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藏書的歷史

Ⅰ 中國最古老的藏書閣在哪裡

是浙江寧波的天一閣。 天一閣是明代兵部侍郎范欽創建於嘉靖年間的私人藏書樓，也是亞洲現存最古老的一家圖書館。因它走過了一段極端艱難的藏書歷程，因而被認為是中國古代藏書樓的典範和文化奇跡，從而成為中國藏書文化的象徵。 為全面展示範氏十三代族人及地方有識之士、歷代文化名人在天一閣發展史上傾注的心血，引導人們更好地暢游天一閣藏書文化的歷史時空之旅，天一閣博物館對原有陳列作了徹底改造。新的陳列以天一閣發展歷史為線索、藏書文化為核心、收藏的古籍為主要載體，分范氏私藏期、社會參與期和國家公藏期三階段，在范氏最早藏書處－－東明草堂、范氏故居、府學藏書樓－－尊經閣、千晉齋等天一閣不同時期的建築空間，展示了天一閣不同發展時期藏書文化。系統、全面地講述了天一閣430多年的故事，力求營造一種書香盈溢的氛圍。 天一閣原有藏書7萬卷，至解放時因戰亂等原因散失減至1．3萬卷，後經天一閣文物工作者悉心訪求和寧波藏書家的慷慨捐贈，又尋回范氏原藏4000卷，加上向社會徵集的古籍，新天一閣現已有藏書30萬卷。 歷了430年的風雨坎坷，我國現存歷史上最悠久的民間藏書樓，也是世界上現存最早的民間藏書樓之一的天—閣，經整修後於近日正式對外開放。 天—閣博物館總體布局有藏書文化區、園林休閑區、陳列展覽區三大功能區組成。這次整修，天一閣博物館對原有的陳列做了徹底的改造，新的陳列以天一閣發展歷史為線索、以藏書文化為核心、以收藏的古籍為主要載體，分范氏私藏期、社會參與期和國家公藏期三階段。

Ⅱ 中國書籍的演變過程

中國古代書籍裝幀的幾種形式和演變過程
1、繩串聯
中國的書籍出版有著悠久的歷史，書籍的裝幀形制，也是隨著書籍的生產工藝和所用材料的發展變化而不斷地演變著。
一般認為，中國最早的書籍是商代刻有文字的龜甲或獸骨，距今已有3000餘年。當時，為了便於保存，將內容相關的幾片甲骨用繩串聯起來，這就是早期書籍的裝幀形式。
從商代後期開始，出現了青銅器銘文，統治者將重要文書鑄於青銅器上。特別是到了西周，銘文可以容載較多的文字。西周的毛公鼎的銘文達500字，因人們多把古代這種鑄之銅器上的銘文看作古代「原始書籍」形式之一，故多數書史家認為，它也是古代書籍裝幀的一種形制。
2、竹簡
竹簡是紙發明前最具代表性的書籍形制。它可以根據文章的長短，任意確定簡數，一簡書字一行，最後用上下兩道繩編串起來，卷捆後保存，還有葦編和絲編兩種，考究者用織物縫袋裝入。竹簡約起源於西周後期，一直延用到公元4世紀。竹簡除以竹製成外，也有用木者稱木簡。與竹簡
並行的還有木牘，製成長方形木片，用於書寫短文。
3、帛書
帛書是略晚於竹簡的一種書籍形式，它是將文字書寫於絲織品上，其裝幀形制是縫邊後成卷存放，由於材料昂貴，多為統治者書寫公文或作繪畫用，一般書籍使用較少。
4、石經（石碑）
石經也是古代書籍的一種形制。最有代表性的是《熹平石經》，它開刻於東漢熹平四年（公元175年），將儒家七經刻於46塊石碑上，總字數20多萬字。它立於洛陽太學門前，供人們閱讀、傳抄和校正，它的功能超過了一般書籍。其形制是雙面刻字，文字豎向閱讀行列整齊，碑呈U字形排列。其它如隋代開刻的房山雲居寺佛教石經，雖年代晚於《熹平石經》，但其影響更大，價值亦高。
5、拓印（卷軸）
紙張發明後，出現了一種拓印形式。它可以將各種石刻文字復制在紙上，經裱裝成卷後便於保存和閱讀。後來這種方法又用於青銅銘文的拓印和陶文的拓印。從南北朝到隋代的宮廷藏書中，各種拓印件是一個重要的類別。
紙發明於公元前二世紀；從公元二世紀起，紙才較多地用於書寫；公元二世紀，紙的使用才更為普遍，成為書籍載體的主要材料，紙質寫本書籍的裝幀形制有多種變化，最早的寫本書延用了簡策和帛書的形式，即卷軸裝。唐代初期，在卷軸裝的基礎上，又出現一種旋風裝，過去，由於只見記載，未見實物，因而對旋風裝的形制眾說不一。宋代張邦基稱這種裝幀為「逐頁翻飛，展卷至末，仍合為一卷」；清代葉德輝稱其為「鱗次相積」；也有人認為是將經折裝首尾相連即為旋風裝。後來發現了唐代《唐韻》寫本，是將所寫書頁逐張依次錯開貼於卷軸底紙上，閱讀時打開逐頁翻閱，讀畢仍卷為一軸，其外觀與卷軸相同，從而證明前兩種說法是正確的。
6、經折裝、旋風裝和蝴蝶裝（印刷術發明初期、遼金時代的書籍裝幀）
經折裝起源下南北朝，其形制是將所寫書頁按順序裱貼在一起，再一正一反連續折疊，再裱以前後護封。
印刷術發明前，書籍的裝幀形制，一般只有上述幾種。印刷術發明後，卷軸裝、經折裝仍在繼續使用，但在使用材料，開本的大小，裝潢工藝等方面，仍不斷有新的發展。並且隨著印刷技術的發展，新的書籍裝幀形式也不斷出現，先後有蝴蝶裝、包背裝、線裝等。
印刷術的發明，標志著書籍的出版進入了新的時期。由於生產手段的改變，使書籍能夠快速大量地生產，使更多人能有讀書機會；書籍需求量的增加，又促使了出版印刷業的繁榮和發展。出版者對書籍的裝幀形制則越來越重視，從開本的選用、版芯的大小、字體和行格、裝幀形式、封皮的用料等，都體現了完整的古代書籍裝幀藝術。
印刷術發明於隋未唐初，現存最早的印刷品是刻印於公元704年前後的《無垢凈光大陀羅尼經》，敦煌發現的《金剛經》。刻印於公元868年，都為卷軸裝。由此可知，卷軸裝為印刷術發明初期最常用的一種裝幀形式。最早印刷的一般書籍是《唐韻》，其裝幀形式可能是旋風裝，約印於唐晚期。
從唐到五代，印刷還不普及，只有西安、四川、淮南、汴京、吳越等地有印刷記載。到宋代，出版印刷業才逐漸普及，政府印書、民間印書、學校印書、寺院印書都發展起來，印書的地域也更為廣闊。與此同時，北京也出現了出版印刷業。過去對遼代北京印刷的書籍，多數只見於記載，實物留傳的很少。例如：遼統和十五年（公元997年）燕京僧行均編的《龍龕手鏡》，乾統年
間（公元1101～1110年）刻印的醫書《時後方》、《百一方》，以及遼代刻印工程浩大的佛經總集《契丹藏》。1974年在山西應縣木塔四層佛像胸中，發現了一批遼代印刷品，大部分為北京所刻印，其中刻印年代最早的是遼統和八年（公元990年）「燕京仰山寺前楊家印造」的《土生經疏科文》一卷，最晚的為天慶年（公元1111～1121年）刻印的《菩薩戒壇所牘》一書。其他書籍有《契丹藏》及遼代刻印經卷47件，遼刻書籍8件，雕印著彩佛像6件，其刻印年代為公元990～1121年之間。從這些印刷品的題記中，我們還知道了一批遼南京（今北京）的刻印單位，其中有「燕京仰山寺前楊家」、「燕京檀州街顯忠坊南頰住馮家」、「大吳天寺福慧樓下成家」、 「燕京憫忠寺」、「燕京聖壽寺」等。由此可以看出，遼代北京的印刷業已十分興盛。
北宋最早刻印的書為開寶五年（公元972年）的《尚書》和《經典釋文》，《開寶藏》則刻印於開寶四午《公元971年》至太平興國八年（公元983年）。而北京最早刻印的書籍，比北宋只晚18年，由此可見北京出版印刷的歷史，也是十分悠久的。
從這些遼代北京的印刷品來看，多數為卷軸裝，也有蝴蝶裝和經折裝。有的書籍還經過染潢防蟲處理。其中《契丹藏》是最具代表性的遼代北京印刷品，紙墨、刻工、裝幀都十分考究。每卷卷首都有圖畫，代表了我國古代書籍重視插圖的優良傳統。從遼代現存書籍的刻印、裝幀水平來看，北京的書籍出版印刷的歷史，似應再向前推移。
在應縣木塔中，還發現幾件雕版印刷著彩佛像，它是採用雕版方法印刷線條輪廓後，再用手工塗染成彩色。這是距今發現最早的印刷塗彩張貼掛圖。
公元ll27年，金滅遼，定燕京（今北京）為中都，這里成為北方的政治、文化中心。海陵王貞元元年（公元1153年），金政府設立秘書監和國子監，專門從事書籍的收集、出版、印刷。金軍佔領汴京後，又將那裡的大批書籍、印版運到北京，汴京的一批刻版、印刷、裝訂工匠也來到北京，使北京的刻印裝力量又進一步擴大，由於金政府的重視，北京出書的品種大大超過遼代。據統計，金代北京出版刻印的書籍有經史子集。醫學、道藏和佛藏，總計超過200種。
金代北京的書籍裝幀形制，大約與南宋相同，北京的印刷品中卷軸裝已很少使用，佛藏和道藏多用經折裝，一般書籍多用蝴蝶裝。
蝴蝶裝是印刷術發明後新出現的書籍裝幀形式。有人推斷，五代馮道組織刻印儒家經典，使用的就是蝴蝶裝，但無實物留傳，還難以確定。北宋初年，所印經、史著作，都用蝴蝶裝，並很快在全國通行。從遼代開始，北京也使用蝴蝶裝，其進程大體和中原一帶相當。蝴蝶裝的應用，是書籍裝幀形制的一大改革。是書籍從卷軸、經折向冊頁的轉變，從而確定了一直延用至今的書籍基本裝幀形制。
7、包背裝（元代、明代的書籍裝幀）
公元1264年，元世祖忽必烈遷都燕京，改名為大都，此後近百年間，北京成為全國政治、文化的中心。元朝在出版，印刷等方面，有著突出的成就，例如，印書的品種超過前代；木活字的首創和應用，朱墨雙色套印書籍以及包背裝的推行和廣泛應用等。
元政府十分重視書籍的收藏、出版和印刷，編修所、秘書監、經籍所主要從事書籍的出版、印刷和收藏，興文署、藝文監、廣成局、國子監等機構，也從事書籍的出版印刷。政府還設立專門的歷書編印機構、每年出版印刷大歷、小歷、回回歷三種，印量達300多萬冊。由於政府的提倡，京城民間的印刷業也十分繁榮，他們編印的多為戲曲、話本、詩詞等書。
元代北京出版書籍的裝幀形式，以蝴蝶裝、經折裝為主，蝴蝶裝多用於一般書籍，如政府編印的經史類書籍。經折裝則多用於佛經。在字體方面則多選用趙體，民間出現的話本中，使用了較多的簡化字。
元代的蝴蝶裝書籍中，出現了一種開本較大、版芯較小的書籍裝幀形式，這是前代所少見的。如元大德年間刻印的《夢溪筆談》一書，開本為高416毫米，寬280毫米，而整版版芯的尺寸只有高152毫米，寬200毫米，版面的四邊留有很大的空白。兩空白面之間墊一張白紙，並與兩白面粘連在一起，克服廠一般蝴蝶裝在閱讀時需翻過一空白頁的缺點。封皮用硬紙裱以織物。這種裝幀形式在古代是很少有的。
元代中期開始，書籍多用包背裝。色背裝的工藝特點是：本頁齊中縫文字向外折疊，配頁後，撞齊，訂口在書頁空白邊，用紙捻穿訂扎平，訂口外裁切，書背刷糨糊，貼上封皮後，裁切上下書口。一般書籍多用厚紙作封皮，宮廷用書，則用紙裱以黃綾。元代北京印刷的《秘書監志》一書中，記有表背匠焦慶安的打麵糊物料配方：黃蠟、明膠、白礬、白芨、藜簍、皂角、茅香各一錢，藿香半錢，白面五錢，硬柴半斤，木炭二兩。這個配方中，包括了粘合劑、防腐劑和芳香劑三大部分，可見當時書籍裝幀的用料是很科學的，它可以使書籍長久保存。
包背裝較蝴蝶裝有很多優點，一是閱讀方便，二是書籍更為堅固耐用。也是書籍裝幀形式的一個重要階段，它更接近於今天書籍的裝幀形式。
明代是我國古代出版印刷業最為輝煌的時代，而只有到了明代，北京才真正成為全國出版印刷的中心。
明代的中央很多機構，都從事出版印書活動，而印書的內容按其職能各有側重，北京國子監主要印刷教育用書（如經史類書），欽天監以印歷書為主，禮部主管地方政府的印刷，此外如都察院、太醫院、史局、兵部、工部、順天府等機構，也都從事過印書活動。有的部門還設有印刷所。
明代在北京設立的司禮監經廠，是一所歷史上規模最大的印刷廠，其總人數為120O人。其中從事書籍裝幀的工匠就有700多人。明代北京的民間印刷業也很繁榮，分布在京城的印刷作坊有十幾家。
明代北京的書籍裝幀，是歷代集大成者。書籍的開本大小、開本比例形式多種多樣，歷代的書籍裝幀形式，都有使用，而工藝則更為考究。
明代北京所印書籍的裝幀形制，以經廠本最有代表性。它所印的經史類書籍，版面行格疏朗，字體楷書端正，大黑口、雙魚尾、注釋用雙行小字，多採用包背裝。藏書家多稱「監書天下第一」。經廠印刷的《大統歷》，有兩種裝幀形式，一種是包背裝，一種是經折裝，印刷有墨印和藍印兩種。凡經廠所印的各種書籍，封皮用料有幾種不同的檔次，以黃綾裱紙包皮者，多供宮廷使用；以素色綾絹裱皮者，多供官員使用；以厚紙包皮者，可供一般官員使用或向民間出售。經廠印裝的《大藏經》（北藏），為經折裝，長度約一尺，封皮用硬紙裱以黃綾及各色彩綾，其裝潢十分考究。明代北京的巨帖寫本書《永樂大典》，共11095冊，書高一尺七寸，寬一尺，為歷代開本最大的書，也近似於黃金比例。該書為包背裝，封皮裱以黃綾，是歷代書籍裝幀中最為壯觀者。
線裝是明代興起的一種新型書籍裝幀形制，也是我國古代最完美的一種書籍裝幀形式。線裝書的加工流程為：折頁、配頁、撞齊、訂紙捻、配
封皮、三面裁切、打眼、穿線、包書角等。明代線裝書的封皮，多數為紙面，選用較厚的紙，或幾層紙滾貼而成。較為考究的書皮，則在厚紙上滾
以布、綾、錦、絹等織物，包角是在書的訂口上下兩角裁切邊處貼以細絹，以使其美觀堅固。有的書還有書根，即在書的下切口靠訂口處寫上書名
及卷次，以便於閱讀時查找。線裝的訂眼是為了穿線，隨書的開本大小和設計要求，有四眼、六眼、八眼不等。訂線多用白絲線穿雙道，書要壓
實，線要拉緊。明代孫從添在《藏書紀要》中說：「訂線用清水白絹線雙眼訂結，要訂得牢揪得深，方能不脫而緊，如此訂書乃為善也。」
8、線裝書（明清時代的書籍裝幀）
線裝書的封皮文字稱書箋，只有書名和卷次，印或寫在長條紙上，貼於封面的左上角。扉頁所載內容較詳細，有書名、出版印刷者名、出版年代等。更詳細的出版情況，多印於書後。有些政府出版的書籍，還在書的第一頁或封面蓋有印章。最有代表性的是經廠印刷的《大統歷》，不但蓋有政府公章，並有政府文告，申明不得私自翻印。
明代北京的書籍裝幀還包括函套，以便將一部書的各冊包裝為一個整體。函套多用厚紙板外裱以藍布（也有用綾錦者），隨書的大小、厚度而制。函套的形式有兩種。一種是四麵包裹，露出書的上下口，稱半包式；另一種是將書的六面全部包裹，稱全包式。除厚紙布面函套外，還有夾板和木匣兩種外包裝，夾板式是用兩片與書同大小的木板，夾於書的上下，再用布帶捆牢。木匣則是按一部書的大小，製成木匣，將書裝入。
明代北京的版本中，還有一種書頁內襯紙的裝幀形式，這多用於較薄的紙張，有一種羅紋紙，薄如蟬翼，透印嚴重，襯紙後不但克服了透印現象，也增加了書頁的強度。
由於刻版和印刷技術的發展，為書籍的裝幀藝術提供了良好的條件，其中包括版面藝術、字體藝術，插圖藝術和文字的多色印刷。明以前的印書字體，多選用顏、歐、趙等名家書體。明初開始，書籍用字一改傳統風氣，改用橫平豎直，橫輕豎重的匠體字，這就是現在書籍常用的宋體字。宋體字萌芽於宋，由還不成熟而未能推廣。成化年間，國子監、經廠的版本中，開始使用宋體字，從而很快在全國推廣，字體的風格也有粗體、中粗體和細體幾種。這種印刷專用字體的廣泛應用，標志著古代書籍版面藝術的新發展。我國古代書籍的插圖藝術，有著優良的傳統。唐代的佛經印刷中，就配有卷首圖，宋代有插圖的書籍就更多了。到了明代，書籍的插圖藝術達到很高水平，在民間刻印的戲曲、話本中，使用較多的雕刻精美的插圖；官方出版的科技書、醫學書、方誌書中，也使用了較多的插圖，特別是宮廷使用的啟蒙讀物中，出現了短版彩色印刷的插圖。
出於書籍產量的大增，使社會的中下層人士也有讀書機會，從書籍的裝幀形式來看，也分成不同的檔次。就是經廠本，也分為不同的裝幀檔次，既有供上層使用的豪華本，也有供中下層人士使用的普通本。民間作坊的印本，主要供社會一般人士需要，從刻印到裝幀，也力求簡朴實用，成本較低，在開本上，既有較大的開本，也有中小開本。明代孫從添在《藏書紀要》中說：「裝訂書籍不在華美飾觀，而要護帙有道，款式古雅，厚薄得宜，精緻端正，方為第一。這代表了明代人對書籍裝幀的一般要求。
公元1644年，清政府在北京建都，這里仍為全國的政治、文化中心。清政府十分重視書籍的出版印刷，並設立了專門從事書籍出版印刷的機構--武英殿。
康熙年間，集中了一批知識分子，編纂了《古今圖書集成》，並製造銅活字25萬個，印刷了這一大部頭叢書。乾隆年間，武英殿在金簡主持下，又刻制棗木活字大小各一副，共計253500個，乾隆皇帝親自將活字版定名為「聚珍版」。除用這套木活字排印了《武英殿聚珍版叢書》外，還印了其他一些書籍。清政府除用活宇版印書外，也用雕版印刷了較多的書籍，以《耕織圖》、《南巡圖》等質量最高。
清代北京印刷的一大特點，是民間印刷作坊的興盛，據統計最多時有120多家，集中在隆福寺和琉璃廠兩處。在這些作坊中，也有專門從事書籍裝訂和字畫裱裝者。
清代最通用的書籍裝幀形式是線裝，卷軸裝、經折裝、蝴蝶裝和包背裝等，都有使用。卷軸裝在清代多用於字畫的裝裱，其裝裱工藝十分精緻考究。底面多用上等宣紙，畫芯四邊裱以素色彩綾，軸外裱以錦緞，軸頭用料則分為不同的檔次。經折裝除用於佛經及字帖外，也用於一般書籍，宮廷印刷的《耕織圖》，《南巡圖》等，刻印十分精良，其裝幀採用經折裝，所不同的是開本約一尺見方，封皮用厚紙板裱以黃綾。康熙、雍正年間刻印的《龍藏》，共720冊，全為經折裝，書皮裱以黃綾，10冊一函，規模巨大。蝴蝶裝在宮廷印刷的書籍中也有使用，曾有過清代中期的蝴蝶裝書，用上等宣紙印刷，版邊留有較大空白，封皮用硬紙板裱以黃綾，並有前後環襯頁，一邊裱於封皮內側，裝幀平整，裁切跟齊，屬於宮廷書籍裝幀之上品。包背裝在清代也有較多的使用，乾隆時期編纂的《四庫全書》一套共36315冊，為著名的寫本，共抄寫七部，共計254205冊，全為包背裝。全書封皮用厚紙外裱綾衣，四庫分別用不同顏色，其經庫用綠綾，史庫用紅綾，子庫用藍綾，集庫用灰綾，最後分別用木函裝書。線裝為清代書籍裝幀的主要形式，除皇家用書的封使用料有特殊要求外，一般的線裝書則力求「護帙有道，款式古雅，厚薄得宜，精緻端正」四大要素。其封皮有紙面和市面兩種，封面多貼書簽，書本部較薄，一部書裝於函套。清代線裝書的前面多留有一、二張白頁，其後才是扉頁，內容有書名、刻印者名及年代、地點等。函套多用半包式，底口多有書根字，寫有書名、卷次等。
從開本大小來看，清代則是多種多樣，政府出版物的開本都較大，民間出版物多為中小開本，有一種稱為夾帶本的，是歷代最小的開本，約相當於今天的128開，字很小，但印刷裝訂都很精緻。
清代出現了一種連續性出版物，一種是《晉紳錄》，一種是《京報》，《晉紳錄》按季出版，內容為中央、地方官員的名錄，以紅紙為封皮，稱為紅皮書。《京報》相當於今天的報紙，但也裝訂成冊，每期二三頁或六七頁不等，封皮有白紙，黃紙不等，封面蓋有紅色「京版」二字，有刻版和木活字兩種，由於有時限性，印裝都十分粗糙。但作為連續性出版物，在出版史上也佔有重要地位。
從18世紀初期開始，西方的印刷技術逐漸傳入我國，近代出版印刷業開始興起。隨著新型印刷技術的應用，書籍的裝幀形式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而今天所使用的冊頁裝及矩形開本等基本形式，則起源於我國的宋代，約公元14世紀，逐漸傳向西方。雖然在材料、工藝方法等方面有階改進，但其基本形式，仍為中國古代所首創。

Ⅲ 中國四大藏書閣分別在哪裡有什麼歷史故事

北京文淵閣
文淵閣位於故宮東華門內文華殿後，原明代聖濟殿舊址。清朝乾隆三十九年至四十一年（公元1774—1776年）建成，是皇家收藏《四庫全書》的圖書館。

文淵閣
世界上最大的叢書《四庫全書》曾藏在這里，以非常考究的楠木書箱盛裝，安置在書架上。另外，故宮文淵閣還存放過康熙時編纂的《四庫全書總目考證》、《古今圖書集成》和大量的古代文化典籍，至今仍有重要的使用價值。
文淵閣為三層樓房，仿寧波天一閣規制，樓上通為一間，樓下分為六間，取「天一生水，地六承之」，意在防火。文淵閣的園林布局，十分精緻。閣前設長方形水池，周置石欄，以石拱橋與文華殿後殿聯為一體，池中養殖魚藻。大型疊石假山環列閣後，假山山路、山洞上下穿行，就連閣的左右門道階梯也增加疊石藝術處理，使文淵閣的氣氛更加濃厚。閣內懸有乾隆御書「匯流澄鑒」四字匾。
文華殿是皇帝們舉行「經筵」、聽講經官講學「進講」的地方，在皇帝聽講的前一天，還要到文華殿東的傳心殿向孔子的牌位祭告。文華殿在初建時是太子們的正殿，房頂上覆蓋綠瓦。後來由於幾位太子年紀很小，不能處理政事，所以在嘉靖十五年（公元1536年）正式改作皇帝便殿，換成黃瓦。明清兩朝皇帝御「經筵」都是在春分、秋分兩季。皇帝要撰寫御論，闡發自己學習「四書五經」的心得，清朝皇帝的經筵御論使用滿語和漢語各講一遍。清朝諸帝文化素養都非常高深，皇帝講得興高采烈，還會指名文臣辯論。最後，作為對有幸參加典禮的文臣們的特殊獎勵，皇帝率大家打開文華殿後門，來到殿後文淵閣，賞賜文臣們翻閱閣中藏書。

沈陽文溯閣
文溯閣建於1782年（乾隆四十七年）。專為存放《文溯閣四庫全書》而建，另有《古今圖書集成》亦存於閣內。閣後是仰熙齋，東西有抄手游廊，是皇帝讀書之所。乾隆曾說：「恰於盛京而名此名，更有合周詩所謂溯澗求本之義」，體現了乾隆皇帝不忘祖宗創業艱難，為後世子孫示守文之模的深意。文溯閣是七閣中藏書最完整而散失較少的一閣，1966年10月，為妥善保存這套《四庫全書》，國家決定將其調至氣候乾燥、冷熱適宜的蘭州，由甘肅省圖書館保管。
文溯閣是沈陽故宮西路的主體建築，閣前有戲台、嘉蔭堂，後有仰熙齋，建築形式仿照浙江寧波的天一閣，面闊六間，二樓三層重檐硬山式，前後出廊，上邊蓋黑色琉璃瓦加綠剪邊，前後廊檐柱都裝飾有綠色的地仗。所有的門、窗、柱都漆成綠色，外檐彩畫也以藍、綠、白相間的冷色調為主，這與其它宮殿紅金為主的外檐彩飾迥然不同。其彩繪畫題材也不用宮殿中常見的行龍飛鳳，而是以「白馬獻書」、「翰墨卷冊」等與藏書樓功用相諧的圖案，給人以古雅清新之感。採用黑色琉璃瓦為頂，主要是為了使整座建築外觀風格相統一。

沈陽文溯閣
文溯閣後面，有抄手殿廊連接著仰熙齋，齋後為九間房，其中有芍葯圃、梧桐院等。這是乾隆皇帝「東巡」時的讀書之所。縱觀整個西路格局，院落層次清晰，套院相接而不亂，花草樹木點綴其間，的確是讀書作畫的理想「仙界」。

承德文津閣
簡介
文津閣位於避暑山莊平原區的西部，建於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是仿浙江寧波天一閣建造的。它不僅是清代的重要藏書之所，也是一處很有特色的小園林。清乾隆年間，為了庋藏《四庫全書》，在全國修建了7座皇家藏書樓，其中北京故宮內的文淵閣、圓明園的文源閣、沈陽故宮的文溯閣和承德避暑山莊的文津閣又稱北方四閣或內廷四庫。乾隆為文津閣題詩中寫道：「淵源如欲問，應自此尋津。」在詩注中又說：「山莊建閣，以文津名之，御園之文源，大內之文溯，皆由此津逮也。」大意為：追尋文化的源流，繼承文化遺產，繁榮和發展現代文化，先要找到它的濟渡處。文津即是在文化長河上由此岸達彼岸的濟渡處。
乾隆帝對在此建閣貯書極為得意，認為「山莊居塞外，伊古荒略之地，而今則閭閻日富，禮樂日興，益茲文津之閣，貯以四庫之書，地靈境勝，較之司馬遷所雲名山之藏，豈啻霄壤之分也哉？」加之每年帝王諸臣、各族首領和外國使節都雲集山莊，將皇家藏書樓建在此地，更可以標榜天朝的文治武功。文津閣內原藏《古今圖書集成》萬卷、《御制詩》四集，1785年《四庫全書》也曾收藏於此。辛亥革命後，《四庫全書》運往北京圖書館，《古今圖書集成》早年已被軍閥盜賣凈盡。
文津閣仿浙江寧波范氏天一閣形式修建，佔地面積3600平方米，主要建築由門殿、假山、水池、藏書樓、花台、曲池、山石、月門等組成。

杭州文瀾閣
簡介
文瀾閣位於杭州西湖孤山南麓，浙江省博物館內。初建於清乾隆四十七年（公元1782年），是清代為珍藏《四庫全書》而建的七大藏書閣之一，也是江南三閣中唯一倖存的一閣。

文瀾閣
文瀾閣是將杭州聖因寺後的玉蘭堂改建而成的，建成於乾隆四十八年（公元1783年）。改建的各項工費均由浙江商人捐辦。據時人記載：「閣在孤山之陽（南麓），左為白堤，右為西泠橋，地勢高敞，攬西湖全勝。外為垂花門，門內為大廳，廳後為大池，池中一峰獨聳，名『仙人峰』。東為御碑亭，西為游廊，中為文瀾閣」。咸豐十一年（公元1861年）文瀾閣焚毀，部分藏書散失。光緒六年（公元1880年）開始重建，並把散失、殘缺的書籍收集、補抄起來；辛亥革命後又幾經補抄，文瀾閣的《四庫全書》才恢復舊觀。建國以後，書閣經過多次修繕，面貌一新。

Ⅳ 清末之後中國的藏書有了怎樣的發展

清末的圖書館發展問題，學界多有研究，成果頗豐。然總體來看，學界認為清末圖書館發展遲緩，如譚世芬、胡俊榮合著文《中國近代圖書館發展遲緩原因探析》認為近代圖書館發展緩慢有四點原因。陳亮亦認為西方文化「如洪水猛獸般地湧入中華大地。但是近代化的圖書館傳入和實踐於中國卻是一個緩慢的過程」。先進士紳對圖書館創辦的支持方面徐樹蘭是為典範，其把日本強盛之因歸結為「日本明治維新以來，以舊幕府之紅葉山文庫、昌平學文庫初移為淺草文庫，後集諸藩學校書，網路內外物品，皆移之上野公園，稱圖書館，聽任眾庶觀覽。其餘官私書籍館亦數十處，藏書皆數十萬卷。一時文學蒸蒸日上，國勢日強，良有以也。需要強調的是國人的過急心態，晚清尤其是清末乃非理性時期，急噪冒進是突出表徵。

Ⅳ 藏書閣的歷史

最古老的藏書閣是浙江寧波的天一閣。天一閣是明代兵部侍郎范欽創建於嘉靖年間的私人藏書樓，也是亞洲現存最古老的一家圖書館。因它走過了一段極端艱難的藏書歷程，因而被認為是中國古代藏書樓的典範和文化奇跡，從而成為中國藏書文化的象徵。為全面展示範氏十三代族人及地方有識之士、歷代文化名人在天一閣發展史上傾注的心血，引導人們更好地暢游天一閣藏書文化的歷史時空之旅，天一閣博物館對原有陳列作了徹底改造。新的陳列以天一閣發展歷史為線索、藏書文化為核心、收藏的古籍為主要載體，分范氏私藏期、社會參與期和國家公藏期三階段，在范氏最早藏書處－－東明草堂、范氏故居、府學藏書樓－－尊經閣、千晉齋等天一閣不同時期的建築空間，展示了天一閣不同發展時期藏書文化。系統、全面地講述了天一閣430多年的故事，力求營造一種書香盈溢的氛圍。天一閣原有藏書7萬卷，至解放時因戰亂等原因散失減至1．3萬卷，後經天一閣文物工作者悉心訪求和寧波藏書家的慷慨捐贈，又尋回范氏原藏4000卷，加上向社會徵集的古籍，新天一閣現已有藏書30萬卷。歷了430年的風雨坎坷，我國現存歷史上最悠久的民間藏書樓，也是世界上現存最早的民間藏書樓之一的天—閣，經整修後於近日正式對外開放。天—閣博物館總體布局有藏書文化區、園林休閑區、陳列展覽區三大功能區組成。這次整修，天一閣博物館對原有的陳列做了徹底的改造，新的陳列以天一閣發展歷史為線索、以藏書文化為核心、以收藏的古籍為主要載體，分范氏私藏期、社會參與期和國家公藏期三階段。

Ⅵ 中國歷代誰的藏書最多

乾隆皇帝藏書最多分5編，有5萬部、250餘萬冊。自唐迄清分為《唐宋編》、《金元編》、《明代編》、《清代編》和《少數民族文字文獻編》

Ⅶ 中國古代藏書包含哪四個分支

經史子集
我國古代來圖書分自為四部，即「經史子集」，四部的名稱和順序是是在《隋書·經籍志》中最後確定下來的。具體劃分如下：
經部：指儒家學說，儒家經書開始有五部，即詩、書、易、禮、春秋，稱為「五經」。從唐代到宋代，形成十三經，即易、書、詩、周禮、儀禮、禮紀、左傳、公羊傳、穀梁傳、論語、孝經、爾雅、孟子。
史部：指記載歷史興衰治亂和各種人物以及制度沿革等的歷史書，遠在四千多年前，中國即有歷史的記錄。各種體裁的歷史著作都屬於這一類。司馬遷的《史紀》為中國正史的開始，以後幾乎每朝一史，共有二十四史。此外古史、野史、法典、地誌、職官、政書、時令等，凡記事的書籍均歸入史部。
子部：指記錄諸子百家及其學說的書籍。春秋戰國之際，學者輩出，百家爭鳴，哲學、名學、法學、醫學、算學、兵學、天文學、農學十分發達。每家著書一種，後人因為次於經書而成一家之言，所以稱為子書，道教、宋明理學、清朝的考據學也都歸入子部。
集部：凡歷代作家的散文、駢文、詩、詞、曲等集子和文學評論著作，均歸入此類。屬於一人所有的稱為別集，匯選若幹人的作品稱為總集，有關詩的集子稱為詩集。

Ⅷ 藏書的歷史沿革

南齊陸澄藏書萬余卷，王儉稱之「書櫥」。
南朝梁沈約「好墳籍，聚書至二萬卷，京師莫比」，一說十二萬卷；任防則藏書三萬卷。
穆子容「錄天下書，逢即寫錄，所得萬余卷。」
周密《齊東野語》雲：「今年惟直齋陳氏書最多，蓋嘗仕於蒲，傳錄夾漈鄭氏、方氏、林氏、吳氏舊書至五萬一千一百八十餘卷。」 天一閣始建於明代嘉靖年間，是中國現存最早的古代私家藏書樓，如今藏書30萬卷。
潘曾紘「有意汲古，廣儲縹緗，視學中州，羅致更富」。 清初錢謙益取得劉鳳、錢允治、楊儀及趙琦美四家藏書，累積有七十三大櫃的書籍，多宋元版。
乾隆三十七年開「四庫館」，搜羅全國遺書，得13781種。
劉承乾的「嘉業堂」藏書總量「都計所得約六十萬卷，費逾三十萬。」
嚴可均「著書不輟，藏書至二萬卷」
許宗彥「藏書三十六櫥，類多精善」
嚴元照「所居芳椒堂，聚書數萬卷」
陸心源「書凡四千部為卷二十萬有奇，為冊四萬四千餘」
張鈞衡「羅集宋、元、明、清各種精品十餘萬卷」
清末的藏書家仍不少，多集中於蘇州之域，如潘祖蔭建有「滂喜齋」與「功順堂」，金天翮建有「天放樓」，吳梅建有「奢摩他室」與「百嘉堂」，鄧邦述有「群碧樓」，莫裳有「銅井山房」，胡玉縉有「許庼」，江標有「靈鶼閣」，葉昌熾有「奇觚庼」等。

Ⅸ 中國最早的藏書閣

是浙江寧波的天一閣。天一閣是明代兵部侍郎范欽創建於嘉靖年間的私人藏書樓，也是亞洲現存最古老的一家圖書館。因它走過了一段極端艱難的藏書歷程，因而被認為是中國古代藏書樓的典範和文化奇跡，從而成為中國藏書文化的象徵。為全面展示範氏十三代族人及地方有識之士、歷代文化名人在天一閣發展史上傾注的心血，引導人們更好地暢游天一閣藏書文化的歷史時空之旅，天一閣博物館對原有陳列作了徹底改造。新的陳列以天一閣發展歷史為線索、藏書文化為核心、收藏的古籍為主要載體，分范氏私藏期、社會參與期和國家公藏期三階段，在范氏最早藏書處－－東明草堂、范氏故居、府學藏書樓－－尊經閣、千晉齋等天一閣不同時期的建築空間，展示了天一閣不同發展時期藏書文化。系統、全面地講述了天一閣430多年的故事，力求營造一種書香盈溢的氛圍。天一閣原有藏書7萬卷，至解放時因戰亂等原因散失減至1．3萬卷，後經天一閣文物工作者悉心訪求和寧波藏書家的慷慨捐贈，又尋回范氏原藏4000卷，加上向社會徵集的古籍，新天一閣現已有藏書30萬卷。歷了430年的風雨坎坷，我國現存歷史上最悠久的民間藏書樓，也是世界上現存最早的民間藏書樓之一的天—閣，經整修後於近日正式對外開放。天—閣博物館總體布局有藏書文化區、園林休閑區、陳列展覽區三大功能區組成。這次整修，天一閣博物館對原有的陳列做了徹底的改造，新的陳列以天一閣發展歷史為線索、以藏書文化為核心、以收藏的古籍為主要載體，分范氏私藏期、社會參與期和國家公藏期三階段。

Ⅹ 中國歷史上藏書最多的人是誰

當然是歷代的帝王了。永樂大帝（明成祖朱棣）、清康熙皇帝、清乾隆皇帝等都屬於大收藏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