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傳統民本思想的主要內容和歷史地位

❶ 中國文化史上的「民本思想是什麼

民本思想是中國優秀傳統文化寶庫中重要的思想資源。它發端於商周時代，「民惟邦本，本固邦寧」突出體現了這一時代政治生活中的原始民主制色彩。

在秦漢以後的中國封建社會，民本思想雖然仍是重要的官方意識，但兩千多年中國封
建社會的政治生態實際是對民本思想的無情嘲弄。統治階級雖然認識到自己和民眾是舟和水的關系，希望民眾能夠安居樂業，實現「本固邦寧」的政治目標，但這種願望在以階級剝削為前提的封建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的沖擊下根本無法實現，民本思想在長期的封建社會政治生活中也就逐漸演變為一句「口惠而實不至」的政治空話。

民本思想雖然在封建社會沒有實現的條件，但它對中國歷史的發展還是起了一定的積極作用，特別是在中國傳統思想文化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它不僅哺育了一大批關心民眾疾苦的思想家、文學家和政治家，而且在中國社會從傳統走向現代的轉型過程中發揮了積極作用。在近代中國，它被進步人士注入新的理論內容，與西方「民主」相嫁接，成為推動中國社會進步的重要思想武器。我們有理由相信，「以民為本」的思想在社會主義中國將真正煥發出新的光輝。

民本思想是中國傳統文化中源遠流長的珍貴歷史遺產。它的產生可以追溯到早期國家形成的肇始，它的內涵隨著歷史的發展不斷豐富並有所衍變。近代以來，民本思想從封建統治階級治國安邦的官方意識形態轉變為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重要思想武器，特別是中國共產黨批判地繼承歷史遺產，賦予民本思想以全新的理論內容。今天，梳理中國古代民本思想的文化內涵及其發展衍變的歷史脈絡，對於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政治文化無疑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民本思想的歷史淵源

先秦文獻中提到「民」的地方很多。盡管學者迄今對「民」早先的身份地位尚有不同理解，但有一點是共同的，即「民」在先秦時代是城邦國家的被統治階級，也是當時社會的主要勞動者。「民惟邦本，本固邦寧」見於傳世偽《古文尚書·五子之歌》。我們雖然無法判斷《五子之歌》已佚原文是否存在「民惟邦本，本固邦寧」這句話，但根據可靠的先秦文獻，完全可以認為民本思想在商周時代已見端倪。

賈誼《新書》和董仲舒《春秋繁露》等書釋「民」為「盲」、「瞑」、「懵懵無知」，意為沒有文化和愚昧，這種含有輕蔑意思的訓詁不能說完全沒有根據，但它是否是「民」字所以得聲取義之由，還是大可懷疑的。因為在先秦文獻中，我們可以看到對於「民」的另一種敘述。《尚書·盤庚》：「朕及篤敬，恭錄民命，用永地於新邑。」同書《泰誓》：「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左傳》桓公六年：「夫民，神之主也，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可見在先秦時代，在統治階級心目中，「民」是很受尊重的。當然，這並不意味著可以把「民」提升到統治階級的行列。

在國家尚未產生之前的原始社會，包括氏族和部落首領在內，每個人都是氏族和部落的成員，他們的身份是平等的。進入文明社會以後，有了國家，有了階級，也有了君主、貴族、平民和奴隸之別，但是氏族制度的古老傳統並沒有迅速消亡。一般的氏族和部落成員雖然變為君主和貴族所治理的「民」，但先輩所曾擁有的尊嚴和榮譽還遺留在他們的記憶中。正是氏族制度的這種古老傳統，成為文明社會「民惟邦本」的思想淵源。

「民惟邦本」的另一層意思，是承認「民」是社會和國家物質財富的主要創造者；如果離開了他們，國計民生都無從談起。《國語·周語》說，周宣王即位之後，不籍千畝，虢文公曰：「不可。夫民之大事在農，上帝之粢盛於是乎出，民之蕃蔗於是乎生，事之供給於是乎在，和協輯睦於是乎興，財用蓄殖於是乎始。」天子帶領群臣和庶民籍田，表示重視農業生產和與民共勞，「若是，乃能媚於神而和於民矣。」

「民惟邦本」的觀念在早期國家的一個顯著體現，就是原始民主的傳統在城邦政治生活中還起著重要作用。《尚書·洪範》說周武王問政於箕子，箕子建議他除了「謀及卿士」、「謀及卜筮」外，還要「謀及庶人」。《周禮·秋官·小司寇》職文說：「掌朝外之政，以致萬民而詢焉。一曰詢國危，二曰詢國遷，三曰詢立君。」王國維在《殷周制度論》中指出：「《尚書》言治之意者，則惟言庶民。《康誥》以下九篇，周之經綸天下之道胥在焉。」《國語·周語》說，厲王暴虐，召公告曰：「民不堪命矣！」厲王把有怨言的民眾都加以殺害，召公說：「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厲王不聽，終於引起國人暴動，把厲王趕跑。這個例子說明，民眾在不堪忍受統治者的殘酷壓迫時，會像沖破堤防的洪水一樣，使統治者遭受滅頂之災。

春秋時代，王室衰微，諸侯爭霸。各國的公室和卿大夫之間，以及卿大夫互相之間，經常發生爭奪權位和財富的斗爭。在這些斗爭中，民眾的向背起著重要的作用。《左傳》昭公三年說，齊國的田桓子把糧食貸給民眾，用大斗借出，小斗收進，民眾十分感激，「歸之如流水」，齊國的政權終於落入陳氏（即田氏）手中。晉國的公室腐敗，「庶民罷敝而宮室滋侈，道相望而女福溢尤。民聞公命，如逃寇讎」，晉國的政權於是也被六卿所把持。魯昭公被季孫氏驅逐出國。趙簡子問史墨，為什麼「季氏出其君而民服焉，諸侯與之，君死於外，而莫之或罪也。」史墨說：「魯君世從其失，季氏世修其勤，民忘君矣。雖死於外，其誰矜之？社稷無常奉，君臣無常位，自古以然。」（《左傳》昭公三十年）國君失德，置民於不顧，就難免為民所棄。所以《孟子·盡心》說：「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其實孟子所說的「民」、「社稷」和「君」的關系，乃是早期國家形成時「民為邦本」的政治文化概念，到了戰國時代已經成為歷史的陳跡了。「二律背反」：民本理念與封建專制主義的政治生態

秦漢以後，二千多年封建社會並沒有把民本思想排除在官方意識之外。不僅一些儒學思想家、政論家經常宣揚民本思想，不少皇帝也公開承認「民惟邦本，本固邦寧」的理念。這是因為，稍微明智一些的封建統治者都深知人民在國家經濟生活和政治生活中有著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因而都要把自己打扮成民眾的保護者。如果他們公開否定民本思想，就等於拋棄自己的子民，也就會毀壞統治的合法地位。假託記錄孔子言行的《孔子家語·五儀》說：「夫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歷史實際也確實如此。盡管專制主義皇權對民眾可以予取予求，殘酷剝削和壓迫，但是一旦民眾奮起反抗，任何煊赫的王朝都可能頃刻瓦解。中國歷史上農民戰爭的次數之多和規模之大，足以使許多封建統治者引為警戒。這一點，唐太宗體會最為深刻。他曾經對大臣說：「為君之道，必須先存百姓，若損百姓以奉其身，猶割股以啖腹，腹飽而身斃。」又說：「可愛非君，可畏非民。天子者，有道則人推而為主，無道則人棄而不用，誠可畏也。」（《貞觀政要·君道、政體》）封建統治者把民眾視為邦國之本，把自己和民眾的關系比喻為舟和水的關系，希望民眾能夠安居樂業，統治階級和被統治階級之間能夠和睦相處，這並不是一種虛偽的道德說教，而是基於期望封建國家長治久安的政治需要。但封建的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都是以階級剝削為前提，民本思想與這種剝削制度有著天然的矛盾，這就決定了民本思想必然由於「二律背反」而受到種種限制，並且最終變成一種根本無法實現的政治空話。二千多年中國封建社會的政治生態，實際上是對民本思想的無情嘲弄和踐踏。

農業是中國古代最重要的生產部門。以一家一戶為一個生產單位並以農業和家庭手工業相結合為特色的小農經濟，是封建生產方式的廣闊基礎。封建社會民本思想的核心，可以說就是要保護小農經濟這個廣闊基礎。春秋戰國以前，土地屬於以血緣或地緣為紐帶的共同體所有，農民家庭需要定期「換土易居」，當時並不存在農民喪失土地的問題。但隨著私有制因素的增長，這種以「井田制」為特徵的共同體土地所有制逐漸瓦解。戰國時期各國變法，加速了土地私有化的進程。自耕農的小土地所有制雖然獲得了廣泛發展，但由於其固有的弱點，經不起天災人禍的摧殘，自秦漢以後很快出現了「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的局面。喪失土地的農民不是成為地主豪強的勞動力，就是外出逃荒成為流民。自耕農數量的減少不僅使得封建國家征發賦稅徭役的源泉日趨枯竭，而且大規模的流民浪潮還往往會引發嚴重的社會危機，威脅封建國家的統治。因此，歷代王朝都要想方設法維護小農經濟，減少國家版籍上農民戶口的流失，因而勸課農桑就成為封建國家的一項重要經濟職能。西漢渤海太守龔遂，「勸民務農桑，令口種一樹榆、百本薤、五十本蔥、一畦韭，家二母彘、五雞」；東漢桂陽太守茨充「教民種植桑柘麻之屬，勸令養蠶織履，民得利益焉」，就是地方官吏勸課農桑的典型（《漢書》與《後漢書》《循吏傳》）。對無地少地的農民，封建國家還實行「授田」、「假田」、「賦田」以及移民實邊等政策措施，把國有土地分配給他們耕種。在大規模的農民起義和戰亂之後，往往出現大量的無主荒地，這就為封建國家調整土地關系創造了有利條件。北魏孝文帝太和年間，為了解決「地有遺利，民無余財，或爭畝畔以亡身，或因飢謹以棄業」（《魏書·高祖紀》）的嚴重社會問題，下令推行均田制。從北魏經北齊、北周至隋唐，均田制基本上一直沿襲下來，只是授田的標准和實施的情況有所變化。安史之亂後，由於土地私有制進一步發展，封建國家手中已無多餘土地可供分配，均田制終於宣告廢弛。明末清初的幾十年戰亂，使全國各地又出現了大量荒蕪的田土。康熙帝下令禁止滿族王公貴族圈地之後，鼓勵農民墾荒，「永准為業」。與此同時又實行「更名田」，把明朝藩王散在各地的田產交給原來承佃的農民耕種，「改入民名」，使自耕農的人數得以大幅度增加。

促使農民破產流亡的主要原因是頻繁的自然災害、繁重的封建賦稅徭役和地主階級的土地兼並。秦始皇統一六國之後，忽視飽經戰亂的人民迫切要求休養生息的願望，「內興功作，外攘夷狄，收泰半之賦，發閭左之戍」，造成「男子力耕不足糧餉，女子紡績不足衣服」，以至「海內愁怨，遂用潰畔」的後果（《漢書·食貨志》）。賈誼在《過秦論》中，曾以秦亡的歷史教訓，指出「牧民之道，務在安之而已」。漢初崇尚黃老「無為」的學說，輕徭薄賦，減省刑罰，使殘破的社會經濟得到恢復和發展。自漢迄清，歷代賦役制度屢有變化，但大體上可以看出，所謂「盛世」和「亂世」的一個重要區別，就是當封建國家的賦稅徭役稍有節制時，廣大農民就有一個比較安定和寬松的環境從事生產，全家老小得以糊口；而當封建國家的賦稅徭役異常繁重時，農民不僅飢寒交迫，還不得不賣田宅鬻子孫，四處流亡。一般說來，對於制度內的賦稅徭役，農民尚能勉強忍受。但封建統治階級並不會滿足於這種制度內的剝削。一些無道昏君和貪官污吏往往不顧農民死活，在定製之外肆意橫征暴斂，從而把農民驅向破產和死亡的深淵。隋朝初建時，賦役較輕，農民在籍戶口數量增多，但隋煬帝即位後，窮奢極侈，又多次對高麗用兵，農民賦役負擔空前加重，以至許多地區耕稼失時，田疇多荒，「天下死於役而家傷於財」（《隋書·食貨志》）。清初整頓賦役，康熙詔令「滋生人丁永不加賦」，雍正推行「攤丁入畝」，對明末以來備受摧殘的小農經濟的恢復和發展起了一定的積極作用。但由於吏治腐敗，農民的負擔仍然很重。雍正為了遏制官吏對農民的非法盤剝，對官吏實行發放「養廉銀」制度。但在封建制度下，提高俸祿並不能杜絕官吏的貪污。許多官吏在領取「養廉銀」之後，照樣對農民「橫派濫征」，以飽私囊。

反對地主豪強對農民的土地兼並，是封建社會民本思想的一個重要內容。但這並不意味著持這種主張的士大夫反對封建的剝削制度。它實際上只是封建統治階級整體利益和局部利益存在矛盾的一種反映。晁錯說，商人地主「亡農夫之苦，有仟伯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過吏勢，以利相傾」，「此商人所以兼並農人，農人所以流亡者也」。董仲舒則主張「限民名田，以澹不足」，指責地主豪強「顓川澤之利，管山林之饒，荒淫越制逾侈以相高，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小民安得不困？」（《漢書·食貨志》）他們都是從封建國家整體和長遠的利益出發而反對地主兼並農民的。東漢末年，士大夫中有人主張恢復井田制，「限夫田以斷兼並」（仲長統：《昌言·損益》）。但即使是這種「限田」的主張，其實也根本無法付諸實現。西漢末年封建國家曾一度頒布限制諸侯王、列侯和吏民名田的方案，結果就因為遭到朝中權貴的反對而束之高閣。民本思想在近代中國的演變和政治實踐

民本思想在封建社會「二律背反」的條件下沒有能夠實現維護小農經濟的目的，但它對於中國歷史的發展卻產生了一定的積極作用。「民惟邦本」這個思想命題在近代中國被注入了新的理論內容，成為推動社會進步的重要思想武器。

傳統的民本思想是在承認專制君主權威至上的前提下，來觀照「民」之為「邦本」的。這種內在矛盾是註定它無法實現其政治理念的根本症結。但是，「民惟邦本」的思想既然成為歷代士大夫精英的政治信條，它不但哺育了一批關心人民疾苦的思想家、文學家和政治家，而且隨著封建制度的衰落腐朽，它必然會促使其中一些人利用民本思想來反對皇權至上的專制主義統治。早在明末清初，黃宗羲在《明夷待訪錄》中就猛烈抨擊封建君主「屠毒天下之肝腦，離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產業」，「然則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他還批評君主專制制度下的臣僚所以「不得不講治之牧之之術」，只是因為「四方之勞擾，民生之憔悴，足以危吾君也」。黃宗羲對封建專制制度的這種批判，已經觸及了傳統民本思想的要害，透露了近代民主啟蒙的氣息。梁啟超曾談到，《明夷待訪錄》對他那一代青年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鴉片戰爭以後，西方近代社會政治學說傳入中國，對傳統民本思想向近代化的演變起了催生作用。主張君主立憲的資產階級改良派在宣傳西方資產階級的「民權」思想時，巧妙地援引了傳統民本思想作為變法的理論依據。康有為在給光緒帝的奏摺中，就引《洪範》、《孟子》、《周禮》的有關記載，證明自己主張「君民同體」，符合「先王之治天下，與民共之」的古訓。這種比附雖然牽強甚至荒誕，但認為「君民同體」，主張「君民同治」，這與傳統民本思想把君與民比喻成舟與水的關系，顯然是有區別的。嚴復和譚嗣同在這個問題上走得更遠。嚴復在《辟韓》中把君主和臣民的關系看作是歷史早期階段社會分工的一種需要：「君也臣也刑也兵也，皆緣衛民之事而後有也。」「斯民也，固斯天下之真主也」；「秦以來之為君，正所謂大盜竊國者耳。」譚嗣同在《仁學》中說：「生民之初，本無所謂君臣，則皆民也。民不能相治，亦不暇治，於是共舉一民為君。……夫曰共舉之，則因有民而後有君，君末也，民本也。……夫曰共舉之，則且必可共廢之。」認為君臣皆因「衛民」的需要而設，民才是「天下之真主」，「君末也，民本也」，民可舉君，也可廢君。這些觀點已經帶有濃厚的近代民主色彩，可以說是突破傳統民本思想內涵的一大進步。

資產階級改良派承認人民是國家之「真主」，但又主張君主立憲，反對民主共和，這在理論上顯然是有矛盾的。他們對此的解釋是因為中國的國民素質太差，由專制而達共和需要經過立憲這一階段。康有為說：「欲速變法以救危亡，非先得聖主當陽不為功；欲定良法而保長久，非改為立憲民權不為治。」（《康有為政論集》卷上）梁啟超則宣稱：「共和的國民心理，必非久慣專制之民能以一二十年之歲月而善成」，「今日中國國民未有可以為共和國民之資格」（《飲冰室文集》第二冊）。這就暴露了他們主張民權的不徹底性和虛偽性。

辛亥革命前後，資產階級革命派和改良派在要民主共和還是要君主立憲問題上展開了激烈的論戰。孫中山明確指出：「中國數千年來都是專制政體，不是平等自由的國民所堪接受的」；「我們定要由平民革命，建國民政府，這不止是我們革命之目的，並且是我們革命的時候所萬不可少的」。他指出改良派誣蔑中國國民不夠資格實行共和這種謬論，「是將自己連檀香山的土民、南美的黑奴都看作不如了」（《孫中山全集》第一卷）。但由於中國資產階級先天的軟弱性，革命派陣營對於如何伸張民權的思想認識是比較混亂的。如章太炎因為看到西方資產階級的代議制民主政治容易被少數政客豪富所把持，竟然提出：「與效立憲而使民有貴族黎庶之分，不如王者一人秉權於上，規模廓落，則苛察不遍行，民猶得紓其死。」（《代議然否論》）

資產階級改良派和革命派對於如何實現「民權」雖然主張不同，但他們有一點是相同的，就是不了解人民群眾才是歷史的真正創造者，不相信人民群眾才有當家作主的能力。只有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以後，中國共產黨人才從理論和實踐的結合上解決了這個問題。李大釗在建黨初期撰寫的《平民主義》一文中說：「『平民主義』是democracy譯語，有譯為『民本主義』的，有譯為『民主主義』的，……純正的『平民主義』，就是把政治上、經濟上、社會上一切特權階級，完全打破；使人民全體，都是為社會國家作有益的工作的人；不須用政治機關以統治人身，政治機關只是為全體人民屬於全體人民而由全體人民執行的事務管理的工具。」毛澤東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以極大的熱情歌頌了農民革命運動的興起，「其勢如暴風驟雨，迅猛異常，無論什麼大的力量都將壓抑不住。他們將沖決一切束縛他們的羅網，朝著解放的路上迅跑」。在《新民主主義的憲政》和《論聯合政府》等一系列論著中，毛澤東多次強調：「中國的事情是一定要由中國的大多數人做主」，「共產黨人的一切言論行動，必須以合乎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最大利益，為最廣大人民群眾所擁護為最高標准」。毛澤東還指出：「中國一切政黨的政策及其實踐在中國人民中所表現的作用的好壞、大小，歸根到底，看它對於中國人民的生產力的發展是否有幫助及其幫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縛生產力的，還是解放生產力的。」

思想文化演進的歷史表明，人類社會所創造的一切有價值的思想文化遺產，在傳承過程中會被揚棄而不會完全消失。中國共產黨是一個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的黨。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文化，需要我們以馬克思主義理論為指導，對古代和近代的民本思想加以批判地繼承，吸取治國安邦的歷史經驗教訓。「以民為本」的思想，將在社會主義中國真正煥發出其歷史的光輝

❷ 根據材料一指出西周時期民本思想的主要內涵，並概括其歷史地位

問結合材料概括說明蘇格拉底對人文主義內涵的拓展；從蘇格拉底生活的時代分析說明其拓專展的目的屬。 答案：內涵拓展：（從關注人的自然屬性到）關注人的美德，注重改善人的心靈；重視對人的教育。 目的：培養公民的道德價值觀，拯救城邦（克服直接民主制的弊端）。

❸ 民本思想在中國歷史上的深遠影響

中國古代民本思想源遠流長，影響深遠。民惟邦平、民貴君輕、君舟民水等六個方面是中國古代民本思想的主要內容。民本思想對中國歷史發展和社會進步既有積極的影響，也有消極的作用。中國古代民本思想的積極影響主要表現在：在漫長的封建社會中起著協調社會矛盾，限制和軟化專制暴政，培育「賢臣」和「明君」；為近代中國人民接受西方民主思想提供了一定的基礎和銜接點；鍛造了中華民族禦侮圖強的愛國主義；對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政治文化建設有著一定的借鑒意義。中國古代民本思想的消極作用主要表現在：民本貌似民主，使許多人混淆民主思想與民本思想中重民、仁政之類的思想界限，誤把民本當民主，妨礙人們樹立正確的民主觀念，妨礙國家政治的民主化。
民本思想是中國古代政治法律思想中寶貴的精神財富，是中華文明的一個顯著的特徵，對中國傳統法律文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起源於夏商周三代，胎息於「民惟邦本，本固邦寧」的重民思想是民本思想的淵源。由於西周「德」的觀念的出現，使政治法律文化中神的因素被降低到最低點，人尤其是統治者個人的道德要求被大大提升，「禮樂文明」的人本主義特點發展成為中國特色的民本思想。春秋戰國「禮崩樂壞」，諸子百家，尤其是儒、法、道、墨四家代表人物根據自己的社會理想，對民本思想進行了闡述，促進了民本思想的理論化系統化。四家的代表人物從不同的角度都提出有自己特色的民本思想。儒家堅持民本和君本的統一性，主張「仁政」、「德治」，大力宣揚為民謀利。法家則認為只有通過法律的手段才能達到至德的社會，強調君臣共同守法，在實行耕戰的國策中實現民眾的利益。道家則從「法自然」的高度，反對戰爭，主張「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的無為政治。墨家則主張在「天」面前，君主和民眾是平等的，讓有才能的人參政議政，珍惜民力等。通過比較研究，我們認為：第一、民本思想是中國古代政治智慧、統治經驗的總結和升華，是一以貫之的；第二、民本和君本是對立統一的，在中國古代的政治法律中，民本要為君本服務，但是君本也不得不時受制於民本；第三、春秋戰國諸子「百家爭鳴」，不同的政治主張背後有其一致的思想基礎——民本，民本思想導致了漢代以後的儒法合流；第四、古代的民本導致的「治民」傳統，對中國傳統法律的倫理特色的促成是一個重要的因素。自西漢以後，民本思想始終和中國君主制結合在一起，對緩和專制統治起了一定的歷史作用。隨著西方的入侵，古老的民本思想又起了溝通民主和民權的橋梁作用。 民本思想對傳統法律的影響表現在如下幾個方面：從法律的指導思想上來看，民本思想使法律的儒家化和「德主刑輔」成為必然的選擇；從立法來看，民本思想指導下的法律的制定是法律條文修改簡約，行政權和司法權不分，而且行政權大於司法權；從司法實踐上來看，恤刑慎刑和重刑的主張同時出現，民眾的權利意識淡薄，民事法律落後。 古代的民本思想作為中華傳統文化中的一種政治文化，代表了一種高明的協調論的東方式的思維方法。在當前，重提「民為先，穩為重，諧為本」，努力構建和諧社會，民本思想應該有其應有的價值，一方面注重教育，調節官民關系，另一方面加強法律和道德的建設，傳統的民本思想可以發揮著使民主本土化的社會作用。

❹ 概括說明中國民本思想出現的背景

農業社會的國情 民眾力量的顯現 階級結構的變動 維護統治的需要 知識分子的專用

❺ 民本思想的意義及其在今天的影響

1.以孔孟為代表的先秦儒家民本思想不僅是儒家文化的精粹，也是中國傳統文回化中最具進步性的思想答主題。它是以民為國家政治本體的一種思想體系。民貴君輕，民心向背是儒家民本思想的主旨。從總體上說，民本思想是中國封建社會的產物，對我國封建社會產生深遠的影響。由於民本思想在我國歷史發展過程中，具有一貫性，因此，在當今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進程中，民本思想仍有值得借簽的價值和意義。
2. 儒家的民本思想是儒學的一個重要政治思想內容。自從孟子提出「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以來，歷代的儒家學者都或多或少繼承了這一民本思想的傳統。儒家思想在中國歷史上發揮了應有的積極意義。中國歷史上出現的許多被後人傳頌的清官、好官，就是身體力行儒家民本思想的典範。探討儒家民本思想的思想內容和歷史意義，無疑對我們今天的廉政建設是有現實的重要意義的。
3.孔孟民本思想是中國傳統文化中政治思想的一顆明星，它包含著豐富的思想內容，主要是重民思想、惠民思想、愛民思想與用民思想，對構建我國「以人為本」為核心的和諧社會有一定的啟示和借鑒意義。

❻ 中國古代的民本思想

民本思想是中國優秀傳統文化寶庫中重要的思想資源。它發端於商周時代，「民惟邦本，本固邦寧」突出體現了這一時代政治生活中的原始民主制色彩。

在秦漢以後的中國封建社會，民本思想雖然仍是重要的官方意識，但兩千多年中國封
建社會的政治生態實際是對民本思想的無情嘲弄。統治階級雖然認識到自己和民眾是舟和水的關系，希望民眾能夠安居樂業，實現「本固邦寧」的政治目標，但這種願望在以階級剝削為前提的封建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的沖擊下根本無法實現，民本思想在長期的封建社會政治生活中也就逐漸演變為一句「口惠而實不至」的政治空話。

民本思想雖然在封建社會沒有實現的條件，但它對中國歷史的發展還是起了一定的積極作用，特別是在中國傳統思想文化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它不僅哺育了一大批關心民眾疾苦的思想家、文學家和政治家，而且在中國社會從傳統走向現代的轉型過程中發揮了積極作用。在近代中國，它被進步人士注入新的理論內容，與西方「民主」相嫁接，成為推動中國社會進步的重要思想武器。我們有理由相信，「以民為本」的思想在社會主義中國將真正煥發出新的光輝。

民本思想是中國傳統文化中源遠流長的珍貴歷史遺產。它的產生可以追溯到早期國家形成的肇始，它的內涵隨著歷史的發展不斷豐富並有所衍變。近代以來，民本思想從封建統治階級治國安邦的官方意識形態轉變為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重要思想武器，特別是中國共產黨批判地繼承歷史遺產，賦予民本思想以全新的理論內容。今天，梳理中國古代民本思想的文化內涵及其發展衍變的歷史脈絡，對於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政治文化無疑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民本思想的歷史淵源

先秦文獻中提到「民」的地方很多。盡管學者迄今對「民」早先的身份地位尚有不同理解，但有一點是共同的，即「民」在先秦時代是城邦國家的被統治階級，也是當時社會的主要勞動者。「民惟邦本，本固邦寧」見於傳世偽《古文尚書·五子之歌》。我們雖然無法判斷《五子之歌》已佚原文是否存在「民惟邦本，本固邦寧」這句話，但根據可靠的先秦文獻，完全可以認為民本思想在商周時代已見端倪。

賈誼《新書》和董仲舒《春秋繁露》等書釋「民」為「盲」、「瞑」、「懵懵無知」，意為沒有文化和愚昧，這種含有輕蔑意思的訓詁不能說完全沒有根據，但它是否是「民」字所以得聲取義之由，還是大可懷疑的。因為在先秦文獻中，我們可以看到對於「民」的另一種敘述。《尚書·盤庚》：「朕及篤敬，恭錄民命，用永地於新邑。」同書《泰誓》：「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左傳》桓公六年：「夫民，神之主也，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可見在先秦時代，在統治階級心目中，「民」是很受尊重的。當然，這並不意味著可以把「民」提升到統治階級的行列。

在國家尚未產生之前的原始社會，包括氏族和部落首領在內，每個人都是氏族和部落的成員，他們的身份是平等的。進入文明社會以後，有了國家，有了階級，也有了君主、貴族、平民和奴隸之別，但是氏族制度的古老傳統並沒有迅速消亡。一般的氏族和部落成員雖然變為君主和貴族所治理的「民」，但先輩所曾擁有的尊嚴和榮譽還遺留在他們的記憶中。正是氏族制度的這種古老傳統，成為文明社會「民惟邦本」的思想淵源。

「民惟邦本」的另一層意思，是承認「民」是社會和國家物質財富的主要創造者；如果離開了他們，國計民生都無從談起。《國語·周語》說，周宣王即位之後，不籍千畝，虢文公曰：「不可。夫民之大事在農，上帝之粢盛於是乎出，民之蕃蔗於是乎生，事之供給於是乎在，和協輯睦於是乎興，財用蓄殖於是乎始。」天子帶領群臣和庶民籍田，表示重視農業生產和與民共勞，「若是，乃能媚於神而和於民矣。」

「民惟邦本」的觀念在早期國家的一個顯著體現，就是原始民主的傳統在城邦政治生活中還起著重要作用。《尚書·洪範》說周武王問政於箕子，箕子建議他除了「謀及卿士」、「謀及卜筮」外，還要「謀及庶人」。《周禮·秋官·小司寇》職文說：「掌朝外之政，以致萬民而詢焉。一曰詢國危，二曰詢國遷，三曰詢立君。」王國維在《殷周制度論》中指出：「《尚書》言治之意者，則惟言庶民。《康誥》以下九篇，周之經綸天下之道胥在焉。」《國語·周語》說，厲王暴虐，召公告曰：「民不堪命矣！」厲王把有怨言的民眾都加以殺害，召公說：「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厲王不聽，終於引起國人暴動，把厲王趕跑。這個例子說明，民眾在不堪忍受統治者的殘酷壓迫時，會像沖破堤防的洪水一樣，使統治者遭受滅頂之災。

春秋時代，王室衰微，諸侯爭霸。各國的公室和卿大夫之間，以及卿大夫互相之間，經常發生爭奪權位和財富的斗爭。在這些斗爭中，民眾的向背起著重要的作用。《左傳》昭公三年說，齊國的田桓子把糧食貸給民眾，用大斗借出，小斗收進，民眾十分感激，「歸之如流水」，齊國的政權終於落入陳氏（即田氏）手中。晉國的公室腐敗，「庶民罷敝而宮室滋侈，道

❼ 什麼是民本思想

民本思想是中國傳統文化中極其重要的思想資源，它發端於商周交替之時。古代民本思想經歷了從重天敬鬼到敬德保民再從重民輕天到民貴君輕這樣發展歷程。

自國家產生之後，中國進入了新的發展階段，社會性質也從原始社會轉入階級社會，表現為後來的奴隸社會，封建社會，以及中央集權的專制社會等。民本思想在國家政治制度的發展及變更之中一直存在並發揮著重要的影響。

(7)中國傳統民本思想的主要內容和歷史地位擴展閱讀：

發展歷程

殷商時期，迷信的氛圍特別強烈，事無巨細，每事必卜，甲骨文即是為記錄占卜而產生。人們祭天地、鬼神，祭星辰、日月，在人們心目中地位最高的是太陽神，以致夏桀暴虐無道，卻以太陽自比，曰「天之有日，猶吾之有民」。

周人從商的覆滅中認識到「天命縻常」，看到了人民的武裝倒戈，才使西周打敗了商王朝，這是「天惟時求民主」，「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

春秋時期，周王室衰敗，原來神聖不可動搖的天——周天子已失去天下共主的身份，天下大亂，禮樂崩壞。現實已動搖了人們對於神聖天道的崇拜。

明末清初，隨著激烈的階級斗爭和新的生產關系的因素產生，古代民本思想得到極大發揮，就是以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為代表的進步思想家對君主專制獨裁進行了深刻地揭露和批判。

❽ 歷史上 什麼是民本思想

你好，很高興為你作答
民本思想是中國傳統文化中及其重要的思想資源，它發端於商周交替之時。
起源：
自國家產生之後，中國進入了新的發展階段，社會性質也從原始社會轉入階級社會，表現為後來的奴隸社會，封建社會，以及中央集權的專制社會等。民本思想在國家政治制度的發展及變更之中一直存在並發揮著重要的影響。

發展歷程：
古代民本思想經歷了從重天敬鬼到敬德保民，再從重民輕天到民貴君輕這樣發展歷程。
殷商時期，迷信的氛圍特別強烈，事無巨細，每事必卜，甲骨文即是為記錄占卜而產生。人們祭天地、鬼神，祭星辰、日月，在人們心目中地位最高的是太陽神，以致夏桀暴虐無道，卻以太陽自比，曰「天之有日，猶吾之有民」。到了西周，周人把天奉為有意志的人格化的至上神，周王亦稱「天子」，是受了「天命」取代商來統治天下的。另一方面，周人又從商的覆滅中認識到「天命縻常」，看到了人民的武裝倒戈，才使西周打敗了商王朝，這是「天惟時求民主」，「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既而提出「皇天無親，唯德是輔」，「敬德」才可以「保民」。這開啟了春秋戰國時期民本思想的先河。春秋時期，周王室衰敗，原來神聖不可動搖的天——周天子已失去天下共主的身份，天下大亂，禮樂崩壞。現實已動搖了人們對於神聖天道的崇拜。另一方面，在人類與自然的關繫上，突出人的地位。荀子提出了「制天命而用之」觀點，強調人在認識自然，改造自然中的主觀能動作用，「天」的地位已開始動搖。與此同時，從君主到一些大臣對「民」的認識都有了新的提高，認識到「政之所興，在順民心，政之所廢，在逆民心」，田氏代齊的重要手段就是收買人心，搞大斗出貨，小斗收進，結果「得齊民心」，「民眾歸之如流水」。孔子提出的「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的思想，發展到孟子時的「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仁政思想，告誡統治者「愛民」、「利民」，輕刑薄賦，聽政於民，與民同樂。這標志著民本思想至此真正形成了。
明末清初，隨著激烈的階級斗爭和新的生產關系的因素產生，古代民本思想得到極大發揮，就是以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為代表的進步思想家對君主專制獨裁進行了深刻地揭露和批判。指責君主制度是「天下之大害」，反對君主把天下當作私產，提出「天下為主，君為客」，君的責任就在於「以天下萬民為事」。這種社會政治思想是進步的，可以看作是早期民主思想的啟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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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http://ke..com/link?url=-GckmUjAf7aeE_

❾ 孟子民本思想在歷史上的地位或作用

好久沒做歷史題，還有點小激動。很顯然，孟子繼承和發展了孔子的思想，他的的核專心思想是仁政屬，主張性善論。歷史作用就很虛幻了。正常來說答歷史作用的來來回回就是抨擊腐敗制度啦，推動社會發展啦等等，往好處講。例如。第一，孟子是儒家重民思想的完成者，後世的重民思想始終並未脫離孟子重民思想的基本框架。第二，孟子重民思想在實踐上表現為後代君主（特別是一個朝代前期的明君）對於仁政的重視。第三，仁政重民的思想在很大程度上體現為建立在唯心主義性善論的基礎之上，這造就了中國古代思想里期盼道德高尚的賢人實行仁政的傳統。第四，一些進步思想家或政治家根據需要，對孟子的重民思想進行解釋或發揮，使之成為階級斗爭和思想斗爭的重要理論武器，特別是明末清初的早期啟蒙思想家們以往往從孔孟那裡吸取重民的素材對封建專制主義進行猛烈的批判。

❿ 古代民本思想的特點是什麼

民本思想是中國傳統文化中極其重要的思想資源，它發端於商周交替之時。

自國家產生之後，中國進入了新的發展階段，社會性質也從原始社會轉入階級社會，表現為後來的奴隸社會，封建社會，以及中央集權的專制社會等。民本思想在國家政治制度的發展及變更之中一直存在並發揮著重要的影響。

古代民本思想經歷了從重天敬鬼到敬德保民，再從重民輕天到民貴君輕這樣發展歷程。
殷商時期，迷信的氛圍特別強烈，事無巨細，每事必卜，甲骨文即是為記錄占卜而產生。人們祭天地、鬼神，祭星辰、日月，在人們心目中地位最高的是太陽神，以致夏桀暴虐無道，卻以太陽自比，曰「天之有日，猶吾之有民」。到了西周，周人把天奉為有意志的人格化的至上神，周王亦稱「天子」，是受了「天命」取代商來統治天下的。另一方面，周人又從商的覆滅中認識到「天命縻常」，看到了人民的武裝倒戈，才使西周打敗了商王朝，這是「天惟時求民主」，「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既而提出「皇天無親，唯德是輔」，「敬德」才可以「保民」。這開啟了春秋戰國時期民本思想的先河。
春秋時期，周王室衰敗，原來神聖不可動搖的天——周天子已失去天下共主的身份，天下大亂，禮樂崩壞。現實已動搖了人們對於神聖天道的崇拜。另一方面，在人類與自然的關繫上，突出人的地位。荀子提出了「制天命而用之」觀點，強調人在認識自然，改造自然中的主觀能動作用，「天」的地位已開始動搖。與此同時，從君主到一些大臣對「民」的認識都有了新的提高，認識到「政之所興，在順民心，政之所廢，在逆民心」，田氏代齊的重要手段就是收買人心，搞大斗出貨，小斗收進，結果「得齊民心」，「民眾歸之如流水」。孔子提出的「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的思想，發展到孟子時的「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仁政思想，告誡統治者「愛民」、「利民」，輕刑薄賦，聽政於民，與民同樂。這標志著民本思想至此真正形成了。
明末清初，隨著激烈的階級斗爭和新的生產關系的因素產生，古代民本思想得到極大發揮，就是以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為代表的進步思想家對君主專制獨裁進行了深刻地揭露和批判。指責君主制度是「天下之大害」，反對君主把天下當作私產，提出「天下為主，君為客」，君的責任就在於「以天下萬民為事」。這種社會政治思想是進步的，可以看作是早期民主思想的啟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