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史輪回

H. 解析一下：中國沒有歷史，只有輪回。

輪回，中國這片大地上很多人都看透了，但卻沒辦法改變。

還有，可以說：

以前就是未來。

一次又一次走相同卻有點的路，卻又一次又一次地錯誤。

這樣會導致什麼呢？會導致貧富分化不可避免。 要是領導者說：你們的財富一直都是平均的。那肯定沒有人肯努力。這就是以前的大鍋飯，一切平均在社會發展中是不適應的。因為人類現在沒有能到達共產主義的高度自覺的奉獻的精神。這種關系在現行生產力下，是行不通的，也就只能由現在的：先富帶動後富。但……事實情況是別人努力得到的東西怎麼可能免費給你呢？

這種輪回不是可以用個人的意志改變的，而是以物質關系演化的。 最為簡單的例子就是： 一個高學歷家庭和一個低學歷家庭。 高學歷家庭孩子能接觸得到更好的教育，能考上更好的學校；而低學歷因為父母不知道怎麼教導，只能任由孩子玩鬧，輟學，打工。由古至今，都是如此。 而以治理國家或者企業的能力來說，大部分情況下前者優先於後者，不排除有先天領悟能力比較強的人。

這樣下去，兩個家庭逐漸發展起來，從而造成社會階級固化，上下層的人才沒法流通。從此下去，成為下層人民的家庭會逐漸沒有向上爭取的機會。社會的不滿增加不僅是下層，如果蔓延到中層，那這個國家基本就開始進入輪回的下坡路階段。對於一個社會，我不說朝代，因為朝代是中國秩序社會的體現，從人才流動角度看，戰爭的時候總比和平的時候流動力度大。但這不是在發展人才，而是在消耗人才。我們中國的輪回，就把這二者給兼顧起來。

活躍（革命）->固定（人才流動秩序建立）->固化（人才活躍峰值）->僵化（利益位置飽滿）->假活躍（改革）->僵化（利益秩序反撲）->活躍（革命）

在這個循環中進行。

切記，革命中，所謂的農民革命，說的好聽就是反抗壓迫，其實就是農民被逼得活不下去了到地主家搶糧了。

而最終重新建立秩序的，要對秩序有了解，所以重新建立秩序的，從來都不會是只懂打打殺殺的隊伍。

I. 中國歷史上有幾次盛世，基本是八百年一輪回

第一次大盛世開始：西周，公元前1066年武王伐紂
第二次大盛世開始：秦漢，公元前221年秦專滅六國，距上一屬次盛世845年
第三次大盛世開始：隋唐，公元581年隋代北周，距上一次盛世801年
第四次大盛世開始：明朝，公元1368年明朝建立，距上一次盛世787年
第五次大盛世開始：本朝（還是將要取代本朝的那個朝代），距上一次盛世800年，則盛世應從2168年開始

J. 歷史為什麼輪回

中國古代的王朝循環曾引起很多人的研究興趣，為什麼自秦漢以後，中國歷史便輪回往返，一次次治亂反復而幾無窮已？史家的解釋是多種多樣的，有人說來源於中國的大一統文化傳統、文化上缺乏彈性；有人說是因為外族的武力威脅，"游牧民-定居者"的生存競爭一次次使中國王朝死而復生、生而復死；有人說這乃肇於中國傳統的等級制統治模式，統治者和被統治者之間的經常性沖突使每一代王朝都不可能長治久安。無疑，所有的說法都有其道理，都能解釋部分甚至很多事實，但本文則側重於經濟角度，從經濟層面看，王朝的循環又該如何解釋？本文想要強調的是：每一王朝在其後期形成的強大既得利益階層給國家稅收帶來的巨額損失，在掏空了國家的公共財政的同時也摧毀了王朝的統治大廈。這一既得利益階層與國家公共財政之間的緊張，是傳統中國社會的基本問題，其影響極其深遠。1、自耕農遞減律與公共財政的短缺循環從經濟上來找原因，美國歷史學家斯塔夫里阿諾斯的理解尤其值得注意，他認為中國古代王朝循環、帝國走不出由盛到衰周期律的根本原因，乃在於經濟管理的循環，"每個王朝在它建立約100年後都開始面臨財政上的種種困難"（斯塔夫里阿諾斯，P294），而公共財政的崩潰，又直接導致帝國的滅亡。歷史在歷史學家的筆下，是輕滑而明快的，一兩句提綱契領、富於概括的話語，就把一個又一個王朝的興衰成敗，盡數羅入了其中。但歷史作為一種過程，卻絕沒有這般從容平淡，歡樂和幸福是怎麼產生的，悲傷和苦痛又是如何生長的，牽涉到具體而微的人和事，一切過往煙雲都將浸透著迷茫和不確定，尤其對於今天站在與往日不同時間維度觀察著歷史的人，聯系古與今、中與外，我們因觀察歷史所引出的聯想，就特別地有一些不輕松。帝國的循環究竟是怎樣發生的？歷史如何詭譎地而不動聲色地將前朝後世一起串聯？而過去又能給未來提供什麼樣的可能性？我們應該好好對歷史發問。王朝的循環、帝國的衰落，一般而言是一種綜合性的結果，政治、經濟、文化等等全面凋零，統治秩序就將難以為繼。但任何文明畢竟都是建築在物質上，王朝的循環因此如斯塔夫里阿諾斯所說，顯著表現為一種經濟過程。但這種經濟過程又和一種文明的政治、文化和社會過程密切聯系在一起的，相互之間互為因果，經濟過程里有社會政治機理作用的存在，而隨社會政治機理生發的某種經濟過程，反過來又會強化某種政治機理，並產生某種社會結果。還是從公共財政的匱乏說起，這是每個王朝到其晚期之後的必發之症。而公共財政為什麼會發生短缺？把自然的因素排除在外，我們先來看一看因人為因素所造成的一些景象。檢索一下歷代王朝在其晚期經濟上所出現的征侯，不難發現，以下幾點是共通的：稅收大量短缺。每個王朝在其建立之初，都曾有過一段時間的安寧和繁榮，如漢朝有"文景之治""光武中興"，唐朝有"貞觀之治""開元盛世"，清朝有"康乾盛世"，宋明兩代也曾有過休養生息、政治清明、國家財政充裕、人民生活安康的和諧局面。但好景不般都不長久，每一朝代在前幾任皇帝之後，由於缺乏有效的貨幣制度和商業法律，稅收無論是提取量還是在其現有制度維護上，都開始遇到許多困難，以至到王朝後期，都面臨開支超過稅收的困難局面。自耕農劇減。中國歷代王朝更換的基本動力，是農民起義。農民起義所呼喚的平均地權思想，對每一代王朝都有震撼力，也因為此，每一代王朝在建制伊始，都通過打倒原有大地產擁有者、重新分配土地，使"耕者有其田"，土地基本能夠按照人口來平均。平均土地的結果，是在國家形成自耕農階層，這一階層占據著農民的大多數。然而，這同樣是暫時的，隨著休養生息階段的過去，賦稅增加，自耕農逐漸承擔不起生存的壓力，不得不將自己的土地讓給大地主，而自己則淪為佃農。這一過程通常時間都不長，到帝國後期，慢慢就形成佃農和農奴占據著農民的多數、而自耕農逐漸淪為少數的境地。土地嚴重集中。平均地權只是每一王朝初始時的景觀，由於缺乏相應的商業和貨幣體系作支撐和法律的制度性約束，帝國的財富總是按照馬太律窮者越窮、富者越富，而在農業社會中，財富的主要標志就是土地佔有量，那些與政治權力相勾結的大地主，在經歷幾代皇帝之後，一般很快就通過對自耕農的高利貨盤剝而積累起大量的地產，相反，自耕農階層在日益加重的徭役賦稅和無法償還的高利貨的雙重壓迫下，逐漸失去自己的土地主權而成為大地主的附庸，乃至到帝國後期，國家的大部分土地是被占人口絕對少數的土地主所瓜分。以上三點實際上是遞近關聯的，土地集中必然造成自耕農減少，而自耕農減少必然導致稅收不暢和公共財政匱乏。在三者之間尤其值得關注的是自耕農的減少，翻一翻二千年帝制史，不難發現，自耕農遞減業已成為伴隨歷代王朝由盛轉衰過程的鐵律。自耕農遞減為什麼必然導致王朝的稅收財政短缺？這與傳統中國是農業社會的經濟現實有關。農業社會政府和人民的主要經濟來源，只能是土地，而農業社會的人口多數，則為農民。正常情況下，王朝的稅收是由農民所負擔，假如土地不曾集中、自耕農占據農民的主要，帝國的稅收一般不會發生大的短缺，特別是在政府實行人頭稅制度的情況下，國家通常能夠保持收支平衡。但這其實往往只是"理想類型"，由於沒有實現"數目字管理"，帝國的稅收一方面不通暢、難以保證所有的稅收都能落實，另一方面也難以對與政治權力有糾葛的土地權貴進行管理，尤其是自耕農不堪遙役重負、喪失地權、土地集中時，散布各地、自給自足、各成整體的農業經濟，在大地主的庇護下，經常會使政府的稅收制度失靈，即使採用按土地田畝征稅的方式（如唐朝的"均田制"一度所做的那樣），亦無法阻擋這種趨勢。在傳統中國社會，自耕農在人口中的比重大小，事實上已成為衡量社會經濟生活運轉是否良好的一個試金石。但自耕農遞減律卻毫不例外地貫徹了每一王朝的盛衰成敗，原因在哪裡呢？這當然與傳統中國社會農業經濟的單一化（缺乏商業和市場機制）密切關聯，也與政治體制缺乏彈性有關。應當說並不是每一代君王都昏聵無能，相反我們發現，不少最高統治者都看到了存在於中國社會中的基本問題，而且歷代王朝都有皇帝曾致力於予以解決，但囿於農業社會的政治經濟現實，所有的努力最終都毫不例外歸於了失敗。與自耕農遞減速律和公共財政短缺循環相對應，我們在統治者身上也觀察到一種國家治理模式的循環，那就是每一代王朝在其開始時都曾花大力氣著手舒解土地問題，力圖土地平均，防止土地集中，大力保持自耕農在人口結構中的主置。最為顯眼的是明太祖朱元璋，明帝國的大廈剛剛建起，如後來的毛澤東大打"地、富、反、壞、右"一樣，洪武皇帝即"連興大獄，打擊官僚、縉紳、地方等高級人士，從朝廷內的高級官員直到民間的殷實富戶，株連極廣。據有的歷史學家估計，因之喪生者有逾十萬。沒收了案犯的家產並把其中的土地重新分配，加上建國以來大批的移民屯田開荒，就使全國成了一個以自耕農為基礎的農業社會。"（黃仁宇，P150）不僅如此，為防止當時全國仍保有700畝以上地產的14341戶地主家產不致無限擴大，朱元璋則給他們加之以很多額外的服役義務，"這種服役名目繁多，而且按累進稅的原則分派，即家室愈是殷富，其負擔也愈是繁重。比如各地驛站所需的馬匹、船轎和飲食，完全出自大戶供給，一年中的供應量又沒有限額，旅行的官員越多，他們的負擔也越重。"（黃仁宇，151）也因為這樣的土地政策，每一代王朝在其初始，自耕農都占據著全國人口的大多數，帝國的稅收也因為人口和土地的增長而有一時的充實。盡管幾乎每一代王朝在其開始都曾對土地平均和保持自耕農數目作出過努力，但後來的結果，卻仍然是土地集中、自耕農銳減速、公共財政缺失，如此不斷循環。這正是制度學派經濟學家張五常所說的"三種社會體制"中的按社會等級排序的社會所表現出來的典型特徵，政治經濟體制的缺乏開放性，使一種表面上看起來有利於國有利於民的經濟政策，也維持不能長久。仍以明朝為例，雖然明太祖朱元璋一時落實了土地問題，但後來情況又如何呢，仍不可避免落入了歷史的循環。所以盡管在明帝國岌岌可危時出了一個大清官海瑞，但黃仁宇卻非常精當地指出來了：海瑞想恢復先祖遺訓的努力命中註定是一個悲劇，他所不能領會的是，帝國的這一套經濟政治系統從其發端就有問題。明初之時的土地政策之所以能夠維持，完全是靠洪武皇帝的個人魅力，而魅力的喪失也將意味這種經濟安排的失效。但第一代皇帝朱元璋去世後，你叫後世的皇帝們到哪裡去尋找類於開國皇帝的權威呢？他們的權力只是來自傳統，而傳統型統治理所當然意味著對往日時事的臣服，其中包括對制定和解釋這些傳統的具體的人的臣服。皇帝的威權因此已不具有絕對性，先王的老臣、現世的官僚集團，都有可能對上發難。當後世皇帝們的統治合法性大為減弱的時候，維系在魅力型統治上的經濟安排，因此再無繼續有效維護的可能。在一個以土地為主要經濟來源的封閉性農業社會，國家的安寧和穩定密切依賴於土地平均，只有這樣才能維持一支強大的自耕農隊伍，國家的稅收才能有所依靠。但等級制的政治體制（這是農業社會的悖論：要維持一個龐大帝國的統治，只能採用等級制）又註定不能將平均地權的經濟安排貫徹始終。在稅收銳減、國家公共財政空虛的情況下帝國將面臨什麼樣的結局？歷史學家早有有結論：維系著帝國統治的兩大力量--官僚體系和軍隊，將因為缺乏財政上的支撐而無法維持，帝國因此首先從自身體制上瓦解；而內部不堪忍受剝削的農民在則也聯合起來，為自身生存而舉起義旗，這時往往又有外族趁王朝內部的動亂而以武力來犯。在內憂外患夾擊下，帝國只好分崩離析。2、另一種私有化，另一種結局自耕農數目下降導致每一王朝在其後期都面臨財政上的困難，但公共財政的匱缺並不表示國家財富總量的減少，相反我們倒還可以發現出另外的事實，比如唐朝，雖然其統治者並未象明朝一樣嚴格地平均地權，而是在不剝奪大家族所佔土地的現狀下，通過其他途徑開辟新土地並贈予自由農民，這種"均田制"措施曾一度中止了半封建的大地產的增長，同時增加了國家稅收，也加強了唐初時的統治。但每一王朝在其建立上百年後都無可倖免支大於收、財政上捉襟見肘，即使在國家財富總量增加的情況下也是如此。是誰使得自耕農銳減並掏空了帝國的公共財政？問題出在歷代王朝的土地私有上。我們一直習慣於認為，中國社會向來不存在私有制問題，上下五千年，各個朝代都在壓制著私有化。如果說這是與近現代西歐明確產權制度的一種對照，也不能說這種說法全無道理，與受法律保護權利和稅收義務制約的私有產權制度，在中國從未有效生長。但若以"全豹"來否決"一斑"、認為中國社會只有政府對經濟資源的無度控制而無私人對財產的大量佔有，這卻與歷史曾有過的現實不符。中國古代大地主和豪強的土地兼並，事實上也是製造了一種土地上的私有。雖然這種私有並沒有近現代意義上的嚴格法律保障，但土地擁有者的地契和通過與統治者共謀而獲得的政治權力，一般都使土地私有的狀況能夠保持下去，避免政治權力的侵擾。但中國以往社會存在的問題，也正在這里。土地在大地主和豪強那裡的集中並且私有，若有健全的財政稅收制度保證擁有大地產者亦交納相應的稅銀，則土地私有尚不致對國家和社會造成大的危害，然而，傳統中國社會政治制度的不合理所在，正是產權擁有者所亨權利與應盡義務的極端不平衡，一方面，帝國的統治不是建立在技術上，類於黃仁宇先生所說的"高層機構"和"低層機構"，向為中國社會所缺乏，帝國的稅收因此只能大而化之，無法精確定量，這使大地產擁有者有了逃稅的可乘之機；另一方面，更為重要的是，大地產擁有者一般都是特權的享有者，傳統中國社會的統治，本身就建築於官僚階級與地方鄉紳豪強的合作，大地主利用其對政府的影響力，可以有效免去大量本來要交的稅務。套用現代一點的話來說，傳統中國社會里的大地產擁有者作為既得利益階層，才真正亨有著"輕瑤薄賦"，這種財產佔有權與應盡義務的分離，導致了公共財政的匱乏，也成為中國歷史王朝興衰榮落的基本成因。土地事實上的私有，必然的結果，是政治權力施用於土地佔有，進一步加強土地私有的強度。在土地作為社會的主要財富的背景下，政治資源的施用所能謀取的經濟利益，最多最頻繁的當然只會是土地。土地的集中造就一批既得利益階層，這個階層的慣常模式，就是官僚+地產。它與傳統中國社會的家庭和家族觀念有很大關聯。隋唐以後所實行的科舉制度，表面上看是在中國社會創造了"機會均等"，為貧家子弟進入士紳階層打開了方便之門，實則不然，一句"三代出一個貴族"的習語道破了科舉入仕的秘密：沒有足夠的財力作為多年學習和准備的根基，甭提參加科舉考試、就是讀書向學的可能性也不會存在。所以能夠中舉的，大多必有家庭和家族的財力在背後作著支撐，而中舉入弟，政治權力則自然向經濟權力的方向迴流，為家庭和家族的財富與地位躍升提供便利。官僚和地產因此這樣結合在一起。這雖然沒有囊括政治權力和經濟利益相勾結的所有類型，但卻最明顯、明通俗、最普遍的一類，各朝情況都大略如此。仍以明朝為例，明朝的官員退休以後，告老還張即成為鄉紳，但按政府規定，仍享有著與在位時相近的各種政治經濟優待（在這方面我們又一次感受到歷史與現實的驚人相似），這本身就意味著他們在佔有社會財富上比之一般人站在了更高的位勢，還不僅如此，他們還以鄉誼、年誼、姻誼等等作為紐帶，與其他直接和不直接掌握政治權力的權貴者保持著千絲萬縷聯系，因是之故，將既得政治資源轉化為經濟資源，對他們來說就極其自然和順當，比如曾作過文淵閣大學士的徐階，退休回南直隸之後，家庭成員多達幾千，通過放高利貸等各種手段所佔有的地產，據說便有40萬畝。（黃仁宇，P146）權和錢自古相通。明朝的官員通過截留"火耗"，收取"常例"，一般都能積累起一定的資產，這些資產或可直接用來購買土地，或可通過放高利貸豪奪土地。官員有位在職時積累金錢財富，退休後將金錢轉化為土地成為土地貴族，之如此類在各朝各代皆為常識。一代王朝開國時打倒一批鄉紳豪強，但"野火吹不盡，春風吹又生"，經過新一輪政治權力的重構，經濟資源在王朝建立幾十年後亦將重新依舊安排。明朝到萬曆年間，一個新的土地貴族便早就已產生了，"當年送達御前以備乙覽的14000多家富戶，已經為新的富戶所代替。這些新興的富戶，絕大多數屬於官僚、士紳或在學生員而得以享受'優免'，不再承擔'役'的責任。政府中的吏員，也越來越多地獲得了上下其手的機會。因為全國的現金和實物不是總收集發，財政制度無從以嚴密的會計制度加以考察，從罅隙中漏出來的錢物就落於這些人的手裡。"（黃仁於P153）類似的現象和過程，在各代都能發現。再如唐朝，唐朝開國時實行"均田制"，但實際上一開始的"均田"就不徹底，對前朝形成的擁有巨大的、自給自足的、免稅的地方家族大地產，並沒有予以剝奪，而是開辟其他途徑如開墾戰爭期間被荒廢的土地的方式公給農民以土地，而且國家稅收是由廣大小農所承擔，擁有政治權力的大地主則不需要交稅。最後一個王朝清朝更是如此，"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即是一個生動的寫照。至此我們看到，在歷代王朝後期，圍繞賦稅全體臣民實際上分成了兩類：一類是掌握政治經濟權力的既得利益者，即土地貴族，他們不必交稅或少交稅，並且通過高利貸等方式對農民進行盤剝；另一類是農民（自耕農、佃農、農奴），他們在承擔政府的稅務的同時，還承受著土地貴族的剝削。貧和富的這樣分野，已經告訴人們帝國的財富究竟流入了何處，並且社會到底經歷了什麼樣的分化。這種分化實際上提示了階級分析在傳統中國社會的現實針對性。人口居於少數的既得利益者和人口居於絕對多數的受剝削者的存在，又會產生何種社會後果？經濟問題歸根到底是利益問題。利益問題主要又在於兩方面：一是生產，即財富的創造；一是分配，即財富的使用。這兩方面相互支配，其中之一發生故障，都會對另一者產生負面影響，而且常常會產生一定的社會後果。排他性既得利益階層的出現、利益分配上的不公（不等於不平均），恰恰是引發社會危機的導火索，當然，如果此時在財富的生產上有所突破，盡管分配不公、但即使是貧弱者亦能享有一湯羹時，就如唐朝一度所做的那樣，社會危機也許也有一時緩解的可能。但在一定的時間內，土地資源畢竟是有限度的，一方的多得必然要以另一方的多失作為前提。而從遙遠的古代至20世紀上半葉，傳統中國社會的絕大部分經濟和財政來源，都來自土地，一般小民的經濟來源，也非常單一，失去了土地就只能依附於人，再無其他獲取生活資料的機會。貧和富的對立因此並不僅僅表現為財富佔有量多寡的對立，而更多表現為謀取財富機會有無的對立，單純的貧富不均在一般情況下還並不是最緊要的問題，但在貧富不均的同時假如致富的機會亦不均等，弱勢都實際上已被逼入了無路可走、無希望可覓的艱難境地，起可反抗"為富不仁"便順其自然。傳統中國社會也因之呈現出動亂循環。3、古羅馬為什麼衰亡：與中國的對照為使我們更清楚地看清中國王朝循環的機理，我們有必要研究一下古羅馬帝國的衰亡。與古代中國一樣，古羅馬也是一個農業國家，社會經濟也以自然經濟為主導。如果兩個經濟基礎相通的國家的治亂循環，出於類似的原因，產生相象的結果，我們應該可以從中得出一些啟示性的結論，作為一個從農業國家向工商業國家過渡的資鑒。羅馬帝國的滅亡，與中國古代王朝的循環一樣，長時間來一直是個謎，吸引著後世研究歷史的人們的注意力。土地如許遼闊、歷代皇帝盡皆勵精圖治的一個大帝國，為什麼說滅亡就滅亡了？孟德斯鳩著書《羅馬盛衰原因論》，認為帝國的衰敗與帝國風尚的變質有關，在帝國後期，創造了早期羅馬的那些良好風尚，要麼不存在了，要麼已經變得低下庸俗，帝國的大廈也因此也傾塌；現代政治學之交馬基雅弗利則寫下了《羅馬史》，。不過，所有這些論者似乎都沒有馬克斯.韋伯敘說得更有力度。韋伯曾作過一篇《古典西方文明衰落的社會原因》的演講，在這篇演講里，他這樣談論著古典西方文明的衰落：在羅馬共和末期和帝國的早期，遍布羅馬的公共行政物基礎是"行政市"，當新的地域被納入帝國版圖時，這些地域按例都被系統地編制為城市單位，並以政治依賴的程度分為各種等級，其行政長官則負責為國家收稅和徵兵。與此相應，自由經濟在帝國經濟中佔有重要比重。但到羅馬帝國晚期，隨著帝國在軍事上的失利、奴隸來源的日益減少乃至奴隸營制度的不得不最終解體，建立在奴隸勞動基礎上的自給自足、非自由的的庄園經濟，一點點蠶食了建立在自由勞動基礎上的帝國的城市經濟。面臨滅頂之災的後期羅馬，城市已經沒落，經濟已經全盤農村化，自耕農階層已基本不復存在，與古代中國一樣，建立在自然經濟基礎上的國家公共財政，已根本無力支撐起帝國的官僚系統和軍隊武力，而一個卓有效率、等級制的官僚系統對於帝國的統一和完整是必須的，一支強大的常備軍對於有敵為鄰的大陸國家則更必不可少。盡管歷任皇帝都拚死作了最大努力，但帝國最後還是無可奈何敗落了。一個建立在自然經濟基礎上的大帝國，要維持其自身運轉和生存安全，需要要充足的公共財政作為支持。倘若農村化了的後期羅馬，能夠有效地從非自由經濟中提取稅收、並以貨幣作為物質流通的手段，帝國的統治許或尚能覓得生機，但吊詭的問題，也正在這里，一個帝國的經濟一旦步入農村化，非自由勞動必然將貨幣排斥在流通領域之外，物物交易必然成為交換的主導，帝國的稅收也因為無法進行數目字管理而無從落實。而且更為重要的是，稅收的不能落實，又與一個既得利益階層的存在密切關聯，這個既得利益階層無外是土地貴族，他們以其強大的經濟實力影響著國家政策，並以此作為逃避稅收、不斷兼並土地而擴充自身財富的保障，當帝國的財富一天天積累到少數土地貴族手中時，帝國的稅收也一天天在減少，國家的公共行政能力也一天天遭到削弱。羅馬帝國的後期，帝國的政策日益受古代的"容克土地貴族"即大地產擁有者所左右，這個階級不僅有效逃脫了大量稅務，而且還想方設法幫助他們的農民逃避了徵兵，導致帝國後期只好從野蠻民族中徵募兵源。但這些被征服的野蠻民族是否一心一意服從他們的統治者巡守邊防呢？答案已不言自明。從中國古代的王朝循環和古羅馬的衰亡不難看出：一旦形成一個力量強大而且足以排他的既得利益階層,一個社會在其早期形成的相對合理的社會和政治秩序將因為這個階層的存在而慢慢消蝕。羅馬的大地產所有者所建立起來的庄園經濟，最終徹底改變了羅馬的經濟和社會結構，進面瓦解了帝國貨幣化的行政體制和政治上層建築，這直接導致了羅馬統治的破產。強大既得利益階層的存在，將造成惡性循環，形成極度貧富不均現象，而一個貧富嚴重不均的社會無論對該社會的公共財政還是社會秩序秩序來說，都是一個災難。歷史的往鑒和當今世界的現狀都表明：一個國家的稅收狀況，是與該國的兩極分化程度成反比的，與拉美諸國顯著的貧富懸殊相伴的是公共財政的貧弱，而與東亞一些後發國家的經濟景氣相隨的是這些國家的良好稅收狀況。一個貧富嚴重不均的社會必然是一個貪污腐敗無度、社會各階層極度對立、大眾意志橫受壓抑的社會，一個貧富嚴重不均的社會必然是一個稅收無法落實、稅收制度得不到有效執行、公共產品普遍匱乏的社會，一個貧富嚴重不均的社會必然是一個文化和價值觀分崩離析、國家和社會認同日益解體、政治合法性遭到質疑的社會。曾幾何時"看上去很美"的印度尼西亞，之所以其經濟體系在東亞金融危機面前一瀉千里、一下子就顯示出外強中乾的脆弱性，這是與蘇哈托家庭對印尼經濟的盤剝分不開的；經歷"休克療法"後的俄羅斯，其經濟一直萎糜不振，公共財政枯竭調零，原因所在，亦與蘇聯解體後形成的大金融和工業寡頭操縱俄羅斯經濟命脈並染指政治權力的局面密切相關，而據美國學者大衛.科斯的研究，就是蘇聯的解體，也應該歸功於當時業已存在的少數既得利益者（大約10萬人左右）。既得利益者對國家造成的災難，除卻吸幹了國家的公共財政、製造了階級和階層對立外，同樣重要的是，也阻礙了國家的發展。而一個國家的內部安全，不僅維系於國家的財政收入，而且維系於國家能不能向前發展，發展利益對一個國家來說，就是未來的生存利益。在農業社會，國家發展無外表現為兩方面：一是為維護國家政治、經濟和社會良性運轉而對自身建設進行投資的能力，包括積累財富對外征服獲取新的土地資源以濟破產農民、運用公共財政為貧窮無產者建立社會保障等；二是不斷擴大自由經濟在國家經濟生活中的比重，打破自給自足經濟結構的單一和板滯，拓展經濟生活的多樣性和靈活性，提高經濟生活自身調節能力。但我們從古代中國的王朝循環和羅馬的衰落中都已看到：強大既得利益者恰恰對這兩方面都造成了阻礙。隋唐以後的王朝已經很少對外征服，這絕不是因為人們所津津樂道的"中國和平主義"，而是源於國家公共財政和經濟動員能力的薄弱，不能對外開疆拓土的結果，帝國到其後期，已無法應付破產農民和新增人口對土地的日益增長的需求。羅馬帝國在第二次布匿戰爭中自耕農民的慘重損失乃至農民階級的因此沒落、以及後來條頓堡戰役失利後帝國對外征服事業的中止，不僅斷送了保持和生長起一個強有力自耕農階層的可能，也斷送了建立在奴隸勞動基礎上的自由經濟，而羅馬庄園經濟的隨之興起，使古希臘時期即已產生的城市交換經濟不復存在，韋伯因此說羅馬後期西方古典文明實際上又走了一個圓圈，大地產和自然經濟迫使古典西方一度商業化的上層建築轉向了封建制度，倒退回了其起點。擁有巨量土地和財富的既得利益者的存在，在製造了經濟壟斷的同時也造就了農業經濟的單一性，而財富的私人壟斷和經濟類型的單一化，與現代私有產權制度不同的是，不僅阻礙了技術的進步，也限制了自由勞動和交換經濟的發展，但這兩者恰恰是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動力所在。從壟斷這個角度來看，我們似乎也可以說，古代中國和後期羅馬也存在有布羅代爾所稱的資本主義，但是並不存在現代意義上的市場經濟。中國土地貴族利用手中金錢資本大放高利貸推進商業和土地控制的行為，與布羅代爾意義上的資本主義異曲同工，政治、經濟、文化權力合而為一，結果與現代式的壟斷並無二致，只會使某種經濟類型進一步定型和固化，打擊技術進步和市場競爭，而在古代中國和後期羅馬式的農業社會，即是取消了自給自足的農業經濟走向商業化的可能。僅以勞動力方面而論，農業社會普遍的人身依附，一旦為奴終身為奴，導致農民階層根本沒有自己選擇職業和進行生產的自由，而這又為商業經濟的發育所不可或缺。與之相反，在私有產權制度明晰的市民社會，勞動力本身已成為資本，勞動力的人身自由和擇業自由已有保障，這則為交換經濟的生長、商業社會的發展提供了可能。低下的經濟自由度，只會使一個社會在各方面都陷入停滯甚至後退，傳統中國的王朝循環和古典西方文明在羅馬後期向封建制度的復歸，都已說明這個問題。4、上升階級、落後階級與政治超越中國古代的王朝循環、羅馬帝國的衰亡也許都有其命定因素的存在，有一些東西大概是人類無論作出什麼樣的努力都是無法改變的，從這個角度來說我們應該安然於人類文明的宿命。然而當我們仔細剖解歷史、條分縷析帝國輪回中的細微、並將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