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領導人訪日歷史

㈠ 七十年代中日建交詳細過程

美國總統尼克松於1972年2月訪華，這使長期追隨美國敵視中國的佐藤內閣十分被動，它的對華政策走進了死胡同。在這種形勢下，有政治遠見並勇於行動的田中角榮取代佐藤出任首相。他明確地說，日中邦交正常化的「時機正在成熟」。

我當時是新華社國際部的編輯，負責編寫田中組閣的新聞。初稿寫得極為簡單，送周總理審閱時被退了回來。總理批評編輯沒有跟上形勢，未能把田中講話的積極而重要的內容寫進新聞。經過學習總理指示，重新寫了一條內容豐富的田中組閣新聞稿，引述了田中首相有關日本「在外交方面，要加緊實現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邦交正常化」的講話，引用了大平外相有關「日本跟著美國腳步走的時代已經過去了。日本現在應該採取負責的行動，獨立作出決定。」等談話內容。

重新編寫的新聞稿送審後，周總理很快就批發了。但在即將發稿時，總理又讓他的秘書打電話來，指示要在新聞中加上在野黨的反應，因為日本在野黨為中日復交進行了長期的努力，是有功的。

總社在1972年7月8日發表田中內閣組成的新聞後，周總理便在9日歡迎葉門民主人民共和國政府代表團宴會上的講話中特意提到中日關系。他說：「在日本，長期以來敵視中國的佐藤政府終於被迫提前下台。田中內閣7日成立，在外交方面，聲明要加緊實現中日邦交正常化，是值得歡迎的。」周總理的這番話，在日本政界引起了巨大反響。7月18日，日本內閣召開會議並通過文件說：「為了謀求邦交正常化，日中政府間開始進行負責的會談，是當務之急。」

1972年9月25日，田中首相和大平外相訪華，經過中日雙方會談，於29日發表了聯合聲明，實現了中日邦交正常化。

周總理親自抓有關田中組閣的新聞，抓的不是一篇新聞稿件，而是抓住了中日復交的時機。

在復交談判過程中，周總理和田中首相建立起相互信賴的關系。周總理引用《論語》中「言必信，行必果」題詞贈給田中首相；田中首相題了日本飛鳥時代的聖德太子的名言「信為萬事之本」回贈周總理。田中首相還在色紙上寫道：「軀如楊柳搖微風，心似巨岩碎大濤」，對周總理的風格深表折服。

歷史性的時刻

1978年10月22日到29日，秋高氣爽，楓葉如丹。交換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的批准書儀式在東京舉行。鄧小平副總理為參加這一儀式訪問了日本。我作為記者團的成員，隨鄧副總理一同訪日。

從甲午戰爭起的50年裡，日本軍國主義者對中國發動了一次又一次的侵略戰爭，中國損失了千百萬人的生命，蒙受了難以計算的財富損失。這種黑暗時代隨著1972年9月中日邦交正常而宣告結束。但從法律程序上說，只有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的簽訂批准和生效，中日之間才是名符其實地結束了戰爭狀態。而舉行交換中日和平友好條約批准書儀式、鄧小平副總理作為中國高級領導人在二戰後首次踏上日本國土並參加條約批准儀式，確實是中日關系的歷史性時刻和大事。總社對這次報道極為重視，派出以曾建徽同志為首的強大的報道組隨行采訪，住在與東京赤坂國賓館鄰近的新大谷飯店，晝夜奮戰。

10月23日，這一時刻來到了：

9時30分，福田首相在赤坂國賓館舉行歡迎儀式歡迎鄧小平副總理；

10時30分，交換中日和平友好條約批准書儀式在日本首相官邸隆重舉行；

12時30分，日本裕仁天皇和皇後在皇宮正殿竹廳會見鄧小平副總理和夫人卓琳；

15時30分到17時25分，福田首相和鄧小平副總理舉行第一次會談。

我們記者組緊緊地盯著每個情節，緊張地進行采訪，每個人都為有幸報道這些歷史性的大事而興奮。

至今我仍清楚地記得：在中日和平友好條約批准書交換儀式的會場中央，放著由白色、黃色的菊花和紅色石竹花組成的日、中兩國國旗。黃華外長和園田直外相坐在用綠色呢絨罩著的大長桌後面，在批准書上簽字，然後交換批准書。接著，福田首相和鄧小平副總理先後講話，舉杯共慶條約的生效。在熱烈的掌聲中，鄧副總理和福田首相相互擁抱。

㈡ 中日關系的歷史

1、古代

735年4月26日，日本遣唐使吉備真備(695～775年)向日本朝廷進獻從中國帶回的「大禮包」。他對日本最大的貢獻，是參照漢字偏旁，創制了片假名，並與另一位留學生大和長岡共同修訂二十四條律令。

一千多年前，大唐與扶桑遠隔滄海，造船與航海技術低下，鑒真在雙目失明的情況下，歷盡艱辛東渡日本。鑒真和尚的精神，備受稱道。日本前首相鳩山由紀夫說，由於鑒真東渡，日本和中國的文化聯系至今堅固

2、近現代

1894年的甲午中日戰爭開啟了日侵華戰爭。

戰後簽訂的馬關條約大大加深了中國殖民化的程度，刺激了其他國家侵華的野心。

1900八國聯軍侵華戰爭日本也有參與，並從中獲取巨大利益。

31年後，也就是1931年，日本又製造了九一八事變，佔領了東北，中國開始了局部抗戰。

1937年，盧溝橋事變，中國正式開始了抗日戰爭!期間，日本發動細菌戰爭，還製造了慘絕人寰的南京大屠殺。

1945年，日本投降。

長達8年的抗日戰爭結束。

此後，中日關系日趨正常化。

1972年，日本首相田中角榮訪華，中日建交，這是中國20世紀70年代的重大外交成就之一。

鄧小平訪日期間，視察了新日本制鐵的君津制鐵所和松下電器產業的電視機工廠。他對松下創始人松下幸之助表示：「希望你們提供合作。我們想做同樣的事情。」松下爽快地答應道：「鄰居變強大是好事。」福田康夫感慨道：請求合作的鄧小平胸懷寬廣，答應合作的日本經營者們也很大方。

1978年，中日兩國老一輩領導人締結和平友好條約，以法律形式確定了兩國持久和平友好大方向，為雙方開展互利合作、謀求共同發展以及妥善處理歷史、台灣等敏感問題提供了堅實遵循和保障。

2018年5月，中日雙方簽署《關於中日第三方市場合作的備忘錄》，同意設立跨部門的「推進中日第三方市場合作工作機制」。10月26日，中日兩國舉辦「中日第三方市場合作論壇」，兩國地方政府、金融機構、企業之間簽署了50餘項合作協議，金額超過180億美元，成為中日務實合作的新支柱。

(2)中國領導人訪日歷史擴展閱讀：

關於中日關系的書籍：《近代日本人的中國觀與中日關系》、《中日關系史》。

1、《近代日本人的中國觀與中日關系》：

中國則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中日兩國在東亞政治舞台上角色的轉變，直接引發了日本人對中國認識的變化。日本人中國觀的作用往往被兩國政治、軍事、外交關系等顯性因素所掩蓋。本書在使用大量中、日文資料的基礎上，闡釋近代以來日本人中國觀的發展脈絡、基本特徵以及對政府外交政策的影響。從新的角度論證中日關系的發展。

2、《中日關系史》：

真實的反應了從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到當代的中日關系發展歷程。全書凡三卷，是一部涵蓋政治、經濟、軍事、文化諸方面全面系統論術中日關系發生、發展和變化的通史性著作。

㈢ 簡述中日關系的歷程

新中國剛剛建立時，就和美國在朝鮮打了一仗，加上美國對台灣的保護，整個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末期，中國都面對著一個現實的敵人――美國。民眾在這種環境下，對美國的仇恨是排在第一位的，當時許多在中日戰爭期間的受害者還活著，但是民眾對日本人的仇恨情緒只能排第二或者第三位。因為從六十年代的中期起，由於文革的開始，出於對反修正主義的需要，樹立了排在美國以後的第二個對手蘇聯的仇恨。

69年中國與蘇聯在珍寶島打了一仗，中蘇關系進一步惡化，國民對蘇聯的仇恨迅速超過美國成為排在第一的敵人。這種狀況隨著71年美國總統尼克松訪問中國使中美關系得到解凍，中國對蘇聯的敵對狀況達到戰爭一觸即發的地步，這種狀況一直持續到76年中國領導人更換以後才發生一點轉變。

我生長在這個時期，每天聽到的聲音是「打倒美帝」！「打倒蘇修」！沒有聽見打倒日本。

79年，中國突然出現一個意想不到的敵人越南。五、六、七十年代中期以前，中國人民對越南對美戰爭做出巨大的支持和犧牲，美越戰爭結束才四年，中國與越南就因為xxx的原因迅速交惡，越南人肆無忌憚的驅趕華僑，在邊境地區發動騷擾。那一年，中國國民對越南人的仇恨達到排在第一的位置，並持續了好幾年。

五、六、七、八直到九十年代，中國對日本的關系一直處於平和甚至友好的狀態。在這個過程中，日本人作出的兩項決策促使了這種友好關系的維持。

第一項決策是72年發生的。71年美國總統訪問中國後，中國開始打開對西方的大門，當時中國已經與世界隔離二十多年，中國急於改變自己的對外政策，想盡快與美國等西方國家恢復建立外交關系。但是美國卻並不急於與中國建立外交關系，這是美國國家戰略利益所決定的。美國不與中國建交，使與美國關系良好的國家也不敢和中國恢復正常的外交關系。日本這時卻不顧美國的反對和壓力，在田中首相的努力下，日本斷絕與台灣的關系，72年9月中日在北京建立正式外交關系。這是在尼克松訪華後中國第一個與西方主要國家建立的外交關系，當年10月，中國與西德建立外交關系。中日建交後，許多國家競相效仿，紛紛與中國建立了外交關系，引來中國外交打破封鎖的一段黃金時期，使美國想通過建交來要挾中國的如意算盤落空。至到79年1月1日，美國在無可奈何下，才與中國正式建立外交關系。日本對中國外交政策的支持，對老一輩中國領導人留下很好的印象，使當年的中日關系一直處於平和友好的狀態。

第二項決策其實是第一項決策的延續。中日建立外交關系時，中國正式向日本宣布放棄對日本的戰爭索賠，日本分批分期以低息和無息貸款的方式向中國提供資金和建設項目貸款，並對部分項目實行無償援助，這個過程從建立外交關系時就開始實施。1975年，還在讀高中的我曾經到成都青白江參觀「四川化工廠」建成投產儀式，親自看見一座佔地110畝地，年產20萬噸的現代化化肥廠的投產，生產過程只需要不到100人。五十年代，蘇聯人在這里用佔地1500多畝地，建立了一座年產5萬噸的化肥廠，生產工人是1000多人。從文革期間就開始的對華援助，日本人在中國投資建設了不少這樣現代化的工廠，對中國經濟從蘇聯模式向現代化模式的轉變起了不少的作用。到目前，四川化工廠仍然是成都的利稅大戶。日本初期的對華的援建項目，不像現在的美國對中國實行技術封鎖，許多項目是日本當時最新的技術成果，這對幫助中國趕超世界先進水平起到不少的幫助。日本的這些援助項目和資金，在中國走向改革開放的發展道路時，在改革開放的初期顯得尤為重要。當時百業待興，中國最缺少的就是資金和技術，內資主要依靠香港地區和海外華僑的投資，外資主要依靠日本的資金。無論人的發達，企業的發展還是國家的發展，第一桶金是最重要的，日本在中國從七十年代開始的發展過程中，一共援助了幾乎不計利息的原始資金二千二百多億人民幣。一個人如果在九十年代在股市上投入一萬元，現在的價值至少是在十倍以上。因此，三十多年來日本持續投入的二千多億元資金，它所產生的資金財富是難以計算的。有一些數據可以比較，比如：1978年中國的GDP才3624億元，中國在幾十年對整個非洲國家的經濟援助（主要也是無息和低息貸款方式進行）也只有500多億元人民幣，卻得到這些非洲國家很大程度的認可。還不能僅僅只算經濟帳，中國從計劃經濟走向市場經濟的重要關口，是日本人對中國的這場革命給予了最大的支持。

由於日本的這兩項決策，使中日相對友好了幾十年。中國的第一代領導人在文革期間會見最多的外國友好人士是日本人。第二代領導人在75年被任命為第一副總理的第三天，就會見了日本前國務大臣保利茂一行，堅決貫徹由第一代領導人制定的中日友好的方針。第二代領導人說：「中日關系不從比較高的政治角度來考慮是不行的」。78年10月下旬，第二代領導人又一次復出不久就出訪日本，參加交換中日和約批准儀式，這是二戰後第一次踏上日本國土的中國領導人，這次出訪帶回來更多的對華援助資金和項目。到了八十年代初，中日相互派出了幾次大型青年代表團進行互訪。1984年3000名日本青年訪華，使中日關系的良好發展達到一個小高潮。

與此同時，中國還認真的向日本學習管理經驗。中國目前的建築承包體系就是從八十年代中期「魯布革水電站」工程項目中，向日本大成公司開始學習逐漸演變而來的。中國目前的ISO9000質量管理體系，也是從初期日本質量QC管理開始的。

進入二十一世紀，中日關系便開始走下坡路了，特別是在小泉擔任日本首相期間多次參拜靖國神社，更使中日關系進入冰凍期。中日關系在100年來隱藏的傷疤太深，隨時可以使這個傷疤發生潰爛。日本人在中國干下那麼多傷天害理的滔天罪行，豈能那麼輕易就忘記，這是作為有罪的日本人應該用數代人的努力來補賞的。田中等日本人做了這個補賞，但這遠遠不夠。小泉等日本人不做這樣的補賞，反而在這個傷疤上撒鹽，當然要重新溝起中國人的仇恨。

歷史問題只是中日關系陰影的一個方面，中日現在還有利益上爭斗很激烈的東海油田問題，釣魚島問題，更主要是民族情緒中最重要的地位問題。中國幾十年的迅速發展，這個發展日本確實給予了重要的幫助，現在的中國已經是亞洲乃至世界的強國。在日本明治維新開始的日本崛起過去110年後，中國在1978年才開始了走上重新崛起的改革開放道路，僅僅過去了30年，中國與日本在整體國力上已經並駕齊驅。在亞洲誰是老大？作為已經當了100年亞洲老大的日本看見自己的地位已經發生嚴重的動搖，這是日本國民不可能接受的事實。因此日本國內有相當一部分人對中國的不親近是現實利益引起的；相反在中國國內也是如此，歷史問題只是一個表達情緒的借口。

2004年12月，因為日本給李登輝發放簽證，中日關系再一次受到重挫，日本內閣府的民意調查顯示：對中國有親近感的日本民眾比例再創新低，降至38%，這以後這個數值一再下降。不久前日本再次對外交輿論進行調查顯示，認為日中關系「良好」或「基本良好」的比率較2004年創歷史最低值的調查結果高出2個百分點，達21.7％。對中國有親近感的佔34.3％，較前上升1.9％。日本時事通訊社評論認為，這是時隔4年日本國民對華好感度首次出現上升勢頭，這還得益於去年中國總理對日本的訪問使這個親近感數值得到回升。中日關系的狀況，我從來不認可日本極端右翼分子的舉動能夠代表這個國家的形像，也不認可中國「憤青」的極端反日行為能夠代表中國的形像，但基本民意調查的結果卻是不得不接受的一個事實；中日關系現在冷得很，兩個國家相互仇恨不容置疑。

在中國，如果要同樣做這樣一個調查，對日本有親近感的數值日生星認為絕對超不過30％，現在的中國國民最仇恨的國家就是日本，這個認識是理性的嗎？

我很贊賞wy付總理在日本期間的表現。05年wy到日本參加世博會中國館的開幕儀式和出席日本經濟新聞社舉辦的「亞洲的未來」國際研討會，原計劃還要同日本首相小泉舉行會見。當wy得知小泉首相竟然就參拜靖國神社發表要連續參拜的講話時，wy毅然決定提前結束對日本的訪問回到中國。對日本的右翼分子，中國絕不應該作出妥協。中日關系近年來出現低潮，責任主要在那一邊大家應該清楚了。

100年來，日本與中國的關系，還不僅僅是雙方的戰爭以及目前的經濟利益和國際地位之爭。1894年的甲午中日之戰，它實際是敲響了清王朝政府的喪鍾。面對這個中國幾千年小兄弟的崛起，大清王朝的人無法接受卻又不得不接受。在這以後才有了戊戌變法和孫中山的革命黨，甲午戰爭15年後，清王朝就沒有了。1938年開始的中日戰爭，為中國革命也提供了發展的機會，11年後，蔣介石政府沒有了。因此，100年來中日戰爭以及雙方關系的演變，它還造成中國政治制度的改變，它不僅僅是殺人放火、強奸婦女這些罪惡留下的痕跡；這帶來中國人一種復雜的感情。

「不忘歷史，面向未來」。如何面向未來？中日關系向未來走去，卻顯示出越走越窄的趨勢，七、八十年代那種黃金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

這是兩國人們都需要這種冷淡的關系嗎？這是兩國人們都願意的一種結果嗎？日生星不得而知。

還有一個問題，中國人在幾十年來最仇恨國家的演變中，到底哪個國家最值得我們一直仇恨？這種仇恨還要持續多久？

㈣ 中國建國不久中國哪位領導人出訪蘇聯

毛主席出訪蘇聯

㈤ 建國後中日關系發展過程

1972年9月25日－30日，日本首相田中角榮應周恩來總理的邀請來我國訪問。毛主席會見了田中總理大臣，進行了認真、友好的談話。中日兩國總理和外長始終在友好的氣氛中進行的會談取得了圓滿的成功。雙方於9月29日發表兩國政府聯合聲明，宣布結束中日兩國之間迄今存在的不正常狀態，正式建立外交關系。中日之間戰爭狀態的結束，邦交正常化的實現，揭開了兩國關系史上的新篇章。同年11月9日，日本眾議院通過決議，支持中日兩國政府聯合聲明。

中日邦交正常化30多年來，兩國友好合作關系在不斷排除干擾中取得了重要進展。但近幾年問題錯綜復雜，相當突出，兩國關系面臨著嚴峻考驗。

在中日間的兩個主要問題即歷史和台灣問題上，日方本來是欠了債的，理應謹慎，但近年來卻一再做出嚴重傷害中國人民感情的事。日本在一系列新老問題上所作出的對抗姿態，既同冷戰後國際形勢的深刻變化和日國內大國意識膨脹有關，也反映了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中日兩國的不同發展態勢使日本心態復雜，不適應昔日落後的身旁大國迅速走向富強，視中國為妨礙其坐大的主要對手。

縱觀中日兩千年交往歷史中的經驗教訓，我們應該得出的結論是，中日這兩個重要鄰國只能友好相處，而決不能決裂對抗。「和則兩利，斗則兩傷」。中日之間的共同利益遠遠大於分歧。友好合作，互利共贏，才是符合兩國根本利益的唯一正確選擇。

無論在中日邦交正常化前或正常化後，我國領導人都為改善和發展中日關系傾注了大量心血。新中國成立初期，毛主席和周總理就一再指出，要把日本廣大人民同極少數軍國主義分子嚴格區別開來，廣大日本人民沒有戰爭責任，他們也是侵略戰爭的受害者，願意同中國人民友好，還要「把政府決策的人和一般的官員區別開來」。在當時復雜困難的情況下，我們既同日本當局敵視中國的政策進行了有理、有利、有節的斗爭，更積極做爭取日本人民的工作，從舊軍人、戰俘到政界上層人士，廣泛開展工作，深得人心，成效顯著。在這個基礎上，由政界有識之士、大批友好人士帶動，形成不可抗拒的民間友好洪流，以民促官，最終推動實現了中日邦交正常化。

以民促官、官民並舉的優良傳統在中日邦交正常化後得到繼續發揚。盡管近年來中日爭端尖銳化，但友好合作始終是兩國關系的主流，這一點現在沒有改變，今後也不是任何人能輕易改變得了的。我們應該珍惜來之不易的中日友好合作成果。面對當前復雜的新形勢，我們在堅持原則、同日本對華政策的消極面進行必要斗爭的同時，同樣需要花大力氣做爭取日本人民的工作，推動日本國內中日友好隊伍的壯大和發展，以有利於排除障礙，促進兩國關系健康發展。

中日邦交正常化時，周恩來總理提出的「言必信，行必果」和田中角榮首相回應的「信為萬事之本」，充分表明了相互理解和相互信任對發展中日友好的極端重要性。近年來中日關系緊張帶來的一個不容忽視的負面影響是，經過長期培育的兩國人民之間的友好感情受到損害。兩國人員往來逐年增多，去年已突破400萬人次，但是相互理解和信任卻未能正比例地增長。如何扭轉這一狀況，促使兩國人員往來能同相互理解和信任同步增長，需要做大量艱苦細致的增信釋疑工作，也是中日友好事業的一項長期艱巨的基本建設工程。

還值得重視的是，新聞媒體的輿論導向，對能否增進兩國人民的相互理解和相互信任，有著重要作用。前段日方有些媒體對中日間問題報道的過分渲染和情緒化，只能給中日友好帶來負面影響。我們期待，雙方新聞媒體能本著客觀、公正、理智的原則，以中日友好的大局為重，著眼未來，對中日關系的報道發揮建設性的積極作用。

民間友好是推動中日友好的真正動力。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日國內政治狀況的確發生了不少變化。隨著未親身經歷二戰歷史的新一代年輕政治家的上台，右傾保守思想抬頭，主張對華強硬的聲音增多，這意味著對日工作的難度增大，但我發展中日民間友好仍然存在著基本的有利條件。就日本國內情況來看，一是戰後日本社會形成的要求和平、反戰、反核和願同中國友好的主流意識，總體上看並沒有根本改變。二是日本政界一些右翼勢力和社會上的右翼勢力相呼應，時而興風作浪，不容低估，但畢竟是極少數人，大多數日本人民並不贊同其偏激言行。三是自新中國成立特別是中日邦交正常化以來，不斷涌現出不少日中友好團體和人士。這是一支可貴的中日友好力量。應該更加重視和繼續積極支持、培育這支友好力量的發展。四是日本執政黨雖然對華政策的消極面突出，但主導面還是願同我保持對話與合作，搞好雙邊關系，特別是在發展經濟合作、東亞區域合作等領域，有切身的共同利益。

我們做爭取日本人民的工作，從根本上說，是力求我國的對日政策、我國人民對有關問題的反應，能逐步取得廣大日本人民的理解。爭取同日本人民一道，努力推動有關問題的妥善解決，促進兩國關系健康穩步發展。在中日關系的重要時刻，最近胡錦濤主席會晤小泉首相提出的五點重要主張，高瞻遠矚，指明了改善和發展中日關系的方向。當前的關鍵是，日方切實將自己的承諾兌現成實際行動。我們相信，在中日兩國人民的共同努力推動下，只要雙方嚴格遵循中日聯合聲明、中日和平友好條約和中日聯合宣言這三個重要文件的精神，就一定能夠克服困難，超越障礙，推動中日睦鄰友好合作關系不斷向前發展。

㈥ 中國與日本近代史大事年表

1、洋務運動

洋務運動，又稱同治維新、自強運動。是19世紀60年代到90年代晚清洋務派所進行的一場引進西方軍事裝備、機器生產和科學技術以挽救清朝統治的自救運動。

1861年1月11日，奕欣會同桂良、文祥上奏《通籌夷務全局酌擬章程六條》，推行了一項以富國強兵為目標的洋務運動。

1861年辛酉政變後，慈禧重用洋務派，洋務派大規模引進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興辦近代化軍事工業和民用企業。在甲午中日戰爭中，北洋海軍全軍覆沒，標志著歷時30餘年的洋務運動失敗。

洋務運動在客觀上刺激中國資本主義發展、一定程度上抵制了外國資本主義的經濟輸入，但沒有使中國走上富強之路。

2、明治維新

明治維新，是指19世紀60年代末日本在受到西方資本主義工業文明沖擊下所進行的，由上而下、具有資本主義性質的全盤西化與現代化改革運動。

這次改革始於1868年明治天皇建立新政府，日本政府進行近代化政治改革，建立君主立憲政體。經濟上推行「殖產興業」，學習歐美技術，進行工業化浪潮，並且提倡「文明開化」、社會生活歐洲化，大力發展教育等。

這次改革使日本成為亞洲第一個走上工業化道路的國家，逐漸躋身於世界強國之列，是日本近代化的開端，是日本近代歷史上的重要轉折點。

需要指出的是，日本的明治維新並不徹底，大量的封建殘餘思想得以保留。通過明治維新，日本的綜合國力迅速提高，並躋身帝國主義列強行列。

日本帝國海軍、帝國大學等大量充滿軍國主義性質和國家榮譽感的社會、文化符號應運而生。日本最終走上了對外侵略擴張的軍國主義道路。

3、中日甲午戰爭

中日甲午戰爭（日本稱：日清戰爭，朝鮮半島稱：清日戰爭，西方國家稱：Sino-Japanese War/第一次中日戰爭），是19世紀末日本侵略中國和朝鮮的戰爭。按中國干支紀年，戰爭爆發的1894年為甲午年，故稱甲午戰爭。

明治維新的日本開始走上資本主義道路，對外積極侵略擴張，確定了以中國為中心的「大陸政策」；

此時的清朝是一個通過洋務運動迴光返照的帝國，政治腐敗，人民生活困苦，官場中各派系明爭暗鬥、爾虞我詐，國防軍事外強中干，紀律鬆弛；世界主要資本主義國家逐步向帝國主義過渡，日本的侵略行徑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西方列強的支持。

1894年，朝鮮爆發東學黨起義，朝鮮政府軍節節敗退，被迫向宗主國清朝乞援，日本乘機也派兵到朝鮮，蓄意挑起戰爭。

1894年（光緒二十年）7月25日豐島海戰爆發，甲午戰爭開始，由於日本蓄謀已久，而清朝倉皇迎戰，這場戰爭以中國戰敗、北洋水師全軍覆沒告終。中國清朝政府迫於日本軍國主義的軍事壓力，1895年4月17日簽訂了《馬關條約》。

甲午戰爭的結果給中華民族帶來空前嚴重的民族危機，大大加深了中國社會半殖民地化的程度；另一方面則使日本國力更為強大，為其躋身列強奠定了重要基礎。

4、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是指發生於中國農歷辛亥年（清宣統三年），即公元1911年至1912年初，旨在推翻清朝專制帝制、建立共和政體的全國性革命。

狹義的辛亥革命，指的是自1911年10月10日（農歷八月十九）夜武昌起義爆發，至1912年元旦孫中山就職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前後這一段時間中國所發生的革命事件。

廣義上辛亥革命指自十九世紀末（一般從1894年興中會成立開始，但也有學者認為從1905年中國同盟會成立算起）迄辛亥年成功推翻清朝統治在中國出現的連場革命運動。

1911年夏天，湘、鄂、粵、川等省爆發保路運動，運動在四川省尤其激烈。9月25日，榮縣獨立，成為全中國第一個脫離清王朝的政權。把保路運動推向高潮。

10月10日晚，新軍工程第八營的革命黨人打響了武昌起義的第一槍。漢陽、漢口的革命黨人分別於10月11日夜、10月12日攻佔漢陽和漢口。

起義軍掌控武漢三鎮後，湖北軍政府成立，黎元洪被推舉為都督，改國號為中華民國。武昌起義勝利後短短兩個月內，湖南、廣東等十五個省紛紛宣布脫離清政府宣布獨立 。1912年2月12日，清朝發布退位詔書。至此，2132年的帝制歷史告終結。

辛亥革命是近代中國比較完全意義上的民族民主革命。它在政治上、思想上給中國人民帶來了不可低估的解放作用。

辛亥革命開創了完全意義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推翻了統治中國幾千年的君主專制制度，建立起共和政體，結束君主專制制度。傳播了民主共和理念，極大推動了中華民族思想解放，以巨大的震撼力和影響力推動了中國社會變革。

5、九一八事變

九一八事變（又稱奉天事變、柳條湖事件）是日本在中國東北蓄意製造並發動的一場侵華戰爭，是日本帝國主義侵華的開端。

1931年9月18日夜，在日本關東軍安排下，鐵道「守備隊」炸毀沈陽柳條湖附近的南滿鐵路路軌（沙俄修建，後被日本所佔），並栽贓嫁禍於中國軍隊。

日軍以此為借口，炮轟沈陽北大營，是為「九一八事變」。次日，日軍侵佔沈陽，又陸續侵佔了東北三省。

1932年2月，東北全境淪陷。此後，日本在中國東北建立了偽滿洲國傀儡政權，開始了對東北人民長達14年之久的奴役和殖民統治。

「九一八事變」是日本帝國主義長期以來推行對華侵略擴張政策的必然的結果，也是企圖把中國變為其獨占的殖民地而採取的重要步驟。它同時標志著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開始，揭開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東方戰場的序幕。

參考資料來源：網路——洋務運動

參考資料來源：網路——明治維新

參考資料來源：網路——辛亥革命

參考資料來源：網路——中日甲午戰爭

參考資料來源：網路——九一八事變

㈦ 中日關系發展史

中國的第一代領導人在文革期間會見最多的外國友好人士是日本人。第二代領導人在75年被任命為第一副總理的第三天，就會見了日本前國務大臣保利茂一行，堅決貫徹由第一代領導人制定的中日友好的方針。第二代領導人說：「中日關系不從比較高的政治角度來考慮是不行的」。78年10月下旬，第二代領導人又一次復出不久就出訪日本，參加交換中日和約批准儀式，這是二戰後第一次踏上日本國土的中國領導人，這次出訪帶回來更多的對華援助資金和項目。到了八十年代初，中日相互派出了幾次大型青年代表團進行互訪。1984年3000名日本青年訪華，使中日關系的良好發展達到一個小高潮。

與此同時，中國還認真的向日本學習管理經驗。中國目前的建築承包體系就是從八十年代中期「魯布革水電站」工程項目中，向日本大成公司開始學習逐漸演變而來的。中國目前的ISO9000質量管理體系，也是從初期日本質量QC管理開始的。

進入二十一世紀，中日關系便開始走下坡路了，特別是在小泉擔任日本首相期間多次參拜靖國神社，更使中日關系進入冰凍期。中日關系在100年來隱藏的傷疤太深，隨時可以使這個傷疤發生潰爛。日本人在中國干下那麼多傷天害理的滔天罪行，豈能那麼輕易就忘記，這是作為有罪的日本人應該用數代人的努力來補賞的。田中等日本人做了這個補賞，但這遠遠不夠。小泉等日本人不做這樣的補賞，反而在這個傷疤上撒鹽，當然要重新溝起中國人的仇恨。

歷史問題只是中日關系陰影的一個方面，中日現在還有利益上爭斗很激烈的東海油田問題，釣魚島問題，更主要是民族情緒中最重要的地位問題。中國幾十年的迅速發展，這個發展日本確實給予了重要的幫助，現在的中國已經是亞洲乃至世界的強國。在日本明治維新開始的日本崛起過去110年後，中國在1978年才開始了走上重新崛起的改革開放道路，僅僅過去了30年，中國與日本在整體國力上已經並駕齊驅。在亞洲誰是老大？作為已經當了100年亞洲老大的日本看見自己的地位已經發生嚴重的動搖，這是日本國民不可能接受的事實。因此日本國內有相當一部分人對中國的不親近是現實利益引起的；相反在中國國內也是如此，歷史問題只是一個表達情緒的借口。

2004年12月，因為日本給李登輝發放簽證，中日關系再一次受到重挫，日本內閣府的民意調查顯示：對中國有親近感的日本民眾比例再創新低，降至38%，這以後這個數值一再下降。不久前日本再次對外交輿論進行調查顯示，認為日中關系「良好」或「基本良好」的比率較2004年創歷史最低值的調查結果高出2個百分點，達21.7％。對中國有親近感的佔34.3％，較前上升1.9％。日本時事通訊社評論認為，這是時隔4年日本國民對華好感度首次出現上升勢頭，這還得益於去年中國總理對日本的訪問使這個親近感數值得到回升。中日關系的狀況，我從來不認可日本極端右翼分子的舉動能夠代表這個國家的形像，也不認可中國「憤青」的極端反日行為能夠代表中國的形像，但基本民意調查的結果卻是不得不接受的一個事實；中日關系現在冷得很，兩個國家相互仇恨不容置疑。

在中國，如果要同樣做這樣一個調查，對日本有親近感的數值日生星認為絕對超不過30％，現在的中國國民最仇恨的國家就是日本，這個認識是理性的嗎？

我很贊賞wy付總理在日本期間的表現。05年wy到日本參加世博會中國館的開幕儀式和出席日本經濟新聞社舉辦的「亞洲的未來」國際研討會，原計劃還要同日本首相小泉舉行會見。當wy得知小泉首相竟然就參拜靖國神社發表要連續參拜的講話時，wy毅然決定提前結束對日本的訪問回到中國。對日本的右翼分子，中國絕不應該作出妥協。中日關系近年來出現低潮，責任主要在那一邊大家應該清楚了。

100年來，日本與中國的關系，還不僅僅是雙方的戰爭以及目前的經濟利益和國際地位之爭。1894年的甲午中日之戰，它實際是敲響了清王朝政府的喪鍾。面對這個中國幾千年小兄弟的崛起，大清王朝的人無法接受卻又不得不接受。在這以後才有了戊戌變法和孫中山的革命黨，甲午戰爭15年後，清王朝就沒有了。1938年開始的中日戰爭，為中國革命也提供了發展的機會，11年後，蔣介石政府沒有了。因此，100年來中日戰爭以及雙方關系的演變，它還造成中國政治制度的改變，它不僅僅是殺人放火、強奸婦女這些罪惡留下的痕跡；這帶來中國人一種復雜的感情。

「不忘歷史，面向未來」。如何面向未來？中日關系向未來走去，卻顯示出越走越窄的趨勢，七、八十年代那種黃金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

這是兩國人們都需要這種冷淡的關系嗎？這是兩國人們都願意的一種結果嗎？日生星不得而知。

㈧ 中日關系發展歷程：

90年時候，中國關系很好，在西方國家中，日本是唯一一個在暴亂後給予中國貸款的國家。
從這以後，中日關系開始走下坡路，原因如下，1、共同敵人蘇聯消失，2、跟隨美國反對中國，中國發展迅速，4、日本經濟不景氣，5、中國去日本的人素質低，6、中國軍力飛速發展7、日本參拜靖國神社等等。
到了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以後，中國和日本關系降到冰點。所以中國扶持韓國，藉以制衡日本。中韓關系升溫，中日關系導致政冷經熱的現象。
到了2003年左右，中國日本關系稍微轉好。原因如下：1、中國加入世貿，經濟騰飛不可阻擋，2、日本習慣了中國的崛起，3、中韓關系降溫 4、在軍事方面，中國開始超過日本，在潛艇、戰斗飛機等方面中國占據優勢，在預警機、驅逐艦方面中國也開始趕上，日本知道無法遏制中國，開始結交中國。
2007年，中國日本進一步發展，日本驅逐艦訪華，中國驅逐艦訪日。
原因：中國經濟超日、中國軍事趕上，歐美反華加深，中日聯合勘探油田等等

中日關系發展有幾個要素：
1、經濟。中日經濟互補性強的時候，關系好，互相競爭的時候關系差。
2、軍事。中國買1艘驅逐艦的時候關系差（日本不適應中國的軍事發展），買12艘潛艇的時候，關系好（日本習慣了中國軍力發展）！
3、民眾情緒。日本參拜靖國神社，中國反對，中日關系差，日本不參拜靖國神社，中國不反對，中國日關系好
4、美國。94導彈危機，96導彈危機，中美關系差的時候，中日關系自然差。

㈨ 戰後第一位訪問中國的日本首相是誰

田中角榮 1972年訪華實現中日邦交正常化
田中角榮（たなか かくえい、1918年（大正7年）5月4日 - 1993年（平成內5年）12月16日）日容本政治家。原眾議院議員，內閣總理大臣（首相）（第64、65任）（1972年7月7日～1974年12月9日）。新潟縣出生。原以商人從政，在山崎猛迫宮事件中發言替吉田茂解圍，故被吉田茂刻意提拔。
日本自民黨第一大派田中派領袖。歷任內閣大藏大臣、自民黨幹事長。1972年出任日本首相，任內，1972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同日本邦交正常化。因被指金權政治而下台。
洛克希德事件爆發後，受到了服刑。但在同時又以高票當選眾議院議員。眾議院議員田中真紀子是其長女。

㈩ 梅加瓦蒂對中國進行國事訪問時期中國都有哪些領導人會見

訪問期間，江澤民主席與梅加瓦蒂舉行了會談，就雙邊關系和共同關心的問題深入交換了意見，取得廣泛共識。梅加瓦蒂還分別拜會了李鵬委員長、朱鎔基總理和胡錦濤副主席，並與中國企業界人士進行了座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