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萬惡的舊社會的代表人物(反面)
老薩的歷史真相檔案之三――所謂腐敗的四大家族 - 涅瓦河邊 - 薩沙 - 和訊博客http://hexun.com/sidal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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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家族這四個字我想也不用老薩多做解釋,有一段時間四大家族就等同於國民政府,似乎整個國家就是由他們控制的。據說四大家族富可敵國,有超過200億美元的財產。真相是什麼?老薩來說說
------------2006年夏天,「四大家族」的後人聚集在上海
四大家族概念的產生
四大家族這個概念最早是20年代,由中共當時的領導人瞿秋白提出的。瞿秋白和老毛有些相像,他們都是出色的文人,很會利用筆桿子,他提出了官僚資本的概念。1923年,瞿秋白在《前鋒》雜志上發表《論中國之資產階級的發展》,明確提出幾大家族控制當時的官僚資本。所謂官僚資本通俗來說就是國家統治者利用國家政權把一些國有企業非法佔為已有,也就說利用權力控制國家的大部分經濟實體。
之後四大家族這個概念風行了近二十年,最終由當時文人之一的陳伯達的在內戰(解放戰爭中)中完成的。他的《中國四大家族》一文提出蔣宋孔陳四大家族為首的官僚買辦資本借抗戰名義聚民財入私囊,並且估算這四個家族有200多億美元的財產。這種觀念老薩頗為不解,因為整個二戰期間美國由於先歐後亞的政策,一共只向中國提供了16.2億美元的租借物資,200多億美元從哪兒來?200多億金圓券還差不多.
一些其他的佐證
目前大陸歷史學家主要引用美國,日本和國民黨內部的一些資料。
據國民黨元老蔡元培日記所載,1934年12月26
日《江南正報》曾刊文稱:國府要人之財產多系秘密,而就可調查之范圍內調查,則諸要人在本埠所有財產估計為,蔣介石1300萬元,宋美齡3500萬元,宋子文
3500萬元,孔祥熙 1800萬元,孫科 4000萬元,張靜江
3000萬元。其他要人在上海各中外銀行存款及不動產,據中國銀行調查,約有5億元,其不動產及公司多用其親戚名義購置,故實款無法詳確雲。―――這些又是當時左翼報紙常見的文章,類似這種文章還有很多。都是猜測和估計之辭,沒有半點具體的證據。
根據日本資料
1939年10月17日日本特務機關對國民黨政府高級官員在上海外國銀行存款情況所作之調查報告,名為《登集團特報丙第一號——政府要人上海外國銀行預金(存款)調查表》,現摘引於下:蔣介石6639萬元(按當時法幣與美元的兌換價,約合 809萬美元。下同),宋美齡 3094萬元(377萬美元),宋子文 5230萬元(637萬美元),孔祥熙
5214萬元(635萬美元),宋靄齡 1200萬元(146萬美元),陳立夫 2400萬元(292萬美元),這些存款均存在當時在上海開業的外國銀行,如花旗、麥加利、大通、友邦、運通、匯豐、荷蘭銀行等。
這也是日本戰前常見的攻擊國民政府的老一套資料,類似的材料多如牛毛,曾經大量提供給汪偽用來攻擊國民政府。這些東西都沒有任何相關的資料證明。連當時引用的作者也說,這些並不可信。
還有美國方面的
國民政府在大陸的敗退使得當時的美國民眾對杜魯門政府的政策失誤非常不滿,杜魯門政府為了推卸責任就一股腦的把責任推給國民政府,說是其敗退都是自身腐敗貪污所致。有些國會議員還說美國送給蔣介石的幾十億美元的軍援,都被國民黨貪污了。
其實國民政府早在1925年就有了一整套成體系的制度,宋子文在1925年到1949年期間曾經有過數次和外國列強的談判,簽訂的協議都在千萬美元以上。這些回去以後都一五一十的向當時的向中央進行匯報。需要說明的是國民政府始終存在大量的有實權的反對派的監督,為此蔣公曾經三次下野。這些借款的使用情況都由國民政府財政部控制,即使蔣公也無法隨意使用。這些在著名的南京第二歷史檔案館有詳細的大量資料證明。
至於美國杜魯門政府當年的中國政策確實是失誤了,當年面對國民政府潰敗坐視不救,1946年還開始對國民政府實行武器禁運,之後終於在朝鮮接受了教訓。
這些論點直到80年代在美國還非常盛行,美國作家斯特林·西格雷夫出版了《宋家王朝》,稱宋家是世界第一富有的家族。不過隨著90年代胡佛檔案館內關於宋子文的秘密資料的界滅,該觀點就不攻自破了。
蔣家
---------蔣夫人宋美齡,她在抗戰期間多次赴前線勞軍,期間遭遇日機襲擊受傷過多次。她是中國現代f婦女的楷模。
孔令儀:宋美齡遺產只有12萬美元
孔令儀說,宋美齡一生不問金錢事,自1991年赴紐約定居後,只有一次問起孔令儀:「錢夠用嗎?」孔令儀回答說,放心,夠用的,此後宋美齡再也沒有過問金錢之事。宋美齡初時與小外甥女孔令偉同住長島孔家老宅蝗蟲谷,房子是大姊宋靄齡、孔祥熙夫婦買的;孔令偉1994年過世後,因長島住宅太偏僻,冬天下雪不方便,孔令儀便勸宋美齡搬往曼哈頓住,但所住公寓為孔令儀大弟令侃名下所有,因此宋美齡在紐約並無房產。
孔令儀說,宋美齡在台灣也沒有任何房地產。惟一擁有的一棟房子在上海,是宋美齡1927年在上海與蔣介石結婚時的陪嫁。這幢房子當時在法租界霞飛路(即如今的南京路)附近,現由祖國大陸方面保存。這是宋美齡生前惟一的房產。
孔令儀指出,宋美齡一生不會賺錢、更不管錢,身後僅留下12萬美元銀行存款,由孔令儀代管,此外別無其它資產;宋美齡晚年在紐約,住的、吃的、用的,包括昂貴的醫葯費用,均由孔家出錢。
這個文章顯然是爆炸性的,自然不能讓一些人滿意。台獨一派隨即胡言亂語的攻擊宋美齡有不少巨額的固定資產,什麼運到美國的財產有97箱之多(據當時蔣家老家人回憶:這幾十箱子也不外乎是老夫人的衣服、隨行人員的行李,以及一些台灣土產和禮品等)。實際上所謂的蝗蟲谷地處紐約長島,在幾十年前由孔家購買時還是非常便宜的。
蝗蟲谷的孔宅1998年被拍賣,也不過賣了3百萬美元,這在寸土寸金的美國紐約還是相當低廉的。
晚年困窘的蔣家大媳婦蔣方良
--------老蔣的兒媳婦,身材高大的白俄羅斯人。19歲時候嫁給年輕的蔣經國,之後作為賢妻良母在蔣家生活了大半個世紀。
蔣方良是蔣經國的夫人,也是蔣家第二代最後謝世的人。
以下是台灣方面公認的資料
1978年3月21日,蔣經國繼承蔣氏大統後,蔣方良從當年的副廠長夫人,成為台灣的第一夫人。但是在生活上,蔣方良一直保持著低調,她鮮少在媒體露面,台灣百姓對她極為陌生。她與一位平凡無怨的主婦毫無不同,當丈夫經常加班或出差時,她只管把家庭照料好,雖有傭人,卻常親自動手洗窗簾。蔣方良和蔣經國一樣,生活上不改當年在烏拉山區的簡朴習慣。
1988年1月13日,她陪伴了53年的丈夫蔣經國永遠離開了她。在蔣經國去世後的歲月蔣方良的生活更為不堪。由於蔣經國素來清廉,素來沒有什麼積蓄。她僅僅靠蔣經國死前補發的20個月的俸額115.2萬元台幣為生。經濟的拮據使之欲往美國散心和回白俄羅斯探親都不能成行。
蔣方良在1992年當她接見白俄羅斯首都明斯克正、副市長時候,二位市長邀請她回故鄉看看。蔣方良當時就回答自己現在沒有錢所以沒法回去,這讓二位市長驚嘆不已。
陳家
陳果夫:潦倒而死
陳果夫1892~1951,浙江吳興人。原名祖燾,字果夫。曾與其弟陳立夫一起把持國民黨黨務,組織CC系,長期與蔣介石、宋子文、孔祥熙同為官僚資產階級的代表,合稱四大家族。去台後,蔣介石為了改組國民黨,並給蔣經國掃清政治道路,「二陳」即被開刀,重權盡失。陳果夫久有肺病,又歷來清廉,在陳立夫去美國後,家庭經濟發生危機,無錢治療加重的肺結核,導致病情難於控制。後雖得蔣介石特批5000銀元接濟,但已對病情無濟於事。於l951年8月28日死去,終年只有60歲。陳果夫生前,曾希望死後能回到故鄉浙江吳興。他寫過一首《故鄉》詩,字里行間寄託著他濃濃的鄉情。
陳立夫:養雞為生
陳立夫1900~2001,浙江吳興人。曾任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部長、中央政治委員會秘書長,與其兄陳果夫同為CC系的首領。1949年12月去台灣,1950年,蔣介石「改
造」國民黨,整肅CC系,陳知大勢已去,寫信給蔣請求出國,離開了台灣,在美國辦了一個小型養雞場。與其妻過起了清苦恬淡的田園生活。1967年,陳立夫偕夫人返台定居,但除讀書自娛,就是推動中醫之學,不過問政治。
宋家
宋家和下面的孔家的情況比前面二家都要好一些,主要宋子文和孔祥熙原本都是商人出身。宋子文還算一個外交家,孔祥熙則是單純的商人。
---------宋子文,還挺帥的哦
宋子文去世以後,他的家屬曾把他們保存的宋子文的58箱的檔案,都捐給了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檔案館。由於當時宋美齡,蔣方良等人還沒有去世,宋家要求其中17箱的機密文件保密十年,禁止民間人士閱讀。到了最近隨著二位老夫人的去世,這些資料為美國方面全面解密,這些都讓老薩欣喜不已。
這些資料中包括:1941年宋子文手書個人財產清單、1949年宋子文開列其在中國大陸被沒收的個人房屋地產清單、1950年宋子文致美國國會和國務卿杜勒斯表示願意公開個人財產的有關信件、1968年宋子文自列個人財產記錄和1971年紐約遺產法庭關於宋子文個人遺產分割執行書等。
宋子文的每份財產報表都有美國會計師的簽名,在美國,會計制度極為嚴格,這種簽名非常嚴謹,是絕不可能作假的。
從遺產分割書來看,1971年宋子文去世時,他的非固定財產只有100多萬美元,加上經過二十年時間大為升值的房產(二十年內美國房價升值大約7到8倍),除去稅收以後不過400多萬美元。雖然按照當時的匯率來說也能算是一個不錯的富人,但是與以前被攻擊為世界首富之稱是沒有法子相比的。
還有一些關於宋子文晚年私人財務的資料。據說宋子文到美國以後曾經做過一些金融股票的投資。不過美國股票市場非常動盪,宋子文雖然是經濟老手也馬失前蹄過,投資中有過一定的的損失。資料顯示,為彌補炒股的虧空,宋子文曾將他位於紐約第五大道的豪宅以28萬美元的價格向銀行抵押(老薩語,號稱美國第一大街的第五大街的房子才抵押28萬美元,可見宋老當時經濟之困難)。
總之,宋家在美國算是富人或者說是中產階級,但是這種程度的富翁在美國隨處都是,根本沒有什麼稀奇。
孔家
可以說四大家族中最富的就是孔家了,而實際說起來孔家卻是參與政治最少的一個家族。
陳氏兄弟長時間控制國民政府的情報機關和國民黨的黨產,勢力強大。
宋子文作為國民政府的主要外交家和列強周旋近二十年。
蔣家自然不必說了。而孔祥熙從政也不過是主要管理金融界,從後世看來孔祥熙擔任中國金融界的主要掌舵者的期間正是中國經濟幾十年來最為困難的二個時間。
1933年4月6日,孔祥熙被南京政府任命為中央銀行總裁。當時南京政府每月國庫收入約為1500餘萬元,而每月支出賬面數字就為2200萬元,其中軍費一項為1800萬元,每月赤字就達700萬元。當時財政部由宋子文負責,由於九一八和長城會戰等原因,1933年前半年國庫就有6000萬元的新虧空。宋子文表示自己才能不足以扭轉這個局面,希望辭職。10月29日,蔣批准宋的辭呈,以孔祥熙繼任行政院副院長兼財政部長並仍兼中央銀行總裁。
孔祥熙上台以後採取了一系列大膽和出色的手段,不但很快穩定了國家的金融秩序,還把財政收入轉為盈餘。同時和列強關於歷史外債問題達成了共識,最重要得是建立了法幣體系―――這也是保證八年抗戰勝利極為重要的一個決策,影響深遠。
----------商人風度的孔祥熙
抗戰開始以後,孔祥熙被任命為行政院長兼財政部長和中央銀行總裁。此時國家財政形式艱難到了無以形容的局面。由於抗戰開始二年那,中國華北、東南廣大地區相繼淪陷,中國海岸線被日軍全面封鎖,沿海重要城市也大多被日軍佔領,占戰前財政總收入90%以上的關稅、鹽稅、統稅和煙酒稅的稅源大部喪失。
國民政府此時要維持一支400萬的軍隊,還有數以千萬的逃往大後方的中國難民和大小的政府機關的職員,實在是非常可怕的局面。
孔祥熙為此建立了一整套戰時經濟制度,雖然到了後期普通老百姓生活非常痛苦,法幣也幾乎成為廢紙,但是中國的經濟在抗戰中始終沒有垮掉。中國幾百萬軍隊雖然糧餉不足,但是仍然始終保持必須的供應,以保證其可以繼續作戰。
到了1944年由於孔祥熙幾次強烈要求美國政府立即支付美軍在華費用的墊款問題(當時美軍在華建設了幾十個機場,費用都由國民政府墊付,耗款上億。美國後來在抗戰結束以後採用大量軍用垃圾(所謂的剩餘物資)沖抵)和希望美國加大援華力度,引起美方人員的厭惡。後在1944年要求蔣介石讓孔下台。
孔於1945年辭職,從此不問政治。1947年秋,孔夫人宋靄齡在美病重,孔祥熙赴美照顧,就此在美國居住十多年之久。
大家可以看到,孔祥熙早在1915年就通過獲得殼牌石油的山西代理權,賺取了巨額的財產。到了一戰期間又通過賣給歐洲交戰國重要的戰略物資大大賺了一筆。之後又涉足上海的股票期貨界,收入也頗豐。在1925年之前孔家已經當時全國有名的大富豪。而他擔任公職的時均是國民政府經濟最為困難的期間,各國援助抗戰的資金都是杯水車薪。孔就算有心貪污受賄恐怕也找不出這份錢來。
到了1945年滇緬路開通,美國開始加大援華力度的時候,孔已經下台,根本沒有大額貪污的機會。
孔家現在在美的財產卻是也不少,主要都是孔家長子孔令侃早年精明的在美國投資房地產的所得。早在佛羅里達迪斯尼世界未建之前,他就以低廉的價格購買了附近的不少廉價土地,到五十年後的1997年就賣出了2000萬美元的高價,不過其中大部分都捐給周邊的學校及醫院。而紐約蝗蟲谷的孔宅在宋美齡死後的1998年也拍賣得到300萬美元。
不過孔家也不算是巨富一類。
當年杜魯門政府誣陷孔祥熙貪污了7.5億美元。之後由於壓力實在過大,在孔祥熙強烈要求下,美國參議院外交委員會和財政部用了很長時間的調查以後,公布了一個華人在美資產的材料,資料統計了在美全部華人的資產。
最終所有華人在美國銀行的存款不超過5000萬美元。其中最大的存戶,只有100多萬美元。而且這些存戶中,大部分是僑居美國經營商業的華僑,且都在美國居住年代很久。
由於美國金融界有保護每個儲戶隱私的法律和傳統,所以當時沒有透露具體每個儲戶的財產數。不過這5000萬的存款中當然包括孔祥熙,不管孔家佔5000萬中的多少比例,都說明其絕對稱不上巨富。
一切都無需多說吧?
薩沙06年10月作於金陵
一個社會必然會有不同的階級.當今有特色的社會主義還有很大的貧富差距,就別提資本主義政府了.國民黨政府的失敗,說明走資本主義道路在當時中國這個落後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農業國走不通.
共產黨的勝利在於他所代表的工農無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在中國遠比國民黨代表的中產階級和大資產階級有力量.是當時國情所定的.換過來在一個富足生產力而較高且人口不大的小國,社會主義制度就並不適合.也就是說共產主義也不是放之四海皆準的.
共產黨推倒的是一個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政府,而不是一個完善的以三民主義為指導的民主政府.
1、只有3萬人的共產黨?差太遠了吧。
2、四大家族清廉?也談不上清廉,只是沒有傳聞的那麼差,基本上還是拿本分錢。但當時國民黨整體貪污腐敗很厲害,這是沒有問題的。所以蔣介石到台灣後,力行清黨,把那些老朽、舊人都踢出去,才面貌一新。
3、不能以成敗論英雄,這是魯迅教導我們的。勝則聖人,敗則狗矢,這是中國人劣根性的典型表現。看看人家美國,對南方李將軍的態度。國民黨在台灣二次落敗,是選舉政治的必然。只要是真正的選舉政治,就沒有哪個政黨能一統萬年的。相反,主動轉向民主政治,這是國民黨對中國政治最大的貢獻。
老蔣失敗的原因很多。首先老蔣從沒有真正統治中國.在大陸一直與各地軍閥、小日本、共產黨斗爭。沒時間治理國家。國內經濟尤其是農民問題沒得到解決。所以老蔣在台灣進行了五次土地改革。根本解決了農民問題,為台灣經濟發展打下了基礎。其次蘇聯對中共支持不遺餘力(至少在淮海戰役之前。因為蘇聯想劃江而治)而美國由於史迪威個人對蔣的厭惡導致美國政府對蔣支持不夠。要知道抗戰剛結束,百廢待興,沒有有力支持打仗談何容易。抗戰勝利對蔣的官員有麻痹思想。導致貪污腐化,為此蔣派蔣經國打老虎,懲治貪污。但由於國民黨內部派系林立收效不大。
感謝博主,還我們山西人孔祥熙清白名譽!!
蒼天有眼,讓歷史恢復本來面目吧!!
希望當今政權不要走滿狗政權的老路,冥頑不化,逆歷史潮流而動,拒民主政體視若洪水猛獸,守共產主義這一老毛子都唾棄的垃圾為國寶,那就是中華民族第三次亡國的開始!!!
這一次,恐怕要滅亡在俄國老毛子手上!!
然後,通過大規模的雜交,中華民族這一人種徹底在歷史上消亡,,,,
蔣介石一生中不知收到多少賄賂,但其中的三次受賄最引人矚目。因為他接受的不是一般財物,而是罕見的奇珍異寶。
第一次受賄是在1928年,行賄者是第十二軍軍長、土匪軍閥孫殿英。
孫殿英當時駐守在河北省薊縣(現為天津市管轄)馬伸橋一帶,距離遵化馬蘭峪的清東陵不遠。1928年6月,他以進行軍事演習為名,秘密挖掘了慈禧墓和乾隆墓,得到了大批的寶物。孫殿英東陵盜寶的消息很快傳遍全國,各社會團體紛紛發表通電,要求嚴辦盜陵者。閻錫山命令河北省主席商震嚴查此事,蔣介石也發出了「通飭所屬,一體嚴密緝拿,務獲究辦,毋稍寬縱」的命令,孫殿英派駐北平銷贓的師長譚溫江被逮捕。
孫殿英見形勢嚴重,於是多方設法,尋找門路,為自己的罪行開脫。後經他的頂頭上司徐源泉的幫助,打通了宋美齡的關節,他立刻送上一批稀世珍寶,其中有慈禧鳳冠上的特大珍珠。抗戰期間宋美齡去美國訪問,將此珠綴在鞋上,使白宮總統見了都大吃一驚。同時,孫殿英又把乾隆墓中的九龍寶劍和一批名貴的古玩、字畫送給了蔣介石(蔣介石還找文物專家進行過鑒定)。送給宋子文的是慈禧頭枕的翡翠西瓜。送給孔祥熙的是慈禧鞋子上的寶石。閻錫山、徐源泉等高級官員也都有饋贈。這樣層層賄賂的結果,終於使孫殿英化險為夷。
第二次受賄是在1935年,行賄者是號稱「青海王」的馬步芳。
馬步芳原是馮玉祥的部下,中原大戰時叛馮投蔣,被任命為第九師師長,後被擴編為新二軍,但蔣介石只給番號,並不發餉,目的是為了控制地方勢力的發展。為了向蔣介石索要軍餉,馬步芳組織了一個「要餉團」去南京。他們到南京後,經多次申請,蔣介石才答應接見10分鍾。見面後,蔣介石東問西問,故意消磨時間,時間一到,蔣介石就起身送客,弄得個無功而返。
「要餉團」在南京活動數月,軍餉還是沒有要到。這時,從青海給駐京辦事處運來200匹駿馬,他們就以給蔣介石祝壽為名,將馬獻上。軍政部派人收了馬,發給一些飼養費,軍餉仍無著落。「要餉團」再次研究,認為蔣介石還是收禮的,於是他們又千方百計弄來十幾張海龍皮,做了一件皮大衣。這種海龍皮,毛色黑而褐黃,價格十分昂貴,而且很難買到。他們又多次託人,才將皮大衣送到宋美齡手中。
幾天之後,軍事委員會通知「要餉團」說:「奉委員長諭,明日上午10時,青海代表由朱培德廳長代見。」見面後,朱轉達蔣意說:「年度預算已過,今年不可能照準,但已列入下年度軍費預算。你們遠道而來,留京日久,可撥給臨時費10萬元。」「要餉團」終於圓滿而歸。
第三次受賄是在1938年,行賄者是第十一集團軍總司令李品仙。
1938年1月,李品仙奉命駐防在安徽壽縣。在他轄區內的壽縣田家庵附近,有一座楚懷王墓,隨葬品也一定為數可觀。於是他以「軍事演習」為名,開始尋找古墓,歷時3個月,才將古墓挖開,墓內的隨葬品有綠色大翡翠球一個,鑲金柄銅劍兩把,金銀碗瓢數十個,還有一些不知名的奇形怪狀的古物。最貴重的是那口棺材,李品仙設法把這些木材運回廣西老家,再轉到香港,以每根500元的價格賣給了一個英國人。
李品仙盜墓的消息,很快密報到宋美齡耳中,她十分生氣,想當年孫殿英盜寶,還將最好的寶物進獻,李品仙竟敢隱匿不報,一毛不拔。於是她親自把一封舉報信送給蔣介石,蔣介石立即命戴笠查明此事。
李品仙盜墓後,一直也忐忑不安,得知蔣介石調查此事,立刻採取了補救措施。他正式寫了一份報告,說明挖掘古墓是為了使文物不致落入敵寇之手。一式兩份,呈報給蔣介石和李宗仁,同時派專人給二人送去厚禮。送給蔣介石的是那個大翡翠球和金銀碗各一對,送給李宗仁的是古劍一把和金碗一對。其他有關人士也都送了禮。禮物送到,蔣介石、宋美齡也就心照不宣,不再追究此事。後因李品仙積極對日作戰,第二年,就被委任為安徽省主席。
四大家族是國民黨的絕對上層,自身清廉未必不可信。
同樣道理,現今大陸黨政內部丑聞多多,但真正的上層核心未必不清廉,未必不一心為公。
很明顯,保得了核心未必保得了全體。
現在的問題更多是管理、制度上的問題,根本不是什麼思想、主義的問題。
所謂思想、主義之類只是幌子,工具而已。
從政治到經濟,造假是有傳統的,什麼"三座大山","四大家族",一套一套的,謊言說上千遍也就成了真理,玩的便是假大空一招!
什麼四大家族,比起什麼周金伙、荊福生、陳良宇等等可窮多了,有什麼好臭屁的,咱們現在隨便一個省廳幹部的資產比起他們所有人的財產總和還多,幹麼滅自己威風,長敵人志氣呢?
文物要看保管在那個國家保險,看看文革毀了多少文物,這是對全世界犯的罪。比塔利班炸毀大佛惡劣多了。多虧老蔣當年帶走了一些,而且保存條件比大陸好。
② 在中國,是那個黨打敗日本的
國民黨!
新四軍總共才消滅不到一千日軍!八路軍消滅的日軍才十幾萬,剩下的全是國民黨消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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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我需要知道委員長 6次圍剿 全部歷史資料
其實國民政府對蘇區的圍剿之前已經有過四次,但是正式的圍剿應該從第三次算起.
1930年和1931年二次圍剿,都是地方部隊參加,中fe央軍根本沒有介入.
第一次圍剿中hg央軍沒有參與在於規模空間中原大戰剛剛結束,中gh央軍要對付地方軍閥的後續作戰,實在沒有精力參與.
而第二次圍剿則是國民黨大老林森,胡漢民等人一起聯合要迫使蔣介石下野,當時蔣介石被迫軟禁胡漢民,國民黨大老隨即群起攻之.國民黨內搞得天翻地覆,蔣也實在沒有精力再去對付紅軍
前兩次國軍都是地方部隊,如贛軍,湘軍等!這些部隊各自為戰,戰鬥力很差,而且幾乎沒有統一的指揮,結果必然被戰斗意志頑強的紅軍擊敗.
到了1931年7月到9月,中af央又開始了第三次圍剿.這次開始,中et央軍開始介入.圍剿也由中re央軍高級軍官陳誠將軍統一指揮.
國軍這次圍剿從軍事上比較成功,一度攻陷蘇區大部分戰略要地,但是沒有能夠打擊到紅軍的主力.
但是與此同時,國民黨反對派汪精衛等人在廣州成立的另一個所謂的南方國民政府,並且出動二廣部隊和北方的石友三配合南北夾擊中eg央軍,一度攻陷湖南江西大部分地區.
這還不算最嚴重的.到了9月,九一八事變突然爆發,張學良不戰而退,蔣介石被迫停止第三次圍剿.
除了外界因素的影響以外,在這三次圍剿中,國民政府中ed央軍和地方軍閥部隊都採用了錯誤的戰略戰術.
用後來國際軍事顧問李德的話來說:敵軍想一口吃掉蘇區.他們雖然曾經一度深入蘇區,甚至佔領了蘇區首都瑞金,但是三次圍剿必然要失敗.敵軍根本沒有充分的准備,沒有考慮到政治經濟和地理的情況,特別是敵人的軍事戰略不符合有組織游擊戰和運動戰的新要求.敵人愚蠢的排成漫長的行列行軍,而且是大部分行軍是在叢山的地區迅速推進,沒有足夠的掩護和偵察,更不用說是堡壘了.加上他們之間屬於不同的派系,沒有統一的指揮,互相也缺乏支持還鉤心斗角,他們甚至樂於坐視友軍的毀滅.
結果就是敵軍單個縱隊,整團整師的敵人在蘇區腹地之中,被紅軍誘引到埋伏圈殲滅.
根據以上所有的問題,國軍從第四次圍剿開始,使用了新式的戰略和戰術.
新式戰術的第四次和第五次圍剿
老薩一直願意把四次和五次圍剿放到一起來看.
他們其實是一個完整的軍事行動,前後具有很強的一貫性!
第四次圍剿是第五次圍剿的序幕,他主要是肅清中rth央蘇區外圍的戰斗.最終粉碎了鄂豫皖蘇區和湘贛蘇區,消除了他們對中dtr央蘇區的支持.
第四次圍剿開始,蔣介石從軍事,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方面都進行變革.採用全新的戰略戰術對付紅軍,最大程度上削弱紅軍的優勢.
但是第四次圍剿剛剛進行不到一個月,日本關東軍入侵熱河省.國民政府急調二十五萬主力在華北和日軍激戰,被迫停止了這次圍剿.
第五次圍剿則不同了,蔣介石為了徹底肅清蘇區,改組了南昌行營。
蔣將第二,三,四次圍剿的負責人何應欽解職,任命江西省主席熊世輝為行營辦公廳主任,原行營參謀長賀國光擔任第一廳廳長,行營秘書長楊永泰兼第二廳廳長。
蔣介石親自指揮第五次圍剿,南昌行營的權力范圍擴大到 閩粵湘贛浙五省。
軍事上
共方面一直把第五次圍剿歸結為路線上的錯誤,其實這是不對的.
第五次圍剿的失敗,從根本上來說是軍事上的失敗.
第四次圍剿開始,國軍在國軍將領柳維垣,戴岳等人的建議下,開始採用著名的碉堡戰術對付紅軍。
這個戰術後來在經歷過一戰的德國顧問—德國國防軍之父馮.賽克特將軍和的指導下,越發完善和壯大.
所謂碉堡戰術簡單來說就是穩步推進的合圍戰術.
蔣介石分析前三次圍剿的失敗作戰教訓,決心使用自身的優勢瓦解紅軍運動戰的優勢.
國軍採用步步推進的戰略,主力從蘇區四面合圍過來.
和以往不同的是,他們不急於推進,而是走一步就修建一個碉堡.
沒有重武器,是無法打陣地戰的,尤其無法打破國軍的碉堡工事。
紅軍的步槍和手榴彈實在無法有效破壞國軍的水泥或者磚石結構的碉堡。
以碉堡作為依託,國軍只用較少的部隊(一般一個碉堡只有一個班或者一個排駐守)就可以封鎖住紅軍的連營一級的進攻.
而大量的部隊則集中在碉堡後方,隨時准備圍殲進攻碉堡的紅軍部隊.
而且國軍並非單純修建類似日軍抗戰中那樣的孤立炮樓,而是在德國軍工專家的幫助下,修建了可以互相支援的碉堡體系.
就雙方實力的對比上,根據李德的回憶:國軍用於圍剿中tytt央蘇區的兵力約40萬,其中中ty央軍多達30個師,地方軍閥福建十九路軍5個師,廣東陳濟棠的7個師,湖南何健湘軍3個師.
而中央蘇區的紅軍正規軍約有10多萬人,還有7到8萬地方武裝部隊.
失敗的結局看來難以避免了.
在建國以後,我們一直指責李德他們打單純的陣地戰,這顯然是不符合歷史。
李德的短促突擊,其實並非陣地戰,而是針對碉堡戰術的一種運動戰。 對此,紅軍中最有能力的二個軍團長,彭德懷和林彪也表示認同。
但是執行起來問題卻很多!
老薩說,短促突擊也是不得已的辦法,它如果成功,就意味著國軍犯了錯誤。如果國軍不犯錯誤,短促突擊是不會有什麼戰果的。
其實如果紅軍有重武器,比如平射炮,打破碉堡戰術的難度並不大。
總之,短促突擊的最終結果是,在五次圍剿的戰斗中,紅軍和國軍消耗了幾乎差不多的兵力。
最終紅軍被合圍在蘇區腹地較小的區域內。
這時候,紅軍只有一個選擇:就是放棄中ghh央蘇區,躍出碉堡線的封鎖,跳到外線作戰。
紅軍被迫開始了著名的長征!
蘇區人力上的衰弱
除了軍事上衰弱以外,紅軍在兵源補充上也出現了嚴重的問題.
雖然一度發展到17,18萬人的規模,但是這已經是蘇區所能承受的極限了.
由於長年的戰爭,紅軍自身兵力消耗也不輕,需要大量年輕的新兵進行補充,才能保證旺盛的戰鬥力。
但中央蘇區本身就在貧窮落後的江西蘇區,人口也比較稀少.在1933年,蘇區人口總數不過300多萬,適合兵役的成年男子不過60萬人左右.但是由於忙於艱苦的勞作,他們普遍身體瘦弱,有很多人還有慢性疾病,能夠參軍的最多隻有40萬人.
但是還要除去政ee治不合格的比如地主,富農,反革re命分子和其他不可靠的人,滿打滿算能夠服役的人約30萬人.
當時紅軍兵力徵召幾乎已經到了極限。紅軍原有4萬多人,在從1933年5月到10月,紅軍新徵集6萬青年加入部隊。11月到12月,又徵集2.5萬人。短短半年時間徵集8萬5000人進入部隊,這個數量相當驚人。
通過大量徵兵,紅軍到了1934年底,紅軍數量已經達到14萬人左右.也就是說,已經吸收了一半的可用兵源!
這就當時的情況來說,已經是很多了.因為江西蘇區仍然也勞動密集的稻米種植為主要糧食來源,必須要有相當的男勞力從事農業生產。這種工作單靠婦女和老年人是不行的.
到了第五次圍剿後期,由於紅軍在一年戰斗中損失嚴重,開始大量徵召新兵.
據當時紅軍高rt層回憶:長征之前,紅軍隊伍不斷地擴大,各縣男子已所剩無幾。一九三三年長岡鄉四百零七名青年中有三百二十名參加了紅軍,只剩下婦女和老人。
到了五次圍剿快結束的時候,蘇區適齡青年幾乎全被參軍或者成為紅軍的民夫, 上杭縣才溪鄉,共有二千餘人口,在一次一次的擴軍後,鄉里只剩下男青年七人.
大量青壯年男子投入前方後,農村勞動力嚴重缺乏.
1934年4月,興國縣的紅軍家屬達61670人,留在後方的基本都是老弱病殘。雖然蘇區中ey央努力動員婦女參加田間勞動,並加緊調動地主富農舉行強迫勞動,但勞動力缺乏仍然成為突出問題.
1934年春耕期間,主要因勞動力缺乏,各地尚未耕好的荒田,不下十二萬擔。以汀州為例,紅軍家屬由於田地荒蕪,1934年夏收前缺糧者達到1575人。
蘇區物資的缺乏
對原本就落後又忙於戰亂的蘇區進行經濟封鎖,實在是非常實用的招數.
長達一年多的封鎖和蘇區大量青年參軍導致農村勞動力不足.到了第五次時期,蘇區出現嚴重的物資缺乏問題,其中糧食問題尤其嚴重.
錯誤的政策
這是歷史的禁區,老薩就不多說了.
早期蘇區曾經劃過成分,當時地主和富農大約百分之七左右.這個數字對於貧窮落後的蘇區來說,其實已經很高了.其實因為江西蘇區過窮,很多所謂地主用全國觀點來看最多隻是富農.至於富農就更別說了!
五次圍剿前後,中央卻又搞了查田運動,說是要清查漏劃的地主和富農.把地主和富農的土地一律沒收,推行「地主不分田,富農分壞田」,要求消滅富農和地主,消滅富農經濟。
結果是,不但地主和富農被一掃而光,很多中農被錯誤的增劃進富農地主的行列,遭到了斗爭.
有過農村生活經驗的人都知道,富農和中農是農村生產力主要構成部分,他們和地主不同,大多是吃苦耐勞而且較為有頭腦的農民.貧農除了受地主壓迫以外,自身很多缺點也是他們時代貧窮的原因。富農,中農遭受打擊使得蘇區生產力大為下降!
這些都引起群眾的相當不滿,部分地區甚至出現群眾逃往國統區的情況.
國軍方面的政hj治和文化手段
蔣介石一直把第五次圍剿說成:軍事圍剿,經濟圍剿,交通圍剿和文化圍剿。
而蔣介石的智囊楊永泰更是把五次圍剿說成:三分軍事,七分政治。
除了軍事手段以外,為了消滅紅軍在政yr治上和文化上的宣傳優勢,國民政府方面也相應的進行改進.
這些宣傳起到相當大的作用,根據李德回憶,在五次圍剿期間,國軍只有很少士兵投降,叛變的則是幾乎沒有.比起以往動輒整師整營的投降,實在無法同日而語了!
第六次就是到陝西後有張學良為主的那一次,由於張發動西安事變而終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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