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關於歷史人物的故事，2500字的論文！
從本文中可看出，曹操是一個機智聰明，善於思考，懂得變通的人。
"望梅止渴",為什麼望梅就會止渴?答：望梅止渴的心理原理
話說曹操帶兵走到一個沒有水的地方，士兵們渴得很，為了激勵士氣，曹操就對士兵們說："前面不遠處有很大的一片梅樹林，梅子特別多，又甜又酸，到時我們吃個痛快。"士兵們聽了，一個個都流出口水來，不再嚷渴了，行軍的速度也加快了。
在電影《上甘嶺》中，我們可愛的連長也成功地演繹了一回"望梅止渴"的現代版。電影中有這樣一個情節：在坑道里嚴重缺水的危機情況下，連長給戰士們講述了一個"梅子"的故事，引得戰士們一個個都在吞口水。
事實上，望梅止渴這個典故道出了一個非常有趣而又十分常見的心理現象--聯覺。聯覺是指由一種感覺引起另一種感覺的心理活動。具體到望梅止渴這個典故，就是由聽覺引起了味覺。除味聽聯覺外，在日常生活中，我們也有這樣的體驗：看到紅的、橙的、黃的顏色會產生溫暖的感覺，而看到藍的、青的、綠的顏色會產生寒冷、涼快或清爽的感覺，因而前者稱為暖色，後者稱為冷色。這是由視覺引起溫度覺的結果。
最常見的是色聽聯覺，即聽到一種聲音會引起一種色覺，通常是低音引起深色，高音引起淺色。心理學家蘭菲爾德（H. S. Langfeld）曾做過一個有關色聽聯覺的實驗，結果表明：不同的音符會引起不同的色覺，而且對同一個人來說，音調和顏色的聯系是相當穩定的，有些人在7年後仍保持c音符與紅色，d音符與紫色，f音符與粉紅色，b音符與非常明亮的銅色的對應關系。
正因為聯覺現象的普遍存在，也使人們在有意無意中把這一心理學原理應用到日常的生活中，尤其是在現代的廣告中有相當普遍的應用。
「望梅止渴」講了一個典型的心理暗示作用：古代魏國曹操的部隊在行軍路上，由於天氣炎熱，士兵都口乾舌燥，曹操見此情景，大聲對士兵說：「前面有梅林」。士兵一聽精神大振，並且立刻口生唾液。這是曹操巧妙地運用了「望梅止渴」的暗示，來鼓舞士氣。
還有這樣一件事，某人出門旅行，途中投宿於一個旅館。睡至半夜，哮喘的老毛病又發作了。他靠坐在床上，依然感到呼吸困難、胸部憋悶。黑暗中，他摸索了好一陣子，才找到窗戶。可是，任憑他怎麼使勁，也無法將它打開。情急之下，他只得揮拳把窗子的玻璃擊碎。頓時，一股涼爽的新鮮空氣迎面撲來。他探身對著被擊碎的窗口深深地吸了幾口，哮喘明顯地減輕，於是又摸索著回床躺下，不一會兒就安然入眠。次日清晨醒來後，他想起夜間發生的事情，趕忙查看到底是哪一扇窗子被他打破。奇怪，所有的窗戶均完好無損。原來，被他打破的竟是牆上那面掛鍾的玻璃。
這個人的哮喘發作是事實，打破掛鍾玻璃後，哮喘發作被控制了也是事實。而「治」好他哮喘發作的那「一股涼爽的新鮮空氣」卻並不存在。這種「想當然」就是心理上的暗示。
小品《賣拐》是一個消極暗示的典型。在消極暗示中，受暗示者的性格多缺乏主見、人雲亦雲、聽風是雨、盲目崇拜。他們大多知識淺薄，缺乏科學意識。如小品中的賣拐者以行家裡手自居，用一些貌似科學術語的語言就更有欺騙性。買者說自己「臉有點大」，言外之意是說自己的腿沒有問題。賣者則說：「那是腿部神經末梢壞死，把臉憋大了。」「神經末梢壞死」可不是小事，放在誰身上心裡也得「咯登」一下。買者說：自己左腿沒有毛病，只是小時候右腿摔過。賣者便說「那是轉移了」。「轉移了」這三個字是癌症晚期常出現的字眼，很有煽動性。讓你把腿跺麻之後走一圈兒，肯定會有不適之感，因此買者對自己的腿有病就深信不疑。人對自己的健康是很珍視的，因而也容易疑神疑鬼，過分敏感，本來沒問題的部位，在意識的指導下，也會產生錯覺，出現「杯弓蛇影」的心理暗示效應，進而產生了急切求治的心理。怎麼治呢？賣者說出了他的「經驗」之談：「架著拐，走一段時間就會好。」既然治法這么現成簡單，何樂而不為呢？這時賣者不失時機地把拐拿出來進行推銷。買者聽說自己的腿有辦法治，自然喜出望外。於是，一出騙局也就此宣告成功。
B. 求一篇歷史人物論文
如何評價秦始皇
他是中國第一位皇帝，也是皇帝尊號的創立者，同時也是中國皇帝制度創立者，使中國進入了中央集權帝制時代的人。他也使中國第一次完成了政治上的統一，形成了「車同軌，書同文」的局面，為其後各朝代謀求統一奠定了基礎。但自古以來，秦始皇一直是一個備受爭議的人物。
正面評價
秦始皇在位之時，吞並六國，並發兵南征北討，史載「百越之地，盡皆俯首」，「北擴千里」，按戰國地圖看，領土幾乎比戰國七雄控制范圍擴大了一倍。而且秦始皇「設置郡縣」，對征服後的土地注重統治和制度建設，不似其它同時代的征服者如馬其頓的亞力山大，或羅馬只重征服，不重製度建設；因此使統一的土地統治穩固，這才為中國現在的版圖奠定了基礎。後人認為，「功莫大過秦皇漢武」。意指秦始皇在武功方面，排在漢武帝之前，歷史上無出其右。至今，英語中對中國的稱呼China，也是從羅馬語Chin（秦）演變過來的，這在一個側面上表現了秦帝國的影響力。
秦國自商鞅變法以來重視以法治國，秦始皇繼承了這個傳統，十分推崇法家人物韓非，曾自嘆「若與其同游，則無恨矣」。對將領賞功罰罪，皆依法。秦始皇雖專制，認為「朕即天下」，但有秦一代，仍是依法治國。陳勝、吳廣起義，其理由也是「秦法嚴苛」，其罪當死，不得不反，乃是法逼民反。而並非如後世「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那般因嚴重腐敗，而官逼民反。後世儒家倡導人治，治國不依法，由君主一言而決，而至今日人治之風，馬屁之風猶在。
秦始皇首創驛站制度，並修驛道。為龐大帝國的政令通達以及由此而來的郡縣制皇權國家奠定了技術基礎。「修驛道，設郡縣」，這是中國能夠採用郡縣制這種先進制度，而非類似西方的分封制的一個必要條件。同時期的羅馬不能有效控制佔領區，只能設權利極大的總督（總督總攬一地的軍政大權，都是貴族，基層組織都依靠當地的原有組織），仍舊類似於分封制，這是羅馬帝國後來分裂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郡縣制是一種平民制度，其軍政首腦都由皇帝任命，依政績軍功可上可下，可平職調動，這就導致了職業官僚和職業軍人的出現。職業官僚和職業軍人都可以來自平民，郡縣官僚制有效的保證了平民（布衣）參政議政的權利（如李斯，蒙敖等等都是布衣，依軍功政績才出將入相），相比分封制這種貴族政治，無疑是一大歷史進步。現代國家的文官制度和軍隊制度就是起源於此。
秦始皇建立的秦帝國為之後近一千七百年的時間，中國在政治制度上先進於西方，從而比西方發達奠定了基礎。所謂「漢承秦制」，「自秦以來，其制未變」，「百代猶行秦法政」。兩千年的皇權時代的中國，在政治制度上基本上沿襲了秦朝的制度。
李白的詩《古風》：「秦王掃六合，虎視何雄哉！」 桑弘羊的論著中肯定秦始皇統一中國的功績。 清代的章太炎在1913年撰寫的秦政記也贊揚秦始皇。
負面評價
因為秦始皇推行「以法治國」的法家學說，而其後中國歷代統治者都推行以仁愛，中庸為核心的儒家學說。因此，秦始皇常作為負面典型出現在各種散文、史籍中。如賈誼的《過秦論》等。
《史記·秦始皇本紀》秦王懷貪鄙之心，行自奮之智，不信功臣，不親士民，廢王道，立私權，禁文書而酷法，先詐力而後仁義，以暴虐為天下始。
賈誼《過秦論》：一夫作難而七廟墮，身死人手，為天下笑者，何也？仁心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
秦始皇被很多史學家看作是一個暴君，為了權力可以不擇手段[14]。
萬里長城、秦馳道、靈渠、阿房宮及秦始皇陵等的規模均極為龐大，勞動舉國的人口興修，不少文獻均斥責在工程進行時造成不少人命死傷，但另一方面卻使各地的交通進一步發展，有助日後交通、經貿、以及各民族之融合。故此，一直成為史學家對於秦始皇功大還是過大的爭論點。
C. 論文：對某位歷史人物的評價 2000字左右 寫得好定再加分
對曹操的評價
（1）曹操統一北方的積極作用。
前已敘及，東漢王朝後期，由於政治黑暗，社會生產遭到嚴重破壞，人民無法生活，終於爆發了轟轟烈烈的黃巾大起義。但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農民起義不可能取得最終的勝利，繼之而來的是東漢王朝的解體和軍閥混戰。在混戰中，不僅董卓、李傕等涼州軍閥到處屠殺人民，搶劫財物，就是打著勤王旗號的東方將領也「縱兵鈔掠」。因而普遍出現了「民人相食，州里蕭條」的荒涼景象。這種情況的造成，除了應當歸罪於東漢王朝的反動統治外，鎮壓農民起義和破壞社會生產的軍閥，自然也是不可饒恕的罪首。但相對的說，各軍閥之間，畢竟還是有所差別的。拿曹操來說，他雖然鎮壓過農民起義和濫殺過無辜人民，但從他在政治、軍事、經濟各方面的表現來看，他比被他消滅的那些軍閥還是勝過一籌的。比如他推行屯田，興修水利，實行鹽鐵官賣制度，對社會經濟的恢復和經濟的整頓起了積極作用。這些都將在談論經濟時再介紹。
曹操一開始走上仕途就試圖用比較嚴格的法律改變當時權豪橫行的情況。但由於禍害根子在中央，操無法施展自己的意圖。到他自己掌握政權以後，才得全面推行抑制豪強的法治政策。他說：「夫刑，百姓之命也」；「撥亂之政，以刑為先」。他起用王修、司馬芝、楊沛、呂虔、滿寵、賈逵等地方官吏，抑制不法豪強。如果把袁紹和曹操在冀州先後推行的治術加以比較，就可以看出兩種不同的情況：「漢末政失於寬，紹以寬濟寬，故不攝」。在袁紹的寬縱政策下，「使豪強擅恣、親戚兼並，下民貧弱，代出租賦，炫鬻家財，不足應命」。這樣，自然不能使「百姓親附，甲兵強盛」。所以袁紹雖地較大、兵較多、糧較足，終為操所敗。操得冀州後，立即「重豪強兼並之法」，因而收到了比較能使「百姓喜悅」的效果。我們只要翻看一下《三國志·魏志》，就可以看出在操統治下，從中央到地方的政治面貌和社會風氣都與以前有所不同。朝中既少有傾軋營私的大臣；地方上恣意妄為而不受懲罰的官吏和豪強也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司馬光說操「化亂為治」，並非無據。而且操用人不重虛譽，他選用的官員要「明達法理」，能行法治。操還提倡廉潔，他用崔琰、毛玠掌管選舉，「其所舉用，皆清正之士，雖於時有盛名而行不由本者，終莫得進。務以儉率人，由是天下之士莫不以廉節自勵，雖貴寵之臣，輿服不敢過度」。於是社會風氣有所好轉。
與推行法治政策相輔而行的是操力圖集權於己，不容許臣下有結黨行為。他下令說：「今清時，但當盡忠於國，效力王事，雖私結好於他人，用千匹絹，萬石谷，猶無所益」。操為了監視群臣，設置「校事」。這件事受到大臣反對，認為「非居上信下之旨」。操對此加以解釋說：「要能刺舉而辦眾事，使賢人君子為之，則不能也」。所謂「賢人君子」，主要指世家大臣，他們累世為官，枝連葉附，名望和勢力很大。操對之一方面不能不加以籠絡，使之居上位而不予實權；一方面也利用出身微賤的校事來檢查他們的行動。至於這樣做有無必要呢？我們可以用日後孫權的話來回答。孫權說：「長文（陳群字）之徒，昔所以能守善者，以操笮其頭，畏操成嚴，故竭心盡意，不敢為非」。孫權也仿效操設校事一職，可知在當時情況下，設置監視大臣行動的校事，以防漢末和袁紹集團內大臣結黨拉派的重演，還是不無道理的。從曹魏政權的內部結構看，世家大臣最多，潛在的危險也較重。曹操為自身及子孫計，設置校事以伺察大臣，雖有些苛刻和搞權術，但不這樣，是難以制服他們的。史稱：「曹公性嚴，掾屬公事，往往加杖」。操還令諸將家屬居鄴，以防其叛己外逃，都是操與屬下存在著隔閡與矛盾的反映。
總起來看，黃河流域在曹操統治下，政治有一定程度的清明，經濟逐步恢復，階級壓迫稍有減輕，社會風氣有所好轉。所以我們說操之統一北方及其相應採取的一些措施還是具有積極作用的。
（2）曹操是一位卓越的軍事家。
首先，操善於馭將；如建安十九年（214年）曹操東擊孫權，退軍時，留下張遼、樂進、李典三將及護軍薛悌鎮守合肥。次年，操於出軍西擊張魯前，派人給薛悌送去教令，封面寫明：「賊至乃發」。不久，孫權親自率領大軍十萬來攻合肥，薛悌等開函看教，乃是：「若孫權至者，張、李將軍出戰，樂將軍守，護軍勿得與戰」。這時合肥守軍總共才七千餘人。敵眾我寡，如果分兵出戰，是否上策，諸將疑惑。張遼曰：「公遠征在外，比救至，彼破我必矣。是以教指及其未合逆擊之，折其盛勢，以安眾心，然後可守也。成敗之機，在此一戰，諸君何疑！」李典聞言，當即表示贊同。於是遼、典當夜招募敢從之士八百人，殺牛犒饗。次日天亮，遼被甲持戟，先登陷陣，殺數十人，斬二將，大呼己名，直沖至孫權麾下。權見遼來勢兇猛，大為驚恐，其左右亦不知所措，只好走登高冢，以長戟自守。遼呼權下戰，權不敢動，望見遼所將兵少，聚眾圍遼數重。遼一再突圍，權人馬皆披靡，無敢當者，自早戰至日中，吳人奪氣。遼等乃還修守備，眾心遂安。權軍經此一戰，銳氣頓失，守合肥十餘日，即撤軍退。大眾既去，權和數將尚留逍遙津北。張遼從高望見，即率步騎前來捉權，極將甘寧、呂蒙、凌統等竭死格鬥，權始乘駿馬逃去，幾被活捉。史家對操教令，頗為贊揚，胡三省認為操以「遼、典勇銳，使之戰；樂進持重，使之守。」孫盛認為操之本意是勇怯調配，「參以同異」。我以為：張遼作戰固極勇銳，樂進也以「驍果」顯名，常先登陷陣，「奮強突圍，無堅不陷」。如果把樂進說成是「怯」者或僅能「持重」的人，恐怕是不妥的。操的本意，料知孫權來時必自恃人馬眾多，合肥守兵寡少，必然驕忽輕敵。正可乘此給以迅雷不及掩耳的突然襲擊。即如張遼所說「及其未合，折其盛氣」，如此而已。蓋兵貴神速，掩其不備，操之知將料敵，固極高明。
由於孫權經常進兵侵犯合肥，所以曹魏一些靠近合肥的州刺史也帶兵屯戍於此。建安二十四年（219年），操令屯戍在合肥的兗州刺史裴潛等作好行軍准備。因這時合肥方面並無軍事氣氛，故裴潛等動作不速。揚州刺史溫恢暗自對裴潛說：「此必襄陽之急，欲赴之也。所以不為急會者，不欲驚動遠眾。一二日必有密書促卿進道，張遼等又將被召。遼等速知王意，後召先至，卿受其責矣！」於是裴潛趕緊作好快速行軍准備。果然不久接到快速進軍的命令。接著張遼等也收到詔書。說明操對諸將約束甚嚴，不容有忽慢詔令和動作遲緩的事。
由上可知，操善於用將，對之要求也很嚴格，但能得到他們的擁護。甚至連孫權都說操之「御將，自古少有」。證明操是善於御將的。
曹操還富有韜略、足智多謀，在戰略、戰術方面，常能應付裕如。操在戰斗時，常能根據敵我情況，臨機決策，變化多端。如前所述。操在對於毒農民軍、呂布、張綉、袁紹、馬超、韓遂等一系列戰爭中，常用聲東擊西、避實就虛、埋伏、包抄、突襲、離間、劫糧、攻彼救此、棄物誘敵等方法，譎敵致勝，轉弱為強。在戰略方面，操能集中部屬智慧，擇善而從，少有失誤。例如當操與呂布爭奪兗州，相持不下時，徐州牧陶謙病死，操欲乘機襲取徐州，然後再擊呂布。荀彧勸阻之。操乃改變主意，以全力擊敗呂布，平定了兗州。接著徐州也歸附了。建安六年（201年），即官渡戰後下一年，操因糧少，不足略定河北，欲因紹新破，以其間擊劉表。荀彧說：「今紹敗，其眾離心，宜乘其困，遂定之；而背兗、豫，遠師江、漢，若紹收其餘燼，承虛以出人後，則公事去矣」。操從之，終究平定了冀州。
由上可知，荀彧在戰略決策方面屢次糾正操的疑誤想法，因而對操的成敗存亡起了很關鍵的作用。其他謀臣如荀攸、郭嘉等亦有同樣功勛，為操所稱譽。足證操對戰略部署極為重視，事先都與群僚仔細商討。他能採納別人的正確策略，說明他的判斷力是很強的。
當操與袁紹起兵討伐董卓時，紹問操：「若事不輯，則方面何所可據？」操曰：「足下意以為何如？」紹曰：「吾南據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眾，南向以爭天下，庶可以濟乎？」操曰：「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無所不可」。操又對別人說：「湯、武之王，豈同土哉？若以險固為資，則不能應機而變化也」。操之所以能克敵致勝，主要原因之一是如同他自己所說的「任天下之智力」，即充分發揮臣下的智慧和將士的戰斗積極性。所謂使「賢人不愛其謀，群士不遺其力」。
無論曹操在戰略、戰術上做得怎樣出色，如果其軍隊沒有較強的戰鬥力還是不行的。呂布的軍隊號稱勇悍；袁紹的軍隊人數最多，經過多次較量之後，都為操所敗，說明操軍的戰鬥力是很強的。操軍戰鬥力之所以強，乃由於操一貫採取精兵、簡政、重視糧食生產及運輸等措施。操曾說：「孤所以能常以少兵勝敵者，常念增戰士，忽餘事，是以往者有鼓吹而使步行，為戰士愛馬也；不樂多署吏，為戰士愛糧也」。操自言當官渡會戰時，袁紹有鎧甲一萬領，他只有二十領；袁紹有馬鎧三百具，他連十具都不到。操軍人數雖少，裝備雖差，但操治軍帶兵，比較重視紀律，賞罰比較嚴明，結果打敗了袁軍。一次在行軍途中，操傳令不得讓馬踐踏麥地。如有違犯，一律斬首。於是士兵皆下馬步行，惟恐踏壞了麥子。可是操自己所騎的馬卻因吃驚而踏了麥田。於是操即拔劍割下自己一撮頭發，做為處罰，這雖只是做做樣子，但也可說明操在軍中持法是比較認真的。操起兵初期，打過不少敗仗，但軍隊始終沒有潰散，就是因操治軍嚴整，而且在政治、經濟各方面也能較好地配合和支持軍事。所以終能轉危為安、變弱為強。其他軍閥如袁紹則「御軍寬緩，法令不立」；呂布則「勇而無計」、「輕狡反復」；劉表則「不習軍事」、只「保境自守」；袁術則「奢淫放肆」、「無纖介之善」。所以操終能將他們各個擊破。
由此，我們說曹操可以稱得上古代卓越的軍事家。
（3）曹操的為人和作風。
操在中國歷史上是為人熟知的人物之一，人們對他的看法紛紜錯雜，毀譽不一。毀者把他說成白臉的奸臣、專門玩弄權術、「寧我負人，勿人負我」的極端利己者：譽者則目之為命世英雄、傑出的軍事家、政治家、文學家。有關史書記載，既善惡錯出，真假難辨。我們如果片面地依據某些記述，斷章取義，縱然再多發表評論文章，亦無濟於事。評論歷史人物，應當從有關的可靠記述中歸納出居於主流的東西（如德、才、功、過、善、惡、作用、影響等），從而得出確切的結論。不僅要把這一人物與他同時的人相比較，也要放在歷史的長河中與同一類型的人相比較，這樣便不難估計其在各方面的價值，以確定其歷史作用。比如曹操的忠與奸的問題，我們在前面已經做過分析，曹魏政權是曹操在農民起義的影響下，自己苦心經營出來的。當時尺土一民，皆非漢有，漢朝還有什麼可供曹操篡奪呢？曹操確實是玩弄了一套「挾天子以令諸侯」的把戲，但這樣做，還是為漢朝延長了二十餘年的名義上的國柞。假若操是奸臣的話，那末，二袁、劉表、劉備、孫權……誰是忠臣呢？如果找不出一個能維護漢政權的忠臣來，還能說操是奸臣嗎？
至於曹操對人是否奸詐？專門傾人利己呢？傳說中曹操所說「寧我負人，毋人負我」的話是否真實呢？據《三國志》卷1《武帝紀》注引《魏書》：
太祖以卓終必覆敗，遂不就拜，逃歸鄉里，從數騎過故人成皋呂伯奢，伯奢不在，其子與賓客共劫太祖，取馬及物，太祖字刃擊殺數人。
《武帝紀》注又引《世語》：
太祖過伯奢，伯奢出行，五子皆在，備賓主禮。太祖自以背卓命，疑其圖己，手劍夜殺八人而去。
《武帝紀》注又引孫盛《雜記》：
太祖聞其食器聲，以為圖己，遂夜殺之。既而凄愴曰：「寧我負人，毋人負我！」遂行。
根據《魏書》的說法，操殺人系於被劫之後，這種殺人，不能說是負人，而只是懲罰歹徒的行為。《雜記》所說操夜殺人，乃是怕別人殺害自己，所以先下手為強，這還可以說是「寧我負人，毋人負我」的行為。但操過後，還是很快就感到凄愴傷懷，說明這次殺人是屬於誤會，並非操本性即安於做負人之事。而且，「寧我負人，毋人負我」之語，只見於此書，其他二書均未道及。可知這話是不可靠的。從當時實際情況論，操恐懼出奔，方逃命之不暇，安能輕易做殺人惹禍之事。他當時如畏人圖己，就應趁人無備時逃走，何必殺人以增罪累而稽行期？以上三書所記大相徑庭，陳壽既不採用，裴注雖引出，但未置評，僅備遺聞。所以我們不宜視之為真實材料，與其在這個問題上多做糾纏，遠不如從操許多比較確鑿的行事中尋找答案。比如：陳宮，原來是擁戴操為競州牧的有功大員，操「待之如赤子」。但後來陳宮趁操東征徐州牧陶謙之際，叛操而迎呂布為兗州牧，使操幾遭滅頂之災。後來陳宮與呂布一起被操禽獲，「宮請就刑，操為之泣涕」，頗有故人依戀之情。宮死後，「操召養其母終其身，嫁其女，撫視其家，皆厚於初」。又如建安十九年（214年），蒯越病死前，托操照料其家，操報書曰：「死者反生，生者不愧，孤少所舉，行之多矣，魂而有靈，亦將聞孤此言也」。可見操對死者的囑托，並無背負之事。王粲的兒子因參與魏諷謀反，為曹丕所誅，操聞嘆息曰：「孤若在，不使仲宣無後。」操以金璧從南匈奴贖回蔡文姬之事更為人所熟知。操還自言：「前後行意，於心未曾有所負」，可知他是怕負人的，似不可能說出「寧我負人，毋人負我」的話。呂思勉謂：「操之待人，大致尚偏於厚」。這種講法，是符合事實的。那些述說操詐騙傾人的傳聞、軼事，多非歷史的真實。但這種講法從何而來呢？首先，操用兵善「因事設奇，譎敵制勝」，呂布與操作戰時，曾告誡部屬：「曹操多譎」。因此，有人就把操用兵時的「多譎」，擴大到其為人和作風上；其次，陳壽說操「少機警，有權術」。「挾天子以令諸侯」，就是他在政治上搞的權術，趙翼言操用人系以權術相馭。操在用人上，確實有用權術的地方，但說他用人全靠權術，就以偏概全了。封建政治首腦有幾個不用權術的？有幾個沒有濫殺過人？袁紹早就讓操殺楊彪、孔融、梁紹。就以孔融為例，他何嘗不隨意殺人！當他任北海相時，僅因「租賦少稽」，就一朝殺五部督郵。孔融既不能自力保境，又不肯同鄰近州郡合作，因此，左承祖勸他「自托強國」，僅因這個建議，就被孔融殺害。至於歷代開國帝王，因鏟除異己，而濫殺錯殺的更史不絕書，如果只責操譎詐負人，是不公允的。
操的污點，首先是他參與鎮壓黃巾起義，關於此事，前面已多處提及，不再詳述。其次是他有過屠殺徐州人民的罪行，此事前面也說過。關於操攻徐州牧陶謙的原因，各書說法不一。即使操父真為陶謙所殺，操也不該大量屠殺無辜人民。陳壽於《三國志》中敘述曹操之事，從不做過分的貶抑，對操攻徐州的暴行，所述亦較他書為簡，然亦不能不承認：「所過多所殘戮」。操還曾有「圍而後降者不赦」的法令，操及其手下諸將常有「屠城」之事，這是不應寬恕的。其他如當操攻圍呂布於下邳時，關羽屢向操求取布將秦宜祿之妻杜氏，操「疑其有色，先遣迎看，因自留之」。在此事稍前，操在宛收降張綉時，亦曾納張綉的從叔母，以致引起張綉的叛變。諸如此類的事，在當時雖算不上什麼很壞，但總是欠缺的。陳壽在評論曹操時，極稱贊其謀略、權變、法術和用人、創業的功績，從無一語贊及他的品德。陳壽論到劉備時，認為備「機權於略，不逮魏武」。可是極力稱頌劉備的「弘毅寬厚，知人待士」。說明陳壽是善於抓住曹、劉在德才上各自特色的。
許多人認為曹操是我國古代卓越的軍事家，我很同意。有些人還認為曹操是我國古代卓越的政治家，我覺得有點偏高。因為曹操有過濫殺無辜人民的暴行。一個卓越的政治家應當不這樣。另外，在個人品德作風上，曹操也有些欠缺，不足為後世法。既然稱作歷史上的政治家，就應當對後世能起榜樣作用，曹操在這方面還不夠規格。
D. 「談談如何評價歷史人物和歷史事件」論文，2000字
題目有點大，建議選一個歷史上爭議較多的人物，分析其被不同時代的不同評價，總結一些評價的「現實意義」。比如：李鴻章
E. 求關於中國近現代上某一歷史人物的論文，3000字
關鍵詞：李鴻章，洋務運動，愛國
摘要：李鴻章作為一個影響了晚清中國近半個世紀的漢族官僚。可以說是中國歷史進程中的一個悲劇人物。一生奔波勞累，是洋務運動中做事最多的的人。最後卻落得被時人、後人唾罵的賣國賊。今天，我們應該拋棄過去的偏見，全面客觀的看待這樣一個歷史人物。
「丈夫只手把吳鉤，義氣高於百尺樓。一萬年來誰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一位歷史學家曾經說過，晚清只要搞懂三個人，就可以把晚清歷史的樞紐、著眼點找到。這三個人是：慈禧，李鴻章，赫德。慈禧代表清王朝滿族貴族的最高統治者，太平天國後，清朝權力中心下移，地方漢族大員崛起。湘系，淮系，北洋。當中時間最長，做事最多的就是李鴻章。赫德代表洋人和西方勢力。這足見李鴻章的分量。
關於如何評價李鴻章，我想先從李鴻章對自己的評價入手，甲午戰爭使他一生事業名聲掃地，他也承認自己少年科第，壯年戎馬，中年封疆，晚年洋務，一路扶搖，沒想到甲午一戰，把我這個紙糊的燈籠給捅破了。現在我們一步一步來看。
首先，李鴻章並非出生於大地主大官僚家庭，他的祖先一直到他的祖父才有了兩傾地。李鴻章24歲就中了進士。過去有種說法，叫五十少進士，二十老明經。就是說五十歲能中進士就已經很了不起了。像小說范進中舉的人層出不窮。可以說李鴻章是很刻苦，而且理學修養很高。
在19世紀50年代，太平天國橫掃中國江南地區，清朝的「八旗」，「綠營」不堪一擊。是靠漢族大員的團練才將其平定。其中就包括李鴻章的淮軍。過去李鴻章鎮壓太平天國被稱為是他的一項「罪證」。我認為這是因為受過去得意識形態影響，凡是鎮壓農民起義的就是反動勢力，尤其在文化的革命時期。凡是不「革命」 的就是反動的頑固派，而在那個時期「革命」其實是被理解成「造反」，只有造反才是對的，所謂「造反有理」。歷史作者梅毅（赫連勃勃大王）在他的新書《極樂誘惑———太平天國的興亡》中評價太平天國是世間的「禍胎」，沒有任何先進的東西可言。雖然很多起義者追隨太平天國，認為可以實現有田同耕，有飯同食的理想國。可惜「人們對天堂的渴望，往往導致其最終墮入地獄的深淵」。
經過了太平天國，捻軍兩次大規模的內戰後，李鴻章憑借軍事力量起來了。這時正值英法連軍火燒圓明園。讓李鴻章看到西方的船堅炮利，勢不可擋。他立刻對淮軍進行現代化改革，用現代兵器武裝，此後30年，淮軍基本充當了國防軍主力。又組建了北洋海軍，是中國現代化的一顆明珠。這兩支隊伍在中國近代反侵略戰爭和國防近代化的過程中，是應該肯定的。
趨新實物，是李鴻章的特點，他認識到中國應該建立自己的民族工業，不能只向外國人買兵器，所以他積極投身洋務，作為晚清五大洋務集團，拉開了近40年「洋務運動」「同光中興」的序幕（而且他也是謝幕者）。一方面，他辦實業，鐵路、海防都是他最早創辦的，另外他創辦了中國最早的軍事工業，民用工業，電報也，據說創造了47個第一，非常不容易。另一方面，他同時看到光有造機器的的機器不行，還要有造機器的人和懂原理的人。於是他派遣留學生。近代留美幼童，福州船政學堂，陸軍軍官，都是李鴻章派的，不過留學周期太長，而洋務急需人才，於是聘請洋人，聘請土籍科學家如徐壽、華恆芳等。另外設立翻譯官，翻譯了很多科學、軍事方面的書籍然後辦學堂，做了很多事情。在辦軍事工業後發現國不富就無法養兵。於是又辦民用工業，辦輪船招商局和洋人爭利，開煤礦。辦民用工業錢不夠用，他就想出了一個辦法。官方出一股，民間資本出一股，總的是國家控股，官督商辦。這在當時是一個全新的體制。
事實上，李鴻章搞洋務是阻力重重的，很多人認為他大逆不道。比如造輪船，要大機器生產。當時很多頑固派就反對，而且勢力很大，認為立國之道在人心，在孔孟之道，不在於機器，那是奇技淫巧。以洋人為師就是亂我中華，就是用夷變夏。至於修鐵路，19世紀70年代初就提出來了，最後1889年慈禧下懿旨批准，在那麼緊急的情況下耽誤了20年。在期間李鴻章修了一條70公里的鐵路用來運煤，當時遭到反對。結果不敢跑蒸汽機車，而是用騾子在鐵軌上拉著跑。至於洋務運動需要的技術人才，在當時根本沒有人願意學，認為只有孔孟之道才是正道。比如嚴復就是想走功名之路，但後來父親死了，家裡很窮，他才進福州船政學堂。在洋務派和頑固派歷次的爭論中，頑固派總是把技術性的問題上升到道德層面，上升到違反孔孟之道。中國人有種泛道德化的傾向，這不能不說是一種悲哀。
縱觀整個洋務運動，李鴻章克服了重重困難，中國才取得來之不易的一點點近代化的進步。由此觀之，李鴻章是個愛國士大夫。
李鴻章被指責最多的就是甲午戰敗，簽署中日《馬關條約》。李鴻章早就認識到了日本的威脅。1874年李鴻章就說「泰西雖強，尚在七萬里之外，日本則近在戶闥，視我虛實，誠為中國永遠大患。」他創立北洋水師時就指出「今日所以謀創水師不遺餘力者，大半為制御日本起見。」甲午戰爭中李鴻章下令不許出戰有諸多原因。首先是慈禧60大壽，不能被一場戰爭攪和。其次，他深知中國30年的軍事變革，不過是一座紙片糊的破房子，實際上不足以戰勝日本。其實李鴻章了解自己部隊的腐敗，之道不能打，只能養成猛虎在山之勢威懾日本。電視劇《走向共和》里李鴻章對榮祿說過一段話，雖然未必是歷史事實，但很精闢。他說自己不過是大清的裱糊匠，把一棟破屋子塗的很光鮮，有些小風小雨弄破了幾個洞再糊上就好了。但一旦遇上暴風雨，就免不了倒掉的結局。這個暴風雨就是日本。在百弊叢生的中國，他根本不能以一人之力補天，被日本戰勝是必然的。我們過去總提歷史是人民創造的，可是不能說盛世的、革命的歷史是人民創造的，而屈辱的歷史就是幾個「竊國大盜」「賣國賊」創造的吧！李鴻章做了一個衰落國家的替罪羊。
至於後來的《辛丑條約》的簽訂，李鴻章沒有什麼責任，戰爭的挑起和整個過程李鴻章都沒有參與。他還和張之洞，劉坤一搞了個「東南互保」，保存了一點實力和中國經濟的命脈，一方面沒有徹底激怒洋人，另一方面使談判有了一點最起碼的本錢。
縱觀李鴻章的一生都在為國家奔波勞碌，為中國最早的現代化奠定基礎，盡自己說能強國，說他「賣國」其實是毫無道理的。
當然，李鴻章在強國的同時，也有許多錯誤和不足的地方。比如他搞軍事工業現代化，卻沒有對軍事體制尤其是陸軍進行多大的革新，沒有形成軍官團及其精神。還有就是他任人唯親，尤其是對同鄉的照顧。淮軍1300多名軍官中700多人是安徽人。再就是只重視對器物的變革，沒有進行政府體制的變革，沒有行政效率的提升。即使在淮系內部也沒有現代管理體制的樣子，還是古代幕府的延伸。
李鴻章作為一個新舊交替的任務，一方面以前所未有的的眼光來看待世界，一方面也沒有脫離出傳統的官僚作風，但是我們不能苛求古人，在那樣一個時代，能夠做到他這點，我認為已經非常難得了。
通過對李鴻章的認識，我覺得今天的中國也有很多值得借鑒的地方。比如洋務運動時期搞的官督商辦，一百年後我們的改革也在用。我們今天的國有企業改革也是國家控股。這在改革剛開始的時候可以刺激民間資本的投入，可是不能根本的解決問題，因為實際掌權的的仍然是官員，商人沒有發言權，導致企業仍然死氣沉沉，官商很難融合。洋務運動的官督商辦企業因此倒了，我們現在的改革如果不能再向前邁一步，實現私有制，那將是很危險的。再有就是只重器物層面的改革，而沒有對政治體制的改革，最終導致洋務運動的失敗，今天我們的改革至少也要消除那些政治方面一切限制經濟自由健康發展的東西。另外李鴻章的改革沒有系統的理論和指導思想，這使他在與頑固派的爭論中總是處於劣勢，最後這能自己低頭做事，所以不論做什麼都應該有系統的思想作支撐。還有李鴻章的變革是進入體制內的最高層進行的，這樣代價很小，如果是靠革命變革，那對人民和國家都會造成巨大破壞。再有李鴻章的軍事現代化變革也沒有組織軍隊的腐敗，直接造成了甲午戰爭的失敗，也是我們今天要注意的。最後，李鴻章對外國有一種恐懼的心裡，很「畏外」。我們今天在同外國打交道時應該挺起脊樑，據理力爭。對於個人來說，李鴻章也有值得我們學習的地方，他是先攻學歷資本，獲得後立刻轉向實力和道德資本，環環相扣，缺一不可，也不能顛倒順序，這也是對於個人來說是要學習的。
參考文獻：
《中國政治制度史》
世紀大講堂——翁飛：李鴻章
雷頤——晚清變革的動力與空間
姜明——李鴻章與甲午戰爭的歷史教訓
F. 歷史人物論文
東漢末年，復曹操「挾天子以令制諸侯」，被視為國賊。一位洛陽名醫名喚吉平，忠漢室，與漢國舅董承等人共謀誅曹。他打算在為曹操送葯時下毒，卻不慎泄露了天機。曹操命人痛打吉平，逼他招出何人指使。吉平血流滿階仍只是痛罵曹賊，後撞階而死。在羅貫中筆下，他是有名的忠義之臣。
清末，戊戌變法失敗後，康有為、梁啟超逃往日本。譚嗣同是「有心殺賊，無力回天」。他堅信「不有行者，無以圖將來；不有死者，無以酬聖主」，泰然赴死，留下「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昆侖」的名句。
蘇武、吉平、譚嗣同三人，為了忠義可以忍受萬般折磨，直至獻出生命。他們這樣做，很大程度上是受了封建正統思想的影響，他們捨生而取的「義」，只能是忠義。
蘇武牧羊的故事婦孺皆知。蘇武被扣於匈奴後，匈奴貴族先以名利引誘，後以嚴刑威脅。但蘇武始終大義凜然，寧死不屈。匈奴貴族無計可施，便「徙武北海上無人處」。蘇武則「掘野鼠，去草實而食之」。在如此艱難的環境下，他仍拄著漢朝的旄節，不屈節辱命。他出使時正值壯年，待其歸漢之時，已是須發皆白。他成為我國歷史上堅持民族氣節的著名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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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鴻章
縱觀李鴻章一生，可圈可點處眾多，但是在皇權體制下，沒有實現其抱負，這是民族和個人的悲哀。
建國後對李鴻章的評價大有偏頗，往往把李鴻章臉譜化為賣國賊，這個觀點和歷史是不符合的。
李鴻章在國際上享有盛譽。1896年李鴻章訪美時一位美國記者這樣描述：他面龐慈祥，雙眼明亮，閃爍睿智，包含幽默。他從不向人提要求，但總能獲得滿足。他很輕松地與人交談，不會使人緊張……對婦女禮貌，喜愛兒童。
李鴻章拜謁格蘭特將軍陵時，更折服了美國人，他們是這樣描述的：……他站直了身體，用極其悲傷的聲音低吟道：「別了。」他的思緒回到了17年前與格蘭特將軍會面時的場面，當時他們相談融洽，因為他與將軍一樣都曾經為了拯救祖國而久歷沙場。——李鴻章在美國所受到的接待的規格、禮遇和受歡迎的程度，是後來訪過美的中國領導人如鄧小平等人無一能望其項背的。而李鴻章對美國人的友善和所搏得的美國人的好感，終於在後來八國聯軍事件的談判中得到了回報。
但李鴻章也不會放棄任何一個為在美華人移民爭取權利的機會，在訪美結束後，他有意避開了美國西部，而選擇了加拿大作為他回國的路線，引起了美國記者的注意，就此事對他采訪。李鴻章借機請求美國媒體幫助中國移民：「我期望美國的新聞界能助中國移民一臂之力。你們因你們的民主和自由而自豪，但你們的排華法案對華人來說是自由的嗎？……我相信美國報界能助華人移民一臂之力，以取消排華法案。」
李鴻章為了廢除強加在中國人頭上的鴉片貿易還做了許多努力，為此在1894年8月27日會見了世界禁煙聯盟執行秘書英國人約瑟弗. G.亞歷山大————後鴉片貿易為英國國會議案所禁止。
李鴻章也得到同時代優秀人物的認可，比如（在義和團之亂時）時任湖廣總督的張之洞出面與諸大臣商議對策。北京不保，萬一太後與皇帝在戰亂中罹難，中央政權面臨崩潰，國家將陷入徹底無序的混亂。為免出現這種情況，群臣合議，到時就共同推舉李鴻章出任中國「總統」以主持大局。中國差點驅逐滿清，提前共和。
李鴻章重視西方科學，派出中國第一批留學生赴美學習現代科技知識。這批留學生曾經考入耶魯等名校，詹天佑就是這批留學生的代表。此外，中國的電報業也是由這批學生開拓的。李鴻章積極學習新鮮事物，一次問一個留洋生什麼是「拋物線」，小夥子解釋了半天，李仍一頭霧水。小夥子急了：「撒尿就是拋物線！」李恍然大悟。
即使是在生前大部分時間極力否定「帝國主義」曾經在中國存在的美國哈佛漢學家費正清老先生在晚年也總算是良心發現，說了些公道話：「列強未能『分裂中國』的部分原因是由於中國善於巧妙地利用一個國家來牽制另一個國家 。」而且這個避免八國聯軍肢解中國的人物就是李鴻章。
李鴻章應該對甲午戰爭的失敗負責，但是甲午戰敗的根本原因不在於其個人。因為工業化的日本和農業化的中國作戰，勝負在戰爭前已經決定了。李鴻章是晚清最傑出的外交家，他的後半生致力於中國的外交事業，在當時那種國際大環境下他已經盡到一個外交家的全部努力了。
李鴻章生逢大清國最黑暗、最動盪的年代，他的每一次「出場」無不是在國家存亡危急之時，大清國要他承擔的無不是「人情所最難堪」之事。因此，國人在對他咒罵痛斥之時，確實「不可不深自反也」，確實不可「放棄國民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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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鴻章歷史定位
李鴻章及其生活的時代，早已成為歷史的陳跡。但他作為近代中國一位非常復雜的歷史人物，在不同時期扮演著不同的角色，所言所行更是斑駁陸離，因而人們評價起來眾說紛紜就沒有什麼可怪的了。正所謂：「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
過渡時代的過渡性人物
李鴻章「少年科第，壯年戎馬，中年封疆，晚年洋務，一路扶搖」，在晚清政壇上縱橫馳騁半個多世紀。梁啟超評價李鴻章「是為時勢所造之英雄，非造時勢之英雄」。李鴻章雖然難以承載「英雄」桂冠，但為「時勢所造」和影響「時勢」進程則是不爭的事實。
李鴻章活躍於政治舞台之日，正值晚清社會從傳統向近代、從獨立國家向半殖民地演化的過渡時代。適逢其會的李鴻章也就成了「崛起於新舊兩界線之中心的過渡時代」的過渡性人物。時代造就了李鴻章，而李鴻章也以自己的言行在絢麗多彩的時代畫卷上深深地打上了個人的印記。李鴻章人生旅途，跨越道、咸、同、光四朝，出將入相，「坐鎮北洋，遙執朝政」，涉及晚清幾乎所有重大歷史事件。他身為清朝「柱石重臣」，植根於封建主義而又傾向資本主義，忠實於傳統營壘而又頗具改革精神，所言所行，往往新舊紛呈，中西雜揉，內則「開拓」與「因循」畢具，外則抗爭與妥協並存，因而有時是順乎時代潮流，有時又是阻擋歷史車輪。
用農民的鮮血染紅自己的頂子
李鴻章以儒生起家軍旅，憑借編練淮軍鎮壓太平天國、「削平大難」而「早膺疆寄，晉贊綸扉」。太平天國運動是「四海變秋氣」的封建衰世的農民群眾企圖用火和劍來變革現存的清朝統治秩序，把「通天下皆一式」的地上天國在現世、在中國建立起來。盡管他們所憧憬的「通天下皆一式」的地上天國實際上只能給自己套上一副帶有光環的封建枷鎖，但他們反對「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