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史上的絕對平均主義

㈠ 中國古代農民為什麼會有平均主義思想

農民階級當然也有自己的思想，就是反封建的民主思想。這種反封建的民主思想反映在政治上和封建等級制相對立，主張貴賤平等；經濟上和封建財產制度相對立，主張貧富平均。還有的同志提出農民階級在戰爭中有自己的「綱紀」、「思想理論」和樸素的政治理想，而且與地主階級的意識形態相對立，農民有自己階級的哲學思想、宗教、道德、文藝等等。多數同志認為，平均主義和平等思想是中國農民戰爭的思想武器。在封建社會中、後期的農民戰爭中，農民階極的這種革命要求和農民領袖的思想傾向特別明顯。宋朝王小波、李順起義，提出「吾疾貧富不均，今為汝均之」的「均貧富」主張，南宋鍾相、楊么起義提出：「法分貴賤貧富，非善法也。我行法，當等貴賤，均貧富」。明末李自成起義，提出「貴賤均田」，「均田免糧」的口號，中心是一個「平均」。另外，從農民領袖的稱號中，也反映了這一思想。明末農民起義中有「鏟平王」、「濟貧王」、「改世王」等稱號。農民的平均主義究竟包括哪些內容呢？一種意見認為，農民的平均主義思想只限於經濟上平均財富。一是要求均分封建國家和部分地主的財富，即「割富濟貧」。二是在一定程度上實行「公有」、「公產」。另一種意見認為，農民的平均主義不僅是經濟上平均，同時包含政治上平等。關於平均主義的性質，一種意見認為，平均主義是小農經濟的產物，是打上農民階級烙印的封建思想，它並不與封建綱紀、理論對立，而只是封建綱紀、理論的補充。另一種意見認為，平均主義思想是農民的進步思想，它既有革命性，又有空想性，與封建綱紀、理論是對立的。關於平均主義在歷史上所起的作用，尚有很大的分歧。一種意見充分肯定平均主義在農民戰爭中的積極作用。認為它是農民反抗封建剝削壓迫的強大思想武器。它提高了農民的革命積極性，迅速壯大了起義隊伍，起了號召、動員人民的作用。在起義初期，使農民領袖保持艱苦樸素的階級本色和比較民主的作風，促進了革命隊伍的團結，增強了戰鬥力。它沖擊了封建統治，為生產力的發展開辟了道路。其消極方面，則是不能徹底戰勝封建主義，建立新的生產關系。但這是次要的。另一種意見認為，平均主義思想是一種小農思想，不是反封建的有力武器。只有在反封建意義上才能肯定的，不能估計過高。

㈡ 什麼是絕對平均主義

要求平均分享一切社會財富的思想。平均主義產生的基礎是小農經濟和個體手工業。平均主義者企圖用小型的分散的個體經濟的標准來改造世界，幻想把整個社會經濟都改造為整齊劃一的平均的手工業和小農經濟，進而要求消滅一切差別，在各方面實現絕對平均。在封建社會制度下，農民要求平分封建階級的土地財產，建立一個有飯同吃、有地同耕的理想社會，從摧毀和瓦解封建所有制角度來說，平均主義具有一定程度的進步意義。但是，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平均主義抹殺勞動報酬上的任何差別，否認多勞多得的按勞分配原則，把社會化大生產倒退到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這是違背社會歷史發展要求的。

平均主義的認識根源是歷史唯心主義的平等觀念。平等觀念是一定經濟關系的產物。沒有超越一切經濟條件或經濟關系的絕對平等。平均主義往往把任何差別都看作像階級差別一樣的「貧富不均」，一概加以反對，認為毫無差別的平均分配絕對好。這種平等觀是一種歷史唯心主義的觀念。

在現實經濟生活中，平均主義與按勞分配原則迥然相背。它否認以勞動作為分配的根本尺度，否認勞動者在勞動復雜程度、勞動熟練程度、勞動強度、勞動技能、勞動態度和勞動成果等方面的差別，以及由此所產生的勞動報酬的差別 。平均主義的危害性主要表現在：①嚴重挫傷勞動者的生產積極性和力求上進的精神。②渙散勞動者隊伍，腐蝕勞動者的思想，不利於勞動者的團結。③助長人們的懶惰思想，影響勞動生產率和經濟效益的提高，不利於生產要素的合理配置，不利於提高社會生產力。因此，只有徹底清除平均主義傾向，才能真正貫徹和實現按勞分配的原則。

㈢ 中國古代經濟思想中的平均主義傾向的發展歷程。

你不會是我同學吧，老師剛布置了這個作業題啊
中國古代思想家的平等與效率觀
孟祥仲 辛寶海

（復旦大學 經濟學院 上海 200433）

內容提要：平等與效率是諧社會的特徵。平等與效率問題不僅是當代學者所關注的事情，中國古代的思想家們也在特定的領域對這些問題作過比較素樸地探討，本文對中國古代思想家的平等與效率思想進行了初步分析和梳理，目的是豐富平等與效率思想的研究，利於當今和諧社會的建設。
關鍵詞：孔子 荒政 產權 平等 效率
一，前言
平等（Equality）與效率（Efficiency）是和諧社會的特徵，可以這樣說一個平等和效率的社會一定是和諧的社會。目前理論界的討論給人們一個錯覺，似乎平等與效率問題是當代學者所關注的事情，該問題的研究起源於西方學者。其實中國古代的思想家們也在特定的領域對這些問題作過比較素樸地探討，該問題並不是現代新出現的社會問題，是人類社會早就面對的一個重大發展課題。
不過我們這里需要說明幾點。
一是我們不是重復過去學術研究從某種定式出發而常犯的一個毛病：即凡是現代、西方學者探討的問題，我們的先哲們早有鮮見之明，非要在我們發黃的故紙堆中找出根據，發現出處，唯恐學術專利權的喪失。其實這種研究方法在很長的時間內，極大地限制了我們的學術視野，阻礙了科學的進步。這種夜郎自大的情結越少越好。
二是作為學術研究，對中國古代思想家們的成果必須認真地、實事求是地對待。這不僅僅是一種純學術研究的問題，而且也是當今解決社會發展所面對的重大問題的要求。以求綜合古今中外的智慧，建設和諧的社會主義社會
三是本文的中心就是對中國古典思想家們的主要觀點作些梳理和評述，主旨是在學術層面上加深對這些問題的認識。當然囿於作者的學術水平和涉獵的文獻范圍，這種分析是不全面的。但只要能引起大家對該問題的關注，也就算達到我們的目的了，別無其他奢求。
二、古代思想家對平等、效率及二者關系的認識
古老的中國是一個講究等級的社會，平等觀念比較缺乏。一段「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的論述，影響了中國兩千年多年的發展歷程，缺乏現代社會的人人生而平等的觀念。荀子也曾說：「貴賤有等，長幼有差，貧富輕重皆有稱」 。這不但不認同人人平等的觀念，而且連財富的分配也打上等級制烙印。同時人們的消費也分等級，告誡人們按照等級來消費。「使富者足以示貴而不至於驕，貧者足以養生而不至於憂，以此度兒調均之」 否則「求而無度量分界，則不能不爭，爭著亂」 。「貧而無度則失」 。這樣古代的思想家們不但不講人人平等的問題，且把人事間的等級制和社會政治聯系在一起了。
我國古代的思想家在強調等級觀念的同時，也在特定的歷史背景下，十分關注社會的公平問題。但他們的公平觀，可以歸結為社會財富的平均分配觀，平等完全理解為平均。同時把平均分配社會財富看成是保持社會秩序和社會穩定的條件。肇始於古代的平均觀後來逐漸演化成了絕對的平均主義思想，成了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並且是歷次農民起義的旗幟。歷史上唐末農民起義軍領袖王仙芝自稱是天補平均大將軍；北宋末年鍾相楊么起義軍更直接打出「均貧富」的口號。到了太平天國時期 「均貧富」的思想發展到了極致，完全變成了一種天國幻想。太平天國的《天朝田畝》中進一步提出了「有田同耕，有飯同食，有衣同穿，有錢同使，無處不均勻，無人不飽滿」 的絕對平均的思想。這一思想對後來中國社會的發展產生過相當大消極和負面影響，使人們認識問題一直注重結果，而一直看不到人身行為起點權利平等的現代平等觀。
另一方面，通過閱讀古典，我們發現中國古代的思想家們不但注意了社會的平等問題，同時也對平等與效率的關系作過古典的分析。這些思想對中國經濟社會的發展產生了久遠的影響。當然古代思想家對平等與效率關系思想的理解現在看來是比較簡單和素樸的。
孔子就曾說過這樣的話：治理國家的統治者，不擔心貧困而擔心不平均，不擔心人稀少，而擔心不安定。如果財富分配均勻了，就沒有貧窮；境內和平了就不會感到人少；境內平安了，就沒有傾復的危險。「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①
我們同時也注意到，孔子特別強調公平對社會穩定的作用，提出了社會公平就會使百姓高興的觀點。「寬則德眾，信則民任焉，敏則有功，公則說。」③ 當然，孔子所說的公，我們只能把它理解成公平。公平的內涵是什麼，不能用現代意義上的平等概念來界定。不過在當時，能提出公平是社會穩定、百姓樂業的基礎，就很有價值了。
在中國傳統文化里，在人們提出平均分配思想的同時，也出現了把分配與生產、平均與效率聯系起來思想萌芽。如《管子》一書的作者提出了「均地分力」④和「與之分貨」⑤ 的思想。給農民生產要素，讓其獲得比較平均的土地，實行地租制，以調動農民的積極性，從而提高生產效率。荀子提出「制禮義以分之」、使欲和物「相持而長」 ，「分」就是給農民分配一定的生產資料—土地。「分」的結果就是「多力」，農民的積極性調動了，「多力則強，強則勝物」，⑥就能生產更多的產品，使消費品的供應與人們的慾望即需要「相持而長。」董仲舒提出了「受祿之家」「不與民爭業，然後力可均布，而民可家足」⑦的分配思想，已經包含了只要增加一點公平分配，就會提高效率的萌芽。司馬遷提出的「貧富之道，莫之奪予」 的思想，從另一個方面強調，使「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⑨同樣包含了平等與效率思想的萌芽。
古代的思想家們有人還提出了具有濃郁平均主義色彩的限田、均田的主張，使農民保留一部份土地，提高他們的生產積極性，從而緩解社會貧富差距的壓力。有人還提出通過輕賦簿稅調節財富分配。「理財常以養民為先」 。唐代的白居易曾提出：「夫利山散於下，則人逸而富：利壅於上，則人勞而貧」。白居易的思想就是斂賦收稅要注意上下的關系，利益在下面，則老百姓富而生活安逸，人們的積極性就高，生產的效率也高。這個思想和當今的藏富於民，富民富國的思想十分接近。
可以看出，中國古典思想家們很早就已經開始把平等與生產效率聯系起來，盡可能「利可均布」「散利於下」，即平均地分配財富，以緩解收入上的高低懸殊，提高效率。這些思想雖然在中國社會的長期發展中，不是文化的主流，影響並不大，聲音很微弱。但我們在探尋平等與效率思想的發展史時，是不應該忽略的一筆財富。
三、保護財富和荒政思想中體現的平等和效率觀
效率和公平思想在中國古代的思想史中有多種多樣的表現，結合時代和社會的主要問題，效率和公平思想交互變化，有各領風騷的特點。保護財富和荒政思想就是這種特點的一個顯露，值得人們深思。
在中國歷史的主流文化中，常常把財富和惡聯系起來，一直缺乏保護財富的產權制度文化，使得中國社會的發展原地馳馬，近代社會的發展大大落後於西方社會。而在中國古代思想中偶爾閃現的保護財富的思想則體現對效率、發展生產力的訴求。而在效率提高產生兩極分化的社會張力達到一定極限時，則需要以荒政思想為代表的對社會平等的關注與以平整和緩和的對抗矛盾。
中國古代社會是傳統的農業社會，土地是最主要的生產資料，社會對平等的追求就直接反映在對土地的佔有和分配製度上。孟子主張要「制民之產」 ，提出恆產論和井田論。秦漢以前一般以井田制為最理想的制度。從西漢時起，產生抑制兼並的思想，晁錯首先提出商人兼並問題。 「法令之不行，萬民之不治，貧富之不齊也」 ，認為貧富不均源於商人兼並。董仲舒、王莽、陸贄、李覯、歐陽修，蘇洵等指出地主兼並。王安石既要抑制地主兼並，也要抑制商人兼並。
雖然古代思想家對中國歷史上是否真正存在井田制存在爭論，今天看來，在秦朝商鞅變法之前土地制度的低效率是必然的。我們就假設，這種低效率是井田制對過度平等的追求帶來的。商鞅在秦國廢除井田制過滿足人們對土地私有的要求。而土地私有不可避免帶來土地兼並，兩極分化，影響社會穩定，這又使得地主階級思想家提出限田主張和恢復井田制的思想。兩種思想隨著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而交替升降，但中國傳統經濟思想更多強調公平的一面也即平均分配土地。一方面，在社會生產結構單一，農民缺乏農業之外的就業機會的社會環境中，平均分配生產資料是統治者保持社會穩定的不得已的選擇。另一方面，農業作為絕對主導的產業部門，是政府財政收入的最主要來源，為維持政府運轉，方便稅收徵收，政府也傾向於採取平均分配土地的政策，在盡力提高農業總產出的基礎上增加政府收入。平均分配土地可一箭雙雕的是現政府目標。新生王朝無不在奪取政權也後，採取均分土地的變革。中國古代的王朝更迭實際上是對社會財富的重新洗牌，實現一次劫富濟貧的社會動盪，缺乏與私有制共生的財富積累效應，導致中國社會長期處於低水平均衡陷阱之中。封建王朝也隨土地分配的平均程度處於興衰循環之中。這也決定了為維持社會穩定，傾向於平均分配的制度處於思想和政策的主流。只有少數思想家隱約注意到採取私有制度有利於提高效率，促進生產力發展和社會穩定的效應，進而提出保護富人的思想。最早提出保護富人思想的思想家是韓非。他堅決反對「征斂於富人以布施於貧家」 ，因為貧富差距的原因是「侈而惰者貧，力而儉者富」 ，是人們自己選擇的結果由此導致的分配結果的不平均不能進行人為干預，損害效率帶來的社會進步。
唐代的柳宗元提出，「夫富室，貧之母也，誠不可破壞。然使其大幸而役於下，則又不可。」 ，公然接受剝削的社會現實，實際上是衡量了效率與平等的社會效用問題，採取了兩害相權取其輕的總體價值觀。宋代的李覯希望解決農民的土地問題，同時又把農民耕種地主的土地看成是解決土地問題的有效措施之一。他主張地主「以財役佣」的方式開墾土地，多多益善。他說富人是勤勞節儉和守法起家的：「田皆可耕也，桑皆可蠶也，才皆可飭也，貨皆可通也，讀以是富者，心有所知，力有所勤，夙興夜寐，攻苦食淡，以趣天時，聽上令也。」 又說富豪「智力或有以出眾，財用亦足以使人」可以幫助國家解決困難，反對 「特惡豪右」的政策。這表明他的思想仍沒有超越地主階級思想家所能達到的水平。當然，他這樣重視農民的土地問題是很有遠見的，他的理論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封建社會地主和農民之間的深刻的矛盾。
北宋時期的司馬光在反對青苗法時，提出為富人辯護的理論。貧富產生的原因：「夫民之所以貧富者，由其才性愚智不同」。他還把富人用高利貸剝削窮人的關系美化成「彼此相資以保其生」 。
葉適：「富人為天子養小民，又供上用，雖厚取贏以自封殖，計其勤勞亦略相當矣」 ——反映了王安石變法以後，地主階級進步思想家對待抑制兼並政策的一種新傾向。
王夫之保護富人思想的理論特色是將富人的社會地位定位於社會發展的決定者的高度。「國無富人，民不足以殖」 ， 「故大賈富民者，國之司命也」 ， 政府應該「懲貪墨，紓富民」 ，以有利於社會整體的發展。
總體來說，古人保護富人思想主要從貧富產生的原因和富人對社會的穩定的作用以及對窮人幫助的社會功能上進行論證的，實際是從節儉與侈糜消費的關系角度論證富人的侈糜消費有助於增加窮人就業，這也可以看作社會應該保護富人的一個理由。
古代的荒政思想是指：在社會發生災荒時，各級政府要實行救助災民的政策，簡稱荒政。荒政思想的提出符合中國傳統思想中對統治者仁愛的要求和維持社會穩定地對社會平等的追求。荒政思想形成了思想家的孜孜不倦的平等訴求，形成中國古代傳統中對平等追求的主流思想的一部分。
最早提出荒政思想的是《周禮》「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 ，具體規定了黃正的具體措施，開辟了荒政思想的先河。
《管子•輕重丁》提出「以賑貧病」，這里的「賑」一般指國家和富人對貧民的無償救濟，有時也包括有償的賑貸，拓展了救荒的手段，講究救荒的主體從國家擴展到個人，從單純的政府行為發展成為政府和民間的聯合行為，有利於提高救荒的效率。這里還是區分了政府和私人救荒動力的差異，政府救荒是出於國家提供公共產品的政府職能的要求，更多強調了統治者的道德責任，救助是無償的。而私人的救助則可以獲得一定的經濟利益，這並沒有給悠長的私人救助背負不仁不義的道德負罪感，這是追求平等手段的新變化。但這種有效的手段並沒有被主流的救荒思想納入主流。
到了唐朝的劉晏，對救荒的效率問題進行了較深刻地探討。劉晏反對單純靠賑給來救荒，認為賑給的缺點有二：第一、如果賑給的數目小，救活的人有限，如果數目大，又會造成國用的不足，結果還加重人民的負擔。第二、賑給會造成人民的僥幸心理和官吏的營私舞弊，結果強者得到的多，弱者得到的少。他採取的救荒辦法，一是及早了解災情，根據國家的財政能力，決定減免賦稅辦法和貸放對象，「民未及困，而奏報已行」 。二是利用常平法。發生災荒時，缺少的是糧食，國家可以在災區兼賣糧食而收購其他雜貨，運往別處出賣或留給官府自用。劉晏救荒的第二個措施是既強調由市場手段提高救荒效率，保持國家救荒能力的可持續問題。對社會平等的追求中包含對發展生產，提高救荒效率的問題。通過市場手段提高救荒效率的思想，在歷代統治者集團中並不多見。
朱熹也注意到政府救荒的低效率問題，重視發揮民間夫人在救荒中的作用，在崇安縣（今福建武夷山市）開耀村時，和地方官紳一起創設社倉。本來義倉也叫社倉，但朱熹創立的社倉和義倉是有區別的，它是民辦的，而且設在農村。他認為建立社倉是救荒和防亂的有效措施，把對平等的追求定位於社會穩定的要素，更加重視發揮民間的救荒力量，但有救荒義務更多向民間的轉移傾向，將富人救荒看成是一種道德責任，則不利於救荒能力的可持續性，與《管子•輕重丁》相比是一種退步。。
明代的劉定之的創新則表現在將荒政分為「備荒」和「救荒」兩個概念。把備荒放在救荒之上。所謂備荒，使指國家增加糧食儲備，包括常平、義倉等制度。救荒是指臨時採取的救濟災民的措施。他認為備荒是整個國家的事情，救荒是地方性的局部政策。這一理論的實質是：要國家把荒政定為一項經常性的制度，搞好備荒，免得在需要救荒時無糧可發，只能讓一些比較關心民間疾苦的官吏臨時籌劃救荒。這是救荒制度上的創新，可有效提高救荒的效率。
總體上看，中國古代的荒政思想實際上是保證社會穩定的公平性措施。效率必須建立的一定公平的基礎之上，否則社會動亂，也就失去了效率。
最後提一個問題；為什麼土地私有制帶來的效率不能打破中國低水平均衡循環？我們認為有以下原因。:
第一、生產力水平低，技術進步緩慢，社會分工缺乏市場支持，非農業以外就業機會少，導致農業勞動力過剩，農業剩餘少，分配中的不公平程度稍有提高，則導致一些人面臨生存危機，失去土地的農民變流民，進而流民變暴民。社會財富的低水平積累限制了貧富分化的社會承受能力，土地私有的效率得不到全部釋放。這實際上表明社會對效率追求必須在社會對不平等分配的忍耐范圍之內。
第二、為征稅的需要和糧食安全，統治者限制農民的遷移和流動，進一步惡化農村人地比例。中農以上政策實際是政府制定的產業歧視政策，也成為國家戰略的一部分，但失去市場檢驗和支持的政府戰略是不會成功的。中國古代的低水平均衡陷阱為我們敲響了警鍾。政府人為限制農民的職業選擇和地域流動，取消了了農民的發展主體地位，缺乏農民積極性主動性發揮的社會制度環境應是中國近代落後的主要根源。
許倬雲在談到農民起義的地域分布是，發現土地分配不公和農民起義並沒有必然的聯系。土地兼並既重視由於土地的高收益帶來的，而農民起義是由於農民生存危機促成的，而農民生存環境優劣有距離市場中心的遠近決定的。城鎮周圍土地收益高，土地集中現象嚴重，但農民可以充分利用市場彌補農業收益的不足。遠離城鎮的地方，土地收益低，土地分散，但距離市場遠，缺乏農業外的收入來源，一遇到天災人禍，農業絕收或歉收，生存危機就爆發，農民起義隨之興起。許倬雲認為應充分發揮市場機制的作用，為農民生產生活創造農業之外的更多保障機制。他同時提出應加快當前農業的市場化改革，給與農民更多的自主參與市場的機會，是解決農業、農村、農民問題的根本出路。

㈣ 《天朝田畝制度》具有絕對平均主義性質，因為它規定

答案B
太平天國的《天朝田畝制度》具有兩方面的基本性質：一是革命性，回二是空想性。前者體答現在它主張廢除封建土地所有制，按人口平分土地，這不僅不是空想，而且恰恰是中國民主革命所要解決的主要問題；後者主要體現在它試圖在農業生產力水平低下的條件下平均分配一切消費品，這只能是一種空想。此題的立意，就在於測試考生是否能夠再現《天朝田畝制度》的內容，是否能夠運用歷史唯物主義關於民主革命的理論來分析認識歷史問題。

㈤ 什麼是絕對平均主義

要求平均分享一切社會財富的思想。平均主義產生的基礎是小農經濟和個體手工業。平均主義者企圖用小型的分散的個體經濟的標准來改造世界，幻想把整個社會經濟都改造為整齊劃一的平均的手工業和小農經濟，進而要求消滅一切差別，在各方面實現絕對平均。在封建社會制度下，農民要求平分封建階級的土地財產，建立一個有飯同吃、有地同耕的理想社會，從摧毀和瓦解封建所有制角度來說，平均主義具有一定程度的進步意義。但是，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平均主義抹殺勞動報酬上的任何差別，否認多勞多得的按勞分配原則，把社會化大生產倒退到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這是違背社會歷史發展要求的。

平均主義的認識根源是歷史唯心主義的平等觀念。平等觀念是一定經濟關系的產物。沒有超越一切經濟條件或經濟關系的絕對平等。平均主義往往把任何差別都看作像階級差別一樣的「貧富不均」，一概加以反對，認為毫無差別的平均分配絕對好。這種平等觀是一種歷史唯心主義的觀念。

在現實經濟生活中，平均主義與按勞分配原則迥然相背。它否認以勞動作為分配的根本尺度，否認勞動者在勞動復雜程度、勞動熟練程度、勞動強度、勞動技能、勞動態度和勞動成果等方面的差別，以及由此所產生的勞動報酬的差別 。平均主義的危害性主要表現在：①嚴重挫傷勞動者的生產積極性和力求上進的精神。②渙散勞動者隊伍，腐蝕勞動者的思想，不利於勞動者的團結。③助長人們的懶惰思想，影響勞動生產率和經濟效益的提高，不利於生產要素的合理配置，不利於提高社會生產力。因此，只有徹底清除平均主義傾向，才能真正貫徹和實現按勞分配的原則。

㈥ 絕對平均主義和中體西用的主張為什麼不能救中國

當時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大眾和外國侵略者之間的矛盾，而無論是變革還回是運動，都必須圍繞這個主答要矛盾進行。太平天國運動想天國絕對的平均主義來確保農民運動的進行。但是絕對的平均主義不符合當時的歷史條件，也不符合社會實際，因為生產力還無法達到如此高的水平。所以最終不可能實現，而作為農民運動的太平天國運動最終，也因為農民階級的局限性，最終無法實現反侵略反封建的任務。
而作為「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洋務運動，他的領導階級是封建地主階級。所以不可能進行反封建反侵略的變革運動。同時洋務運動是一場學習西方的運動，僅僅只是通過學習器物的製造，而不進行徹底的社會變革，最終也是不可能挽救中國的。

㈦ 《天朝田畝制度》關於絕對平均主義的理想社會之所以是一種空想，因為①在小農經濟的基礎上廢除私有制和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