一項因素。地理學家經常注意大地區氣候的變化歷史，人類學家與考古學家也經常注意這種長程大氣候，並經常如此解釋族群移動的現象。另一類跨區的因素是疾病。瘟疫的擴散，本來不是「邊關」與「國界」可以防堵。一場大瘟疫，不僅影響的地域廣袤，其延續的時間也
往往相當長久。瘟疫對人類人口的影響，各處人類歷史，都注意及之。歐洲歷史上的黑死病、美洲原居民遭遇的天花、中國在清代嘉道之間的鼠疫……無不是歷史上著名的事件。一地
人口減少，別處人口即會移人，因此引發族群的變動。但是如何將氣候與疾病對於人類的影響，作一番超越區域的討論，則尚未充分地引人中國歷史的研究。

人類族群的大規模移動，影響不會只限於一個地區。移動者會留下原來的地區，讓另一族群移人，移動者也會推開所進入地區的原來族群，使後者又起身移向別處。於是，不論是
前路或者後路，一個族群的移動，常常會帶動許多族群一連串的移動。

從上述自然因素與人為因素造成的族群移動，中國歷史承受的影響與造成的後果，都頗有可以探索的餘地。我們熟知的一項史事，是漢代中國與匈奴的長期爭衡，匈奴敗了，其
中一部分向西移動，三四百年後，歐洲出現了「匈人」，對羅馬世界造成嚴重沖擊。但是，至今我們的通史，並未注意另一波的族群大移動；北朝柔然，在中國的壓力下西移，又不斷承受新起突厥的壓力，於是聯合波斯擊滅了*[口+厭]噠。另一方面，這一串的移動，引發了中亞經過南俄的族群移動，阿伐爾人在東歐的沖擊，也是歐洲中古的大事。

這一類的族群移動，在中國西方與北方邊界上，經常有之。先秦許多出現在中國北方的族群，我們籠統地稱之為戎狄，其實他們的來龍去路，都會與亞歐大陸，尤其草原地帶，有
所牽連。舉一個例子，公元前第二個千年紀的後半段，印歐語族從中亞四齣，南下印度次大陸，改變了當地的人口成分；他們向西南方的移動，改變了地中海東部的人口成分。約為同
時代，正是中國歷史上的商周之際，商代與西周都有北方邊患。這時，北方考古學的資料顯示，中國北方也答案補充
再舉一個例說，中國在先秦即發展了文官制度的初型。中國在文官制度下的種種科層管理，弊病叢生，但也有不少摸出來的經驗，有若干自我更新的機制，甚至也尋到了運作規模
的分寸。現代的世界，各處都在組織化的大趨向之下，無論國家、軍隊、企業，甚至學校，都在科層管理的方向，越陷越深。中國文化中，這一方面的經驗，頗值得作為比較研究的題材。從文官制度與科層管理的發展作比較，我們也許可以找到歐洲史上，羅馬帝國，教廷秩序，以致近代主權國家……一連串發展中的問題，我們也許也可以由此找出人類歷史上有數的幾個大帝國，其興亡盛衰的另一角度。

總之，只以上面所說的三個視角，中國歷史與世界歷史，可以有機地融鑄為一體，其中既無主從之分，也不必有內外之隔。從空間言，地球本來是圓的，國界不過是地圖上的幾條
線，山川海洋，不能隔絕人與人之間的接觸與來往。從時間言，歷史的長河，永遠不斷，抽刀斷水水還在流。一件史事的前因在此，後果在彼。從時空兩軸都貫穿各處，我們不能將歷 答案補充 史約束在一個民族與一個文化的框架內。隨著「世界村」觀念的出現，打開這個框架的時機也已成熟。借這一紀念錢賓四先生的盛會，我們一方面向這一位結束一個史學傳統的大師
致敬；另一方面，我們這一代也該思考下一階段的工作，當從何處開始?

以下幾段則是我為了結合中國歷史與世界歷史的一些構想。正因為只是構想，這些觀念必是粗淺的，組織也必是鬆弛的。我原意將如此粗疏的想法提出來，不是為了自己可以取
得結論，卻是為了此後一步一步地加以改進。當然，我更盼望，有了這樣粗疏的破磚，可以引來同仁們的琳琅美玉。

我首先簡約人群擴大的過程。人群，由人數很少的採集群與獵群，家庭，拓殖群，村落……一步一步擴大，終於形成大型國家，形成帝國，形成復雜社會。不論群體的大小如何，繁
簡如何，兩個群體互相接觸，大致都難免經過如下的過程：接觸、引起交往或沖突。從交往與沖突之中，引發群體內部的調適，內部調適的結果便是整合。如果相接觸的兩個群體，調適與整合的後果，使兩個群體的內含趨於同質，則兩個群體已互相滲透，終於凝合為更大的復合體，便是一個新的答案補充 第四個階段是區域性的整合完成。在中國的歷史，這是秦漢大帝國及隋唐帝國，亦即「中國的中國」，絕對時代是公元前二五零到公元一零零年。別處相應的時代，包括地中海的羅馬世界、印度次大陸的梵文世界及中亞的幾個大帝國依次出現的時代。這一階段的特色是普世性大帝國與普世性文化或宗教體系相伴出現。例如佛教、儒家、伊斯蘭教，都在此時成熟，也都已教化了所在的區域。大規模族群移動以「蠻族」入侵的方式，由前節所述中亞三角形地帶，沖擊幾個普世性的秩序。同時，長程貿易跨洲轉輸，商路上居間族群獲利至豐。於是，這些已經整合的區域性集合群體，在整合完成時，也已開始了區域間的接觸、沖突與交流。

第五個階段是大區域間密集交往的階段。在中國歷史，這是宋代至明代，公元一零零零年到公元一五零零年。中國已不是亞洲東部的中心，中國與四鄰形成多國的國際體系。蒙古興起，是亞洲草原上最驚心動魄的大規模族群移動，也象徵游牧族群的最後一次大舉。在其他地區，這一階段包括歐洲中古以後的多國體系，印度洋與太平洋沿岸各地的國家興起，以及伊斯蘭教國家在亞非腹地的發展。心智活動方面，幾個主要宗教答案補充 或思想體系，在互相影響之下，都有所重組更新與修正，例如中國的宋明理學與心學、印度教的復興、佛教的華化、伊斯蘭教的分裂、基督教的宗教改革。經濟活動方面，城市化與長程貿易都正在為另一時代的來臨開啟先聲。

第六個階段是走向全球性群體集合的近代。這個時代，在中國是公元一五零年到一八五零年。中國已進人世界性的經濟體系。全世界都承受「發現新大陸」與「開拓新航路」的長遠影響，各地也都承受工業革命的影響。民族主義與資本主義結合，形成近代的民族主權國家。殖民活動引發了新形態的族群沖突。各地動物與植物的傳布，使全球的食物資源，都有了新的成分。

第七個階段是現代。在中國，這是一八五零年到今天。全世界已逐漸納入一個世界性的多國體制，但是全球性的整合尚待完成。兩次世界大戰，戰前戰後的許多劇烈沖突，都是整合過程的一部分。心智活動中，最重要的是現代科學、大眾傳媒、現代交通與資訊、民主與人權觀念的擴散，以及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相生相剋。經濟活動方面，最重要的是工業 答案補充 大量生產，信用流通與國際貿易。群體的性質也有改變；平民上升，階級淡化，以及城市化造成的社群裂解與個人主義……這是一個嶄新的時代，我們還正在發展的過程中間。

上述七個階段的劃分，主要是為了便於比較研究。每一個階段比上一個階段都更為復雜，其中單位群體的交往接觸也更為頻繁。七個階段的變化，既是演進的，也是因應群體外面的刺激而起的變化。我的構想，人類歷史的發展毋寧是動態的辯證過程，既有繼承，也有斷裂；既有演化，也有傳布；既有功能的適應，也有自由意志的抉擇，每一個民族，每一個文化圈，都在大范圍內，趨向於「合」，但又在各自發展的過程中，呈現其特色。自其同者視之，萬物無不畢同；自其異相視之,萬物無不分殊。人類的歷史，也是如此 資料來源：www.lunwenqq.com

10. 世界歷史對中國發展的影響

可以說在第一次鴉片抄戰襲爭以前，中國與世界可以說基本只有商貿上的少許往來，我們一直是政治思想及經濟軍事的超級大國，有自己獨立的體系，我們物產豐富地大物博，因此我們完全能夠在各方面自己自足。我們只知道有琉球、高麗等小邦附庸，因此對待外交上只有撫和剿兩種策略。但是這種地緣優勢到了19世紀中期即被打破，經歷工業革命的歐美及東亞強國對我們進行了百年來的蠻橫掠奪，百年屈辱史中的華夏子孫亦在不停地尋找著民主共和富國強兵的道路，從最開始的愚昧到學習國外的先進之處並模仿最終找到了適合自己的一條民族振興之路。
大概的框架就是這樣，希望對你能有所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