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航海的中國歷史

❶ 中國古代航海的故事

航海是人類在海上航行，跨越海洋，由一方陸地去到另一方陸地的活動。 在從前是一種冒險行為，因為人類的地理知識有限，彼岸是不可知的世界。
人類在新石器時代晚期就已有航海活動。當時中國大陸製造的一些物品在台灣島、大洋洲，以至厄瓜多等地均有發現。公元前4世紀希臘航海家皮忒阿斯就駕駛舟船從今馬賽出發，由海上到達易北河口，成為西方最早的海上遠航。公元前 490年，在波斯與希臘的海戰中，希臘就曾以上百英尺長的戰艦參戰。中國漢代已遠航至印度，把當時羅馬帝國與中國聯系起來。唐代為擴大海外貿易，開辟了海上絲綢之路，船舶遠航到亞丁灣附近。在當時的科學技術條件下，航海是靠山形水勢及地物為導航標志，屬地文航海；而以星辰日月為引航標志的，則屬天文航海技術之一種。指南針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大發明，宋代將其應用到航海上，解決了海上航行的定向，也開創了儀器導航的先例。現代船上使用的磁羅經，是12世紀船用磁羅經傳入歐洲後，由英國人開爾文改進了的海軍型磁羅經。助航設施燈塔很早就已使用。公元前280年在埃及亞歷山大港建造了高60多米的燈塔。1732年英國在泰晤士河口設置了燈塔。1767年在美洲特拉華設立了浮標。
公元15世紀是東西方航海事業大發展時期。1405～1433年，中國航海家鄭和率船隊七下西洋，歷經30多個國家和地區，遠航至非洲東岸的現索馬里和肯亞一帶，成為中國航海史上的創舉。1420年葡萄牙創辦了航海學校；船長迪亞士在1487年航海到非洲最南端，命名該地為好望角；1497年伽馬率船隊從里斯本出發繞好望角到印度。此後葡萄牙人又到達中國、日本。1492年10月義大利航海家哥倫布發現了美洲大陸。1499～1500年，義大利航海家亞美利哥2次登上美洲大陸考察，證實這片陸地是一片新發現的陸地，而不是哥倫布當年認為的印度島嶼，故命名新大陸為亞美利加洲，簡稱美洲。16世紀始，航海技術迅速發展。1569年地理學家墨卡托發明的投影成為現代海圖繪制的基礎。進入20世紀後，現代航海技術取得重大成就，60年代出現奧米加導航系統，隨後又出現和應用了衛星導航系統、自動標繪雷達等。
航海要求船舶迅速而安全地行駛，在現代條件下，需採用現代導航設備，了解國際水運法規，世界各國海上交通管理制度。為保證人身、船舶、貨物和海洋環境的安全，船舶上還需設置救生、防火、防污染設備和航海儀表及通信設備等。
[編輯本段]歷代航海技術介紹
一、先秦時期
殷商與西周時期，人們除了會製造船舶之外，已能製成帆而利用風力航行。甲骨文用「凡」通假「帆」字，說明殷人行船已經使用帆，不過，這時的帆一般主要用在陸地江河航行中。而隨著春秋戰國時期各國的海上活動興起，人們航海的地理知識逐漸增加，將中國東部外測的不同水劃成「北海」（今渤海）、「東海」（今黃海）、「南海」（今東海）。人們已了解到「百川歸海」並一開始在沿海巡航。同時，人們在江河和航海過程中，逐漸認識了風，並利用風和帆航行。
先秦時期，人們在認識風的同時，也對一些雲雨氣象有所了解，如《尚書·洪範》「月之從星，則從風雨」等都是人們在航行中注意天氣變化而總結出的經驗規律。
這一時期，人們對海洋水文特別是潮汐有一定的了解。如《尚書·禹貢》「朝夕迎之，則遂行而上」等，說明當時人們已知知道趁漲潮出海，利用海洋定向潮流，順流而下。
值得一提的是，春秋戰國時期，海上導航技術已與天文學聯系起來。戰國時期人們已經對二十八星宿和一些恆星進行了定量觀測，並取得了可喜成果，並把海上航行與天文學相結合，利用北極星為航行定向。戰國時期，磁石「司南」已發明。但其用途主要用於陸上定位。英尺，春秋戰國時期主要以太陽和北極星為海上導航標志。
總之，先秦時期的航海技術已有一定的基礎，人們對海洋的認識逐漸深刻，對洋流、風力、潮汐，和海上天文、氣象知識有一定的認識，利用太陽和北極星為海上導航標志，並發明了海上測天體高度的儀器。
二、秦漢時期
秦漢時代的遠洋航海，人們已開始自覺使用季風航海。中國人已掌握了西太平洋與北印度洋的季風規律，並已應用於航海活動。實際上，東漢應勛在《風俗通義》已經提到：「五月有落梅風，江淮以為信風。」，「落梅風」意即梅雨季節以後出現的東南季風。兩漢時期人們只有利用季風，才能做遠洋航行。
在先秦時期天文導航的基礎上，秦漢時期的導航技術有了進一步的提高。據《漢書·藝文志》載，西漢時海上導航的占星書已有《海中星占驗》十二卷，《海中五星經雜事》二十二卷等有關書籍總計達一百三十六卷之多，可能是中國航海人員載航海過程中總結出來的天文經驗和規律。其內容應是記錄航海中對星座、行星等位置判定以確認航線。
除天文導航外，地文導航與陸地定位在航海中也佔十分重要的地位。
漢時，人們已能利用「重差法」精確測量海上地形地貌。唐代李淳風《海島精算》記載了這種利用矩或表進行兩次觀測，可求得海島之高度和與船的距離，這對後世航圖的測繪及航程的推算具有深遠的影響。
漢時，人們對潮汐已不僅局限與水面的漲落，而能找出其中的原因。王充在《論衡·書虛篇》第一次科學地將潮汐成因與月球運動聯系起來，反映了人們對潮汐認識的進步，同時對人們航海借海潮流向進出港灣有一定的幫組。
總之，秦漢時期造船業發達，已能利用季風航行，天文和地理導航幾時進一步提高，並能對潮汐現象做出科學合理的解釋，航海技術的進步，使中國已步入了世界先進航海國家的行列。
三、魏晉南北朝時期
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造船業發展的同時，航海知識與技術得到了進一步的充實和提高。
三國王震《南州異物志》對當時航行於南海水域的海船風帆駛風技術有所描述：「其四帆不正前向，皆駛邪移，相聚已取風吹，邪張相取風氣」這段記載說明了當時中國南海航行者已擁有增減隨宜的四帆帆船，掌握「邪張相取風氣」的打偏駛風技術，並在印度洋上的航線，也是利用七帆帆船駛風而航行的。
隨著三國以後的航海活動增多，對西太平洋和印度洋的信風規律已有所認識和利用。
這一時期航海技術有所進步，還表現在人們已對航行所經海區的海岸地形有了初步了解，如對今南海的珊瑚已有所認識，同時天文導航技術也已採用。
四、隋唐五代時期
隋唐五代時期航海技術趨於成熟，人們已能熟練運用季風航行，天文、地理導航水平都有明顯提高，對潮汐也能進一步正確解釋。
唐代，人們已能認識到北起日本海，南至南海的風有規律德到來和結束，這種與航行有關的季風成為「信風」。在利用這些信風航行的同時，人們已能正確地歸納和總結出這些信風的來去規律。如義凈正是借著對南海季風、北印度洋及孟加拉灣的季風和洋流規律的認識和利用而乘船到達東南亞室利佛逝國而還歸中國的。同時唐代人兒你們對海洋氣象有了進一步認識，已能利用赤雲，暈虹等來預測台風。
唐代天文定位術的發展，集中體現在利用仰測兩地北極星的高度來確定南北距離變化的大地測量術。開元年間天文學家憎一行已可以利用「復矩」儀器來測量北極星距離地面的高度，雖與實際數字有一定的差距，但這是世界首次對子午線的實測，而且這種測量術很可能已經在航行中使用。唐代航行者已掌握利用北極星的高度而進行定位導航。
與天文定位術一樣，隋唐地文導航技術也有一定提高。「廣州通海夷道」中對航海方向、距離、時間已相對具體，對某些地區的地理位置或地形特徵已有明確的地文定位描述，並且對遠洋航行中的人工航標也有記錄。特別是隨著數學的進步，航海家已經能在勾股定律相似關系的原理基礎上，運用兩次觀測計算的「重差法」來測量陸標，大大提高了海岸測量術的水平。
在《海濤志》中，作者竇叔深入研究了潮汐運動與月亮運動的同步規律，對潮汐運動中的形成原因、大小潮出現的時間、計算方式、潮汐循環的周期等做了詳細的論述。而稍後的封演，也對一月之中潮汐逐日推移的規律做了非常清晰的論述。
五、兩宋時期
兩宋時期航海技術的提高,最突出的是指南針的廣泛應用。
宋以前的航海指引，一般是憑天象、天體識別方向，夜以星星指路，日倚太陽辨向，至北宋時期，航海技術開始了重大的突破，已能利用指南針航行。而指南針的應用，在南宋時期發展成羅盤形構，隨著精確度不斷提高，應用越來越廣泛海上航行已逐步依靠指南針指示方向，比北宋時期更為進步。也促進了中外海上交通的發展。指南針應用於航海，是世界人類文明史上的重大突破，對世界文明文化的發展作出了重大的貢獻。
在兩宋時期，有關海圖的記述已十分明確，如徐兢的《宣和奉使高麗圖經》和劉豫獻於金主亶的海道圖等，都說明了當時海圖的發展。海上交通航線的發展，為海道圖的產生創造了條件。海道圖的產生出現，是人類海洋知識不斷積累的結果，為人類進一步征服海洋，發展海上交通事業，提供了更多的技術工具與技術知識。在海洋地理識別探測方面也有較大進步。根據天氣變化確定方位，判斷環境。並已懂得利用長繩系砣測量海深，並從砣底所粘附的海底泥沙判斷航行位置及情況。而且還能利用季風航行，其駕馭風力的技術也具有相當水平。在海上航行安全方面也有一定的保障措施。利用信鴿作為海上交通工具。並已能進行水下修補船隻，防止滲漏致沉。由於航海技術不斷提高，令兩宋時期的對外海上交通更具安全，航向更為穩確，航行時間也大為縮短，有利於中外海上交通貿易的進一步發展。
六、元朝時期
元代指南針的應用更為普遍，也更為精確，已成為海舶必備的航海工具。元代航海中，把指南針許多針位點連結起來，以標明航線，稱之為針路。指南針應用的技術進一步提高。以天干、地支和四卦（乾、坤、 、艮）作為航海羅盤上編排的航路方位，這樣，海船航行更能精確地確定航向，把握航線。
元朝航海技術的提高，還表現在對海岸天象與規律的認識與掌握，以保證海船航行的安全與穩定。元朝海上交通，已能熟悉地掌握與利用季風規律。元朝航海家在長期的海上交通實踐中，總結經驗，編成有關潮汛、風信、氣象的口訣。
而有關的口訣據稱「屢驗皆應」，說明了元朝對海洋氣象變化規律，已有相當程度的認識與掌握，有助於進一步駕馭海洋，促進海外交通貿易的進一步發展。
七、明朝時期
明朝的航海技術主要表現在對海洋綜合知識的運用以及航行技術方面有較大的提高與進步。
1、關於航路航向
明代指南針的應用更為普及與精確。過去指南針的運用，主要是單針與縫針之法。但明人《順風相送》中已經有「定三針方法」、「定四針方法」。雖然不詳其具體應用方法，但應該可以肯定其航路航向必然更為清晰准確，幾個指南針一齊運用於確定航向，還必須有計量單位，確定航程。至遲在明代已經以「更」作為計量單位運用於航海之中。明清時期，一更約為六十里計。因此，「更」並非是一個單純的計時單位，而是指一更時間內，船舶在標准航速下所通過的里程。以「更」用於航海，也是明代航海技術發展的一個標志，它與指南針結合，可以推算船位航速，令航行路線方向更為精確，明代「針」、「更」結合的航海方法已十分普遍，反映了明代航海技術所具有的先進性。
2、關於地形水
大海航行，必須了解航路的地形水勢，掌握航道的水深及暗礁淺灘，才能安全可靠地進行海上交通活動。
明人測量水地深淺名為打水，以托為單位。明人在航海圖繪制方面也作出了很大的貢獻。雖然宋元時期已有航海圖樣問世，但只是以沿海為主，遠洋航海似未能備及。直至明代，航海圖的繪制已有很大的進步，具有很高的水平，不僅沿海地區，海外遠洋地區也有掌握，最典型的是明人茅元儀所輯《武備志》卷二百四十附圖上所載的《鄭和航海圖。該圖自南京繪圖，一直至東非沿岸，航圖遍及廣大西太平洋與印度洋海岸地區，記載了五百多個地名，並繪有針路，各處星位高低。對於航行途中的山峰、島嶼、淺灘、礁岩、險狹用的海圖，顯示了明人對掌握航路地形水勢的必要性與重要性，具有深刻的認識。在實際應用中更反映了明代航海技術的發展水平。明代航海者對海外航路的地形水勢已有相當的掌握。明代類似對航路地形水勢的具體指南，趨於綜合化與形象化，反映了明代航海技術的提高。
3、關於航海天象
觀天象，包括星位、信風及海流潮汛的變化規律。
牽星術來確定船舶的航行位置。牽星術，乃是當時一種利用天文狀況進行測位的航海技術。即在船上利用牽星板來觀察某一星辰的高度，藉以確定船隻所在的地理位置。特別是在深海中，地形水勢難以提供有效的識別，無所憑依，往往以天象來確定航位。《鄭和航海圖》中就附有《過洋牽星圖》，記錄在印度洋地區的牽星航海。
對信風的利用。明人費信《星槎勝覽·占城圖》中雲：「十二月，福建五虎門開洋，張十二帆，順風十晝夜至占城國。」又明人馬歡《瀛涯勝覽·滿喇加》中謂，歸航，「等候南風正順，於五月中旬開洋回還」。表明明人對季風規律的掌握與運用，已經十分得心應手。
明人對海上風雲氣候、海流潮汐的變化規律也十分熟悉。《順風相送》和《指南證法》中就記載了許多關於這方面的氣象記錄和歌訣，說明了明人對航海天象的認識與重視，如《順風相送》中「逐月惡風法」，「定潮水消長時候」，「論四季電歌」，「四方電候歌」等。按農歷月日，對海洋氣象的風雨規律作了詳盡的記述。
八、清朝前中期
清朝前中期的航海技術雖然沒有很大創新，但是對於海洋地理的重要性還是具有充分的認識與總結。航海圖的繪制也有相當的水平。清陳倫炯《海國聞見錄》中就有附圖六幅，這些圖較前人的地圖詳備、精確。陳氏《海國聞見錄》中的《天下沿海形勢錄》，更對中國東北、東南沿海的海洋地貌、水文航運都有詳細的說明。這些都具有重要海上指南價值。
在航海應用技術中，基本上繼承前人的傳統方式。但也有一定程度的發展。指南針的應用，普遍使用三針法，對航海天象觀察、航海地形水勢都有系統的掌握。並且開始以沙漏計時。比起傳統的焚燒更香以及日月位置估算時間更為精確。清前期沙漏的運用，說明了當時在吸收外國航海技術的基礎上，不斷提高航海工具的技術性能與技術水平。
「中國洋艘，不比西洋呷板，用混天儀、量天尺，較日所出，刻量時辰，離水分度，即知為某處。」相形之下，中國的航海技術已開始落後於西方。

❷ 中國航海史上著名的人物

秦漢時代，出現了秦代徐福船隊東渡日本和西漢海船遠航印度洋的壯舉。別的只能別人來回答了。。。。。。。。。。。。

❸ 歷史，中國航海

宋朝的對外貿易多發達呀，再後來的鄭和，其實三國時中國人就統治過東南亞

❹ 航海的航海歷史

殷商與西周時期，人們除了會製造船舶之外，已能製成帆而利用風力航行。甲骨文用「凡」通假「帆」字，說明殷人行船已經使用帆，不過，這時的帆一般主要用在陸地江河航行中。而隨著春秋戰國時期各國的海上活動興起，人們航海的地理知識逐漸增加，將中國東部外測的不同水劃成「北海」（今渤海）、「東海」（今黃海）、「南海」（今東海）。人們已了解到「百川歸海」並一開始在沿海巡航。同時，人們在江河和航海過程中，逐漸認識了風，並利用風和帆航行。
先秦時期，人們在認識風的同時，也對一些雲雨氣象有所了解，如《尚書·洪範》「月之從星，則以風雨」等都是人們在航行中注意天氣變化而總結出的經驗規律。
這一時期，人們對海洋水文特別是潮汐有一定的了解。如《尚書·禹貢》「朝夕迎之，則遂行而上」等，說明當時人們已經知道趁漲潮出海，利用海洋定向潮流，順流而下。
值得一提的是，春秋戰國時期，海上導航技術已與天文學聯系起來。戰國時期人們已經對二十八星宿和一些恆星進行了定量觀測，並取得了可喜成果，並把海上航行與天文學相結合，利用北極星為航行定向。戰國時期，磁石「司南」已發明。但其用途主要用於陸上定位。英尺，春秋戰國時期主要以太陽和北極星為海上導航標志。
總之，先秦時期的航海技術已有一定的基礎，人們對海洋的認識逐漸深刻，對洋流、風力、潮汐，和海上天文、氣象知識有一定的認識，利用太陽和北極星為海上導航標志，並發明了海上測天體高度的儀器。 秦漢時代的遠洋航海，人們已開始自覺使用季風航海。中國人已掌握了西太平洋與北印度洋的季風規律，並已應用於航海活動。實際上，東漢應勛在《風俗通義》已經提到：「五月有落梅風，江淮以為信風。」，「落梅風」意即梅雨季節以後出現的東南季風。兩漢時期人們只有利用季風，才能做遠洋航行。
在先秦時期天文導航的基礎上，秦漢時期的導航技術有了進一步的提高。據《漢書·藝文志》載，西漢時海上導航的占星書已有《海中星占驗》十二卷，《海中五星經雜事》二十二卷等有關書籍總計達一百三十六卷之多，可能是中國航海人員載航海過程中總結出來的天文經驗和規律。其內容應是記錄航海中對星座、行星等位置判定以確認航線。
除天文導航外，地文導航與陸地定位在航海中也佔十分重要的地位。
漢時，人們已能利用「重差法」精確測量海上地形地貌。唐代李淳風《海島精算》記載了這種利用矩或表進行兩次觀測，可求得海島之高度和與船的距離，這對後世航圖的測繪及航程的推算具有深遠的影響。
漢時，人們對潮汐已不僅局限與水面的漲落，而能找出其中的原因。王充在《論衡·書虛篇》第一次科學地將潮汐成因與月球運動聯系起來，反映了人們對潮汐認識的進步，同時對人們航海借海潮流向進出港灣有一定的幫組。
總之，秦漢時期造船業發達，已能利用季風航行，天文和地理導航幾何進一步提高，並能對潮汐現象做出科學合理的解釋，航海技術的進步，使中國已步入了世界先進航海國家的行列。
魏晉南北朝時期
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造船業發展的同時，航海知識與技術得到了進一步的充實和提高。
三國王震《南州異物志》對當時航行於南海水域的海船風帆駛風技術有所描述：「其四帆不正前向，皆駛邪移，相聚已取風吹，邪張相取風氣」這段記載說明了當時中國南海航行者已擁有增減隨宜的四帆帆船，掌握「邪張相取風氣」的打偏駛風技術，並在印度洋上的航線，也是利用七帆帆船駛風而航行的。
隨著三國以後的航海活動增多，對西太平洋和印度洋的信風規律已有所認識和利用。
這一時期航海技術有所進步，還表現在人們已對航行所經海區的海岸地形有了初步了解，如對今南海的珊瑚已有所認識，同時天文導航技術也已採用。 隋唐五代時期航海技術趨於成熟，人們已能熟練運用季風航行，天文、地理導航水平都有明顯提高，對潮汐也能進一步正確解釋。
唐代，人們已能認識到北起日本海，南至南海的風有規律德到來和結束，這種與航行有關的季風成為「信風」。在利用這些信風航行的同時，人們已能正確地歸納和總結出這些信風的來去規律。如義凈正是借著對南海季風、北印度洋及孟加拉灣的季風和洋流規律的認識和利用而乘船到達東南亞室利佛逝國而還歸中國的。同時唐代人對海洋氣象有了進一步認識，已能利用赤雲，暈虹等來預測台風。
唐代天文定位術的發展，集中體現在利用仰測兩地北極星的高度來確定南北距離變化的大地測量術。開元年間天文學家憎一行已可以利用「復矩」儀器來測量北極星距離地面的高度，雖與實際數字有一定的差距，但這是世界首次對子午線的實測，而且這種測量術很可能已經在航行中使用。唐代航行者已掌握利用北極星的高度而進行定位導航。
與天文定位術一樣，隋唐地文導航技術也有一定提高。「廣州通海夷道」中對航海方向、距離、時間已相對具體，對某些地區的地理位置或地形特徵已有明確的地文定位描述，並且對遠洋航行中的人工航標也有記錄。特別是隨著數學的進步，航海家已經能在勾股定律相似關系的原理基礎上，運用兩次觀測計算的「重差法」來測量陸標，大大提高了海岸測量術的水平。
在《海濤志》中，作者竇叔深入研究了潮汐運動與月亮運動的同步規律，對潮汐運動中的形成原因、大小潮出現的時間、計算方式、潮汐循環的周期等做了詳細的論述。而稍後的封演，也對一月之中潮汐逐日推移的規律做了非常清晰的論述。 兩宋時期航海技術的提高，最突出的是指南針的廣泛應用。
宋以前的航海指引，一般是憑天象、天體識別方向，夜以星星指路，日倚太陽辨向，至北宋時期，航海技術開始了重大的突破，已能利用指南針航行。而指南針的應用，在南宋時期發展成羅盤形構，隨著精確度不斷提高，應用越來越廣泛海上航行已逐步依靠指南針指示方向，比北宋時期更為進步。也促進了中外海上交通的發展。指南針應用於航海，是世界人類文明史上的重大突破，對世界文明文化的發展作出了重大的貢獻。
在兩宋時期，有關海圖的記述已十分明確，如徐兢的《宣和奉使高麗圖經》和劉豫獻於金主亶的海道圖等，都說明了當時海圖的發展。海上交通航線的發展，為海道圖的產生創造了條件。海道圖的產生出現，是人類海洋知識不斷積累的結果，為人類進一步征服海洋，發展海上交通事業，提供了更多的技術工具與技術知識。在海洋地理識別探測方面也有較大進步。根據天氣變化確定方位，判斷環境。並已懂得利用長繩系砣測量海深，並從砣底所粘附的海底泥沙判斷航行位置及情況。而且還能利用季風航行，其駕馭風力的技術也具有相當水平。在海上航行安全方面也有一定的保障措施。利用信鴿作為海上交通工具。並已能進行水下修補船隻，防止滲漏致沉。由於航海技術不斷提高，令兩宋時期的對外海上交通更具安全，航向更為穩確，航行時間也大為縮短，有利於中外海上交通貿易的進一步發展。 元代指南針的應用更為普遍，也更為精確，已成為海舶必備的航海工具。元代航海中，把指南針許多針位點連結起來，以標明航線，稱之為針路。指南針應用的技術進一步提高。以天干、地支和四卦（乾、坤、、艮）作為航海羅盤上編排的航路方位，這樣，海船航行更能精確地確定航向，把握航線。
元朝航海技術的提高，還表現在對海岸天象與規律的認識與掌握，以保證海船航行的安全與穩定。元朝海上交通，已能熟悉地掌握與利用季風規律。元朝航海家在長期的海上交通實踐中，總結經驗，編成有關潮汛、風信、氣象的口訣。
而有關的口訣據稱「屢驗皆應」，說明了元朝對海洋氣象變化規律，已有相當程度的認識與掌握，有助於進一步駕馭海洋，促進海外交通貿易的進一步發展。 明朝的航海技術主要表現在對海洋綜合知識的運用以及航行技術方面有較大的提高與進步。
1．關於航路航向
明代指南針的應用更為普及與精確。過去指南針的運用，主要是單針與縫針之法。但明人《順風相送》中已經有「定三針方法」、「定四針方法」。雖然不詳其具體應用方法，但應該可以肯定其航路航向必然更為清晰准確，幾個指南針一齊運用於確定航向，還必須有計量單位，確定航程。至遲在明代已經以「更」作為計量單位運用於航海之中。明清時期，一更約為六十里計。因此，「更」並非是一個單純的計時單位，而是指一更時間內，船舶在標准航速下所通過的里程。以「更」用於航海，也是明代航海技術發展的一個標志，它與指南針結合，可以推算船位航速，令航行路線方向更為精確，明代「針」、「更」結合的航海方法已十分普遍，反映了明代航海技術所具有的先進性。
2．關於地形水
大海航行，必須了解航路的地形水勢，掌握航道的水深及暗礁淺灘，才能安全可靠地進行海上交通活動。
明人測量水地深淺名為打水，以托為單位。明人在航海圖繪制方面也作出了很大的貢獻。雖然宋元時期已有航海圖樣問世，但只是以沿海為主，遠洋航海似未能備及。直至明代，航海圖的繪制已有很大的進步，具有很高的水平，不僅沿海地區，海外遠洋地區也有掌握，最典型的是明人茅元儀所輯《武備志》卷二百四十附圖上所載的《鄭和航海圖。該圖自南京繪圖，一直至東非沿岸，航圖遍及廣大西太平洋與印度洋海岸地區，記載了五百多個地名，並繪有針路，各處星位高低。對於航行途中的山峰、島嶼、淺灘、礁岩、險狹用的海圖，顯示了明人對掌握航路地形水勢的必要性與重要性，具有深刻的認識。在實際應用中更反映了明代航海技術的發展水平。明代航海者對海外航路的地形水勢已有相當的掌握。明代類似對航路地形水勢的具體指南，趨於綜合化與形象化，反映了明代航海技術的提高。明《東江疏揭塘報節抄》：「除一而移會登萊巡撫（袁可立）外，既經委臣查勘前來，合行覆請，伏乞皇上亟賜冊號封典敕於該部，速遣使臣航海前來，不致風高浪阻，誤敕封大典，並誤疆場大事也。」
3．關於航海天象
觀天象，包括星位、信風及海流潮汛的變化規律。
牽星術來確定船舶的航行位置。牽星術，乃是當時一種利用天文狀況進行測位的航海技術。即在船上利用牽星板來觀察某一星辰的高度，藉以確定船隻所在的地理位置。特別是在深海中，地形水勢難以提供有效的識別，無所憑依，往往以天象來確定航位。《鄭和航海圖》中就附有《過洋牽星圖》，記錄在印度洋地區的牽星航海。
對信風的利用。明人費信《星槎勝覽·占城圖》中雲：「十二月，福建五虎門開洋，張十二帆，順風十晝夜至占城國。」又明人馬歡《瀛涯勝覽·滿喇加》中謂，歸航，「等候南風正順，於五月中旬開洋回還」。表明明人對季風規律的掌握與運用，已經十分得心應手。
明人對海上風雲氣候、海流潮汐的變化規律也十分熟悉。《順風相送》和《指南證法》中就記載了許多關於這方面的氣象記錄和歌訣，說明了明人對航海天象的認識與重視，如《順風相送》中「逐月惡風法」，「定潮水消長時候」，「論四季電歌」，「四方電候歌」等。按農歷月日，對海洋氣象的風雨規律作了詳盡的記述。 清朝前中期的航海技術雖然沒有很大創新，但是對於海洋地理的重要性還是具有充分的認識與總結。航海圖的繪制也有相當的水平。清陳倫炯《海國聞見錄》中就有附圖六幅，這些圖較前人的地圖詳備、精確。陳氏《海國聞見錄》中的《天下沿海形勢錄》，更對中國東北、東南沿海的海洋地貌、水文航運都有詳細的說明。這些都具有重要海上指南價值。
在航海應用技術中，基本上繼承前人的傳統方式。但也有一定程度的發展。指南針的應用，普遍使用三針法，對航海天象觀察、航海地形水勢都有系統的掌握。並且開始以沙漏計時。比起傳統的焚燒更香以及日月位置估算時間更為精確。清前期沙漏的運用，說明了當時在吸收外國航海技術的基礎上，不斷提高航海工具的技術性能與技術水平。
「中國洋艘，不比西洋呷板，用混天儀、量天尺，較日所出，刻量時辰，離水分度，即知為某處。」相形之下，中國的航海技術已開始落後於西方。

❺ 航海的歷史，

我復以我 玩大航海時代制這游戲的經歷 加上一些書本的知識 簡單的告訴你吧中國造船業 海軍前中期最強 三桅技術世界領先 當時 老外還只是些打漁的 小帆船當歐洲大航海時代出現後 其實他們技術落後中國500年晚清時期 也就是工業時代 就不行了 洋務失敗！慈禧不思進取！ 失敗中的失敗

❻ 中國歷史上的航海、旅行大家

航海的是鄭和，旅行的是徐霞客，酈道元

❼ 有關中國海盜、航海和水手的歷史

中國人很早對中國陸海關系有了認識，在早期的典籍《尚書》中，就有記載中國地理環境「東漸於海，西被於流沙」,稱為「環九州為四海」；春秋時期，沿海大國齊國為相管仲就提出「官山海」。認識到海洋提供的「鹽漁之利，舟濟之便」。唐朝詩人方干：「西方尚在星辰下，東城已過寅卯時。大海浪中分國界，扶桑樹底是天涯。滿船若有歸風便，到岸猶須隔歲期。」到明中葉提出「海上經略」的戰略思想。

從航海實踐看，夏商時期就出現了國家航海行為，漢朝時期就打通了中國沿海的航路，把分散的海疆統一起來，開辟海上絲綢之路，之後有甘英遠航大秦，法顯、鑒真海上弘揚佛法，鄭和七下西洋等許多輝煌的海洋實踐。

在航海科技方面，很長一段歷史時期，我們祖先的航海技術、造船技術和對海洋科學的認識在世界上是獨領風騷的。

明朝海軍曾裝備過的一種戰船，不過通過影子的分析 （個人見解）似乎這是仿造的葡萄牙的一種近海的戰艦。
《殊域周咨錄》卷九「佛郎機」條是這樣記載的：「佛郎機番船用夾板，長十丈，闊三尺，兩旁架櫓四十餘枝，周圍置銃三十四個。船底尖，兩面平，不畏風浪。人立之處，用板捍蔽，不畏矢石。每船二百人撐駕，櫓多人眾，雖無風可以疾走。各銃舉發，彈落如雨，所向無敵，號蜈蚣船。其銃用銅鑄造，大者一千餘斤，中者五百餘斤，小者一百五十斤，每銃一管，……銃管以鐵為之。銃彈內用鐵，外用鉛，大者八斤。其火葯製法與中國異。其銃一舉放，遠可去百餘丈，木石犯之皆碎。」其中佛郎機是指當時的葡萄牙。

?明朝海道副使汪鋐通過在葡萄牙船上的中國水手，得到了機銃和蜈蚣船的資料。「有東莞縣白沙巡檢何儒，前因委抽分曾到佛郎機船，見有中國人楊三、戴明等年久住在彼國，備知造船、鑄銃及制火葯之法。鋐令何儒密遣人到彼，以賣酒米為由，潛與楊三等通話，諭令向化，重加賞賚，彼遂樂從。約定其夜，何儒密駕小船，接引到岸，研審是實，遂令如式製造。」
?明武宗正德十六年(1521年)，汪鋐就使用在楊三、戴明等指導下仿製的葡式炮船，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大敗葡萄牙人，驅逐在粵葡萄牙出境，鑿沉葡船，奪得大小火銃二十多管。明世宗嘉靖元年(1522年)，葡萄牙殖民者別都盧(Pedro Homen)率船隊入侵新會西草灣，汪鋐又用仿造的葡式炮船大敗入侵者，這一仗活捉別都盧等42人，殺死35人，繳獲大小火炮20多門和戰船2艘。
?《明史》中記載「。蜈蚣船，象形也，能駕佛朗機銃，底尖面闊，兩傍楫數十，行如飛。」

槳船

（或名遊艇）原為平時載運遊客於江面遊玩的小型槳船，但在戰爭發生時被徵調改良為一種小型突擊艦艇。船上不設女牆，船身低矮，船舷上之槳床左右隨艇之大小長短每四尺置一可讓士兵坐著的木床。由於體積小，行動靈活，前進、回轉、後退皆十分方便，兼之速度極快，便於偷襲敵艦，惟甚懼火攻或巨型炮彈的攻擊，平時可做民船或小型貨船之用。此型槳船在南宋孝宗乾道五年（西元1169年）曾由當時的水軍統治官馮湛改良研製成長八丈三尺，具有涉淺、迎敵、破浪等多功能的新式槳船。

古船－走舸

三國時代稱運兵船為走舸，也類似於後漢時代的露橈。《三國志·周瑜傳》提到，黃蓋「豫備走舸，各系大船後」，黃蓋放船引火後，就是改乘這些走舸。值得一提的是在正史中，《三國志》是第一個用舸這個字，更是唯一提到走舸這名詞的正史。
?公元237年，割據幽州遼東郡將近五十年的公孫氏拒絕曹睿的召見，擊敗毋丘儉，正式叛變，改年號紹漢元年；次年238年，曹睿派大將軍司馬懿率兵馬四萬遠征，包圍遼東郡首府襄平縣。《三國志?公孫淵附傳》提到七月時，「霖雨三十餘日，遼水暴長，運船自遼口徑至城下。」士兵不安，部將打算撤退到高地，司馬懿不準。終於雨停，在投石車部份提到，司馬懿軍發動總攻擊，消滅了公孫氏。《三國志·孫權傳》也提到「曹休使臧霸以輕船五百、敢死萬人襲攻徐陵」，計算起來，這次輕船的運量也與走舸相類似。

漢武帝的「樓船」

漢武帝（公元前140年–––公元前87前在位）統治時，社會經濟發展，國勢強盛。為了統一沿海地區，發展近海與遠洋的交通貿易，所以加強造船業，建立強大的水師並七次巡海航行。
據書籍和解放後出土的漢代船模研究，漢代已能根據不同的用途和需要造成各種類型的船，有客船、戰船、貨船等。客船中又有官船、民船；民船中又有舸、(舟扁)、艇、扁舟、輕舟(舟令)舟、舫舟等。戰船中又有弋船、橋船、艨艟、斗艦、樓船等。漢代造船的數量很多。當時所造的船是以長度「丈」來計算的，有些大商人一家就有船一千丈。
從考古發掘中也能知道漢代造船業的發達和造船技術的先進。1973----1974年間在湖北江陵鳳凰山上西漢墓中出土了木質船模，長71厘米，中部最寬處為10.5厘米，頭部較窄，尾部稍寬，底部平坦呈梭形，兩端呈流線型上翹。與船模同時出土的木簡中也有記載舟船的資料。
1951------1952年，在長沙發掘的西漢203號漢墓中發現一隻兩頭小，中間大，船形狹長的船模，有16支劃漿，船模兩側邊沿及首尾甲板上都有規則的釘眼，說明這種船已採用當時世界上先進的釘接技術了。
1955年，在廣州郊外的東漢墓(木郭)中出土一隻陶制船模，船分前、中、後三艙，艙上都有蓋頂，船首兩旁有漿架三根，船艙有橫架梁櫓8根，船的兩側設有撐篙用的邊走道，有舵錨。是一隻有部分甲板的中型內河客貨船。
漢代我國造船技術已經成熟，有船尾舵和高效率的推進工具櫓。最能說明漢代造船技術高超的是樓船。樓船是水軍的代稱，也是對戰船的通稱。如把水兵稱為樓船卒、樓船士、水軍將校稱為樓船將軍、樓船校尉等。元狩三年(公元前120年)漢武帝下令在長安城西南挖建了方圓40里的昆明池，在池中建造「樓船」。船上能起高樓所以叫樓船。這是漢代重要的戰船船型。「樓船」的出現是漢代造船業高度發展的重要標志。樓船高十餘丈，分三樓層，「樓船」上設備齊全，已使用纖繩、櫓、帆、楫等。樓船的四周還插滿戰旗，威武雄壯。
漢武帝從其強大的水師完成了對東甌(今浙江省東南部)、閩越(福建部分地區)、南越(廣東廣西部分地區)等地方封建割據政權的統一，鞏固了海疆，為東南與南方沿海航路的暢通打下了基礎，從而開辟了海上絲綢之路。
漢武帝還曾於公元前110年，公元前109年，公元前106年，公元前105年，公元前102年，公元前94年，公元前89年七次巡海，不但年距很近，有時一年一次，而且直到他死去的前二年69歲高齡時還在巡海。
第一次巡海：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春正月，漢武帝首次東巡海上。至東萊，齊人趁機上言海上故事者不下萬人。他親在東萊督促。他派出了與徐福東渡規模相等的數千人的大船隊甚至要親自率船隊出海赴蓬萊，經群臣苦諫才罷。隨後他便沿渤海巡行到碣石，向東巡行到遼西，後於五月回都城長安。
第二次巡海：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春正月，僅距第一次巡海六個月，武帝再巡東萊，留居數月，四月回長安。秋，派左將軍荀彘從遼西出兵，樓船將軍楊仆率水軍5萬從山東渡渤海水陸夾攻朝鮮。次年由於朝鮮統治集團內部分裂，衛氏朝鮮亡，武帝在衛氏朝鮮統治區設真番、臨屯、樂浪、玄菟四郡。中朝人民保持密切的經濟文化聯系。
第三次巡海：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冬，武帝先南巡江西、湖南長江中下游造船基地，再從尋陽(今湘北黃梅縣)率一支龐大船隊「舳艫千里」順江而下，出長江口，沿海北上至琅邪，三月返至泰山，四月回長安。
第四次巡海：元封六年(公元前105年)十月，武帝東巡至海上，查元封元年派遣出海尋仙船之下落，因未見反航，再派第二批船隊出海東渡。
第五次巡海：太初三年(公元前102年)，春正月，武帝又東巡海上，了解出海船隊情況，仍未見回航，四月還長安。
第六次巡海：太始三年(公元前94年)二月，武帝又東巡，至琅邪，然後渡海到成山、芝罘，「渡大海而還」。
第七次巡海：征和四年(公元前89年)春正月，武帝最後一次巡海至東萊，欲親自浮海求神山，群臣諫陰不聽，適逢海上大風十餘日，海水沸(氵勇)，樓船不能出港，只得返回。

❽ 中國歷史上也有一場偉大的航海運動,它是什麼

明朝鄭和下西洋，抄從襲1405年到1433年七次下西洋，西洋指今汶萊以西的東南亞和印度洋沿岸一帶，從我國的劉家港出發，最遠到達非洲東海岸和紅海沿岸，既宣揚了明朝的國威，也促進了中國同亞非各國的經濟文化交流，增進了中國同亞非各國的友好關系

❾ 中國古代最著名的航海家是哪位

1、鄭和

中國歷史上最傑出的航海家。

鄭和（1371年- 1433年），回族，本姓馬，為明成祖朱棣賜姓鄭，世稱「三保太監」（又作「三寶太監」），雲南昆陽州（今雲南省昆明市晉寧區昆陽街道）人。中國明朝太監，航海家、外交家。

鄭和的才能在他一生所做的各項偉大事業中體現得淋漓盡致，他在航海、外交、軍事、建築等諸多方面都表現出卓越的智慧與才識。

從永樂初年起，鄭和按照明成祖朱棣的安排轉向航海事業。

在鄭和早期的航海活動中，鄭和已在研究和分析航海圖、通曉牽星過洋航海術、熟通各式東西洋針路簿、天文地理、海洋科學、船舶駕駛與修理的知識技能。

從明永樂三年(公元1405年)至宣德八年(公元1433年)，鄭和先後率領龐大船隊七下西洋，經東南亞、印度洋，亞洲非洲等地區，最遠到達紅海和非洲東海岸，航海足跡遍及亞、非30多個國家和地區。

鄭和下西洋，是15世紀初葉世界航海史上的空前壯舉，對中外經濟、文化交往起到了積極作用；

鄭和本人，也在這一歷史事件中展現出其外交才能、軍事謀略以及精神品質，並贏得世人的尊重和紀念。

2、徐福

字君房，秦朝時齊地人，當時的著名方士。其家鄉現還不太明確，一般認為是今山東省龍口市徐福鎮人，一說江蘇省連雲港市贛榆縣人，一說青島膠南市人。

徐福的事跡，最早見於《史記》的「秦始皇本紀」和「淮南衡山列傳」（在秦始皇本紀中稱「徐巿」，在淮南衡山列傳中稱「徐福」）。

據《史記》記載，秦始皇希望長生不老，西元前219年，徐巿上書說海中有蓬萊、方丈、瀛洲三座仙山，有神仙居住。

於是秦始皇派徐巿率領童男童女數千人、以及已經預備的三年糧食、衣履、葯品和耕具入海求仙，耗資巨大。但徐巿率眾出海數年，並未找到神山。

西元前210年，秦始皇東巡至琅岈，徐巿推託說出海後碰到巨大的鮫魚阻礙，無法遠航，要求增派射手對付鮫魚。秦始皇應允，派遣射手射殺了一頭大魚。

後徐福再度率眾出海，來到「平原廣澤」（可能是日本九州），他感到當地氣候溫暖、風光明媚、人民友善，便停下來自立為王，教當地人農耕、捕魚、捕鯨和瀝紙的方法，不回來了。

後來各史書對徐福出海一事都有所記載，只是對所到達的地方說法不一。《三國志》「吳書•吳主權傳」、《後漢書》「東夷列傳」、《括地誌》等書記載為直洲，但具體方位不詳。

到了五代的後周時，僧人義楚在《義楚六貼》的「城廓•日本」中，首次明確提到徐福最終到達的是日本，今日的秦氏（日本古代渡來豪族。）為其後代，並說徐福到達後，將富士山稱為蓬萊。

(9)有關航海的中國歷史擴展閱讀：

一、鄭和下西洋影響

1、建立政治秩序

在外交及軍事方面，鄭和下西洋頗有建樹。在總體保持和平的同時，鄭和船隊使用武力，打擊了斯里蘭卡錫蘭山國亞烈苦奈兒的統治，消滅篡奪王位的蘇門答臘君主蘇干剌，懲治海盜陳祖義，並在東南亞扶植由施氏華僑統治的舊港宣慰司。

有學者認為，鄭和下西洋，使明王朝在東南亞全面建立起華夷政治體系；而這種政治秩序由於是基於傳統的「王者無外」、「懷遠以德」的觀念，故總體上是非侵略性的。

2、拓展朝貢體系

在下西洋的過程中，鄭和船隊展示了明帝國的政治和軍事優勢，加之經濟利益的刺激，明廷主導的朝貢體系的規模大為擴展。

這種朝貢體系是非霸權（無論是軍事、政治、經濟還是宗教、意識形態等方面）的強國國際政治體系。鄭和也被視為明朝的和平使者。

3、開拓海外貿易

鄭和下西洋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自明太祖朱元璋以來的禁海政策，開拓了海外貿易。鄭和下西洋包括朝貢貿易、官方貿易和民間貿易等形式。

朝貢貿易以奢侈品（例如香料）為大宗，甚至有學者認為尋找海外香料、滿足國內需求，是促成鄭和下西洋的一個根本原因。

4、改進國內生產

學界有觀點認為，鄭和下西洋為中國輸入了新的工藝產品、原料、技術，從而影響了中國國內的手工業生產。

例如，性堅質細的海外硬木因鄭和下西洋而進入中國，使中國匠師們對於硬木操作逐漸積累了豐富的經驗。

在陶瓷生產方面，明朝工匠們使用由鄭和下西洋而進口的蘇麻離青（又稱「蘇勃泥青」）為呈色劑，形成了永、宣青花顏色濃重、暈散的風格；

又吸收伊斯蘭文化、波斯文化的因素，產生了新器型（如扁壺、花澆）和新紋樣。一說，景泰藍的發展也與鄭和下西洋有關。

二、徐福去向

日本現有徐福墓，但成立年代頗晚，當是後世徐福來日傳說傳入日本附會所建。又，徐福墓數量過多，如楊貴妃墓，前前後後有數十座，徒增疑點。

但日本早於徐福來到前早已有人居住，並已有其文化。徐福與童男童女到來充其量只是與當地人通婚再產生後代而已。

據《日本國史略》提到：「孝靈天皇七十二年，秦人徐福來。（或雲，徐福率童男女三千人，齎三墳五典來聘。福求葯不得，遂留而不歸。或雲，止富士山。或雲，熊野山，有徐福祠。）」

說徐福帶童男童女來日本修好，貢上三墳五典而尋求仙葯，然而不得仙葯，只等定居下來。在《富士文書》中則提道徐福來到日本，協助當地農民耕種，帶來一些新的技術。

到達日本後，徐福再沒有返回中國，而且沒有得到長生不老葯，擔心秦始皇追殺，要求同行男女各自改姓成為「秦」、「佃」、「福田」、「羽田」、「福台」、「福山」等姓氏。

巧合的是，連雲港市現有雲台山脈，姓氏都與山有奇特淵源。日本和歌山縣新宮市都還有姓秦的日本人，有些家門口樓上還仍然刻著「秦」字。

❿ 中國歷史上的航海技術如何

宋朝(960年—1279年)當時的航海技術世界頂先沒的說.而西方的航海技術是1500年後崛起並稱霸世界版的.
在這里我想說,"中國權的教課書誤認子弟啊".你以為當時鄭和下西洋是去發展國外關系?和外族搞貿易?
皇帝之所以拿出大把銀子去搞航海其實是有目的的,那就是去打探其他國家的實力.當鄭和一路跑到印度,阿拉伯,非洲.然後把考察報告交給皇帝.發現根本沒有任何強大的敵人(可怕的敵人還是北邊的游牧民族.於是把防禦重點搬到了路上.)既然我們航海技術已經是最好的所以和海外也沒有必要交流了,這就導致了近幾百年的--閉關鎖國政策.(元清繼承了宋的閉關鎖國思想).1500年後西方的航海技術異軍突起,直到鴉片戰爭後中國才夢醒原來海外還有如此強大的敵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