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 中國改革開放經歷了那4個階段
改革開放３０年間，我國最鮮明的特點是改革開放。圍繞解放思想、解放生產力這條主線，可以把這段歷史粗略概括為頭4年、中間兩個10年和最近6年，這樣4個階段
第一階段：從１９７８年到１９８２年，是「撥亂反正和改革起步的四年」。其在「解放生產力」上的顯著成效，就是農村經濟活躍起來，短短三到四年就初步解決了中國人的溫飽問題。
第二階段：從１９８２年到上世紀９０年代初，是「開始全面改革，確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根本道路、基本路線並大膽探索改革目標的十年」。其在「解放生產力」上的顯著成效，就是出現了「隔幾年上一個台階」式的加速發展時期，城市經濟活躍起來，對外開放由點到線再到面，鄉鎮企業異軍突起。從這時起，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化，我國經濟社會又面臨著新的考驗和挑戰。
第三階段：從１９９２年到２００２年黨的十六大之前，是「經受住政治和金融風波考驗而更加堅定奮進，有系統地確立指導理論、基本綱領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目標，實現改革開放新的歷史性突破的十年」。其在「解放生產力」上的顯著成效，就是在１９９２年到１９９６年年均增長１２ . １％的基礎上進一步擴大內需，克服亞洲金融危機的不利影響，同時使國家計劃管理由指令性計劃向指導性計劃轉變，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新格局逐步形成。集中到一點，就是經過這一段落的持續改革和發展，中國總體上進入小康社會。
第四階段：也就是從２００２年以來這最近６年以至今後，乃是「在新的歷史起點上，進一步明確界定當代中國和中國共產黨的歷史方位，更高地舉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開始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六年」。其在「解放生產力」 上的顯著成效，就是２１世紀頭７年經濟總量保持兩位數穩定增長，國民經濟基礎設施和國有經濟重大項目上了新的大台階，人民生活也上了新的大台階，並且在加快發展的同時更加關注公平正義，進入了一個以更高自覺致力於科學發展、和諧發展、和平發展，同時全面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並使經濟體制、政治體制、文化體制、社會體制改革更加協調推進的嶄新階段。
在我們這樣一個人口眾多、國情復雜的大國，是怎樣做到３０年一以貫之、旗幟鮮明地堅持解放思想、解放生產力這樣一種境界的呢？我認為，這里一個至關重要的因素，就是中國共產黨在改革開放３０年中所獲得的馬克思主義偉大新覺醒。也正是在這樣的進程中，中國共產黨獲得新覺醒而與時俱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和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進到新的境界。直到黨的十七大，達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三個一」的統一認識：一面旗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一條道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一個理論體系――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從而為我們開辟了更加廣闊的實踐和認識道路。
Ⅱ 黨的歷史方位的變遷分析。求高手幫忙~
所謂歷史方位，是指我們黨在中國和世界歷史發展進程中所處的地位、環境和條件。科學判斷一個政黨的歷史方位，從縱向看，必須從中國和世界的歷史、現狀和未來著眼；從橫向看，必須把握現今時代的世情、國情和黨情
執政黨的歷史方位是現實的，又是在歷史發展中形成的。中國共產黨從成立的那一天起，就在中國這塊土地上領導人民開展斗爭。80多年來，我們黨歷經了革命、建設和改革。現實的中國由於人口多、資源缺乏、地區之間發展不平衡，仍然是一個發展中的大國，仍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我們面前還存在許多問題和困難。國內外的形勢對我國的發展有利，但也面臨許多新的困難和挑戰。這是當代中國的基本國情，是判斷執政黨歷史方位的基本立足點。
執政黨的歷史方位是會發生變化的。因此，必須按照執政規律，及時調整執政理念、執政方式和領導方式。80多年來，我們黨所處歷史方位的變化，最顯著的有兩回，這就是黨的十六大所概括的：我們黨「已經從領導人民為奪取全國政權而奮斗的黨，成為領導人民掌握全國政權並長期執政的黨；已經從受到外部封鎖和實行計劃經濟條件下領導國家建設的黨，成為對外開放和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領導國家建設的黨」。這是兩次總體性的歷史方位的大變化，是我們黨提出「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確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基本依據。同時，我們黨在執政的不同階段上，為適應國內外形勢和環境的變化，不斷提出新的具體目標和任務，這就屬於黨的歷史方位的較小范圍的調整和變化
（我這個是復制黏貼的，節選的）
Ⅲ 我國改革開放經歷了那幾個階段
Ⅳ 如何理解十八大報告對中國發展現階段和歷史方位做出了怎樣的准確的判斷
歷史方位是決定發展方向、選擇正確路徑的根本性問題.對歷史方位進行判斷,一個基本要求就是深刻認識我國所處的歷史階段,深入分析新階段我們面臨的國內外環境,科學制定發展戰略和重大方針政策,努力做到既不割斷歷史又不迷失方向,既不落後於時代又不超越發展階段,以較短的時間、較小的代價,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宏偉目標.
認清歷史方位與時代特徵絕非易事,我們黨艱苦卓絕的奮斗歷程充分說明了這一點.從新民主主義革命到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再到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我們黨取得了革命、建設和改革開放的輝煌成就,但在歷史上也曾因重大迷誤和失誤走過一些彎路,付出了沉重代價.歸結起來,一切重大迷誤和失誤都與在歷史方位上出現的嚴重偏差密切相關,一切重大勝利和發展都離不開准確判斷與把握歷史方位這一前提.因此,清醒認識和把握黨和國家發展所處的歷史方位,既是保證黨的理論、路線、方針、政策和全部工作切合經濟發展實際的關鍵,也是決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走向的關鍵.
黨中央從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一基本國情出發,准確判斷我們所面臨的世情、國情與黨情.從世情看,和平與發展仍然是當今時代的主題,但世界多極化、經濟全球化深入發展,科技進步日新月異,綜合國力競爭日趨激烈；從國情看,我國現代化建設成就舉世矚目,但仍處於並將長期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經濟社會復雜程度與日俱深,生產力和科技教育的整體水平還相對比較落後,工業化的任務遠未完成,城鎮化滯後於工業化,實現現代化並趕上世界先進水平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從黨情看,我們黨經歷革命、建設和改革的長期奮斗,所肩負的歷史使命和面臨的任務發生了重大轉換,已經成為領導人民掌握全國政權並長期執政的黨,已經成為對外開放和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領導國家建設的黨.胡錦濤總書記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90周年的講話中,對新時期我國發展所處的歷史方位與時代特徵作出了清晰的概括,提出了「三個沒有變」,即我國仍處於並將長期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沒有變,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後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這一社會主要矛盾沒有變,我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的國際地位沒有變.我們只有牢牢把握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個大的發展階段,認真分析不同時期具體的階段性特徵,才能准確判斷我國經濟發展的主流和走向,並制定正確的發展戰略與政策.
要逐步扭轉「三個沒有變」的局面,就必須緊緊扭住發展這個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在當代中國,堅持發展是硬道理的本質要求就是堅持科學發展,就是在任何時候都要堅持科學發展不動搖、不懈怠、不折騰.實行改革開放以後,長期困擾我們的經濟短缺局面已經改變,現在絕大多數商品實現了供求平衡或略有富餘,如何以更好的質量、更多的品種、更優的服務滿足多樣化的社會需求成為支撐經濟持續發展的關鍵因素.同時,隨著經濟持續較快發展和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步伐加快,發達國家在200多年工業化進程中分階段出現的資源環境問題在我國現階段集中凸顯,資源環境問題日益成為新的瓶頸.正是依據這樣的變化,黨中央提出以科學發展為主題,以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為主線,真正把科學發展觀轉化為推動經濟社會又好又快發展的強大動力,堅持走中國特色新型工業化和城鎮化道路,大力推進經濟結構的戰略性調整,加快推動科技進步和創新,開創了科學發展的新局面.
Ⅳ 中國農村改革發展如今處在什麼樣的歷史方位
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農村進行土地改革，家庭聯產承包制度的實施，我們國家回農村改革就走出一大步；現在答21世紀，2009年當代土地制度又提出土地流轉進行改革也是改革開放30年後重大的農村轉變。目前中國農村改革發展是特殊時期，也是我們國家進入發達國家前奏最重要的階段。
Ⅵ 新時期黨的歷史方位是什麼，請指點
對新時期黨的歷史方位問題的若干思考http://www.wanfangdata.com.cn/qikan/periodical.Articles/llgc/llgc2003/0304/030414.htm
試析黨的歷史方位的變化與「左」傾右傾表現的同異（戴茂林）
「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是在科學判斷黨的歷史方位的基礎上提出來的。貫徹「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就必須准確把握時代特點和黨的任務，使黨的路線方針政策既不落後於時代又不超越階段，這是黨的十六大對新時期黨的建設提出的新要求。要做到黨的路線方針政策既不落後於時代又不超越階段，就必然要克服「左」右兩種錯誤傾向的干擾。而戰勝「左」右傾錯誤干擾的前提，是對「左」傾右傾的本質屬性和不同時期的表現形態有著清醒的認識。
一、在不同的時間和空間內，「左」傾右傾的表現形式存在差異
「左」傾、右傾，是在黨的歷史上和現時黨內生活中都頻繁出現的概念，似乎屬於不需要辨析的常識。然而，何為「左」傾?何為右傾?在不同的時間和空間內，「左」傾右傾的表現形式有何不同?對於這些問題，如果按照熟知的常識去解釋，還不能給人以心悅誠服的回答。
通常，人們是以黨的路線方針政策超越或者是落後客觀發展階段作為區別「左」傾與右傾的標準的。超越，就是「左」傾；落後，即為右傾。以「左」傾為例，黨在民主革命時期連續發生過三次「左」傾錯誤，即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的瞿秋白「左」傾盲動錯誤、李立三「左」傾冒險錯誤和王明教條主義錯誤。雖然這三次「左」傾錯誤的程度不同，表現也有區別，但共同特徵都是制定的路線方針政策超越革命發展階段，「都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的一定界限，並主觀地急於要超過民主革命。」[1]新中國成立後，經濟生活中出現了以高指標、瞎指揮、浮誇風和「共產風」為主要標志的「大躍進」運動和人民公社化運動，政治生活中爆發了在執政黨內部搞「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政治大革命」的「文化大革命」。這些「左」傾錯誤的基本特徵，也都表現為急躁冒進，超越階段，背離客觀實際。
但是，進入以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為標志的改革開放新時期後，黨內出現的「左」傾錯誤則主要表現為固守舊體制，保守僵化，反對改革開放，不能夠與時俱進，與此前的「左」傾表現形式出現了較大的不同。而且這種表現形式的差異也引起了人們認識上的一些困惑，有人甚至提出，應當把保守僵化、反對改革開放的錯誤傾向認定為右傾，把主張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錯誤傾向認定為「左」傾。
雖然我們不能同意這種觀點，但應當承認，在不同的時間和空間內，「左」右傾錯誤的表現形式確有不同。「左」傾右傾在不同環境下的差異是本質特徵的變化還是表現形式的不同?對於這個問題的回答，應當從「左」傾右傾的本質屬性談起。
二、「左」傾右傾的本質區別在於如何對待舊形式
「左」傾與右傾原出於「左」派與右派。「左」派與右派一般指政治上激進或保守的派別或政黨，源於法國大革命時期的激進派與保皇派。中國共產黨是從俄國共產黨那裡引進「左」傾右傾概念的。1918年初，俄國共產黨在是否簽訂對德和約問題上出現了嚴重分歧。以布哈林為代表的「左派共產主義者」反對列寧提出的盡快同德國媾和的建議，列寧在《論「左派」幼稚性和小資產階級性》一文中批評了他們的錯誤觀點，指出：「必須善於估計力量的對比，不要在社會主義力量還薄弱、作戰時機顯然不利於社會主義的時候同帝國主義者作戰，便於他們反對社會主義。」，[2]1920年4—5月，列寧撰寫了著名的《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寧在批判「左派」幼稚病時，對何謂「左」傾與右傾作了原則上的界定。提出：「右傾學理主義固執地只承認舊形式，而不顧新內容，結果破產了。左傾學理主義則固執地絕對否定某些舊形式，看不見新內容正在通過各種各樣的形式為自己開辟道路。」[3]中國共產黨成立後，「左」傾右傾的概念逐步引入黨內。1925年1月，中共第四次代表大會通過的《對於民族革命運動之決議案》中，認為黨內在國共合作問題上出現了「左傾或右傾的錯誤」。左傾的主要表現，是「主張繼續做無產階級的革命運動及無產階級專政的宣傳，反對加入國民黨，甚至反對參加國民革命，以為這是和資產階級妥協，使我們的黨變成黃色」；右傾的主要表現，是「忘了無產階級的經濟組織及黨的工作」，「忘了民族運動中無產階級的經濟爭斗」，「忘了無產階級在民族革命中自己階級革命之准備。」[4]
從上述考證中可知，無論從列寧對「左」傾右傾的界定還是從中國共產黨引入「左」傾右傾的原意來看，「左」傾右傾的本質區別並不在於超越或者落後於客觀發展階段，而在於如何對待舊形式，也即如何對待與自身有重大區別的團體、政權和制度。右傾的本質特徵是「固執地只承認舊形式，而不顧新內容」；「左」傾的本質特徵與此相反，「固執地絕對否定某些舊形式，看不見新內容正在通過各種各樣的形式為自己開辟道路」。超越或者是落後於客觀發展階段，只是這種本質特徵在具體條件下的表現形式。
中國共產黨成立以來所發生的各次「左」右傾錯誤，對這種界定的科學性已經做出了證明。大革命時期黨在國共合作問題上的右傾與「左」傾，就是在如何對待國民黨的問題上，前者「固執地只承認舊形式，而不顧新內容」，後者則「固執地絕對否定某些舊形式，看不見新內容正在通過各種各樣的形式為自己開辟道路」。
大革命後期的右傾錯誤和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的「左」傾錯誤，在路線方針政策上都表現為超越或者是落後於革命發展階段。以陳獨秀為代表的右傾錯誤是在與國民黨合作時放棄了自己的獨立性，而三次「左」傾錯誤的共同表現是急於在民主革命階段就要完成社會主義革命的任務。但是，雖然「左」傾右傾主要表現為超越或者是落後於革命發展階段，究其實質，都是在如何對待國民黨和民主革命任務的問題上出現了偏差。右傾，是在與國民黨合作時過分依賴於國民黨這個舊形式，放棄了自己的獨立性，停留在民主革命階段不想向社會主義前進；「左」傾，則是看不到國民黨這個舊形式所具有的積極意義，認識不到民主主義革命是社會主義革命的必經階段。
新中國成立後所出現的「大躍進」運動和「文化大革命」，雖然也都表現為急躁冒進，超越階段，但其實質也是「固執地絕對否定某些舊形式，看不見新內容正在通過各種各樣的形式為自己開辟道路」，甚至連農民的小塊自留地都要鏟掉，幻想讓「小生產在中國絕種」。
改革開放後的「左」傾錯誤雖然主要表現為固守舊體制，在形式上與以往的「左」傾錯誤出現了差異，但這種差異僅是現象上的區別，其本質特徵並沒有發生改變。因為固守舊體制，反對改革開放，實質上是反對借鑒資本主義的舊形式來鞏固和發展自己。而且「左」傾錯誤所固守的「一大二公」的舊體制，本身就是一個急躁冒進的、超越客觀發展階段的「左」傾體制。所以，不管是主張在這個體制的基礎上繼續冒進也好，還是僵化地固守這個超越客觀發展實際的體制也好，「左」傾的實質並沒有改變。
三、「左」右傾表現形式的差異源於黨的歷史方位的變化
雖然中國共產黨成立以來不同表現形式的「左」右傾錯誤都有其共同的本質特徵，但改革開放前後「左」右傾錯誤在表現形式上的差異，終究是一種客觀存在的現象。而且這種變化對於我們正確認識並進而克服「左」右傾錯誤的干擾也帶來了一定的影響。所以，分析這種變化的原因，對於我們貫徹「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全面理解黨中央制定的路線方針政策，有著現實的意義。
「左」傾與右傾，雖然源於黨外的「左」派與右派，但自引入黨內後一般指黨內偏離了事物客觀發展規律而制定的路線方針政策和主張。在戰爭年代，黨的政治目標是領導人民推翻舊政權的統治，建立人民當家作主的新政權。在這一歷史進程中，由於中國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質，只能是先進行資產階級性質的民主主義革命，然後再過渡到社會主義革命階段，並進而建立社會主義制度。如果不首先完成民主主義革命任務，就不可能進入社會主義革命階段，這是中國革命發展的客觀規律。認識不到這一點，企圖在民主革命階段就完成社會主義革命的任務，就是「左」傾；如果看不到民主革命必然要發展到社會主義革命階段，使黨的奮斗目標僅僅停留在民主革命階段，就是右傾。因此，新中國成立以前所發生的「左」右傾錯誤，往往表現為超越或者是落後於客觀發展階段。
新中國成立後，黨的歷史方位發生了變化，黨的政治目標已經由推翻舊政權轉變為建設新國家，鞏固社會主義制度和建設繁榮富強的社會主義國家成為頭等重要的任務。在實現這一任務的歷史進程中，如何對待與社會主義制度相對立的資本主義制度，就成為「左」右傾錯誤產生的主要原因。拒絕學習吸收資本主義的合理成分為我所用，以姓「社」姓「資」劃線來判定先進與落後，就是「左」傾；主張全盤西化，看不到社會主義制度的先進性和忘卻共產黨人實現共產主義的遠大目標，就是右傾。因此，黨執政後所發生的「左」右傾錯誤，主要表現為保守僵化還是全盤西化。
但是，既然黨執政後的「左」右傾錯誤主要表現在保守僵化和全盤西化，為什麼改革開放之前的「左」傾錯誤卻表現為急躁冒進、超越階段呢?
中國共產黨經過八十多年的艱苦奮斗，經歷了革命、建設和改革三個階段，已經從領導人民為奪取全國政權而奮斗的黨，成為領導人民掌握全國政權並長期執政的黨；已經從受到外部封鎖和實行計劃經濟條件下領導國家建設的黨，成為對外開放和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領導國家建設的黨。黨的這種歷史方位的變化，不可避免地帶來了黨內「左」右傾錯誤表現形式的差異。從革命黨到執政黨的轉變，是黨和國家政權關系的改變；從封閉條件下領導國家建設到開放條件下領導國家建設，是黨的執政環境的改變。如果比較一下這兩次變化就會發現，第一次變化與第二次變化具有質的不同，是革命黨到執政黨的轉變，而第二次變化是在執政黨地位不變的情況下執政環境的改變。因此，改革開放之前出現的「左」右傾錯誤，本來應當與改革開放之後出現的「左」右傾錯誤具有更大的相似性。但是，由於我們對如何建設社會主義缺乏經驗，對資本主義制度存在的合理因素一概排斥，而且仍然採用革命戰爭年代的習慣方法搞經濟建設，所以，此時出現的「左」傾錯誤在表現形式上反倒與革命戰爭年代的「左」傾錯誤具有了更大的相似性，而與改革開放後的「左」傾表現有了形式上的差異。
四、要立足於黨的歷史方位來研究反對黨內錯誤傾向的新特點
「左」傾與右傾，是黨加強自身建設的一個頑疾。由於黨在領導中國革命和建設的歷史進程中，必須不斷地面對新情況，解決新問題，也就必然地會產生各種各樣的「左」傾與右傾認識。因此，不斷地克服「左」傾右傾錯誤的干擾，是加強黨的建設的歷史進程中的一項長期任務。在當前全面貫徹落實「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進程中，在反對黨內錯誤傾向問題上，特別應當注意以下兩個方面：
第一，在正確判斷黨的歷史方位的前提下，認清不同環境下「左」右傾錯誤的不同特點。黨的十六大全面總結了黨成立以來特別是執政以來的經驗教訓，從中國和世界的歷史、現狀和未來著眼，准確把握時代特點和黨的任務，明確提出，我們的黨已經從受到外部封鎖和實行計劃經濟條件下領導國家建設的黨，成為對外開放和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領導國家建設的黨。黨的這種歷史方位的重大變化，是我們提出「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立論基礎，也是我們貫徹「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客觀依據。新時期的所有黨建工作，都必須緊緊把握住黨的歷史方位的這個變化來展開。反對黨內「左」右傾錯誤的斗爭，更要研究隨著黨的歷史方位的變化而出現的新情況。既要認清「左」傾與右傾的本質特徵，更要看到隨著黨的歷史方位的變化，「左」傾右傾在不同的時期內會有不同的表現特點。做到不為現象所迷惑，不犯黨的歷史上曾經出現過的把「左」傾當作右傾來反對的錯誤。
第二，根據黨的主要任務的變化來確定反對錯誤傾向的重點。在正確區分「左」右傾錯誤在不同時期表現形式同異的基礎上，還必須認識到，伴隨著黨的主要任務的變化，反對「左」傾右傾錯誤的斗爭也會有不同的重點。改革開放之前，黨在計劃經濟和封閉的條件下領導國家建設，沒有融合到世界經濟體系之中，交流范圍局限於蘇聯等少數社會主義國家，自然難以認識、吸收和借鑒資本主義制度所創造的經濟政治文明，黨內的「左」傾錯誤易於成為主要傾向。進入改革開放新時期，既要破除長期「左」傾錯誤的影響所造成的思想僵化，又要防止打開國門後放棄四項基本原則的自由化傾向，出現了「左」傾右傾錯誤交織在一起的新情況。
雖然黨在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左」右兩種錯誤傾向會交織出現，但是，由於黨的主要任務是不斷地擴大開放和深入地進行改革，必須正確地認識和借鑒資本主義和人類所創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因此，防止和反對「左」傾錯誤，仍然是反對黨內錯誤傾向的主要任務。而且，伴隨著每次重大改革措施的出台，無論是初期的改革還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建立乃至政治體制改革的推進，都必須克服「左」右傾錯誤的干擾，特別是「左」傾的影響。這是我們在貫徹「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保證黨的路線方針政策既不落後於時代又不超越階段的進程中，應當加以特殊警覺的。
參考文獻：[1]毛澤東選集[M].(3)人民出版，1991.972.[2][3]列寧選集[M].(3)(4)人民出版社，1995.514、211.[4]中央檔案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M].(1921-1925).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 1982.276—2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