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社區的歷史

『壹』 近代中國社會的歷史主題是

鴉片戰爭後，中華民族面對的兩大歷史任務:一個是求得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一個是實現國家繁榮富強和人民共同富裕。

『貳』 關於中國的歷史資料

關於中國的歷史資料：約公元前年，中國最早的國家夏朝出現。東周推進了生產力發展和社會變革，思想上形成百家爭鳴的局面。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建立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統一的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帝國—秦朝，西漢進一步鞏固和發展了大一統的局面。

三國兩晉南北朝時，中國陷入分裂割據局面，五胡亂華期間，異族融於中國趨勢加強，諸多民族在分立政權的沖突中逐漸匯聚。隋唐時期，中央與邊疆少數民族聯系更為密切，經濟繁榮、科技文化高度發展。

宋元時期，多元文化碰撞交融，經濟、科技發展到新的高度。明朝鼎盛時期，社會經濟高度發展，明末在江南地區出現資本主義萌芽。

19世紀中期，鴉片戰爭後中國開始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確立了共和政體。袁世凱死後，中國進入軍閥割據混亂時期。後經國民大革命，土地革命，抗日戰爭以及解放戰爭，終於在1949年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

又經1966年到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1978年後中國開始實行改革開放政策，中國經濟快速發展，2011年中國超越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2)中國社區的歷史擴展閱讀：

中國又是一個有著輝煌文明的古老國度。從步入文明的門檻之日起，中國先後經歷了夏朝、商朝、西周、東周（春秋、戰國）、秦、西漢、東漢、三國、西晉、東晉十六國、南北朝、隋朝、唐朝、五代十國、宋遼夏金、元朝、明朝和清朝等歷史時期。

歷代統治者，以其各自的政績在歷史舞台上演出了內容不同的劇目，或名垂青史，或遺臭萬年。其中在夏、商、西周和春秋時代，經歷了奴隸社會發展的全部過程。

從戰國開始，封建社會孕育形成，秦朝則建立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中央集權的大一統封建帝國。此後，兩漢王朝是封建社會迅速成長的階段，唐、宋時期經歷了封建社會最輝煌的時代，至明、清兩代，封建社會盛極而衰，並最終開始步入了多災多難的近代社會。

『叄』 中國社區的歷史

中國社會學網的《實踐型的社區建設與社區建設的理念型》文章中有你版需要權的內容：http://www.sociology.cass.cn/shxw/xstl/xstl/t20081202_19536.htm

『肆』 中國近代社會的進化歷程

一、 起步階段（1840年鴉片戰爭到1895年甲午中日戰爭前）

這一階段，由於外國的侵略，中國封建地主積極展開自救，由於洋務運動的需要，近代化開始由經濟領域逐漸向科技文化和人才教育領域滲透。

二、整體發展階段（1895年甲午中日戰爭後到1927年大革命失敗）

民族資本工業開始登上歷史舞台，伴隨著辛亥革命爆發，民主共和深入人心，然而北洋軍閥竊取了勝利果實，在五四運動後中國共產黨登上歷史舞台，到第一國共合作形成以至於結束。

三、曲折前進階段（1927年大革命失敗後到1949年新中國成立前）

在1927年後中共和國民黨展開了尖銳的階級斗爭，爆發了十年土地革命戰爭，隨著抗日戰爭到來，第二次國共合作正式形成，抗戰勝利後，解放戰爭後，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推翻三座大山。

(4)中國社區的歷史擴展閱讀：

為了挽救民族危亡，中國人民進行了艱苦卓絕的不懈奮斗和可歌可泣的英勇斗爭。這其中既有抗擊西方列強侵略的中國軍民的浴血奮戰，也有各階層人士反對外來侵略掠奪。

其中有三次大的運動最有影響和最具有代表性，這就是1851年由洪秀全領導的太平天國農民起義運動；1898年資產階級維新派發起和領導的變法維新運動。

1911年由孫中山為代表的資產階級革命派發起和領導的辛亥革命運動，推翻了清王朝的統治，結束了在中國延續達2000多年的封建帝制，開啟了中國進步的閘門。

但是，這些運動沒有改變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性質，也沒有結束中國人民的悲慘命運。

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中國人民經過28年的浴血奮戰，付出巨大犧牲和代價，終於推翻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三座大山，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偉大勝利。

『伍』 當前中國社會的發展歷史

從人吃人的舊中國到新中國成立，而後建設社會主義社會，再然後改革開放一夜回到解放前。目前全國人民努力消耗有限資源，為消費狂！領土還沒有完整就狂言盛世！

『陸』 建國來我國街道社區發展歷史

黨的十七大報告提出：全黨同志要全面把握科學發展觀的科學內涵和精神實質，增強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的自覺性和堅定性。街道社區黨組織是黨在城市工作的重要基礎，是社區各項工作的領導核心，只有堅持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按照科學發展觀的戰略思想統籌謀劃和開展工作，才能全面提升社區建設的水平，為推進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奠定堅實的根基。 一、堅持系統觀念，推進社區建設的全面協調發展 街道社區黨組織要成為引領地區全面協調發展的責任。社區建設是一個有機的整體，社區經濟、社會事務、綜合治理、城建城管、社區黨建等直接關繫到社區的整體建設，密不可分，各方面的工作只有相互配合、相互支持、相互促進，才能保證黨的工作在街道社區順利進行；只有各個方面共同進步、協調發展，才有街道城區建設總體水平的提高。我們在實際工作中，有的同志不太注重社區的全面建設，把社區建設的各個方面割裂開來，搞「單打一」。比如：有的對社區精神文明建設、社區黨建工作的地位作用認識不清，對如何做好新形勢下精神文明、組織建設的問題關注的比較少，無論從重視程度，投入精力、物力，還是抓落實的力度上都明顯不夠，總認為精神文明建設是虛的，在社區建設中起不到多大的作用；在實際工作中，我們有的同志偏重於抓一些所謂的「特色」工作，盡管單項工作比較突出，但社區建設整體水平提高不快，有的甚至在一邊出成績，一邊出問題；有的科室部門在處理局部與全局的關繫上出現偏差，一講所管項工作的重要，就把他強調到不適當的位置，有的只重視自己主抓分管工作重要，對其他工作缺乏相互支持和配合的主動意識，出現了街道社區各項工作相互掣肘的現象，導致社區建設發展的不平衡，不協調。解決以上這些工作中的問題，根本出路就是要堅定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的思想，根據各項工作在社區建設中地位和作用，要科學確定到底投入多大的人力、物力和財力，使各項工作開展井然有序，整體建設水平不斷提高。 街道社區黨組織是黨的基層組織的重要組成部分，代表基層黨組織的形象，直接與社區群眾、轄區單位接觸，工作千頭萬緒。上級布置的工作我們含糊不得，下面請示的工作我們原則不得，棘手「刺頭」的問題我們躲閃不得，街道社區經濟、綜合治理、城建城管、社會事務等項項工作我們都忽視不得，這就要求我們必須要堅持科學的發展觀，學會「彈鋼琴」，既要善於牽住「牛鼻子」，緊緊扭住影響和制約轄區建設的主要矛盾和關鍵問題不放鬆，又要和一般工作結合起來抓，把「千條線」擰成一股「繩」，還要做到以點帶面，確立全面建、整體上的思想，防止和糾正在工作指導上畸輕畸重、單項冒尖等現象發生。 二、堅持長效觀念，推進社區建設的可持續發展 按照可持續性發展的要求，加強新形勢下社區黨組織領導建設，就是要把發展作為一個過程，先解決什麼，後解決什麼，既要重視眼前工作，又要著眼於未來，考慮長遠的發展。我們有些同志，在指導社區工作中，只求一時一事的轟動效應，只考慮如何出彩頭，不考慮對社區城區長遠建設有什麼作用；有的喜歡抓那些看得見、摸得著、見效快、叫得響的有形工作，忽視那些在社區建設起著潛移默化、日積月累的社區思想文化教育、黨組織建設等無形工作，導致街道社區建設基礎不扎實，發展後勁不足。 要堅持可持續發展觀建設社區。首先要求我們社區黨組織負責人一定要把工作指導思想搞端正，以黨的事業和社區建設為重，認真落實群眾利益無小事的要求，糾正急功近利、圖名掛號、華而不實的思想偏差和工作作風，自覺擺脫功利思想的纏繞，樹立正確的政績觀，處理好抓建設與個人成長進步的關系，切忌重眼前、輕長遠，做到當一任領導負長遠責任。其次要夯實社區建設發展基礎，在抓好長遠性、根本性、基礎性的工作上下功夫，要充分發揮社區黨組織密切聯系群眾的優勢，圍繞社區建設持續發展開展工作，提高凝聚力，影響力和號召力，發揮各類組織在社區建設中紐帶核心作用，為社區可持續發展提供組織基礎保證，進一步打牢社區文化基礎、服務保障基礎、綜合治理基礎。三是要積蓄街道社區發展後勁，努力拓寬人才選拔培養的渠道。現在我們選拔社區黨支部書記難，推選優秀的社區黨組織（總支、黨委）書記就更難了。我們在今後的工作中，要進一步拓寬用人渠道，採取向社會公開招聘、競爭上崗、民主選舉等辦法，著力抓好社區區建設的「四支隊伍」，即：社區街道幹部隊伍、社區工作者隊伍、社區黨員隊伍、社區志願者隊伍，在保證他們一定物質生活待遇的基礎上大力開展提高「四個素質」活動，即：開展崗位技術練武，提高業務素質；開展讀書競賽，提高科學文化素質；開展優質服務競賽，提高思想道德素質；開展學習先進活動，提高政治素質。引導社區工作者以社區為「課堂」，以崗位為「舞台」發奮學習，立志成才。為新形勢下社區建設可持續發展提供人才和智力服務保證。 三、堅持人本觀念，突出提高提高人的素質全面發展 社區黨組織必須堅持「以人為本」、「目中有人」的理念，把促進社區居民群眾的全面發展作為我們各項工作的根本出發點和歸宿。我們鼓樓區率先提出了「負重攀登、首善之區」，「社區建設是城區永恆主題」的工作思路，在社區保障、衛生、教育等社會公益性事業上投入了大量資金，城區基礎設施得到了明顯改善，實際上就是實實在在地堅持貫徹以人為本的城區建設理念。但新時代要求我們如何使轄區的基礎條件與市民文明程度、市民開放心態、文明素質、合作態度和敬業精神有新的進展，讓社區居民在改變城區面貌的同時提高素質、改變自己，這是我們必須需要思考的問題。因此，樹立以人為本的發展觀，以提高人的素質全面發展為目標，是黨的十七大對我們提出的新要求。同時，現代人的基本生活已經解決，未來主要是追求人的全面發展，新形勢下社區建設必須立足人的全面發展，制定有效的對策，採取可行的行動，為提高人的素質全面發展提供必需的基礎保障。 一是要多辦實事，滿足基本生活需求。社區建設要著眼於滿足人們的基本生活需要，從百姓最關心的事情抓起，想居民所想，急居民所急，千方百計地為居民經濟上解困、生活上解難、思想上解惑。通過「進百家門、知百家情、暖百家心、解百家難」活動，為居民群眾排憂解難。我們街道社區黨員幹部要深入居民中去，了解民情，體察民意，做居民群眾的知心朋友，成為群眾心聲的觀察員，黨和政府的瞭望所。 二是用好載體，滿足精神文明需求。要努力構築與我們南京大都市社區相適應，滿足居民樂業的社區文化，是推進人的全面發展重要載體。我們每個街道社區都有歷史、地理、人文環境等不同特色的人文資源，應用好這些不同特色的人文資源，培養人們的認同感；要通過開展舞蹈、戲劇、書畫、工藝等文化活動，豐富生活陶冶情操；要通過建立社區文化聯席會、文化廣場制度，對社區文化進行整體籌劃，形成城區、街道、小區三級文化網，不斷滿足社區居民全面發展的精神需求。 三是積極創造條件，滿足展示才能的心願。人的全面發展具有豐富的內涵，它包括人的素質、能力和思維方面綜合素質的發展，基本能力是發展的核心。當前我們城區群眾物質文化水平獲得了一定的提高，這使激活人的潛能外部條件已經成熟。我們要抓住機遇，千方百計為人的發展創造條件，提供舞台。在社區建設中，要大力宣揚和發揚日常生活中看得見、摸得著的鮮活事例，鼓勵社區群眾多為「小善」，以輿論導向激發居民助民為樂的積極性；要多用身邊的人與事來教育群眾，以身邊經常發生的小事為抓手，以小見大，讓市民群眾制訂公約，自覺執行公約，達到自我教育提高的效果；要根據不同人群持續不斷地開展社會公德、職業道德、家庭美德教育，通過知識競賽、演講比賽、才藝展示等活動吸引社區居民群眾參與展示能力，調動社會群眾的積極性和創造性，真正形成按照科學發展觀構建街道社區和諧的良好局面。

『柒』 中國近代歷史上，中國社會性質有哪三次變化

中國近代歷史上，中國社會性質的三次變化：

1、1840年鴉片戰爭爆發，簽訂了《南京條約》，《南京條約》的簽訂標志著中國由封建社會進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中國共產黨將近代中國的社會性質總概括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

2、1949年新中國成立，中國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進入新民主主義社會。1919-1949年稱為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其間的革命是無產階級及其政黨領導的。是誰發動的革命，領導權掌握在誰的手中。

3、1956年三大改造基本完成，社會主義制度建立，中國由新民主主義社會進入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是指1956年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到21世紀中葉社會主義現代化基本實現的整個歷史階段。

(7)中國社區的歷史擴展閱讀：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是指近代中國的一種特殊的社會形態。半殖民地，是相對於完全殖民地而言的。它是指形式上有自己政府的獨立國家，實際上政治、經濟等社會各方面都受到外國殖民主義的控制和奴役，在社會發展形態上是歷史的沉淪；半封建是相對於完全的封建社會而言的。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是指形式上仍是封建統治和自然經濟占的主導，實際上社會已逐漸近代化，資本主義經濟、政治、思想文化等因素在不斷發展壯大，在社會發展形態上是歷史進步。

半殖民地是從國家的政治地位上看的，半封建是從社會經濟結構上看的。半殖民地是促成半封建的原因，半封建又是半殖民地的基礎。

除中國外，近代伊朗、緬甸、暹羅（泰國）、奧斯曼土耳其等國也曾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

中國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是從1919年五四運動開始的，在此之前的近代以來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為中國的舊民主主義革命。新民主主義革命是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大眾的、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的革命。

它的目標是無產階級（通過中國共產黨）牢牢掌握革命領導權，徹底完成革命的任務，並及時實現由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的過渡。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標志著我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基本結束和社會主義革命的開始。

1940年1月，毛澤東在其著作《新民主主義論》中，比較完整地闡明了新民主主義的基本理論、基本綱領、基本政策。

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是在總結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建立以來的歷史發展，特別是中國社會主義建設曲折發展的歷史經驗和教訓的基礎上逐步形成的。提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一具有特定內涵的新概念，在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上是第一次。

馬克思主義創始人所生活的時代，社會主義建設還不是直接的實踐問題，他們在科學分析資本主義發展規律的基礎上對未來社會發展階段提出過一些原則性的設想，認為未來社會大體要經歷從資本主義社會到共產主義社會的革命轉變時期、共產主義社會的第一階段、共產主義社會的高級階段。

但對後來列寧稱之為社會主義社會的共產主義社會第一階段，在其歷史發展過程中將會經歷哪些發展階段，馬克思、恩格斯沒有作出進一步的判斷。

在社會主義思想發展史上，最早提到社會主義發展階段問題的是列寧。十月革命後，社會主義本身的發展階段成為一個重要的現實問題。列寧認為，在經濟落後的俄國，只能建成「初級形式的社會主義」，而不能立即建成「發達的社會主義」。

這里包含著社會主義社會也要有一個由低級到高級、由不完備到比較完備的發展過程的思想。但是，列寧當時主要回答了俄國怎樣過渡到社會主義的問題，還沒有來得及具體分析社會主義制度建立以後的發展階段問題，因而對這一思想未能作出進一步的闡發。

斯大林在1936年蘇聯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之後不久，沒有從實際出發深入研究社會主義的發展階段問題，就提出了向共產主義過渡的設想。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經過一段時間的經濟重建，1952年又宣布黨的主要任務是從社會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這種脫離實際、急於過渡的思想，對蘇聯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發展，造成了消極的影響。

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確立後，毛澤東曾比較正確地提出我國社會主義發展的階段問題，他在1956年1月召開的知識分子問題會議上提出了我國的社會主義社會已經進入、尚未完成的思想。

後來，他又明確地指出，我國社會主義制度只是「剛剛建立」，還沒有「完全建成」，需要經過一段時間建立起現代工業和現代農業的基礎，生產力得到比較充分的發展後，我們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才算獲得了比較充分的物質基礎，社會主義社會才算從根本上建成了。

『捌』 關於社區工作的，根據其早期歷史，核心價值觀是怎麼傳承與變遷的詳細點

中華文化，大致從堯、舜、禹時代開始，至今歷時5000年而不衰。大概到殷周之際，中國傳統文化發生了第一次巨大變遷，即在充分發展宗法禮制的基礎上，大體形成了能夠代表整個中華民族的、較為穩定的「自強不息」和「厚德載物」相統一的核心價值觀，或者說，整個中華民族初步具有了這一共同的心理素質和認同感。
中國古代核心價值觀的演變及其三維結構

先秦的春秋戰國時期，中國傳統文化和核心價值觀發生了第二次巨大的變遷，即得到了充分的孕育和展開，形成了眾多的派別和學說，史稱「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時代。司馬談在《六家要指》中指出，春秋戰國時主要有陰陽、儒家、墨家、名家、法家、道家六家，但他最推崇的是道家。⑶本來，道家的創始人老子比孔子的年齡要大，並且孔子曾數次求教於老子，但老子的名著或道家的代表作《道德經》似乎成書較晚。同時老子也不注重教授學生，所以其學派的形成反而晚於儒家。
一般認為，孔子主要是一位道德哲學家或倫理學家，他所創立的儒家學說其核心思想就是一種倫理政治思想，主要包括三個方面：一是民本的「仁」的思想，這是本體意義上的善之人性，亦是主體的仁之理念；二是宗法的「禮」的思想，這是客體的外在的禮之規定；三是無過無不及的中庸思想，這是整體的倫理政治目標和價值指向。實際上，儒家學說的這三個方面客觀上形成了一種倫理政治的穩定的三角架構，即：仁——禮——中庸，或者說，這三者就構成了一種由內在的善之人性和外在的禮之規定共同指向中庸目標的穩定的三角關系。仁與禮猶如車之兩輪，仁是心之理，禮是實現仁的外在形式，人們通過禮，充分發揮其仁之本性，就可以達到中庸這一最高的倫理政治境界。當然，要達到這種最高境界，還必須堅持「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逐層遞進上升的修養方法，只有不斷修煉，才有可能登頂，這就是孔子整個倫理政治學說的基本結構。事實上，就孔子的整個倫理政治學說而言，內容上的仁、禮、中庸等，就是對厚德載物的充分展開；而修養方法上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等，則主要是對自強不息的全面闡釋，它教導人們要積極「入世」，都是對中國人核心價值觀的必要擴展和進一步構建。
到西漢時代，經過了秦以來儒與道的激烈論戰，在董仲舒的極力倡導之下，漢王朝經過反復比較和慎重選擇，最終確立了「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文化格局。從此，儒家就從春秋戰國時的一個普通學派一躍而成為天下獨尊，孔子也迅速成為了至高無上的聖人。特別是董仲舒「三綱五常」、「天人感應」等所謂天人合一價值模式的確立，事實上就標志著中國傳統文化封建化的最終完成，同時也標志著中國古代核心價值觀的內在分裂及其異化，中國人的價值和精神生活完全政治化、宗教化了。縱觀整個兩漢時代的文化史，一是以漢民族為主體的中國傳統文化宣告正式形成；二是以漢民族為主體的中國人終於找到了一種適合自身發展的文化精神形態或核心價值體系，這就是儒學。儒學之所以能夠在西漢獲得天下獨尊的地位，首先是因為它體現了中國社會「家國一體」的根本特徵，不但最能適應中國社會的需要，而且也最能適應中國社會的發展。其次是儒學在理論的發展上也比較充分，它基本形成了一個完備的理論體系，再加上兩漢時代的大一統背景和董仲舒等人的封建強化，所以，儒學能夠獲得天下獨尊的地位，既是社會歷史的需要，也有其自身發展的內在邏輯。
實際上，從中國的傳統文化和核心價值觀的形成一開始，就主要存在著儒、道兩種學說的傳播與較量。即使在今天，對於中國傳統文化中到底是以儒為主，還是以道為主，仍然是一個有爭議的問題。春秋戰國時，老子以一部不朽的傑作《道德經》，奠定了道家學派的堅實地位。如果說莊子將老子學說中那大真歸朴的理想主義發展到了浪漫主義的極致，那麼同樣可以說，稷下道家諸賢則將深藏於老學之中而不肯輕易示人的「君王南面之術」的精華大智若愚、以柔克剛等處世智慧，引申為了一套極其清醒、冷峻的政治權術。這一轉變，意味著對道家學說的重大發展。到漢初，「黃老之術」進而轉變為「黃老之治」，並且，在封建朝廷非常盛行，這標志著道家學說在政治實踐中獲得了巨大成功。但是，由於西漢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從而使道家逐漸退居次要地位。到東漢，道家學派就逐漸轉型為中國土生土長的道教，它們奉老子為教主，尊稱「太上老君」，從而以另一種形式不斷地傳播和發揚光大。到魏晉時代，玄學以其徹底否定西漢獨尊之儒學內在的價值沖突和分裂的面貌出現了。玄學的中心論題是「名教」與「自然」之辯，它經過了何晏、王弼的「名教本於自然」；阮籍、嵇康的「越名教而任自然」；向秀、郭象的「名教即是自然」三個辯證發展階段，最後在動搖了儒學關於人安身立命的根基之後，到道家那裡找到了避世苟生、逍遙惟我的核心價值。
道家的核心價值觀是隱世的，它強調的是人生智慧。老子的「無為而無不為」，確定了道家見素抱朴、修身養性的自然主義人性基礎，而以柔克剛、知足不爭等人生態度和處世哲學，則是道家價值觀的精髓。莊子充分發揮了老子學說的主觀成分，形成了相對主義、虛無主義的價值觀；其保身為我、不譴事非、隨遇而安等厭世逍遙的人生態度和真人人格，對中國人的核心價值觀影響頗大。實際上，如果我們將道家的自然主義、逍遙避世、明哲保身、超脫老滑的人生態度和處世哲學，與儒家「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自強不息精神相結合，剛好形成為一個張弛有度儒道互補的雙重結構。
兩漢時，佛學流入了中國，魏晉得到了充分發展，到隋唐達到了鼎盛時代。事實上，佛學從一傳入中國開始，就不斷地在進行著「中國化」的過程，它經過了儒家精神的充實，用超人生的哲學方法解決了儒家學說中的人生矛盾。其因果報應、生死輪回的原理，在理論上比較徹底地解決了儒家人性與生命的矛盾，其「自度度人」的價值觀又與儒家「己欲立而立人」的境界十分吻合，所以，佛學很自然地對中國人以儒家、道家互補的核心價值觀又起到了結構上的補充作用，並在隋唐時代成為了顯學、「國學」和中國人價值觀的主導形態。
至此，儒學、道學、佛學在中國傳統文化的發展中都得到了抽象性展開和否定性發展，它們都以克服對方矛盾的方式成為了中國傳統文化的必然結構之一。然而，任何一個單一結構都不足以成為整個中國傳統文化的主體，抽象必然復歸於具體，否定必然復歸於肯定。到宋明時代，中國的傳統文化及其核心價值觀就達到了辯證的綜合階段。在宋明理學中，天地之性與氣質之性的二元人性論基本解決了傳統人性中的善、惡矛盾，而性、理、心的一體化，又克服了傳統人性中靈與肉、德性與慾望的分裂和矛盾，「存天理滅人慾」又是加強傳統人性修養的有效方法，因此，中國人的核心價值觀在宋明理學這里，實際上演變為一切都得遵從「天理」。「天理」的概念使天與人、名教與自然、先驗與經驗、倫理與政治達到了所謂「天人合一」的最高境界，同時，它還通過道家與佛家把人與人之間的人倫秩序和人性完全融合起來，從而構建了一個自給自足十分完備的人性提升機制，實現了天與人的既現實又具體的合一。這時，一個以儒家為主幹，道家、佛家為兩翼或補充的三維結構終於形成了，這是中華民族古代典型的自給自足的傳統文化形態和核心價值體系。
總之，我們通常說的傳統意義上的或封建時代的中國文化和核心價值觀，在先秦時代特別是春秋戰國時期，得到了充分地孕育和全面展開，形成了所謂的「百家爭鳴」時代。但是，這些精神要素都是以胚胎的形式出現的，既沒有形成為一個完整的文化價值系統，也沒有任何一種學說占據主導地位。到漢唐時代，不但儒、道、佛都得到了抽象性地充分展開，各自的發展已經相當豐滿了，而且還確立了儒家大一統的主導地位。到宋明時代，宋明理學在復興古典儒學的形式下，把儒、道、佛三者有機地統一起來，從而最終形成為以儒家德性為主幹，以道家道心、佛家佛性為兩翼或補充的一體化的典型的中國傳統文化和核心價值觀的三維結構。儒，催人在入世中積極進取；道，使人身處逆境時仍能逍遙灑脫；佛，把人的生前身後聯系起來，教導人們怎樣安頓自身的靈魂。中國人不管是在順境還是逆境、生前還是身後，都有充分的理由從容應對一切。這種三維的文化結構和價值觀，不但適合於中國的不同人群，同時也適合於每一個中國人的不同時期。千百年來，中國人就是在這樣一種三維的文化結構和價值體系中繁衍、發展自身，同時，它也積淀成了中國人獨特的文化價值基因。

1840年鴉片戰爭之後，中國被西方列強的隆隆炮聲送入了近代，一個異常堅韌的封建帝國終於成為了千瘡百孔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災難過後，一大批有識之士紛紛起來進行反思，如何挽救中華民族的危機？如何避免亡國滅種？如何看待中國古代的傳統文化和核心價值觀？中國的出路到底在哪裡？由此，中國的傳統文化和核心價值觀就發生了第三次巨大的變遷，特別是1919年「五、四」運動以後，隨著馬克思主義的傳播，直接導致了中國的「文藝復興」和新民主主義革命。這些都充分說明了是近代中國社會發展的需要和民族的存亡危機，迫使中國人民必需起來尋求新的發展道路。
鴉片戰爭之後，林則徐、魏源、龔自珍等人率先起來「睜開眼睛看世界」。魏源為了抵抗外國侵略而倡導學習西方科技，提出了「師夷長技以制夷」。同時，他們對內也展開了對程朱理學的批判，力求打破理學對人性與道德的禁錮，解放人性。19世紀60——90年代，洋務派提出了著名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主張，並且一度非常流行，也許在今天還有市場。這種理論既要捍衛中國傳統的精神文化，又主張引進西方的物質文化，「體」是根本，「用」是表象和為「體」服務的。早期維新派薛福成說得非常清楚：「今誠取西人器術之學，以衛吾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道。」⑷應該認為，「中體西用」的主張不但在洋務運動中起過積極作用，而且它還對於沖破儒家文化固有體系的禁錮，也具有積極作用。實際上，洋務派的「中體西用」是承襲儒家的「內聖外王」之道而來的，但二者也存在重大區別。在「中體西用」的主張下，儒家文化已不再具有無所不能的絕對權威了，儒學由「內聖」推出「外王」的邏輯遭到了破壞，而不得不把西方的物質文明引入到中國文化中來，這是破天荒的，因而是一個歷史性進步。但是，當戊戌變法觸及到封建制度的根基時，「中體西用」反過來就成為了一股巨大的逆流和阻力，可見這一主張也具有相當的局限性。在太平天國、義和團運動時期，以康有為、譚嗣同、嚴復等為代表的資產階級改良派，對中國傳統文化提出了「沖決羅網」的口號，特別是對「三綱五常」進行了尖銳地批判，並力圖用西方資產階級的道德規范來代替中國的封建道德。在1898年爆發的「戊戌變法」中，以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等人為首的改良主義者，企圖通過光緒皇帝進行政治、教育、科學等變法革新，希望中國迅速走上西方君主立憲的近代化道路，但歷時僅一百零三天就歸於失敗。當慈禧太後聲色俱厲地質問光緒皇帝為什麼要「變亂祖宗成法」時，光緒皇帝戰戰兢兢地答道：「洋人逼迫太急，欲保存國脈，通融試行新法。」⑸應該說，光緒皇帝基本上說明了救亡圖存與變法的關系。1911年，孫中山領導了以推翻封建的君主專制，建立資產階級共和國為根本目的的著名的「辛亥革命」，並一舉獲得了成功。辛亥革命是中國人民為救亡圖存、振興中華而奮起革命的一個里程碑，它使中國在經濟、政治、文化等領域都發生了歷史性巨變，具有偉大的劃時代的歷史意義。當後來孫中山在黃埔軍校談到20世紀初的革命風潮時，曾經非常感慨地說：「革命的這種風潮，是歐美近來傳進中國的。中國人感受這種風潮，都是愛國志士，有悲天憫人的心理，不忍亡國滅種，所以感受歐美的革命，要在中國來革命」。⑹
1917年，「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⑺。1919年前後，中國爆發了著名的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掀起了追求個性解放和救亡圖存的高潮，所以，「五、四」運動堪稱中國的「文藝復興」。1921年，中國共產黨宣告成立，這標志著中國人民正式接受了馬克思主義。對於中國來說，馬克思主義是一種外來文化，並且，馬克思主義又是先從歐洲的德國、英國、法國等國傳到俄國的，革命導師列寧等人在把馬克思主義俄國化的基礎上，成功地進行了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實踐。可以認為，中國人是向俄國人學習馬克思主義的，俄國及其十月革命是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的一道橋梁。事實上，從馬克思主義一傳到中國，很快便成為了中國先進知識分子和有識之士的指導思想，並且，他們不斷推進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從而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最終勝利。
1929年，胡適首次提出了「全盤西化」的觀點，但到30年代，又聲明要用「充分世界化」來取代「全盤西化」。雖然「全盤西化」對於反對封建復古主義和國民黨的文化專制主義具有一定的積極意義，但其致命的錯誤是完全忽視了文化的民族性，所以是根本行不通的。1935年，王新命、陶希聖等十教授聯名發表了《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宣言》，正式提出了「中國本位文化論」。雖然這種觀點也具有一定的積極意義，可最終不過是「中體西用」的翻版，其直接目的就是為了適應國民黨文化統治政策的需要。
從20世紀30年代中後期開始，中國共產黨人也對中國新文化的發展方向進行了廣泛地探索，並得到了一個非常重要的結論。這就是張聞天於1940年1月在《抗戰以來中華民族的新文化運動與今後任務》的報告中，提出的「真正民族的、必然是民主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⑻同時，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贊成張聞天的提法，並進一步歸納為「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
縱觀近代100多年中國傳統文化和核心價值觀的演變過程，有兩方面的基本特點：一是從時間上看，可以分為兩個階段。從1840年到1919年，為第一階段。這個階段的主要特點是以中國傳統文化及其核心價值觀與西方文化及其核心價值觀的相互沖突為主線，並以1911年辛亥革命的勝利和1919年「五、四」運動的爆發而告終。從1919年到1949年，為第二階段。這個階段的主要特點是以中國傳統文化及其核心價值觀、西方文化及其核心價值觀、馬克思主義及其中國化的三者交織以及相互沖突為主線，並以1949年中國共產黨人取得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最終勝利而告終。二是從內容上看，雖然「中、西、馬」三者的演變各有側重，但「西、馬」基本上是處於對「中」沖擊和相互沖突的地位。在中國傳統文化和核心價值觀的演變上，重點是反對「三綱五常」等封建道德，要「沖決羅網」，解放人性，這一點，無論是革命派還是改良派，幾乎都是一致的；在大力引進和宣揚西方文化及其核心價值觀上，重點是宣揚西方的天賦人權、君主立憲、民主法制、功利主義、合理利己主義等，倡導自由、平等、博愛等。在馬克思主義方面，重點是傳播以及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的具體實際相結合，並從中尋找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革命道路。

早在新中國即將建國前夕的1949年9月，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通過的《共同綱領》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文化教育為新民主主義的，即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教育。」這就以臨時憲法的形式，規定了新中國的文化發展方向。1956年，毛澤東又提出了繁榮學術文化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應該說，新中國不但迅速確立了馬克思主義在全黨全國一切工作的指導思想地位，而且整個文化事業也得到了短暫地發展。但是，隨著我們黨和領導人的頭腦發熱，以及國際風雲的變幻，從50年代中後期開始，在以階級斗爭為綱的全面「左傾」引領下，文化領域也迅速走上了一條「左傾」的道路。1957年，重點在文化領域進行了殘酷的「反右」斗爭。1966年到1976年，更是爆發了所謂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從而把文化領域的「左傾」推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事實上，在長達20年的「左傾」年代，中國的文化和核心價值觀很有一點當年西漢「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味道，不過現在是「罷黜百家，獨尊馬術」而已，中國的傳統文化、西方的一些先進文化等等，完全被排斥在新中國的文化之外，這不但極其可悲，而且更嚴重的是使中國的文化完全走上了一條自我封閉和自我毀滅之路。
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中國迅速結束了長期的「左傾」時代，重新確立了黨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和經濟建設中心，進入了改革開放的新時期。很快，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便出現了一場空前的「文化熱」，其特點是現實性、廣泛性、世界性的大融合，甚至可以認為，這場「文化熱」至今仍然方興未艾。當然，從改革開放以後的「文化熱」一開始，事實上就一直存在著馬克思主義的主導、中國傳統文化的復興、西方文化的引進三者的相互交織和爭論。全黨全國的指導思想是馬克思主義及其中國化的理論成果，這是我國《憲法》規定的主流文化和核心價值觀。但怎樣對待中國的傳統文化特別是儒學呢？應該認為，傳統文化無疑是中國人的文化之根，是中國人核心價值觀的基因所在，不管中國人怎樣發展變化，最終都是離不開這一根本的，但傳統文化中也有許多糟粕是需要拋棄的。可有人從全盤肯定的角度出發，提出了「復興儒學論」，認為只有復興儒學才是根本，才能夠有效解決當代中國的一切疑難問題，並且很快在全國掀起了復興儒學的高潮，至今仍在蓬蓬勃勃地發展。怎樣對待西方文化的強勢引進呢？當然，中國的國門全面打開之後，是應該充分吸收西方文化中的優良成分的，如民主、法制、人權、科學等等，但又有人搬出了當年胡適「全盤西化」的主張，認為只有「全盤西化」才能救中國。同時，還出現了所謂「西體中用」論、「新啟蒙」等主張，這與「全盤西化」具有共同性。另外，也有人提出了「徹底重建論」，認為必須要使中國文化發生徹底斷裂和消解，徹底反傳統，才能最終構建新文化。⑽
可以認為，今天的中國文化及其核心價值觀的現狀，基本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傳統文化、西方強勢文化三者的相互交織。當然，馬克思主義及其中國化的理論成果是主流的和主導的文化，是中國人民的核心價值觀，這是一個基本的文化發展方向；但中國傳統文化特別是儒學的倫理道德體系，也在蓬勃發展和復興，並日益成為今天中國人價值觀的重要組成部分；同時，西方文化特別是民主、法制、人權、科學等，也包括「突出自我」、「功利主義」、「實用主義」等都以其強勢的姿態，通過各種途徑不斷成為當代中國人價值觀的重要組成部分。事實上，當代中國的文化及其核心價值觀，正在經歷一場轉型與重建同時並存的浴火重生、鳳凰涅槃的艱難過程。

當代中國的新文化和核心價值體繫到底應該怎樣構建？首先我們必須弄清構建的路徑。其實，早在明末清初的「西學東漸」和中國人開始接觸所謂「泰西之學」（主要是指西方近代科學技術）時，著名的徐光啟就提出了「欲求超勝，必先會通」的主張；史學家萬斯同則認為，要「兼通中西之學而折其衷」；經學家焦循也主張「會通兩家（指中、西方）之長，不主一偏之見」；晚清時，魏源提出：「天地氣運自西北而東南將中外一家。」雖說這些主張很難與折衷調和完全劃清界限，但它們對於沖破華夏中心主義的樊離，卻具有相當的進步意義。到近代，這種古今融合、中外會通的觀點，幾乎成為了很多有識之士的共同主張。章太炎主張要會通「華梵聖哲之義諦，東西學人之所說」；孫中山則認為：「余之謀中國革命，其所持主義，有因襲吾國固有之思想者，有規撫歐洲之學說事跡者，有吾所獨見而創獲者」。蔡元培也主張：「非徒輸入歐化，而必於歐化之中為更進之發明；非徒保存國粹，而必以科學方法，揭國粹之真相」。⑾
「五、四」運動前後，一批馬克思主義者也相繼提出了古今中西文化溝通互補的思想。李大釗認為：「憑情論之，東西文明，互有短長，不宜妄為軒輊於其間。」惲代英也提出：「居於今日之世界，宜溝通中西文明之優點，以造吾國之新精神」。⑾毛澤東在充分吸取其他人真知灼見的基礎上，進一步深化和發展了辯證綜合的文化觀，提出了著名的「古今中外法」。他說：「所謂『古今』就是歷史的發展，所謂『中外』就是中國和外國，就是己方和彼方。」徐特立曾非常通俗地解釋過毛澤東的「古今中外法」，他說：「毛澤東同志提出的古今中外法，就是說我們古代的也要，現在的也要，外國的也要，中國的也要。把古代的變為自己的，和現代的結合起來，把外國的變為自己的，和中國的結合起來，這樣看問題才是馬列主義的方法」。「把古今結合，中外結合，變成我的。像吃牛肉也好，吃狗肉也好，吃下去了，把它變為我的肉，這就對了，絕不是說吃了狗肉我就變成了狗肉」。⑿
當代已故著名哲學家張岱年教授，曾在綜合前人的基礎上提出了「會通超勝」的「綜合創造論」，即「古為今用，洋為中用，批判繼承，綜合創新。」⒀張岱年教授還進一步認為，「要把經過認真挑選的來自古今中外不同文化系統的文化要素綜合成一個現代化的中國文化系統，有一系列重要的問題需要解決，它們是：必須堅持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的指導，必須堅持社會主義原則，必須弘揚民族主體精神，走中西融合之路，必須以創造的精神從事綜合並在綜合的基礎上有所創造」。⒁中國社會科學院程恩富教授，根據張岱年教授的基本觀點，對當代中國的新文化和核心價值體系的構建路徑也進行了探索，他在一些論文和講演中認為，其基本路徑是「世情為鑒、國情為據、黨情為要，馬學為體、西學為用、國學為根、綜合創新。」後來，他又概括為「馬學為宗、國學為根、西學為鑒」。應該認為，這些探索都是很有意義的。
今天，黨的「十七大」完整地概括了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基本內容，包括：馬克思主義指導思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創新為核心的時代精神、社會主義榮辱觀。這四個方面是一個有機統一的整體，相互聯系、相互貫通、相互促進，都是社會主義意識形態最重要的組成部分，是從我們黨領導人民在長期實踐中形成的豐富思想文化成果中提煉和概括出來的精華，是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深刻內涵的科學揭示。簡言之，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中，馬克思主義是靈魂；共同理想是主題；民族精神和時代精神是精髓；榮辱觀是基礎。我們相信，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引領之下，中華民族一定會早日復興，一定會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