㈠ 中國古代哲學和知行觀與馬克思主義認識論的區別
知識與行動：是指中國古代哲學，認識論和實踐的命題，主要是道德修養，道德實踐。中國古代哲學家，不僅要認識（「知識」），特別是應該練習（「本行」），「知識」和「行」的統一，被視為「好」。
接下來，武宗正德（1508），王守仁心學大師在貴陽文明書院大講堂，首次提出了學以致用說。所謂的「知行合一」，不是一般的關系的認識和實踐。 「知識」，主要指的道德意識和想法的人。 「行」，主要指的道德實踐和實際行動。因此，知行，也關系指的是道德意識和道德實踐之間的關系，其中包括一些的思想觀念和實際行動的關系。王守仁「知行合一」的理念，包括以下兩方面的含義。
1，在該行，該行知道。王守仁知道是一回事，不能分為兩部分。他說：「知道，本來是一個詞，說的工作」。從道德教育的角度來看，他強烈反對觸摸的道德教育和「知識線，但並不突出道德的自覺行動歸因於個人，這是積極的。從道德的角度來看，道德教育是不開意義上的道德行為，道德行為是不開放的道德意識，兩者的互補性，不能分開的。知識是必然的線條來表現，而不是知識不能被認為是真正的道德意識和道德意識。一定表現為道德行為，如果他們不採取行動，不能算是真正的知識。王守仁說：不，不，有意識地線的良心。是眾所周知的。這無疑是深刻的。
2，為了知道為線，知道的決定線。王守仁說：「知識的想法是？行了，行的努力;知道是在線開頭的行是很清楚的成」。他的意思是說，封建的道德是人類行為的指導思想，採取行動，按照封建倫理道德的要求，努力實現「良心」。在封建的道德指導下活動的想法是開始的行為，在封建禮教的行為符合要求完成的「良心」。
淺議王守仁的知行合一說朱重點學校發的意識形態對抗與朱熹。新儒學的主張，包括陸九淵先知道，就知道了該行分為兩部分，我們首先要了解的知識，才真正便宜的線路。王守仁主張學以致用是為了節省朱學部分。
王守仁的知識和深化的道德自覺意識和實踐的關系，要克服的弊病線，朱熹提出的統一，但也被刪除朱熹知行說，在理論知識部分。王守仁查看利於道德修養，但忽略了客觀知識的學習，這後，王Xuedi子任性廢學的弊病，清代思想家，甚至歸於王學明代的弊端。
知識和靈感的統一，我們所有的成功的行動，只有行動可以改變自己。
謝謝
㈡ 孔子的知行觀是怎樣
所謂知行觀，是指社會個體協調知識與行為的能力，它的量化標准，是某一個體知識加社會行為所獲得的物質生活實在物的多少。在帝國時代，社會個體的生存價值是與其知行觀成正比的。
中國的孔子同蘇格拉底-柏拉圖是處於同一時代的思想家。孔子時代，社會處於頻頻戰亂之中，古希臘的社會情形也是差不多的。在當時，某一社會個體的生存價值絕大部分是由其蒙昧的實踐觀、原始的實踐能力所決定的。身強體健的勇士是那個時代當之無愧的英雄。在孔夫子之後，在中國，開創了一個社會個體追求知行觀的漫長的歷史時期。無論「格物致知」、「學而知之」，還是當時的「君子觀」，都是揚棄蒙昧的實踐觀，試圖將知性和行為相統一的理論形態。與此同時，在西方，在向知行觀轉型的古希臘思想家們中，則更多地表現出一種矯枉過正的傾向，表現為人類智慧啟蒙早期對人的知性，對真理，對存在，對「理念」的熾熱的追求。在古老的東方，中國的大思想家們卻是偏向於認知同行為的協調，即所謂「知行合一」，但這種協調與合一並不是落腳在知性之上，而是在行為的社會實用性或經世致用之上。古希臘的哲人可以赤身裸體地思索，一片赤誠地追求真理，但無論孔丘，還是老子、莊子，都不會這樣，都顯得儒雅得多。歷史上，西方的哲人和思想家中有寧願為毫無實用或經世致用意義的客觀真理去死的例子，而中國則沒有。
㈢ 如何理解中國哲學史上的知行觀論述題
《中國哲學史上的知行觀》著重從認識論的角度，清理中國古代和近代回的哲學家們在答知識的來源，求知的方法和途徑、真理的標准等問題上的各種觀點和理論，它們構成了傳統哲學中的知行學說的豐富內容。《實踐論》所闡明的「辯證唯物論的知行統一觀」，就其回答的問題來說，和傳統哲學有著十分密切的聯系，它是深深地植根於我國傳統哲學的土壤中的。不看到這一點，不承認知行問題本質上是一個認識論問題，勢必貶低中國傳統哲學的價值及其在世界哲學史中的重要地位。
㈣ 「格物致知」的知行觀是什麼
朱熹的「格物致知」論是講道德修養問題。要修做聖賢，就必然要涉及到知行觀的問題，就要「格物致知」。
朱熹在《大學章句·格物致知補闕》中，對知行觀作了全面的論述。他說：「所謂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窮其理也」。其意如下：
（一）格物，就是窮盡事物之理。格是「盡」的意思，又是「至」的意思。朱熹認為，只有把事物之理窮盡到十分了，才能算格物。「格物」首先要廣見博聞，從人事到自然界，大至天地陰陽，小至昆蟲草木，都要進行探索。從眾多的事物之中，探索其規律。但也不是要窮盡所有的一草一木之理，而是「窮天理，明人倫，講聖言，通世故」（《文集》卷三九）。朱熹認為，如果泛觀萬物之理，醉心於自然界的一草一木的學問，這好比「炊沙而欲其成飯也」。在他看來，要窮理，必讀聖賢之書，達到封建道德的最高修養，而不是認識客觀事物的規律。他把讀書、談話、待人、處事看成都是「即物窮理」。「如讀書，便就文字上格；聽人說話，便就說話上格；接物，便就接物上格。精粗大小都要格它，久後會通」（《語類一五·大學》二）。這是對儒家認識論的倫理化。
（二）致知，就是推展、擴充自己的知以至於極點。致是推開、推極的意思。為什麼認識能全知全能，無所不通呢？在朱熹看來，這是「本心之知」，「非從外得」。因為「理便在心之中」（《語類》卷五）。「心包萬理，萬理具於一心」（《語類》卷九）。這是唯心主義的先驗論。他認為主體對客體的認識只是「理」自身的自我認識。所以心是無所不知的，認識「理」也無需外求，只不過是認識我的道理而已。例如，兒童懂得愛父親，長大了懂得敬兄長等。不過，這只是「本心之知」，還必須推展開去，達到知無不盡的極限。因此，他的「格物致知」是「格物以理言」，「致知以心言」。因為理在心中，因而，致知就是省察本心，不要讓人心之靈被人的感覺、氣質。感情等物慾所蒙蔽。好像鏡子蒙上了灰塵就不復光了，要把灰塵拭掉，使鏡子照出自身。這樣，朱熹就從本體論上的客觀唯心主義轉到了認識論上的主觀唯心主義的先驗論。
作為先驗論的認識過程，當然就不是在實踐的基礎上從無知到知，從知之甚少到知之較多的過程了，而是從所不知到受蒙蔽，又重新回到知的過程。朱熹把這一過程比著人的醒與睡的過程。他說：「人之本心不明，一如睡人都昏了，不知有此身，須是喚醒方知……」（《語類》卷一一四）這就是說，人睡覺了，知識和道德觀念並未消失，只是暫時不能發揮作用；一喚醒就什麼都明白了，而且「耳目聰明」，能夠正確地「應事接物」，不會發生差錯了。這種以喚醒沉睡著的人心，達到消除蒙蔽，恢復天賦的智慧，與古希臘柏拉的理念「回憶」說是多麼地相似啊！
不過，朱熹的認識論又有違背其先驗論的合理因素。主要表現在：
（一）提出了「即物窮理」的唯物主義命題。他認為「天下之物，莫不有理」（《語類》卷四四）這就是說，每一事物都有自己的規律，只有與客觀事物接觸，才能認識它的規律。他舉例說，老虎到底可怕不可怕，只有被咬過的人，才最懂得；酒能否醉人，飯能否飽人，毒葯能否殺人等，也只有吃過後才得知。朱熹在這里意識到了一切真知都發源於直接經驗。這已接近唯物論的經驗論。
（二）提出了「知行相須」的辯證命題。作為「理在氣先」的客觀唯心主義的哲學，在認識論上必然主張知先於行，不了解認識在實踐中產生又服務於實踐的道理，割裂知與行的統一觀。但他又認為行重於知，提出了「知行相須」的重要命題。他說：知行常相須。如目無足不行，足無目不見。論先後，知為先；論輕重，行為重。」（《語類》卷九）朱熹繼承了孔子的學以致用的傳統，發展了儒家重視踐履的精神。在他看來，知而不行，「關門獨坐」，苦思冥（míng）想，只講一個「悟」字是不行的，好比目無足不行一樣。他說：「今也須僧家行腳，接四方賢士，察四方之事情，覽山川之形勢，觀古今興亡治亂得失之跡。這道理方見得周遍。」（《語類》卷一一七）只有見之於行，則認識更明。這種「行為重」、「知行相須」的觀點，已有知行互相依賴，互相促進，不可偏廢的辯證思想，頗有超過前人之見，在中國認識史上也是一大貢獻。
㈤ 中國哲學史上的知行觀怎麼樣，中國哲學史上的知行觀好
《中國哲學史上的知行觀》是1997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作者是方克立
㈥ 中國傳統哲學的知行觀有哪些
有三種：
知先行後，朱熹為代表
行先知後，王夫之為代表
知行合一，王陽明為代表
㈦ 中國傳統哲學中的知行觀的現代意義
中國傳統哲學中的知行觀及其現代意義
在中國哲學中，認識和實踐的關系表述為知與行的關系。從孔夫子到孫中山，十分重視知行問題的探討，提出了許多深刻的思想。其主要觀點有：
第一，行先於知，由行致知。一些具有唯物主義傾向的哲學家大都認為行先於知，主張由行而致知，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實踐是認識的基礎和源泉。孔子說：「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把「行」放在對知識的掌握(學文)之先。墨子說：「言足以復行者常(尚)之，不足以舉行者勿常(尚)」。強調言行一致者值得崇尚。荀子把「行」作為出發點和歸宿，指出「不聞不若聞之，聞之不若見之，見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學至於行之而止矣」。並對「行」在認識中的地位和作用有深刻的理解，他說：「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臨深溪，不知地之厚也」。先秦以後，歷代具有唯物主義傾向的哲學家，都有關於「行先於知」的論述，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明清之際的王夫之，他建立了「行先後知」、「行可兼知」、「知行相資以為用」、「知行並進而有功」的比較完備的樸素唯物主義的知行學說。
第二，知之明也，因知進行。許多唯物主義哲學家還辯證地肯定了知對行的指導作用。荀子說，「知明」則「行無過矣」。他認為有兩類人：一類人知而後行，以知統行，這是「君子」；另一類人知而不行，知行脫節，這是「小人」。《禮記?大學》把「格物致知」放在八條目(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首。王夫之指出「知行終始不相離」，他既強調「力行而後知之真」，同時又提出「行聽乎知」。孫中山提出「因知以進行」、「能知必能行」，指出人類的認識是在「以行而求知，因知以進行」、「行其所不知以致其所知」、「因其已知而更進於行」的過程中不斷前進的。
第三，以行驗知，以行證知。孔子提出要「聽其言而觀其行」。墨子認為，判斷言論是非真偽的標准有三個，即以前人的間接經驗、群眾的直接經驗、運用於社會政治的實際效果作為檢驗認識的標准。荀子認為有價值的知識和言論必定是「有符驗而可施行」的。韓非提出以「參驗」作為檢驗認識的標准，「參驗」的標准既包括事實的排列比較，經驗的互相參照，也包括實踐效果的驗證。王充認為，對於各種知識和言論，要堅持以「效驗」來「訂其真偽，辨其虛實」。孫中山則明確提出，認識的正確與否，不僅要通過行才能得到證明，還要對實際生活產生功用。
第四，知行並進，相資為用。關於知和行的辯證關系，中國哲學史上許多唯物主義哲學家都認識到知行並舉，相互促進。其中，尤以王夫之關於「知行相資以為用」、「知行並進而有功」的論述最為明確和深刻。他既反對在知先和行後之間劃一條截然界限，又反對混淆知行差別、取消先後次序的「知行合一」說。至於一些唯心主義哲學家把知行混同，是不可取的，但強調知與行不可分割這一點還是有合理之處的。如南宋的朱熹說的「知之愈明，則行之愈篤；行之愈篤，則知之益明」。明代的王守仁提出的「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
中國傳統哲學中的知行觀由於受當時的社會條件的限制，難免帶有歷史的局限性。但他們所提出的許多深刻的見解，對於我們仍具有啟發意義；認真總結這些思想，有助於加深對馬克思主義認識論的理解，並可作為豐富和發展馬克思主義認識論的有益借鑒。
㈧ 中國傳統哲學的知行觀有哪些
生而知之(孔子)
不慮而知(孟子)
不行而知(老子)
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臨深溪，不知地之厚也(荀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