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學家余英時在研究中國近代歷史過程中

⑴ 中國近百年來有名的歷史學家有哪些

近代以來開山歷史學家，首推梁啟超，引進了西方史學。隨後較有貢獻的則是回何炳松，其人是名家答何炳棣族兄。
清華四大導師中的王國維、陳寅恪以及陳垣、錢穆，稱四大歷史學家。
同時期的呂思勉，自學成材，隱為一大重鎮。
張蔭麟，時人目為天才。
胡適的弟子傅斯年、顧頡剛、羅爾綱，各成一家。
蔣廷黻，由政治學家而歷史學家，亦為當時所中。與蔣類似的還有此後旅居海外的蕭公權、何炳棣。
黎東方，則可謂當時的大眾歷史學家，頗受一般民眾歡迎。
馮友蘭，雖然一般被認為是新儒家之一，不過亦可稱為歷史學家。
接下來自然是馬克思主義史學家，開山人物是郭沫若、陶希聖，此後的名家則有翦伯贊、周谷城、範文瀾、胡繩、呂振羽、白壽彝、陳旭麓等。
晚近以來，優秀學者甚多，目前年紀較大、資望較高者如楊寬、劉桂生、戴逸、李侃、李時岳、林華國、劉大年等，年輕者更是人才輩出但要稱為大師，似乎還需要時間檢驗。
同時期流落海外學者中，可稱為大家似有殷海光、林毓生、余英時、郭廷以、劉廣京等。

⑵ 請教大家幾道歷史題目

1這道題從直觀上選就是D，因為ABC明顯是錯誤的，根據「邑制國家-領土國家-帝國」這回一過程我們可答以看出國家的統一性越來越強，其實也就是從商周到秦漢的國家形態的演進，可以得出的結論就是國家的組織結構越來越嚴謹，大一統的形成
2「宋代的士階層在中國（古代）史上最能自由發揮其文化和政治功能的朝代……」發揮其自有，可以得出C因為明經諸科考的就是識記方面的內容只要四書五經背得好就可以做官，顯然與士階層自由發揮相沖突，還有D說道宋代就不得不提D商品經濟的發展，宋代是我國商品經濟最繁榮的朝代，學世界歷史我們都知道，西歐資本主義的發展在政治上要求民主自由，這個同樣可以用到這里，宋代商品經濟的發展在政治上要求自由
3BC顯然不合題意，君主專制沒有被削弱，也更影響不到近代的社會革命，A是表現，它和題干一個意思，和擴大相許可權制君權應該是並列的，就比如.明清時的早期啟蒙思想家深入批判封建君主專制制度主張用擴大相權、限制君權。就這個意思，另外深入這個詞也值得推敲
4有能力讀的很多，但讀到的很少，就說明了影響有限。而A明顯錯誤不適合中國需要，C《海國圖志》沒有要發展資本主義D當時還沒有開始明治維新吧

⑶ 請問余英時的學術成就和地位以及代表作

余英時唐獎第一屆漢學獎獲得者。

在超過半個世紀的學術生涯專中，余教授深入探究中國歷史屬、思想、政治與文化，以現代知識人的身份從事中國思想傳統的詮釋工作，闡發中國文化的現代意義，論述宏闊、見解深刻，學界久尊為海內外治中國思想、文化史之泰斗。「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為傳統學者治史之宗旨，余教授以其研究撰述與人生實踐，對此語做了最佳的現代詮釋。

著有《漢代中外經濟交通》《歷史與思想》《史學與傳統》《中國思想傳統的現代詮釋》《文化評論與中國情懷》《歷史人物與文化危機》、《士與中國文化》《中國近世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朱熹的歷史世界》、《方以智晚節考》《論戴震與章學誠》等。
2006年，余英時榮獲有「人文諾貝爾獎」之稱的「克魯格人文與社會科學終身成就獎」。 2014年榮獲唐獎首屆漢學獎。

⑷ 中國現代有沒有中外歷史都研究的歷史學家

余英時 研究西方文明制度 也研究中國文化

⑸ 歷史問題

轉石效應
作者：馬立誠 出版社：浙江人民出版社

戊戌變法並非幾個書生紙上推演的「策劃」，也不是毫無鋪墊的空穴來風，它是清朝自19世紀60年代到90年代推進洋務運動的一個必然結果。
洋務運動又稱「同光新政」（同治到光緒年間的新政）、「自強運動」，主要是採用西方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創辦中國早期工業，吸收西方的設備、技術、管理、人才，推動經濟改革。一時間，製造局、招商局、電報局等破土而出；開礦山、造槍炮、修鐵路成為最時髦的新興產業。
洋務運動雖然是從發展經濟著手，但它給中國打開了一扇新的大窗，引起的變化自然波及方方面面。隨著洋務運動興起，「天賦人權」、「物競天擇」、「君民共主」等西方哲學思想和政治思想第一次傳進我們這個古國，在知識分子心裡開始發酵。
梁啟超曾經說，洋務運動是戊戌維新的先導。
聰明的嚴復在1896年2月與梁啟超討論變法時，也點破了這一點。即所謂：「一思變甲，即需變乙，至欲變乙，又需變丙。」由經濟體制改革出發，最後一定會牽涉行政體制、法律體制、政治體制改革。
史學家余英時說，改革往往牽一發而動全身，一經發動，便如危崖轉石，非達於平地不止，經濟體制改革初見成效之後，浪潮就會沖擊到法律和政治領域。這就是余英時提出的「轉石效應」。
1894 年7月到1895年3月，清朝軍隊在中日甲午戰爭中失敗，洋務運動中建立起來的號稱亞洲第一的北洋海軍全軍覆沒，清政府被迫與日本簽訂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將台灣割讓給日本。之後，俄國又取得在東北佔地築路的特權，強行租借旅順和大連灣，東三省完全被俄國掌控。國勢的衰敗和國人的強烈不滿，成了戊戌變法的助燃劑。
洋務運動搞了幾十年，怎麼是這樣一個結果呢？主張維新的志士仁人通過反省得出結論：僅強調學習「船堅炮利」遠遠不夠，結果是「盜西法之虛聲而沿中土之實弊」（嚴復），必須在洋務運動基礎上進行全面改革，尤其是制度變革。
1895 年5月2日，正是甲午戰敗的國恥之際，在京參加進士考試的康有為、梁啟超挺身而出，率1000多名舉人上書朝廷，要求變法，揭開戊戌變法序幕。這是有名的 「公車上書」（漢朝用公家車馬接送被朝廷征舉的知識分子，後人以「公車」作為各地舉人進京考進士的代稱）。
上書遞到都察院。都察院說《馬關條約》已批准，無可挽回，拒絕接受。但上書的內容不脛而走，猶如一塊巨石投進湖水，產生了激烈的震盪和沖擊。
上書第二天，康有為中了進士，被授予工部（負責重大工程營建）主事（相當於處級）。5月和6月，康有為寫了上皇帝第三書和第四書（早先有兩次上書，光緒未看到），第三書終於抵達御案。光緒立即命令抄送慈禧、軍機處和各地督撫。
當時，維新人士把所有的希望都寄託在年輕而又開明，變革思想十分強烈的光緒皇帝載（1871～1908）身上。
維新派有一個重要的參照——此前展開的日本明治維新運動中（1868～1898），年輕的明治天皇順應潮流，加以促進，是明治維新成功的原因之一。這個因素，在中國政界和學界發揮了很大的示範效應。
改革派領袖人物黃遵憲在他的《日本雜事詩》序言中說：日本明治維新以來，「進步之速，為古今萬國所未有。」他專門寫詩頌揚明治維新，下面加註說：「偉矣哉，中興之功也。」
康有為更是極力鼓動效法明治維新。當時中日處於敵對狀態，但康有為主張「以強敵為師資」。他編寫了《日本變政考》一書，書中說：「我朝變法，但鑒於日本，一切已足。」然後把這本書進呈給光緒。康有為每次上書都強調仿效日本明治維新，實行變法。
孫中山也用明治維新鼓舞人們的鬥志。他說：「日本維新是中國革命的第一步，中國革命是日本維新的第二步，中國革命同日本維新，實在是一個意義。」

⑹ 當代學者余英時在評述民國時期某一運動時說：「中國人（至少是知識分子）逐漸建立了一

答案D
本題考查學生對洋務運動的理解。材料反映的運動是新文化運動，它對東西方文化
存在著絕對否定和決定肯定。D項的說法是錯誤的。所以選D。

⑺ 余英時的學術貢獻

唐獎第一屆漢學獎頒發給——余英時
在超過半個世紀的學術生涯中，余教授深入探究中國歷史、思想、政治與文化，以現代知識人的身份從事中國思想傳統的詮釋工作，闡發中國文化的現代意義，論述宏闊、見解深刻，學界久尊為海內外治中國思想、文化史之泰斗。「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為傳統學者治史之宗旨，余教授以其研究撰述與人生實踐，對此語做了最佳的現代詮釋。 余英時教授是享譽國際的史學大師，為全球最具影響力的華裔知識分子，他在中國歷史、尤其是思想史和文化史方面所作的研究，皆扮演開創性的角色。2006年12月，余先生獲頒美國國會圖書館「克魯格人文與社會科學終身成就獎」（John W. Kluge Prize），中西方學界皆推崇先生為二十一世紀中國史學之泰斗。
余先生於1967年出版首部英文專書Trade and Expansion in Han China: A Study in the Structure of Sino-Barbarian Economic Relations，開始在美國學界嶄露頭角。其後，有感於自己英文研究成果在東方學界讀者有限，余先生乃改用中文撰述，期待研究成果可以傳布至西方漢學圈外。《歷史與思想》一書是余先生在台灣刊行的第一部論文集，此書不僅准確呈現余先生的治學取向，例如中國文、史、哲之間的相互關聯，以及中、西文化與思想之間異同的比較。具體的研究論題而言，集中所收的少數論文後來也都發展成為專書，如《論戴震與章學誠》《紅樓夢的兩個世界》和《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 等。其次，此書是余先生中年以後，改用中文為學術著作主要媒介的開端。
余先生著作等身，從1953年開始發表著作以來，六十年間，余先生出版中英文著作五十九本，論文四百餘篇。舉其重要者，有《歷史與思想》、《中國古代知識階層史論》（古代篇，增訂版《士與中國文化》）《中國思想傳統的現代詮釋》《中國近世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朱熹的歷史世界》《史學與傳統》《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適》《猶記風吹水上鱗：錢穆與現代中國學術》等書。二十一世紀後，大陸亦陸續出版《余英時作品系列》（北京三聯書店）《余英時文集》（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余英時英文漢譯論著集》（上海古籍出版社）《余英時作品系列》（北京大學出版社），使余先生的學術影響遍及學界。在龐大的著述中，余先生的貢獻與學術特色，約有以下幾個方面 ：
一、首先，在半個多世紀的學術生涯中，余先生深入研究中國思想、政治與文化史，貫通古今，涵括了上起 三代，下至明清，甚至當代的各個時段，在當今學界，十分罕見。除了早期有關漢代死後世界觀（Views of Life and Death in Later Han China, 1962）、漢代胡漢經濟交通史（Trade and Expansion in Han China, 1967）的英文著作外，他豐富的中文論著，對於中國歷史，尤其是知識人的政治史、思想史與文化史，都深入加以研究，並提出許多發人深思的議題。比如古代中國「反智論」及其後世之延續、古代中國知識人（士）身份與角色的轉型、傳統時代知識與政治（道統與治統）之間復雜關系、宋明理學從「得君行道「到「覺民行道」的轉變，清代思想發展的「內在理路」說等等，為中國文史領域研究提供了新方法與新思路。這當然與余先生深入理解西方哲學、歷史與文化理論，轉而重新詮釋中國思想與文化有關，也是他始終對於當代中國文化命運深切關懷的結果。
二、余先生以其深厚學養，關注中國歷史、思想與文化中最具關鍵性的理念涵意，及其歷史起源與發展等問 題。延續清末民初以來中西文化異同的爭論，余先生對中國文化「內向超越」特性的闡釋，是現有論述中最為詳明而扼要者，對闡發中國傳統文化的價值與現代意義，貢獻良多。而「內向超越」既為中國固有文化中最為核心關鍵的特色，其承自傳統「天人合一」觀念的歷史淵源及其涵義，也是亟需面對的重大歷史問題。根據傳統典籍與地下考古材料，余先生近來重新反思此一問題，撰著《論天人之際：中國古代思想起源試探》一書，可以視為他對此問題的定論。
三、余先生於普林斯頓大學榮退後，發表千餘頁巨著《朱熹的歷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更 是國際漢學界的一大事件。此書運用一切有關史料，分析中國傳統士大夫訴求的「得君行道」的理想在宋代之所以獲得相當程度實現的政治、社會、文化與思想的原因與過程。然而，由於儒學傳統與傳統中國歷史環境的限制，導致欲落實「仁政」的士大夫無法長時建設制度，也無法保住此一理想的實際效果。最能終落入唐吉訶德式的結局。由於此書的豐富性、清晰性與深厚性，今後凡是從事研究中國傳統在近現代中國的意涵者，無法不正視此書所蘊含的重大意義。
四、余先生研究思想史，雖然對宋明理學十分重視，但基於史學立場，並不接受理學家或新儒家的道統觀──把宋明理學當做儒家精神發展的最高階段、認為清代以下的發展只有學術史意義，在思想史上無足輕重。余先生不僅認為清代考證學的興起有思想史發展的內在理路可尋，即因宋明理學內部義理問題的爭端導致儒學轉向經典考證，而且此種轉向也代表儒學主智論（intellectualism）的興起。清代儒者道問學的精神代表儒學發展的一個新方向，其歷史意義絕不在宋明理學尊德性之下，而且，這個新的發展恰好為儒學從傳統到現代的過渡，提供一個始點。
五、余先生是研究中國傳統的歷史學家，但由於他對於傳統與近現代中國歷史、思想與文化具有同等深厚的 理解與掌握，他對近現代中國歷史、思想與文化領域的著作，因此具有同等的重要性。在《重尋胡適的歷程：胡適生平與思想再認識》與《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 《猶記風吹水上鱗：錢穆與現代中國學術》等書里，他對近代重要知識分子學術地位及治學理念的闡發，乃有目共睹。如陳寅恪所作的隱語詩，經過余先生的破譯，方能窺知他的興亡遺恨與時局針砭，也更深入把握這一個對傳統中國文化精神深入骨髓而同時深具世界眼光的傑出學者的悲涼與清醒。
余先生平日撰述多為專業論著，閑時亦關注文化及政治問題，發而為文，關心的層面由學術擴展及時事，而 且劍及履及。然余先生雖然觀察與評論兩岸政治，並不實際參與政治，對政治只有遙遠的興趣，其出發點乃基於知識分子的社會關懷。 芝加哥大學的余國藩教授盛贊其人道：「余英時教授就是他筆下的中國『士』的典型，一生的研究與經歷都在反映這一點。」

⑻ 余英時的人物生平

余英時原籍安徽省潛山縣官莊鎮金城村 ，生於天津。
燕京大學歷史系肄業。
1950年入讀香港新亞書院，師從國學大師錢穆。
1951年在報紙發表文章。
1952年，成為新亞書院第一屆畢業生。
1955年，被推薦入美國哈佛大學，師從楊聯升，取得歷史學哲學博士學位。
1959年在哈佛認識了張灝。
歷任美國密歇根大學副教授，哈佛大學教授，香港新亞書院校長兼香港中文大學副校長，美國耶魯大學歷史講座教授，現為普林斯頓大學講座教授，並曾於1991年至1992年任美國康乃爾大學第一任胡適講座訪問教授。於美任教期間，余英時培養出許多史學研究人才，包括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黃進興、陳弱水、康樂、王泛森、林富士，以及北京大學的羅志田等人。
余英時曾經比喻自己對政治只有「遙遠的興趣」，會持續觀察政治、評論政治，但不會參政。自1980年代起，他經常在台灣發表許多政論文章，頗獲政府當局的重視。盡管其思想與北京官方思想不一致，但他的著作近年來在中國大陸大量出版。
2006年11月16日，美國國會圖書館館長詹姆士·畢靈頓博士宣布余英時與美國非洲裔歷史學家約翰·霍普·弗蘭克林共同獲得美國國會圖書館克魯格人文與社會科學終身成就獎(Kluge Prize rewards lifetime achievement)。
為表揚余氏一直為史學作出之貢獻，余氏母校新亞書院聯同香港中文大學另一成員書院崇基學院一起成立「余英時先生歷史講座」，以推動中外歷史文化，介紹學術新知。第一屆講座已於2007年舉行，講者為許倬雲教授。 美國哈佛大學歷史學博士（1962）
香港新亞書院第一屆畢業（1952） 美國康乃爾大學第一任胡適講座訪問教授（1991-1992）
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校聘講座教授（1987-2001）
美國耶魯大學歷史講座教授（1977-87）
香港新亞書院校長兼香港中文大學副校長（1973-75）
美國哈佛大學正教授（1966-77）
美國密歇根大學副教授（1962-66） 唐獎第一屆漢學獎（2014）
國立交通大學名譽文學博士（2010）
國立清華大學名譽博士（2008）
國立政治大學名譽文學博士（2008）
日本大阪關西大學榮譽博士學位（2007）
John W. Kluge Prize for Lifetime Achievement in the Study of Humanity (2006)
Senior Distinguished Scholar, John W. Kluge Center, Library of Congress (2005)
Member of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2004)
香港大學榮譽文學博士（1992）
美國明德學院榮譽文學博士（1984）
香港中文大學榮譽法學博士（1977）
中央研究院院士（1974）

⑼ 關於明清中國社會的「現代化」問題。

一、現代化視野下明清經濟史的評論

自從「資本主義萌芽」史學研究範式遭到越來越多的批評後，明清經濟史學曾經沉寂過一段時間。而不久後，尤其近幾年，明清經濟史重新活躍起來。其之所以能夠很快復甦，原因很多，其中，現代化理論的引入與日益擴大的影響，是其中一個重要原因。

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和國力的增強，國人的自信心也便膨脹起來。與此同時，世界史學開始反思「歐洲中心論」的局限，把近代歷史動力來源從單一的歐洲轉向世界各地，其中中國被給予了重要關注。於是，內外兩種契機的綜合，促使中國明清、近代史學界開始從中國內部尋找中國近代歷史的演變軌跡，其中一個重要的結論是中國近代社會的諸多歷史現象較多地繼承了前近代尤其明清時期的內涵，而中國近代時期的現代化道路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延續著前近代尤其明清時期的社會軌跡。這便為明清史研究與近代史研究的接通提供了理論基礎，目前許多學者的研究時段都已經越過了所謂中國古代史、中國近代史的藩籬，而將其渾然一體，而促使其連接的理論來源便是現代化研究範式。即中國古代或者傳統社會的歷史內涵已經成為中國近代社會之所以能夠現代化的資源，甚至中國傳統社會尤其明清時期已經開始了現代化進程，盡管這一進程與西方存在著差別。

現代化理論研究範式影響了明清史研究的各個領域，受其影響最著、成果最為豐碩者為經濟史。

明清經濟史接受現代化理論研究範式，並很快內化為自身研究思路與方法，取得大量成果，原因是顯然的。現代化的重要內涵即是經濟的現代化，這一點由於世界後起的走上現代化道路的國家大都先實現朝向經濟現代化轉向，以及目前中國也主要朝向經濟現代化而努力，而使經濟現代化在現代化內涵中的分量加重了。因此，相對於其他領域，明清經濟史學界能夠更為容易和自覺地接受現代化理論研究範式。除此之外，先前的「資本主義萌芽」理論研究範式下的大量研究，使明清經濟史學界不存在對明清經濟保持樂觀看法的心理疑惑。

不得不承認，近幾年來，在現代化理論研究範式的影響下，明清經濟史學取得了大量研究成果：理論的引進，方法的多樣，交叉學科的研究，選題的新穎等等都使明清經濟史的研究給人一種別開洞天的感覺，讀這樣的論著，也常會使人陶醉其中，而贊嘆不已。她給人的啟發不僅是純粹明清史的，甚至還有關於社會發展進程的，感覺讀著讀著，常有一種所謂的民族自豪感油然而生。因為這一研究範式明顯突出了傳統中國社會經濟與近代中國現代化經濟的聯系，這就使許多論著都把中國傳統經濟尤其明清時期經濟抬到了一個很高的地位，甚至與同時期的西方比起來，不比對方差多少，甚至比肩，乃至比西方還要發達。

鼓舞之餘，我卻心懷疑惑。如果真像研究所揭示的那樣，中國為何沒有像西方那樣走向現代化道路，而只有等到西方用武力敲開大門才開始艱難的、代價慘重的現代化道路呢？

這便讓我開始重新審視現代理論研究範式下明清經濟史研究的真實歷史信息含量和意義。

首先，現代化理論研究範式下的明清經濟史研究是從「問題」出發進行研究的，在某種意義上講，是「問題意識」的產物，是經過歷史學家的搜集、整理、歸類、重點突出、弱點隱藏、再加以編撰、文字潤色而形成的作品。這其中，到底是資料驗證了現代化理論呢？還是現代化理論照亮了一直被掩蓋的歷史資料的真實呢？我本人認為是後者。

這里沒有想抹殺現代化理論研究範式下明清經濟史所取得的成果的意思，我的批評主要基於這一研究過於從理論出發，與理論有親和的歷史信息被重視和突出，而與之有距離、甚至矛盾的歷史信息則被弱化、忽略，乃至曲解。

明清時期，中國商品經濟確實取得了發展，其表現是小城鎮的大量出現、商人數量的增多、社會地位的提高和社會活動能力的增強、國內市場的擴大以及相關機制的運作，如白銀的大量流通，以及相關組織的出現，如公所、票號等、海外市場的開辟等等。小城鎮的大量出現，只能說明商品經濟量的發展，而不具有社會內涵轉變的指向性。商人數量的增多也一樣。商人社會地位的提高和社會活動能力的增強具有一定的歷史意義，因為其關繫到社會價值觀念和社會秩序的轉變問題。商人在傳統價值觀念中，屬「四民」之末，是社會的最下層。盡管現實中商人擁有大量的社會財富和一定的勢力，但很少得到社會的認同，尤其在政府和社會精英那裡，更是遭受歧視。但明清時期不同了，明代開始，商人開始參與慈善等社會活動，贏得了社會精英和民眾的好感。到了清代，商人除了更廣泛地參與慈善活動外，還積極謀求合法化的社會地位，通過捐納獲得社會地位，換句話說，商人開始成為為政府所認可的社會精英階層。這不能不說是一種具有一定指向性的社會變化。

公所、票號、海外市場所蘊涵的歷史指向，如果孤立的說，恐怕難以說清。商人地位合活動能力的問題如果就事論事，恐怕會得出中國社會走向出現新的變化的結論。

在大風凜冽之下，一棵棵如果單處於荒野，會迎風而折的樹木，在以森林的集合形式出現時，卻會昂然無損。任何事物，都是作為整體的一部分在運作，其運作的原因在於整體，其本身的諸多信息，應該結合整體的信息才能很好地把握，否則，得到的信息便是沒有根源的和支離破碎的。我認為結合明清時期的整體社會環境對以上問題進行評價，應該比就事論事更為合適。

我認為不能以明清時期商人社會地位的提高和社會活動能力的增強，作為中國社會走向出現新變化的依據。因為只有清楚這種變化的具體內涵，才知道這種變化的指向。余英時先生關於明清時期士商身份模糊化的論斷，已為史學界廣泛接受。明清時期士商融合是肯定的，但這種融合主要是商人價值觀念和行為方式向士人的轉向。由於一系列原因，明清時期士人很多捲入商業活動，從表面上看，似乎是士人向商人的認同。但諸多現象表明，經商之士人並未放棄士人的一貫思想。修齊治平的理想由於無法作官，便成了經商有成士人的遺憾，為了彌補這一遺憾，他們紛紛參與慈善事業，通過變相方式實現理想。在這一部分商人影響下，商人群體越來越多地參與慈善活動。因此，與其說明清時期商人成為慈善活動的重要力量，推動了慈善業的發展，還不如說是儒家士人在社會層面商實現修齊治平的理想。不僅如此，明清時期商人的經營理念和經營行為越來越深染儒家傳統人際道德原則，這也是商人價值觀念向士人價值觀念轉向的一個表現。清代商人通過捐納制度進入社會上層，提高了社會地位，但這一地位的提高，並沒有增強商人群體的獨立性，相反，加強了商人與國家政權的親和性。商人增強了對國家觀念和權威的認同，而不是獲得了獨立的政治權力。

至於公所、票號、白銀流通這種組織性、技術性的歷史現象，以及海外市場都具有一定指向性。但他們所蘊涵的因素可以有多種指向，可以成為資本主義的先導因素，也可以成為中國傳統社會的輔助因素，還可以有第三種、第四種以至很多我們無法預測的指向。而歷史歷程表明，這些因素與傳統社會結合密切，並未導致商品經濟結構、社會結構出現向著所謂近代化的道路轉變，也並未為中國近代社會的現代化提供多少可資利用的資源。

二、現代化視野下明清社會史評論

社會史在中國自80年代興起以來，方興未艾，現在可以說是如日中天。其中，明清社會史由於資料豐富，與現代社會接近易於理解，並且易於引進理論，而且創始人主要做明清，故而是搞的最好的一個時段。

相對來講，明清社會史引進的理論趨向多樣化，而且對待理論的態度也很謹慎。現代化的理論研究範式，在明清社會史研究中，只是其中一種方法。但隨著明清社會史研究時段延伸到近代社會，這種研究範式也逐漸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許多研究都是在這種範式的背景下，帶著現代化的「問題意識」尋找課題，而且目前有形成一個潮流的傾向。

如果從社會史的角度上看，這樣的研究應該沒有什麼大的問題的。但目前社會史的研究還存在著一些問題。中國社會史學會秘書長常建華先生在上一次社會史年會綜述上曾提倡將社會史與思想史研究結合起來，而直到現在，這種狀況依然沒有大的改變。可以說，除了關於一些本與思想史密切相關的課題如地方神靈的研究外，明清社會史的研究稱為社會行為史的研究恐怕不是太過分。這也難怪。目前社會史研究的對象主要圍繞社會下層來做。下層民眾本就不如社會上層精英有系統的思想，而且即使有些想法，也多因為缺乏記載而湮沒了。另外，社會史注重引進理論，在微觀的分析基礎上，喜歡建構或者修正宏觀的理論，這樣常常喜歡共性的、一般的東西，而對個性的、特殊的東西缺乏興趣。思想本就人人而異，同的思想意義在一定意義上沒有異的那麼有吸引力。所以，社會史的研究演變為社會行為的研究就不足為怪了。

表面上看，社會史演變為社會行為史僅僅是局部研究或者具體方法上尚有不足的小問題。但如果研究時段拉長，設計傳統社會和近代社會，也就是說，有一個現代化理論範式作為研究背景，那麼這個問題就便成大問題了，甚至可以使研究走向偏差。

相同的行為，往往起於不同的思想，甚至相反的思想也會產生相同的行為。要不怎麼有「好心辦壞事」這樣的說法呢。這樣就不能因為前近代社會擁有與近代相同、相似的行為，而斷定二者是相同的。而目前的社會史研究就存在這樣的情況，這樣就會誇大前近代社會行為與近代社會行為的連續性，而忽視其中的變化和不同，乃至對中國社會的現代化進程產生錯誤的判斷。

另外，缺乏對行為背後思想的研究，也制約了明清經濟史的深入研究。上面所說的明清商人價值觀念就是一例。

可見，重視明清思想史的研究，在當前不僅是一個研究內容的問題，還關繫到其他領域的研究以及關於研究的思路、方法和對整個明清社會進行評價和定位的問題。據我個人的看法，明清思想基本指向仍然是傳統的，很多被經濟史、社會史看作與近代社會親和性強的歷史現象，其背後思想，基本是傳統的。可以這么多，明清時期人們依然生活在傳統社會里，產生的一些所謂新的現象，都是沐浴在傳統價值觀念體系中的，其指向也基本是傳統的，與近代社會差異很大。至於西方沖擊之後，中國傳統思想和組織、技術成為了中國現代化的資源，那是因為沖擊之後，其背後的思想已經發生指向性的變化，表面相似，根本卻是相異的。比如章太炎先生、梁啟超先生發現《明夷待訪錄》，如獲至寶，以為是中國民主論的代表作。其實，黃宗羲是等待堯舜明君來用之君臨天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