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周邊外交的歷史

⑴ 中國古代外交史

在古代，中國認為自己是文明世界的中心，中國的皇帝是這個文明世界的領導者，有「得中原者得天下」的說法。以中原為世界的中心，中國視周邊地區為東夷、南蠻、西戎和北狄，認為中國以外之人為未開化之人，中國以外之地稱為「化外之地」，詞語皆帶有蔑視的意味。中國因為其文化影響力，在其周圍一直存在著一個「中華文化圈」，其傳統范圍一般包括朝鮮半島、日本、越南和東南亞地區。另外，周邊國家歷代向中國朝貢，這種制度到了清朝達到最成熟的地步。歷史上尼泊爾、朝鮮、琉球、安南（越南）、蘇祿（菲律賓）、緬甸、南掌（寮國）、暹羅（泰國）是中國皇帝冊封的八個屬國及朝貢國。朝鮮、越南（舊稱安南）、琉球國是朝貢國的典型。
中國的地理環境比較封閉，北邊是大漠，西邊是高山，東南是大海，限制了古代中國和其他國家的交往。
在古代中國歷史上，北方游牧民族一直是很大的威脅。戰國期間中國就開始在北方修築長城抵禦匈奴的攻擊。漢初對匈奴以防禦為主，典型的政策是和親。漢武帝時，漢朝從戰略防禦轉為戰略進攻，並且一度將匈奴趕到漠北。但漢武帝身故後的國庫空虛，使得漢朝政府又改為和親政策，以保政治平安和經濟繁榮穩定，其間最著名的就是昭君出塞事件，據說漢元帝當時因驚為天人還捨不得將其嫁給匈奴單於呼韓邪。
自西漢的張騫出使西域，中國和中亞的交流就非常頻繁，中亞的汗血馬深受漢朝皇帝青睞，同時中亞的一些作物如苜蓿等也被引進到中土。
2000多年前的中國就以絲綢之路和中亞、歐洲相互交流商品，出口絲綢和茶葉等商品。從漢朝開始，朝鮮半島和日本就和中國有貿易往來和交流。自東漢起，印度的佛教文化開始傳播到中國，並最終在中國紮根，還經由中國傳到了朝鮮半島和日本。
唐朝的繁榮時期，長安成為當時世界的最重要城市之一，寬容地接受世界各地而來的文化。新羅在唐王朝支持下統一了朝鮮半島，和中土的往來非常密切。日本曾多次派遣遣唐使到唐朝，全盤學習和接受了大唐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諸方面，還仿製漢字，以為日本文字，其都城也仿造長安的樣子打造；遣唐使中最著名的就是晁衡和吉備真備等人，其中晁衡和王維、李白等人是好友，王維為其回國餞行的時候還親手寫了一篇《送秘書晁監還日本並序》相贈；鑒真和尚也東渡日本，講經說法，將佛教教義播撒到這個東瀛島國。另外，阿拉伯商人在長安街頭也經常可見，並且有人通過科舉考試在大唐做了官。大唐和史稱天竺的印度交往也很頻繁，唐僧玄奘法師歷經艱險，過沙漠、翻山越嶺，終於在印度取到真經，宣揚大乘佛法，成為眾所仰慕的三藏法師，其故事後來還被改編成廣為流傳的《西遊記》，為後世所稱道。
宋朝時期，雖然中國版圖內國家林立，戰亂頻仍，陸路交通不便，但是造船業和海上貿易發達，且羅盤針已經應用於航海，使得對外貿易超過了歷史水平。
元代的疆域廣闊，國力強盛，中國和歐洲國家以及伊兒汗國、欽察汗國等多個國家有廣泛的交流。馬可波羅是其中最著名的代表人物，他得到元世祖忽必烈的接見，在元朝都城大都做過官，見識過「會燃燒的黑色石頭」（煤），回國途中還做過元朝赴伊兒汗國的賜婚使。
明朝的鄭和下西洋是航海史上的壯舉，三寶太監鄭和的寶船比哥倫布的遠洋船結實、龐大得多，當時中國的國策是宣揚國威，而不是掠奪式的殖民，所以近有東南亞，遠有東非索馬里和阿拉伯半島，眾皆歡喜以待。自明朝開始，有許多天主教的傳教士來到中國傳教，其中就有利瑪竇、湯若望、南懷仁等一大批開明的傳教士將西方的科學知識和技術帶到了中國，例如《幾何原本》等。
清朝時，英國使者帶禮品到中國來為乾隆皇帝祝壽時，被中國當以「朝貢」對待，並因英國從東部海路過來，而稱之為「英夷」，且要英國使臣以三拜九叩禮參拜，後來經過妥協，使臣以見英王禮，單膝跪地而告終。

⑵ 新中國外交政策發展歷程

1、20世紀50年代：「一邊倒」。鑒於新中國屬於東方社會主義陣營，為新中國在保障人專民革命勝利成果、保衛和屬平、維護獨立與主權的斗爭，選擇加入蘇聯社會主義陣營。

2、20世紀70年代：「新局面」。中美關系的緩和，中日關系的發展，打破了從20世紀50年代起美國孤立遏制中國所形成的外交僵局，打開我國外交的新局面。

3、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和平與發展。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中國積極發展與周邊國家的睦鄰友好關系，開始踐行獨立自主的外交方針。

(2)中國周邊外交的歷史擴展閱讀：

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外交上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作為分析國際形勢、制定對外政策的指針。

並從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發，堅持獨立自主和愛國主義與國際主義相結合的原則。它十分珍惜自己的獨立和主權。

也大力支持被壓迫國家爭取和維護獨立主權的斗爭和為發展民族經濟所作的努力。在尖銳復雜的國際斗爭中，中華人民共和國始終不渝地反對帝國主義、殖民主義、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維護世界和平，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基礎上，同世界各國開展友好合作，謀求共同發展和繁榮。

⑶ 1949年後的中國外交發展歷史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奉行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積極開展外交活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中國政府充分展現了自己的組織能力和多邊外交能力，在國際事務中的作用越來越大。
一、20世紀40-年代末——50年代中期的外交
政策：奉行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實踐：1、建國的第一年，與蘇聯、東歐等17個國家正式建立外交關系。作用：為恢復 經濟建設創造了良好的外部環境。
2、積極參與國際活動：（1）1953年，在接見印度代表團時，，周恩來總理首次提出「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作為處理國與國之間關系的原則。（2）1954年，周恩來總理訪問印度、緬甸，三國總理積極倡導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影響：使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在國際上產生深遠影響，逐漸被越來越多的國家接受，成為處理國與國之間關系的基本准則。
3、1954年4——7月，參加日內瓦會議（瑞士）。作用：第一次以五大國之一的身份參加，大大提高了中國的國際地位，為打開新中國外交新局面發揮積極了作用。
4、1955年，參加萬隆會議（印度尼西亞）。影響：第一次沒有殖民主義國家參加的亞非首腦會議。中國提出「求同存異」的方針，促進了會議的圓滿成功，也促進了中國同亞非各國的團結與合作。形成「萬隆精神」。
影響：增進了中國與亞非各國間的理解和信任，擴大了中國在國際上的影響。
二、20世紀70年代的外交
背景：中國國際地位的提高和國際形勢的變化。
實踐：1、中美關系的改善：（1）1971年7月，基辛格秘密訪華，與周恩來總理會談。（2）1972年2月，美國總統尼克松訪華，中美雙方在上海簽署《中美聯合公報》。（3）1979年，中美正式建立外交關系。意義：中美兩國對抗結束，兩國關系開始走向正常化。
2、中日邦交正常化：1972年日本首相田中角榮訪華。，兩國正式建立外交關系。
3、與許多國家建立外交關系，出現了與中國建交的熱潮。
4、1971年10月25日，參加第26屆聯合國大會。恢復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合法權利，恢復了中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席位。作用：進一步提高了中國國際地位。
影響：我國外交工作出現了新局面。
三、改革開放以來的外交
背景：國際形勢的發展和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迅速發展、綜合國力的提高。
實踐：1、1996年，中國、俄羅斯、哈薩克、吉爾吉斯斯坦、塔吉克五國元首在上海簽署關於在邊境地區加強軍事領域信任的協定。
2、2001年，中、俄、哈、吉、塔和烏茲別克六國元首，在上海簽署了《「上海合作組織」成立宣言》。影響：上海合作組織是第一個以中國城市命名的國際組織，它進一步加強了我國與周邊國家的關系。
3、2001年，中國成功承辦了亞太經合組織會議。（上海APEC會議）會議主題：「新世紀、新挑戰：參與、合作，促進共同繁榮」。通過了《上海共識》。影響：上海APEC會議是中國迄今舉行的規模最大、規格最高的多邊外交活動。
4、2001年11月，在卡達多哈舉行的世界貿易組織第四次部長級會議上，審議通過了中國加入這個組織的決定。影響：中國終於成為世界上最重要的國際性貿易組織的成員。我國的對外開放事業進入一個新的階段。
影響：我國外交事業取得一個又一個偉大成就，在國際事務中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⑷ 中國外交有哪些光輝歷史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結束了中國自鴉片戰爭以來長達110年的屈辱歷史，開創了中國外交的新紀元。新中國建立後，根據國際形勢的發展變化，我國外交戰略的發展演變，大體經歷了四個階段。

第一階段，20世紀50年代。這一階段，我國的外交戰略是聯蘇反美，即「一邊倒」的外交政策。面臨新中國初期帝國主義對中國的孤立封鎖，毛主席提出了新中國外交三大政策：「另起爐灶」(即不承認舊中國的一切外交關系)；「一邊倒」（即倒向社會主義一邊）；「打掃干凈屋子再請客」（即把帝國主義在中國的殘余勢力清除干凈後再與他們建立外交關系）。據此，我國同蘇聯、匈牙利、波蘭等社會主義國家以及印度、緬甸等亞非民族獨立國家（尤其是周邊的民族獨立國家）建立和發展友好合作關系。為了打開我國外交的困境，贏得中立國家的支持，中國積極參加日內瓦會議，萬隆會議等國際性會議，並於1953年正式提出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在國際上樹立了一個良好的中國形象。此外，在朝鮮戰場上，我國給美國以沉重的打擊，迫使其在停戰協議上簽字，捍衛了我國的獨立和安全。

第二階段：20世紀60年代。這一時期，我國的外交戰略是反蘇反美，即「兩個拳頭打人」的外交戰略。由於蘇聯奉行大國沙文主義，不尊重其他國家的主權和獨立，多次粗暴地干涉他國內政（例如，60年代初蘇聯就向我國提出共建長波電台和共同艦隊等侵犯我國主權的要求），中國為捍衛自己的神聖主權，與蘇聯的大國主義、霸權主義進行了針鋒相對的斗爭。在這一時期，美國繼續執行反華政策，在台灣公開進行戰爭挑釁，支持印度對中國的非正義戰爭，使越南戰爭逐步升級，並武裝入侵柬埔寨，引發寮國內戰，企圖惡化中國的周邊環境，威脅中國的國家獨立。中國對此進行了堅決的斗爭和反擊，發出了「全世界人民團結起來，打敗美帝主義及其走狗」的口號。此外，中國在極其困難的條件下，積極支持亞非國家民族解放運動和經濟建設，受到了亞非國家的普遍歡迎和認可。值得一提的是，1964年，中國同法國正式建立外交關系，這是第一個同我國建交的西方大國。

第三階段：20世紀70年代。這一時期，我國的外交政策戰略是「聯美遏蘇」，即「一條線，一大片」的外交戰略。由於美蘇力量對比中出現有利於蘇聯的變化，蘇聯加快對第三世界的爭奪，發動阿富汗戰爭，並在中蘇邊境陳兵百萬，多次挑釁，甚至引發大規模武裝沖突。而美國則不得不調整其對外政策，謀求改善中美關系以聯合遏制蘇聯。在這樣的國際背景下，毛主席提出了「三個世界」劃分的戰略思想。在此指導下，我國加強了同廣大第三世界國家的團結和合作，並與日本、美國等西方國家先後建立外交關系。1971年10月，在第26屆聯合國大會上，我國在聯合國的一切合法席位得到恢復，這是我國外交上的一大突破。

第四階段，20世紀80年代至今。這一時期，我國的外交戰略是全面發展對外友好關系，即「全方位」外交的新戰略。此時，國際形勢發生了深刻的變化，世界多極化趨勢明顯，戰爭與和平成為時代的主流。再加上我國於80年代初開始進行改革開放，我國的外交政策有了很大的調整。主要表現為：第一、確立了戰爭與和平的新觀念。在較長時間內，不發生大規模世界戰爭是有可能的，維護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所以我國應高舉反對霸權主義，維護世界和平的旗幟，堅定地站在和平力量一邊，為我國的經濟建設提供一個和平穩定的國際環境。第二、賦予了獨立自主原則以新的內容。那就是不同任何大國結盟或建立戰略關系，也不支持任何一方或反對另一方。對於所有國際事務，中國政府都從中國人民的根本利益出發，根據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獨立自主地決定自己的態度和政策。第三、制定了全面對外開放的基本國策。我國的外交是面向全世界的，我國的外交不受社會制度、意識形態、經濟發展水平等條件限制。我國不斷發展和鞏固同廣大發展中國家的關系，加強同它們之間的經濟、政治等領域的合作。第四、提出並貫徹「一國兩制」的新構想，成功地解決了香港和澳門問題，並為台灣問題在未來的最終解決奠定基礎。

⑸ 誰知道中國外交史的發展及其成就（建國後）

新中國在外交方面取得的重大成就 。
新中國的外交，始終奉行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在外交理論上，提出了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和三個世界劃分的戰略思想，在外交實踐上，從「一邊倒」的傾向發展到走向「一大片」的格局。
1949年6月，毛澤東在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上向全世界宣告新中國外交的基本原則。
1953年，新中國提出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標志著新中國外交政策的成熟，為打開中國外交關系的新局面奠定了基礎，它在國際上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被廣泛認為是解決國與國之間關系的基本准則。
20世紀50年代中期，中國在外交上不斷取得新成就。抗美援朝的勝利使中國國際威望空前提高，1954年首次以世界五大國的身份參加日內瓦國際會議並起到積極作用。中國代表團促進恢復印度支那和平的協議的達成，顯示出新中國在國際事務中的重要地位。1955年中國代表團參加亞非國家第一次沒有殖民國家介入的國際性會議——萬隆會議，周恩來提出了「求同存異」的方針，促進會議的圓滿成功。亞非會議推進中國同亞非更多的國家建立外交關系，促進中國同世界各國的友好往來。在亞非會議後的一段時期，中國根據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基本打破了「一邊倒」的外交格局，並初步形成走向全世界的外交格局。
20世紀60年代中國進行援越抗美，繼續同美國對抗，中蘇關系惡化後，周邊國際局勢更為緊張。
20世紀70年代中國外交取得重大突破。第一，聯合國恢復中國的合法席位。第二，中美關系走向正常化。第三，中日兩國實現邦交正常化。
中國積極發展同第三世界國家的友好合作關系。20世紀70年代初，毛澤東提出關於三個世界劃分的戰略思想，在外交上支持第三世界捍衛民族獨立和國家主權，進行反殖反帝反霸斗爭，促進第三世界國家的團結合作。
20世紀90年代，世界朝多極化發展，中國始終堅持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基礎上發展國際關系並為國際新秩序而斗爭，截至1992年，中國已同世界上150多個國家建立了外交關系。在國際舞台上，中國已成為舉足輕重的力量，與內政、外交相關聯的港澳問題也順利解決。

⑹ 新中國外交的重大歷史事件

1、五六十年代

新中國在建國的第一年裡，就同蘇聯等17個國家建立了外交關系。1949年10月2日，蘇聯第一個宣布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並與我國正式建立外交關系，中蘇兩國於1950年簽訂了《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

1953年周恩來接見印度代表團時，首次提出按照互相尊重領土主權、互不侵犯、互不幹涉內政、平等互惠、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作為處理兩國關系的原則。1955年，周恩來參加萬隆會議，提出「求同存異」的方針。

1954年，4月至7月，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次以五大國之一的身份，參加日內瓦會議。

2、七十年代

1971年7月，尼克松總統的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基辛格秘密訪問中國。1972年2月，尼克松總統訪問中國，雙方在上海簽署《中美聯合公報》，1979年中美正式建立外交關系。

1971年10月25日，第26屆聯合國大會以壓倒對數通過阿爾巴尼亞、阿爾及尼亞等二十三國提案，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合法權利，恢復中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席位。

1972年，日本首相田中角榮訪華，兩國正式建立外交關系。

3、改革開放後

2001年亞太經合組織領導人非正式會議及相關會議在中國上海舉行。同年，中、俄、哈、吉、塔五國加上烏茲別克六國元首，在上海簽署了《「上海合作組織」成立宣言》。

另外2001年，中國申奧成功，還是2001年，中國加入WTO。

(6)中國周邊外交的歷史擴展閱讀：

中國的古代外交

在古代，中國認為自己是文明世界的中心，中國的皇帝是這個文明世界的領導者，有「得中原者得天下」的說法。以中原為世界的中心，中國視周邊地區為東夷、南蠻、西戎和北狄，認為中國以外之人為未開化之人，中國以外之地稱為「化外之地」。

中國因為其文化影響力，在其周圍一直存在著一個「中華文化圈」，其傳統范圍一般包括朝鮮半島、日本、越南和東南亞地區。另外，周邊國家歷代向中國朝貢，這種制度到了清朝達到最成熟的地步。

歷史上尼泊爾、朝鮮、琉球、安南（越南）、蘇祿（菲律賓）、緬甸、南掌（寮國）、暹羅（泰國）是中國皇帝冊封的八個屬國及朝貢國。朝鮮、越南（舊稱安南）、琉球國是朝貢國的典型。

中國的地理環境比較封閉，北邊是大漠，西邊是高山，東南是大海，限制了古代中國和其他國家的交往。在古代中國歷史上，北方游牧民族一直是很大的威脅。戰國期間中國就開始在北方修築長城抵禦匈奴的攻擊。

漢初對匈奴以防禦為主，典型的政策是和親。漢武帝時，漢朝從戰略防禦轉為戰略進攻，並且一度將匈奴趕到漠北。

但漢武帝身故後的國庫空虛，使得漢朝政府又改為和親政策，以保政治平安和經濟繁榮穩定，其間最著名的就是昭君出塞事件，據說漢元帝當時因驚為天人還捨不得將其嫁給匈奴單於呼韓邪。

自西漢的張騫出使西域，中國和中亞的交流就非常頻繁，中亞的汗血馬深受漢朝皇帝青睞，同時中亞的一些作物如苜蓿等也被引進到中土。

2000多年前的中國就以絲綢之路和中亞、歐洲相互交流商品，出口絲綢和茶葉等商品。從漢朝開始，朝鮮半島和日本就和中國有貿易往來和交流。自東漢起，印度的佛教文化開始傳播到中國，並最終在中國紮根，還經由中國傳到了朝鮮半島和日本。

⑺ 中國與周邊國家的外交關系

如果中國的周邊地緣政治環境持續惡化，將可能對中國崛起的安全環境構成極大的挑戰

旋轉地球儀，環視中國版圖周邊，明眼人即會發現，中國的周邊地緣政治環境不容樂觀。

突然而至的緬甸戰事，猶如在中國西南國門點著了一把火，猛地驚醒了國人：西北阿富汗戰爭、東北朝核危機、中印邊境吃緊……來自陸上邊境的壓力似乎從未如此之大！

作為局外人，日本評論家宮崎正弘顯得「旁觀者清」，他不惜花上一年的時間，跑遍了印度、越南、巴基斯坦、中亞五國以及蒙古等中國的周邊鄰國，深入調查後發現：中國是一個「完全被地緣政治包圍的國家」。

而身處新加坡的中國問題專家鄭永年教授在接受《國際先驅導報》采訪時也不無憂慮地指出，如果中國的周邊地緣政治環境持續惡化，將可能對中國崛起的安全環境構成極大的挑戰。

核武、賭場和毒品包圍中國

每到中國的一個鄰國，宮崎正弘都必去一個地方——中國城。在他看來，這里是窺視中國在當地影響力以及這個國家普通民眾對待中國態度的最佳窗口。

細心的宮崎正弘捕捉到了一些細微而復雜的情緒。在緬甸仰光，手拿一份報紙、喝著咖啡的他，仔細觀察街上店鋪的中文招牌，說著各式中國方言的商人。在他眼裡，這里的中國印象無處不在。但是他也發現虔誠信仰佛教的緬甸人與精於做生意的中國人之間的區別。

他如此描述自己的見聞：盡管所到之處都避免不了中國掀起的風潮，但中國與當地文化的沖突也十分激烈。在有些地方，中國甚至被視為威脅。即便是跟中國關系緊密的國家，它們還是希望擺脫中華文明的影響，對中華文化的滲透保持著高度警惕。

宮崎正弘的描述或許有其片面性，但在一些觀察家看來，中國周邊的確環繞著一條連續的「破碎地帶」。鄭永年如此概括這一狀況，「核武、賭場和毒品包圍中國，再加上恐怖主義等等問題，情況就更為復雜了。」

中國是世界上唯一被核武器包圍的國家，且世界6成以上的熱點匯聚在中國周邊，這就是中國的周邊的安全概貌。身居新加坡的鄭永年教授，更是觀察到周邊國家對中國的一些心理和心態，「東南亞的一些人視中國為"大塊頭"，並且還是個令人捉摸不透的大塊頭，心存害怕心理。同時，它們又認為在某些方面中國是個笨拙的巨人。」周邊中小國家的這種心理，為它們與中國關系的變化起伏打下了伏筆。

周邊不穩定阻礙中國崛起

觀察人士多認為，中國地緣政治環境的復雜程度世界少有。

世界唯一超級大國美國，之所以能成為全球霸權，跟它身處遙遠的北美大陸息息相關。可以說，相對簡單而穩定的地緣政治環境成就了今天的美國。而歷史上歐洲之所以屢屢陷入戰亂，亦跟歐洲當時破碎的地緣政治環境相關。二戰後，歐洲人痛定思痛走上一體化道路，才逐漸消解這個讓歐洲戰事不斷的地緣魔咒。

從這個角度來看，中國的外交重點應該是亞洲，因為周邊不穩定，往往會制約中國的發展。但在鄭永年看來，中國對周邊外交的重視還遠遠不夠，「除了在日本駐有副部級的外交官，駐東南亞國家的外交官多為司局級。」

不過，國防大學教授孟祥青並不認同鄭永年的觀點。他認為中國的周邊外交思路是有效的，並且依然是中國外交的重中之重。「上世紀50年代一直到80年代，中國與周邊國家都發生過大大小小的武裝沖突，但最近20年來邊境線上一直保持安寧，這說明了中國周邊外交取得的成績。」

但在談及當前中國周邊的形勢時，孟祥青教授並不否認「問題很多、形勢很嚴峻」。

大國插手中國周邊

美國的戰略重點在向西轉移、印度的眼睛在往東看、日本則緊緊盯住它的西南，連澳大利亞都突出自己的亞洲國家身份。它們利益關切的邊界似乎有一個共同的指向，那就是中國方向。

鄭永年認為，「美日韓事實上已經形成了東亞小北約，中國往東的空間被封住，印度正加強對印度洋的掌控，並有與美日澳聯手的意圖，它們的戰略中有明顯的牽制中國的考慮。」

美國等國家擠壓中國戰略空間的意圖十分明顯。2007年8月，美國《華盛頓季刊》發表了一篇文章認為，要在中國處於「戰略十字路口」時改變其地緣政治選擇，通過在中國周邊地區加強和培養與友好國家的關系，抑制並積極引導中國的地區和國際野心，從而達到限制北京潛在戰略選擇的目的。

這篇文章的言外之意，就是要把中國緊緊壓縮在自己的陸地空間內。顯然，美國也正是遵循這樣一條思路，而日本、澳大利亞以及印度都心照不宣地予以配合。美國的這一戰略思路，亦與中國周邊一些中小國家形成了某種默契。

大國借中國周邊動盪的時機插手進來，使得局勢變得更為復雜。「中國要明確自己的國家利益邊疆，並旗幟鮮明地提出來，善於運用自己的軟硬力量去實施。」鄭永年如是指出。

⑻ 關於中國的外交歷史

中國是一個愛好和平的國家，很少欺負周邊。
漢武帝劉徹時期：
滅朝鮮，收南越
在東北方，他派樓船將軍楊仆、左將軍荀彘兵滅衛氏朝鮮（今朝鮮北部），置樂浪、玄菟、臨屯、真番四郡，漢帝國的版圖至此基本成形。

在南方，派中郎將唐蒙通夜郎、伏波將軍路博德、樓船將軍楊仆滅南越，使得夜郎、南越政權歸附漢朝，在西南先後設立了七個郡，其中在今海南島置儋耳郡、珠崖郡，也就是今天的海南島與南海諸島的地區。疆土最南端超過今天越南胡志明市，這也使得今天的兩廣地區自秦朝後重歸中國版圖。

唐高宗李治時期
唐高宗時，朝鮮半島分成三國：高句麗、百濟和新羅。六年，高句麗與百濟聯軍攻新羅，新羅遣使乞援
唐高宗總章二年（669年）唐朝疆域圖
於唐，高宗遂先後派兵出擊高句麗和百濟。至龍朔三年(663年)，唐大將劉仁軌大敗援助百濟的倭國軍於白江口，破百濟，其國王奔高句麗。總章元年(668年)，唐軍攻佔平壤，滅亡高句麗。

高宗即位不久，西突厥阿史那賀魯破乙毗射匱可汗，自號沙缽羅可汗。永徽六年，唐遣程知節西擊沙缽羅可汗，從此連年用兵西域。至顯慶二年(657年)，唐大將蘇定方等大破西突厥，沙缽羅奔石國(今烏茲別克首都塔什干一帶)，被擒。西突厥亡。高宗以其地分置昆陵、蒙池二都護府。次年，徙安西部護府於龜茲(今新疆庫車)。

唐代的版圖，以高宗時為最大，東起朝鮮半島，西臨鹹海（一說裏海），北包貝加爾湖，南至越南橫山，維持了32年。

明成祖朱棣時期：
即位後五次北征蒙古，追擊蒙古殘部，緩解其對明朝的威脅；疏通大運河；遷都並營建北京，作為歷史上第一個定都北京的漢人皇帝，奠定了北京此後500餘年的首都地位；組織學者編撰長達3.7億字的網路全書《永樂大典》；設立奴兒干都司，以招撫為主要手段管轄東北少數民族。更令他聞名世界的是鄭和下西洋，前後七次，最遠到達非洲東海岸，溝通了中國同東南亞和印度河沿岸國家。明成祖可謂功績累累的一代雄主。

元清，本人認為屬於夷狄奴役漢族屠殺漢族毀滅漢文明的兩個外族政權，故而我不承認這是中國朝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