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史三個循環

❶ 中國歷史分為幾個階段，每個時期如何劃分

3個階段，分為中國古代史、近代史、現代史。

1、中國古代史

中國古代史經歷了以下階段：原始社會（170萬年前-公元前年）、奴隸社會（公元前2070年-公元前1046年）和封建社會。

其中封建社會可分為五個階段：戰國、秦、漢是封建社會形成和初步發展階段。三國、兩晉、南北朝，是封建國家分裂和民族大融合的階段。隋唐五代時期是封建社會的繁榮階段。遼、宋、夏、金、元，是民族融合進一步加強和封建經濟繼續發展的階段。明、清，是統一的多民族國家鞏固和封建制度漸趨衰落階段。

2、中國近代史

中國近代史是從第一次鴉片戰爭1840年到1949年南京國民黨政權遷至台灣、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歷史。歷經清王朝晚期、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時期、北洋軍閥時期和國民政府時期，是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逐漸形成到瓦解的歷史。

3、中國現代史

中國現代史是指1949年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的歷史，分為新民主主義社會與社會主義社會兩大歷史階段。這一時期也是中國人民建立政權、鞏固政權、探索與發展中國，使中國走向富強、民主、自立的一段發展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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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歷史的發展歷程：

中國歷史是指中國從中華文明產生到現在的歷史。中國歷史悠久，自黃帝部落的姬軒轅（也稱公孫軒轅）時期算起約有5000年；從三皇五帝算起約有4600年；自夏朝算起約有近4100年；從中國第一次大統一的中央集權制的秦朝算起約有2240年。

中國歷經多次政權演變和朝代更迭，也曾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經濟、文化、科技世界矚目。

中國史前時期炎黃二帝被尊奉為中華民族的人文始祖。

約公元前2070年，中國最早的國家夏朝出現。東周推進了生產力發展和社會變革，思想上形成百家爭鳴的局面。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建立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統一的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帝國—秦朝，西漢進一步鞏固和發展了大一統的局面。

三國兩晉南北朝時，中國陷入分裂割據局面，五胡亂華期間，異族融於中國趨勢加強，諸多民族在分立政權的沖突中逐漸匯聚。

隋唐時期，中央與邊疆少數民族聯系更為密切，經濟繁榮、科技文化高度發展。宋元時期，多元文化碰撞交融，經濟、科技發展到新的高度。明朝鼎盛時期，社會經濟高度發展，明末在江南地區出現資本主義萌芽。

19世紀中期，鴉片戰爭後中國開始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確立了共和政體。袁世凱死後，中國進入軍閥割據混亂時期。

後經國民大革命，土地革命，抗日戰爭以及解放戰爭，終於在1949年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又經1966年到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1978年後中國開始實行改革開放政策，中國經濟快速發展，2011年中國超越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❷ 魯迅筆下中國歷史作為一種循環為何一再循環

一、魯迅自幼浸淫的「歷史循環觀」
自先秦以來的古代社會，古代文化模式與文明程度沒有實質發展或突破，「歷史循環觀」是社會普遍認可的歷史觀。這種史觀源頭在孟子時便有端倪，他在《孟子•滕文公下》說過：「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他的政治主張和歷史觀是復古倒退的，以歷史循環為必然，歷史成為了毀了建、建了毀的游戲。[1]戰國末年，呂不韋在戰國後期鄒衍的「五德終始」說的基礎上進行發展，使「金、木、水、火、土」陰陽五行結構具有自我運動、自我調節功能，成為完整體系。西漢正式將「五德循環」確立的同時，董仲舒提出了「三統」「三正」的歷史循環論，歷史循環思想在此具有兩種完備的形態。在司馬遷、班固等史學家把理論運用到史學實踐，這種歷史循環的傳統史觀就一直延續了下來。[2]在《三國演義》的得勝頭回第一句：「話說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便是這種思想的延續。
《論語》、《孟子》等古文經典對於古時的文人是從小便耳濡目染，日日背誦的，考過科舉的魯迅自然對此耳熟能詳，對循環觀的接受也是自然而然的。在這種歷史循環觀的影響下，一代代有革新思想的知識分子是處於一種壓抑狀態的。魯迅生於這樣的社會，經歷了家庭從小康到衰敗，深刻體會這社會制度下世間的冷暖。他生活的中國也經歷著從天朝上國美夢中墜落到任西方列強凌辱的境遇。他對現實充滿著不滿，而他厭惡現實，這種歷史循環觀的悲觀主義就對他產生重壓。王曉明對魯迅接受著歷史循環觀的壓迫有著異常敏銳的認識，他認為歷史循環觀及附屬於他的歷史「今不如昔」的觀念阻礙著魯迅對理想世界的憧憬，這種悲觀的循環觀告訴魯迅，他的精神寄託——未來並不是真正的將來，而是過去，改變現狀就要復活過去，但現實的既存勢力比他更接近過去，而悲觀將把他誘入失望的邊緣。[3]
二、接受「進化論」——沖破「歷史循環觀」的狂喜
在南京礦務鐵路學堂求學時，魯迅在新黨總辦的影響下開始接觸新書，《朝花夕拾》中他回憶了初步接觸進化論的過程。他不理會老輩給他參康有為變法的報紙，一有空閑便看《天演論》。至此，他便到處搜尋嚴復的書來看，《嚴復集第一冊》中「嘗謂中西事理，其最不同而斷乎不可合者，莫大於中之人好古而忽今，西之人力今以勝古。中之人以一治一亂、一盛一衰為天行人事之自然，而西之人以日進無疆，既盛不可復衰，既治不可復亂，為學術政化之極則。」[4]這種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歷史循環觀的質疑，未嘗不使他那顆愛國的青年心中熱血沸騰。
1902年，魯迅到日本後，接觸了章太炎的俱分進化論，1907年在日本他把後來學習的泰勒斯、黑格爾、赫胥黎、保羅生等的進化觀點整理論文《人之歷史》，對嚴復的《天演論》作出了超越。他早期的論文《科學史教篇》《文化偏執論》、《摩羅詩力說》都有一條明確的主線，就是要立人立國，通過尼采式的超人啟蒙，而使人人都有自己的獨立聲音，建立一個真正的「人」國。
他相信人性的進化，認為青年必勝於老年，注重對青年人的思想的引導培養。在《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中，他從根本上否定了「求安」而不思「養」、「保」的「歷史循環觀」。面對中國的舊道德觀的沖擊，他直直地佔領「聖人之徒」的制高點來宣傳他的新思想，怎樣做父親，就是要傳統的人對傳統做一個徹底的了斷，用誠與愛培養下一代，讓他們從舊的黑暗中解放出來，而「覺醒的人，為想隨順長者解放幼者，便須一面清結舊賬，一面開辟新路。」「自己背著因襲的重擔，肩扛住了黑暗的閘門，放他們到寬闊光明的地方去；此後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5]
魯迅同時還對中國的傳統的腐朽思想進行批判，他批評所謂的「國粹」，從語言文字背後來揭示民族的劣根心理而加以批判，他對不易普及的繁難文言古字猛烈抨擊，他對統治中國的儒家思想作透徹的揭露：「孔夫子之在中國是權勢者們捧起來的，是那些權勢者們或想做權勢者們的聖人，和一般的民眾並無什麼關系。」 [6]在他看來，孔子思想和儒術是殺人的「軟刀子」[7]
三、進化論的湮滅——跌入歷史循環的掙扎
對一種理論產生懷疑來自於實踐中的挫敗，而對一種理論懷疑而產生巨大的創痛感，是因為對這種理論曾經過分相信與推崇。接受了進化論，並對之進行一番考校後，魯迅確立了自己新的信仰，迫不及待地要付諸實踐，做一個新中國的啟蒙人。然而《新生》雜志卻在一陣喧嚷後流產了。《吶喊<自序>》記錄了這一經歷，也記載了魯迅的心緒，他用各種方法麻醉自己的靈魂，竟然有想重新「沉入國民中」、「回到古代」，進入「歷史循環」的舊的體制中。[8]
在他精神困苦和為生計奔波的時候，辛亥革命爆發了，他參加過的光復會的舊識在紹興軍政府當了都督，他被委任為紹興師范學堂的校長。他內心的熱情又被迅速點燃了，一切彷彿都在朝他曾夢想的那樣在「進化」。他鼓勵學生創辦《越鐸日報》，恢復了原來辦《新生》的熱情。然而，現實卻很快讓他失望了。王金發不僅不再維護革命的綱領，而且與原先的官僚勾結，摧毀了《越鐸日報》編輯部。他接受蔡元培的邀請到國民政府教育部當部員，卻又在有稱帝野心的袁世凱壓迫下過著抄校古碑以避文禍日子。[9]
「試將記五代，南宋，明末的事情的，和現今的狀況一比較，就當驚心動魄於何其相似之甚，彷彿時間的流逝，獨與我們中國無關。現在的「中華民國」也還是五代，是宋末，是明季。」在這篇中，魯迅先是揭露了被傳統文化完全控制了的百姓，他們不是為了自己和國家而奮起的人民，而是按照傳統的固定的思維，阻礙著歷史的前進。魯迅憤慨而痛苦的質問「『地大物博，人口眾多』，用了這許多好材料，難道經不過老是演一出輪回的把戲而已么？」 [10]
魯迅對「中華民國」抱有的憧憬煙消雲散，經歷了辛亥革命，他醒悟中國的近代革命所奉行的不過是農民的一種造反邏輯，在《學界三魂》中魯迅說造反是中國最大有利的買賣。他一向的「青年必勝於老年」的進化思想，在與創造社、太陽社的論戰傷痛的同時也從內心得到了瓦解。他發現了成仿吾等青年中的依然存在有革命投機思想，這與原來的小農造反在根本上並沒有什麼區別，在《上海文藝之一瞥》中，他再次發出了警告「至今為止的統治階級的革命，不過是爭奪一把舊椅子。去推的時候，好像這椅子很可恨，一奪到手，就又覺得是寶貝了，而同時也自覺了自己正和這『舊的』一起。『奴才』做了主人，是絕不肯廢去『老爺』的稱呼的，他的擺架子，恐怕比他的主人還十足，還可笑。」[11]隨著魯迅的進化論的瓦解，還未接受階級論的時候，他不住地跳入歷史循環的困惑中，在其中悲痛掙扎。
四、魯迅小說中循環的悲觀生命意識
魯迅極力想要擺脫悲觀的歷史循環論，甚至否定中國的所有傳統文化，但正是這種不斷掙扎而產生的決然反叛態度，反而說明了這種循環意識對他的生命浸透的深度。作為魯迅在幼時便紮根意識的觀念，這種循環的悲觀不知不覺生長成意識的背景，即使被暫時遺忘，在某種境遇獨自面對自己時，它便會不知不覺在生命中彌漫起來。魯迅小說中就不時透露出的這種悲觀的循環意識。

❸ 中國歷史的三個總路線的內容

（一）1921年中共「一大」

1．方針政策（1）確定奮斗目標，用無產階級軍隊推翻資產階級政權，實現共產主義。

（2）將工作重心放在組織工人階級，領導工人運動。

2．實施（1）出現第一次工人運動高潮。

（2）由於工人階級單槍匹馬而失敗。

（二）1922年中共「二大」

1．方針政策：確定了黨在民主革命時期的最低綱領。

2．實施：參加民主革命，以完成反帝反封建為革命的首要任務。
社會主義改造
過渡時期總路線是指1953年中共中央制定的指導全國人民全面開始從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的基本綱領和路線。過渡時期總路線的基本內容是：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這是一個過渡時期。黨在這個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和總任務，是要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逐步實現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並逐步實現國家對農業、對手工業和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
社會主義初級階段
1978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

1．方針政策（1）確定了解放思想、開動腦筋、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指導方針。

（2）果斷停止以「階級斗爭為綱」的錯誤口號。

（3）將黨和國家的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

（4）實行改革開放。

（5）進行撥亂反正。

2．實施：改革開放，我國社會主義建設走上有中國特色的建設道路。

❹ 中國歷史是一部什麼反復循環的歷史

興衰

❺ 簡述中國歷史三次周期循環的三個周期

首先我要說這個循環論本身並不科學，其次，我要回答你這個問題，1春秋戰國到秦漢大一統，是一個分裂～統一。六朝到隋唐大一統是第二個循環，唐末割據到元明清大一統是第三個循環

❻ 為什麼中國的歷史是循環的朝代更迭

因為古代是農業經濟，生產關系都圍繞著土地展開。
但每一個王朝的貴族，都會形成階級，這個階級會越來越鞏固，越來越貪婪。
然後大量的土地被他們侵佔，老百姓失去了耕地就失去了飯碗，所以矛盾都集中在這上面。
也就形成了這個奇怪的循環。

❼ 中國是一個王朝大國，朝代更迭時有發生，中國為何跳不出王朝更迭循環的怪圈

中國文明的的另一特點是具體王朝的年限較短。少的只有數十年，如秦、隋等；多也不超過三百年，如漢、唐、宋、明等。這與西羅馬立國近千年，拜占庭帝國享國近千年相比實在顯得太短。可見，中國文明總體連續性的另一面是頻率較高的周期性振盪。中國歷史上每一次改朝換代都會帶來生靈塗炭，社會文化、經濟則隨之遭到嚴重破壞，有時甚至於因此遭到外族的奴役。在沒有過於強大的敵國外患的古代，這種周期性的變亂還不至於有亡族、亡文化之禍，但在號稱「新戰國」的今天，再發生這樣的變亂，則其後果是難以想像的。

當大規模的流民作亂爆發時，政府必然會採取鎮壓措施。而事實上當時政府一般已十分腐朽，已無力迅速平定事變。這樣戰爭的規模會擴大，而大規模的戰爭又會極大地破壞生產，從而製造出更多的流民。這樣惡性循環下去，最終將帝國拖跨拖死。當一個王朝覆滅之後，參與爭奪統治權的群雄中總會有一方勝出，當他基本削平群雄時，往往全國人口減了大半，這樣人地矛盾由人多地少反過來變成人少地多。這時，只要新建王朝能注意與民休息，招民拓荒，國家一般能很快安定下來。隨著政局的安定，國家一般有一個人口與土地的良性循環期。這一時期，人口增加，被開發的土就更多；而被開發的土地越多，就能養活更多的人口。這一時期，一般被稱為該王朝的盛世期。當土地被開發到極限後，人口還是在按慣性繼續增長，當人口數超過王朝所能承認的極限時，新的一輪循環就又開始了。這是中國歷史上王朝循環的根本原因。

這就是中國歷史上呈現王朝循環的全部奧秘所在。

❽ 中國古代關於大自然間的循環的記載有哪些

對大自然間的循環，中國古代早就有觀察和記錄。屈原在《天問》中提出了「九州安回錯，川穀何灣？東流不答溢，孰知其故？」意為：川穀幽深，眾河川日夜東流，為什麼海水不會滿溢出來？先秦時《管子》一書提出：「天氣下，地氣上，萬物交通」的循環思想。成書於西漢的《黃帝內經》中進一步提出：「地氣上為雲，天氣下為雨；雨出地氣，雲出天氣。」表明當時已有水氣循環的思想。晉郭璞在《葬書》中說：「夫陰、陽之氣噫，而為風。升而為雲，降而為雨，行乎地中而為生氣。生氣行乎地中，發而生乎萬物……是以銅山西崩，靈鍾東應，木華於春，栗芽於室，氣行乎地中。」

❾ 歷史大師們，請教：如何看待中國歷史上的朝代循環

看看（美）斯塔夫里阿諾斯的《全球通史》你就明白了
當然我不反對以上原因，但以上只是統治思想的核心，我補充一下歷史上的朝代循環。
人們歷來把中國歷史解釋成是一再重復的王朝循環史，這一傳統的說法掩蔽了某些時期在循環表象背後發生的一些根本性變化。當然，諸王朝的興亡確是呈循環式。凡是王朝的創立者總是一個有才幹、有魄力的活動家，但是幾代以後，在宮廷環境中成長起來的其子孫後裔，很可能變得軟弱無能、放盪不羈。雖然有時會出現一個強悍的統治者或一個能幹、忠誠的大臣來設法阻擋這種墮落，但總的趨向是朝下坡路走，直到成功的起義推翻王朝，重新開始大家所熟悉的循環。

不過，比王朝循環更為根本的是所謂的經濟管理的循環。這種循環是從每個重要王朝剛建立時所共有的安寧和繁榮開始的。社會安定的恢復導致人口的增加和生產規模的擴大，從而相應地使收入增多、國庫充實。但是，個人野心、家族影響和制度的壓力這三者的結合必然遲早會使皇帝們去承擔過多的義務。他們將人力和財力分散到公路、運河、防禦工事、宮殿、宮廷鋪張和邊疆戰爭上。因而，每個王朝在它建立約100年後都開始面臨財政上的種種困難。

為了彌補虧空，政府提高賦稅，賦稅大部分沉重地壓在中國社會的主要成分自耕農頭上。每個朝代開始時，自耕農總是占農民的大多數。但是，隨著賦稅的增加，他們愈來愈被迫將自己的小塊土地讓與大地主，而自己則淪為佃農。地主憑借與他們的財產相當的政治影響，只交納微不足道的稅，所以他們佔有的土地愈多，政府的歲入愈下降，落在數目日趨減少的自耕農頭上的賦稅愈增加。這樣，形成一個惡性循環——賦稅增加，歲入下降，公路和溝渠的整修被忽視，生產率下降，最後是飢荒、盜匪活動和全面的農民起義。在這同時，邊防可能也被忽略，招致游牧部落越境前來劫掠。常常正是這種內亂和外侵的結合，使搖搖欲墜的王朝潰滅，為新的開端掃清道路。

❿ 中國歷史是死循環還是在循環中進步

近日，正在播出的《復百制家講壇》之「大唐開國」欄目中，陝西師范大學教授於賡哲老師說過，中國的歷史其實更像一個螺旋上升的狀態，既有循環往復，即每個朝代都經過興、盛、衰、亡四個過程，又有不斷的進步，如歷代對於中央集權的加強以及選官制度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