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史上三次左傾錯誤

Ⅰ 中國歷史上三次左傾錯誤的具體危害有哪些

使紅軍在第五次反圍剿作戰中遭到失敗，不得不推出南方根據地實行戰略轉移——長征。這次錯誤使紅軍根據地損失90%，國民黨統治區黨的力量幾乎損失了100%。它對中國革命造成的巨大傷害，給中國共產黨人心中造成了嚴重的陰影。以至於對左右傾問題過於敏感，談虎色變。在建國後，還掀起了一場令中國人民永遠難以忘記的運動。

Ⅱ 20世紀二三十年代我黨連續出現三次左傾錯誤的客觀原因如何從軍事、組織、思想上糾正

三次「左傾」錯誤：瞿秋白盲動主義（1927年11月－1928年4月），李立三冒險主義（1930年6月—9月），王明教條主義（1931年1月—遵義會議前）。
們回顧歷史，是為了珍視今天。尤其是在我們再次回首中國共產黨史的時候，真的發現我們黨這一路走來，真的走了太多的彎路。幼年的中國共產黨在中國革命道路上左右搖擺不定；成年後的中共又在新中國建設上左右搖擺不定，不僅令世人唏噓：如果歷史可以重寫如果我們這一路一直筆直前進，那中國將發展到何種程度？當然，這只是開個玩笑，歷史沒有假設，也沒有如果，更不可能重來。所以我們就應更加珍視歷史的經驗教訓和深遠影響。

對於左傾錯誤，其對後世產生的影響是深遠的。

第一，由於它對中國革命造成的巨大傷害，給中國共產黨人心中造成了嚴重的陰影。以至於對左右傾問題過於敏感，談虎色變。在建國後，還掀起了一場令中國人民永遠難以忘記的運動。

第二，教條主義和本本主義的錯誤從那以後便遺留下來，雖然黨內後來進行了多次整風運動，但效果並不為外人所知。

第三，經過這幾次嚴重錯誤的中國工程的人，痛定思痛，開始認真的分析研究馬克思主義，對「什麼是馬克思主義」、「如何運用馬克思主義解決中國的實際問題」即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等諸多問題。是中國共產黨人思想的一個轉折，從盲目跟從共產國際蘇聯到自力更生獨立進行革命。才有了後來的毛澤東思想，才有了中國革命的勝利。

最後，通過這幾次事件，使我們黨開始客觀的評價蘇聯，評價斯大林（雖然正式書面顯示是在1956年的《論十大關系》，但我認為從此時開始，黨內從思想上已經產生了變化，由盲從變得更加理性）。為90年代，在蘇聯解體，東歐劇變之際，沒有出現更大規模的變革作出了早期重要的思想積淀。
綜上所述，在中共由幼年走向成熟的歷程中，曾歷經坎坷，左傾、右傾錯誤不斷出現，給中國革命和建設帶來巨大的損失，總結經驗，我們深深的體會到，如鄧小平所說，「右可以葬送社會主義，『左』也可以葬送社會主義。中國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中國革命有自己的特色，我們在社會主義建設中更應實事求是，走自己的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Ⅲ 三次嚴重的左傾錯誤。

1、三次錯誤：
┏①國共十年對峙時期出現的王明「左」傾冒險主義錯誤
┃②全面建設社會主義開始後出現的「左」傾錯誤
┗③1966-1976年「文化大革命」
2、不同之處：
┏A、第一次主要是針對大革命失敗後敵強我弱形勢認識不清
①產生根源┃B、針對當時階級斗爭形勢估計過於嚴重
┗C、左傾錯誤發展到以階級斗爭為綱
┏A、軍事上的冒險主義
②錯誤表現┃B、政治上的反右派斗爭的擴大化和「反右傾」斗爭
經濟上高指標、瞎指揮、浮誇風和共產風
┗C、政治、經濟領域內的全面內亂
┏A、造成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和紅軍長征初期軍事上的失利
③危害┃B、挫傷了人民群眾建設社會主義的積極性，國民經濟比例嚴重失調
┗C、給黨和國家、人民帶來建國以來最嚴重的挫折和損失
3、教訓
┏①無論軍事斗爭、政治斗爭還是經濟建設，都要根據國情，制訂出正確的方針和政策。
┃②經濟建設一定要遵循客觀規律
┗③領導者，特別是高層領導者，一定要堅持實事求是，發揚民主作風，不能主觀決定一切。

Ⅳ 黨的歷史上三次左傾錯誤的簡介

本文引自磨劍待鋒芒的空間。
民主革命時期，GCD連續出現了以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為代表的三次左傾錯誤，三次左傾錯誤的發生，給ZG的革命事業帶來了巨大的傷害。關於三次左傾錯誤的研究，目前已有相當多的成果，許多方面都已有定論，但是，我們需要注意的是，為何在短短的一段時間內，我黨是一而再、再而三的犯錯，這三次錯誤的發生的背景條件各有不同，執行者不同，但卻有著很多的共同點，這其中的原由又是什麼？

當然，本文並無意簡單的羅列史實，有關史實在許多方面已有公論，如果要了解史實，大可以找一本歷史教材讀讀。本文的目的，是找尋其中的關聯、原由，以做到「以鑒時事，可以資道」。至於文中的錯漏之處，還請多多指正。

1歷史總會重演，宿命抑或其他？

「前所有之，後必再有，日光之下，並無新事」，這是《聖經》上一個非常有名的句子，常被用來說明歷史的重復性，確乎，歷史總是再重復一些事，但是，他們並不是簡單的復制，而是一些相同的因素在以不同的形式表現出來。

下面是我從高中歷史資料上獲得的，它詳細的給出了三次錯誤發生的時間、背景、表現、後果等。

瞿秋白「左傾」盲動主義

李立三「左傾」冒險主義

王明「左傾」冒險主義

統治時間

1927年11月—1928年4月

1930年6月——1930年9月

1931年1月——1935年1月

出現背景

國民革命失敗後，在糾正右傾同時，革命隊伍中的小資產階級革命急性病也迅速滋生。

新舊軍閥混戰和革命根據地的發展從主客觀上促進革命高潮的到來，黨內出現了急功冒進思想。

共產國際及其代表米夫在不了解中國革命形勢下對中國革命採取了錯誤指導，提拔王明上台。

內容表現

①革命性質上混淆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和SHZY革命②革命形勢上不切實際的強調誇大敵人統治危機③革命實踐上執行仇視民族資產階級政策

①革命性質上混淆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和SHZY革命②革命策略上反對農村包圍城市③階級斗爭上主張沒收民主工商業、消滅富農

①斗爭形式上主張無條件無休止的罷工和暴動②革命策略上反對農村包圍城市③階級斗爭上否認中間派別的力量④革命形勢上不切實際的強調革命高潮已來到

指導理論

《中國現狀與GCD的任務決議案》

《新的革命高潮與一省或幾省的首先勝利》

《兩條路線》

後果危害

一開始就受到毛等人的抵制，執行的地方很少，危害不是很嚴重

導致黨在白區的組織受到嚴重破壞，紅軍和革命根據地遭到嚴重損失

導致黨在白區的組織受到嚴重破壞，第五次反「圍剿」失敗被迫長征。

總體結論

中國革命必須堅持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與中國的實際國情相結合，不能機械的執行教條主義，既不能「左」，也不能右。

從上表中，我們可以看出，三次錯誤有著很多的相同之處，也表現出了許多不同點，但縱觀全表，我們可以看出，三者表現出了一定的歷史發展關系。而這正是本文的著力之處。

第一次左傾錯誤發生在1927至1928年間，它是在大革命失敗，ZGGCD面臨生死存亡關頭這一歷史條件下發生的，這是它與後來兩次錯誤截然不同的地方。第一次左傾錯誤的發生，表現為左傾盲動主義。

對大革命的突然發生，很多ZGDY沒有做好心理准備；蔣介石、汪精衛的屠殺，也使ZG面臨著消亡的危險，面對嚴峻的現實，ZG黨內出現分化，一部分人動搖了、退卻了，另一部分人則站了出來，開始了新的戰斗，挽救了黨。但在同時，一種新的危險傾向出現了，那就是左傾盲動主義，大革命中保留下來的一點兒革命力量在敵我懸殊的盲動斗爭中再一次遭受重大損失。

那些現在看來近似兒戲的盲動行為之所以發生，可以看出我們的黨還是很不成熟：一、ZG太過年輕，缺乏經驗；二、黨員素質有待加強，革命的理智被復仇的狂熱遮蓋；三、學者式的分析，而不是從實際出發，使得黨員們要麼過分自信，要麼過分消沉。

但據實而言，三次錯誤中，這一次的發生，其危害遠小於以後兩次，至於這一次是否必然會發生，也是很難回答。

第二次左傾錯誤的出現，是在1930年，六大後，革命的基調已經比較明晰，思路也相對清楚。但隨著革命力量的發展，ZG黨內的一些同志對局勢作了錯誤的判斷。

1930年，是正式新老軍閥混戰的一年，ZG的革命形勢有了很大好轉。日益發展的革命形勢及共產國際的錯誤指揮，使得一些同志錯誤的認為新的革命浪潮已經到來，於是，原在黨內存在著的若干「左」傾思想和政策，又惡性發作起來。1930年6月11日，李立三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通過了《新的革命與一省或幾省的首先勝利》的決議，使以冒險主義為特徵的「左」傾錯誤再次統治了中央領導機關。李立三否認當時仍然是敵強我弱的基本情況，混淆民主革命和SHZY革命的界限，反對「工農武裝割據」和以農村包圍城市的思想，主張城市中心論，並制定了一個以武漢為中心的全國總暴動和集中紅軍進攻中心城市的計劃，結果使革命受到嚴重挫折。

再一次的損失，並沒有讓中共及共產國際真正的思考原由，錯誤再一次出現，而這一次，竟把中國共產黨和中國革命帶到了一個面臨生死抉擇的境地。

第三次，王明的左傾錯誤。

1931年1月7日，在黨的六屆四中全會上，以王明為代表的「左」傾機會主義者掌握了中共事實上的最高領導權。從此開始，黨內逐漸形成了一條比李立三「左」傾冒險主義更加完備、更加系統的新的「左」傾冒險主義路線。王明對中國革命的一系列基本問題，都提出了完全錯誤的觀點。首先對革命性質、革命形勢和階級關系等作了錯誤分析，其次對革命道路和城市斗爭的方針提出了錯誤的政策，再次在土地問題和其他政策上犯了一系列錯誤。在組織上，王明「左」傾冒險主義者大搞任人唯親的宗派主義，在軍事上實行冒險主義，在理論上實行教條主義。以王明為代表的「左」傾機會主義在黨內長時間占據統治地位，給中國革命帶來了嚴重損失，丟失了絕大多數革命根據地，紅軍部隊人數大幅減員，中央紅軍被迫撤離中央革命根據地進行長征。直至1935年1月召開的遵義會議，才結束了這次「左」傾錯誤，在危急關頭挽救了中國革命。[1]

王明的錯誤對中共的破壞是相當驚人的，而當時組織上的問題也因此暴露無遺，一個不到三十歲的年輕人，輕輕鬆鬆便當上中共事實上的最高領導人。王明作為一個理論家，在理論上有其獨到之處，但在實踐上，還有待鍛煉，而以後中共的運作，卻完全由王明及共產國際掌握，瞎指揮和瞎操作，上中國革命陷入了目盲的境地。

在上文中，我並沒有很詳盡的論述共產國際的因素，不是因為它不重要，而是因為它太重要了，具體的，我會在「成也國際，敗也國際」中論述。

2三次錯誤發生的共同特徵

簡而言之，有一下幾條：

l 權威崇拜的盛行，黨內民主缺失；

l 革命力量的單一性；

l 共產國際的瞎指揮；

l 理論中出理論，脫離實際的理論卻用來知道實踐

l 感情勝過理智

3歷史的緣由

最根本的原因在於中共在早期未能將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與中國革命的實際結合起來，革命理論嚴重地脫離了中國革命的實際。左傾錯誤對中國社會性質、革命性質、革命任務、革命形勢等的分析，都完全照搬了蘇聯的模式和馬克思、列寧、斯大林的個別論斷，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際相去甚遠。

工人階級的特點決定了的。中國的資本主義發展不是很充分，工人階級身受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三重壓迫，文化程度較低，學習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比較困難，全黨的理論水平整體較差，對於脫離中國具體實際的教條主義缺乏識別和判斷能力。

ZG的很多同志沒有充分認識到革命的艱巨性，太過急躁，操之過急。中國革命的任務是如此之艱巨，敵人是如此之強大，革命的力量是如此之弱小，決定了中國革命的長期性、艱巨性和復雜性。對這些問題的模糊認識，使左傾錯誤在這些同志中很容易引起共鳴。

封建觀念的影響，中共的革命活動不可能完全排除長期封建觀念的影響，封建觀念的阻礙，使得同志們在很多行動上採取了錯誤的方式。

教條主義的教訓是深刻的。未能實事求是、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在具有兩千多年封建社會歷史的東方大國，經濟上相對落後；文化上傳統上有東方的特點。這就要求我們黨將馬克思主義理論與中國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才有可能取得革命和建設的勝利。[2]

一些權術之士的推波助瀾，小人易躲，偽君子難防。

4成也「國際」，敗也「國際」

眾所周知，ZG早期是作為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存在的，從1922年起，ZG與共產國際形成了上下級的關系，這一關系就決定了ZG的路線、方針、政策的正確與否必定共產國際的路線、方針、政策有著直接的關系。
ZG的成長，共產國際有著很大貢獻，中國革命於共產國際處獲益甚多，但也受害甚多。

我們常說，我們黨在早期連連犯錯是由於我黨在理論、實踐、組織諸方面很不成熟，這無疑是正確的，但是，ZG不成熟，共產國際就成熟了嗎？

作為一個支部，我們不能不服從上級的指揮，這是一般的組織紀律。ZG在很多方面的失誤，無疑共產國際是脫不了干係的。

固然內因是根據，但一定的外因確是條件，在發生三次左傾錯誤的特定歷史條件下，共產國際對中共領導的革命，不僅起著一般的指導作用，很多時候甚至起著決定性的作用，由於共產國際本身的缺陷、革命理論的不完備，再加上對中國實際情況的不了解，兼之路途遙遠，指揮失當，中共在很多問題上遭遇到瞎指揮的問題。

打一個不恰當的比喻，中央叫湖北把武漢大學取締了，湖北能不照辦嗎？即使在程序上有問題、在道理上說不過去，但湖北還能怎麼著。而當時ZG與共產國際的關系，與此類似，往往是他們瞎指揮，我們背黑鍋。

一個不成熟的共產國際指揮著一個不成熟的中共，一個脫離實際的上級引領著一個書生氣的下級，一個缺陷甚多的組織指導著一個同樣問題多多的組織，所有這些加起來，給中國革命帶來了巨大的災難。

綜上所述，在ZG由幼年走向成熟的歷程中，中共曾歷經坎坷，左傾、右傾不斷出現，給中共帶來巨大的損失，總結經驗，我們深深的體會到，如鄧小平所說，「右可以葬送SHZY，『左』也可以葬送SHZY。中國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中國革命有自己的特色，我們要實事求是，走自己的路，建設中國特色SHZY。

[1] 本段部分內容摘自雅虎知識堂，程齊凱

[2] 本段部分材料來源於網路知道，江城我在

Ⅳ 在黨的成長發展過程中，共發生了幾次左傾錯誤，最後都是如何解決

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發生過三次「左傾」錯誤。 第一次「左傾盲動主義」，錯誤判斷革命形勢，提出無間斷革命，反對退卻， 去組織毫無勝利希望的城市武裝暴動。導致這次「左傾」盲動主義形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就其最基本的原因來說，則是由於大革命的失敗，黨內存在著以革命急性病為特徵的「左傾」思想急劇發展的結果，但共產國際的反右傾斗爭以及共產國際的代表羅米那茲對中國黨的影響也是重要原因。同樣，「左」傾盲動主義錯誤的結束也同共產國際有著密切的關系。 第二次，李立三「左」傾冒險主義是在革命開始復興，並且重新走向高潮的形勢下發生的。他們否認中國民主革命的長期性，混淆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的界限，片面誇大國內統治階級的危機，過高估計革命力量的發展，造成這次左傾錯誤發生的原因，一方面表現為中共六大並未完全肅清的黨內「左傾」思想，另一方面，則表現為共產國際對中國革命的指導，發生了重要的「左傾」偏差。 第三次，王明的「左」傾冒險主義錯誤是形態最完備，理論最充分，氣焰最盛，時間最長，影響最深，危害最大的一次。它的產生，發展及其結束同共產國際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探討中國共產黨歷史上三次「左」傾錯誤的發生、發展的原因，共產國際都起了重要作用，每一次的錯誤都是中共接受了共產國際的指導思想或代表的指揮，而脫離了中國革命的實際，從而導致中國革命受到挫折。

Ⅵ 1927年到1935年三次左傾錯誤使得中國革命遭受到嚴重挫折其中危害最大的一次是

1931年的王明左傾錯誤

1931年1月，以王明為代表的「左」傾冒險主義者在共產國際代表的支持下，取得了中共中央的領導地位，開始推行「左」傾冒險主義的方針政策。

王明「左」傾冒險主義錯誤主要表現在：

1、對革命性質、形勢和階級關系作出了錯誤的分析。混淆民主革命與社會主義革命的界限，否認中間階級的兩面性和反動勢力的內部矛盾，實行「關門主義」，主張「進攻路線」；

2、對革命道路問題和城市斗爭的方針問題提出了錯誤的政策。低估根據地建設和農村游擊戰的重要性，誇大國民黨統治的危機和革命主觀力量的發展，堅持「城市中心」論，號召全黨准備決戰。

(6)中國歷史上三次左傾錯誤擴展閱讀：

背景：

1929年王明回國，任中共上海滬東區委宣傳幹事，後調中共中央宣傳部任《紅旗》報編輯。王明先後在《紅旗》《布爾塞維克》等報刊上發表文章30多篇。

宣傳共產國際的思想、方針、政策。其間，他還寫了《兩條路線》（後改稱《為中共更加布爾什維克化而斗爭》）的小冊子，提出了在新形勢下的「左」傾政治綱領。

Ⅶ 歷史上的左傾錯誤

三次「左傾」錯誤：瞿秋白的盲動主義（1927年11月－1928年4月），李立三的冒險主義（1930年6月—9月），王明的教條主義（1931年1月—遵義會議前）。
我們回顧歷史，是為了珍視今天。尤其是在我們再次回首中國共產黨史的時候，發現我們黨這一路走來，真的走了太多的彎路。
幼年的中國共產黨在中國革命道路上左右搖擺不定；成年後的中共又在新中國建設上左右搖擺不定，不禁令世人唏噓：如果歷史可以重寫，如果我們這一路一直筆直前進，那中國將發展到何種程度？當然，這只是開個玩笑，歷史沒有假設，也沒有如果，更不可能重來。所以我們就應更加珍視歷史的經驗教訓和深遠影響。 對於"左"傾錯誤，其對後世產生的影響是深遠的。
第一，由於它對中國革命造成的巨大傷害，給中國共產黨人心中造成了嚴重的陰影。以至於對左右傾問題過於敏感，談虎色變。在建國後，還掀起了一場令中國人民永遠難以忘記的運動。
第二，教條主義和資本主義的錯誤從那以後便遺留下來，雖然黨內後來進行了多次整風運動，但效果並不為外人所知。
第三，經過這幾次嚴重錯誤的中國共產黨人，痛定思痛，開始認真的分析研究馬克思主義，對「什麼是馬克思主義」、「如何運用馬克思主義解決中國的實際問題」即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等諸多問題進行思考。是中國共產黨人思想的一個轉折，從盲目跟從共產國際蘇聯到自力更生獨立進行革命。才有了後來的毛澤東思想，才有了中國革命的勝利。
最後，通過這幾次事件，使我們黨開始客觀的評價蘇聯，評價斯大林（雖然正式書面顯示是在1956年的《論十大關系》，但我認為從此時開始，黨內從思想上已經產生了變化，由盲從變得更加理性）。為90年代，在蘇聯解體，東歐劇變之際，沒有出現更大規模的變革作出了早期重要的思想積淀。 綜上所述，在中共由幼年走向成熟的歷程中，曾歷經坎坷，左傾、右傾錯誤不斷出現，給中國革命和建設帶來巨大的損失，總結經驗，我們深深的體會到，如鄧小平所說，「右可以葬送社會主義，『左』也可以葬送社會主義。中國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中國革命有自己的特色，我們在社會主義建設中更應實事求是，走自己的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Ⅷ 我黨歷史上的幾次主要 左 、 右 傾錯誤

1.王明「左」傾錯誤。在1930年6月11日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通過李立三擬定的以武漢為中心的全國中心城市起義和集中全國紅軍攻打中心城市的冒險計劃，從而使「左」傾冒險主義在黨中央占據了統治地位。隨後，成立了實施這個計劃的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行動委員會。這次「左」傾錯誤在黨內統治的時間雖然不長，但黨卻為此付出了沉重代價。

2. 從1942年春天起，中共中央、中央軍委在全黨全軍范圍內展開了一次普遍的整風運動。這次整風運動是有領導、有準備、有計劃、有步驟地開展起來的。它的任務是：反對主觀主義以整頓學風，反對宗派主義以整頓黨風，反對黨八股以整頓文風。方針是：從團結的願望出發，經過批評或斗爭，達到新的團結；懲前毖後，治病救人。

3.反右派斗爭，從1957年6月8日起，中國共產黨發動並領導的一場全國范圍的反擊資產階級右派分子進攻的政治斗爭。
4八屆八中全會錯誤地批判所謂彭德懷右傾反黨集團，及隨後全黨展開「反右傾」斗爭，使糾正錯誤的努力中斷，而黨內「左」傾錯誤更加發展。1960年提出要長期保持大躍進，繼續要求工農業生產達到不切實際的高指標，對1959年上半年壓縮指標進行不公正的指責，一味強調反對右傾，要把干勁鼓足。在各地糧食告急的情況下，還不斷追加基建投資、追加基建項目，鋼年產量指標一噸也不能少。高指標、瞎指揮、浮誇風又再度全面地泛濫起來。從1958年「大躍進」開始的三年「左」傾冒進導致了國民經濟比例的大失調，並造成嚴重的經濟困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