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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歷史的主要內容

發布時間:2021-02-21 03:40:11

① 《中國大歷史》黃仁宇主要講的是什麼這本書怎麼樣

個人比較喜歡紙質書,就是從社會學角度來觀察中國歷史發展的軌跡,配合萬曆十五年看更精彩

② 《中國大歷史》讀後感

讀後感:初看這本書,僅僅將其作為消遣,未必要全部看完。然於後發覺此書多有牽扯財政知識,則上升至必讀之行列。所謂:一千個讀者眼中有一千個哈姆雷特。我看此書則重在抽取其中的財政史,其他知識則可謂意外收獲了。大歷史者,如作者所言,乃宏觀歷史,用350頁文字粗粗帶過我華夏五千年之文明,雖顯得簡陋而無所適從,但有利於讀者在閱讀中整體把握歷史發展的規律。作者別具匠心地將之與世界史聯系起來,則又提供了另一番視角。
總體上,我在閱讀此書時有三大收獲,現簡述如下:
第一, 對歷史的整體認識有所提升。
一般傳統歷史家將中國史看做帝王之家史,以為皇帝君王者,號令天下,無所不從。然則在此書中,作者向讀者傳達出鮮明的觀點是,中國古代歷史,是在一種道德的指引下運行。帝王要有所作為,也必須依著道德軌跡,或者成為道德之代言人,否則便不能收到萬民的支持。
作者在書中屢次用到「中國是一隻大型的潛水艇夾肉麵包」,此比喻雖生硬而令人費解,卻還是充滿想像力的。歷史發展乃上下兩重力量互相作用的結果,要維持整個國家之穩定,上下必須達到一種平衡,而這種平衡的引子,在古代正是道德。
作為古代經濟之基礎者,正是「農業之系統」,其與「商業之系統」相對。凡古代之昌盛時期,必有解決土地問題之暫時良策,並有與之相適應的上層建築。待到每個朝代後期,由於小自耕農的衰落,農業凋敝,國家自然混亂了。
第二, 對一些具體歷史細節的糾正認識。
在對人方面,比如,我從書中知道,慈禧是在光緒帝死後不到24小時去世的,而洪秀全則是在運動失敗前服毒自殺(對這點我尚且有所懷疑);宋朝皇帝趙瑣以及明朝最後一任皇帝崇禎,都有一番雄心壯志,專於政事,卻無力回天。
在對事方面,我知道王安石的新政,使中國在當時即企圖以金融管制的辦法操縱國事。其廣度和深度不曾在那時世界裡任何地方提出。元朝兩次征日,未能取勝的原因,乃是「神風」幫助,看來戰無不勝的蒙古騎兵到了海上戰鬥力就減弱了。遼東半島在「三國干涉還遼」之後的坎坷命運,之前在歷史教科書中卻隻字未提。「文化大革命」雖說是十年離亂,卻也提供了一個新的改組機會。
第三, 財政對於中國古時朝代的興衰有重要影響。
黃仁宇先生在書中對於每個朝代,都會專門分析其財稅制度。若財稅制度符合當時小自耕農的實際情況,則國家能夠得到充足的財源;而如果該朝代未能建立合理的財稅體系,則滅亡不遠矣。歷史界甚至公認明朝之覆滅由於財政的破產,黃老也曾提出民國時期各軍閥未能成為實際之強人,他們缺乏效能的主因在財政。兩稅法、王安石的變法、一條鞭法等等都是各朝代為了挽救頹勢對於財稅制度的改革。但這些改革之所以要麼未能實行,要麼未能取得實際效果,正是因為他們要麼脫離小自耕農的實際,要麼由於改革主持者失勢,其所倡導的政策,也被反對派否定。小自耕農的破產與國家之衰落往往構成因果關系。結果國家稅收不能按時按量徵收,君主只好提高稅率,或者變換著方式增加附加稅。軍人不能按時獲得足夠軍餉,則軍隊素質下降,遇到各種天災人禍,國家也無足夠能力應付。真是成也財政,敗也財政。這甚至讓我有些懷疑,是否中國古之朝代更替,無非是「財政周期」?
如此看來,財政之於一個國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了。那麼由此及彼,現今中國財政制度的設置,對於國家之強盛必定也是舉足輕重的。然目前國家財稅制度所受之詬病,已經愈加明顯。學財政的人應該以完善這一整套制度為己任。
書中有一段話是這樣說的:除非下層有法制上的保護,上端無限制收稅的權利並非執政者之福。因為全國財政並無實際上之結構,各級人員也各就自己的方式敷衍塞責。目前我國對於下層之法律保護已算有所進展,但對於私有財產的保護尚不到位。如此,要想到達作者提出的真正「數目字管理」,尚有一段距離吧。比如目前增值稅的徵收就常常遇到逃稅偷稅的現象,而要想實現如美國之以所得稅為主體稅種,實在任重道遠。

③ 《中國大歷史》這書都介紹什麼歷史

《中國大歷史》是歷史學家黃仁宇體現其「大歷史觀」的一部專著,它旁引了不少研究內容,分析中國歷朝發展的問題,從歐洲的歷史,以至經濟學都有利用。
中國歷史典籍浩如煙海,常使初學者不得其門而入。作者倡導「大歷史」(macro-history),主張利用歸納法將現有史料高度壓縮,先構成一個簡明而前後連貫的納領,然後在與歐美史比較的基礎上加以研究。本書從技術的角度分析中國歷史的進程,著眼於現代型的經濟體制如何為傳統社會所不容,以及是何契機使其在中國土地上落腳。
為什麼稱為「中國大歷史」?中國過去150年內經過人類歷史上規模最大的一次革命,從一個閉關自守中世紀的國家蛻變而為一個現代國家,影響到10億人口的思想信仰、婚姻教育與衣食住行,其情形不容許我們用尋常尺度衡量。
不以道德論史,不以考據為文,縱橫捭闔梳理千年歷史,三言兩語點破王朝利弊,尺度拿捏之處尢見黃仁宇獨到的史家眼光。
黃仁宇這部書以短短的二十餘萬字的篇幅,勾畫了整個中國歷史長達數千年的全貌。但是,他不是以其短、或未能對於歷史的人物與事件細細地加以描述來顯示其「大歷史」的特點的。大歷史之為「大」歷史的理由在於,作者一改以往中國歷史學家的著述進路,不以史料的堆砌為著述的目的,也不以單一歷史事件的描述為著作的主要關注點,更不以對接近作者時代的歷史大事的歡呼喝彩為能事。在著作的意圖上,首先確立起一個大意向,「利用歸納法將現有的史料高度的壓縮,先構成一個簡明而前後連貫的綱領,和西歐與美國史有了互相比較的幅度與層次,」然後去做進一步的研究。可見,這種「大」歷史的著述方式,注重的是對歷史宏觀線條的勾畫,注重的是歷史本身相沿成型(即湯因比所說的文明類型,或斯賓格勒所說的文化形態)的狀描,並且是在區域歷史的相互比較中凸現其歷史特質。這種歷史著述,固然沒有引經據典滿篇考證那樣的學理感,沒有繼承傳統史學用以佐政或臧否人物的用途,但是卻可以使我們免除習史的價值負累。因此,我們不必將歷史讀作「資治通鑒」,不必將歷史認作弘揚某種道德理念的工具。跳出歷史「應當如是」的價值旋流,滿足今天人們習史對歷史「何以如是」的因果關系的好奇心。

④ 讀《中國大歷史》這本書,提五個問題

《中國大歷史》是歷抄史學家黃仁宇體現其「大歷史觀」的一部專著,它旁引了不少研究內容,分析中國歷朝發展的問題,從歐洲的歷史,以至經濟學都有利用。本書從技術的角度分析中國歷史的進程,著眼於現代型的經濟體制如何為傳統社會所不容,以及是何契機使其在中國土地上落腳。這種設計在秦漢以後為中央集權的專制社會,其立足基礎是遍布全國的均勻的農村組織,上端是同樣結構均勻的有紀律的官僚組織,這樣使中國的朝代以一種權力的架構放在一個大規模的社會基礎之上,難以在短時期內用和平方式改造,它在明清時期喪失了其擴展性和開發性,走向內斂和非競爭性,也是中國在近代走向落後和遭受屈辱的歷史根源。

⑤ 中國大歷史的內容簡介

中國歷史典籍浩如煙海,常使初學者不得其門而入。作者倡導「大歷史」(macro-history),主張利用歸納法將現有史料高度壓縮,先構成一個簡明而前後連貫的納領,然後在與歐美史比較的基礎上加以研究。本書從技術的角度分析中國歷史的進程,著眼於現代型的經濟體制如何為傳統社會所不容,以及是何契機使其在中國土地上落腳。
為什麼稱為「中國大歷史」?中國過去150年內經過人類歷史上規模最大的一次革命,從一個閉關自守中世紀的國家蛻變而為一個現代國家,影響到10億人口的思想信仰、婚姻教育與衣食住行,其情形不容許我們用尋常尺度衡量。
不以道德論史,不以考據為文,縱橫捭闔梳理千年歷史,三言兩語點破王朝利弊,尺度拿捏之處尢見黃仁宇獨到的史家眼光。
黃仁宇這部書以短短的二十餘萬字的篇幅,勾畫了整個中國歷史長達數千年的全貌。但是,他不是以其短、或未能對於歷史的人物與事件細細地加以描述來顯示其「大歷史」的特點的。大歷史之為「大」歷史的理由在於,作者一改以往中國歷史學家的著述進路,不以史料的堆砌為著述的目的,也不以單一歷史事件的描述為著作的主要關注點,更不以對接近作者時代的歷史大事的歡呼喝彩為能事。在著作的意圖上,首先確立起一個大意向,「利用歸納法將現有的史料高度的壓縮,先構成一個簡明而前後連貫的綱領,和西歐與美國史有了互相比較的幅度與層次,」然後去做進一步的研究。可見,這種「大」歷史的著述方式,注重的是對歷史宏觀線條的勾畫,注重的是歷史本身相沿成型(即湯因比所說的文明類型,或斯賓格勒所說的文化形態)的狀描,並且是在區域歷史的相互比較中凸現其歷史特質。這種歷史著述,固然沒有引經據典滿篇考證那樣的學理感,沒有繼承傳統史學用以佐政或臧否人物的用途,但是卻可以使我們免除習史的價值負累。因此,我們不必將歷史讀作「資治通鑒」,不必將歷史認作弘揚某種道德理念的工具。跳出歷史「應當如是」的價值旋流,滿足今天人們習史對歷史「何以如是」的因果關系的好奇心。

⑥ 求一篇《中國大歷史》的讀書筆記字數5000以上。分數可以加。。。。

真正的自由不是針對他人的言說,而是指向自我的實踐,真正的反抗也許不是公開的對抗,而是拒絕權力穿過的規避或對權力視而不見的沉默。——題記

盡管「大寫的歷史」(History)或以「大事件」為標識的宏大歷史敘事日益成為反思和批判的對象,但不可否認的是,正是由於「大事件」本身具有的穿透力而導致一個時代的思想風格或精神氣質的斷裂或轉折。正因為如此,當下的學術界正才小心翼翼地將80年代與90年代區分為兩個不同的時代:「狂飆激進的時代」與「理智漸進的時代」、「面向世界的開放時代」與「關注本土的保守時代」、「思想的時代」與「學術的時代」。

但是,就知識的增長而言,這樣的轉折也許僅僅意味著知識旨趣的平面擴展或轉移,而不一定就是知識地的疊加或累積。只有當一個時代以及這個時代的知識成果成為被重新思考或審視的對象時,這才有可能意味著一個知識時代的終結和另一個知識時代的開啟。由此,我們才有可能理解在當下中國的學術場域中迅速彌散的「國家與社會」這一理論框架在「學術的時代」中所可能具有的意義。當然本文並不是要對這一問題做全面的評價,其目的僅僅是對鄧正來先生在《國家與社會棗中國市民社會研究》一書中所建構並予以反思的「國家與市民社會」理論進行分析性的批評。在我看來,批評並不僅僅是一種簡單地表明不同立場或態度的知識行為,而更主要的是一種知識上的歷險,它要求探險者對所面臨的種種艱險進行周詳細致的分析、小心翼翼的辯駁和體現洞識的判斷。因此,我的策略是先進入作者的內在理路,分析他對市民社會理論的態度的轉化,以及在這一轉化過程中所遇到的種種問題,以此揭示國家與社會理論的解釋限度。鑒於作者既是「國家與市民社會」理論的始作俑者,又是這一理論的深刻反思者,這樣一種檢討無論是對於國家與市民社會理論還是對於健全的學術批評都有可能獲得某種一般的意義。

《國家與社會》是一本論文集,其中收入了鄧正來先生關於國家與市民社會理論的7篇研究論文。其中,「建構中國的市民社會」(以下簡稱「建構」)一文是整個研究的基礎或出發點,「國家與社會——中國市民社會研究的研究」(以下簡稱「研究」)以文雖然是對「中國市民社會研究」所作的知識社會學式的考察,實踐上是對「建構」所作的初步的、整體性的自我「反思獲批判」,後來的「『國家與社會』研究框架的建構與限度——對中國鄉土社會研究的評論」(以下簡稱「評論」)1一文是對這種反思的進一步推進。當然,鄧正來先生對「國家與市民社會」的反思獲批判並沒有就此止步。不過,就本文而言,我的評論主要集中在從「構建」到「研究」再到「評述」這一批判性的反思過程中所引發的種種理論問題。2我們當然希望他對這一問題所作的進一步反思能夠多我們的智識構成新的沖擊和挑戰。



1、市民社會:從「社會實體」轉向「解釋模式」

無疑,90年代以來「市民社會」的建構是一個世界范圍內的事件。由於市民社會論者所要解決的問題不同,他們所建構的「市民社會」理論也就有所不同。大體說來,目前有兩種市民社會的理論,一種是針對東歐共產主義解體所提出來的「公民社會」的理論,這種理論主要強調的是「公民自由交往的領域」(《國家與社會》,頁142,注釋35,以下凡引此書只註明頁碼),即哈貝馬斯所謂「公共領域」,它強調的是公民對國家政治生活的參與。這種追求政治民主的極端形式就是強調市民社會對國家的反抗,這也就是台灣學者將civilsociety譯為「民間社會」的原因(頁121)。另一種是針對西方理性化過程中所形成的「生活世界的殖民化」(哈貝馬斯語)而提出來的「市民社會」的理論,這種理論主要強調的是市民社會的道德價值,即追求一種自由的、「善的生活」,3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有人將civilsociety譯為「文明社會」。

鄧正來先生所提出的「國家與市民社會」理論顯然是以上述兩種「市民社會」理論為背景的。但是,他似乎並沒有從關於市民社會的經典理論出發建構一個宏大的市民社會理論,來詳細地闡發關於「國家與市民社會」的內在規定性。4盡管如此,他依然採用了與上述兩種市民社會理論同樣的建構方法或策略。一方面,他在對傳統市民社會理論的梳理中,依照自己所關注的問題對這些理論進行重構或再解釋(如「市民社會與國家棗學理上的分野與兩種架構」(以下簡稱「架構」)一文),這種解讀經典文本的方法由於其在解釋學上的有效性而獲得了人們的普遍認可;另一方面,他在對這些市民社會理論進行知識社會學的考察中發現了市民社會理論在前台的理論建構與後台的現實關懷之間的密切關系(如「台灣民間社會語式的研究」一文),這使得他在建構中國的市民社會理論中採取了一個類似的策略,即強調「中國的市民社會」,強調市民社會理論的中國性:中國是一個「遲一外發型」的現代化國家,因此,國家與市民社會的「良性互動」成為中國市民社會理論的核心(這也是為何將civilsociety譯為「市民社會」而非「公民社會」或「民間社會」的原因),以此顯示出與上述兩種市民社會理論的不同。但是,這一知識社會學的分析策略,在他自己的市民社會的理論建構中卻發生了一個戲劇性的轉化,即讓「舞台後導演的現實關懷」不是隱含在對市民社會的理論建構中,而是直接在理論建構的「舞台表演」中亮相。在「建構」一文中,我們看到的與其說是「中國的市民社會是什麼」這樣的學理推論,還不如說是「我們為什麼要這樣來建構中國的市民社會理論」和「我們將如何來建構中國的市民社會」之類的行動綱領:「提出建構市民社會的理論,正是為了促使國人自覺地、有意識地投入到市民社會的建構中,為市民社會與國家之間的良性互動創造基礎,進而減少盲目性、情緒性和非理性。」(頁20)

我們暫且不管「建構」一文在多大程度上沿襲了80年代的敘述風格和修辭策略,重要的是,它並不是一篇嚴格的學術論文,而是一個政治綱領。它與其說是提出一個新的解釋中國現代化之路的理論模式,不如說是提出一套新的使中國走向現代化之路的行動方案。不過這一點作者在「研究」一文中作了細致的清理,這一清理不光體現在敘述風格和修辭策略的重大轉變,更主要的是將「建構」一文中混含在一起的「前台的理論建構」與「後台的現實關懷」嚴格加以區分,即將作為「社會實體」的市民社會與作為「解釋模式」的市民社會作了嚴格的區分。在這一區分的基礎上,「研究」一文努力對「建構」一文的「政治綱領性」因素進行了清理或改造,比如,「建構」一文中關於「建構中國市民社會的主要作用」(頁4)和「形成中國市民社會雛形的國家因素、社會因素和外部因素」(頁14?7)在「研究」一文中就不再被提起了;而作為具體行動策略的「兩個階段論」(頁17?9)在「研究」一文中被改造為一種用「關系或互動」角度取代「動力」角度的思考模式(頁126?28)。當然,我們在分析這種轉化時,必須要考慮「建構」與「研究」兩篇文章的寫作目的是不同的,前者的目的是要正面闡述「國家與市民社會」的理論,後者是要從側面反思這一理論所涉及到的問題。但正是因為作者既作為市民社會的倡導者(insider),又作為市民社會的反思者(outsider),這一雙重角色更使我們容易看到他對市民社會研究的態度是如何發生轉變的。總的說來,這一轉化就在於從學理上拋棄掉作為「社會實體」的市民社會建構,而轉向作為「解釋模式」的市民社會的建構5。

2、市民社會理論:「外部緊張」與「內部緊張」

當我們轉向作為解釋模式的市民社會,我們依然發現市民社會理論的建構由於與現實關懷(這種關懷已不再是對現實的指導,而是對現實的解釋)之間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而體現出某種緊張。一方面,作者是以中國本土的特殊經驗為「中國的市民社會理論」作辯護的,這種理論似乎僅僅由於它與本土歷史或經驗現實的相關性而獲得了學理上的正當性與合法性,由此他堅決反對脫離歷史或經驗現實的理論建構,反對不加反思地套用西方概念范疇,也就是布迪厄所反對的「方法論帝國主義」,盡管歷史或經驗現實又恰恰是理論所建構出來的;另一方面,建構中國市民社會理論的資源又是來自西方,因此,中國的市民社會理論又無法脫離全球資本主義的話語體系或話語策略而存在,它必須與西方的市民社會理論進行對話,因此,他反復強調建構理論範式的重要性,用他所引述的維特根斯坦的話說,新的思維方式和研究框架完成對舊的思維方式和研究框架的替代之際,因舊的思維方式和研究框架而產生的舊問題也會隨之不存。這樣,經驗對象和它的理論建構之間,理論建構和它所「再現」的經驗對象之間就形成了一個「解釋的循環」,這恰恰構成了他所倡導的中國社會科學研究實現「本土化與規范化」之間的緊張。這一緊張標識出中國社會科學研究在全球學術場域中的特定位置以及隱含於其後的作為「國家」的中國在全球資本主義體系中的位置,正是在這一點上,我們看到了以「國家」作為理論分析單位的局限性。6

對於上述市民社會與國家理論的「外部緊張」,作者採取的策略是用方法論上的「不斷反思」(即「研究的研究」)來取代實質性研究。在《國家與社會》中,除了「建構」和「架構」屬於對中國市民社會理論的實質性闡述外,其他的5篇文章以及後來的「評述」一文都屬於「研究的研究」。這種方法論的反思固然與他在中國學術場域中的特定位置有關,而且在中國學術資源相對匱乏的情況下,這種實質性研究與反思性研究的相對分工對於中國市民社會理論研究的意義自不待言。但是,就他自己的市民社會理論而言,這種用研究的研究取代實質性研究恰恰使他本人陷入到他所反對的「方法論瘟疫」(韋伯語)之中,其結果是我們在不斷的反思之後依然見不到關於中國國家與市民社會之互動關系的經驗分析範本7。

不過,正是在這不斷反思的過程中,我們發現他在克服「中國市民社會理論」的上述外部緊張的同時,實際上逐步放棄了具有實質性內容的「中國的國家與市民社會理論」,並將此轉化為一個抽象分析模式的「國家與社會框架」。在「建構」一文中,「中國市民社會」的一個核心內容是「市民社會與國家的良性互動」,在後來的「研究」一文中雖然保留了「良性互動」的說法,但更主要的是批評中國市民社會研究中沒能根據「市民社會與國家」範式「對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的國家與社會間的真實互動關系進行範例性的解釋和分析」(頁133,著重為原文所加),因此要求人們「對那些之於中國現代化發展具有重要意義的國家與社會間具體互動關系過程的分析及研究上來」(頁135-6,著重為原文所加)。在這里我們發現作者所採用的概念發生了不經意的轉化:具有特定內涵的「良性互動」為一般性的「真實(或具體)互動關系」所取代;「市民社會與國家」為「國家與社會」所取代。前一種轉化實際上暗含了某種政治哲學與社會理論的緊張(這與前面所分析的從「政治綱領」向「理論建構」的轉化密切相關),我在下面將要討論這一問題。就後一種轉化而言,盡管這一對概念經常互換,但不可否認的是,對「良性互動」的關心使得他將「市民社會」界定為「市場之私域」與「非官方之共域」(頁8),其核心主體是「企業家與知識分子」(頁6-7),這樣就將廣大的「非現代化導向」的鄉村社會排除在外(頁10)。因此,市民社會與國家的理論顯然無法分析鄉村社會與國家的狀況。由此構成了市民社會理論的「內在緊張」,即既要保持市民社會的「現代化導向」,又要將它作為一個解釋中國社會生活的有效模式。而消除這一緊張的一個可能辦法就是放棄「中國市民社會」的特有內容,將其轉化為抽象的「國家與社會」框架,從而將中國鄉村社會納入到這一解釋框架中。在「評論」一文中,「國家與社會」框架所針對的恰恰是關於中國鄉村社會的研究。就學科傳統而言,這一框架與上述世界范圍內的「市民社會思潮」並沒有直接的關系。漢學人類學中的國家與社會框架是從國家與家族這一研究傳統中發展出來的,法律社會學中的國家與社會框架是從國家法與民間法這一研究傳統中發展而來的,8相比之下,中國的市民社會理論所堅持的市民社會與國家的良性互動實際上是從政治學的研究傳統中發展而來的。因此,為了將這些不同的學科傳統納入到統一的分析框架中,鄧正來先生最終放棄掉「市民社會」的具體規定性,而將它改造為一個一般性的「國家與社會」框架。

此外,值得我們注意的是,以翻譯和研究哈耶克著稱的鄧正來先生並沒有引述哈耶克的理論來論證市民社會分離於國家的正當性,盡管哈耶克對不受國家干預的「私域」和「自生自發之秩序」的捍衛與市民社會理論有種種暗合之處。9而更重要的是他對哈耶克的研究將我們通常理解的、作為政治哲學的哈耶克理論建構為一套社會理論,其中,並沒有強調哈耶克關於「私域自主」之類的政治哲學的論述。10在我看來,這樣一種「忽略」與上述作者對市民社會理論的反思有關。一方面,正是基於哈耶克對「建構理性主義」的批判,使他放棄了對作為「社會實體」的市民社會的建構;另一方面,正是基於對哈耶克的社會理論的發掘,使得他放棄了進一步從政治哲學的方向上建構市民社會理論的努力,而將此改造為社會理論的分析框架:「國家與社會」。不過,對於這種自覺或不自覺的轉化,作者並沒有給出清晰的闡述或學理上的說明,因此,我的批評依然要指向他似乎已經放棄了的「中國的市民社會理論」,使我們對這一理論的不自覺遺忘變為一種自覺的反思。
中國大歷史
.從大歷史裡面看中國的改革
大歷史裡面制度、社會大的變革都需要動亂,這樣才能夠調整利益集團。如第一帝國向第二帝國經歷了魏晉南北朝,第二帝國向第三帝國經歷了元朝。(名詞解釋,黃仁宇認為中國的封建王朝可以分為三個大時段,第一帝國包括秦漢,依靠權貴來統治下層。第二帝國指唐宋,採用科舉制度,通過官僚士紳來統治。第三帝國指明清,較唐宋內斂)
大歷史認為,中國目前的改革制度方面的基礎建立在孫蔣毛的革命基礎上,蔣建立上層框架,毛建立下層框架。文革相當程度上消除了傳統文化的束縛。
中國改革很短的時間內就使國家從農業國變成了工業國,經濟體制也從計劃經濟演變為市場經濟。整個經濟體制經歷了一場巨大的變革,未經革命而如此巨變,實為少有。
現在改革進入到了攻堅階段,要看國家如何走。
a. 一個企業的改革,改革到現在,繼續下去,特權官僚的存在影響了市場公平。目前已經進入到了政治改革的階段。社會主義消滅了資本家,但誕生了官僚階層這個特權階級。改革如何建立一個為市場經濟配套服務的政治體制,是一個很大的難題。能否繼續不經過變亂就能夠解決這些問題,需要領導人莫大的政治勇氣以及執行力。
b. 資本主義的發展經歷了重商主義、科技發展、知識經濟階段。日本、台灣、東南亞國家也是通過出口導向發展起來,然後科技發展,創新經濟發面發展不足,經濟後續潛力不大。按照十七大報告,國家將要發展創新型經濟。但轉變經濟發展模式,依靠科技發展來推動經濟發展這個提法已經有十幾年,之所以未能夠推行下去,而繼續走大規模投資,大規模擴大生產低層次發展的道路,而不是通過科技創新來推動有著深刻原因:政府在經濟中佔主導地位;地方財政收入與地方經濟發展掛鉤;官員政績與經濟發展掛鉤;土地、環境等要素價值低估。政府現在的一條思路是發展創業板,通過創投來帶動。如何解決現有經濟迷局,促進創新型經濟發展,值得我們思考與關注。
2. 從大歷史裡面看思想的作用
理論、思想一方面幫助我們更好的解釋世界,指導我們改變世界,構建世界。另外也是對我們的束縛,所以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准,用投資的話來說,市場永遠是對的。
封建社會的精英非常信奉的是忠君報國,忠君是最重要的。強調的是以道德來治理國家,所以更關注形式上的東西,而不是解決實際問題。他們有很多做法我們現在比較駁斥的其實是儒家思想裡面很自然的延伸。如,清末統治者,寧與友邦,不予家奴。明朝皇帝的家事成了非常重大朝廷問題。從當時大臣的角度來看,遠遠比邊境軍事沖突、內地發生洪澇災害重要。
我們看來很多非常重要的問題,如百姓的民生問題、國防問題,儒家精英們根本沒有想或者關注很少。固然有我們從歷史後面看他們的原因,但儒家精英們的理論束縛了他們的期望,使他們覺得只要建立君君臣臣的國家,各自按照成為道德上的完人就能夠解決問題。他們的理想社會(或者說期望)更多考慮道德而很少考慮實際的問題。我們每個人都生活在具體的時代,對個人、家庭、社會、國家的期望值都會受到時代影響,不可能超脫時代太多。
所以中國歷代朝廷,不論制度怎麼設計,都沒有很好的跳出治亂交替、歷史循環的怪圈。君權最削弱的明朝,君權最集中的清朝都是如此。君權最削弱,儒家精英參與統治最多的明朝,反而是最保守、最腐朽,最無力應對內外挑戰的朝代。這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儒家精英更注重對君王道德的要求,更注重意識形態上的不同(黨爭)。漢人的朝廷一般黨爭很厲害,漢朝是黨錮之爭,宋朝是新黨和舊黨,明朝是東林黨。這種情況的造成很大程度上是受傳統思想的束縛,更多的講求形式,從道德上治理國家。
異族建立的政權反而更能夠擺脫形式上的束縛,更注重實際問題的解決。清朝對救災的重視程度遠遠超過歷代,清朝軍事體制改革的活力也遠超歷代。八旗子弟不行了就綠營,綠營不行了就團練。所以清朝統治者反而內政外交上遠勝於明朝和宋朝。清朝人口達到了中國歷史的高峰,清朝的版圖面積也是中國歷代除元朝以外的一個高峰,更重要的是這些版圖的擴大,西藏、新疆納入版圖都是滿清入關以後,康熙、乾隆朝發生的。而康熙、乾隆朝士兵基本上由綠營組成,國家的制度基本上採取的是傳統的儒家制度。
從大歷史角度看,封建王朝面臨三個任務:軍事上抵禦異族入侵;經濟上發展;維持自身的統治。現實中每個朝代的最終選擇是維持自身統治長治久安,希望能夠延續下去,而忽視了前兩個任務。
對於個人來講,一方面要接受已有的思想,他們是過去的精華。另外一方面,也需要我們很多方面有大歷史的觀點,用大視野來觀察、思考。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准。思想最終要能夠指導實踐,實踐永遠是對的,不要被思想束縛。我很相信一句話:一個做過事情的、做成事情的人,會有很大的不一樣。
我是做投資的,談一下這個方面。投資有很多理論,但最重要的是通過市場中的實踐來認知。盲目相信某種投資理論或者排斥某種理論都是不可取的,我們也需要積極交流,吸取他人思想精華。但最寶貴、最值得信賴的是自己的投資經驗與思考。所以獨立思考很重要,證券市場只有兩種人能夠賺錢,一種人是以堅持自己的獨立思考,有配套的操作模式與理念;另外一種人是徹底沒有自己的思考,完全把錢託付給第一種人。獨立思考的人相當大的誤區是過於迷信理論或者死守著自己過去的某種理論不放。還是那句話,市場永遠是對的,以專業化為自己的奮斗目標,以金錢得失作為衡量專業化的標准。
用大歷史視野來觀察、思考中國股市、經濟發展史,也非常重要。這樣我們可以得到一個全新的思路,也會對股市有新的解答方式。
3. 從大歷史我們可以看出做任何事情都不是一蹴而就的
中國從封建小農社會轉型為現代經濟國家化了將近一百五十年的時間,經過了曾國藩、孫蔣毛等偉人的努力,黃仁宇認為這已經非常了不起了。
想當初百日維新的時候,精英希望能夠很快使得國家轉型。通過大歷史我們可以知道,這個時候沒有對應的商業社會組織框架,很難建立起來。
一個國家轉變不僅需要上層的改變,也需要下層對應改變。一個人、一個組織同樣如此。
人的顯形意識相當於國家的上層組織,下面還有著巨大的潛意識。當我們接受某種觀念,希望推動自己轉變時,需要時間來慢慢轉變。最起碼推動自己習慣、對待事物的情緒反應方面轉變以後才能說轉變進行中。
繼續回到投資。價值投資對很多人很難,需要兩個方面的轉變。一個是對股價波動的脫敏,脫離股價的束縛。很多人股價下跌時會承受巨大的心理壓力,嚴重影響到他的生活幸福感,這樣是不適合做價值投資的。另外一個是更多的關注投資理念系統的建立,而不是技巧的促進。只做自己看得懂的投資很重要,飯是一口一口吃的,投資理念與系統的建立需要一步步來,能夠對一個月的局勢變幻有心理准備,那麼就能夠對三個月,接下來是一年。所以真正成熟的投資人士一定要經歷兩輪牛熊轉換,通過實踐來成熟。
4. 公平和效率的問題
中國朝代的更替往往是由於承平日久,土地大量兼並,而政府的稅收直到清朝雍正之前,士紳是不當差,不納糧的,建立在大量中小地主基礎上的。大量兼並只會導致政府稅收下降,中小地主以及普通老百姓稅負加重,從而社會動亂,進而朝代更替。就算是雍正推行士紳一體當差,一體納糧,也照樣發生了天平天國運動。
公平往往有兩個方面的公平,一個是機會的公平,另外一個是結果的公平。科舉制度提供了封建社會科舉的公平,所以唐以後政治基本上是精英政治,而再沒有出現出現災荒後,官員報告百姓沒有糧食吃,皇帝居然問,為什麼不吃肉呢這種情況。但結果的不公平照樣導致社會不穩定,朝代更替。所以整個社會效率優先的基礎上,一定要兼顧公平,不僅僅是機會的公平,也要做點結果公平的事情。
5. 國家制度的問題
中國一直是大一統的國家,但是大一統國家抵禦外侵方面真的就比小國好嗎?五代十國分裂的時候至少不用像宋朝那樣繳納歲幣。
歐洲國家一直是分裂的,反而充滿了創新,從一塊貧瘠的土地上(歐洲人口從來沒有中國多)發展出來的文明徵服了世界。
所以大國對地方不能控制太死。美國是聯邦制。中國94年分稅制,給予了地方非常大的權利,中國的地方政府相當多成了經濟實體,參與市場競爭。
6. 一個假設
假設宋朝沒有被元朝滅亡,繼續發展下去,會有什麼結果?按照馬克思主義理論,似乎應該上層建築適應經濟基礎,是否會產生革命,從而促使中國走上資本主義道路?如果說當時的中國缺乏配套的信用等體系,可以在後續發展中慢慢建立。
但是明清朝中,我們很難看到資本主義體系發展的跡象。
一個國家追求內斂,就會停滯。一個人過於安逸現狀,就會停止發展。人的成長一定是擁抱變化,改變思想,積極行動最能適應。實際上競爭的結果不是強者生存而是適者生存,最能夠適應改變的人生存。資本市場的一個特殊在於他的規則與運行規律也在不停的變化中,我們要積極適應變化。但對現狀經常發生改動,就會給人造成痛苦。所以我們可以穩定家庭,積極促進事業與思想的發展。思想的改變一定是在事業發展的前面,有了對應能力、素質准備才能夠勝任對應工作。保持思想的不斷更新很重要,不斷實踐向前發展很重要。

⑦ 中國大歷史的介紹

《中國大歷史》是2007年由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社出版的圖書,作者是黃仁宇。該書版是歷史權學家黃仁宇體現其「大歷史觀」的一部專著,它旁引了不少研究內容,分析中國歷朝發展的問題,從歐洲的歷史,以至經濟學都有利用。

⑧ 誰讀過《中國大歷史》,大家可以討論讀後感

讀了一本書或一篇文章後,有所感而寫成的文章就是讀後感。
1.今天,我讀了專...一文使我深屬受感觸
2.翻開書,...幾個字印入的的眼簾,不禁讓我想起...
3.或者引用名言開頭,在引出內容
結尾一般是:1.這片文章是我深受啟發...

⑨ 《中國大歷史》黃仁宇著,一篇讀後感,八百字左右

《中國大歷史》讀後感 共享文檔
2015-10-22 2頁 5.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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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歷史》讀後感
這個暑假,我閱讀了《中國大歷史》,其實早在三年前,父親就推薦我閱讀這本書,但因當時我的歷史知識還比較匱乏,看問題也比較淺顯,於是一直拖到現在。
《中國大歷史》的作者黃仁宇以其宏闊的視野,獨到的見解來解析中國歷史。之所以把它稱為「中國大歷史」,是因為中國在過去的150年內經過人類歷史上規模最大的一次革命,從一個閉關自守中世紀的國家蛻變成為一個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影響到13億中國人口的思想信仰、婚姻教育與衣食住行。本書從技術的角度分析中國歷史的進程,不是從道德的角度檢討歷史,它著眼於現代型的經濟體制如何為傳統社會所不容,以及是何契機使其在中國土地上落腳。
他以短短的二十餘萬字的篇幅,勾畫了整個中國歷史長達數千年的全貌,實在需要很強的取捨功夫。但是,他不是以其短,或未能對於歷史的人與事件細細地加以描述來顯示其大歷史的特點的。大歷史之所以為「大」歷史的理由在於,黃仁宇一改以往中國歷史學家的著述歷程,不以史料的堆砌為著述的目的,也不以單一歷史事件的描述為著作的主要關注點,更不以對接近作者時代的歷史大事的歡呼喝彩為能事。他是以一種全新的手法,從長遠的社會、經濟、財政、社會思想、官僚制度、地理環境等多種視角來觀察中國歷史的脈動。在歷史的圖景中為我們描繪出了歷朝歷代的大政治,大財政,大文化,大軍事,大法令,而這些都是我們歷朝歷代興衰的根本所在。在著作的意圖上,作者先確立起一個大意向,利用歸納法將現有的史料高度的
壓縮,構成一個簡明而又前後連貫的綱領。在文字中,他還加了很多與歐美歷史的比較,然後去做進一步的研究。可見這種大歷史的著述方式,注重的是對歷史宏觀線條的勾畫,注重的是歷史本身相沿成型的狀態描述,並且是在區域歷史的相互比較中凸現其歷史特質。因此,我們不必要將歷史讀作資治通鑒,不必要將歷史認作弘揚某種道德理念的工具。跳出歷史的價值旋流,滿足今天人們對歷史的好奇心。同時也能夠在其中給我們更多的借鑒。
《中國大歷史》從小件看大道理,從長遠的社會、經濟結構觀查歷史的脈動;從中西的比較提示中國歷史的特殊問題;注重人物與時勢的交互作用、理念與制度的差距、行政技術與經濟組織的沖突,以及上層結構與下層結構的分合。它不以一種民族狹隘的心理去看待中國歷史上所發生的事件,而是將中國的歷史放在一個龐大的歷史背景下來探討,或者放在西方觀點下來評價。黃仁宇一直在西方研究中國歷史,因此它能更用接近西方的方式和觀點來思考我們自己的問題,這也許就是這本書不同於傳統歷史書籍的原因所在。
歷史不是偶然的,每一次歷史轉向的背後,都是政治、社會等諸多因素相互交融的結果。歷史是需要客觀評價的,這點對於歷史學家來說尤難做到,因為作者在敘述的過程中或多或少會添加自己的主觀成分,但是當你讀了這篇書以後你就會有一種異樣的感覺。生動,形象,打破了以往教科書式的羅列,將歷史又一次展現在我們面前,對今日的現實有著很好的借鑒意義。相對於今,當代的許多重要事件,在宏觀歷史來看都顯得微不足道。如果將視野拉開,許多歷史上經歷
之事在今日仍然存在或發生。尤其是中國人的政治、官僚體然依然存在,讀古驗今、令人驚詫。
《中國大歷史》成功之處是黃仁宇把專業的歷史知識寫成了趣味讀物,卻又蘊含歷史沉重感與深刻的歷史的反思。特別是書中對當今社會的預言的兌現讓我們佩服不已。由此也實現了歷史的最根本目的:以史鑒今。《中國大歷史》對我的影響力還體現在另外一方面,王朝的盛衰,如同人生的輪回,如果把自己置身於「人生大歷史」中來看,最大的收獲便是領悟在歷史的洪流中,每個人的生命極為渺小,因此對於生活中的許多紛擾,片刻的痛苦與偶爾的得失又算得了什麼呢?也許我們可以以一種更加寬容的心態去面對人生、笑看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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