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高校歷史研討會

❶ 中國史學會的學術活動

中國史學會領導受邀參加會議1949年7月1日，中國史學界組織了中國新史學研究會，作為社會科學界代表之一，參加了於9月21日舉行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次會議。 1951年7月，中國史學會正式成立，郭沫若任主席，吳玉章、範文瀾任副主席。
中國史學會還開展了大量學術活動，如1958年9月的《紀念戊戌變法六十周年學術討論會》、1961年4月的《紀念巴黎公社九十周年學術討論會》、5月的《紀念太平天國110周年學術討論會》，以及10月的《紀念辛亥革命五十周年學術討論會》等。
十年浩劫期間，中國史學會停止了活動。粉碎「四人幫」後，史學界積極投入了批判「影射史學」和打破禁區的活動，並取得了顯著成績。在各省、市、自治區歷史學會大多恢復活動，國內外學術交流日漸增多的情況下，1980年4月，各地史學界代表齊集北京，召開了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胡喬木出席開幕式並發表重要講話。他指出，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立場、觀點和方法，既要成為歷史研究工作的向導，也要不斷用歷史科學和其他學科所提供的新成果來豐富自己。為此，他還提出了一些改進歷史教學和歷史著作出版工作的建議。大會還通過了《致台灣歷史學界書》，指出史家之責，在明治亂之跡，通古今之變；研討中華民族發展歷史， 促進祖國統一早日實現，為我歷史學界同仁神聖職責。
自1980年以後，中國史學會召開過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即1983年4月的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1988年7月的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1993年11月的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及1998年9月的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史學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中國史學會多次組織了學術討論會，並在1991年和1996年分別在西安和合肥舉辦了兩次全國青年史學工作者會議。除推動國內的史學研究以外，中國史學會還積極參加國際歷史科學委員會的活動，曾先後四次組團出席國際歷史科學大會，即1980年在羅馬尼亞布加勒斯特舉行的第十五屆、1985年在聯邦德國斯圖加特舉行的第十六屆、1990年在西班牙馬德里舉行的第十七屆以及1995年在加拿大蒙特利爾舉行的第十八屆國際歷史科學大會。通過參加國際活動，加強了中國史學界和世界其他國家歷史學家的聯系，極大提升了我國史學界在國際上的影響。
國際歷史科學大會
大會簡介
國際歷史科學大會每5年舉行一次，中國歷史學會於1980年申請參加該組織，並應邀參加同年在布加勒斯特舉行的第15屆大會。在荷蘭阿姆斯特丹舉行的第21屆國際歷史科學大會上，經過大會陳述、執行委員會投票等程序，最終以36票支持、8票反對、5票棄權的結果，通過了第22屆國際歷史科學大會將在中國濟南的山東大學舉行的議案。
申辦過程
國際歷史科學大會始辦於1900年，每5年舉辦一屆，至今已舉辦了21屆（世界大戰期間未能舉行）；每屆參會的各國歷史學家都在1500—2000人之間，是世界歷史學家的盛會。此次在荷蘭舉行的第21屆大會，參會國家100多個，正式注冊代表近1600人，另有部分自由參會人員，總人數超過了2000人。
國際歷史科學大會從未在中國及其他亞洲國家舉辦過。20世紀30年代，胡適等人曾以個人身份出席過大會。20世紀80年代，在胡喬木同志的提議下，中共中央批准了中國史學會以國家會員的身份加入國際歷史學會的報告。此後，中國史學會組團參加了1985年的第16屆（團長劉大年，成員有季羨林等18人）以及此後的歷屆大會。1995年，經國務院批准，並取得北京市政府的正式支持，中國史學會代表團曾在加拿大召開的第18屆大會上，正式提出2000年在北京舉辦第19屆國際歷史科學大會的申請，但因種種原因，這一申辦議案沒有被通過。
2009年初，中國史學會分析討論後認為：改革開放30年來，中國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2008年北京奧運會的成功舉行影響深遠；全球經濟危機時期，中國恢復經濟發展的實力和信心，更是鼓舞著全世界。中國的發展顯然為申辦國際歷史科學大會創造了充足的條件，因而，中國史學會應在2010年召開的第21屆大會上，正式申辦2015年的第22屆大會。
中國史學會在討論有關申辦設想時認為，第22屆大會如能在中國舉行，中國濟南及山東大學應成為首選的舉辦地。山東是孔孟故鄉、中華文化的發祥地，近年來山東經濟的發展也一直處在全國的最前列。山東大學素以「文史見長」，許多領域的研究居國內乃至國際學術界前沿。請各國歷史學家到山東來討論歷史文化問題，可以使他們通過山東正確地認識中國的歷史和現實，也可以更進一步了解山東、宣傳山東，為山東省由文化大省向文化強省過渡創造國際輿論。2009年2月6日，山東大學校長徐顯明在歷史文化學院院長王育濟的陪同下，專程拜會了中國史學會常務副會長張海鵬先生（現為中國史學會會長），雙方座談後議定：擬申辦的2015年第22屆國際歷史科學大會將在濟南山東大學舉行。
積極申辦第22屆國際歷史科學大會的意義十分重大，這既是中國文化走向世界的重大機遇，也是貫徹落實黨的十七大報告，提高中國文化「軟實力」的重要舉措。屆時，全世界的2000多名頂尖級史學家齊聚濟南，也將是中國的一大文化盛事，不僅將極大提升山東省和山東大學乃至中華文化的國際影響力，極大提升齊魯文化和孔孟儒學的影響力，同時，對開拓山東的旅遊市場，推動山東經濟走向世界，也將產生不可估量的深遠影響。因而，此項工作得到了國務院以及山東省的高度重視和支持，姜大明省長親筆簽發了致國際歷史科學大會執行局和執行主席的個人信函。
在中國史學會的領導下，山東大學歷史文化學院與中國史學會秘書處緊密合作，扎實推進申辦的各項准備工作，先後完成了相關申辦陳述文件編纂，相關宣傳視頻和宣傳畫冊的製作等。今年7月12日，徐顯明校長在北京與張海鵬先生等舉行最後一次申辦工作會議，就申辦工作的各項具體事宜進行了周密安排。
8月21日—28日，中國史學會代表團共18人前往阿姆斯特丹，參加了第21屆國際歷史科學大會，並成功地完成了第22屆大會的申辦工作。山東大學王育濟、姜生教授做為中國代表團的代表全程參與了大會的各項活動，並在8月24日中國代表團舉行的招待酒會上，向各國代表團團長和國際史學會執行局各位執委，著重介紹了山東省濟南市和山東大學的相關情況，回答了相關問題。在這次招待酒會上，山東大學設計製作的《山東o濟南o山東大學：第22屆國際歷史科學大會申辦地》的大型畫冊，受到歡迎和好評，對8月26日的執委會投票產生了積極影響。會議期間，王育濟、姜生教授還應邀出席了阿姆斯特丹市長的招待酒會，拜會了荷蘭史學會會長布羅蒙教授。在8月28日中國代表團的總結大會上，張海鵬團長對山東大學在申辦工作中的貢獻，給予了充分肯定。
2015年，第22屆國際歷史科學大會的開幕式、閉幕式將在山東大學新建的體育館中舉行，大會的主會場和大部分分會場將設在山東大學的各個校區；屆時，預計會有2000名以上的外國史學家參會，山東大學將有眾多的學生以志願者的身份參與大會。

❷ 中國的高等教育發展史

一、發展模式的不斷轉換
綜觀百年來中國高等教育現代化的歷史進程，其發展模式的轉換大致可分為七個時期。
第一時期（1862年至1894年）。甲午戰爭以前，中國近代高等教育處於醞釀時期。從19世紀60年代開始，出現了一批培養外語人才和軍事技術人才的專門學校。它們不同於傳統封建教育機構，不是培養作為各級封建官吏的「治才」，而是培養通曉各國語言和技術（特別是軍事技術）的所謂「藝才」。最典型的代表即是1862年成立的京師同文館和1867年創辦的福建船政學堂。至1894年前後，我國共創辦了30所左右的此類學堂。這些學堂毫無例外地都是在外來因素的誘發下創辦的。所謂外來因素的誘發，包含兩層意思，第一層意思是，它們是清政府在外力脅迫下應急反應的產物，是為了培養應付西方殖民主義者侵略所急需的人才而開辦的；第二層意思是，這些學堂都標榜以西方為榜樣，然而，在具體的學習目標上，卻並不明確，籠而統之地把西方稱之為「泰西」。從時人留下的大量文獻分析，所謂「泰西」，包括了英、法、德、美等國。可見，在當時人們的心目中，「西方」是一種泛稱，還沒有具體而明確的模仿對象。
第二個時期（1895年至1911年）。19世紀末20世紀初，是中國近代高等教育發展的重要時期。1895、1896和1898年分別成立的天津中西學堂、上海南洋公學和京師大學堂一般被認為是中國近代大學的雛型。20世紀初，清政府頒布了第一部包括高等教育在內的具有近代意義的全國性學制——《癸卯學制》。直到辛亥革命前的十多年時間里，中國高等教育的發展，無論是理論層面、制度層面還是實踐層面，都彌漫著一種濃厚的「以日為師」的氛圍。1898年創辦的京師大學堂的第一份章程就是由梁啟超「略取日本學規，參以本國情形草定規則八十餘條」[1]，即主要是參照日本東京大學的規程制定的。《癸卯學制》中有關高等教育的條文也幾乎與日本學制中的相關規定一致。與前一個時期相比，學習的目標由泛化而集中，「泰西」一詞被一個具體的國家——日本所取代，價值取向明確而單一。可以說，中國近代高等教育的起步時期，是以日本為模式的。
第三個時期（1912年至1927年）。1912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結束了兩千多年的封建帝制，為中國近代高等教育的發展提供了一個相對寬松的環境。1912年至1927年的十幾年間，可以說是中國高等教育發展模式的多元化時期。民國初年在蔡元培主持下所進行的教育改革形成的新學制《壬子癸丑學制》，對清末頒布的《癸卯學制》中有關高等教育的內容作了相應的改革。其間，教育部還陸續公布了《大學令》、《大學規程》、《專門學校令》、《公立、私立專門學校規程》和《高等師范學校規程》等一系列有關高等教育的法規法令。眾所周知，作為民國初年教育改革的總設計師，蔡元培非常關心高等教育，《大學令》就是由他親手制定的。他多次談到，《大學令》中許多內容是「仿德國制」，「仿德國大學制」[2]。從一定意義上可以說， 借鑒德國高等教育是蔡元培多年的宿願。但是，從實踐的層面考察，蔡元培的理想並未實現。擺脫日本單一模式束縛的努力沒有取得明顯的效果，大學設評議會、教授會的條文列入了《大學令》，但在當時的高等學校中並未實行。直到1917年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學校長之後，他的高等教育的理念——學術自由和教授治校，才部分地在他所主持的北京大學付諸實施。
就在蔡元培以德國高等教育為模式對北京大學進行深刻改造的同時，另一所國立大學——在南京高等師范學校基礎上發展而來的東南大學迅速崛起。留美歸教育博士郭秉文主持下的東南大學以美國大學為榜樣，延攬一批留美學生到校任教，集基礎研究與應用研究為一體，從管理體制、系科設置、課程內容以至經費籌措等，全面學習、借鑒美國高等教育。至20年代中期，東南大學聲譽日隆，影響日廣，成為與北京大學南北呼應、交相輝映的中國高等教育的又一重鎮。
第四個時期（1927年至1949年）。在此22年間，中國高等教育發展模式的主旋律是，在融合美國和歐洲各國特點的進程中，以美國模式為基本走向。如果說20年代後期曾經是美國高等教育影響最盛的時期，從對地方分權制的教育體制的模仿，到大學實行選科制、學分制，以至於大學各專業缺乏明確的課程標准等等都顯示了美國高等教育的強大影響；那麼，進入30年代，則表現出一種比較主動地吸收和借鑒歐洲各國高等教育經驗的傾向。如在高中畢業生中實行會考制度，以整齊大學生的入學程度；教育部制訂並實行有關大學教師任職資格的法令；強調大學畢業考試制度等等，這些舉措從一定意義上可以說吸收了歐洲各國高等教育的具體做法。但是，這一時期從總體上講是以美國模式為基本走向。其間，有一個短暫的插曲，即1927年至1929年期間實行的大學區制。實行「大學區制」用蔡元培的話來說是「仿法國制度，以大學區為教育行政之單元」[3]。眾所周知，大學院制試行不及兩年就無疾而終， 對全國高等教育的實際影響並不大，就中國近代高等教育發展模式的轉換而言，可算作是一個小小的插曲。
第五個時期（1949年至1957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使中國高等教育的發展進入一個新的時期。在這一時期，由於特定的國際國內環境，中國高等教育的發展模式幾乎重復了半個世紀以前走過的路徑，即學習、借鑒的目標單一而集中，那就是以蘇聯為榜樣。1949年至1959年的10年間，我國高等院校共聘請蘇聯專家861人， 此外還有相當一部分專家在高等教育部擔任顧問。在這些專家的指導和幫助下，對高等院校的培養目標、專業設置、教學計劃、教學大綱進行了全面修訂調整，專家的工作也包括編寫教材、培養研究生和培訓教師，甚至滲透到學生生產實習、課程設計、畢業設計、實驗室和資料室建設等具體工作領域。與此同時，政府通過對私立學校的接辦改造、教會學校的取締和院系調整等重大措施，初步完成了對1949年以前的高等教育體制和格局的改造，新的以蘇聯為模式的高等教育體制形成並確立。
第六個時期（1958年至1977年）。摒棄「模式」，復歸「傳統」。1957年以後，由於中蘇關系的惡化和國際國內形勢的變化，中國高等教育的發展逐漸走上了一條摒棄一切外國「模式」，復歸「傳統」的道路。所謂復歸「傳統」，是指力圖用中國共產黨在戰爭年代、特別是抗日戰爭時期在延安等根據地舉辦高等教育的經驗、辦法來指導高等教育改革。所謂摒棄「模式」，就是在「獨立自主」的旗幟下，拒絕接受來自國外的任何「模式」。20年間，經歷了1958年至1960年的「教育大革命」所帶來的高等教育的「大躍進」。之後是隨著國民經濟的調整、鞏固、充實、提高而進行的高等教育的大調整。從1966年開始的「文化大革命」，完全是關起門來革教育和文化的命，在經歷了高等學校三年不招生、工農兵上大學和在工人階級領導下的「斗、批、改」之後，力圖清除一切外國模式的干擾和影響的目的似乎已經達到，但事實是，中國高等教育已經到了崩潰的邊緣。
第七個時期（1978年以後）。博採各國之所長，高等教育要面向世界。1978年召開的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作出了把工作重心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重大決策。在經歷了閉關鎖國20年所帶來的種種災難之後，隨著改革開放基本國策的確立，中國的高等教育重新走向世界。進入90年代，政府陸續制定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高等教育法》、《面向21世紀教育振興行動計劃》、《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進素質教育的決定》等一系列法規，借鑒世界各國高等教育發展的經驗，加快了中國高等教育改革的步伐。明確提出，「為了實現現代化，我國要有若干所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大學。這樣的大學，應該是培養和造就高素質的創造性人才的搖籃，應該是認識未知世界、探求客觀真理、為人類解決面臨的重大課題提供科學依據的前沿，應該是知識創新、推動科學技術成果向現實生產力轉化的重要力量，應該是民族優秀文化與世界先進文明成果交流借鑒的橋梁。」[4] 盡管中國的高等教育還存在許多亟待解決的問題，但是，在經歷了一個世紀的艱苦探索之後，深固拒閉、盲目排外不可取，單一的價值取向不足取，正在成為政府和知識界的共識。探索一條適合中國國情而又廣泛吸收各國之長的高等教育的發展道路，是中國高等教育走向世界的必由之路。通過上面簡略的回顧，我們可以看出，在短短的一個世紀里，中國高等教育在發展模式的選擇上經歷了那麼多次的轉換，從世界高等教育發展史上考察恐怕也是絕無僅有的，歸根到底這是受近代中國急劇變化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現實所制約。如果我們把一個世紀作為一個歷史過程考察，又會發現，百年間，我們在高等教育發展模式的選擇上似乎走了一個大圓圈：被迫開放（無意識的泛化）——單一的價值取向——多元化的努力——單一的價值取向——封閉——主動開放（在世界范圍內博採眾長）。歷史證明，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關起門來搞自己的高等教育，拒絕借鑒任何先進國家的經驗，無論是在「天朝大國」的迷夢中還是在「自力更生」的口號下，都是一條自我封閉、作繭自縛的死胡同；囿於某種政治環境，價值取向單一，同樣不是發展的最好選擇。這是因為，高等教育作為人類所創造的知識文化的重要傳播場所，作為高級專門人才的培養基地，有其自身發展的內在規律。高等教育的發展，既要受處於不同經濟發展階段、不同政治文化背景的各個國家和地區的具體國情所制約，也要受高等教育本身發展規律的制約。從一定意義上可以說，一個世紀以來，中國高等教育發展模式的轉換就是在如何認識和正確處理這一對矛盾的過程中艱難推進的。不能以強調本國情形的特殊性為由而拒絕遵循高等教育發展的一般規律，也不能以標榜追趕世界潮流為借口而置本國國情於不顧，這是我們回顧和總結這段歷史所應深刻記取的經驗教訓。
二、傳統與移植
1894年至1911年的十幾年間，是中國近代高等教育的起步時期。19世紀最後幾年所創辦的天津中西學堂、南洋公學和京師大學堂，如前所述是近代大學的雛型。1904年頒布的《癸卯學制》中有《奏定大學堂章程》、《奏定高等學堂章程》和《奏定農工商實業學堂章程》。在這些章程中，關於辦學理念和培養目標，有了新的表述：大學堂「以謹遵諭旨，端正趨向，造就通才為宗旨。…以各項學術藝能之人才，足供任用為成效。」通儒院（即研究生院）「以中國學術日有進步、能發明新理以著成書、能製造新器以利民用為成效。」[6] 從前一個時期的培養「藝才」、「專才」，到這一時期的提出「通才」，從字面上看，似乎又回到了傳統的人才觀。因為中國的傳統教育也強調「通才」，即所謂「一物不知，儒者之恥」。但是，這里的「通才」是以掌握「各項學術藝能」為前提的，不僅與封建教育的理想人格「通才」在內涵上有所不同，而且，這種目標提出的本身也提升了「藝才」與「專才」的地位。從一定意義上可以說，較之前一時期，較多地接納了西方高等教育的理念。當然，這種「通才」仍必須「謹遵諭旨」，「以忠孝為本，以中國經史之學為基」。在這里，中國傳統高等教育的影響依然十分強大。這是因為，雖然科舉制度在1905年被廢除，但是，科舉制度賜予出身的陋習仍然保留下來，秀才、舉人、進士的頭銜還十分具有吸引力。當然更重要的是封建專制制度的政治框架還在起著支撐作用，社會主流價值觀的變革終究需要以經濟基礎和政治制度的變革為前提。與此相適應，在這十幾年間，高等教育在課程體系、教學內容和方法上發生了較大變化。最明顯的表徵是西方近代社會科學的各個門類被大量引進高等教育的課堂，政治學、法學、教育學、哲學、心理學、經濟學等社會科學被作為大學或高等學堂的教學內容，通過日本引進或翻譯的西方教科書大量出版。學術界往往把這一時期看作是在課程體系與教學內容方面移植西方的第一個高潮。與此同時，在傳統高等教育中特別受到重視的儒家典籍「經學」的研習，也被保存下來，京師大學堂有經學科之設，而且置於各學科之首。在課程體系、教學內容領域，傳統與移植之間的沖突、矛盾在政策層面和實踐層面都非常激烈。
民國初年，資產階級革命派和激進的民主主義者從根本上否定了「中體西用」這一直接支配高等教育培養目標的文化觀念，提出要用「民主共和」和「科學民主」的精神來改造中國傳統的封建主義文化，這也為高等教育培養目標的進一步發展演變提供了思想基礎。 從1912 年至1949年的近40年間，民國政府和後來的國民政府制定頒布過幾部重要的關於高等教育的法令、規程。就培養目標而言，從法律條文上看，最大的變化在於取消了封建社會高等教育的政治方向。1912年的《專門學校令》提出，「專門學校以教授高等學術、養成專門人才為宗旨」。同年頒布的《大學令》規定，「大學以教授高深學術、養成碩學閎才、應國家需要為宗旨。」在這里強調的是高深學術，是培養「碩學閎才」和「專門人才」。高等教育領域中大學和專門學校的區分標準是「學」與「術」，前者重在學術研究，後者重在應用技術。政治上、思想上的種種限制與要求，即所謂「忠君」、「尊孔」，在培養目標中被取消了。特別在民國前期，由於蔡元培的努力和他的廣泛的社會影響，中國近代高等教育得以在教育理念上有了一次大的飛躍。正如有些研究者所指出的：「只有在這一時期，中國才真正開始致力於建立一種具有自治權力和學術自由精神的現代大學。」[7] 西方高等教育理念的核心即學術自由和大學自治的觀念，通過蔡元培的理論倡導和身體力行第一次較全面地被國人所認識和接受。蔡元培對北京大學的改造，他所反復強調的學術自由、兼容並包的辦學方針，他對大學功能的理解與認識，即所謂「大學者研究高深學問者也」等等，使中國近代高等教育對西方的移植上升到一個新的高度。從一定意義上可以說，正是通過蔡元培在北京大學的努力，使中國高等教育在教育理念和培養目標上，從根本上動搖了以培養「內聖外王」的「賢士」、「君子」、「循吏」為目標的主流傳統。在這里要強調說明的是，蔡元培在宣傳、倡導西方大學理念的同時，也充分利用了中國封建社會高等教育的非主流傳統，即張揚古代書院濃厚的學術氛圍、師生間砥礪德行互相切磋的融洽之情以及相對的獨立地位，等等。1922年，毛澤東等人「鑒於現在教育制度之缺失，採取古代書院與現代學校二者之長，取自動的方法，研究各種學術，以期發明真理，造就人才」[8]，在湖南創辦自修大學。蔡元培聞訊後，高興地寫下了《湖南自修大學介紹與說明》一文為之鼓吹：「合吾國書院與西洋研究所之長而活用之，其諸可以為各省新設大學之模範者與？」[9] 對西方大學理念的移植與中國高等教育主流傳統和非主流傳統的排斥、融合，在「五四」新文化時期特定的環境中得到了最充分的體現。
1929年，南京國民政府制定頒布了《大學組織法》和《專科學校組織法》。其中關於培養目標的表述，分別為「大學應遵照……國民政府公布之中華民國教育宗旨及其實施方針，以研究高深學術養成專門人才」，「專科學校應遵照……國民政府公布之中華民國教育宗旨及其實施方針，以教授應用科學養成技術人才。」在20年之後的1948年，南京國民政府公布的《大學法》和《專科學校法》，關於培養目標的表述，與20年前幾乎完全一致。上述情況說明，在1912年至1949的近40年間，高等教育培養目標是研究高深學術的學者和研習應用科學的技術人才這條主線一直貫穿其間。
在課程體系和教學內容方面，民國時期與清末比較，最大的變化是廢除了反映封建傳統文化的科目，增加了體現西方文化精神的大量新學科，人文社會科學方面如此，在自然科學和技術科學方面更是如此。據統計，民國初年《大學規程》中所開列的課程科目總數比清末《癸卯學制》所規定的多300多門；專科學校課程也比清末相應學堂科目增加了1-2倍。蔡元培主持下的北京大學20年代開設的課程中，有許多在歐美各著名大學中也是剛剛起步。在課程體系方面的另一顯著變化是，從參照日本到直接借鑒西方高等學校的課程設置。許多大學和專科學校的教材直接用西方大學的原版教材。似乎可以認為，在課程體系和教學內容方面，對西方高等教育的移植在20世紀的二三十年代出現了第二個高潮。直到30年代後期才陸續開始有中國學者自己編著的教材被冠以「大學叢書」的字樣在各大學和專科學校採用，而且仍主要限於人文社科類學科。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關於高等教育培養目標的明確表述，最早見之於政府法規文獻的是1950年7 月政務院批準的《高等學校暫行規程》。其中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高等學校的宗旨為根據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第五章的規定，以理論與實際一致的教育方法，培養具有高級文化水平、掌握現代科學和技術的成就，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建設人才。」[10]在這里，除去頭、尾兩處有關政治方向的要求之外，核心內容是「培養具有高級文化水平、掌握現代科學和技術成就的建設人才」。與民國時期高等教育的培養目標相比較，政治上提出了不同的要求，這是十分自然的；應該說，作為高等教育的特點還是體現出來了，「高級建設人才」的提法也可以說涵蓋了學術人才與專門技術人才。當然，由於特定的國際國內環境，所謂學術自由、大學自治等等，在剛剛取得政權的社會條件下，是不會受到關注的。相反，對大學中舊知識分子的改造很快就提上議事日程。在課程體系方面，特別強調了廢除國民黨政府開設的政治教育課程，代之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著作為基礎的新的課程體系。進一步發展的結果，則是全面地照搬蘇聯的課程體系。1955年有個統計，當時的浙江師范大學開設的153門課程中，有41門是以直接從蘇聯翻譯過來的教科書為基礎而設立的，另有79門課程所用教材是在蘇聯模式的基礎上改編而成的[11]。可以說，在這一歷史時期，對國外高等教育的移植在課程體系方面出現了第三個新高潮。
在1956至1957年間，中國高等教育領域出現了一股追求學術自由、大學自治的風潮。知識分子們響應中國共產黨「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號召，對於機械地照搬蘇聯模式，大學中專業設置過窄、高等教育中忽視社會科學以及把馬列主義奉為教條等現象提出了激烈的批評。著名代表是北京大學的馬寅初。這可以看作是中國高等教育非主流傳統與移植而來的蘇聯高等教育模式（高度集中統一）的一次頑強對抗。眾所周知，這次風潮的結果是以「反右斗爭的全面勝利」而告終。1957年，毛澤東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的著名講話中，提出了指導中國近30年的教育方針，即「應該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體育幾方面都得到發展，成為有社會主義覺悟的有文化的勞動者。」1958年9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在《關於教育工作的指示》中把毛澤東的講話用政府法律的形式作了肯定：「黨的教育工作方針，是教育為無產階級的政治服務，教育與生產勞動結合。為了實現這個方針，教育工作必須由黨來領導。」[12]從此，這個方針成了中國所有教育機構，包括大、中、小學的辦學宗旨。
1961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直屬高等學校暫行工作條例（草案）》（簡稱《高教六十條》）頒布，對高等學校的培養目標作了前所未有的詳細規定：「高等學校學生的培養目標是：具有愛國主義和國際主義精神，具有共產主義道德品質，擁護共產黨的領導，擁護社會主義，願為社會主義事業服務、為人民服務；通過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著作的學習，和一定的生產勞動、實際工作的鍛煉，逐步樹立無產階級的階級觀點、勞動觀點、群眾觀點、辯證唯物主義觀點；掌握本專業所需要的基礎理論、專業知識和實際技能，盡可能了解本專業范圍內科學的新發展；具有健全的體魄。」[13]可以說，這是近代以來關於高等教育培養目標的字數最多的一次表述。應該說，較之1957年毛澤東的論述和1958年中共中央、國務院指示中的規定，培養目標更明確，對專業有一定的要求。考慮到20世紀60年代中國所處的國際國內環境，這已是一個很大的轉變。而且，也確實對實踐產生了積極的影響。但是，這種狀況沒有持續多久，隨著「千萬不要忘記階級斗爭」口號的提出，高等教育培養目標的泛政治化傾向愈演愈烈，直至「文革」十年，高等教育的培養目標變成了「反修、防修，培養革命事業接班人」一句空洞而抽象的政治標語。與此相適應，在課程體系、教學內容等方面，在大量突出政治學習、觸及靈魂、思想改造的同時，專業知識被壓縮至最少程度，大學變成了短訓班。
1957至1977年的20年間，中國高等教育在培養目標、教育理念等方面所發生的變化， 同樣可以從移植與傳統的沖突中得到解釋。 如果說1949至1956年的全盤蘇化期間，我們所提出的高等教育培養目標仍然強調的是學術人才和專業技術人才，是對民國以來形成的主線的繼續，體現的是外來因素的移植，同時融合了傳統的影響（政治方向、政治要求）；那麼，後20年間則是傳統對移植的激烈反抗並戰勝之。在這里，所謂傳統包括兩個方面，一是指中國傳統高等教育所積淀而成的根深蒂固的重視倫理道德教育、培養政治人才的主流傳統；二是指中國共產黨在長期的革命戰爭環境中，在培養幹部隊伍中所形成的理念和方法。20年間，特殊的國際環境和國內環境使中國的高等教育關閉了與世界交往的大門，為傳統的復歸和高揚提供了適宜的土壤和氣候。1978年4月召開的全國教育工作會議， 否定和拋棄了「文革」中以階級斗爭為綱的教育目的，將現代化的實現確立為教育的主要目標。同年10月，教育部對1961年頒布的《高教六十條》略作修改，印發全國高校組織討論，關於高等教育的培養目標完全是原來的表述。盡管如此，至少說明在改革開放的初期，注重專業知識的問題已被提到議事日程之上。1980年2月，全國人大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學位條例》， 規定對在高等學校和科研機構的畢業生和科研人員經過嚴格考核，分別授予學士、碩士和博士學位。其目的是為了促進科學專門人才的成長，促進各門學科學術水平的提高和教育、科學事業的發展。1985年5月， 中共中央頒布了《關於教育體制改革的決定》。《決定》指出，「高等學校擔負著培養高級專門人才和發展科學技術文化的重大任務。」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來第一次如此明確地把高等教育的任務歸結為培養高級專門人才和發展科學技術文化。這次會議的另一項與高等教育理念有關的重大決定是，明確提出要擴大高等學校的辦學自主權，改變政府對高等學校「統的過多的管理體制」，使高等學校具有主動適應經濟和社會發展需要的積極性和能力。」[14]盡管在實際實施過程中高等學校所獲得的自主權遠未達到文件中所給予的自由度，但是，我們仍然可以說，《決定》給予了我國高等學校建國以來從未有過的自主權。此外，《決定》還強調高等學校是教學、科研中心，而不是像蘇聯模式那樣，要麼負責教學，要麼負責專業培訓；強調改革教學內容、教學方法、教學制度，強調提高教學質量，開展教學改革試驗，改變專業過窄的狀況，增加選修課，實行學分制和雙學位制等等，努力借鑒和移植先進國家高等教育的課程體系和教學內容。
進入90年代，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和經濟體制的轉變，中國高等教育的發展進入一個新的歷史時期。1994年7月， 國務院頒發《關於中國教育改革和發展綱要的實施意見》，提出要進一步發揮高等學校在國家科學技術工作中的重要作用，實施「211」工程，面向21世紀， 重點建設100所左右的高等學校和一批重點學科。1998年8月，全國人大制定並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高等教育法》。《高等教育法》規定：「高等教育的任務是培養具有創新精神和實踐能力的高級專門人才，發展科學技術文化，促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高等學校應當面向社會，依法自主辦學，實行民主管理」，突出強調了培養高級專門人才和辦學自主權。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50年來制定頒布的第一部高等教育法，它全面肯定了改革開放20年來我們在高等教育辦學理念、培養目標、管理體制等方面所取得的共識。與此同時，隨著經濟的發展和人民群眾接受高等教育要求的不斷高漲，西方發達國家高等教育大眾化的理念正在日益被人們所接受，並轉化為政府的教育政策，中國高等教育面向社會精英階層的傳統正在成為歷史。可以說，中國近代高等教育在經歷了整整一個世紀的曲折之後，終於有了明確的、與世界高等教育發展同步的理念、目標與方向。

❸ 中國教研機構歷史

歷史之一：
中國教研機構的宗旨：堅持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全面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弘揚尊師重教傳統，宣傳「科教興國」思想，團結組織廣大教學研究工作者，遵守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和相關法律，開展教學研究與創新活動，加強國際學術交流，促進教學科研人才的成長，增強我國教學研究工作者的科研能力，轉化科研成果，促進我國教育事業的和諧發展。

❹ 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的學院概況

中國人民大學歷史系前身是1948年成立的華北大學中國歷史教研室，1956年正式建系，「文革」期間中斷，1978年復校後重建。著名歷史學家範文瀾、何干之、尚鉞、戴逸、李文海等教授曾先後主持歷史系工作。1978年以來，尚鉞、戴逸、李文海、王汝豐、顧學順、趙淑慧、李世安、成崇德 、黃朴民、李小樹等教授先後擔任系主任，現任系主任為劉後濱教授。
中國人民大學歷史系學科體系完整，特點突出，學科地位居於前列，在全國高校中享有較高的聲譽。在教育部公布的八十個重點學科評比中，我校歷史系在全國高校歷史學專業中排名第五。
我校歷史學專業為一級學科點，擁有下屬的全部八個二級學科，系教育部國家文科基礎學科人才培養與科學研究基地（由歷史系與清史所共建），學科基礎十分寬厚，發展潛力巨大。設有八個碩士點（中國古代史、中國近現代史、世界史、專門史、史學理論及史學史、歷史文獻學、歷史地理學、考古學），六個博士點（中國古代史、中國近現代史、世界史、專門史、史學理論及史學史、歷史文獻學），設有博士後流動站，其中中國古代史為國家重點學科點。
歷史系現有八個教研室（中國古代史、中國近現代史、世界古代中世紀史、世界近現代史、史學理論與史學史、歷史地理學、歷史文獻學與專門史、考古學），四個系屬研究機構（漢唐研究中心、史學理論研究所、西歐北美研究中心、比較史學研究中心），在編教師34人，其中教授13人，副教授8人，擁有博士學位者占專任教師總數的81%。 長期以來，歷史系本著「會通、經世、創新」的基本宗旨，按照「兼顧全面，突出重點，凸顯特色」的發展思路進行學科建設，同時，依託教研室和系屬各研究機構的人才和科研力量，不斷努力拓展歷史教學和歷史研究的領域，使歷史系逐步發展成為全國歷史教學和歷史研究的一個重要基地，實現立足教學，強化科研，發揮優勢，推進學科發展，服務國家文化建設事業的總體目標。
在教學上，我系積極嘗試各項教學改革，在辦好國家基地班的同時，開辦文史哲實驗班，注重理論與實踐相結合，文史哲相結合，歷史與現實相結合，培養學生具有深厚的專業基礎，合理的知識結構和全面的素質。在科研上，承擔了多項國家及省部級項目，曾有多人獲得省部級以上的科研獎勵。與此同時，重視學科內部的協調貫通，各個二級學科之間既堅持主體，又互補配合，為多專業交融合作、均衡發展創造條件。
歷史系注重學術交流活動，先後派出多人出國從事進修、研究、講學或參加學術會議，並邀請外國專家與港台專家來系講學，與海外多家學術機構建立了學術交流與合作關系。歷史系還積極參加和承辦各種國內外學術會議，1999年以來即先後成功舉辦了「紀念尚鉞先生誕辰100周年學術討論會」（ 2002）；舉辦「中西歷史比較學術論壇」和「英國史學術研討會」 （2003）；舉辦「漢唐盛世學術研討會」 （2004）。
歷史學院重視與國際著名高校的合作交流，已與美國、英國、加拿大、法國、德國、日本、俄羅斯、韓國、香港、台灣、澳門等十多個國家和地區的高等院校、學術團體及著名學者建立了良好的學術交流與合作。

❺ 中國高校有哪些有趣的歷史

怎麼沒人說南京大學和東南大學好多年前要合並的事情。
話說兩校強勢專業互補，合並之事順勢而為、做大互利也並非不可。
但就合並後的這個校名，取兩校第一個字，東南，南大不答應；取兩校第二字，南京，東大不答應；但總不能叫「東京大學」或「京東大學」吧。抑或改回兩校前身「國立中央大學」，估計教育部不答應。

老笑話：從地理位置上說，人民大學、北京理工大學、外語學院和中央民族大學相互毗鄰，學科上來說，正好是互補。為了保持均衡，可以每個學校取一個字，這樣就可以形成XXXX大學了，從規模上也一定可以是全國第一了。於是大家建議，中國人民大學取中字，外語學院取外字，民族大學取民字，北理工取工字，這樣一個絕對驚世的名字出來了：中外民工大學。

在美麗首都有一條小路叫做杏壇路。杏壇路的西側有一所北京郵電大學，東側有一所北京師范大學。兩校學生經常進行友好的交流，各種會議、禽流感期間兩校學生可憑借學生證直接進入對方院校，免去出入登記的苦惱。流傳於兩個學校間數年的傳聞兩校要合並，然後一躍成為北京第三高校。以致於此消息為兩所學校論壇的月經貼。幾家歡喜幾家愁，作為男女比例3：1，一個腐女看3P的明光村男子職業技術學院，看著對面女多男少，還有各國留學妹子眼紅不已。而北師的學霸們傲嬌的看不起他們眼中的北京運動會大學（北郵常年承辦周邊中學的運動會），害怕北郵的低素質碼農會拉低他們的逼格。
而合並後院校的名稱一直在談論中，現在坊間呼聲最高的是「北京范電大學」。這個名字可是可以凌駕於新西方廚師院校，北大綠鳥，還有布魯仕特皇家國際學院的高大上名字。

❻ 為什麼會想到舉辦這樣的一個高校研討會呢

2017年正值新詩百年，而大學生校園詩歌活動，是中國新詩史上重要的一部分。當下中國詩壇的許多中流砥柱，都曾是校園詩人成長起來的。本屆北京詩歌節的一大特色，是對大學生校園詩歌命運的關注。第三屆北京詩歌節，不僅邀請十八所高校文學社團共同參與，集中研討高校詩歌與刊物的生存現狀，還評選出了最佳高校詩刊獎。首獲北京詩歌節最佳高校詩刊獎的，是北京大學《未名湖》以及北京師范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中央民族大學、中國石油大學的校園詩刊。

❼ 全國歷史系最好的大學

對成歷史性最好的大學的話，我覺得可能就是那個中國人民大學是非常不錯的哦

❽ 東航·中意高校文化交流研討會成功舉辦，這一會議有何意義和影響

】11月30日，東航聯合義大利路易斯大學、義大利比薩聖安娜大學和南開大學共同舉辦的《中意民航合作與文化旅遊發展》為主題的線上研討會成功舉行。來自上海、北京、天津、羅馬、比薩的媒體、企業代表、高校學者等近三十名嘉賓通過遠程視頻連線的形式進行了友好交流。跨越時差、聯結兩國五地的雲端研討會在各方的熱烈討論中圓滿結束。在中意建交50周年之際，兩國人民面對疫情守望相助，共克時艱，借力雲端突破疫情的阻隔，交流碰撞、探索創新，為兩國文化互容、互鑒、互通作出新的貢獻。

❾ 中國高等教育學會的發展歷史

中國高等教育學會成立於 1983年5月30日。第一、二屆會長為蔣南翔同志（教育部原部長），第三屆會長為何東昌同志（原國家教育委員會黨組書記、副主任），第四屆會長為周遠清同志（教育部原副部長）。
2006年4月1日，中國高等教育學會召開第五次會員代表大會，周遠清同志再次當選為會長。中國高等教育學會第五屆理事會共有理事350名，常務理事222名。理事會成員有教育行政部門負責人、高等學校負責人、中科院院士、知名教授及從事高等教育研究的專家、學者等。
2012年8月24日至25日，中國高等教育學會第六次會員代表大會在北京舉行，選舉產生新一屆理事會，中國農業大學黨委書記瞿振元教授當選為中國高等教育學會第六屆理事會會長 。
中國高等教育學會現有單位會員108個。其中，有省級高等教育學會28個、行業高等教育學會15個、專業委員會（分會）56個、高校高等教育學會9個。中國高等教育學會已形成遍及全國、聯系各高等學校、覆蓋眾多學科和管理領域的組織網路。學會設有學術委員會，為學會的審議、咨詢機構；學會常務理事會下設秘書處，為學會的日常辦事機構。學會秘書處下設辦公室、《中國高教研究》編輯部、學術部、高校技術物資中心等內設機構，另設有中國高等教育改革與發展網、中國高等教育培訓中心等附屬機構。《中國高教研究》為學會的會刊。
主辦單位：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中國高等教育學會 @ 2003——2010年 備案序號:京ICP備10021028號

❿ 全國歷史系最好的學校是

全國歷史系最好的學校是北京師范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