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發現歷史

㈠ 在中國發現歷史的圖書目錄

中文版前言
「中國中心觀」：特點、思潮與內在張力（譯者代序）
前言內
序言
第一章 「中國對西方之回應」容症結何在？
第二章 超越「傳統與近代」
第三章 帝國主義：是現實還是神話？
第四章 走向以中國為中心的中國史
附錄
《在中國發現歷史》新序
變動中的中國歷史研究視角
作者姓名漢譯表

㈡ 外國學者對中國歷史的研究

http://forum.china.com.cn/ciicbbs/simple/index.php?t651.html
自海通以還，新學漸興，域外學術書籍譯介遂成近代中國「輸入學理，再造文明」（胡適語）之重要途徑；而對外國學者中國史研究著述的譯介，不僅有益於學術的繁榮發展，更有助於我們在一定程度上克服因「身在此山」而形成的某些局限。但國外中國史研究林林總總，洋洋大觀，幾十年來（特別是近20年）對其譯介雖多，終也只能是「取一瓢飲」，因此這種譯介的態度和選擇標准本身小而言之實際又是學術變遷的反映，大而言之甚至可說是時代、社會變化的一種折射，成為值得研究的對象。本文不擬對50年來海外中國近代史研究著作譯介的豐碩成果作全面研究述論，更非具體的書評書介，僅想對這種譯介在不同時期的主要特點、對國內中國近代史研究的主要影響和意義等試作初步研究概述，難免掛一漏萬，誠祈方家指正。

（一）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並不僅僅是一種政權的更迭，而是從經濟基礎、社會結構到上層建築深刻而全面的巨變，馬克思列寧主義上升為國家意識形態。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認為，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但上層建築反過來又會影響經濟基礎，因此一種全面的社會變動要求一種全新的意識形態與之相應。「學術」屬上層建築．所以對舊有的學術進行「改造」就「勢所必至」了。由於對中國近代歷史的認識與中國革命關系重大，所以中國近代史研究中的馬克思主義學派在中國共產黨奪取政權的革命戰爭年代就已相對成熟；但在原先的高等院校的知識分子中，這一時期占統治地位的一直是種種非馬克思主義學派。這樣，以前者改造後者，對資產階級學術思想進行批判，自然成為這一領域的中心任務，對海外中國近代史研究著作的譯介，自然也不可能離開這一中心任務。
對此意圖，當時出版的所有海外中國近代史研究著作譯介幾乎都有明確的說明。《中華帝國對外關系史》的「中譯本序言」談到之所以翻譯此書一是因為該書的資料「有不小的利用價值」，但更重要的一個理由」是因為它「一向被中外資產階級學者奉為圭臬之作」，現在「不要忘記這些謬論在很長的一個時期中，曾經嚴重地毒害了中國的思想界。應該說在殖民主義理論的作品中，這部書是占著非常重要的地位的，因而也就是反對殖民主義者所應該注意閱讀的東西」。①丹涅特著《美國人在東亞》、萊特著《中國關稅沿革史》、約瑟夫著《列強對華外交》、威羅貝著《外人在華特權和利益》、伯爾考維茨著《中國通與英國外交部》的譯者「前言」或「後記」，都毫無例外地鄭重聲明了這一點。

在當時百廢俱興的歷史條件下，就數量而言，翻譯出版的海外中國近代史研究著作並不算多。但從學術研究的角度看，50年代組織選譯的絕大多數著作的確代表了國外有關學術研究的一流水平，選書之精當與譯品質量之高至今仍令人欽佩，此皆說明選譯者眼光的不凡、學識的深厚與態度的嚴肅認真。例如，直到現在《中華帝國對外關系史》仍是被國內中外關系研究者引征最頻的著作之一；《外人在華特權和利益》一書在整體上仍未被超越……更有意義的是，當時代環境發生變化後，這些譯著的學術性便立即顯示出來，為一些相關學科在新時期的迅速發展打下一定基礎。
更值得注意的是，50年代初期對蘇「一邊倒」，各學科都在自身建設方面競相翻譯出版「蘇聯老大哥」的有關著作作為「教科書」，並奉為「典範」時，有關研究中國近代史的著作卻翻譯出版極少，更無被視為「典範」之作。這也從一個方面說明在中國近代史學科中中國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學派當時即已相對成熟，已基本形成了自己的理論體系、框架和方法，無需像其他不少學科那樣匆忙照搬蘇聯的「教科書」。

隨著國內政治形勢的變化和發展，「階級斗爭」愈演愈烈，對外國資產階級學者的分析、批判言辭也日趨激烈，這種「譯介」更明確被提到「了解敵情」、「興無滅資」、「反帝反修」的程度。《外國資產階級是怎樣看待中國歷史的——資本主義國家反動學者研究中國近代歷史的論著選譯》（第1、2卷）和《外國資產階級對於中國現代史的看法》近120萬字，選譯了從19世紀末葉以來，尤其是近幾十年來仍有影響的英、美、法、德、日等國數十位資產階級學者對中國近代社會性質、近代經濟及文化問題、中外關系、農民戰爭、邊疆危機、中國革命、國共斗爭……等各方面有代表性的論述。在長達萬言的「序言」中，選編者對近百年來外國資產階級學者的中國研究狀況進行了高度的概括，對各種觀點進行了嚴厲的政治批判，並進一步申明了編譯的目的：「我們選譯這些資料，即是為了了解敵情和提供反面教材進行興無滅資的斗爭。我們從這些資料里可以進一步認清學術思想領域內，外國資產階級學者的真面目，認識帝國主義通過文化侵略毒化中國人民的罪惡活動，藉以激發我們民族自尊心和愛國主義思想，積極參加反對帝國主義和現代修上主義的斗爭，並且從斗爭中清除資產階級歷史學在中國史學界的流毒和影響，壯大歷史科學隊伍，團結一切愛國的歷史科學工作者，共同建設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新文化。」②

十年「文革」特別是它的中後期，有關俄蘇研究中國近代史的著作在一片荒蕪的學術園地中突然「一花獨放」，翻譯出版了一大批。這種「一花獨放」，完全是由於「反修」斗爭和中蘇邊境沖突的需要。齊赫文斯基主編的《中國近代史》的中譯本「出版說明」寫道：「本書炮製者以極其卑劣無恥的手法，全面、系統地偽造近代中國歷史」，「惡毒誹謗攻擊中國人民的偉大革命斗爭和中國共產黨的馬列主義正確路線」。這篇個到5000字的「說明」充滿了「恬不知恥」、「瘋狂攻擊」、「秉承其主子出意旨」……這樣一些幾近謾罵的文字，並認定這部書的目的是「妄圖否定毛主席關於中國近代史的一系列科學論斷，否定毛主席為中國革命制定的馬列主義正確路線」，「變中國為蘇修社會帝國主義的殖民地」。③當時的「時代精神」可說盡在其中。而有關中俄邊境著述的譯介更多，由於這些譯著以資料、回憶錄為主且限於本文篇幅，恕不細述。但是這些翻譯為後來的中俄關系史研究打下了較為深厚的基礎。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由於中美關系在1971年開始解凍，費正清的名著《美國與中國》也在「供有關部門研究中美關系時批判和參考之用」的名義下，由商務印書館組織翻譯出版。

（二）
「文革」結束後，隨著改革開放的新時期的開始，沉寂已久的學術開始復甦，由於較長時期的自我封閉，學界對國外學術研究的了解尤其必要、急迫。這種形勢，為海外中國近代史研究譯介的繁榮發展提供了客觀條件，而開風氣之先且成效最著的則為中的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在國門初啟的1980年創辦的不定期刊物《國外中國近代史研究》。
該刊編者在創刊號中明確表示其「目的在於及時介紹外國研究中國近代史的情況，了解外國研究中國近代史的動態，溝通中外學術交流」。承認「近年來，在中國近代史這個學術領域內，國外的研究工作發展較快」，「一些我們還未涉及的問題，國外也有了較深入的研究；國外還不時對我國近代史研究上的某些觀點提出不同意見，進行商榷或爭論。凡此種種，都需要我們及時了解，以改變閉目塞聽的狀況，活躍學術空氣，促進研究工作的發展」。「所收文章主要看其是否有新觀點、新資料，或新進展，至於內容與觀點正確與否，則不一定要求」。④從「了解敵情」、「反面教材」……到「溝通中外學術交流」、彼此平等地「進行商榷或爭論」，承認自己多有不足、曾經「閉目塞聽」……這種轉變是巨大的、根本性的。這篇「編者的話」雖只短短400多字，但卻從一個側面反映出新時代的新精神，亦說明所謂新時期確非虛言泛論，而是實實在在地發生了方方面面巨大的新變化。後人或許很難想像，這種平實如常的語言所說的本是最「平常下過」的道理、然而實際卻是那樣地「不平常」，因為它是那樣地來之不易。這種態度，可說是新時期譯介的代表。從1980年創刊到1995年終刊，《國外中國近代史研究》15年來共出版27輯，發表了40O余篇近80O萬字的譯作。其中有國外學術期刊的論文翻譯，也有著作摘譯，文種涉及性、日、俄、法、德等諸多語種，以較快的速度、較為全面地向國內學術界介紹了外部世界的有關信息，對學術研究起了重要作用。對學術發展如此重要的刊物卻因種種原因不得個於幾年前停刊，學界至今仍咸為惋惜。另外，由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主辦的《國外中共黨史研究動態》從1990年創刊到1996年停刊，共出刊42期，也曾是了解國外有關學術發展的一個重要窗口。
在最近20年中，有關譯介越來越多，越來越快，其中影響較大的譯叢有：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從1987年起出版「中國近代史研究譯叢」，陸續出版的有美國學者魏斐德著《大門口的陌生人——1839―1861年間華南的社會動亂》、孔飛力著《中華帝國晚期的叛亂從其敵人——1796―1864年的軍事化與社會結構》、費維愷著《中國早期工業化——盛宣懷（1844―1916）和官督商辦企業》、陳錦江著《清末現代企業與官商關系》、施堅雅著《中國農村的市場和社會結構》、英國學者楊國倫著《英國對華政策（1895―1902）》、日本學者濱下武志著《近代中國的國際契機——朝貢貿易體系與近代亞洲經濟圈》。
江蘇人民出版社從1988年起陸續出版的「海外中國研究叢書」中與近代中國有關的譯著有美國學者費正清、賴肖爾著《中國：傳統與變革》、羅茲曼主編《中國的現代化》、格里德著《胡適與中國的文藝復興——中國革命中的自由主義（1917―1950》、郭穎頤著《中國現代思潮中的唯科學主義（1900―1950）》、史華茲著《尋求富強：嚴復與西方》、柯文著《在傳統與現代性之間：王韜與晚清改革》、墨子刻著《擺脫困境——新儒學與中國政治文化的演進》、周錫瑞著《義和團運動的起源》、杜贊專著《文化、權力與國家——190O―1942年的華北農村》、艾愷著《最後的儒家——梁漱溟與中國現代化的兩難》、張灝著《梁啟超與中國思想的過渡（1890一1907）》、任達著《新政革命與日本——中國，1898―1912》、周策縱著《五四運動：現代中國的思想革命》、蕭公權著《近代中國與新世界：康有為變法與大同思想研究》。
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的「五四與現代中國」叢書收有譯著《五四：文化的闡釋與評價——西方學者論五四》、美國學者施瓦支（舒衡哲）著《中國的啟蒙運動——知識分子與五四遺產》、張灝著《危機中的中國知識分子》、紀文勛著《現代中國的思想遺產——民主主義與權威主義》、日本學者近藤邦康著《救亡與傳統》。

其他譯著更是難以勝數，對不同專業領域都有相當的影響。
通論性的主要有費正清編《劍橋中國晚清史》（兩卷）、《劍橋中華民國史》（兩卷），另外費氏的《美國與中國》不斷重印，《費正清集》、偉大的中國革命（1800―1985）》、《費正清自傳》和《費正清看中國》等都翻譯出版。還有美國學者石約翰著《中國革命的歷史透視》、史景遷著《天安門》、柯文著《在中國發現歷史——中國中心觀在美國的興起》，以及日本學者溝口雄三著《日本人視野中的中國學》等。

經濟史方面主要有美國學者郝延平著《中國近代商業革命》、《十九世紀的中國買辦——東西間橋梁》、劉廣京著《英美航運勢力在華的競爭（1862―1874）》、日本學者中村哲著《近代東亞經濟的發展和世界市場》、美國學者珀金斯著《中國農業的發展——1368―1968》、黃宗智著《華北的小農經濟與社會變遷》、《長江三角洲小農家庭與鄉村發展》、《中國農村的過密化與現代化》、楊格著《近百年來上海政治經濟史（1842―1937）》、法國學者白吉爾著《中國資產階級的黃金時代（1911―1937）》等。
政治、軍事、社會史方面的譯著主要有美國學者周錫瑞著《改良與革命——辛亥革命在兩湖》、易勞逸著《1927―1937年國民黨統治下的中國流產的革命》、胡素珊著《中國的內戰》、齊錫生著《中國的軍閥政治（1916―1928）》、小科布爾著《江浙財閥與國民政府（1927―1937）》、鮑威爾著《中國軍事力量的興起（1895―1912）》、施堅雅著《中國封建社會晚期城市研究》、英國學者貝思飛著《民國時期的土匪》、加拿大學者陳志讓著《軍紳政權——近代中國的軍閥時期》、蘇聯學者卡爾圖諾娃著《加倫在中國，1924―1927》、切列潘諾夫著《中國國民革命軍的北伐》、賈比才等著《中國革命與蘇聯顧問》、論文集《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蘇聯學者論文選譯》等。

有關中外關系史的譯著主要有英國學者季南著《英國對華外交（1880―1885）》、美國學者李約翰著《清帝遜位與列強（1908―1912）》、威維爾著《美國與中國：財政和外交研究（1906―1913）》、柯里著《伍德羅·威爾遜與遠東政策（1913―1921）》、塔克曼著《史迪威與美國在華經驗（1911―1945）》、菲斯著《中國的糾葛——從珍珠港事變到馬歇爾使華美國在中國的努力》、科爾著《炮艦與海軍陸戰隊——美國海軍在中國（1925―1928）》、沙勒著《美國十字軍在中國（1938―1945）》、柯偉林著《蔣介石政府與納粹德國》、包瑞德著《美軍觀察組在延安》、布賴克福特著《卡爾遜與中國》、凱恩著《美國政治中的「院外援華集團」》、孔華潤著《美國對中國的反應》、謝偉思著《美國對華政策（1944―1945）》、日本學者藤村道生著《日清戰爭》、蘇聯學者鮑里索夫等著《蘇中關系》等。
思想文化史方面的譯著主要有美國學者伯納爾著《一九○七年以前中國的社會主義思潮》、林毓生著《中國意識的危機——「五四」時期激烈的反傳統主義》、盧茨著《中國教會大學史》、日本學者實藤惠秀著《中國人留學日本史》、法國學者衛青心著《法國對華傳教政策——清末五口通商和傳教自由（1842―1856）》（兩卷）等。

人物研究方面的譯著主要有美國學者德雷克著《徐繼畲及其〈瀛寰志略〉》、史扶鄰著《孫中山與中國革命的起源》、薛君度著《黃興與中國革命》、麥柯馬克著《張作霖在東北》、日本學者松本一男著《張學良》、蘇聯學者普里馬科夫著《馮玉祥與國民軍》、英國學者施拉姆著《毛澤東》、美國學者特里爾著《毛澤東傳》、邁斯納著《李大釗與中國馬克思主義的起源》、周明之著《胡適與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的選擇》、弗思著《丁文江——科學與中國新文化》等。
以上僅是一個極為粗略的鳥瞰，但從中卻足可看出海外中國近代史研究著作的譯介在這20年中的繁榮盛況，確實起到了「改變閉目塞聽的狀況」、「溝通中外學術交流」的作用，對這期間中國近代史學界學術的活躍和發展起了不能忽視的推動作用。

（三）
這期間的海外中國近代史研究著作譯介對國內有關研究的影響、促進是多方面的。當然，學術的變化、各種新觀點的產生總體而言自有更為深刻的社會與學術自身的背景和原因，這種「譯介」只是其中因素之一。但由於本文的任務只是分析這種「譯介」的作用，不必對其他背景與原因作深入探討與詳細論述，故祈讀者勿因此而以為筆者認為新時期的種種新觀點完全是這種「譯介」外在作用的結果；同樣，對各種新觀點本身的具體分析、深入研究和評判也不是本文的任務。故本文亦僅限於客觀論述「譯介」對各種新觀點的影響和作用。大體而言，這種影響有以下幾個方面：
新時期中國近代史研究中一個引人注目、也引起激烈爭論的觀點是從現代化（本文中「現代化」與「近代化」二詞意義相同，根據行文需要選擇使用）的角度，而不僅僅或主要不是從階級斗爭、民族斗爭的角度來看待中國近代史。「海外中國研究」叢書的「總序」明確表示：「故步自封，不跳出自家的文化圈子，透過強烈的反差去思量自身，中華文明將難以找到進入其現代形態的入口」。「收入本叢書的譯著，大多從各自的不同角度、不同領域接觸到中國現代化的問題」。在很長的一個時期內，以費正清為代表的「西方沖擊一中國反應」模式是西方中國近代史研究中佔主導地位的學派。這一模式認為「傳統」與「現代」互相對立，中國近代的歷史尤其是現代化史的動力完全來自外部的刺激和挑戰，因此「19世紀之前使得中國如此偉大的東西，恰恰被證明也就是後來嚴重地阻礙著中國實現現代化轉換的東西」。「中國作為『中央之國』，其自我獨立的政治和文化運轉體系，以長期未受到外來挑戰而聞名於世」。但也因此「直到現代挑戰不可避免地降落到它的大門口之時，都未能領悟到這種挑戰的性質」，因而錯過了現代化的時機。⑤新觀點也正是從這一角度出發，從中國近代自身的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探討現代化受挫的原因；同時對西方的侵略帶來的不同（廣義的）文化的「碰撞」以及這種「碰撞」引起的中國社會的變化等作了不同以往的結論。在現代化理論框架中，洋務運動自然成為「中國早期工業化」的一個重要階段，而興辦洋務的最初動機則無足輕重，也因此才會在80年代形成洋務運動研究熱。同樣，一些研究者對民國時期尤其是抗戰前的經濟狀況也作了更為客觀的研究。

近代中國的「市民社會」、國家與社會的關系、公共領域等是近些年美國學界的一個研究熱點，並有激烈的爭論，而近年中國的有關研究，如對晚清商會、自治社團或組織、地方精英、公共機構等方面的研究成果甚豐，明顯受此影響與啟發。甚至對近代中國「市民社會」這種觀念提出質疑、反對意見的，其基本「理論資源」也還是來自美國學界的不同觀點，亦見其影響之深。

由於主要地不是從階級斗爭或民族斗爭而是從中西文化沖突、互補（在近代中國實際幾乎是西方文化向中國文化的單向流動）的角度出發，不少研究者更側重於「買辦」、「租界」在東西方文化交流中的作用與意義。同樣，傳教士、教會學校在中國現代化過程中所起的積極作用，主要是傳播近代科學文化知識，近年也得到更多的強調與重視。文化與社會的關系或曰文化背後的社會意義，是近些年來在西方興起的一種新的學術觀點、方法和思潮，《義和團運動的起源》和《文化、權力與國家——1900―1942年的華北農村》便是這種新範式在中國近代史研究領域的代表作。前者對19世紀山東省的社會、經濟結構作了區域性分析，尤其是用文化人類學的方法對魯西北地區的民間文化，如社戲、話本、宗教、廟會、集市、尚武傳統、中西文化沖突的歷史等都作了細致的研究。在此基礎上，作者認為義和團運動的爆發是魯西北的社會經濟結構與文化傳統之間由多種原因「互動」的結果。後者力圖打通歷史學與社會學的間隔，從「大眾文化」的角度，提出了「權力的文化網路」等新概念，以華北農村為例，詳細論證了國家權力是如何通過種種渠道，諸如商業團體、廟會組織、宗教、神話等深入社會底層的，如「龍王廟」的實際意義是掌管水資源的分配，鄉紳關注「關帝廟」是將其。既作為國家的守護神又作為地方的保護者。這兩本書對近年來國內的有關研究產生了明顯的影響，如傳統文化與義和團的關系，廟會的社會文化意義、功能都受到研究者的重視。
在中外關系史研究中，一些研究者認為中國被納入近代國際體系的過程當然是國家主權受侵犯的過程，是被殖民的過程，但同時也是近代中國「睜眼看世界」、破除「華夏中心」的過程，是外交近代化，即近代外交觀念、制度產生和發展的過程。幾十年前的「侵華史」已漸為現在更加中性的「中外關系史」所取代，雖只一名之興替，卻也可略窺學術之變化，表明研究的「理論預設」今昔已有所下同。

在思想史研究方面，以前未獲研究的「唯科學本義」開始被研究者注意，對自由主義及其代表人物的研究更加客觀，已從「政治批判」轉入「學術研究」，這反映出「譯介」的影響。《中國的啟蒙運動——知識分了與五四遺產》一書中對「啟蒙」與「救亡」關系的探討，使中國思想、學術界深受啟發。從70年代後期起，美國的中國史研究中「傳統」與「現代」互相對立的模式漸為新的現代化理論所取代，即「現代」從「傳統」中發展而來，應更加註重承繼、利用種種傳統資源。《中國意識的危機——「五四」時期激烈的反傳統主義》一書更側重對近代中國，尤其是五四時期「激烈」「全面」反傳統思想的負面作用進行分析，在80年代中後期「文化熱」、「激烈反傳統」思潮再度產生的背景下，該書的翻譯出版確引人注目，作者可能也未想到，該書實際為90年代因種種原因而異軍突起的「文化保守主義」作了重要的理論鋪墊。
在人物研究方面，《孫中山與中國革命的起源》將孫中山個人與社會環境緊密結合起來考察，突破了以往人們譏稱的「孫中心」框框。《黃興與中國革命》一書對以往注意不夠的黃興與辛亥革命的關系作了細致的研究，引起了有益的探討，促進了有關研究的深化。而且，以上兩書均在國門初啟時翻譯出版，當時也更引人注目。《李大釗與中國馬克思主義的起源》一書對李大釗思想與民粹主義的關系作了深刻的研究和分析，啟發了關於民粹主義對中共其他領導人思想影響的研究，這種研究直到現在仍引起熱烈的爭論。相對於國內的人物研究以前主要集中於政治人物，國外對「文化人物」的研究一直比較重視，如對梁漱溟、丁文江、錢穆、洪業等都有研究專著，這些專著的譯介對國內有關研究有著明顯的推動作用。

簡言之，50年來海外中國近代史研究著作的譯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歷史一樣走過了曲折發展的過程，現在確可說是百花齊放。但在這種繁榮之下卻仍有不能忽視的隱憂，即譯作的質量有每況愈下之勢，一些錯譯、誤譯反而起了學術的「誤導」作用，倘長此以往，會使人對所有「譯介」的准確性都產生懷疑，終將使這種學術發展必不可少的「譯介」本身受到嚴重損害。提高譯作質量，是譯介者的當務之急。當然，每個研究者都必須面對的挑戰是，在如此多樣化的譯作面前如何能真正擷其精華而不是食洋不化，機械照搬。而這，卻是更加艱難，也更加重要的。

注釋：
本文寫作中承蒙曾學白女士幫助搜集部分資料，謹表謝忱。
① 邵循山：「中譯本序言」，〔美〕馬士著，張匯文等譯：《中華帝國對外關系史》第1卷，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57年版，第1―2頁。該書第2卷、第3卷均為張匯文等譯，分別由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58年、商務印書館1960年出版。
②「序言」中國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資料編譯組編譯：《外國資產階級是怎樣看待中國歷史的——資本主義國家反動學者研究中國近代歷史的論著選譯》第1卷，商務印書館1961年版，第10―14頁。
③ 「出版說明」，〔蘇〕齊赫文斯基上編，北京師范大學歷史系、北京大學歷史系、北京大學俄語系翻譯小組譯：《中南近代史》上、下冊，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74年版，第1―6頁。
④ 「編者的話」，《國外中國近代史研究》第1輯，中國主會科學出版社198O年版。
⑤ 〔美〕羅茲曼主編、國家社會科學基金「比較現代化」課題組譯：《中國的現代化》，江蘇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669頁。

原載 1999年第5期《近代史研究》

㈢ 求《劍橋中國晚清史》、《在中國發現歷史》txt

一《劍橋中國晚清史》、《在中國發現歷史》畢竟是屬於知識產權類的東西，所以目前在網上難以一下子搜索得到
二 並不是網友們沒有，而是不太敢侵犯別人知識產權

㈣ 《在中國發現歷史》作者柯文的簡介

柯文(Paul A.Cohen),1934年生，研究員。美國哈佛大學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

㈤ 在中國發現歷史的內容簡介

本書較全面地介紹了戰後美國研究中國近代史的方法、成果與趨向。全書共四章先後專著重討論屬了近代中國在政治、思想、經濟與社會等方面的發展，涉及的美國當代史家、學者一百二十餘人，對其中的代表人物進行了詳細評介。

㈥ 關於中國近代史

學習中近史要多看一些專著，這里推薦幾本

《天朝的崩潰》茅海建
《庚子勤王與晚清政局》桑兵
費正清《劍橋晚清史》（上下兩冊）
柯文《在中國發現歷史——中國中心觀在美國的興起》
章開沅主編《辛亥革命史》（3卷本）
馬敏《官商之間：社會巨變中的近代紳商>
胡繩:《帝國主義與中國政治》,人民出版社1978年。
陳旭麓:《近代中國的新陳代謝》,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
羅爾綱:《太平天國史》(四卷),中華書局1991年。
李時岳、胡濱:《從閉關到開放》,人民出版社1988年。
戚其章:《國際法規視角下的甲午戰爭》,人民出版社2001年。
湯志鈞:《戊戌變法史》,人民出版社1984年。
張開灤、林增平主編:《辛亥革命史》(三卷)人民出版社1980--1981年。
米新夏:《北洋軍閥史稿》,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
彭明:《五四運動史》(修訂本),人民出版社1998年。
黃修榮:《國民革命史》,重慶出版社1992年。
軍事科學院:《抗日戰爭史》(三卷),解放軍出版社19981--1984年。
錢實甫:《北洋軍閥時期的政治制度》(上下卷),中華書局1984年。
徐滌新、吳成明主編:《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史》(三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1993年。
龔書鐸主編:《中國近代文化概論》,中華書局1997年。
喬志強主編:《中國近代社會史》,人民出版社1992年。

你把這些書看完，你的近代史就到家了，可以達到研究生水平了

㈦ 在中國發現歷史 吸取了哪些前人的思想

社會生活的變化 清末民初，經過辛亥革命的沖擊，中國社會風尚急劇變化。最專大的變化是剪去了發辮。清朝強屬迫漢族男子束發留辮，晚清的進步人士把辮子視為民族的恥辱。武昌起義後，革命黨人動員群眾剪除發辮。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後，發布法令，要求人們剪辮易服。其次是服飾變化。封建社會，以服飾區分人們的身份地位。辛亥革命後，千百年來以衣冠「昭名分、辨等威」的作法被社會廢棄，於是人們的服裝樣式開始多樣化。當時人們對沿襲已久的纏足之俗進行了嚴厲批評，出現了不纏足運動，各種不纏足團體和禁纏足宣傳，遍及全國。1912年3月13日，南京臨時政府頒布《勸禁纏足文》，對改變纏足陋習起到重要作用。南京臨時政府還發布了《嚴禁鴉片通令》，嚴厲禁煙。 清末民初的女性 清末的中國社會眾生相 服飾變化與衣冠之治的解體 從習俗和觀念的變化看中國近代社會

㈧ 京派的相關論文

周泉根《禮失而求諸野——論「京派」文學創作的人性尋租》[A]，《人大復印資料 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C]，200601。
面對農耕文明向工業文明的讓渡遷移、西方文化對中國文化的點滴侵蝕及西風東漸所引發的「人性之常」與「現實之變」的矛盾，「京派」諸賢「禮失而求諸野」地在鄉土社會中尋找寄託美好人性的小屋，並形成了在所求之野的鄉土社會背景上對民族文化深層結構中的人性之常、人性之美進行尋租模式的輓歌式創作。鄉土社會既孕育了「京派」作家們自己生命中農耕文化情致，又承載了農耕文化所有美好的人性因素，既原型意義地構成作家的深層心理背景，又為其作品提供了土壤意義的意象體系和文化內涵。較之於革命派、人生派的鄉土文學的作家的批判性，「京派」也因此染上濃重的理想色彩和輓歌情調，凸現該文化群落、文學流派的派性性徵。
中國近現代社會是一個方生未死、玄黃待定的過渡轉型期社會。梁啟超在其《過渡時代論》一文中曾詳瞻論述曰：「今日之中國，過渡時代之中國也。」「人民既憤獨夫民賊愚民專制之政，而未能組織新政體以代之，是政治上之過渡時代也；士子既鄙考據詞章、庸惡陋劣之學，而未能開辟新學界以代之，是學問之過渡時代也；社會既厭三綱壓抑、虛文縟節之俗而未能研究新道德以代之，是理想風俗之過渡時代也。」[1](p5)這次轉型是全方位的，包括經濟、社會、政治、文化諸層面，是中華民族在其歷史變遷過程中文明結構的根本性重塑。從動態指向上看，中國過渡時代的特徵為從古典農耕社會范型向現代工業社會范型轉變；從靜態的社會性質上看，中國過渡時代的特徵乃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從現代化發生類型上看，中國社會轉型主要源於西方的刺激和示範作用，屬於後發外生型的日德模式，區別於早發內生型的英法模式。這次深刻轉型帶來的直接社會現實，便是「政治的權威與權力危機，社會的認同與整合危機，文化道德的失范與脫序危機數症並發，使中國處於前所未有的亂局之中」。[2](p8)
而與社會外在秩序的混亂互為因果的是社會內在價值的緊張。在那段綱紀崩摧、規矩淆亂的歷史中，籠罩在戰爭心理陰影里的社會到處彌漫著斗爭文化的理念，雜說紛呈、異質共生。價值緊張就是內涵於諸種雜說異質之中，具體體現在認同不同價值取向的社會思潮之間的緊張關系中：「哲學上有非理性主義與實證主義的對立、人本主義與科學主義的對立；政治上有民族主義(國家主義)、無政府主義和社會主義的三角關系；文化上形成了激進主義、保守主義和自由主義的三足鼎立；宗教上有佛(以及建立儒教的嘗試)與基督教的抗衡。」[3](p13)所有這些錯綜復雜的思潮，彼此雜糅紐結，又形成了三對難以兼融調和的轉型期社會出路的二難選項。它們是：一是進行反封建的現代性個體意識的文化啟蒙呢，還是進行反帝國的民族性集體生存的政治救亡；二是在現有秩序里進行逐個形而下的問題的漸進改良呢，還是在某種形而上的主義的動員組織下，作出某種邈遠的終極理想的承諾，進行毀棄現有秩序的暴力革命；三是用人文理性勾起的充滿憂傷懷古的輓歌情懷去進行保守的文化續弦呢，還是用歷史理性所強力支撐出的自信來進行激進的新舊置換。可以說，啟蒙與救亡、改良與革命、保守與激進之間的緊張關系所構成的歷史環境，是現代文學最基本的發生及生存環境，也理所當然地構成了「京派」文學最寬厚的歷史天幕。?
「文變染乎世情，而廢興系乎時序。」（劉勰《文心雕龍?時序》）「京派」文學運動也是隨著民族斗爭、階級斗爭的起落沉浮而發生、展開或休止。整個「京派」文學活動的展開過程正是被置於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歷史圖景之上的。這也意味著「京派」文學運動的開展同時還必然伴隨著一個工業文明對農耕社會、西方文明對中國文化點滴侵蝕的過程。「京派」的文學運動形態、文學創作形態及文學觀念形態正是對這樣的外部環境在文學上所做出的應答。從社會學、文化學等的角度審視「京派」文學創作，我們能清楚地看出：京派文學家「禮失而求諸野」的中國傳統思維方式，和在所求之野的鄉土社會中對不與世推移的人性之常、人性之美進行輓歌式尋租的創作模式。
打開「京派」文學的作品世界，撲面而來的是一股濃郁的鄉土氣息。從沈從文的湘西世界到馮文炳的鄂東故里，從汪曾祺的蘇北鄉鎮到蘆焚的豫東「果園城」，還有蕭乾的皇城根下的城郊世界，作者們無一不以鄉村為背景構造自己的藝術天地。而且從「邊城」、「桃園」、「竹林」、「凌盪」的故事裡，我們又無一不能讀出作者們對質朴、和諧的人情人性美、山水風光美的贊詠。比較一下以魯迅的「魯鎮世界」為榜樣、為核心的「人生派」、「革命派」的鄉土文學，如彭家煌的「湘人活鬼」、王魯彥的「浙地冥婚」、蕭紅的「呼蘭河畔」、蕭軍的「八月鄉村」及葉紫、茅盾、葉聖陶筆下豐收成災的農村社會，他們都是致力於揭露醜陋、野蠻、愚昧的封建農村和小農經濟破產後萌生階級斗爭意識的農村。我們不妨借用魯迅小說中的人物作感性的比較：前者象是在對「少年閏土」身上所表現出的勇敢天真人性的贊美，而後者則象是在揭示「中年閏土」的麻木不仁和冥頑奴性。?
針對唯美的鄉土派與批判的鄉土派分畛異域的問題，我們不妨參考一下胡適的觀點。胡適在其名文《易卜生主義》一文開篇借易卜生一生最後之作《我們死人再生時》中的一段話，區分了兩種小說形態：即，「那不帶一毫人世罪惡的少女像」似的理想派文學和「那無數模糊不分明、人身獸面的男男女女」似的寫實派文學。[4](p44)如果我們借用他的分類法，對「京派」的鄉土文學與「人生派」、「革命派」的鄉土文學做一下理性的區分，那麼前者就是鄉土文學中的「理想派」，後者則是鄉土文學中的「寫實派」。理想是人對完美的一種期望。按照理想形式進行創作時，作者往往是依「應該如此」的建設性的思維，虛構出一些「不知有秦、無論魏晉」的桃花園之類的世界，從而贊美不與世推移的人性之常、人性之美。沈從文就曾坦言，他寫小說是「只想造希臘小廟……這神廟供奉的是人性」。[5](p242)他還說，他「要表現的本是一種『人生的形式』，一種優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為人類『愛』字作一度恰如其分的說明……只看他表現得對不對，合理不合理。若處置題材表現人物一切都無問題，那麼這種世界雖消滅了，自然還能夠生存在我那故事中。這種世界即或根本沒有，也無礙於故事的真實。」 [5](p245)然而現實往往是殘缺的，尤其是社會轉型期，它幾乎總以罪惡的形式否定著人們的理想。所以按照現實形式進行創作時，作者往往依「不該這樣」的批判性思維，赤裸裸的揭示民族精神創傷、暴露社會千形萬象的丑惡，從而批判、反抗扭曲變態的社會現實。
比照歷史現實敘事，「京派」那種人文理想敘事則染上有極為濃重的抒情色彩。他們常用散文化的手法所寫出的牧歌也因「人性之常」與「現實之變」的強烈反差而變成一曲曲懷舊輓歌。所以汪曾祺在《又讀〈邊城〉》中說：「《邊城》的生活是真實的，同時又是理想化了的，這是一種理想化了的現實。」「《邊城》是一個溫暖的作品，但後面隱伏著作者很深的悲劇感。」「《邊城》是一個懷舊的作品，一種帶著痛惜情緒的懷舊。」 [6](p100)可謂「京派」性狀的現身說法。而兩者的截然的分畛異域乃是有著深刻的社會現實和傳統文化的原因。
古典社會形態的中國在追求現代化的轉型期間，必然引起生產關系、社會結構及生活方式的解構和重建，總體表現為農耕文明向工業文明的讓渡遷移。這種讓渡遷移是京派所遭遇到的最根本的現實之變。我們知道，中國的現代化類型屬於後發外生型的日德模式。這種模式造成了處於轉型期的中國社會分層現象。柯文先生(Pall.A.Cohen)在《在中國發現歷史：中國中心觀在美國的興起》一書中詳細描述了這種分層現象。書中認為中國社會分三層：即，一、受西方直接沖擊、已發展出了現代工商業、以通商口岸為代表的外層帶；二、非直接西方沖擊，但歷經了近代多次政治文化運動(如，太平天國運動、同治中興、晚清新政、辛亥革命等)，以各大省城為代表的中層帶；三、基本上沒受西方影響，保持自己亘古未變的外部標志與內部象徵(如，宗法關系、風俗習慣、底層騷亂、匪患不絕等)，以內地鄉村為主的內層帶。[7](p40-62)這種帶狀層次隨著工業文明的一點一點入侵而呈現出由外向內的推進壓縮趨勢。從沈從文先生前後所構造的文本——「《邊城》→《湘行散記》→《長河》」的順序中，我們也可清楚的看到這樣一個推進過程。而且也恰恰是因工業文明侵蝕農耕社會所導致的農村本有的古樸風俗、純良人性的喪失，促使了「京派」文學家們用散文、小說等藝術形式表達他們無盡的傷情和懷念(這一點，我將在下文中深入闡述)。結果是：內地鄉村的一切風物人事都成為他們所寶愛的文明的象徵。
而與此相反，外中層帶中的現代或准現代都市則成為他們想像中的「惡之華」。霓虹燈、夜總會、狐步舞、爵士樂、汽車、飛機、酒吧、報紙、電影、摩天大樓、百貨商店、股票交易所等等人類「慾望結構」無一不成為「京派」作家以倍增其丑的手法渲染或漫畫在他們的文本中的嘲諷對象。這種借城市之丑來反襯農村之美的創作手法和本質先於存在的嘲諷否定城市的創作心理，使他們對城市本真面目的認識產生一種幽閉效應。他們因此不僅沒能象劉吶鷗、穆時英等現代派作家那樣體會都市文明自身的本末精粗、奸媸美醜，還對光怪陸離的現代派作品產生一種「子不語怪力亂神」似地排他情緒，看似清高實則隔閡。當然也更別指望他們認同或實踐諸如「現代人在現代生活中所感受到的現代的情緒用現代的詞藻排列成的現代詩形」 [8]之類的文學觀念了。
「京派」作家大都依託農村的風俗生活、自然景物作懷舊輓歌背景。這種現象不是偶然的。這種城鄉對立的觀念其實存在著非常深刻的文化原因。它外在表現為舍城市取鄉村、避現實矛盾就理想世界，在文本的整體風貌上呈現出與現代派相對立與「人生派」、「革命派」相分野的狀態。而其內在的原因卻是基於「京派」對鄉土中國的全部情誼的文化懷戀。這種懷戀集中體現在對健康人性的呼喚。正如沈從文所說：「這世界或有在沙基或水面上建造崇樓傑閣的人，那可不是我。我只想造希臘小廟。選山地作基礎，用堅硬的石頭堆砌它。精緻、結實、勻稱、形體雖小而不纖巧，是我理想的建築，這廟供奉的是人性。」 [5](p242)他們所尋找的「供奉人性」的小廟不是別的，正是中國的鄉土社會。
中國知識分子歷來有「邦無道則隱」的守護心性的後退路線。他們在進不能兼濟天下時，或退於道，或逃於禪，都視山林田園為人的現世的最終家園。這種行止路線、取捨標准發生在文化層面的守護時，則體現為「禮失求諸野」的思維習慣。「京派」作家們正是沿著這條路線在鄉土之野進行他們的精神尋租活動。他們在廟堂頹圯、都市墮落之後，便到生活於鄉土中國的無名人物身上去發現、挖掘健康質朴的人性。象林徽因筆下的挑夫、楊振聲眼中的漁夫，生存於廢名《凌盪》中的啞巴，以及沈從文的湘西人物群、凌叔華的「小哥兒倆」、蕭乾《籬下》《矮檐》系列中堅忍的「媽媽」形象等，無一不葆有著自然健康的人性，且這種人性又能以優美的形式展開，作者對他們也都注入了「不可言說的溫愛」。[5]
這種「禮失求諸野」的人性尋租活動之所以發生並合法，更深刻的原因在於鄉土裡確實生長、培育、承載著堅韌質朴、和諧光輝的人性。在工業文明未侵入之前，即在中國地域分層之前，這塊「鄉土」包括了「普天之下」「率土之濱」的整個中國。費孝通先生在《鄉土中國》一書中所用的「鄉土本色」一概念幾乎涵蓋了以農耕文化為主的古典形態的中國社會的各個領域內的生活(如，政治生活、經濟生活、文化生活、日常生活等)，可以說是古典中國社會的最大共相。西方社會，正如辜鴻銘先生所言「其禮教則以凶德為正」 [10](p17)，他們從「性本惡」的角度出發，相信人有原罪，並因此歷史的形成了一整套法理、法制。而在「鄉土中國」，人們從「性本善」的角度出發，相信「人人皆可為舜堯」，並因此歷史的形成了一整套禮俗、禮制。前者善用刑名之術、講究立法契約，而後者則主張修齊治平，重禮治教化。鄉土中國就是靠著充滿性善溫情的「禮」，而不是冷漠無情的「法」，維系著整個社會。並且這種「禮」還逐漸積淀成為一種民族心理。所以當政治意識形態化後的「禮」成為名繁實寡的「教」時，千百年被性善觀念濡養的下層人民卻從良知直覺出發，反而完整的隱存了「禮」之原始的親善形態。如，仁愛、克己、忠厚、篤實、通達、平和、誠正、守信等。馮友蘭先生說：「每一種文化都代表一種人生態度和由此而生的生活方式。」 [11](p119)杜亞泉先生則在1916年10月的《東方雜志》上所刊的《靜的文明和動的文明》一文中具體的揭示了工業文化和農耕文化所代表的不同生活形態。他說：「『動』是都市文明，雖生活豐裕卻身心忙碌，這與『靜』的鄉村文明之生活貧窮而身心安閑適成反比。」可是在追求現代化的過渡轉型期，「鄉土中國」的子民們的人生態度、生活方式隨著農耕文化的衰落也一天天的改變。於是，正如陳寅恪悼念王國維時所說的那樣，「凡是一種文化值衰落之時，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現此文化之程度愈宏，則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 [12](p497) 「京派」作家們正是為農耕文化所化之人，他們目睹著這種文化的一天天失落，雖深感痛苦，卻也只能無奈的化斯痛為文章，以此去傳達、贊美、挽嘆那些民族文化心理深層結構中曾經恆穩而美好的因素，去嚮往、追求、建設那些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說，鄉土社會既孕育了「京派」作家們自己生命中的農耕文化情致，又承載了農耕文化所有美好的人性因素。它既構成作家的深層心理背景，具有著原型的意味，又提供了他們作品的意象體系和文化內涵，發揮了土壤的作用。面對「人性之常」與「現實之變」的矛盾，他們「禮失而求諸野」地在本就葆有的鄉土社會中尋找寄託美好人性的小屋。較之於革命派人生派的鄉土文學的作家的批判性，「京派」也因此染上濃重的理想色彩和輓歌情調，凸現該文化群落、文學流派的派性性徵。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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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pic: Seeking integrity among Common People after the Corruption of Courtesy in Officialdom:On the Rent Seeking of Humanity in the Literary Creation of Jinpai
Abstract：When confronted the conflict between the constancy of human nature and the drastically changing reality which is brought forth by the transference of China from the feudal civilization to instrial civilization and the graal erosion of Chinese culture by western culture, Jinpai writers turn to seek sustenance in common people and look for a cozy cottage for the shelter of humanity. As a result, they begin their elegiac literary creation in which they are seeking for the rent of the constancy and goodness of human nature rooted in the deep structure of Chinese culture with feudal society as its social background. Feudal society not only conceives the feudal temperament in the lives of Jinpai writers, but also carries all the good element of the humanity in feudal culture; not only forms deep psychological background of the writers in the sense of archetype, but also provides fertile soil for the image system and cultural implication of their works.
Key word：Jingpai；Instrial Civilization；Feudal Society；Humanity；Pattern of Inv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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㈩ 對於歷史的認識 中國近代史

對於中國近代史的認識：
中國近代史從鴉片戰爭(1840年)到新中國成立(1949年)為止。中國近代史，是一部充滿災難、落後挨打的屈辱史，是一部中國人民探索救國之路，實現自由、民主的探索史，是一部中華民族抵抗侵略，打倒帝國主義以實現民族解放、打倒封建主義以實現人民富強的斗爭史。
中國近代史從1840年開始到1949年結束。從1840年鴉片戰爭到1919年五四運動前夕，是舊民主主義革命階段;從1919年五四運動到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夕，是新民主主義革命階段。
中國近代史始自1840年鴉片戰爭爆發，止於1949年南京國民黨政權覆亡，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歷經清王朝晚期、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時期、北洋軍閥時期和國民政府時期，是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逐漸形成到瓦解的歷史。
中國近代史是中華民族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為實現現代化而斗爭的歷史。

基本簡概：
19世紀中期，英、法等西方列強接連發動了侵略中國的戰爭，中國的主權獨立和領土完整不斷遭到破壞，西方列強與中華民族的矛盾激化。70年代以後，列強對華侵略加劇，中華民族危機日益深重。
鴉片戰爭前，中國仍是一個獨立自主的封建制國家。但由於清王朝這個封建地主政權腐朽沒落、妄自尊大，固步自封，完全沒有意識到自己已經逐漸落後，所以封建制度已危在旦夕。由於林則徐的虎門銷煙，英國借機侵略中國，但其實質是為了打開中國市場，向中國走私鴉片，以扭轉中英貿易逆差。1842年，英國強迫清政府簽訂中英《南京條約》，中國從此逐漸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鴉片戰爭後，西方資本主義列強通過不平等條約向中國大量輸出商品和資本，逐漸沖擊著中國封建經濟。
1840年，大英帝國用堅船利炮打開了古老中國的大門。鴉片戰爭、中法戰爭、甲午中日戰爭、八國聯軍侵華戰爭，強加給中華民族以深重的災難。近百年來世界上幾乎所有的資本主義國家都對中國發動過一次甚至多次侵略戰爭。有公然入侵，也有不宣而戰；有單獨入侵，也有合夥劫掠，強迫中國簽訂了數以千計的不平等條約。通過這些不平等條約，資本主義列強扶植封建勢力作為統治中國的工具；蠶食和鯨吞中國領土；出兵控制，竊取中國軍事要地；劃分勢力范圍；控制重要通商口岸和建立租界；施行領事裁判權和片面最惠國待遇；通過戰爭勒索巨額賠款；在中國進行商品傾銷和資本輸出。外國資本主義列強推行的殖民主義，引起中國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的劇烈動盪，中國逐漸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從此，中國人民為擺脫外國資本主義和該國封建主義的壓迫，進行了長時期的、不屈不撓的斗爭。
1840年以來，亡國滅種的危機一直威脅著千年古國。在中華民族危難之際，一代民族精英覺醒：魏源等的「師夷之長技以制夷」；洪秀全領導的反清農民起義；康有為、梁啟超的「變法圖強」；孫中山的國民革命。正是他們在民族生死存亡的緊要關頭，挺身而出，為反對外來侵略，爭取民族獨立和解放，同仇敵愾，英勇奮斗，前赴後繼，拼搏不息，譜寫了中國近代史上可歌可泣的悲壯篇章。
1851年，洪秀全領導號召農民在金田宣布起義，建號「太平天國」。1853年春，太平軍佔領南京，把南京改名為天京，定為都城，正式建立農民政權，同清朝對峙。1856年，太平軍摧毀江南大營，解除了天京之圍。太平天國在軍事上達到了全盛時期。1864年夏，洪秀全病逝。不久，天京淪陷，太平天國運動失敗。
1856年，英國提出修改中英《南京條約》，但遭清政府的拒絕。英國藉此挑起了第二次鴉片戰爭，這次英法聯軍出兵侵略中國，美俄是幫凶。其實質與鴉片戰爭一樣，是列強為了進一步打開中國市場，獲得經濟效益 。因此叫第二次鴉片戰爭。中國近代史參考圖片集(全套
第二次鴉片戰爭中國戰敗後，清朝廷被迫於1858年先後與俄（6月13日）、美（6月18日）、英（6月26日）、法（6月27日）簽訂《天津條約》，與沙俄簽訂《璦琿條約》。
1860年，英法聯軍再度攻佔天津，一路燒殺搶劫，咸豐帝逃往承德避暑山莊，讓他的弟弟恭親王奕祈擔任議和大臣，留守北京。接著英法聯軍洗劫並焚毀了北京西郊舉世聞名的皇家園林圓明園，佔領了北京。並強迫清政府簽定《北京條約》。
19世紀60—90年代，洋務運動，以奕忻為首（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張之洞等）。發展中國軍事、民用、教育等，中國資產階級產生並且有所發展。創辦首個（陸續多批）近代企業。創建北洋、南洋、福建三支海軍。
1883—1885年，中法戰爭，簽定《中法新約》，標志著中國西南的門戶被打開了。1894年，甲午中日戰爭中，中國失敗。1895年，《馬關條約》的簽訂，大大加深了中國社會的半殖民地化。
1900年，帝國主義國家為了鎮壓義和團起義，維護在中國的利益，發動八國聯軍侵華戰爭.1901年，《辛丑條約》的簽訂，標志著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形成。
1911年孫中山領導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辛亥革命，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反帝反封建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統治，結束了在中國延續兩千多年的君主制度，建立了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它使民主共和的觀念深入人心，沉痛地打擊了帝國主義的殖民統治。但因為政治上的軟弱，辛亥革命的勝利果實被袁世凱竊取。
中國人民為反抗列強侵略，爭取民族獨立，進行著英勇的斗爭，開始了救亡圖存的探索。以「自強」「求富」為目的的洋務運動客觀上刺激了中國資本主義的產生和發展。資產階級維新派為了挽救民族危亡，發展資本主義，進行了維新變法運動。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統治，結束了中國兩千多年的君主專制制度，開創了完全意義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新文化運動沖擊了封建主義的思想、道德和文化，開啟了思想解放的閘門。中國在飽受列強欺凌、被迫開放的環境中不斷進行著經濟、政治和思想文化的變革，中國的近代化艱難起步，社會結構開始逐步從傳統社會向近代社會轉型。
1919年初英、法、美等國在法國巴黎召開所謂的「巴黎和會」。中國也是戰勝國之一，也派代表出席「巴黎五四運動和會」。但中國代表在會上提出的合理要求被拒絕。消息傳至國內，群情激憤。5月4日爆發了「五·四」學生愛國運動，北京學生們喊著「還我青島」「廢除二十一條」「外爭國權，內懲國賊」的口號湧上街頭，6月初發展成為以工人階級為主力的全國規模的群眾愛國運動。「五·四」運動是中國新民主主義的開端。在這個運動中，中國無產階級開始登上政治舞台。1921年7月23日，毛澤東、董必武、陳潭秋、何叔衡、王盡美、鄧恩銘、李達等代表各地共產主義小組在上海舉行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中途因有法國特務監視，轉入浙江嘉興南湖的一條遊船上繼續舉行），中國共產黨誕生了。
1919年爆發的五四愛國運動，標志著資產階級領導的舊民主主義革命的結束和無產階級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開始。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中國革命的面貌從此煥然一新。第一次國共合作推動了國民革命運動的高漲。國共合作破裂後，中國共產黨為反抗國民黨統治，進行工農武裝革命，開始了中國革命道路的艱難探索。
1931年日本帝國主義發動九一八事變，中華民族面臨嚴重的民族危機，全國抗日救亡運動不斷高漲。1935年，日本發動華北事變，中日民族矛盾上升為全國主要矛盾。1936年12月12日，國民黨愛國將領張學良，楊虎城對蔣介石實行「兵諫」，中華民族統一戰線初步形成。1937年日本帝國主義發動七七事變，中華民族全面抗戰從此開始。中國人民經過八年浴血奮戰，終於第一次取得了近代以來反侵略戰爭的徹底勝利。
抗日戰爭勝利後，中國面臨著兩種命運、兩個前途的決戰。中國共產黨為爭取和平民主做出了很大努力，但是國民黨政府在美帝國主義支持下悍然發動內戰。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進行了三年多的解放戰爭，推翻了國民黨在中國大陸的統治，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偉大勝利。
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經過北伐戰爭、土地革命戰爭、 抗日戰爭和全國解放戰爭四個階段，終於在1949年推翻了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政府的統治，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1949年，第一屆中國人民政協會召開，標志著中國人民民主革命的偉大勝利。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