❶ 中國是怎麼收復香港的
1982 年,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訪華,鄧小平同志就香港前途問題與她進行會談。鄧小平同志提出,關於收回香港主權問題,可以用「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方案解決。他強調:「關於主權問題,中國在這個問題上沒有回轉餘地。」「應該明確規定:1997年中國將收回香港。」雙方最後同意,通過外交途徑商談解決香港問題。 雙方於1984年簽訂協議。 1982 年9 月,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訪華,中英首次揭開了香港前途談判之幕。 雙方在經過首次談判後,發表簡短聲明,表示將會通過外交途徑對香港前途的解決方法進行商談。 第二階段的談判是1983 年7 月12 及13日兩開,地點在北方北京。中方團長姚廣、英方團長是駐華大使柯利達。 不過,由於雙方在初期的會議中,1983 年9 月22 、23 日第四輪會談後,1983年10 月19 、20日,雙方舉行第五輪會談,中英公布中恢復了「有益的」、「有建設性的」形容詞。 1983年12月的第七輪會談後,公報稱雙方回顧了會談的進程和所取得的進展顯示會談已進入新階段。 1984 年4 月,英國外相賀維訪問北京後抵達香港,他在香港發表聲明,公開宣布英國放棄1997 年之後對香港主權。聲明表示:「要達成一份能使本港在1997 年以後仍然繼續由英國管治的協議,是不切實際的設想。」 在此一段期間,香港的行政、立法兩局議員頻頻訪問英國。在1984 年2 月,立法局非官守議員更提出了「羅保動議」,引起各界的爭議。 1984年6 月,談判進入最後階段。7 月份,英國外相賀維再訪北京。8 月1 日,賀維抵港,舉行記者招待會,宣稱中英雙方已同意協議大綱及主要條款。 1984 年9 月26 日,中、英雙方終於在北京草簽香港前途的「聯合聲明」。
❷ 中國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的歷史依據是什麼
英國對香港的殖民統治源於第一次鴉片戰爭,當時清朝戰敗後於1842年簽訂的《南京條約》,將香港島及鴨脷洲永久割讓給英國。1860年,清朝再於第二次鴉片戰爭被英法聯軍打敗,簽訂《北京條約》將九龍半島界限街以南及昂船洲永久割讓交由英國管治。1898年,清朝與英國簽訂《展拓香港界址專條》,租借新界(包括新界、新九龍及離島地區)99年,至1997年6月30日期滿。這三份條約決定了今天香港區域的范圍,三份條約正本由中華民國外交部典藏於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
1982年起,英國政府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開始就香港前途問題談判。雖然《南京條約》與《北京條約》皆指香港島及鴨脷洲與界限街以南的九龍及昂船洲永久割予英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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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人民共和國拒絕承認《展拓香港界址專條》等所有相關不平等條約,只承認香港受英國管理,而非英國屬地,並要求英國將香港島和九龍連同新界一並交還。鑒於香港島、九龍少有平地,主要建設,包括發電廠(分別位於屯門及南丫島)、機場(位於啟德及其後的赤鱲角)、貨櫃碼頭(位於葵涌)均集中在新界,難以自給自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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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香港整體也沒有因三條條約而特別分開發展,英國政府決定將香港的主權移交給中國,但同時極力爭取維持英國在香港的利益。
中英雙方最終在1984年12月19日簽訂了《中英聯合聲明》,決定了1997年7月1日起,中國成立香港特別行政區,開始對香港島、界限街以南的九龍半島、新界等土地行使主權和治權。
❸ 香港回歸歷史
1841年,英國強佔香港島後,清政府曾試圖用武力予以收復,道光帝為此下了幾十道諭旨,一些封疆大吏也曾上折具奏,但清政府沒有能力捍衛國家領土完整和主權獨立。
北京政府時期,在1919年的巴黎和會和1921年的華盛頓會議上,中國代表曾提出收回租借地的問題。但終因英國的頑拒和當時軍閥混戰、政局不穩和缺乏實力作外交的後盾而嚴重受挫。
辛亥革命後,孫中山先生在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的宣言中,明確提出了廢除帝國主義強加給中國的不平等條約的奮斗目標,其中將取消列強在華租借地放在突出的地位。
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政府直到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前,從來沒有向英國正式提出過歸還九龍租借地。從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到1945年8月日本無條件投降,本來有兩次機會收回香港和九龍租借地。可是,蔣介石政府執行錯誤政策,又兩次坐失收復良機。
香港回歸是「一國兩制」偉大構想和港人治港方針的成功實踐。收復香港的百餘年歷史,再一次向我們證明了落後必挨打、弱國無外交這個顛撲不破的真理,證明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最終實現中華民族幾代人為之奮斗的夙願。
以史為鑒,可以知興替。從1841年英國武力侵佔香港島開始至1997年香港回歸祖國的一個半世紀,中國經歷了晚清時期、民國(包括北京政府和國民政府)時期和新中國時期。無論是清政府還是民國時期的北京政府和國民政府,都曾為收復香港進行過努力。但是,所有這些努力都失敗了。歷史表明,只有新中國才能最終實現中華民族幾代人為之奮斗的夙願。在香港回歸已在眼前的今天,全面地回顧一下百餘年來我國收復香港的艱苦歷程,將有助於真正理解香港回歸祖國的深刻含義,並從中得到應有啟示。
英國強佔香港島及清政府武力收復香港島計劃的破滅
自1841年1月英國武力強佔香港島起,清政府即開展了收復該島的斗爭。為了說明這一斗爭的情況,首先必須弄清英國佔領該島的經過。
迄至目前為止,一些著述和傳媒是這樣描述鴉片戰爭期間英國如何佔領香港島的:1840年8月英軍在佔領定海之後,北上到達天津白河口,驚慌失措的清政府急派直隸總督琦善去大沽與英國全權使臣懿律和義律談判。1841年1月25日,琦善與英國簽訂了臭名昭著的《穿鼻草約》,條約第一款就是將香港島割與英國。第二天,英國軍隊就佔領了香港島。這種說法似乎認為英國佔領香港島有確實的「條約根據」。其實英國是在毫無條約根據的情況下強占該島的,道光帝事先既未曾聞知,更未予允准。因此才有亟謀收復之舉。
依據中英兩國的檔案記載,1840年8月30日,義律去天津大沽曾向清政府遞交《巴麥尊子爵給中國皇帝欽命宰相書》,提出割讓東南沿海一島或數島給英國等侵略要求。琦善根據道光帝的旨意拒絕了英方提出的侵略要求,勸說英軍退回廣東再繼續談判。幾個月之後,琦善抵達廣州繼續與英方交涉。道光帝明確指示琦善,如果英方堅持其侵略要求,即採取果斷措施,堅決用武力抗擊侵略者。但是琦善懾於英軍船堅炮利,力求妥協。由於道光帝的態度非常強硬,因此琦善在與義律談判時只同意賠償煙價,拒絕割讓香港島。1841年1月7日,英軍野蠻地攻佔了虎門口的大角、沙角,隨即又提出霸佔沙角等要求。琦善在英軍武力脅迫下,萬般無奈,復照英方,英軍若退還定海、沙角等處,可奏請道光帝於珠江口外給予「寄寓一所」。1月14日,義律提出割佔九龍尖沙咀、香港兩地。琦善答以只能選擇一處「寄寓泊船」,俟英方選定後,再由他上奏請旨。1月20日,義律突然宣布,他已經與琦善達成共有四項內容的「初步協定」,其中第一項就是將香港島及港口割讓與英王。1月26日,英軍在沒有任何條約依據的情況下,悍然侵佔了香港島。1月27—28日,義律為了迫使中方承認其侵佔香港島為合法,又迫不及待地與琦善在蓮花山進行會談。兩人在英方提出的重要條款,即割讓香港島和通商等問題上發生了爭執,琦善表示對義律所擬定的協定草案再行籌思後方能具復。由此可見,1月20日義律宣布的「初步協定」實屬無稽之談。1月30日,英方又故伎重演,英國遠征軍海軍司令伯麥照會中方大鵬協副將賴恩爵,再次謊稱義律已與琦善「說定諸事,議將香港全島地方讓給英國主掌,已有文據在案,」並要求撤走島上各處的中國官兵。兩天之後,英軍又在香港島張貼告示,妄稱「現經與欽差大臣爵閣部堂議定諸事,將香港等處全島讓給英國寄居主掌,已有文據在案。是以香港等處居民,現系歸屬大英國主之子民」。歷史事實是,琦善在英軍炮口下,確有允許代為奏懇皇帝,准許英人在香港寄寓泊船之意。但是,當時香港一詞,並非指香港全島,而僅僅指該島西南今香港仔一隅之地。英方卻故意將一隅變成了全島,將「寄寓泊船」變為割占,將「代為奏懇」說成是「議定諸事」、「已有文據在案」。這充分說明英國這個老牌殖民帝國在外交上是如何不擇手段的。
英國武力侵佔香港島以後,清政府極為震驚,立即為武力收回香港島進行了部署。1841年2月26日,道光帝收到廣東巡撫怡良關於琦善將該島擅與英人、英軍侵佔香港島並擅出偽示的奏摺,即認定英軍侵佔香港島是琦善越權私與造成的,諭稱:「朕君臨天下,尺土一民,莫非國家所有,琦善擅與香港,擅准通商,膽敢乞朕恩施格外,」並下令將琦善革職鎖拿解京,查抄所有家產。道光帝嚴懲琦善絕非偶然,他對琦善在廣東一味向英人妥協的行徑早就不滿。1月27日道光帝得知大角、沙角炮台失守,即刻下令將琦善交部議處。三天後,他又命御前侍衛內大臣奕山為靖逆將軍,戶部尚書隆文、湖南提督楊芳為參贊大臣,南下征討英國侵略者。英軍侵佔香港島後,武力收復香港島就成了奕山等人南下征戰的一個重要目標。是時奕山等人還在南下途中,道光帝降旨稱:「即使香港並非險要,亦必設法趕緊收回,斷不準給予該夷,致滋後患。」之後他又接二連三地下達收復香港島的諭旨:「至該逆所佔香港,務須設法克復,使該逆永絕窺伺,方為不負委任。」豈知道光帝下令調集的奕山軍隊人數雖然數倍於英軍,但全部是陸軍,只能由陸上防守廣州,根本無力進攻港島。1841年5月18日,英軍幾乎傾巢出動,前往進攻廣州。奕山倉促應戰,清軍大敗,廣州城外炮台全部失陷,奕山被迫訂立「城下之盟」,在一星期內交付了600萬元賠款,並把軍隊撤出了廣州城。事後奕山謊報軍情,諱敗為勝,致使道光帝誤認為,英軍於條件得到滿足後從廣州退回港島,是天朝征討「英夷」的勝利。至於香港島,道光帝接受新任兩廣總督祁
❹ 中國是什麼時候收回香港的
1997年7月日,中國政府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香港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領土,1842-1997年間曾被英國強占。
中央擁有對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全面管治權,既包括中央直接行使的權力,也包括授權香港特別行政區依法實行高度自治。對於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高度自治權,中央具有監督權力。香港進入了「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歷史新紀元。
(4)中國收復香港歷史擴展閱讀:
中華人民共和國對香港的基本方針政策:
1、香港特別行政區享有行政管理權、立法權、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現行的法律基本不變。
2、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由當地人組成。行政長官在當地通過選舉或協商產生,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主要官員由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提名,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原在香港各政府部門任職的中外籍公務、警務人員可以留用。
3、香港的現行社會、經濟制度不變;生活方式不變。香港特別行政區依法保障人身、言論、出版、集會、結社、旅行、遷徙、通信、罷工、選擇職業和學術研究以及宗教信仰等各項權利和自由。私人財產、企業所有權、合法繼承權以及外來投資均受法律保護。
4、香港特別行政區將保持自由港和獨立關稅地區的地位。
5、香港特別行政區將保持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繼續開放外匯、黃金、證券、期貨等市場,資金進出自由。港幣繼續流通,自由兌換。
6、香港特別行政區將保持財政獨立。中央人民政府不向香港特別行政區征稅。
7、香港特別行政區可同聯合王國和其他國家建立互利的經濟關系。聯合王國和其他國家在香港的經濟利益將得到照顧。
8、香港特別行政區可以「中國香港」的名義單獨地同各國、各地區及有關國際組織保持和發展經濟、文化關系,並簽訂有關協定。
❺ 中國收復香港歷史和戰略的意義
1 政治上 主權的回歸最重要。2 經濟上 香港的去全球金融地位可謂中國的企業更好的版在國際市場上融資,同時外國權的企業進入中國也是一個跳板。3 對澳門和台灣為題的解決提更了很大的空間。4 中國國際地位提高的象徵。5 中國的領土完整得到了保障。 哎這個意義可多了,我一時半會兒還沒有總結出來,你不要忙著關閉答案。我慢慢的為你想,我會隨時更新我得內容。
❻ 為什麼新中國成立的時候沒有收復香港
新中國成立的時候沒有收復香港的原因是
1、香港與內地社會制度不同,在沒有良好的方案之前,急於收回,強行改變其社會制度,不利於香港的穩定與發展。
「香港要完全按資本主義制度辦事,才能存在和發展,這對我們是有利的。」1957年4月28日,周恩來在上海工商界人士座談會上就香港問題發表了自己獨到的見解
2、英國的強硬態度。早在1943年中、英、美開羅會議上,丘吉爾曾就香港問題向蔣介石宣稱:「不經過戰爭,休想從英國拿走任何東西!」在新中國發展好不夠強大的情況下,強行收回香港,不利於中國的國際關系。
3、中國對香港採取了正確而靈活的政策,才能使使香港在擴大中外進出口貿易、發展中外經濟交流中發揮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周恩來指出「現在國內的社會主義改造已經基本完成,私營企業已經全部公私合營,對其在香港的企業則不要去變動它。」
(6)中國收復香港歷史擴展閱讀:
歷史背景
1982年9月,英國首相瑪格麗特·撒切爾夫人訪華,鄧小平因香港前途問題與其進行談判。鄧小平提出,關於收回香港主權問題,可以用「一個國家,兩種制度(一國兩制)」的方案解決。他強調:「關於主權問題,中國在這個問題上沒有回轉餘地。」
「應該明確規定:中國將於1997年收回香港。」雙方最後達成共識,通過外交途徑商談解決香港問題。於1984年簽署協議。
❼ 中國是怎樣收回香港的
中英雙方最終在1984年12月19日正式簽署了《中英聯合聲明》,決定從1997年7月1日起,中國在香港成立特別行政區,開始對香港島、界限街以南的九龍半島、新界等土地重新行使主權和治權。
歷史背景
在第一次鴉片戰爭時,當時清政府戰敗於1842年8月29日與英國簽訂的《南京條約》,將香港島及鴨脷洲割讓給英國。
1860年10月,第二次鴉片戰爭時清政府再次戰敗,被迫簽訂《北京條約》,將九龍半島(時稱九龍司地方一區)界限街以南及昂船洲交給英國管治。
1898年,清政府與英國簽訂《展拓香港界址專條》,將深圳河以南,界限街以北的230塊大小島嶼總計975.1平方公里的土地租借給英國,並將租借地稱為「新界」,租期為99年。
從1898年7月1日開始,至1997年6月30日期滿。從而佔領香港全境。
1982年9月,英國政府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開始就香港前途問題展開談判。
雖然《南京條約》與《北京條約》皆指香港島及鴨脷洲與界限街以南的九龍及昂船洲永久割予英國,但中華人民共和國拒絕承認《展拓香港界址專條》等所有相關不平等條約,只承認香港受英國管理,而非英國屬地,並要求英國將香港島和九龍連同新界一並交還。
1997年,英國政府決定將香港的主權交還給中國,但同時爭取維持英國在香港的利益。
中英雙方經過兩年多達22輪的談判,最終在1984年12月19日正式簽署了《中英聯合聲明》,決定從1997年7月1日起,中國在香港成立特別行政區,開始對香港島、界限街以南的九龍半島、新界等土地重新行使主權和治權。
(7)中國收復香港歷史擴展閱讀:
中國政府能成功解決香港、澳門問題的原因:
前提條件:改革開放實行後,中國的綜合能力日益增強,同時國際地位也在不斷提高;
政策因素:鄧小平提出的「一國兩制」構想;
法律依據:中英聯合聲明的簽署以及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的頒布;
群眾基礎:港澳同胞的愛國意識強烈,具有光榮的愛國主義傳統,渴望回到祖國的懷抱;
准備工作:黨和政府高度重視,圓滿地完成了各項任務。
❽ 香港收復經過的詳細情況
小平在1982年9月24日告訴來訪的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如果中國在一九九七年,也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四十八年後還不把香港收回,任何一個中國領導人和政府都不能向中國人民交代,甚至也不能向世界人民交代。如果不收回,就意味著中國政府是晚清政府,中國領導人是李鴻章!我們等待了三十三年,在加上十五年,就是四十八年,我們是在人民充分信賴的基礎上才能如此長期等待的。如果十五年後還不收回,人民就沒有理由信任我們,任何中國政府都應該下野,自動退出歷史舞台,沒有別的選擇。」
1984年,他在會見香港人士時強調,「實現國家統一是民族的願望,一百年不統一,一千年也要統一。」
他在多個場合表達他對祖國固有領土香港的深情和收復香港的渴望。他曾說過:「就我個人來說,我願意活到一九九七年,親眼看到中國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他還對他的女兒說過,如果香港回歸時他走不動,就用輪椅把他推到香港,能在香港的土地上站一站也好。
遺憾的是,他在香港回歸前的五個月不幸逝世。但在回歸儀式上,人們以經久不息的掌聲歡迎鄧小平夫人卓琳的光臨,表達了包括香港人民在內的全體中國人民對他老人家不朽功勛的感激和告慰。
在香港回歸談判過程中,鄧小平作為偉大政治家的睿智、開明、務實和開創精神,集中反映在「一個國家,兩種制度」構想的提出。
收復香港,是中國人民的夙願,但如何收回,收回後如何管理,則是一個嶄新的課題。鄧小平以他政治家的大智慧提出「一國兩制」構想,將復雜的難題迎刃而解。他老人家之所以能夠提出別人提不出的最佳方案,決非偶然。
鄧小平具有強烈的開創精神和變革精神。他思想解放,勇於打破陳規、顛覆既有模式、超越思維定勢,敢於走前人沒有走過的路,做前人沒有做過的事。過去,解決歷史遺留的領土和主權紛爭,都是通過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脅的方式,迫使另一方屈服妥協或做出更多利益犧牲來解決,貽害無窮。鄧小平決心拋棄這種方式,而開辟通過協商談判解決問題的和平之路。
開辟和平之路,還必須有另一重思想突破。中國大陸實行的是社會主義,香港收回後成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直接管轄下的一部分,按照過去思路,應對資本主義的香港實行社會主義改造,變香港的資本主義社會為社會主義社會。如果那樣,在香港人民沒有改變社會制度和生活方式要求的情況下,硬把大陸的制度強加給他們,必然會在香港引起動盪和惶恐。難道一個國家只能實行單一的社會制度嗎?鄧小平認為,根據中國的國情,一個國家實行兩種制度是行得通的,大陸十幾億人口實行社會主義,是國家主體,它的某些地區如港澳台可以繼續實行資本主義制度,這在總體上並不改變中國社會的性質。
鄧小平是實事求是的典範,「一國兩制」構想就是他務實精神的典型表現。他確信由於政策對頭,兼顧了大陸和香港的根本利益,也照顧了英方的面子和利益,也照顧了世界各國在港的利益,「一國兩制」一定能為各方接受和取得成功。這一點已為回歸十年的事實所證明。鄧小平還確信,保留資本主義香港這扇的窗口,對正在改革開放的內地借鑒人類一切文明成果,包括西方先進的管理經驗和技術有利,對促進兩地經濟發展有利。這一點,也為十年的實踐所證明。鄧小平還確信,世界上一系列爭端都面臨著用和平方式解決還是用非和平方式解決的問題,香港問題的成功解決,可能「為國際上許多問題的解決提供一些有益的線索」,具有國際意義。這一點也為世界所公認。
面對強勁對手,鄧小平表現了所向披靡的氣概和壓倒一切的自信,在捍衛國家核心利益的原則問題上真正做到了寸步不讓、決不妥協。
1984年9月24日,鄧小平和撒切爾夫人那次著名的會見和談話可以說是中英兩國最高領導人在香港問題上的一次大較量。挾馬島戰爭勝利的威風,素有「鐵娘子」之稱的撒切爾夫人,一上來就聲稱歷史上的條約按國際法仍然有效,要求1997年以後繼續維持英國對整個香港地區的管轄不變,並威脅說:「要保持香港的繁榮,就必須由英國人來管制。如果中國宣布收回香港,就會給香港帶來災難性的影響和後果。」
鄧小平針鋒相對:「關於主權問題,中國在這個問題上沒有迴旋餘地。坦率地講,主權問題不是一個可以討論的問題。現在時機已經成熟了,應該明確肯定,一九九七年中國將收回香港。就是說,中國要收回的不僅是新界,而且包括香港島、九龍。」
鄧小平逐一批駁了撒切爾夫人關於香港要繼續繁榮必須在英國的管制之下、香港不能保持繁榮就會影響中國的四化建設、中國宣布1997年收回香港就會引起香港波動等論調。他特別針對「波動論」說了一段令英國人膽戰心驚的話:「我還要告訴夫人,中國政府在做出這個決策的時候,各種可能都估計到了。我們還考慮了我們不願意考慮的一個問題,就是如果在十五年過渡期內香港發生嚴重的波動,怎麼辦?那時,中國政府將被迫不得不對收回的時間和方式另作考慮。如果說宣布要收回香港就會像夫人說的『帶來災難性的影響』,那我們要勇敢地面對這個災難,做出決策。」鄧小平還指出,過渡時期如果發生大的混亂將是「人為的」,製造混亂的人不光有外國人,也有中國人,而「主要的是英國人」。言下之意,如談不成,中方將單獨採取行動;如出現動亂,將採取非和平方式提前收回香港。
經過這次會談,撒切爾夫人在出人民大會堂時竟在台階上摔了一跤。回到賓館時,她對駐華大使柯利達說:「他(鄧)這個人好冷酷無情呀!」
後來,撒切爾夫人在回憶錄中談到中英聯合聲明時承認:「協議並不是,也不可能是我們的勝利,因為我們是同一個不肯讓步,而且實力上又遠遠超過我們的大國打交道。」今年6月10日,《星期日電訊報》為紀念香港回歸10周年發表題為「撒切爾夫人談關於香港問題的遺憾」的署名文章,接受采訪的撒切爾夫人披露了當年與鄧小平會談「碰壁」的心境,說她自己對沒能說服鄧小平延長英國在香港的殖民租期一事,感到失望。
解決香港問題,中國政府面對的談判對手是外交經驗豐富、老於世故、愛在撤出殖民地時蓄意製造或留下許多麻煩的英國人。
從一開始,英國人就企圖玩弄「三腳凳」把戲,即把香港作為獨立的第三方拉進談判。這是很陰的一招。中方同意吧,正中其下懷,英方「以華制華」的目的就實現了;中方不同意吧,那可以使港人怨恨大陸,他反而可以在香港人面前做好人。鄧小平和中國政府一眼就看穿了英方的用心,指出,談判是兩個主權國家的事,怎麼能把香港拉進來呢?
打「民意」牌,也是英方的慣技。一些親英媒體整天發表文章,說港人希望英國人繼續管理香港,不歡迎中國人來港,中國人來了香港就要亂。英國人還鼓動兩局議員單獨組團到英國「請願」,在國際上造成香港人民不接受中國收回香港的印象。針對這種情況,鄧小平借接見香港人士時,著重講了「港人治港」的問題,表明中央政府不派一官一吏到未來特區政府任職,香港事務完全由愛國愛港的港人管理,並要求抓緊在過渡時期培養治港人才,還強調中央將來不在香港征稅,從而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港人擔心內地人九七後來接管香港的疑慮,使英國的「民意」牌失效。
英國人曾一再宣揚香港是「在英國管制下」取得繁榮的,意思是未來香港管理離不開英國人,提出中英「共管」,即英國同意中國收回主權,但由英國人來管理香港,就是所謂的「以主權換治權」。中方堅決打掉了英方的如意算盤。鄧小平強調,香港的繁榮主要是香港人奮斗的結果,相信香港人能夠管理好香港,從而排除了英國人在未來特區政府中擔任高官、繼續對香港進行實質管理的企圖。
英國人以「高度自治」為借口,極力阻撓中國在港駐軍。但鄧小平十分明確,國防、外交必須由中央直接管理,不包含在「高度自治」里。「在港駐軍一條必須堅持,不能讓步。」他針對某些人的糊塗觀點,尖銳地批評說,英國可以駐軍,我們恢復了主權反而不能在自己的土地上駐軍,天下有這個道理嗎?駐軍起碼是主權的象徵吧,連這個權力都沒有,那還叫什麼恢復行使主權?
為了防止英國人在過渡時期做手腳,破壞香港的繁榮穩定和給未來香港政府留下麻煩,鄧小平在1984年7月31日會見英國外交大臣傑弗里·豪時鮮明地提出了五點意見:一、希望不要出現動搖港幣地位的情況;二、中方同意可以批出1997年後50年內的土地契約,港英政府也可以動用賣地收入,但希望用於基本建設和土地開發,而不是用於行政開支;三、希望不要隨意增加政府人員、薪金、退休金額,那將會增加未來政府的負擔;四、希望港英政府不要在過渡期中自搞一套班子將來強加於未來特區政府;五、希望港英政府勸說有關方面的人不要轉走資金。可以說,這五條結結實實地堵死了英方在過渡期製造麻煩的路。
為確保香港回歸後能保持長期穩定,鄧小平也有深謀遠慮。1987年4月16日,他在會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時,發表了許多重要的指導性意見。關於基本法起草,他說:「香港的制度也不能完全西化,不能照搬西方的一套。香港現在就不是實行英國的制度、美國的制度,這樣也過了一個半世紀了。現在如果完全照搬,比如搞三權分立,搞英美的議會制度,並以此來判斷是否民主,恐怕不適宜。」「將來香港當然是香港人來管理事務,這些人用普遍投票的方式來選舉行嗎?我們說,這些管理事務的人應該是愛祖國、愛香港的香港人,普選就一定能選出這樣的人來嗎?最近香港總督衛奕信講過,要循序漸進,我看這個看法比較實際。即使搞普選,也要有一個逐步的過程。」
鄧小平還就「干預」問題特別提醒人們:切不要以為香港的事情全由香港人來管,中央一點都不管,就萬事大吉了。這是不行的,這種想法不實際。他說,中央確實是不幹預特別行政區的具體事務,也不需要干預。但是,特別行政區是不是也會發生危害國家根本利益的事情呢?難道就不會出現嗎?那時,北京過問不過問呢?難道香港就不會出現損害香港根本利益的事情?能夠設想香港就沒有干擾,沒有破壞力量嗎?我們沒有這種自我安慰的根據。如果中央把什麼權力都放棄了,就可能出現一些混亂,損害香港的利益。他還說,一九九七年後香港有人罵中國共產黨,罵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