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大變局下的中國戰略定位

① 試述當今世界的大變局中，中國面臨著哪些機遇和挑戰，我們如何在大變局中為世界的發展做出貢獻

國際局勢變亂交織。一些傳統西方大國焦慮感加劇，地緣政治博弈明顯上升，單邊專主義、保護主屬義沖擊全球治理體系；經濟增長新舊動能轉換處於陣痛期，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帶來的激烈競爭前所未有。人類社會又一次站在十字路口。

國際體系加速演變和深刻調整，中國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當前，我國處於近代以來最好的發展時期，世界處於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兩者同步交織、相互激盪。

向內看，應對大變局，關鍵要辦好自己的事。面對世界經濟的「微妙時刻」，中國積極貫徹新發展理念，全力推動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把握好國內國際兩個大局，促進經濟高質量發展，提升現代治理能力。

向外看，在全球化遭遇逆風之際，中國開啟新一輪對外開放，積極維護開放型世界經濟。面對氣候變化嚴峻挑戰，中國始終堅守可持續發展承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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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未來，挑戰更加復雜，機遇撲面而來。不管國際風雲如何變幻，和平、發展、合作、共贏依然是全球的時代強音，機遇依然大於挑戰。

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闊步邁進新時代的中國不會畏懼艱險，將堅韌堅定，砥礪前行，同世界各國人民一道，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攜手建設更加美好的世界！

② 關於當前大變局下中國走向的真實面目

儒家思想二千五百年的基石，是夫子的思想與言行，而記載夫子思想與言行的就是《論語》。很簡單，對儒家的任何品讀，都不如品讀《論語》的重要。要品讀《論語》，就必須首先要走進夫子的時代，否則就無法理解夫子的潦倒至極的命運，也無法理解為什麼夫子會在幾百年以後竟然一飛沖天的原因。我觀察無數人品讀夫子而失敗的根本原因，就在於找不到進入夫子思想大門的入口，而只在門外一邊想像著遙遠的夫子形象跳舞，一邊津津有味地咀嚼著幾千年來文人與統治階級留下的文獻。究其原因，根本者就在於從來就沒有人真正走進春秋末期的夫子時代，因此在不理解春秋時代的時代潮流，時代精神，更加不理解為什麼被捧為聖人的夫子如此潦倒沒落原因的背景下就一身投進夫子所預設的陷阱去了。因此，到目前為止，尚沒有人真正科學地品讀過夫子。
我沒有任何的不良意願去評價任何以前的、現在的、明天的國學專家。俗話說，「一種米養百樣人」，而對於今天全球化的社會背景來說，一種米又何止養百樣人？所以，我願意奉獻自己的精血，熬著歷史黑夜的星光，自己一個人走進二千多年前的時光之門，帶著三千年的視角，走到夫子身邊，與夫子不惜一辨，力圖在春秋末期的視野中，出現另外一顆星辰，一起去解讀夫子，解讀時代，解讀中華的命運。
先解決一個歷史謎題，這就是為什麼在世時的夫子潦而不倒？過世後的夫子突然在幾百年後死灰復燃，而且還登上聖人的位置，被人供奉？這裡面得益於三個原因。
第一個原因，是因為夫子的價值定位是建立在家仇國恨的基礎上的，而夫子的進取力、意志力又太強了、太堅韌了。作為生在魯國的他，得天獨厚地讀了那麼多的古書，而且又因為家門不幸，被人家欺負，因此，把書念得非常的滾瓜爛熟，非常專心致志又一心希望匡正周王室的樑柱子。這種強勁的進取力，再加上被人受辱而一定要出人頭地的意志力，使夫子越受到困難挫折，就越把一切受挫的原因都集中到周制不存、周禮不再的焦點上，於此，使一切向後看的負傾力也愈來愈執著，從而使極端的迂腐主義思想與極端的復古主義主張也愈來愈隨著年齡的增長而發展、鞏固，進而根深蒂固起來，以至到了魯哀公十一年，夫子六十八歲的時候，魯國季康子根據社會需要，欲行「田賦」，夫子堅守天不變，周制不變的極端復古主張，極力反對。
其次，夫子思想能夠復而用之、死灰復燃的原因是由兩個因素決定的。一是夫子對於仁、禮、忠、信、孝等倫理道德描述得實在是太完美，有如宗教終極理想對人的誘惑，因而使後來的讀書人一旦與夫子的著作沾上邊，就很容易受其對禮樂建築起來的世界所感染，從而失去對現實德實質性需求的知覺。二是夫子堅定不移地高舉統治階級的權益，把一切獻給上位者的紅心。歷史上，凡是專制獨裁的政權，都是喜歡儒家、推崇儒家思想的。"為人謀而不忠乎"，夫子將之列為每日"三省"的內容之一，足見其對"忠誠"的重視。當然，人生在世，忠信是不能少的，忠誠度、可靠度、歸依度都很重要。但是，忠誠的關鍵是忠誠的對象，即忠誠於專制集權的統治者，還是忠誠於人民群眾利益，忠誠於時代的要求，還是忠誠於上位者的要求等等。但是，夫子的選擇一如既往，就是周王室，為了周王室的復興，不惜在公山弗擾據費邑反叛時，來召夫子，夫子與子路不惜一吵，夫子還大言不慚地說：「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一個小小的公山弗擾，如何復興東周？真實飢不擇食。但誰又能非議夫子一心為了周王室的苦心呢？哪一個獨裁、專制、集權的統治者不喜歡夫子呢？既可愚民，又可服民，真實夫子可用，一箭雙雕啊！
第三個原因，無論在封建社會，還是今天，如果說夫子不好，容易惹人惱怒，往往群而功之，而絕大部分人是不敢頂著大風前行的。對於今天來說，夫子的思想畢竟延續了二千多年，在世時，風吹雨打幾十年，死後還有眾多的弟子拱護守墓，隨後五百年，雖然一時冷著，但是，跟著就有近二千年的極端聖譽追享。試想想，中華民族的歷史上，除了夫子，還有誰呢？如果要批孔，怎麼批？敵得過幾千年來滲透在炎黃子孫上的文化基因嗎？說夫子偉大，還有豐厚的和諧思想，一方面與時俱進，一方面又有巨大的稿費，何樂而不為？但是，說夫子不好呢？雖然在中國，還不至於說夫子不好，被扮作斧頭幫的人追殺，但是，如果許多博士圍攻起來，可不是好受的。為此，無數無數的人都在政權的力量催化中，自覺不自覺地成了夫子思想山下的一顆小草，「高山仰止，景行景止」，早就不能自已，只有跪倒、奉承、贊美的份，更別說存有一顆清醒的心，從而難於對夫子的思想有所客觀了。
但是，舉目四看，再以忐忑不安的心觀照歷史，中國是具有5000年文明史的泱泱大國，素以禮儀之邦、文明古國而著稱於世，可是，在歷史記載以及現實的生活實踐中，會發現歷史傳承下來的更多的是浸在歷史糞池的臭石頭而不是黃金。且看歷朝，道德墮落與淪喪的程度何止是「怵目驚心」！每一次王朝更替過程中而因儒家思想死去的炎黃子孫加起來何止是千百萬？於是，我竊自懷著夫子肯定與中國的治亂更替規律負有大責的天問之心，深潛歷史的真實，在無數的迷茫與黑暗中，豁然發現，流淌在無數慘案後面的鮮血才是歷史的文字，而夫子所作的春秋以及後代儒家信徒留下的文字是偽飾的歷史，遠遠超過夫子想像的冤假錯案里，都血淋淋地寫著「夫子是聖之僵屍者，儒家思想是中國文化的法西斯主義」的字樣。夫子站在時代大變局的面前，選擇了往後看的方式，不顧工商業發展的訴求，將社會倫理道德必須重建的時代呼籲置於腦後。特別是，由於夫子與弟子們的極端著力，也由於夫子整理文獻，例如編輯《春秋》、《易經》，把符合自己理想的東西變成自己的，把不符合自己理想的就舍棄，而且批他一通，以此將歷史的新生兒踩在腳下的同時，也將堯舜禹以及周文武（即周文王、周武王）的真實情況徹底改編，抹殺了歷史的真相。並以此反倒幫助了一生潦倒的夫子死後榮光萬丈，使他有可能在秦始皇焚書坑儒以後，將自己的思想血脈延續下來。
正是如此，只是夫子把這個閹割炎黃子孫的割刀藏在說得很燦爛的言語句話里。嘿！夫子這個匹夫，表面忠厚，滿口仁義道德，但骨子裡真是綿里藏針、糖衣炮彈、狡猾奸詐啊！
於此，我緊張了很長一段時間，就「應該如何充足的說服力告訴同時代的所有人？」的問題，拷問著我的內在靈魂，也就是說，怎麼樣帶著信我的，不信我的朋友們一起走進春秋的歷史，讓更多的人看到夫子的真實面目。功夫不負有心人，像夫子說的，天不亡我。最後，我終於找到了三個入口，為自己走入春秋時代打開了時代之門，不僅僅自己可以走進歷史，與夫子一起探討如何拯救春秋末世的思想主張及其方式方法，而且任何朋友都可以這樣做。一走進春秋時代，發現了夫子很多很多的問題。或許，任何事情都是這樣，只要找對了門路，就會發現展現在自己面前的路一下子很寬敞起來，就像從廣州的中山八路一直到黃埔港一樣，那麼幾十公里，都是一以貫之，氣如破竹。我很相信，自己的這三個入口是正確的，那麼，若此，堅持從這樣的入口進去與夫子對辯，無論是一萬個博士也是沒有辦法反駁我的觀點的。為什麼？因為，連夫子這個當時歷史的當事人都沒有辦法反駁我，都同意我的觀點，你想想，這些吃夫子飯的門人會怎麼樣呢？那就會樹倒猢猻散，任何的反駁都會是軟弱無力。所以，在這里，首先講一講自己走進春秋時代的三個時代之門。
第一個時代之門，春秋時期是中國歷史大變局的分水嶺。我與夫子一起站在時代轉軌的大門口，與夫子一起思考和認識春秋末期的時代特徵和時代走向。
時空無限，思想有界，任何思想都有時代性，可惜的是，《論語》以及其他《春秋》、《易經》都是為復興周王室准備的。夫子不關注人民的現實生存，注重克己復禮，無法包容時代的不同聲音，因此，雖然現實很近，問題很新，但是，夫子卻從周王室角度看春秋時代，從「春秋亂世」角度看周室集權，極端否定政治權力下移、文化權力下移、經濟權力下移的社會現實。以極端向後看的視野，愚民化的主張和純德性的分析，解構春秋時代的社會現象，讓人們拋棄已經獲得的自由權益與夫子一起從新時代走向舊時代。顯然，夫子思考和認識時代很有特點。他的特點就是很有懷舊精神，也就是說，夫子的眼中，以前的堯、舜、禹，及文武之道最好，是只有聖人才能做到的聖域境界，因此，作為一個人，必須要努力往後看，力求復興周王室早期的社會正義。
而我呢，我的特點是堅信亂中有序，春秋亂世的背後就是重新整合社會資源，建立新社會制度的社會傾向。因此，這種亂，好得很。所以，站在人們實質性利益的立場上，設身處地，以心比心，堅信大變局時代可以作多種政治實驗，堅信民強才能國富，堅信基本的民生、民權、民富意識已經時代地擺在春秋人們的面前，力圖對夫子不符合政治權力下移、文化權力下移、經濟權力下移的言論進行對辯，並對夫子極力尋求復興周制、美化周禮的思想行為進行批評駁斥。
夫子站在時代急劇變化的浪尖上，有兩個做法是值得稱頌的，卻因其篤守的「四項基本原則」是極其錯誤的。值得稱頌的二點是，一是發憤圖強，夜以繼日，努力吸收以前時代所有自己覺得有價值的東西；二是躬自入局，對自己總結的東西進行不屈不撓的政治實踐。
夫子一生之中，在其立身行道的實踐理念中，篤守著極其錯誤的「四項基本原則」。
第一個原則，一切向後看的方法論原則。夫子從來就沒有樹立起國家本位與人們本位的立場，從來就沒有站在時代發展的立場上思考問題，從來就沒有張開面向未來的時代眼光，堅定不移地追慕三代，效法先王，直攀唐虞，而尤崇西周，有「周監於二代，鬱郁乎文哉!吾從周」(《論語·八佾》)，對以前的堯舜禹傳說，對周文王、周武王的政治思想都照單全收。
第二個原則，政教合一的教育原則。在教育實踐中，內容上，堅定不移地對社會轉型期的舊制度崩盤、新制度尚未建立，社會失范的情況視而不見，反而立志建立以周制、周禮為思想內核的禮樂執政思想，守舊復古，一心想著恢復西周禮制，非常嚴苟地要求處在社會現實運動中的君子們、上位者們執行這些思想主張。行動上，政教合一，隨時准備入仕，不僅僅自己干預國家與諸侯政治，隨便議政，干預政府工作人員的政治與行政工作，「復興東周」，拉歷史前進的倒車，而且也要求學生堅定不移地執著「學而優則仕」的唯一理想，誰不遵從就被夫子訓斥為小人，如「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從而使後來的歷代讀書人都將自己德命運與做官一起捆綁，出現了無數范進中舉的悲劇，亦直接延緩了中華民族的社會化生產力的發展與繁榮。
第三個原則，唯我獨尊、唯我獨正、唯我獨真、唯我獨善、唯我獨美的極端自我審視原則。在這個原則下，凡是不符合自己政治理念的思想與主張，凡是不符合自己原則的諸侯國君或其他人，都絕對排除於自己視野之外，並進行無情打擊。而符合自己政治理想利益的人，則寧願放棄一些的原則，去將就或者輔佐。如對弟子冉求的打擊，「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對公山弗擾據費邑反叛來召，夫子與子路不惜一吵，還大言不慚說：「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等等。
第四個原則，結黨為「私」的原則。夫子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結黨為「私」的學霸式、黨霸式人物。在大變局時代的政治實踐中，夫子不是以一個純粹教育者的身份出現在春秋時代的，而是相當於一個有自己政綱和組織的類政黨（姑且這樣認為）的首腦身份出現的，他積極從政，積極培養相同政治信仰、極具排他性的，執著於共同政治信仰實踐的「學生」，以群體的力量去落實、推進自己思想的實踐，並與當時不合自己原則的國君和上位者進行毫不妥協的信仰為旗幟的斗爭。夫子的這種很具有新時代色彩的團隊，無容置疑地，確實對夫子思想的推行和得以死灰復燃提供了可能和必然。
第二個時代之門，就是馬克思主義原理中關於上層建築必須與經濟基礎與時俱進的普遍真理。
當然，這里最為關鍵的是講一講春秋末期的經濟發展情況以及工商業發展與自由平等的關系。
首先從歷史講起。西周初年，周王室在經濟上實行分封制和井田制，並以之相適應的是實行周制、周禮。其時，姜太公被封於齊，以治理夷人；周公之子伯禽被封於魯，以圖拱衛周室。姜太公實行開明的文化政策，「因其俗，簡其理」，促成東夷文化向齊文化的轉變，從而也使齊國的社會風尚帶有明顯的工商業氛圍，崇功利，輕倫理，社會風氣自由開放，整個社會朝注重實用、實力、實利的社會意識形態轉變；而伯禽「變其俗，革其禮」，推行嚴格的分封制和井田制，大力推行重農抑商的政治制度，亦以此使魯文化更多地表現出周王室的政治文化特徵，社會風氣保守迂腐，因循周禮，注重教條，不思也不想變通。
到了春秋後期，分封制已開始崩潰，工商業得到了很大的發展，人們在諸侯國之間廣泛流動，商品交往、人與人交往變得十分輕松而且頻繁。如夫子朋友原壤的母親去世以後還大聲歌唱，闕黨童子「吾見其居於位也，見其與先生並行也。」等等，都是社會走向自由平等與民主民治的新現象。
工商業的發展與自由平等的滋生就像父子一樣，相互依存。在春秋後期，以工商業為新的生產力方式作用下，不僅打破了諸侯國之間封閉的狀態，而且在新生產力的催化中，人們的思想更加開放，獨立自由意識增強。另方面，亦使一些工商業發展較快的諸侯國獲得了較強大的經濟實力和軍事實力，他們賴此各自為政，也不聽周天子，而且周天子也叫不動他們，他們自稱霸主。
例如，偉大的改革家管仲在齊國支持國家發展工商業，說服齊恆公依靠商業和手工業積累錢財，而使齊國變強，如當時的臨淄城內，「農有條粟，女有條布」，「以粟易器械，紛紛與百工交易」，「百工居肆以成其事」，非常繁榮興旺的景象，齊國亦於此成了春秋五霸之一。這極大地震撼著以分封制和井田制為經濟基礎的周王室政權，整個社會呈現出周天子名存實亡，政令不出朝廷，周制、周禮實際上已經在政治制度上崩盤，呈現出各諸侯國各自為政，弱肉強食，互相兼並的千年大變局的現象。這就是春秋時期「禮樂崩壞」的經濟原因。
春秋戰國，戰爭雖然紛繁不斷，但就像黎明前的黑暗中，微微從東方山地上露出兩道歷史向前進的強光，一是工商業急速發展，呼喚著新制度為它們守護衛航；二是社會的自由平等意識正在人們思想意識中生根發芽，此時正是中國歷史上工商業第一次最為燦爛的時代。雖然當時有幾個諸侯國的改革人物，如吳起、、商鞅、李悝等等，都是抑制工商業的發展，如李悝在魏主張禁止「技民之巧」，商鞅在秦提出「重農抑商」，如對鹽業的管理。但是，整體上，春秋時期是中華民族歷史上第一個工商業發展的黃金時代，如果不是經歷大秦帝國的統一，以及漢武帝時期的「獨尊儒術」，完全可以說，這種自然形成的以工商自覺為導向的特殊時期，也是有可能象古希臘文明一樣，依賴於逐步發達的工商業，作為工商業之子，即自由平等的時代精神一定會得到護佑，從而健康成長，逐步使整個社會走向民主自由的可能性。中華大地亦有可能像歐洲一樣，各國林立，今天討論的核心洲策不是哪一個國家尚沒有實現民主的問題，而是如何實現歐洲一體化，制定和通過統一的歐盟憲法、歐盟通貨等等問題了。
可幸的是，大秦帝國以及楚漢戰爭都沒有徹底地摧毀中華民族的工商業，而且秦相呂不韋，以及漢帝劉邦都是出生於工商業世家，他們的政治實踐以及行政實踐都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工商業的發展。
從大歷史的角度看，中華民族有三個罪人，第一個是孔夫子，第二個就是漢武帝，第三個就是朱熹，而最大的歷史罪人則是漢武帝。漢武帝是中國封建社會極端重農抑商的政治人治制度的完成者，到此，中國工商業發展走到了重農抑商的制度規約時代。政治制度方面，在傳承秦制的基礎上，推行推恩制，徹底瓦解了地方權力對中央的挑戰實力，集權政治更具規模；思想方針上，推行以重農抑商、學而優則仕的根本內核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致使萬馬齊暗，同時推行賣官鬻爵制度。經濟制度上，徹底地打擊和摧毀工商業，全面實行鹽,鐵,酒只由政府經營，執行「算緡法」、「告緡法」、「平準法」,政府向商人,富人徵收財產稅，由政府控制。司法制度上，施行董仲舒倡導並實踐的「春秋決獄」制度，即按夫子所著的歷史著作《春秋》作為判案的依據，以此使秦朝以來以吏為師的夢想得以實現。官吏的自由裁量權大得不得了，伴隨「春秋決獄」制度的是「上請」制度的出現，重大案子，向上請示皇帝定奪。官吏因之貪贓枉法，國家治理章法全無，名為「以德治國」，實為最高統治者皇帝與各級官吏集權專斷。
從此，中國歷史發展的總規律形成。這個總規律就是王朝更替規律，或者說就是黃宗羲現象。這個規律本質上是由工商業與儒家思想的矛盾內在激發而形成的，其內容包括兩個方面，其一，儒家思想發達的時代，工商業一定是在夾縫中生存的時代，也是只有與官商結合才能生存的時代，亦一定是非常專制集權的時代。其二，工商業為代表的新經濟、新文化與守土經濟（即固守在農村，固守著農田進行生產的經濟）為代表的舊經濟、儒家文化，不斷地此消彼長，工商業一得到發展，人們的自由平等意識增強，於是專制王朝崩潰，接著以趕盡殺絕的戰爭消滅大量的生產力和工商業，在消滅生產力和工商業的同時，也在消滅自由的思想與文化的繁榮，新王朝又取得了實施專制制度的經濟條件，又開始依據儒家思想理論進行「重農抑商」治理國家，進行高壓統治。王朝更替規律的表明，對前朝的顛覆並不意味著今朝的進步，以戰爭的方式對前朝生產力要素的巨大摧毀總是使新王朝的建立充滿了血腥，也總是使社會前進的車輪退後了許多，而新王朝由於沒有順應在政治上回應工商業經濟的實質性發展要求，面對如何有效統治國家的命題時，不約而同地重新回到漢武帝政治模式的歷史原點。這樣一直到鴉片戰爭的一聲炮響，才在以工商業為主導的西方列強插手的強力情況下，使中國的思想家、政治家無法繼續推行漢武帝模式，於此一直到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實行計劃經濟的時代。
第三個時代之門，就是與夫子剛好相反地站在人民大眾的立場上。
夫子看不起勞動人民是不爭的事實。一方面，是自己看不起，「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另方面，也要求學生看不起，更加不能親近農事，如果關心農事就被他認為是不長進，是「小人」。因而，整個夫子集團，都是一樣地堅持、「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因此，夫子的思想有兩個特徵，一是徹底的惟上性，夫子旗幟鮮明地標明自己的思想是為上層建築服務的，是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二是徹底的反人民性，「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等等。又由於人民大眾是歷史發展的主體，人民的需要成為歷史發展最強勁的動力，因而夫子的思想顯得很有反社會、反人民、反歷史的特質。
從三個時代之門的入口走進去，「春秋戰國亂悠悠，百家爭鳴索新裘」，這是一個怎樣的時代，展現在我們面前的完全是是文化繁榮、英雄輩出、亂中有序，中華民族的活力充分顯現的時代。在這樣的視角下，我們發現，中華民族並不早熟，也不遲熟，而是與西方古希臘文明一樣的時代，而且對民主自由平等的求索也一直象西方中世紀一樣，延續到三國兩晉南北朝時代，儒家思想才在隋朝實行科舉考試時最終登上歷史的舞台。
夫子與儒家思想對歷史的貢獻，歷來有不少觀點。我在與夫子的對辯中，並不想採取矯枉過正、一概反對、一概否定的做法，只要是合乎人性事實、時代潮流、時代精神的判斷，以及體現人類實踐經驗的總結，一樣給予肯定。
以上是我在與夫子一起站在大變局時代中進行辯論、對質時採取的基本立場，基本原則，以及方式方法。

③ 如何理解中國處於歷史上「千年未有之大變局」

發展主義的現代性框架遵循的是成王敗寇的法則。曾擔任鄧小平英文翻譯的張維為走內訪百國，被發達國家的政治衰容敗與發展中國家的誤入歧途所刺激，在比較視野下，他認為中國的崛起是中國傳統政治文化與現代國家建設相結合的產物，亦即「文明型國家的崛起」。「千年未有之大變局」

學者張維為出版《中國震撼》，試圖解釋「中國模式」，建立一種「比較強勢的話語體系」

中國經濟趕德超日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之時，裹挾而至的「中國威脅論」、「中國崩潰論」、「中國奇跡」等等各種描述，正表明世界各國在中國崛起這一現實上的話語權爭奪。近日，由日內瓦亞洲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張維為撰寫的《中國震撼：一個文明型國家的崛起》一書，作為系統研究「中國模式」的理論著作，「希望給人『一覽眾山小』的感覺，你是主體文明，你可以平視其他文明。」張維為在接受《第一財經日報》專訪時強調。

④ 在線等！中國近現代史在中華文明史上的定位

中國近現代史的歷史定位：千年未有之變局，中國歷史大轉型。版

大變局（大轉型）權時代的基本特點：政治動盪，戰爭連綿，改革頻發，政權短暫；

生產方式變革明顯：生產技術革新加快；

生產關系變化明顯：思想文化活躍，百家爭鳴，各種思想交鋒激烈；

政治轉型：君主專制——民主共和制；

生產方式轉型：手工勞動、農耕——機器大工業；

思想文化轉型：儒家獨尊——思想多元。

⑤ 推動了「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因素有哪些

1、世界權力轉移對象出現根本性變化。

自近代以來，世界權力首次開始向非西方世界轉移擴散。一大批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群體性崛起，世界經濟中心向亞太轉移，出現「東升西降」的現象。國際權力在少數幾個西方國家之間「倒手」的局面走向終結，百年來西方國家主導國際政治的情況正在發生根本性改變。

2、國際格局劇烈動盪。

在西方國家，國家利益至上取代意識形態的趨勢上升，日益成為主導盟國關系的核心因素，美國盟國正試圖走上戰略自主道路。

3、世界秩序出現坍塌的危險。

在其他重大國際問題上，美國置現行國際規則於不顧，以犧牲別國和世界整體利益為代價，拓展自身利益，變成一個純粹的利益索取者。當今世界已越來越面臨失序的危險。

(5)歷史大變局下的中國戰略定位擴展閱讀：

我們黨團結帶領人民進行改革開放新的偉大革命，極大地激發了廣大人民群眾的創造性，極大地解放和發展了社會生產力，極大地增強了社會發展活力。經過40多年持續不斷的改革與發展，中國的面貌、中華民族的面貌、中國人民的面貌、中國共產黨的面貌得到極大的改變，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奠定了最堅實、最穩固的基礎。

百年來，這一系列歷史變局的積累、演進、疊加，昭示了一個偉大歸宿或目標，那就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實現。這場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是關乎中華民族和全人類前途命運的大格局、大方略、大藍圖，它是過去歷史變局的結果，同時是民族偉大復興的沖刺點。

⑥ 試述當今世界的大變局中,中國面臨著哪些機遇和挑戰,我們如何在大變局中為世界

在當今世界形勢下中國面臨的機遇：一、國際輿論正向有利於我國的方向轉變 二、對外經濟合作領域將繼續擴大和深化 三、外交領域在拓寬。國際話語權在增強 四、發展...

⑦ 大變局時代下中國如何通過多元發展和有力作為體現大國擔當

中國要通過團結其他的發展中國家，然後參與更多的國際合作。

⑧ 什麼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國能在變局中實現偉大復興嗎

我們先看一看，什麼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

從18世紀60年代開始，西方開始了工業革命，機器開始替代手工生產，生產能力大大提高。西方先進工業生產技術的出現，使西方在19世紀開始在世界上處於優勢地位。

在二戰以前，西方的英國、西班牙、葡萄牙等用先進的槍炮，在世界各大洲佔領了大量殖民地。

世界知識產權組織和康奈爾大學等機構聯合發布的世界創新排名中，中國在2020年已經上升到世界第14位。相信經過長期的努力，中國一定會在技術上的短板問題取得長足的進步。

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是中國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中國必將重現昔日漢唐時期在世界的輝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