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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田辰夫中國語歷史文法

發布時間:2021-02-23 22:42:21

⑴ 語文里的虛詞是什麼

虛詞的定義是,一般不作句子成分,不表示實在的意義的詞,主要的作用是組合語言單位。
虛詞種類:副詞,介詞、連詞、助詞、嘆詞、象聲詞六類。

它是種抽象的但並不模糊的沒有實在意思的詞,所以是「看不見」的,但它不包括你說說的的符號也不是你像你說的那樣「可怕」「別扭」的詞,其主要作用是在語法功能上。

樓主的問題提得真苛刻,這個問題可不簡單,而且專業性極強,不知道你能否看懂啊?

詞彙語法化是一個復雜的歷史過程,所涉及的因素較多,本文僅就誘發漢語詞彙語法化的因素作一些初步的探討。

壹 句法位置的改變

就多數情況而言,詞彙的語法化首先是由某一實詞句法位置改變而誘發的。漢語的虛詞多數是由動詞、形容詞虛化而來。動詞通常的句法位置是在「主—謂—賓」格式中充當謂語。在這種組合形式中,充當謂語的動詞,一般只有一個,它是句子結構的核心成分,它所表達的動作或狀態是實實在在的。如果某個動詞不用於「主—謂—賓」組合格式,不是一個句子中唯一的動詞,並且不是句子的中心動詞(主要動詞)時(如在連動式中充當次要動詞),該動詞的動詞性就會減弱。當一個動詞經常在句子中充當次要動詞,它的這種語法位置被固定下來之後,其詞義就會慢慢抽象化、虛化,再發展下去,其語法功能就會發生變化:不再作為謂語的構成部分,而變成了謂語動詞的修飾成分或補充成分,詞義進一步虛化的結果便導致該動詞的語法化:由詞彙單位變成語法單位。所以,在詞彙的語法化過程中,句法位置的改變、結構關系的影響是一個重要的因素。

以動態助詞為例。近代漢語動態助詞「將」「著」「取」「得」等均由動詞演變而來。它們從動詞向動態助詞演變的過程是從進入連動式開始的。



魏晉南北朝,「攜帶」義的動詞「將」出現於連動式,基本格式是「動詞+將+趨向補語」:

(1)行至赤亭山下,值雷雨日暮,忽然有人扶超腋徑曳將去,入荒澤中。(《還冤志》)

(2)若生女,輒持將去,母隨號泣,使人不忍聞也。(《顏氏家訓?治家》)

(3)見一老嫗,挾將飛見北斗君。(《古小說鉤沉.幽明錄》)

連動式的「動詞+將」間關系較鬆散,常可插入賓語或連詞:

(4)有二人錄其將去,至一大門,有一沙門據胡床坐。(《古小說鉤沉?冥祥記》)

(5)忽有白蛇,長三尺,騰入舟中……縈而將還,置諸房內。(《王子年拾遺記》)

連動式的「動詞+將」表示一種「攜帶」性的運動,動作是由主體攜帶對象進行的。而「攜帶」這一動作,又是以完成前一動作為條件,才得以進行,表「攜帶」的「將」在某種程度上依附於前面的動詞。「將」字之前的動詞,魏晉時主要是與「將」字近義的(如「持」),或隱含有「攜帶」義的(如「曳」,即使沒有「將」,「曳去」也是「攜之而去」的意思)。「將」對前面動詞的依附和與前面的動詞詞義的重合,減弱了它的動詞性。

動詞性的減弱,在唐代引起「將」在句中結合關系的改變:

(6)憑人寄將去,三月無報書。(《元稹《酬樂天書懷見寄》)

(7)揚眉斗目惡精神,捏合將來恰似真。(《蔣貽恭《詠金剛》)

同是「動詞+將+趨向補語」結構,但其中動作已非主體與對象共同進行,「將」前動詞已不限於帶有「攜帶」義的了。

「攜帶」義減弱的「將」字,開始主要用於表示動作完成後的情況、動作的結果,並出現了新的結構「動詞+將+賓語」:

(8)收將白雪麗,奪盡碧雲妍。(白居易《江樓夜吟元九律詩成三十韻》)

再進一步,又從表示動作的結果發展成表示動作的完成:

(9)輸將虛白堂前鶴,失卻樟亭驛後梅。(白居易《花樓望雪命宴賦詩》)

當動作的完成狀態是進行另一動作的伴隨狀態或方式時,「將」又有了表示動作持續的用法及相應的結構「動詞〔,1〕+將+動詞〔,2〕」:

(10)騎將獵向南山口,城南狐兔不復有。(岑參《衛節度赤驃馬歌》)

發展到例(9)、(10),「將」字已是動態助詞的用法了。

「將」字變化的起點是動詞「將」進入連動式,處於第二動詞位置的「將」字在語境(語義、前面動詞詞義等)影響下動詞性減弱,引起結合關系變化(對動詞選擇性減弱),再進一步到「攜帶」義逐漸消失,在句中主要表示動作的狀態、結果,最終發展成只表示完成、持續等語法意義的助詞。〔(1)〕

「將」字的演變過程也是其它大多數動態助詞的語法化過程。



(11)春月,蜂將生育時,捕取三兩頭著器中。(《博物志》)

這是一個連動式的句子,賓語為「取」與前面的動詞「捕」所共有,「取」前動詞有「取得」義或以「取得」為目的。

(12)合取葯成相待吃,不須先作上天人。(張籍《贈施肩吾》)

「取」已非「取得」義,變為表示動作結果。

(13)殷勤潤取相如肺,封禪書成動帝心。(陸龜蒙《奉和襲美謝友人惠人參》)

(14)若遇丈夫諧調御,任從騎取覓封侯。(秦韜玉《紫騮馬》)

「取」由表示「結果」發展為表示動作完成(例13)或持續(例14)。〔(2)〕



(15)其先曰李信,秦時為將,逐得燕太子丹者也。(《史記?李將軍列傳》,卷一○九)

連動式,「得」前動詞有「取得」義。

(16)祥嘗在別床眠,母自往àn

⑵ 什麼是虛詞

在句中不表示實際意義的詞

⑶ 什麼是 虛詞

虛詞抄的定義是,一般不作句子襲成分,不表示實在的意義的詞,主要的作用是組合語言單位。
虛詞種類:副詞,介詞、連詞、助詞、嘆詞、象聲詞六類。

它是種抽象的但並不模糊的沒有實在意思的詞,所以是「看不見」的,但它不包括你說說的的符號也不是你像你說的那樣「可怕」「別扭」的詞,其主要作用是在語法功能上。

樓主的問題提得真苛刻,這個問題可不簡單,而且專業性極強,不知道你能否看懂啊?

詞彙語法化是一個復雜的歷史過程,所涉及的因素較多,本文僅就誘發漢語詞彙語法化的因素作一些初步的探討。

⑷ 中國的語言博大精深主要表現在什麼地方

漢語 漢語 世界主要語言之一。屬漢藏語系,是這個語系裡最主要的語言。除了中國大陸和台灣省以外,漢語還分布在新加坡、馬來西亞等地。以漢語為母語的人大約有 9.4億。漢語是聯合國的工作語言之一。 漢語的標准語是近幾百年來以北方官話為基礎逐漸形成的。它的標准音是北京音。漢語的標准語在中國大陸稱為普通話,在台灣稱為國語,在新加坡、馬來西亞稱為華語。 在廣義上是指漢族的語言,狹義上指普通話,另外還有國語、華語、中文等稱呼都是指漢語。毫無疑問,漢語是世界上使用人數最多的一種語言,世界上大約有1/5的人使用漢語作為母語。漢語也曾對其周邊的國家的語言文字產生過重要影響。例如日語、韓語、越南語中都保留有大量的漢語借詞以及漢語書寫體系文字。漢語是聯合國工作語言之一。漢語是或是一種中國語文。 漢語作為世界特有的象形文字語言,文字高度的統一與規范,現代漢語有統一和規范的語法,盡管方言發音差異特別大,但是書面語言規范,沒有方言差異造成的書面交流障礙。 漢語屬於獨立語,分析語。漢語的書寫方式是一種象形文字的漢字。五四運動之前所使用的書面語叫做「文言」,是一種以孔子時代所使用的以「雅言」為基礎的書面語。五四運動之後所推動的書面漢語通常被稱為「白話」,即以北方話為基礎的現代書面語。在現代漢語的書面語中,文言已經很少使用了。 語音 漢語的音節可以分析成聲母、韻母、聲調3部分。打頭的音是聲母,其餘的部分是韻母,聲調是整個音節的音高。 1918年由當時的教育部頒布的國語注音字母是利用漢字字形制定的一套拼音字母。這套字母把主要母音與韻尾合在一起用一個符號表示(例如:ㄠ=[au],ㄢ=[an]),體現了傳統的聲母韻母兩分的精神。注音字母廣泛流傳,影響很大。台灣省一直沿用至今。 1958年公布的漢語拼音方案採用拉丁字母(表2北京話聲母、表3北京話韻母)。自1978年開始,中國人名地名一律改用漢語拼音字母拼寫,取代了威妥瑪式等各種舊拼法。 語法 漢語的語素絕大部分是單音節的 文字 從目前我們能看到的最早的成批的文字資料——商代甲骨文字算起,漢字已有3000年的歷史。由於甲骨文字已經是相當成熟的文字體系,我們可以推斷漢字的發生一定遠在3000年以前。漢字的發展可以劃分為兩個大階段。從甲骨文字到小篆是一個階段;從秦漢時代的隸書以下是另一個階段。前者屬於古文字的范疇,後者屬於近代文字的范疇。大體說來,從隸書到今天使用的現代漢字形體上沒有太大的變化。 從漢字跟漢語的關系看,漢字是一種語素文字。從漢字本身的構造看,漢字是由表意、表音的偏旁(形旁、聲旁)和既不表意也不表音的記號組成的文字體系。 漢字起源於圖畫。在漢字產生的早期階段,象形字的字形跟它所代表的語素的意義直接發生聯系。雖然每個字也都有自己固定的讀音,但是字形本身不是表音的符號,跟拼音文字的字母的性質不同。象形字的讀音是它所代表的語素轉嫁給它的。隨著字形的演變,象形字變得越來越不象形。結果是字形跟它所代表的語素在意義上也失去了原有的聯系。這個時候,字形本身既不表音,也不表義,變成了抽象的記號。如果漢語里所有的語素都是由這種既不表音也不表義的記號代表的,那麼漢字可以說是一種純記號文字。不過事實並非如此。漢字有獨體字與合體字的區別。只有獨體字才是純粹的記號文字。合體字是由獨體字組合造成的。從構造上說,合體字比獨體字高一個層次。因為組成合體字的獨體字本身雖然也是記號,可是當它作為合體字的組成成分時,它是以有音有義的「字」的身份參加的。合體字可以分成以下3類: ①形聲字。形聲字由表示意義的形旁和表示讀音的聲旁兩部分組成。 形聲字和非形聲字之間並沒有明確的界限。 漢字用來記錄漢語已經有3000年以上的歷史,一直沿用到今天,沒有中斷過。在如此長的歷史時期里,漢字不僅為人們的現實生活服務,而且記錄下極其豐富的文化資料;甚至跨越國界,被日本、朝鮮、越南等鄰國借去記錄非漢語語言。 另一方面,長期以來也不斷有人批評漢字的缺點,主要是說漢字難認、難寫、難於機械化(印刷排版、打字等)。因此在掃盲、兒童識字教育、文化傳播等方面,都不如拼音文字效率高。 跟拼音文字比較起來,漢字有它的短處,但是也有它的長處。漢字最大的長處就是能夠超越空間和時間的限制。古今漢語字音的差別很大。但由於2000年來字形相當穩定,沒有太大變化,字義的變化比較小,所以先秦兩漢的古書今天一般人還能部分看懂。如果古書是用拼音文字寫的,現代人就根本無法理解了。有些方言語音差別也很大,彼此不能交談,可是寫成漢字,就能互相了解,道理也是一樣的。 50年代開始進行簡化漢字的工作。1986年重新公布的《簡化字總表》規定了2200多個簡化漢字(包括用簡化偏旁類推的字)。這項工作目前已告一段落,今後在一個時期內將保持穩定,不繼續簡化。因為不斷簡化會破壞文字的穩定性,而且簡化一批字以後,原來的繁體字並不能廢除。結果是漢字的總數有增無減,反而加重了學習和使用的人的負擔。 關於文字拼音化問題,長期以來一直有爭論。從理論上說,任何自然語言都可以用拼音文字記錄。但是由於漢語方言分歧,在推廣普通話的工作沒有取得廣泛、切實的成效以前,改用拼音文字會給方言區的人帶來很大的困難。此外,由於漢字歷史悠久,大量的文獻都是用漢字記錄的。一旦改弦易轍,勢必在文獻的廣泛利用上造成一定困難,在社會心理和民族感情上也可能引起波動。事實上,由於長時間使用漢字這一可以表意的書寫系統,漢語中可以存在大量同音字詞,而且這個現象確實發生了,現在一個音節最多可以對應幾十上百個漢字,如果使用拼音來記載語音,會出現不讀出來就看不懂的現象,即使經過長時間的訓練也無法徹底解決這個問題,因此如果真要進行漢字拉丁化的工作,決不是一朝一夕能夠完成的,在漢語發展到合適的程度以前,最好擱置拉丁化的計劃。 方言 中國幅員遼闊,人口眾多,方言情況復雜。 書面語和口語 聲調的演變是另一種情形。隋唐時期只有平、上、去、入 4個調類。 宋元時期漢語語法發生了一些重要的變化。例如動詞詞尾「了」 和「著 」的產生、動補結構的產生等等。「了」和「著」原來都是動詞,後來意義逐漸虛化,終於演變為詞尾。動補結構〔包括不帶「得」的(染紅)和帶「得」的(染得紅)兩類〕也是在這個時期才定型的。 詞彙演變的主要趨勢是雙音節詞的不斷增長。本來在先秦漢語里占優勢的單音節詞逐漸雙音節化。這種趨勢近百年來尤為明顯。據統計,在 180萬字的現代文資料里,一共出現了3萬多個不同的詞,其中70%以上是雙音節詞。 漢語研究 在中國傳統的語言學領域里,音韻學、文字學、訓詁學都有輝煌的成就。最古的按字義編排的字典《爾雅》是戰國時代編的。東漢許慎的《說文解字》是最早的按漢字偏旁編排的字典,同時也是第一部對漢字的結構作出全面、系統的分析的著作。在古代的韻書里,隋代陸法言的《切韻》(601)地位特別重要。無論是研究現代方言,還是上推《切韻》以前的音韻系統,都是重要的資料。9世紀開始出現的韻圖(《韻鏡》、《七音略》、《切韻指掌圖》等)是一種表示整個音韻系統及聲韻調三者配合關系的表格。從現代語言學的角度看,描寫漢語的音韻系統,這種性質的表格是不可缺少的。古音的研究在清代有飛躍的進步。段玉裁首先指出諧聲字系統跟《詩經》用韻基本上相符。清代學者根據這兩種材料給上古音韻母分部,取得了顯著成績。到了王念孫、江有誥,這項工作幾乎已經達到了頂點,可以補充修改之處已經不多。在訓詁學方面,清代學者也有重大貢獻。段玉裁《說文解字注》和王念孫《廣雅疏證》可以說是這方面的代表作品。 語法學方面,中國學者向來著重虛詞的研究。清代王引之的《經傳釋詞》是最有影響的著作。馬建忠(1845~1900)的《馬氏文通》出版於 1898年。這是第一部系統地研究漢語語法的書。 20世紀上半葉,古音研究取得了重要進展。主要的成績是對中古音和上古音的構擬。這方面工作的開創者是瑞典學者高本漢。其後李方桂在上古音研究上也作出了重要貢獻。 《馬氏文通》研究的對象是古漢語。現代漢語語法的研究是從 20世紀開始的。呂叔湘 《中國文法要略》(1942~1944)和王力《中國現代語法》(1943)兩部書反映了前半個世紀漢語語法研究達到的水平。丁聲樹等《現代漢語語法講話》(1952)雖然是通俗性著作,但是在近年來的語法研究上有一定的影響。60年代以來,漢語語法研究進步很快。趙元任《中國話的文法》(1968)是這個時期比較重要的著作。 在歷史語法學方面,呂叔湘《漢語語法論文集》(1955;增訂本,1984)里的一部分論文開創了近代漢語語法的研究。王力的《漢語史稿》中卷(1958)和日本太田辰夫《中國語歷史文法》(1958)也是這方面有影響的著作。 趙元任《現代吳語的研究》(1928)是第一部用現代語言學方法調查方言的報告。這部書對以後的方言調查工作有重要影響。1956~1957年起在全國范圍內進行了一次方言調查。1979年創辦了專門性的方言刊物《方言》,對方言調查和方言研究起了推動的作用。 20世紀考古方面的重大發現——商代甲骨文字和戰國、秦、漢簡帛的出土,為古文字研究提供了大量珍貴的資料,促進了這一門學科的發展

⑸ 漢語,為什麼叫這個

外還有國語、華語、中文等稱呼都是指漢語。毫無疑問,漢語是世界上使用人數最多的一種語言,世界上大約有1/5的人使用漢語作為母語。漢語也曾對其周邊的國家的語言文字產生過重要影響。例如日語、韓語、越南語中都保留有大量的漢語借詞以及漢語書寫體系文字。漢語是聯合國工作語言之一。漢語是或是一種中國語文。

漢語作為世界特有的象形文字語言,文字高度的統一與規范,現代漢語有統一和規范的語法,盡管方言發音差異特別大,但是書面語言規范,沒有方言差異造成的書面交流障礙。

漢語屬於漢藏語系,是一種有聲調的語言。漢語屬於獨立語,分析語。漢語的書寫方式是一種象形文字的漢字。五四運動之前所使用的書面語叫做「文言」,是一種以孔子時代所使用的以「雅言」為基礎的書面語。五四運動之後所推動的書面漢語通常被稱為「白話」,即以北方話為基礎的現代書面語。在現代漢語的書面語中,文言已經很少使用了。

漢語

世界主要語言之一。屬漢藏語系,是這個語系裡最主要的語言。除了中國大陸和台灣省以外,漢語還分布在新加坡、馬來西亞等地。以漢語為母語的人大約有 9.4億。漢語是聯合國的工作語言之一。

漢語的標准語是近幾百年來以北方官話為基礎逐漸形成的。它的標准音是北京音。漢語的標准語在中國大陸稱為普通話,在台灣稱為國語,在新加坡、馬來西亞稱為華語。

語音

漢語的音節可以分析成聲母、韻母、聲調3部分。打頭的音是聲母,其餘的部分是韻母,聲調是整個音節的音高。把聲調也看成音節的組成部分,是因為漢語的聲調是辨義的。例如「湯、糖、躺、燙」4個字的聲母都是[tang],韻母都是[ang](方括弧里是國際音標,表格里的國際音標省去括弧),只是因為聲調不同,意義就不一樣,在語言里分別代表 4個不同的語素(最小的有意義的語言單位),在書面上寫成 4個不同的字。

1918年由當時的教育部頒布的國語注音字母是利用漢字字形制定的一套拼音字母。這套字母把主要母音與韻尾合在一起用一個符號表示(例如:ㄠ=[au],ㄢ=[an]),體現了傳統的聲母韻母兩分的精神。注音字母廣泛流傳,影響很大。台灣省一直沿用至今。

1958年公布的漢語拼音方案採用拉丁字母(表2北京話聲母、表3北京話韻母)。自1978年開始,中國人名地名一律改用漢語拼音字母拼寫,取代了威妥瑪式等各種舊拼法。

語法

漢語的語素絕大部分是單音節的(手│洗│民│失)。語素和語素可以組合成詞(馬+路→馬路│開+關→開關)。有的語素本身就是詞(手、洗),有的語素本身不是詞,只能跟別的語素一起組成復合詞(民→人民│失→喪失)。現代漢語里雙音節詞占的比重最大。大部分雙音詞都是按照上面提到的復合方式造成的。

文字

從目前我們能看到的最早的成批的文字資料——商代甲骨文字算起,漢字已有3000年的歷史。由於甲骨文字已經是相當成熟的文字體系,我們可以推斷漢字的發生一定遠在3000年以前。漢字的發展可以劃分為兩個大階段。從甲骨文字到小篆是一個階段;從秦漢時代的隸書以下是另一個階段。前者屬於古文字的范疇,後者屬於近代文字的范疇。大體說來,從隸書到今天使用的現代漢字形體上沒有太大的變化。

從漢字跟漢語的關系看,漢字是一種語素文字。從漢字本身的構造看,漢字是由表意、表音的偏旁(形旁、聲旁)和既不表意也不表音的記號組成的文字體系。

漢字起源於圖畫。在漢字產生的早期階段,象形字的字形跟它所代表的語素的意義直接發生聯系。雖然每個字也都有自己固定的讀音,但是字形本身不是表音的符號,跟拼音文字的字母的性質不同。象形字的讀音是它所代表的語素轉嫁給它的。隨著字形的演變,象形字變得越來越不象形。結果是字形跟它所代表的語素在意義上也失去了原有的聯系。這個時候,字形本身既不表音,也不表義,變成了抽象的記號。如果漢語里所有的語素都是由這種既不表音也不表義的記號代表的,那麼漢字可以說是一種純記號文字。不過事實並非如此。漢字有獨體字與合體字的區別。只有獨體字才是純粹的記號文字。合體字是由獨體字組合造成的。從構造上說,合體字比獨體字高一個層次。因為組成合體字的獨體字本身雖然也是記號,可是當它作為合體字的組成成分時,它是以有音有義的「字」的身份參加的。合體字可以分成以下3類:

①形聲字。形聲字由表示意義的形旁和表示讀音的聲旁兩部分組成。拿構造最簡單的形聲字來說,形旁和聲旁都是由獨體字充當的。作為形聲字的組成部分,這些獨體字都是有音有義的字。不過形旁只取其義,不取其音,例如「鳩」字的偏旁「鳥」;聲旁則只取其音,不取其義,例如「鳩」字的偏旁「九」。 由於字義和字音的演變,有些形聲字的形旁或聲旁現在已失去了表意或表音的功能。例如「球」本來是一種玉的名稱,所以以「玉」為形旁。現在「球」字不再指玉,這個形旁就沒有作用了。再如「海」字本來以「每」為聲旁。由於字音的變化,現在「海」和「每」的讀音相去甚遠,聲旁「每」也就不起作用了。有的時候,形旁和聲旁都喪失了原來的功能,例如「給、等、短」。這一類字已經不能再作為形聲字看待了。

形聲字和非形聲字之間並沒有明確的界限。造字之初,形聲字和它的聲旁的讀音本來就不一定密合。發展到現代漢字,出入就更大了。有人拿7500多個現代合體漢字進行統計。就普通話讀音來說,合體字跟聲旁完全同音(聲母、韻母、聲調全同)的不到 5%。聲母、韻母相同而聲調不同的約佔10%。只有韻母一項相同的約佔20%。如果我們只把前兩類看作形聲字,那麼形聲字大概只佔通行漢字的15%。如果把以上三類全看作形聲字,形聲字大概會占通行漢字35%的樣子。要是把標准再放寬或者完全根據來歷確定形聲字,那麼通行漢字中形聲字的百分比還要高得多。

②合體會意字。古人說「止戈為武」,「人言為信」。對於「武」、「信」兩個字來說,這種解釋是錯誤的。不過漢字體系裡確實有按照這種方式造成的字,例如「不正為歪」,「不好為孬」。這一類字的特點是會合偏旁的字義來表現整個合體字的意義。這種字為數很少,只有個別的例子。

以上兩類合體字里的偏旁有的有表意作用,有的有表音作用。下邊一類的情形不同。 ③合體記號字。這一類合體字的偏旁既不表意,也不表音。這主要有兩種情形。一是由於字音和字義的變化,原來的聲旁和形旁已經不再表音、表意了。例如上文舉過的「給、等、 短」一類字。 另一種情形可以舉「章」字為例。 按照漢代許慎《說文解字》的分析,「章」字從「音」從「十」。 可是現在一般人說「立早章」 (以區別於「弓長張」)的時候,是把它分析成「立」和「早」兩部分。其實從古文字看,「章」本來是一個獨體象形字,跟「音、十、立、早」都沒有關系。

漢字用來記錄漢語已經有3000年以上的歷史,一直沿用到今天,沒有中斷過。在如此長的歷史時期里,漢字不僅為人們的現實生活服務,而且記錄下極其豐富的文化資料;甚至跨越國界,被日本、朝鮮、越南等鄰國借去記錄非漢語語言。

另一方面,長期以來也不斷有人批評漢字的缺點,主要是說漢字難認、難寫、難於機械化(印刷排版、打字等)。因此在掃盲、兒童識字教育、文化傳播等方面,都不如拼音文字效率高。

跟拼音文字比較起來,漢字有它的短處,但是也有它的長處。漢字最大的長處就是能夠超越空間和時間的限制。古今漢語字音的差別很大。但由於2000年來字形相當穩定,沒有太大變化,字義的變化比較小,所以先秦兩漢的古書今天一般人還能部分看懂。如果古書是用拼音文字寫的,現代人就根本無法理解了。有些方言語音差別也很大,彼此不能交談,可是寫成漢字,就能互相了解,道理也是一樣的。

50年代開始進行簡化漢字的工作。1986年重新公布的《簡化字總表》規定了2200多個簡化漢字(包括用簡化偏旁類推的字)。這項工作目前已告一段落,今後在一個時期內將保持穩定,不繼續簡化。因為不斷簡化會破壞文字的穩定性,而且簡化一批字以後,原來的繁體字並不能廢除。結果是漢字的總數有增無減,反而加重了學習和使用的人的負擔。

關於文字拼音化問題,長期以來一直有爭論。從理論上說,任何自然語言都可以用拼音文字記錄。但是由於漢語方言分歧,在推廣普通話的工作沒有取得廣泛、切實的成效以前,改用拼音文字會給方言區的人帶來很大的困難。此外,由於漢字歷史悠久,大量的文獻都是用漢字記錄的。一旦改弦易轍,勢必在文獻的廣泛利用上造成一定困難,在社會心理和民族感情上也可能引起波動。事實上,由於長時間使用漢字這一可以表意的書寫系統,漢語中可以存在大量同音字詞,而且這個現象確實發生了,現在一個音節最多可以對應幾十上百個漢字,如果使用拼音來記載語音,會出現不讀出來就看不懂的現象,即使經過長時間的訓練也無法徹底解決這個問題,因此如果真要進行漢字拉丁化的工作,決不是一朝一夕能夠完成的,在漢語發展到合適的程度以前,最好擱置拉丁化的計劃。

方言

中國幅員遼闊,人口眾多,方言情況復雜。下邊把漢語方言粗分為官話和非官話兩大類來說明。官話分布在長江以北地區和長江南岸九江與鎮江之間沿江地帶以及湖北、四川、雲南、貴州4省,包括北方官話、江淮官話、西南官話幾個方言區。官話區域的面積佔全國3/4,人口佔全國2/3。官話方言內部的一致程度比較高。從哈爾濱到昆明,相距3000公里,兩地的人通話沒有多大困難。非官話方言主要分布在中國東南部,包括吳方言(江蘇南部,浙江大部)、贛方言(江西大部)、湘方言(湖南大部,廣西壯族自治區北部)、粵方言(廣東大部,廣西壯族自治區東南部)、閩方言(福建,台灣,廣東的潮州、汕頭、海南地區)、客家方言(廣東省東部和北部,福建西部,江西南部,台灣)。非官話區域比官話區域面積小,可是方言差別大,彼此一般不能通話,甚至在同一個方言區內部(例如浙南吳方言與蘇南吳方言之間、福州話和廈門話之間),交談都有困難。

書面語和口語

書面語和口語的差別一直相當大。在「五四」時期白話文運動以前,書面語和口語的區別實際上是古今語的區別。以唐宋時代為例,當時人口裡說的是白話。筆下寫的是文言,即以先秦諸子和《左傳》、《史記》等廣泛傳誦的名篇為範本的古文文體。這種情形往上大概可以推到兩漢時期。往下一直延續到20世紀初葉。孫中山1925年立的遺囑就還是用文言寫的。不過2000 年來作為書面語的文言本身也在變化。仿古終歸難以亂真,後世人模仿古語不可能不受當時口語的影響。有人指出韓愈的文章里就有明顯的不合先秦語法的地方。清代桐城派古文家模仿先秦文和唐宋古文家的文章,結果當然更為駁雜。清末梁啟超用一種淺顯的文言文寫政論文章。由於通俗易懂,風行一時,為報章雜志所廣泛採用。目前台灣、香港以及海外中文報刊多數仍舊沿用這種文體。

歷史 方言反映歷史。漢語方言之間語音的差別大,語法和詞彙的差別相對說來比較小。同樣,古漢語和現代漢語之間也是語音的差別大 , 語法和詞彙的差別小。從總體上看,從上古音(先秦時代)到中古音(隋唐時代)再演變到現代北京音,經歷了逐漸趨向簡化的過程。在先秦時代,塞音聲母和塞擦音聲母都有濁音、不送氣清音和送氣清音三套。鼻音聲母也分清濁兩套。很可能還有[kl-、 pl-、gl-、bl-、sn-、st-、sk-]等形式的復輔音。所有的音節都以輔音收尾,沒有開音節。輔音韻尾除了見於現代方言(例如廣州話)的[m、 n、□、p、t、k]之外,還有[b、d、g]。到了隋唐時代,復輔音聲母和清鼻音聲母早已消失,輔音韻尾也只剩下了[m、 n、□、 p、t、k]。只是塞擦音和擦音卻按發音部位的不同分化為舌頭、舌面和捲舌三套。在現代北京音里濁塞音和濁塞擦音都清化了,輔音韻尾只有[n]和[□]兩個。
聲調的演變是另一種情形。隋唐時期只有平、上、去、入 4個調類。在現代方言里,同一個古調類有時以聲母的清濁為條件分化成陰陽兩類。因此有些方言調類的數目比隋唐時期多,許多非官話區的方言就是如此。
隋唐以來,在調類的分合上發生過兩件大事。一是在許多方言里,古全濁聲母上聲字跟古去聲字合為一類。二是官話方言的入聲韻尾消失以後,入聲字分別歸入平、上、去三聲。北京話就是如此。
分析諧聲字和經典的注音,可以發現上古漢語有過以變調和/或變化聲母的清濁作為轉變詞性(包括分別自動詞和使動詞)的手段的痕跡。在句法方面,先秦漢語的一個明顯的特點是否定句和疑問句里的代詞賓語要提到動詞的前邊去(吾誰欺│不我欺)。
宋元時期漢語語法發生了一些重要的變化。例如動詞詞尾「了」 和「著 」的產生、動補結構的產生等等。「了」和「著」原來都是動詞,後來意義逐漸虛化,終於演變為詞尾。動補結構〔包括不帶「得」的(染紅)和帶「得」的(染得紅)兩類〕也是在這個時期才定型的。
詞彙演變的主要趨勢是雙音節詞的不斷增長。本來在先秦漢語里占優勢的單音節詞逐漸雙音節化。這種趨勢近百年來尤為明顯。據統計,在 180萬字的現代文資料里,一共出現了3萬多個不同的詞,其中70%以上是雙音節詞。
漢語研究 在中國傳統的語言學領域里,音韻學、文字學、訓詁學都有輝煌的成就。最古的按字義編排的字典《爾雅》是戰國時代編的。東漢許慎的《說文解字》是最早的按漢字偏旁編排的字典,同時也是第一部對漢字的結構作出全面、系統的分析的著作。在古代的韻書里,隋代陸法言的《切韻》(601)地位特別重要。無論是研究現代方言,還是上推《切韻》以前的音韻系統,都是重要的資料。9世紀開始出現的韻圖(《韻鏡》、《七音略》、《切韻指掌圖》等)是一種表示整個音韻系統及聲韻調三者配合關系的表格。從現代語言學的角度看,描寫漢語的音韻系統,這種性質的表格是不可缺少的。古音的研究在清代有飛躍的進步。段玉裁首先指出諧聲字系統跟《詩經》用韻基本上相符。清代學者根據這兩種材料給上古音韻母分部,取得了顯著成績。到了王念孫、江有誥,這項工作幾乎已經達到了頂點,可以補充修改之處已經不多。在訓詁學方面,清代學者也有重大貢獻。段玉裁《說文解字注》和王念孫《廣雅疏證》可以說是這方面的代表作品。
語法學方面,中國學者向來著重虛詞的研究。清代王引之的《經傳釋詞》是最有影響的著作。馬建忠(1845~1900)的《馬氏文通》出版於 1898年。這是第一部系統地研究漢語語法的書。
20世紀上半葉,古音研究取得了重要進展。主要的成績是對中古音和上古音的構擬。這方面工作的開創者是瑞典學者高本漢。其後李方桂在上古音研究上也作出了重要貢獻。
《馬氏文通》研究的對象是古漢語。現代漢語語法的研究是從 20世紀開始的。呂叔湘 《中國文法要略》(1942~1944)和王力《中國現代語法》(1943)兩部書反映了前半個世紀漢語語法研究達到的水平。丁聲樹等《現代漢語語法講話》(1952)雖然是通俗性著作,但是在近年來的語法研究上有一定的影響。60年代以來,漢語語法研究進步很快。趙元任《中國話的文法》(1968)是這個時期比較重要的著作。
在歷史語法學方面,呂叔湘《漢語語法論文集》(1955;增訂本,1984)里的一部分論文開創了近代漢語語法的研究。王力的《漢語史稿》中卷(1958)和日本太田辰夫《中國語歷史文法》(1958)也是這方面有影響的著作。
趙元任《現代吳語的研究》(1928)是第一部用現代語言學方法調查方言的報告。這部書對以後的方言調查工作有重要影響。1956~1957年起在全國范圍內進行了一次方言調查。1979年創辦了專門性的方言刊物《方言》,對方言調查和方言研究起了推動的作用。
20世紀考古方面的重大發現——商代甲骨文字和戰國、秦、漢簡帛的出土,為古文字研究提供了大量珍貴的資料,促進了這一門學科的發展。

參考書目
李榮:《語音常識》,文化教育出版社,北京,1955。
朱德熙:《語法答問》,商務印書館,北京,1985。
Yuen Ren Chao, A Grammar Spoken Chinese,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8.
裘錫圭:《文字學概要》,商務印書館,北京,1987。
中國社會科學院、澳大利亞人文科學院合編:《中國語言地圖集》,第一冊,朗文出版(遠東)有限公司,香港,1988。
Fang-Kuei Li, Archaic Chinese, in The Origins of Chinese Civilization,University of CaliforniaPress, 1983.

⑹ 倉央嘉措是15世紀的人,為什麼能寫下這么白話的詩

1 4 0
吳於古白話起涯問題的再思考
徐正考張或或薄剛
(吉林大學文學院 吉林長春13 0 12 )
摘要:  古白話 是與 丈言 相對的一種古代漢語書面形式 江藍生等學者認為 古白話的起源以東
漢末年佛教的傳入和漢譯佛經的大量涌現為契機 我們在此基礎上對古白話的起源問題作了進一步的思考
認為古白話書面語雖然出現於東漢 但 古白話口語 卻早於此而存在 東漢譯經的需要與紙張的普遏使用
相結合 使古白話書面語於公元2 世紀中期應運而生
關鍵詞: 古白話; 文言; 東漢譯經; 造紙術
中圖分類號: H 109 .2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25 7一0246  20 11) 10 一01 40 一04
古代漢語書面語有兩種形式 即 文言 和 古白話  ¹ 漢語語言學界較早使用 古白話 這
一術語的是黎錦熙先生的 國語運動史綱 序  也有人稱為 早期白話 或 舊白話  當時這些
提法的主要目的是與指現代語體文的 白話 相區別 º
在此之前 胡適先生曾對 白話 的范圍做過界定:  白話 的 白 是指戲台上說白的
 白  清白的 白 和明白的 白  並依此認定  史記  漢書 里有許多白話 古樂府歌辭大
部分是白話的 佛書譯本的文字也是當時的白話或很近於白話 唐人的詩歌 尤其是樂府絕句
也有很多的白話作品 » "
盡管胡適在 白話 的起源 界定等問題上並沒有給我們足夠理性的結論 卻為我們留下來許
多可供深人研究的問題 漢語語言學界對於 古白話 的研究 肇始於20 世紀40 一50 年代呂叔湘
高名凱等先生對於禪宗語錄詞彙語法現象的探求 其後日本學者太田辰夫先生的 中國語歷史文法
也對此作了細致的探討 ¼
關於古白話的起源 目前尚無專文論述 但學者們對 古白話 的界定曾有分歧 王力先生認
為 古白話是 以唐宋以來北方話為基礎而形成的 ½ " 呂叔湘先生指出:  雖然在某些類型的文章
中會出現少量口語成分 但是以口語為主的
白話 篇章 如敦煌文獻和禪宗語錄 卻要到晚唐五
代才開始出現 並且一直要到不久之前才取代
文言 的書面漢語的地位  並據此把漢語的歷史分
為以晚唐五代為界限的古代漢語和近代漢語兩個大的階段 ¾郭錫良先生認為其 萌芽於六朝 ¿ "
基金項目: 教育部新世紀優秀人才支持計劃基金項目(N C ET 一07 一 367 ); 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規劃基金項目(07J A7 4叨23 ) 
作者簡介: 徐正考 吉林大學文學院教授 博士生導師 研究方向: 漢語史 古文字學; 張或或 吉林大學漢語言文字學專業博士
生 專業方向: 漢語史; 薄剛 哈爾濱師范大學教授 吉林大學漢語言文字學專業博士生 專業方向: 漢語史
¹ 王力:  古代漢語 第1 冊 北京: 中華書局 1962 年 第l 頁
º 柳士鎮: ( 略論<三國演義> 的語言面貌   南京大學學報 (哲學 人文科學 社會科學版) 20 3 年第6 期
» 胡適:  白話文學史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 9 年 第7 頁
¼ 柳士鎮:  略論<三國演義> 的語言面貌   南京大學學報 (哲學 人文科學 社會科學版) 20 3 年第6 期
½ 王力:  古代漢語 第1 冊 北京: 中華書局 1962 年 第1 頁
¾ 呂叔湘:  近代漢語指代詞  上海: 學林出版社 1985 年 第1 頁
¿ 郭錫良:  古代漢語 第1 冊 北京: 北京出版社 1981 年 第l 頁
關於古白話起源問題的再思考1 4 1
李峻愕先生認為古白話起源於南北朝 以王梵志的白話詩為早期古白話作品的代表 ¹ 張中行先生將
白話分為三期 指出第一期上限為 兩漢時期  º 江藍生先生認為:  白話的產生也有悠久的歷史
比較保守地說 它是以東漢末年佛教的傳人和漢譯佛經的大量出現為契機而發展起來的  »
徐時儀先生的 漢語白話發展史 第一次系統地探討了漢語白話的發展歷程 書中指出:  白話
是一個與文言相對而並存的反映了東漢至今歷代口語成分的漢語書面語系統  ¼認為文 白之分大
致始於漢代 許威漢先生在 漢語白話發展史敘 中也指出:  從漢末魏晉以後到
五四 前(權
作這樣劃分)  還有一種與口語基本一致的書面語 這就稱為古白話 成片的系統的白話書面語的
形成 漢代已發其端緒 要之 古白話語體 始自漢魏 漸成熟於漢唐五代  ½
我們認為 江藍生等學者的論斷及論證是可信的 即作為古代漢語書面加工形式之一的古白話起
源於東漢 這里要繼續思考的問題是 作為古白話形成之基礎的口語(或許可以叫做 古白話口
語 ) 起源於何時? 如果東漢以前已有古白話口語 為什麼直到東漢才出現作為書面形式的古白話?
首先我們要搞清楚 古白話口語 的起源問題 要解決這個問題 我們不能不先回顧一下前人
與時賢對 文言 的界定
張中行先生認為 文言 的定義難下 其原因就在於 文言 是 只見於文而不口說的語言 
但又不能不承認  文言 有時並不脫離口語 ¾ 呂叔湘先生也給出一個並不明確的界定:  白話是
唐宋以來的語體文 此外都是文言  也就是所謂的 超語體文  ¿ 後來他在 近代漢語指代詞序
中又說:  秦以前的書面語和口語的距離估計不至於太大 但漢魏以後逐漸形成一種相當固定的書面
語 即後來所說的
文言   À 王力先生指出  文言 是以先秦口語為基礎而形成的上古漢語書面
語言以及後來歷代作家仿古的作品中的語言 Á 許威漢先生指出 古代漢語發展演變中形成了兩個支
流 即文言文和古白話  周代和周代以前所遺留下來的書面語 秦代至漢初的某些書面語 大致是
和當時口語相近或相一致的 漢初以後 各時代文人的書面語仿照前人的詞彙語法用法和行文格調
成為一種脫離當時口語的
特殊書面語  這種
特殊書面語 被稱為文言文  Â 李峻愕先生將
 文言 界定為 以先秦口語為基礎 以先秦兩漢散文為語言規范 長期發展形成的書面形式  À
江藍生先生指出:  簡單點兒說 那些句中帶有
之 乎 者 也 矣 焉 哉 的書面語是文言 
 文言最初也是建立在口語基礎上的 但是後來日益脫離口語 變成一種僵化的 基本上保存先秦語
法和詞彙特點的書面語  Â
既然 文言最初也是建立在口語基礎上的  那麼我們就可以這樣推測: 文言產生之初(應是商
周甲金文時代)  是沒有脫離口語的 也就是說二者是很接近的 換個角度說 文言產生之初的口語
還不是古白話口語 那麼古白話口語是什麼時候產生的呢?
我們知道 語言是人類最重要的交際工具 是全社會無時無刻不在使用的龐大的系統 社會性是
其本質屬性 這種性質決定著它不可能發生突變 漸變性和不平衡性是語言發展的兩大特點
¹ 李峻鑄: ( 古白話界說與近代漢語上限的探索   上海師范大學學報) (哲學杜會科學版) 198 年第3 期
º 張中行:  文言和白話  北京: 中華書局 2(X) 7 年 第10 頁
» 江藍生:  著名中年語言學家自選集(江藍生卷) : 古代白話說略  合肥: 安徽教育出版社 20 2 年 第247 頁
¼ 徐時儀:  漢語白話發展史  北京: 北京大學出版社 2(X) 7 年 第1 頁
½ 許威漢:  徐時儀<漢語白話發展史) 敘  載徐時儀 漢語白話發展史  北京: 北京大學出版社 2加7 年 第2 頁
¾ 張中行:  文言和白話  北京: 中華書局 2硯刃7 年 第10 頁
¿ 呂叔湘:  文言和白話   國文雜志) 194 年第3 期
À 呂叔湘:  近代漢語指代詞)  上海: 學林出版社 1985 年 第l 頁
Á 王力:  古代漢語 第l 冊 北京: 中華書局 196 2 年 第1 頁
 許威漢:  徐時儀( 漢語白話發展史> 敘  載徐時儀 漢語白話發展史  北京: 北京大學出版社 2以y7 年 第2 頁
À 李峻得: ( 古白話界說與近代漢語上限的探索)  ( 上海師范大學學報) (哲學社會科學版) 198 8 年第3 期
O 江藍生:  著名中年語言學家自選集( 江藍生卷) : 古代白話說略  合肥: 安徽教育出版社 2儀介年 第24 頁
1 4 2 社會科學戰線 201 1 年第10 期 語言文字學
語言的發展變化 需要經歷一個新的語言要素逐漸積累 從而取代或部分取代舊的語言要素的過
程 漢語史上出現過的種種語言演變現象 足以證明任何一種新的語言現象的出現都不是偶發事件
而是有著相當的社會 文化以及語言內部各要素之間的相互聯系作為背景 ¹
 白話文的形成並不是一墩而就的 而是在口語的基礎上逐步影響文言文 增加文言文中的白話
口語成分 進而形成與文言文相抗衡而並峙的反映實際口語發展的古漢語另一書面語系統 白話文書
面語系統在其整個歷史時期內並不完全相同 它逐漸演變 以適應口語本身的變化  º
因此 從語言發展理論的角度來看 不可能從先秦到西漢口語中說著文言 至東漢發生突變
如果回顧一下東漢以前我們的先民所使用的書寫材料 也許會幫助我們找到正確答案
我國已知最早的文獻是殷商甲骨刻辭與銅器銘文 殷墟卜辭是刻在龜甲獸骨上的 龜甲獸骨十分
堅硬; 由於當時尚未冶煉出鋼鐵之類的硬金屬 刻字工具缺乏必要的硬度 而這一時期的銘文一般是
鑄成的 個別是刻成的 » 從書寫材料的角度講 不能不 煉字  使刻 鑄之字達到最簡 這樣一
來 刻辭與銘文便無法反映當時的口語 而刻辭與銘文所帶有的明顯的模式化風格 也會使其脫離口
語 阮元 文言說 稱:  古人無筆硯紙墨之便 往往鑄金刻石 始傳之遠; 其著之簡策傳事者 亦
有漆書刀削之勞 非如今人下筆千言 言事甚易也  ¼在這種書寫材料極其不便的情況下 書面語
言必然要對口語進行加工和潤色 以經濟便捷的方式記錄言事
西周至西漢 書寫(刻 鑄) 材料日趨多樣化 但也無非是龜甲獸骨 銅器 玉石 陶 簡犢
嫌帛等 這些材料的性質 書寫(刻 鑄) 難度雖然不盡相同 但正如江藍生先生所說:  在發明造
紙術和紙張廣泛使用之前 書面語是一筆一筆刻在龜甲獸骨 銅器 石器或竹簡上的 刻起來很費
事; 有的寫在絲帛上 這成本又多麼昂貴! ½ 由此江先生作出了合理的推想:  最初的書面語要比古
人實際運用的口語簡約得多 粗略得多 即所謂
書不盡言   ¾我們還可以在此基礎上作進一步
的推想: 今天人們見到的東漢以前的書面語文獻 都是遠離口語的
但東漢以前的口語在同時文獻(文言) 中畢竟也露出了一些蛛絲馬跡 這些蛛絲馬跡同時也可
以證明當時口語與書面語分離的事實 如 孟子 盡心下 :  諸侯之寶三: 土地 人民 政事  接
下來又說:  民為貴  通過這一現象我們可以推測: 當時的口語中通行 人民  而書面語中一般還
是用 民  這正是 惜墨如金 的反映 又如 史記 陳涉世家 :  伙頤! 涉之為王沉沉者  其
中 伙頤 是口語中的感嘆詞 文言不用 再如 詩經 小雅 采芭 :  徵人伐鼓(當為
鈕人伐
征 )    左傳 宣公四年 :  著於丁寧   征 即 丁寧 的合音詞 應是口語中通行 丁寧 
書面語中大都用 征  但口語詞偶爾也會出現在書面語中
唐任明先生以 眼 船 狗 豬 為例 印證了口語詞在上古典籍的存在 對它們與 目 舟
犬 泵 的相對運動進行了考察 指出 眼 字從戰國末期開始就與 目 字並行不悖 如 呂氏
春秋 孝行覽 遇合 有 垂眼臨鼻 一例 其中的 眼 已有 目 義; 戰國典籍中已開始
 舟  船 並用 如 莊子 漁夫  有漁父者 下船而來 ;  狗 比較早比較普遍地出現在先秦
典籍中 在 國語 和 左傳 中已有用例 如 左傳 閡公三年 有 牛羊泵雞狗皆三百 的用
例;  豬 早在先秦口語中就有 如 荀子 榮辱  今人之生也 方知畜雞狗豬氦 又蓄牛羊  ¿
再如  左傳 成公十三年 中之 呂相絕秦  是先秦時期難得一見的帶有口語化色彩的語料
¹ 葉蜚聲 徐通鏘:  語言學綱要  北京: 北京大學出版社 1997 年 第17 一178 頁
º 徐時儀:  漢語白話發展史  北京: 北京大學出版社 2(XJ 7 年 第1 頁
» 馬承源:  中國青銅器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 年 第357 頁
¼ 轉引自徐時儀 漢語白話發展史  北京: 北京大學出版社 2(X) 7 年 第8 頁
½ 江藍生:  著名中年語言學家自選集(江藍生卷) : 古代白話說略  合肥: 安徽教育出版社 20 2 年 第24 頁
¾ 江藍生:  著名中年語言學家自選集(江藍生卷) : 古代白話說略  合肥: 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 2 年 第24 5 頁
¿ 唐任明:  上古口語詞溯源   廣東民族學院學報 (社會科學版) 19引) 年第2 期
關於古白話起源問題的再思考I 刃
其中的雙音詞出現頻率較高 與當時書面語中復音詞所佔比例普遍不高的大勢形成了鮮明的對照 根
據我們的統計  呂相絕秦 中的雙音詞有: 盟誓(2 次)  昏姻(3 次)  甲宵 山川 逾越 險
阻 疆塌 致命 恐懼 綏靖 珍滅 散離 兄弟 擾亂 同盟 傾覆(2 次)  國家 社被(2
次)  隕命 即位 翎剪 公室 盂賊 盪搖 邊疆 令狐 河曲(2 次)  諫川 王官 羈馬 東
道 引領 荃夷 農功 虔劉 邊睡 徽福 背棄 仇雌 賜命 受命 昭告 寡人 惠顧 執事
魏德勝先生統計和整理了 睡虎地秦墓竹簡 中的復音詞 找出了106 2 個 而(漢語大辭典
中這些包括 鼻腔 果成 藏匿 私圖 等詞條下的引例均出自現代漢語 可見這些現代漢語中還
在使用的口語詞在當時已經有所記載 不獨如此 在 左傳   荀子   戰國策 等典籍中已經出
現了不少現代漢語的常用詞和復合詞 ¹
至此 我們可以回答前面提出的第一個問題了: 古白話書面語雖然起源於東漢 但古白話口語應
是在古白話書面語出現之前即已存在了 只不過基本上沒有在同期書面語中反映出來罷了 下面就該
回答第二個問題了: 既然東漢以前已有古白話口語 為什麼直到東漢才出現古白話書面語?
關於這個問題 呂叔湘先生稱:  白話的興起跟佛教大有關系  º 江藍生先生進一步指出:  白
話的產生也有悠久的歷史 比較保守地說 它是以東漢末年佛教的傳人和漢譯佛經的大量出現為契機
而發展起來的 為了宣傳佛教教義 使目不識丁的平民百姓都能聽得懂 一些僧人在翻譯佛經時不得
不放棄使用典雅的古文 而採用一種跟當時口語十分接近的文白夾雜的文體  » 可見漢譯佛經的大
量出現是東漢出現古白話書面語的重要原因 我們知道任何宗教的宣傳都以爭取群眾為目的 佛教也
是如此 趙朴初先生曾經說過:  釋迥牟尼教化的方式是接近平民的 他說法不用婆羅門的雅言 而
用當時平民的俗語 就是一個例子  ¼所以 佛經的譯文必須而且必然是一種比較接近於當時口語
的通俗文體
 佛教經典的漢譯 始於東漢後期 公元147 一148 年間 西域僧人支婁邇徽 安世高分別到達洛
陽 著手譯出了最早的一批漢文經典 比如著名的 四十二章經 等 在漢代已譯成漢文  ½ 胡適
先生提到:  第二世紀的譯經 以安世高為最重要的譯人  高僧傳 說他譯的書
義理明析 文字
允正 辯而不華 質而不野 凡在讀者 皆盛姿然而不倦焉  安世高譯經在漢桓帝建和二年(148 )
至靈帝建寧中(約17 0 )  同時有支俄於光和中平(17 8一189 ) 之間譯出十幾部經  ¾
另一個重要誘因應是造紙術的發明  後漢書:宦者列傳 :  自古書契多編以竹簡 其用繳帛者
謂之紙 嫌貴而簡重 並不便於人 倫乃造意 用樹膚 麻頭及敝布 漁網以為紙 元興元年奏上
之 帝善其能 自是莫不從用焉 故天下咸稱
蔡侯紙    元興元年 為公元105 年 蔡倫在這一
年向皇帝獻上了自己的發明 並經歷了一個推廣普及的過程 紙這種書寫材料不但使用便捷 而且造
價較低 人們不必再為書寫(刻 鑄) 困難而 煉字 了 就可以相對忠實地記錄口語了
譯經面向百姓的需要與紙張的普遍使用相結合 古白話書面語於公元2 世紀中期應運而生
責任編輯: 王艷麗
¹ 魏德勝: C 睡虎地秦墓竹簡> 復音詞簡論   語言研究 199 年第2 期
º 呂叔湘: ( 語文常談  上海: 上海三聯書店 1980 年 第83 頁
» 江藍生:  著名中年語言學家自選集(江藍生卷) : 古代白話說略  合肥: 安徽教育出版社 2(X] 2 年 第24 7 頁
¼ 趙朴初:  佛教常識問答(一))  (社會科學戰線 1978 年第3 期
½ 張國剛 喬治忠:  中國學術史  北京: 東方出版中心 200 2 年 第25 0 頁
¾ 胡適:  白話文學史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 9 年 第9 頁

⑺ 中國語言的博大精深

漢語
漢語 世界主要語言之一。屬漢藏語系,是這個語系裡最主要的語言。除了中國大陸和台灣省以外,漢語還分布在新加坡、馬來西亞等地。以漢語為母語的人大約有 9.4億。漢語是聯合國的工作語言之一。

漢語的標准語是近幾百年來以北方官話為基礎逐漸形成的。它的標准音是北京音。漢語的標准語在中國大陸稱為普通話,在台灣稱為國語,在新加坡、馬來西亞稱為華語。 在廣義上是指漢族的語言,狹義上指普通話,另外還有國語、華語、中文等稱呼都是指漢語。毫無疑問,漢語是世界上使用人數最多的一種語言,世界上大約有1/5的人使用漢語作為母語。漢語也曾對其周邊的國家的語言文字產生過重要影響。例如日語、韓語、越南語中都保留有大量的漢語借詞以及漢語書寫體系文字。漢語是聯合國工作語言之一。漢語是或是一種中國語文。

漢語作為世界特有的象形文字語言,文字高度的統一與規范,現代漢語有統一和規范的語法,盡管方言發音差異特別大,但是書面語言規范,沒有方言差異造成的書面交流障礙。

漢語屬於獨立語,分析語。漢語的書寫方式是一種象形文字的漢字。五四運動之前所使用的書面語叫做「文言」,是一種以孔子時代所使用的以「雅言」為基礎的書面語。五四運動之後所推動的書面漢語通常被稱為「白話」,即以北方話為基礎的現代書面語。在現代漢語的書面語中,文言已經很少使用了。

語音
漢語的音節可以分析成聲母、韻母、聲調3部分。打頭的音是聲母,其餘的部分是韻母,聲調是整個音節的音高。把聲調也看成音節的組成部分,是因為漢語的聲調是辨義的。例如「湯、糖、躺、燙」4個字的聲母都是[tang],韻母都是[ang](方括弧里是國際音標,表格里的國際音標省去括弧),只是因為聲調不同,意義就不一樣,在語言里分別代表 4個不同的語素(最小的有意義的語言單位),在書面上寫成 4個不同的字。

1918年由當時的教育部頒布的國語注音字母是利用漢字字形制定的一套拼音字母。這套字母把主要母音與韻尾合在一起用一個符號表示(例如:ㄠ=[au],ㄢ=[an]),體現了傳統的聲母韻母兩分的精神。注音字母廣泛流傳,影響很大。台灣省一直沿用至今。

1958年公布的漢語拼音方案採用拉丁字母(表2北京話聲母、表3北京話韻母)。自1978年開始,中國人名地名一律改用漢語拼音字母拼寫,取代了威妥瑪式等各種舊拼法。

語法
漢語的語素絕大部分是單音節的(手│洗│民│失)。語素和語素可以組合成詞(馬+路→馬路│開+關→開關)。有的語素本身就是詞(手、洗),有的語素本身不是詞,只能跟別的語素一起組成復合詞(民→人民│失→喪失)。現代漢語里雙音節詞占的比重最大。大部分雙音詞都是按照上面提到的復合方式造成的。

文字
從目前我們能看到的最早的成批的文字資料——商代甲骨文字算起,漢字已有3000年的歷史。由於甲骨文字已經是相當成熟的文字體系,我們可以推斷漢字的發生一定遠在3000年以前。漢字的發展可以劃分為兩個大階段。從甲骨文字到小篆是一個階段;從秦漢時代的隸書以下是另一個階段。前者屬於古文字的范疇,後者屬於近代文字的范疇。大體說來,從隸書到今天使用的現代漢字形體上沒有太大的變化。

從漢字跟漢語的關系看,漢字是一種語素文字。從漢字本身的構造看,漢字是由表意、表音的偏旁(形旁、聲旁)和既不表意也不表音的記號組成的文字體系。

漢字起源於圖畫。在漢字產生的早期階段,象形字的字形跟它所代表的語素的意義直接發生聯系。雖然每個字也都有自己固定的讀音,但是字形本身不是表音的符號,跟拼音文字的字母的性質不同。象形字的讀音是它所代表的語素轉嫁給它的。隨著字形的演變,象形字變得越來越不象形。結果是字形跟它所代表的語素在意義上也失去了原有的聯系。這個時候,字形本身既不表音,也不表義,變成了抽象的記號。如果漢語里所有的語素都是由這種既不表音也不表義的記號代表的,那麼漢字可以說是一種純記號文字。不過事實並非如此。漢字有獨體字與合體字的區別。只有獨體字才是純粹的記號文字。合體字是由獨體字組合造成的。從構造上說,合體字比獨體字高一個層次。因為組成合體字的獨體字本身雖然也是記號,可是當它作為合體字的組成成分時,它是以有音有義的「字」的身份參加的。合體字可以分成以下3類:

①形聲字。形聲字由表示意義的形旁和表示讀音的聲旁兩部分組成。拿構造最簡單的形聲字來說,形旁和聲旁都是由獨體字充當的。作為形聲字的組成部分,這些獨體字都是有音有義的字。不過形旁只取其義,不取其音,例如「鳩」字的偏旁「鳥」;聲旁則只取其音,不取其義,例如「鳩」字的偏旁「九」。 由於字義和字音的演變,有些形聲字的形旁或聲旁現在已失去了表意或表音的功能。例如「球」本來是一種玉的名稱,所以以「玉」為形旁。現在「球」字不再指玉,這個形旁就沒有作用了。再如「海」字本來以「每」為聲旁。由於字音的變化,現在「海」和「每」的讀音相去甚遠,聲旁「每」也就不起作用了。有的時候,形旁和聲旁都喪失了原來的功能,例如「給、等、短」。這一類字已經不能再作為形聲字看待了。

形聲字和非形聲字之間並沒有明確的界限。造字之初,形聲字和它的聲旁的讀音本來就不一定密合。發展到現代漢字,出入就更大了。有人拿7500多個現代合體漢字進行統計。就普通話讀音來說,合體字跟聲旁完全同音(聲母、韻母、聲調全同)的不到 5%。聲母、韻母相同而聲調不同的約佔10%。只有韻母一項相同的約佔20%。如果我們只把前兩類看作形聲字,那麼形聲字大概只佔通行漢字的15%。如果把以上三類全看作形聲字,形聲字大概會占通行漢字35%的樣子。要是把標准再放寬或者完全根據來歷確定形聲字,那麼通行漢字中形聲字的百分比還要高得多。

②合體會意字。古人說「止戈為武」,「人言為信」。對於「武」、「信」兩個字來說,這種解釋是錯誤的。不過漢字體系裡確實有按照這種方式造成的字,例如「不正為歪」,「不好為孬」。這一類字的特點是會合偏旁的字義來表現整個合體字的意義。這種字為數很少,只有個別的例子。

以上兩類合體字里的偏旁有的有表意作用,有的有表音作用。下邊一類的情形不同。 ③合體記號字。這一類合體字的偏旁既不表意,也不表音。這主要有兩種情形。一是由於字音和字義的變化,原來的聲旁和形旁已經不再表音、表意了。例如上文舉過的「給、等、 短」一類字。 另一種情形可以舉「章」字為例。 按照漢代許慎《說文解字》的分析,「章」字從「音」從「十」。 可是現在一般人說「立早章」 (以區別於「弓長張」)的時候,是把它分析成「立」和「早」兩部分。其實從古文字看,「章」本來是一個獨體象形字,跟「音、十、立、早」都沒有關系。

漢字用來記錄漢語已經有3000年以上的歷史,一直沿用到今天,沒有中斷過。在如此長的歷史時期里,漢字不僅為人們的現實生活服務,而且記錄下極其豐富的文化資料;甚至跨越國界,被日本、朝鮮、越南等鄰國借去記錄非漢語語言。

另一方面,長期以來也不斷有人批評漢字的缺點,主要是說漢字難認、難寫、難於機械化(印刷排版、打字等)。因此在掃盲、兒童識字教育、文化傳播等方面,都不如拼音文字效率高。

跟拼音文字比較起來,漢字有它的短處,但是也有它的長處。漢字最大的長處就是能夠超越空間和時間的限制。古今漢語字音的差別很大。但由於2000年來字形相當穩定,沒有太大變化,字義的變化比較小,所以先秦兩漢的古書今天一般人還能部分看懂。如果古書是用拼音文字寫的,現代人就根本無法理解了。有些方言語音差別也很大,彼此不能交談,可是寫成漢字,就能互相了解,道理也是一樣的。

50年代開始進行簡化漢字的工作。1986年重新公布的《簡化字總表》規定了2200多個簡化漢字(包括用簡化偏旁類推的字)。這項工作目前已告一段落,今後在一個時期內將保持穩定,不繼續簡化。因為不斷簡化會破壞文字的穩定性,而且簡化一批字以後,原來的繁體字並不能廢除。結果是漢字的總數有增無減,反而加重了學習和使用的人的負擔。

關於文字拼音化問題,長期以來一直有爭論。從理論上說,任何自然語言都可以用拼音文字記錄。但是由於漢語方言分歧,在推廣普通話的工作沒有取得廣泛、切實的成效以前,改用拼音文字會給方言區的人帶來很大的困難。此外,由於漢字歷史悠久,大量的文獻都是用漢字記錄的。一旦改弦易轍,勢必在文獻的廣泛利用上造成一定困難,在社會心理和民族感情上也可能引起波動。事實上,由於長時間使用漢字這一可以表意的書寫系統,漢語中可以存在大量同音字詞,而且這個現象確實發生了,現在一個音節最多可以對應幾十上百個漢字,如果使用拼音來記載語音,會出現不讀出來就看不懂的現象,即使經過長時間的訓練也無法徹底解決這個問題,因此如果真要進行漢字拉丁化的工作,決不是一朝一夕能夠完成的,在漢語發展到合適的程度以前,最好擱置拉丁化的計劃。

方言
中國幅員遼闊,人口眾多,方言情況復雜。下邊把漢語方言粗分為官話和非官話兩大類來說明。官話分布在長江以北地區和長江南岸九江與鎮江之間沿江地帶以及湖北、四川、雲南、貴州4省,包括北方官話、江淮官話、西南官話幾個方言區。官話區域的面積佔全國3/4,人口佔全國2/3。官話方言內部的一致程度比較高。從哈爾濱到昆明,相距3000公里,兩地的人通話沒有多大困難。非官話方言主要分布在中國東南部,包括吳方言(江蘇南部,浙江大部)、贛方言(江西大部)、湘方言(湖南大部,廣西壯族自治區北部)、粵方言(廣東大部,廣西壯族自治區東南部)、閩方言(福建,台灣,廣東的潮州、汕頭、海南地區)、客家方言(廣東省東部和北部,福建西部,江西南部,台灣)。非官話區域比官話區域面積小,可是方言差別大,彼此一般不能通話,甚至在同一個方言區內部(例如浙南吳方言與蘇南吳方言之間、福州話和廈門話之間),交談都有困難。

書面語和口語
書面語和口語的差別一直相當大。在「五四」時期白話文運動以前,書面語和口語的區別實際上是古今語的區別。以唐宋時代為例,當時人口裡說的是白話。筆下寫的是文言,即以先秦諸子和《左傳》、《史記》等廣泛傳誦的名篇為範本的古文文體。這種情形往上大概可以推到兩漢時期。往下一直延續到20世紀初葉。孫中山1925年立的遺囑就還是用文言寫的。不過2000 年來作為書面語的文言本身也在變化。仿古終歸難以亂真,後世人模仿古語不可能不受當時口語的影響。有人指出韓愈的文章里就有明顯的不合先秦語法的地方。清代桐城派古文家模仿先秦文和唐宋古文家的文章,結果當然更為駁雜。清末梁啟超用一種淺顯的文言文寫政論文章。由於通俗易懂,風行一時,為報章雜志所廣泛採用。目前台灣、香港以及海外中文報刊多數仍舊沿用這種文體。

歷史 方言反映歷史。漢語方言之間語音的差別大,語法和詞彙的差別相對說來比較小。同樣,古漢語和現代漢語之間也是語音的差別大 , 語法和詞彙的差別小。從總體上看,從上古音(先秦時代)到中古音(隋唐時代)再演變到現代北京音,經歷了逐漸趨向簡化的過程。在先秦時代,塞音聲母和塞擦音聲母都有濁音、不送氣清音和送氣清音三套。鼻音聲母也分清濁兩套。很可能還有[kl-、 pl-、gl-、bl-、sn-、st-、sk-]等形式的復輔音。所有的音節都以輔音收尾,沒有開音節。輔音韻尾除了見於現代方言(例如廣州話)的[m、 n、□、p、t、k]之外,還有[b、d、g]。到了隋唐時代,復輔音聲母和清鼻音聲母早已消失,輔音韻尾也只剩下了[m、 n、□、 p、t、k]。只是塞擦音和擦音卻按發音部位的不同分化為舌頭、舌面和捲舌三套。在現代北京音里濁塞音和濁塞擦音都清化了,輔音韻尾只有[n]和[□]兩個。
聲調的演變是另一種情形。隋唐時期只有平、上、去、入 4個調類。在現代方言里,同一個古調類有時以聲母的清濁為條件分化成陰陽兩類。因此有些方言調類的數目比隋唐時期多,許多非官話區的方言就是如此。
隋唐以來,在調類的分合上發生過兩件大事。一是在許多方言里,古全濁聲母上聲字跟古去聲字合為一類。二是官話方言的入聲韻尾消失以後,入聲字分別歸入平、上、去三聲。北京話就是如此。
分析諧聲字和經典的注音,可以發現上古漢語有過以變調和/或變化聲母的清濁作為轉變詞性(包括分別自動詞和使動詞)的手段的痕跡。在句法方面,先秦漢語的一個明顯的特點是否定句和疑問句里的代詞賓語要提到動詞的前邊去(吾誰欺│不我欺)。
宋元時期漢語語法發生了一些重要的變化。例如動詞詞尾「了」 和「著 」的產生、動補結構的產生等等。「了」和「著」原來都是動詞,後來意義逐漸虛化,終於演變為詞尾。動補結構〔包括不帶「得」的(染紅)和帶「得」的(染得紅)兩類〕也是在這個時期才定型的。
詞彙演變的主要趨勢是雙音節詞的不斷增長。本來在先秦漢語里占優勢的單音節詞逐漸雙音節化。這種趨勢近百年來尤為明顯。據統計,在 180萬字的現代文資料里,一共出現了3萬多個不同的詞,其中70%以上是雙音節詞。
漢語研究 在中國傳統的語言學領域里,音韻學、文字學、訓詁學都有輝煌的成就。最古的按字義編排的字典《爾雅》是戰國時代編的。東漢許慎的《說文解字》是最早的按漢字偏旁編排的字典,同時也是第一部對漢字的結構作出全面、系統的分析的著作。在古代的韻書里,隋代陸法言的《切韻》(601)地位特別重要。無論是研究現代方言,還是上推《切韻》以前的音韻系統,都是重要的資料。9世紀開始出現的韻圖(《韻鏡》、《七音略》、《切韻指掌圖》等)是一種表示整個音韻系統及聲韻調三者配合關系的表格。從現代語言學的角度看,描寫漢語的音韻系統,這種性質的表格是不可缺少的。古音的研究在清代有飛躍的進步。段玉裁首先指出諧聲字系統跟《詩經》用韻基本上相符。清代學者根據這兩種材料給上古音韻母分部,取得了顯著成績。到了王念孫、江有誥,這項工作幾乎已經達到了頂點,可以補充修改之處已經不多。在訓詁學方面,清代學者也有重大貢獻。段玉裁《說文解字注》和王念孫《廣雅疏證》可以說是這方面的代表作品。
語法學方面,中國學者向來著重虛詞的研究。清代王引之的《經傳釋詞》是最有影響的著作。馬建忠(1845~1900)的《馬氏文通》出版於 1898年。這是第一部系統地研究漢語語法的書。
20世紀上半葉,古音研究取得了重要進展。主要的成績是對中古音和上古音的構擬。這方面工作的開創者是瑞典學者高本漢。其後李方桂在上古音研究上也作出了重要貢獻。
《馬氏文通》研究的對象是古漢語。現代漢語語法的研究是從 20世紀開始的。呂叔湘 《中國文法要略》(1942~1944)和王力《中國現代語法》(1943)兩部書反映了前半個世紀漢語語法研究達到的水平。丁聲樹等《現代漢語語法講話》(1952)雖然是通俗性著作,但是在近年來的語法研究上有一定的影響。60年代以來,漢語語法研究進步很快。趙元任《中國話的文法》(1968)是這個時期比較重要的著作。
在歷史語法學方面,呂叔湘《漢語語法論文集》(1955;增訂本,1984)里的一部分論文開創了近代漢語語法的研究。王力的《漢語史稿》中卷(1958)和日本太田辰夫《中國語歷史文法》(1958)也是這方面有影響的著作。
趙元任《現代吳語的研究》(1928)是第一部用現代語言學方法調查方言的報告。這部書對以後的方言調查工作有重要影響。1956~1957年起在全國范圍內進行了一次方言調查。1979年創辦了專門性的方言刊物《方言》,對方言調查和方言研究起了推動的作用。
20世紀考古方面的重大發現——商代甲骨文字和戰國、秦、漢簡帛的出土,為古文字研究提供了大量珍貴的資料,促進了這一門學科的發展。

⑻ 日語和中國語言有什麼區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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⑼ 在下是蒙族人,關於中國尤其是漢族文化有一點想要說明的。。。。

漢語
漢語 世界主要語言之一。屬漢藏語系,是這個語系裡最主要的語言。除了中國大陸和台灣省以外,漢語還分布在新加坡、馬來西亞等地。以漢語為母語的人大約有 9.4億。漢語是聯合國的工作語言之一。

漢語的標准語是近幾百年來以北方官話為基礎逐漸形成的。它的標准音是北京音。漢語的標准語在中國大陸稱為普通話,在台灣稱為國語,在新加坡、馬來西亞稱為華語。 在廣義上是指漢族的語言,狹義上指普通話,另外還有國語、華語、中文等稱呼都是指漢語。毫無疑問,漢語是世界上使用人數最多的一種語言,世界上大約有1/5的人使用漢語作為母語。漢語也曾對其周邊的國家的語言文字產生過重要影響。例如日語、韓語、越南語中都保留有大量的漢語借詞以及漢語書寫體系文字。漢語是聯合國工作語言之一。漢語是或是一種中國語文。

漢語作為世界特有的象形文字語言,文字高度的統一與規范,現代漢語有統一和規范的語法,盡管方言發音差異特別大,但是書面語言規范,沒有方言差異造成的書面交流障礙。

漢語屬於獨立語,分析語。漢語的書寫方式是一種象形文字的漢字。五四運動之前所使用的書面語叫做「文言」,是一種以孔子時代所使用的以「雅言」為基礎的書面語。五四運動之後所推動的書面漢語通常被稱為「白話」,即以北方話為基礎的現代書面語。在現代漢語的書面語中,文言已經很少使用了。

語音
漢語的音節可以分析成聲母、韻母、聲調3部分。打頭的音是聲母,其餘的部分是韻母,聲調是整個音節的音高。把聲調也看成音節的組成部分,是因為漢語的聲調是辨義的。例如「湯、糖、躺、燙」4個字的聲母都是[tang],韻母都是[ang](方括弧里是國際音標,表格里的國際音標省去括弧),只是因為聲調不同,意義就不一樣,在語言里分別代表 4個不同的語素(最小的有意義的語言單位),在書面上寫成 4個不同的字。

1918年由當時的教育部頒布的國語注音字母是利用漢字字形制定的一套拼音字母。這套字母把主要母音與韻尾合在一起用一個符號表示(例如:ㄠ=[au],ㄢ=[an]),體現了傳統的聲母韻母兩分的精神。注音字母廣泛流傳,影響很大。台灣省一直沿用至今。

1958年公布的漢語拼音方案採用拉丁字母(表2北京話聲母、表3北京話韻母)。自1978年開始,中國人名地名一律改用漢語拼音字母拼寫,取代了威妥瑪式等各種舊拼法。

語法
漢語的語素絕大部分是單音節的(手│洗│民│失)。語素和語素可以組合成詞(馬+路→馬路│開+關→開關)。有的語素本身就是詞(手、洗),有的語素本身不是詞,只能跟別的語素一起組成復合詞(民→人民│失→喪失)。現代漢語里雙音節詞占的比重最大。大部分雙音詞都是按照上面提到的復合方式造成的。

文字
從目前我們能看到的最早的成批的文字資料——商代甲骨文字算起,漢字已有3000年的歷史。由於甲骨文字已經是相當成熟的文字體系,我們可以推斷漢字的發生一定遠在3000年以前。漢字的發展可以劃分為兩個大階段。從甲骨文字到小篆是一個階段;從秦漢時代的隸書以下是另一個階段。前者屬於古文字的范疇,後者屬於近代文字的范疇。大體說來,從隸書到今天使用的現代漢字形體上沒有太大的變化。

從漢字跟漢語的關系看,漢字是一種語素文字。從漢字本身的構造看,漢字是由表意、表音的偏旁(形旁、聲旁)和既不表意也不表音的記號組成的文字體系。

漢字起源於圖畫。在漢字產生的早期階段,象形字的字形跟它所代表的語素的意義直接發生聯系。雖然每個字也都有自己固定的讀音,但是字形本身不是表音的符號,跟拼音文字的字母的性質不同。象形字的讀音是它所代表的語素轉嫁給它的。隨著字形的演變,象形字變得越來越不象形。結果是字形跟它所代表的語素在意義上也失去了原有的聯系。這個時候,字形本身既不表音,也不表義,變成了抽象的記號。如果漢語里所有的語素都是由這種既不表音也不表義的記號代表的,那麼漢字可以說是一種純記號文字。不過事實並非如此。漢字有獨體字與合體字的區別。只有獨體字才是純粹的記號文字。合體字是由獨體字組合造成的。從構造上說,合體字比獨體字高一個層次。因為組成合體字的獨體字本身雖然也是記號,可是當它作為合體字的組成成分時,它是以有音有義的「字」的身份參加的。合體字可以分成以下3類:

①形聲字。形聲字由表示意義的形旁和表示讀音的聲旁兩部分組成。拿構造最簡單的形聲字來說,形旁和聲旁都是由獨體字充當的。作為形聲字的組成部分,這些獨體字都是有音有義的字。不過形旁只取其義,不取其音,例如「鳩」字的偏旁「鳥」;聲旁則只取其音,不取其義,例如「鳩」字的偏旁「九」。 由於字義和字音的演變,有些形聲字的形旁或聲旁現在已失去了表意或表音的功能。例如「球」本來是一種玉的名稱,所以以「玉」為形旁。現在「球」字不再指玉,這個形旁就沒有作用了。再如「海」字本來以「每」為聲旁。由於字音的變化,現在「海」和「每」的讀音相去甚遠,聲旁「每」也就不起作用了。有的時候,形旁和聲旁都喪失了原來的功能,例如「給、等、短」。這一類字已經不能再作為形聲字看待了。

形聲字和非形聲字之間並沒有明確的界限。造字之初,形聲字和它的聲旁的讀音本來就不一定密合。發展到現代漢字,出入就更大了。有人拿7500多個現代合體漢字進行統計。就普通話讀音來說,合體字跟聲旁完全同音(聲母、韻母、聲調全同)的不到 5%。聲母、韻母相同而聲調不同的約佔10%。只有韻母一項相同的約佔20%。如果我們只把前兩類看作形聲字,那麼形聲字大概只佔通行漢字的15%。如果把以上三類全看作形聲字,形聲字大概會占通行漢字35%的樣子。要是把標准再放寬或者完全根據來歷確定形聲字,那麼通行漢字中形聲字的百分比還要高得多。

②合體會意字。古人說「止戈為武」,「人言為信」。對於「武」、「信」兩個字來說,這種解釋是錯誤的。不過漢字體系裡確實有按照這種方式造成的字,例如「不正為歪」,「不好為孬」。這一類字的特點是會合偏旁的字義來表現整個合體字的意義。這種字為數很少,只有個別的例子。

以上兩類合體字里的偏旁有的有表意作用,有的有表音作用。下邊一類的情形不同。 ③合體記號字。這一類合體字的偏旁既不表意,也不表音。這主要有兩種情形。一是由於字音和字義的變化,原來的聲旁和形旁已經不再表音、表意了。例如上文舉過的「給、等、 短」一類字。 另一種情形可以舉「章」字為例。 按照漢代許慎《說文解字》的分析,「章」字從「音」從「十」。 可是現在一般人說「立早章」 (以區別於「弓長張」)的時候,是把它分析成「立」和「早」兩部分。其實從古文字看,「章」本來是一個獨體象形字,跟「音、十、立、早」都沒有關系。

漢字用來記錄漢語已經有3000年以上的歷史,一直沿用到今天,沒有中斷過。在如此長的歷史時期里,漢字不僅為人們的現實生活服務,而且記錄下極其豐富的文化資料;甚至跨越國界,被日本、朝鮮、越南等鄰國借去記錄非漢語語言。

另一方面,長期以來也不斷有人批評漢字的缺點,主要是說漢字難認、難寫、難於機械化(印刷排版、打字等)。因此在掃盲、兒童識字教育、文化傳播等方面,都不如拼音文字效率高。

跟拼音文字比較起來,漢字有它的短處,但是也有它的長處。漢字最大的長處就是能夠超越空間和時間的限制。古今漢語字音的差別很大。但由於2000年來字形相當穩定,沒有太大變化,字義的變化比較小,所以先秦兩漢的古書今天一般人還能部分看懂。如果古書是用拼音文字寫的,現代人就根本無法理解了。有些方言語音差別也很大,彼此不能交談,可是寫成漢字,就能互相了解,道理也是一樣的。

50年代開始進行簡化漢字的工作。1986年重新公布的《簡化字總表》規定了2200多個簡化漢字(包括用簡化偏旁類推的字)。這項工作目前已告一段落,今後在一個時期內將保持穩定,不繼續簡化。因為不斷簡化會破壞文字的穩定性,而且簡化一批字以後,原來的繁體字並不能廢除。結果是漢字的總數有增無減,反而加重了學習和使用的人的負擔。

關於文字拼音化問題,長期以來一直有爭論。從理論上說,任何自然語言都可以用拼音文字記錄。但是由於漢語方言分歧,在推廣普通話的工作沒有取得廣泛、切實的成效以前,改用拼音文字會給方言區的人帶來很大的困難。此外,由於漢字歷史悠久,大量的文獻都是用漢字記錄的。一旦改弦易轍,勢必在文獻的廣泛利用上造成一定困難,在社會心理和民族感情上也可能引起波動。事實上,由於長時間使用漢字這一可以表意的書寫系統,漢語中可以存在大量同音字詞,而且這個現象確實發生了,現在一個音節最多可以對應幾十上百個漢字,如果使用拼音來記載語音,會出現不讀出來就看不懂的現象,即使經過長時間的訓練也無法徹底解決這個問題,因此如果真要進行漢字拉丁化的工作,決不是一朝一夕能夠完成的,在漢語發展到合適的程度以前,最好擱置拉丁化的計劃。

方言
中國幅員遼闊,人口眾多,方言情況復雜。下邊把漢語方言粗分為官話和非官話兩大類來說明。官話分布在長江以北地區和長江南岸九江與鎮江之間沿江地帶以及湖北、四川、雲南、貴州4省,包括北方官話、江淮官話、西南官話幾個方言區。官話區域的面積佔全國3/4,人口佔全國2/3。官話方言內部的一致程度比較高。從哈爾濱到昆明,相距3000公里,兩地的人通話沒有多大困難。非官話方言主要分布在中國東南部,包括吳方言(江蘇南部,浙江大部)、贛方言(江西大部)、湘方言(湖南大部,廣西壯族自治區北部)、粵方言(廣東大部,廣西壯族自治區東南部)、閩方言(福建,台灣,廣東的潮州、汕頭、海南地區)、客家方言(廣東省東部和北部,福建西部,江西南部,台灣)。非官話區域比官話區域面積小,可是方言差別大,彼此一般不能通話,甚至在同一個方言區內部(例如浙南吳方言與蘇南吳方言之間、福州話和廈門話之間),交談都有困難。

書面語和口語
書面語和口語的差別一直相當大。在「五四」時期白話文運動以前,書面語和口語的區別實際上是古今語的區別。以唐宋時代為例,當時人口裡說的是白話。筆下寫的是文言,即以先秦諸子和《左傳》、《史記》等廣泛傳誦的名篇為範本的古文文體。這種情形往上大概可以推到兩漢時期。往下一直延續到20世紀初葉。孫中山1925年立的遺囑就還是用文言寫的。不過2000 年來作為書面語的文言本身也在變化。仿古終歸難以亂真,後世人模仿古語不可能不受當時口語的影響。有人指出韓愈的文章里就有明顯的不合先秦語法的地方。清代桐城派古文家模仿先秦文和唐宋古文家的文章,結果當然更為駁雜。清末梁啟超用一種淺顯的文言文寫政論文章。由於通俗易懂,風行一時,為報章雜志所廣泛採用。目前台灣、香港以及海外中文報刊多數仍舊沿用這種文體。

歷史 方言反映歷史。漢語方言之間語音的差別大,語法和詞彙的差別相對說來比較小。同樣,古漢語和現代漢語之間也是語音的差別大 , 語法和詞彙的差別小。從總體上看,從上古音(先秦時代)到中古音(隋唐時代)再演變到現代北京音,經歷了逐漸趨向簡化的過程。在先秦時代,塞音聲母和塞擦音聲母都有濁音、不送氣清音和送氣清音三套。鼻音聲母也分清濁兩套。很可能還有[kl-、 pl-、gl-、bl-、sn-、st-、sk-]等形式的復輔音。所有的音節都以輔音收尾,沒有開音節。輔音韻尾除了見於現代方言(例如廣州話)的[m、 n、□、p、t、k]之外,還有[b、d、g]。到了隋唐時代,復輔音聲母和清鼻音聲母早已消失,輔音韻尾也只剩下了[m、 n、□、 p、t、k]。只是塞擦音和擦音卻按發音部位的不同分化為舌頭、舌面和捲舌三套。在現代北京音里濁塞音和濁塞擦音都清化了,輔音韻尾只有[n]和[□]兩個。
聲調的演變是另一種情形。隋唐時期只有平、上、去、入 4個調類。在現代方言里,同一個古調類有時以聲母的清濁為條件分化成陰陽兩類。因此有些方言調類的數目比隋唐時期多,許多非官話區的方言就是如此。
隋唐以來,在調類的分合上發生過兩件大事。一是在許多方言里,古全濁聲母上聲字跟古去聲字合為一類。二是官話方言的入聲韻尾消失以後,入聲字分別歸入平、上、去三聲。北京話就是如此。
分析諧聲字和經典的注音,可以發現上古漢語有過以變調和/或變化聲母的清濁作為轉變詞性(包括分別自動詞和使動詞)的手段的痕跡。在句法方面,先秦漢語的一個明顯的特點是否定句和疑問句里的代詞賓語要提到動詞的前邊去(吾誰欺│不我欺)。
宋元時期漢語語法發生了一些重要的變化。例如動詞詞尾「了」 和「著 」的產生、動補結構的產生等等。「了」和「著」原來都是動詞,後來意義逐漸虛化,終於演變為詞尾。動補結構〔包括不帶「得」的(染紅)和帶「得」的(染得紅)兩類〕也是在這個時期才定型的。
詞彙演變的主要趨勢是雙音節詞的不斷增長。本來在先秦漢語里占優勢的單音節詞逐漸雙音節化。這種趨勢近百年來尤為明顯。據統計,在 180萬字的現代文資料里,一共出現了3萬多個不同的詞,其中70%以上是雙音節詞。
漢語研究 在中國傳統的語言學領域里,音韻學、文字學、訓詁學都有輝煌的成就。最古的按字義編排的字典《爾雅》是戰國時代編的。東漢許慎的《說文解字》是最早的按漢字偏旁編排的字典,同時也是第一部對漢字的結構作出全面、系統的分析的著作。在古代的韻書里,隋代陸法言的《切韻》(601)地位特別重要。無論是研究現代方言,還是上推《切韻》以前的音韻系統,都是重要的資料。9世紀開始出現的韻圖(《韻鏡》、《七音略》、《切韻指掌圖》等)是一種表示整個音韻系統及聲韻調三者配合關系的表格。從現代語言學的角度看,描寫漢語的音韻系統,這種性質的表格是不可缺少的。古音的研究在清代有飛躍的進步。段玉裁首先指出諧聲字系統跟《詩經》用韻基本上相符。清代學者根據這兩種材料給上古音韻母分部,取得了顯著成績。到了王念孫、江有誥,這項工作幾乎已經達到了頂點,可以補充修改之處已經不多。在訓詁學方面,清代學者也有重大貢獻。段玉裁《說文解字注》和王念孫《廣雅疏證》可以說是這方面的代表作品。
語法學方面,中國學者向來著重虛詞的研究。清代王引之的《經傳釋詞》是最有影響的著作。馬建忠(1845~1900)的《馬氏文通》出版於 1898年。這是第一部系統地研究漢語語法的書。
20世紀上半葉,古音研究取得了重要進展。主要的成績是對中古音和上古音的構擬。這方面工作的開創者是瑞典學者高本漢。其後李方桂在上古音研究上也作出了重要貢獻。
《馬氏文通》研究的對象是古漢語。現代漢語語法的研究是從 20世紀開始的。呂叔湘 《中國文法要略》(1942~1944)和王力《中國現代語法》(1943)兩部書反映了前半個世紀漢語語法研究達到的水平。丁聲樹等《現代漢語語法講話》(1952)雖然是通俗性著作,但是在近年來的語法研究上有一定的影響。60年代以來,漢語語法研究進步很快。趙元任《中國話的文法》(1968)是這個時期比較重要的著作。
在歷史語法學方面,呂叔湘《漢語語法論文集》(1955;增訂本,1984)里的一部分論文開創了近代漢語語法的研究。王力的《漢語史稿》中卷(1958)和日本太田辰夫《中國語歷史文法》(1958)也是這方面有影響的著作。
趙元任《現代吳語的研究》(1928)是第一部用現代語言學方法調查方言的報告。這部書對以後的方言調查工作有重要影響。1956~1957年起在全國范圍內進行了一次方言調查。1979年創辦了專門性的方言刊物《方言》,對方言調查和方言研究起了推動的作用。
20世紀考古方面的重大發現——商代甲骨文字和戰國、秦、漢簡帛的出土,為古文字研究提供了大量珍貴的資料,促進了這一門學科的發展。

⑽ 中國語言的淵源

漢語
漢語 世界主要語言之一。屬漢藏語系,是這個語系裡最主要的語言。除了中國大陸和台灣省以外,漢語還分布在新加坡、馬來西亞等地。以漢語為母語的人大約有 9.4億。漢語是聯合國的工作語言之一。

漢語的標准語是近幾百年來以北方官話為基礎逐漸形成的。它的標准音是北京音。漢語的標准語在中國大陸稱為普通話,在台灣稱為國語,在新加坡、馬來西亞稱為華語。 在廣義上是指漢族的語言,狹義上指普通話,另外還有國語、華語、中文等稱呼都是指漢語。毫無疑問,漢語是世界上使用人數最多的一種語言,世界上大約有1/5的人使用漢語作為母語。漢語也曾對其周邊的國家的語言文字產生過重要影響。例如日語、韓語、越南語中都保留有大量的漢語借詞以及漢語書寫體系文字。漢語是聯合國工作語言之一。漢語是或是一種中國語文。

漢語作為世界特有的象形文字語言,文字高度的統一與規范,現代漢語有統一和規范的語法,盡管方言發音差異特別大,但是書面語言規范,沒有方言差異造成的書面交流障礙。

漢語屬於獨立語,分析語。漢語的書寫方式是一種象形文字的漢字。五四運動之前所使用的書面語叫做「文言」,是一種以孔子時代所使用的以「雅言」為基礎的書面語。五四運動之後所推動的書面漢語通常被稱為「白話」,即以北方話為基礎的現代書面語。在現代漢語的書面語中,文言已經很少使用了。

語音
漢語的音節可以分析成聲母、韻母、聲調3部分。打頭的音是聲母,其餘的部分是韻母,聲調是整個音節的音高。把聲調也看成音節的組成部分,是因為漢語的聲調是辨義的。例如「湯、糖、躺、燙」4個字的聲母都是[tang],韻母都是[ang](方括弧里是國際音標,表格里的國際音標省去括弧),只是因為聲調不同,意義就不一樣,在語言里分別代表 4個不同的語素(最小的有意義的語言單位),在書面上寫成 4個不同的字。

1918年由當時的教育部頒布的國語注音字母是利用漢字字形制定的一套拼音字母。這套字母把主要母音與韻尾合在一起用一個符號表示(例如:ㄠ=[au],ㄢ=[an]),體現了傳統的聲母韻母兩分的精神。注音字母廣泛流傳,影響很大。台灣省一直沿用至今。

1958年公布的漢語拼音方案採用拉丁字母(表2北京話聲母、表3北京話韻母)。自1978年開始,中國人名地名一律改用漢語拼音字母拼寫,取代了威妥瑪式等各種舊拼法。

語法
漢語的語素絕大部分是單音節的(手│洗│民│失)。語素和語素可以組合成詞(馬+路→馬路│開+關→開關)。有的語素本身就是詞(手、洗),有的語素本身不是詞,只能跟別的語素一起組成復合詞(民→人民│失→喪失)。現代漢語里雙音節詞占的比重最大。大部分雙音詞都是按照上面提到的復合方式造成的。

文字
從目前我們能看到的最早的成批的文字資料——商代甲骨文字算起,漢字已有3000年的歷史。由於甲骨文字已經是相當成熟的文字體系,我們可以推斷漢字的發生一定遠在3000年以前。漢字的發展可以劃分為兩個大階段。從甲骨文字到小篆是一個階段;從秦漢時代的隸書以下是另一個階段。前者屬於古文字的范疇,後者屬於近代文字的范疇。大體說來,從隸書到今天使用的現代漢字形體上沒有太大的變化。

從漢字跟漢語的關系看,漢字是一種語素文字。從漢字本身的構造看,漢字是由表意、表音的偏旁(形旁、聲旁)和既不表意也不表音的記號組成的文字體系。

漢字起源於圖畫。在漢字產生的早期階段,象形字的字形跟它所代表的語素的意義直接發生聯系。雖然每個字也都有自己固定的讀音,但是字形本身不是表音的符號,跟拼音文字的字母的性質不同。象形字的讀音是它所代表的語素轉嫁給它的。隨著字形的演變,象形字變得越來越不象形。結果是字形跟它所代表的語素在意義上也失去了原有的聯系。這個時候,字形本身既不表音,也不表義,變成了抽象的記號。如果漢語里所有的語素都是由這種既不表音也不表義的記號代表的,那麼漢字可以說是一種純記號文字。不過事實並非如此。漢字有獨體字與合體字的區別。只有獨體字才是純粹的記號文字。合體字是由獨體字組合造成的。從構造上說,合體字比獨體字高一個層次。因為組成合體字的獨體字本身雖然也是記號,可是當它作為合體字的組成成分時,它是以有音有義的「字」的身份參加的。合體字可以分成以下3類:

①形聲字。形聲字由表示意義的形旁和表示讀音的聲旁兩部分組成。拿構造最簡單的形聲字來說,形旁和聲旁都是由獨體字充當的。作為形聲字的組成部分,這些獨體字都是有音有義的字。不過形旁只取其義,不取其音,例如「鳩」字的偏旁「鳥」;聲旁則只取其音,不取其義,例如「鳩」字的偏旁「九」。 由於字義和字音的演變,有些形聲字的形旁或聲旁現在已失去了表意或表音的功能。例如「球」本來是一種玉的名稱,所以以「玉」為形旁。現在「球」字不再指玉,這個形旁就沒有作用了。再如「海」字本來以「每」為聲旁。由於字音的變化,現在「海」和「每」的讀音相去甚遠,聲旁「每」也就不起作用了。有的時候,形旁和聲旁都喪失了原來的功能,例如「給、等、短」。這一類字已經不能再作為形聲字看待了。

形聲字和非形聲字之間並沒有明確的界限。造字之初,形聲字和它的聲旁的讀音本來就不一定密合。發展到現代漢字,出入就更大了。有人拿7500多個現代合體漢字進行統計。就普通話讀音來說,合體字跟聲旁完全同音(聲母、韻母、聲調全同)的不到 5%。聲母、韻母相同而聲調不同的約佔10%。只有韻母一項相同的約佔20%。如果我們只把前兩類看作形聲字,那麼形聲字大概只佔通行漢字的15%。如果把以上三類全看作形聲字,形聲字大概會占通行漢字35%的樣子。要是把標准再放寬或者完全根據來歷確定形聲字,那麼通行漢字中形聲字的百分比還要高得多。

②合體會意字。古人說「止戈為武」,「人言為信」。對於「武」、「信」兩個字來說,這種解釋是錯誤的。不過漢字體系裡確實有按照這種方式造成的字,例如「不正為歪」,「不好為孬」。這一類字的特點是會合偏旁的字義來表現整個合體字的意義。這種字為數很少,只有個別的例子。

以上兩類合體字里的偏旁有的有表意作用,有的有表音作用。下邊一類的情形不同。 ③合體記號字。這一類合體字的偏旁既不表意,也不表音。這主要有兩種情形。一是由於字音和字義的變化,原來的聲旁和形旁已經不再表音、表意了。例如上文舉過的「給、等、 短」一類字。 另一種情形可以舉「章」字為例。 按照漢代許慎《說文解字》的分析,「章」字從「音」從「十」。 可是現在一般人說「立早章」 (以區別於「弓長張」)的時候,是把它分析成「立」和「早」兩部分。其實從古文字看,「章」本來是一個獨體象形字,跟「音、十、立、早」都沒有關系。

漢字用來記錄漢語已經有3000年以上的歷史,一直沿用到今天,沒有中斷過。在如此長的歷史時期里,漢字不僅為人們的現實生活服務,而且記錄下極其豐富的文化資料;甚至跨越國界,被日本、朝鮮、越南等鄰國借去記錄非漢語語言。

另一方面,長期以來也不斷有人批評漢字的缺點,主要是說漢字難認、難寫、難於機械化(印刷排版、打字等)。因此在掃盲、兒童識字教育、文化傳播等方面,都不如拼音文字效率高。

跟拼音文字比較起來,漢字有它的短處,但是也有它的長處。漢字最大的長處就是能夠超越空間和時間的限制。古今漢語字音的差別很大。但由於2000年來字形相當穩定,沒有太大變化,字義的變化比較小,所以先秦兩漢的古書今天一般人還能部分看懂。如果古書是用拼音文字寫的,現代人就根本無法理解了。有些方言語音差別也很大,彼此不能交談,可是寫成漢字,就能互相了解,道理也是一樣的。

50年代開始進行簡化漢字的工作。1986年重新公布的《簡化字總表》規定了2200多個簡化漢字(包括用簡化偏旁類推的字)。這項工作目前已告一段落,今後在一個時期內將保持穩定,不繼續簡化。因為不斷簡化會破壞文字的穩定性,而且簡化一批字以後,原來的繁體字並不能廢除。結果是漢字的總數有增無減,反而加重了學習和使用的人的負擔。

關於文字拼音化問題,長期以來一直有爭論。從理論上說,任何自然語言都可以用拼音文字記錄。但是由於漢語方言分歧,在推廣普通話的工作沒有取得廣泛、切實的成效以前,改用拼音文字會給方言區的人帶來很大的困難。此外,由於漢字歷史悠久,大量的文獻都是用漢字記錄的。一旦改弦易轍,勢必在文獻的廣泛利用上造成一定困難,在社會心理和民族感情上也可能引起波動。事實上,由於長時間使用漢字這一可以表意的書寫系統,漢語中可以存在大量同音字詞,而且這個現象確實發生了,現在一個音節最多可以對應幾十上百個漢字,如果使用拼音來記載語音,會出現不讀出來就看不懂的現象,即使經過長時間的訓練也無法徹底解決這個問題,因此如果真要進行漢字拉丁化的工作,決不是一朝一夕能夠完成的,在漢語發展到合適的程度以前,最好擱置拉丁化的計劃。

方言
中國幅員遼闊,人口眾多,方言情況復雜。下邊把漢語方言粗分為官話和非官話兩大類來說明。官話分布在長江以北地區和長江南岸九江與鎮江之間沿江地帶以及湖北、四川、雲南、貴州4省,包括北方官話、江淮官話、西南官話幾個方言區。官話區域的面積佔全國3/4,人口佔全國2/3。官話方言內部的一致程度比較高。從哈爾濱到昆明,相距3000公里,兩地的人通話沒有多大困難。非官話方言主要分布在中國東南部,包括吳方言(江蘇南部,浙江大部)、贛方言(江西大部)、湘方言(湖南大部,廣西壯族自治區北部)、粵方言(廣東大部,廣西壯族自治區東南部)、閩方言(福建,台灣,廣東的潮州、汕頭、海南地區)、客家方言(廣東省東部和北部,福建西部,江西南部,台灣)。非官話區域比官話區域面積小,可是方言差別大,彼此一般不能通話,甚至在同一個方言區內部(例如浙南吳方言與蘇南吳方言之間、福州話和廈門話之間),交談都有困難。

書面語和口語
書面語和口語的差別一直相當大。在「五四」時期白話文運動以前,書面語和口語的區別實際上是古今語的區別。以唐宋時代為例,當時人口裡說的是白話。筆下寫的是文言,即以先秦諸子和《左傳》、《史記》等廣泛傳誦的名篇為範本的古文文體。這種情形往上大概可以推到兩漢時期。往下一直延續到20世紀初葉。孫中山1925年立的遺囑就還是用文言寫的。不過2000 年來作為書面語的文言本身也在變化。仿古終歸難以亂真,後世人模仿古語不可能不受當時口語的影響。有人指出韓愈的文章里就有明顯的不合先秦語法的地方。清代桐城派古文家模仿先秦文和唐宋古文家的文章,結果當然更為駁雜。清末梁啟超用一種淺顯的文言文寫政論文章。由於通俗易懂,風行一時,為報章雜志所廣泛採用。目前台灣、香港以及海外中文報刊多數仍舊沿用這種文體。

歷史 方言反映歷史。漢語方言之間語音的差別大,語法和詞彙的差別相對說來比較小。同樣,古漢語和現代漢語之間也是語音的差別大 , 語法和詞彙的差別小。從總體上看,從上古音(先秦時代)到中古音(隋唐時代)再演變到現代北京音,經歷了逐漸趨向簡化的過程。在先秦時代,塞音聲母和塞擦音聲母都有濁音、不送氣清音和送氣清音三套。鼻音聲母也分清濁兩套。很可能還有[kl-、 pl-、gl-、bl-、sn-、st-、sk-]等形式的復輔音。所有的音節都以輔音收尾,沒有開音節。輔音韻尾除了見於現代方言(例如廣州話)的[m、 n、□、p、t、k]之外,還有[b、d、g]。到了隋唐時代,復輔音聲母和清鼻音聲母早已消失,輔音韻尾也只剩下了[m、 n、□、 p、t、k]。只是塞擦音和擦音卻按發音部位的不同分化為舌頭、舌面和捲舌三套。在現代北京音里濁塞音和濁塞擦音都清化了,輔音韻尾只有[n]和[□]兩個。
聲調的演變是另一種情形。隋唐時期只有平、上、去、入 4個調類。在現代方言里,同一個古調類有時以聲母的清濁為條件分化成陰陽兩類。因此有些方言調類的數目比隋唐時期多,許多非官話區的方言就是如此。
隋唐以來,在調類的分合上發生過兩件大事。一是在許多方言里,古全濁聲母上聲字跟古去聲字合為一類。二是官話方言的入聲韻尾消失以後,入聲字分別歸入平、上、去三聲。北京話就是如此。
分析諧聲字和經典的注音,可以發現上古漢語有過以變調和/或變化聲母的清濁作為轉變詞性(包括分別自動詞和使動詞)的手段的痕跡。在句法方面,先秦漢語的一個明顯的特點是否定句和疑問句里的代詞賓語要提到動詞的前邊去(吾誰欺│不我欺)。
宋元時期漢語語法發生了一些重要的變化。例如動詞詞尾「了」 和「著 」的產生、動補結構的產生等等。「了」和「著」原來都是動詞,後來意義逐漸虛化,終於演變為詞尾。動補結構〔包括不帶「得」的(染紅)和帶「得」的(染得紅)兩類〕也是在這個時期才定型的。
詞彙演變的主要趨勢是雙音節詞的不斷增長。本來在先秦漢語里占優勢的單音節詞逐漸雙音節化。這種趨勢近百年來尤為明顯。據統計,在 180萬字的現代文資料里,一共出現了3萬多個不同的詞,其中70%以上是雙音節詞。
漢語研究 在中國傳統的語言學領域里,音韻學、文字學、訓詁學都有輝煌的成就。最古的按字義編排的字典《爾雅》是戰國時代編的。東漢許慎的《說文解字》是最早的按漢字偏旁編排的字典,同時也是第一部對漢字的結構作出全面、系統的分析的著作。在古代的韻書里,隋代陸法言的《切韻》(601)地位特別重要。無論是研究現代方言,還是上推《切韻》以前的音韻系統,都是重要的資料。9世紀開始出現的韻圖(《韻鏡》、《七音略》、《切韻指掌圖》等)是一種表示整個音韻系統及聲韻調三者配合關系的表格。從現代語言學的角度看,描寫漢語的音韻系統,這種性質的表格是不可缺少的。古音的研究在清代有飛躍的進步。段玉裁首先指出諧聲字系統跟《詩經》用韻基本上相符。清代學者根據這兩種材料給上古音韻母分部,取得了顯著成績。到了王念孫、江有誥,這項工作幾乎已經達到了頂點,可以補充修改之處已經不多。在訓詁學方面,清代學者也有重大貢獻。段玉裁《說文解字注》和王念孫《廣雅疏證》可以說是這方面的代表作品。
語法學方面,中國學者向來著重虛詞的研究。清代王引之的《經傳釋詞》是最有影響的著作。馬建忠(1845~1900)的《馬氏文通》出版於 1898年。這是第一部系統地研究漢語語法的書。
20世紀上半葉,古音研究取得了重要進展。主要的成績是對中古音和上古音的構擬。這方面工作的開創者是瑞典學者高本漢。其後李方桂在上古音研究上也作出了重要貢獻。
《馬氏文通》研究的對象是古漢語。現代漢語語法的研究是從 20世紀開始的。呂叔湘 《中國文法要略》(1942~1944)和王力《中國現代語法》(1943)兩部書反映了前半個世紀漢語語法研究達到的水平。丁聲樹等《現代漢語語法講話》(1952)雖然是通俗性著作,但是在近年來的語法研究上有一定的影響。60年代以來,漢語語法研究進步很快。趙元任《中國話的文法》(1968)是這個時期比較重要的著作。
在歷史語法學方面,呂叔湘《漢語語法論文集》(1955;增訂本,1984)里的一部分論文開創了近代漢語語法的研究。王力的《漢語史稿》中卷(1958)和日本太田辰夫《中國語歷史文法》(1958)也是這方面有影響的著作。
趙元任《現代吳語的研究》(1928)是第一部用現代語言學方法調查方言的報告。這部書對以後的方言調查工作有重要影響。1956~1957年起在全國范圍內進行了一次方言調查。1979年創辦了專門性的方言刊物《方言》,對方言調查和方言研究起了推動的作用。
20世紀考古方面的重大發現——商代甲骨文字和戰國、秦、漢簡帛的出土,為古文字研究提供了大量珍貴的資料,促進了這一門學科的發展。

參考書目
李榮:《語音常識》,文化教育出版社,北京,1955。
朱德熙:《語法答問》,商務印書館,北京,1985。
Yuen Ren Chao, A Grammar Spoken Chinese,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8.
裘錫圭:《文字學概要》,商務印書館,北京,1987。
中國社會科學院、澳大利亞人文科學院合編:《中國語言地圖集》,第一冊,朗文出版(遠東)有限公司,香港,1988。
Fang-Kuei Li, Archaic Chinese, in The Origins of Chinese Civilization,University of CaliforniaPress, 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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