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故事義勇軍進行曲

Ⅰ 《義勇軍進行曲》《東方紅》《春天的故事》《走進新時代》是在什麼歷史背景下誕生

《義勇軍進行曲》由田漢作詞、聶耳作曲，誕生於抗擊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戰爭年代，1949年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象徵著在任何時候任何地點，為捍衛國家和民族的尊嚴，中華民族的堅強鬥志和不屈精神永遠不會被磨滅。《義勇軍進行曲》原是聶耳於1935年，為「上海電通公司」拍攝的故事影片《風雲兒女》所作的主題歌。2004年3月14日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正式將《義勇軍進行曲》作為國歌寫入《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

《東方紅》（陝北民歌）李有源、公木詞，李渙之編曲，是當年陝甘寧邊區新民歌的代表作。這首最早在陝北傳唱的歌曲以朴實的語言，唱出了人民群眾對偉大領袖毛澤東主席及其領導的中國共產黨的深情，歌詞簡單，情感真實，旋律好記，因此流傳極廣。
這首民歌原為陝北民歌《騎白馬》。1943年冬，陝西葭縣（今佳縣）農民歌手李有源（1903-1955）依照《騎白馬》的曲調編寫成一首長達十餘段歌詞的民歌《移民歌》。《移民歌》既有敘事的成分，又有抒情的成分，表達在毛主席、共產黨領導下的廣大貧苦農民追求幸福生活的欣悅心情。歌曲編成後由李有源的侄子、農民歌手李增正多次在民間和群眾集會上演唱，很受人們歡迎。隨後，延安文藝工作者將《移民歌》整理、刪修成為三段歌詞，並改名為《東方紅》，1944年在《解放日報》上發表。
解放後，為適應專業合唱隊表演，先後有多位作曲家將其改編為合唱曲，現在通行的合唱曲《東方紅》是由著名作曲家李渙之編寫的。

春天的故事》是一首由蔣開儒和葉旭全作詞，王佑貴作曲，董文華演唱的經典歌曲。歌曲描述了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總設計師鄧小平同志南巡的故事。《春天的故事》的部分歌詞：「1979年，那是一個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國的南海邊畫了一個圈，神話般地崛起座座城，奇跡般地聚起座座金山。1992年，又是一個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國的南海邊寫下詩篇，天地間盪起滾滾春潮，征途上揚起浩浩風帆。」「老人」指的是：鄧小平同志，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總設計師。此曲已成為中國第二代領導人的音樂代表曲目。

《走進新時代》是一首紅色歌曲，整首歌曲充滿了愛國主義精神，旋律充滿正氣，
歌詞健康向上。這首歌以領唱和合唱的形式歌頌了我們偉大的黨和人民。具有抒情歌曲的特點，親切深情反映了對祖國、對人民和對一切美好事物的熱愛！進入改革開放後，一曲《走進新時代》，為我們展現了黨和國家四代領導集體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決心和信念。 這首歌是歌頌我國第三代領導集體的，另外《東方紅》是歌頌第一代領導集體的；《春天的故事》是歌頌第二代領導集體的。 一首歌標志一個時代，標志一代領導人——這是很有中國特色的歌曲創作。《東方紅》，《春天的故事》，《走進新時代》，通過這樣三首歌， 歷史被連在了一起；同時，歌曲也琥珀般地凝固在了歷史中。中國一直是有這樣的人文傳統的：30年代的《大刀進行曲》，40年代的《解放區的天》，50年代的《志願軍戰歌》，60年代的《誰不說俺家鄉好》，70年代的《北京頌歌》，80年代的《祝酒歌》…… 每首歌都像歷史的一面旗幟——引導當時的人，觸摸後來的人。《走進新時代》創作於1997年十五大前夕，抒發了世紀之交的昂揚情懷。

Ⅱ 義勇軍進行曲的歷史沿革

九一八事變後僅僅一個月，撫順清原的「血盟救國軍」就打響了遼東武裝抗日的第一槍。與此同時，《國歌》的母本——《血盟救國軍軍歌》誕生，早於《義勇軍進行曲》三年多的時間，1931年10月16日，在撫順大地上就唱響了「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
2015年7月16日，40多位專家、學者以及抗戰先烈的後人一致認定：1931年10月16日誕生的《血盟救國軍軍歌》是國歌的「母本」，撫順是國歌的奠基地。
這首歌的歌詞與我們熟悉的國歌極其相似：
起來，不願當亡國奴的人們
用我們的血肉喚起全國民眾
我們不能坐以待斃
必須奮起殺敵
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
起來！起來！
全國人民團結一致
戰斗！戰斗！戰斗！戰斗！
這首歌就是《血盟救國軍軍歌》，作者是清原滿族自治縣的孫銘武、孫銘宸（又名孫耀祖）兄弟。
2015年7月16日，撫順市召開紀念抗戰勝利70周年暨「撫順——國歌奠基地」座談會，來自省內的40多位專家、學者，以及抗戰先烈的後人參與了座談，與會人士一致得出結論：早於《義勇軍進行曲》3年多的時間，即在1931年10月16日，在撫順大地上就唱響了「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撫順是國歌的奠基地！
在這次座談會上，遼寧社會科學院東北淪陷史研究室主任張潔說，《血盟救國軍軍歌》是國歌的「母本」，國歌是如何發源的問題一直是歷史研究領域的空白，做好這項工作對國家、對社會來說都是重大貢獻。中國近代史史料學會副會長、遼寧「九一八」戰爭研究會會長王建學先生認為：大量歷史資料證明，「撫順是國歌奠基地」這一提法可以認定是准確的。
孫氏兄弟為國歌提供原創素材
據資料記載，2002年9月28日，撫順社會科學院副院長王平魯對住在撫順西葛聯社、在撫順石油一廠做司機的孫銘武的兒子孫超進行采訪考證。孫超回憶說：「我父親舉義抗日當初還創造了一首《軍歌》，那是1931年10月16日，我當時15歲，在創作現場。」老人還當場給王平魯唱了這首軍歌，用的是東北人口氣，老調子。他說歌詞為父親和叔叔孫銘宸聯合創作，由張顯銘譜的曲。另外，2003年，遼寧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客座研究員、撫順市地方史學會常務理事白鳳羽在清原大蘇河采訪了當年的救國軍老戰士孫緒恩，當時，孫緒恩還動情地唱起這首歌。
這些線索引發了撫順市有關部門的注意。2014年，撫順市政協成立了考證工作組，到清原、沈陽、錦州、張家口、唐山、北京、古北口、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等地開展專題調研。
那麼，孫氏兄弟到底是什麼人呢？
孫銘武，1889年9月15日出生在清原縣中寨子村一個中農家庭里。興京縣警官教練所畢業。曾任奉軍的連長、營長。孫銘宸別名孫耀祖，是孫銘武的弟弟。興京縣立師范畢業，當過小學校長和清原縣教育局學務委員和調查員。
1931年「九一八」事變的當天，孫銘武目睹了日寇的侵略暴行，於是與曾在日本留學的老友張顯銘一起發動親友、同鄉組織抗日武裝。同時，他們策動遼寧公安大隊第二十八中隊李棟材部嘩變。孫銘武又變賣家產、購置槍支，並決定在1931年10月中旬起義。孫銘武、孫銘宸和張顯銘在起義前夕，在中寨子村孫家大院，創作了一首義勇軍抗日軍歌，這就是《血盟救國軍軍歌》。孫氏兄弟作的詞，張顯銘譜的曲。
1931年10月19日，孫銘武、張顯銘與李棟材的二十八中隊400多人，集合於清原縣大蘇河鄉，唱著軍歌，宣布起義，成立「遼東血盟救國軍」。孫銘武被推舉為血盟救國軍總司令，李棟材為總指揮，張顯銘為總參議，孫銘宸在各地購置槍彈等軍用物資。
1932年1月，救國軍已發展到千餘人。1月末，孫銘武、張顯銘等20餘名將士被害。孫銘武犧牲後，孫銘宸帶領余部參加遼寧民眾自衛軍第六路軍，被委任為第六旅旅長，與敵戰斗。最終，隊伍被打散。後來，孫銘宸被捕入獄，被日軍殺害，時年39歲。
2014年9月1日，國家民政部公布了3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體名錄。這份按烈士犧牲年份和姓氏筆畫排序的名錄中，遼東血盟救國軍總司令孫銘武排在了第一位。
2015年4月1日，撫順考證工作組到清原孫銘武老家中寨子村，找到了孫銘武的親屬姜學儒了解情況。已經93歲的老人講述了當時的情況：「我管孫銘武叫三大爺，管孫銘宸叫四叔。我當時9歲，經常出入孫家大院玩鬧。一天在正房一間屋內，有一人手持木棍在一長條桌前指揮，有20人左右一起唱『起來、起來！』我以為大人嫌我『礙事』，讓我起來呢。」
2015年4月21日，考證工作組在張家口，孫銘宸的孫子孫灤寧取出了他珍藏多年的老照片，那是爺爺決心回東北之前與他的侄兒孫治平的合影。孫灤寧回憶說：「爺爺到北平後，在『救國會』的安排下到北京大學等處演講，宣傳介紹遼東義勇軍的戰斗事跡，演講到結尾時，呼號、演唱的就是《血盟救國軍軍歌》的歌詞。」
在唐山，孫銘宸的另一個孫子孫克本對考證工作組回憶，1954年就聽他父親孫鎮中唱《義勇軍進行曲》，當時還說這里有你爺和你三爺鬧義勇軍時編的詞兒。
隨後，撫順考證工作組來到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發現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給予孫銘武、孫耀祖兄弟極高的評價：「他們是以國為家的愛國忠烈，他們用鮮血和生命喚起千百萬民眾的覺醒與抗爭，他們無愧是義勇軍和義勇軍進行曲的奠基人」。這是對在全國一些地區出現爭取國歌歸屬關系，即誰是國歌的奠基者問題上作出的唯一定性評價。
田漢得到資料的四種可能
那麼，《血盟救國軍軍歌》是怎樣傳到田漢先生手裡的呢？撫順市政協文史委委員彭壯飛告訴記者，據現有的資料分析有四種可能：第一，1932年末，作者之一的孫銘宸曾到北平宣傳義勇軍抗日的壯舉，多次高唱《血盟救國軍軍歌》，《血盟救國軍軍歌》在愛國人士中流傳。第二，1933年3月，田漢隨上海800人慰問團來到古北口抗戰前線慰問，在古北口住了23天，有可能接觸到遼東抗日義勇軍，包括《血盟救國軍軍歌》在內的有關資料。第三，東北抗日義勇軍首領唐聚五曾與田漢先生見過兩次面，一次在北平，一次在上海，有可能直接為其提供遼東抗日義勇軍的有關資料。第四，當年《血盟救國軍軍歌》在千人的隊伍中傳唱，雖然血盟救國軍被打散了，但活著的將士進關後也會把這首激昂的軍歌傳出去。
彭壯飛告訴記者，《義勇軍進行曲》雖是田漢的厚積薄發之作，但通過仔細比較、分析，可以發現，無論是立意、主題、結構、韻腳還是遣詞造句，主要字句上高度相似，《血盟救國軍軍歌》為《義勇軍進行曲》提供了更為直接的原創素材。應當說《義勇軍進行曲》的歌詞比《血盟救國軍軍歌》更凝練、更形象、更具時代意義，影響也更大。特別是田漢超越歷史時代的局限，點石成金地寫出「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這兩句歌詞具有深刻的歷史感和超越時空的歷史啟迪、警示價值。加之聶耳大師級的音樂處理，《義勇軍進行曲》遂成為中華民族心底永恆的旋律。
國歌與遼寧有深厚淵源
1949年9月27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通過了《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都、紀年、國歌、國旗的決議》，以《義勇軍進行曲》為國歌。《義勇軍進行曲》是1935年由田漢作詞、聶耳作曲完成的。那麼，田漢先生所作之詞源於何處呢？
如今越來越多的專家學者都趨向認為與遼寧密切相關。「九一八」事變後，遼寧各地紛紛組建義勇軍、自衛軍、救國軍、大刀會、紅槍會等民眾武裝，統稱為東北抗日義勇軍。抗戰歌曲與起義誓詞也應運而生。
此前，遼寧有多地宣稱是國歌故鄉、誕生地或素材原創地。從2007年起，桓仁就提出「國歌素材原創地」之說，其根據是1932年4月21日，遼寧民眾自衛軍在桓仁舉行抗日誓師大會，總司令唐聚五發布《告武裝同志書》，通過北京郵電局發到全國，產生了較大影響。桓仁《告武裝同志書》中有這樣的詞句：「團結起來。哪能甘心做亡國的奴隸，振作起殺敵衛國的精神，要知道現在是中國存亡的關頭，我們被壓迫的同胞們，團結起來，響應起來，風起雲湧起來，萬眾一心。我們東北民眾已氣憤填膺，故喊殺愈烈，不畏炮火，冒彈雨直進！」此種觀點認為，田漢在《風雲兒女》所創作的《義勇軍進行曲》的素材基礎，就是來源於遼寧民眾自衛軍的《告武裝同志書》。
錦州認為自己是義勇軍發祥地和《義勇軍進行曲》發祥地。他們的根據是北鎮、黑山高鵬振「東北國民救國軍」的義勇軍誓詞、軍威和戰績為《義勇軍進行曲》的創作提供了現實基礎。「東北國民救國軍」誓詞歌的原唱詞為：起來！起來！不願做亡國奴的人們，民族已危亡，山河已破碎！家園（被）毀，爹娘當炮灰，留著我們的頭顱何用？拿起刀槍，攜手並肩，冒著敵人的槍林彈雨往前沖！用我們的身軀築起長城。拿起刀槍，攜手並肩，冒著敵人的槍林彈雨往前沖！用我們的身軀築起長城。前進啊！前進！前進！豁出命來向前沖。前進啊！前進！向前進！豁出命來向前沖。殺！殺！殺！一二三四！
盤山縣則提出了盤山義勇軍是《義勇軍進行曲》的創作原型說。他們認為，「九一八」事變以後，盤山人張海天、項青山的抗日《宣言》、《通電》為《義勇軍進行曲》的創作提供了深厚的精神給養。「1931年至1933年，盤山義勇軍首擾盤山，二打台安，三戰田莊台，四攻牛庄，五襲海城，後又參加長城抗戰。」在國內影響很大，田漢、聶耳通過報刊等多種渠道對盤山義勇軍有所了解，激發了他們的創作熱情。
朝陽市建平縣朱碌科村也提出了國歌發源地的說法。他們的根據是1933年2月聶耳到過建平縣朱碌科村慰問參加熱河抗戰的義勇軍。此外，遼寧省還有國歌誕生在葫蘆島南票的說法。 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在中國東北大地上燃起了民族自衛抗爭的烽火。東北各地抗日義勇軍紛紛興起。不到1年的時間，東北抗日義勇軍已達30萬之眾。2月起，部分東北各抗日武裝力量改編為抗日聯軍，繼續在各地區進行抗日斗爭。在抗聯艱苦抗戰的時候，一首歌曲從上海的一座監獄里傳出：這是作家田漢為當時的電影《風雲兒女》寫的一首歌詞，由聶耳譜曲，它就是《義勇軍進行曲》。
1933年日寇進犯熱河，經朝陽向建平推進。2月的一天上午，有一隊騎兵來到了四家子鎮，都集中在四家子街西河邊的空地操練。這時，從建平縣喀喇沁方向來的幾輛汽車上下來了百十人，還有一種聽說能把人像拍照下來的機器，後來知道叫攝影機。拍攝了騎兵部隊出操、吹號、刺殺、唱歌和騎戰馬奔跑。後來一個人還拉著洋琴教我們圍觀的學生們唱部隊的歌。這天，部隊還在青溝梁和日軍打了仗，槍炮聲響到天黑。
2001年遼寧省政協文史委編輯的《血肉長城——義勇軍抗日斗爭實錄》文集中，收錄了劉鳳梧在1979年寫給中共遼寧省黑山縣黨史辦公室的《回憶黑山縣抗日義勇軍》一文，裡面有這樣的一段回憶：「快過陽歷年的時候，高鵬帶來北平抗日救國會的消息，讓我們遼西的義勇軍到熱河去接收各地愛國人士捐贈的武器裝備和慰問品。我們黑山縣勵家窩鋪這支部隊400多人，從盤山經趙家屯、中安堡、阜新到達熱河的貝子府和朱碌科一帶。從遼西到熱河的還有鄭家窩鋪鄭子豐的200多人，安家河肖振起的200多人。此外，阜新大廟白乙化的600多人也到了熱河，我們這些人都是騎兵，被編為抗日義勇軍二軍團騎兵旅一團。1933年2月，遼南王全一、顧靠天的抗日騎兵也來到熱河，被編為東北抗日義勇軍二軍團騎兵旅二團。聶耳等一些愛國知識分子來到熱河，他們一面慰勞部隊，一面做抗日宣傳工作。從《遼寧文史資料》第四輯中，也能找到原東北抗日義勇軍第二軍團副軍團長李純華的回憶錄《東北義勇軍第二軍團概述》。文中記載：「1933年2月25日晚間，救國會軍事部長王化一，政治部副部長杜重遠和上海遼吉黑熱後援會負責人朱慶瀾等，率百餘人攜帶械彈、服裝和慰問品到達朱碌科。26日到四家子檢閱並慰問部隊,上海的電影公司拍了紀錄影片。」
河北省政協文史委收錄了原北平東北民眾抗日救國會軍事部長兼東北抗日義勇軍第二軍團軍團長王化一的回憶錄《日軍侵熱期間熱河紀行》，文中記載：「1933年2月22日，我們由承德出發赴朱碌科村。熱河交通隊湊集了6輛卡車，載運炮彈、宣傳隊以及隨行人員等。25日夜間前進到朱碌科第二軍團的臨時總指揮部，26日10點前進到四家子，檢閱到達的全體官兵。」
錦州市的一處景觀公園內，一座黃牆、青瓦、綠檐的尖頂老式洋房經歷了近百年的風雨。這里曾是東北交通大學的舊址，更是「九一八」事變後東北邊防軍司令長官公署、遼寧省政府行署和抗日義勇軍創建舊址。2014年，錦州市東北抗日義勇軍研究會在這裡布置了一間東北抗日義勇軍紀念館，向人們展示著東北抗日義勇軍英勇不屈的歷史。站在一塊展板前，劉生林凝望著父親等先輩的照片駐足良久。他指著其中一張騎兵馬隊奔跑向前的照片說：「這張圖是從上海慧沖影片公司拍攝的影片《熱河血淚史》中截圖下來的，圖中帶隊騎白馬的就是我的父親，拍攝的地方就是現在的敖漢旗四家子鎮。」
劉鳳梧在回憶錄中說：「1933年2月熱河抗戰期間，高鵬陪同後援會慰問團的人慰問、采訪我們義勇軍官兵時，慰問品是按照一營到三營的順序發放，在慰問團先給一營和二營發放慰問品的時候，我就指揮三營官兵唱《義勇軍誓詞歌》。慰問團里的聶耳聽到歌聲，來到我們跟前。聶耳是南方人，他問我們，你們用東北話唱的歌我聽不懂，唱的是啥子歌？我聽成是傻子歌。我告訴聶耳，我們唱的不是傻子歌，是《義勇軍誓詞歌》。當年高鵬是東北大學的學生，也是北平東北民眾抗日救國會軍事部的聯絡副官。跟隨朱慶瀾從上海和北平到熱河慰問的青年知識分子到承德後，都是由他負責聯絡召集，聶耳等人他都認識，我是通過高鵬的介紹認識聶耳的。」
「根據我父親的回憶和其他史料記錄可以看出，正是因為當年聶耳在四家子與義勇軍官兵們同唱《義勇軍誓詞歌》，又從我父親那裡得到《義勇軍誓詞歌》傳單，這為後來聶耳和田漢共同創作《義勇軍進行曲》提供了基本素材。《義勇軍誓詞歌》創作於錦州，從四家子通過聶耳走向全國。也就是說，四家子應該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素材走出的地方。」劉鳳梧之子劉生林肯定地說。
1934年，朱慶瀾出資贊助上海電通影業公司拍攝電影《風雲兒女》，由田漢編劇。但是，田漢只是交出一個故事梗概和一首主題歌的歌詞，就於1935年2月19日被國民黨政府逮捕入獄了，後來這部電影由我國第一代電影導演夏衍改成攝制台本。田漢被捕後，音樂家聶耳找到夏衍，承擔了《風雲兒女》主題歌作曲的創作任務。
1935年4月18日，聶耳到達日本東京，又修改了《風雲兒女》主題歌作曲的初稿，曲譜定稿後，寄回國內。
據上海國歌展示館工作人員介紹，在電影《風雲兒女》前期拍攝完成以後，田漢的主題歌歌詞並沒有確定歌名，而聶耳從日本寄回來的歌詞譜曲的名稱只寫了3個字「進行曲」。《風雲兒女》的主題歌歌詞和「進行曲」兩個名稱如何成為一個名字呢？作為電影《風雲兒女》投資人的朱慶瀾將軍，畫龍點睛地在「進行曲」3個字前面加上了「義勇軍」3個字，《風雲兒女》主題歌的歌名就成了《義勇軍進行曲》。最後，由上海百代唱片公司將《義勇軍進行曲》灌成唱片公開發行。
《義勇軍進行曲》由田漢作詞、聶耳作曲，誕生於1935年，當時中華民族正處於生死存亡的關頭。這首在中華大地上歌唱了近70年的歌曲，像一支戰斗的號角，鼓舞了中華民族兒女去抗擊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解放全中國，去建設社會。
1931年「九·一八」事變，拉開了日本帝國主義侵華序幕，「不作亡國奴」的吼聲喚起了全國人民高昂的愛國熱忱。先後於1932年和1933年加入了中國共產黨的田漢、聶耳，全身心地投入到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救亡運動中。
1934年春，田漢決定寫一個以抗日救亡為主題的電影劇本。在他剛完成一個故事梗概和一首主題歌的歌詞時，就被國民黨反動派逮捕入獄。另一位共產黨員、戲劇家夏衍接手將這個故事寫成了電影劇本，聶耳主動要求為田漢寫就的主題歌《義勇軍進行曲》譜曲。當他讀到歌詞「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把我們的血肉，築成我們新的長城！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每個人被迫著發出最後的吼聲。起來！起來！起來！我們萬眾一心，冒著敵人的炮火前進！冒著敵人的炮火前進！前進！前進！進！」他彷彿聽到了母親的呻吟、民族的呼聲、祖國的召喚、戰士的怒吼，愛國激情在胸中奔涌，雄壯、激昂的旋律從心中油然而生，很快就完成了曲譜初稿。後來又在躲避國民黨政府追捕的顛沛流離中完成了曲譜定稿。一首表現中華民族的剛強性格，顯示祖國尊嚴、充滿同仇敵愾、團結御敵豪邁氣概的革命戰歌就這樣誕生了。這是聶耳短暫一生中的最後一個作品。
《義勇軍進行曲》誕生後，立即就像插上了翅膀，在祖國的大地上傳唱開來。伴隨著「一二·九」運動的學潮，救亡運動的巨浪，抗日戰爭的烽火，解放戰爭的硝煙，遍及大江南北、長城內外。這首革命歌曲甚至享譽海外，在全世界傳播。
1940年美國著名黑人歌唱家保羅·羅伯遜在紐約演唱了這首歌，接著他又灌制了一套名為《起來》的中國革命歌曲唱片，宋慶齡親自為這套唱片撰寫了序言。在當時的反法西斯戰線上，《義勇軍進行曲》代表了中國人民最強音的一支戰歌。第二次世界大戰即將結束之際，在盟軍勝利凱旋的曲目中，《義勇軍進行曲》赫然名列其中。 1949年，國民黨蔣家王朝在中國大陸的統治臨近末日，建立新中國的工作著手進行。當年6月，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在北平召開。以馬敘倫為組長、葉劍英和茅盾（沈雁冰）為副組長的籌備會議第六小組負責擬定新中國的國旗、國徽、國歌方案。參加工作的成員有郭沫若、張奚若、田漢、馬寅初、鄭振鐸等10餘名著名人士。
1949年7月4日，葉劍英在中南海勤政殿第一會議室主持召開了第六小組第一次會議，推選郭沫若、田漢、茅盾、錢三強、歐陽予倩五人組成國歌詞譜初選委員會，郭沫若為召集人。
1949年8月5日，第六小組第二次會議決定，聘請馬思聰、賀綠汀、呂驥、姚錦新四位音樂專業人士為國歌詞譜初選委員會顧問。由郭沫若等人起草的《徵求國旗國徽圖案及國歌詞譜啟事》經毛澤東、周恩來修改審批後，分送《人民日報》《天津日報》《光明日報》等各大報紙連續刊登八天。國內各報和香港及海外華僑報紙也紛紛轉載。這樣大規模地在報紙上徵集國旗、國徽、國歌，在中外歷史上是少見的。徵稿啟事發出後，在中華大地和海外華夏兒女中引起強烈反響，應徵稿件如雪片一樣紛至沓來。
截至1949年8月24日，籌備會收到有關國歌的稿件350多件。經過慎重討論審核，認為國歌徵集之稿，足以應選者尚少，而新生的共和國在宣告成立時，如果沒有確定一個體現本國尊嚴的國歌，不符合國際慣例，也不適應時代要求。因此，決定再有計劃地徵集一次，將入選者制曲試唱，向群眾廣泛徵求反映後再作最後選定。
1949年9月21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在北平召開，會議設立由55人組成的國旗、國徽、國歌、國都、紀年方案審查委員會，馬敘倫為召集人。截至當日，第六小組共收到應征國歌632件，歌詞694首。
1949年9月25日，毛澤東、周恩來在中南海豐澤園主持召開國旗、國徽、國歌、紀年、國都協商座談會，參加會議的有郭沫若、茅盾、黃炎培、陳嘉庚、張奚若、馬敘倫、田漢、徐悲鴻、李立三、洪深、艾青、馬寅初、梁思成、馬思聰、呂驥、賀綠汀等人。在座談會上，馬敘倫等主張暫用《義勇軍進行曲》代國歌，徐悲鴻、郭沫若等許多委員表示贊成。因原歌詞有「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等歷史性的詞句，郭沫若、田漢等建議將歌詞修改一下，郭沫若並擬就了三段。但是，張奚若、梁思成認為這首歌曲是歷史性的產物，為保持其完整性，詞曲最好不作修改，並舉法國的馬賽曲為例。黃炎培先生也贊成不修改歌詞。剛從國外回來的宗教界代表劉良模介紹了《義勇軍進行曲》在國外傳播情況後，認為《義勇軍進行曲》獲得了國內外人民一致頌揚，在國際上有它的影響，應採用作國歌。毛澤東主席和周恩來副主席贊成這種「安不忘危」的思想，認為新中國要達到真正安定、安全，還需要與內外敵人及各種艱難困苦奮斗。周恩來副主席說：「用原來的歌詞才能鼓動情感。修改後，唱起來就不會有那種情感。」國歌代表了一個國家的民族氣質和精神面貌，《義勇軍進行曲》創作於中華民族危難關頭，正是表現了中華民族勇往直前、不屈不撓的戰斗精神。毛澤東主席贊同和支持歌詞不改。經過討論，除國徽一項繼續由原小組設計外，其他各項議題均獲一致意見。會議結束時，毛澤東主席、周恩來副主席和大家一起放聲高唱《義勇軍進行曲》。
1949年9月27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通過決議，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未正式制定前，以田漢作詞、聶耳作曲的《義勇軍進行曲》為代國歌。
1949年10月1日下午3時，在北京天安門廣場隆重舉行開國大典，毛澤東主席用洪亮的聲音向全世界庄嚴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接著毛主席按動升旗電鈕，伴隨五星紅旗冉冉上升，《義勇軍進行曲》作為國歌第一次在天安門廣場響起。
1949年11月15日，人民日報刊登的關於國旗、國歌和年號的「新華社信箱」中，對將義勇軍進行曲採用為國歌作了如下解釋：「義勇軍進行曲是十餘年來在中國廣大人民的革命斗爭中最流行的歌曲，已經具有歷史意義。採用義勇軍進行曲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現時的國歌而不加修改，是為了喚起人民回想祖國創造過程中的艱難憂患，鼓舞人民發揚反抗帝國主義侵略的愛國熱情，把革命進行到底。這與蘇聯人民曾長期以國際歌為國歌，法國人民今天仍以馬賽曲為國歌的作用是一樣的。」
《義勇軍進行曲》作為國歌唱了17年。十年動亂期間，田漢受到「四人幫」迫害，他寫的歌詞不能再唱，正式場合只能演奏國歌的曲譜。
粉碎「四人幫」後，由於還來不及對「文化大革命」的錯誤進行全面清理，有些人以「國家進入了新的歷史時期，《義勇軍進行曲》的歌詞不能反映變化了的現實」為理由，提議重寫國歌歌詞。
1978年3月5日，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通過《義勇軍進行曲》新詞。
對新的國歌歌詞一直存在不同意見。一種意見認為新歌詞氣勢雄偉，高度概括，政治性強，有「奔向共產主義明天」等鼓舞人心的內容。同時，也有許多同志認為，新歌詞的內容、文字韻律都推敲不夠，從文字上看歌詞太平，缺乏激情，缺乏形象性，只是把幾個口號湊在一起。從韻律上看，新歌詞平仄、音韻都不如原歌詞，有拼湊的感覺。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黨領導全國人民全面清理「文革」中的錯誤，深入總結建國以來的歷史經驗，恢復並根據新情況制定了一系列正確的方針政策，國家進入了一個新的時期，對1978年憲法進行系統修改的工作被提上日程。這一時期，黨和國家糾正了「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大量冤假錯案。國歌歌詞原作者田漢得到昭雪平反。
從1980年到1982年，憲法修改委員會收到了各個方面提出的大量意見，認為《義勇軍進行曲》反映了中國人民的革命傳統，體現了居安思危的思想，激勵了中國人民的愛國主義精神，多年來已經深入人心；建議廢除1978年通過的國歌歌詞，恢復1949年全國政協一屆一次會議決定的《義勇軍進行曲》。同時，建議像全國政協一屆一次會議那樣，作一個決議把國歌確定下來。憲法修改委員會一致同意將1949年全國政協一屆一次會議決定的《義勇軍進行曲》恢復為國歌。
1982年12月4日，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通過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的決議 ，撤銷1978年3月5日全國人大會議通過的新詞，恢復田漢作詞、聶耳作曲的《義勇軍進行曲》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
2003年4月和8月，中共中央兩次向全國各省、自治區、直轄市黨委及中央和國家機關各部委、人民團體黨組發出通知，徵求對修改憲法部分內容的意見。安徽、山東、海南、江蘇、陝西等省市及解放軍總政治部的同志都提出國歌是國家的象徵，建議在憲法中作出明確規定。黨中央採納了將國歌寫進憲法的建議，在2003年10月舉行的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上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修改憲法部分內容的建議》中，把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是《義勇軍進行曲》寫進憲法，作為一條修改建議提交全國人大常委會討論。
2004年3月14日，十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通過的憲法修正案，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是《義勇軍進行曲》。

Ⅲ 義勇軍進行麴生產於哪一歷史時期，表達了怎樣的思想

《義勇軍進行曲》由田漢作詞、聶耳作曲，誕生於抗擊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戰爭年代，1949年成為中內華人民共和國國歌容，象徵著在任何時候任何地點，為捍衛國家和民族的尊嚴，中華民族的堅強鬥志和不屈精神永遠不會被磨滅。《義勇軍進行曲》原是聶耳於1935年，為「上海電通公司」拍攝的故事影片《風雲兒女》所作的主題歌。2004年3月14日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正式將《義勇軍進行曲》作為國歌寫入《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
表現中華民族的剛強性格、顯示祖國尊嚴、充滿同仇敵愾團結御敵豪邁氣概的革命戰歌，就這樣誕生了。這是聶耳短暫一生中的最後一個作品。歌曲以雄壯的旋律，堅定的行進節奏，塑造出萬眾一心、抗日救國的英雄形象，反映出當時中國人民為爭取自由解放而進行革命斗爭的堅強意志和必勝信念，很快就成為中國最著名的抗戰歌曲。 揭示了中國人民抗擊日本侵略軍的愛國之情。
田漢詞聶耳曲誕生於抗擊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戰爭年代的《義勇軍進行曲》，現在已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在任何時候任何地點，為捍衛國家和民族的尊嚴，中華民族的堅強鬥志和不屈精神永遠不會被磨滅

Ⅳ 義勇軍進行曲的來歷

1、來歷
很多人對這首歌想追根尋源，報刊上也多次刊登過介紹文章，但說法不一。其中流傳最廣的一種，是說這首歌的歌詞，是田漢同志於1935年在上海被捕以後，在國民黨監獄里，用一張包香煙的紙寫的。不久，他託人帶出了監獄，轉給了孫師毅和夏衍同志，另一說法是田漢被捕前寫的，在他的「鳳凰的再生」文學劇本之後，他為了證實這幾種說法哪一種更確切，更真實，有人問過田漢同志，田漢同志說他也記不清了，直到1983年1月27日，夏衍同志為此專門給《北京晚報》編輯部寫了一封信，這件事才算有了可靠的依據，夏衍同志在信里這樣說：「這支曲子是聶耳於1935年在日本譜寫後寄回上海的」。
2、簡介
《義勇軍進行曲》由田漢作詞、聶耳作曲，誕生於抗擊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戰爭年代，1949年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代國歌，象徵著在任何時候任何地點，為捍衛國家和民族的尊嚴，中華民族的堅強鬥志和不屈精神永遠不會被磨滅。《義勇軍進行曲》原是聶耳於1935年，為「上海電通公司」拍攝的故事影片《風雲兒女》所作的主題歌。2004年3月14日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正式將《義勇軍進行曲》作為國歌寫入《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歌《義勇軍進行曲》被美國網民評為世界最好聽的10首國歌之一。

Ⅳ 《義勇軍進行曲》創作背景

《義勇軍進行曲》創作背景：
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在中國東北大地上燃起了民族自衛抗爭的烽火。東北各地抗日義勇軍紛紛興起。不到1年的時間，東北抗日義勇軍已達30萬之眾。2月起，部分東北各抗日武裝力量改編為抗日聯軍，繼續在各地區進行抗日斗爭。在抗聯艱苦抗戰的時候，一首歌曲從上海的一座監獄里傳出：這是作家田漢為當時的電影《風雲兒女》寫的一首歌詞，由聶耳譜曲，它就是《義勇軍進行曲》。
1934年，朱慶瀾出資贊助上海電通影業公司拍攝電影《風雲兒女》，由田漢編劇。但是，田漢只是交出一個故事梗概和一首主題歌的歌詞，就於1935年2月19日被國民黨政府逮捕入獄了，後來這部電影由我國第一代電影導演夏衍改成攝制台本。田漢被捕後，音樂家聶耳找到夏衍，承擔了《風雲兒女》主題歌作曲的創作任務。
1935年4月18日，聶耳到達日本東京，又修改了《風雲兒女》主題歌作曲的初稿，曲譜定稿後，寄回國內。
據上海國歌展示館工作人員介紹，在電影《風雲兒女》前期拍攝完成以後，田漢的主題歌歌詞並沒有確定歌名，而聶耳從日本寄回來的歌詞譜曲的名稱只寫了3個字「進行曲」。《風雲兒女》的主題歌歌詞和「進行曲」兩個名稱如何成為一個名字呢？作為電影《風雲兒女》投資人的朱慶瀾將軍，畫龍點睛地在「進行曲」3個字前面加上了「義勇軍」3個字，《風雲兒女》主題歌的歌名就成了《義勇軍進行曲》。最後，由上海百代唱片公司將《義勇軍進行曲》灌成唱片公開發行。
《義勇軍進行曲》由田漢作詞、聶耳作曲，誕生於1935年，當時中華民族正處於生死存亡的關頭。這首在中華大地上歌唱了近70年的歌曲，像一支戰斗的號角，鼓舞了中華民族兒女去抗擊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去打倒蔣介石、解放全中國，去建設社會主義。
1931年「九·一八」事變，拉開了日本帝國主義侵華序幕，「不作亡國奴」的吼聲喚起了全國人民高昂的愛國熱忱。先後於1932年和1933年加入了中國共產黨的田漢、聶耳，全身心地投入到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救亡運動中。
1934年春，田漢決定寫一個以抗日救亡為主題的電影劇本。在他剛完成一個故事梗概和一首主題歌的歌詞時，就被國民黨反動派逮捕入獄。另一位共產黨員、戲劇家夏衍接手將這個故事寫成了電影劇本，聶耳主動要求為田漢寫就的主題歌《義勇軍進行曲》譜曲。當他讀到歌詞「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把我們的血肉，築成我們新的長城！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每個人被迫著發出最後的吼聲。起來！起來！起來！我們萬眾一心，冒著敵人的炮火前進！冒著敵人的炮火前進！前進！前進！進！」他彷彿聽到了母親的呻吟、民族的呼聲、祖國的召喚、戰士的怒吼，愛國激情在胸中奔涌，雄壯、激昂的旋律從心中油然而生，很快就完成了曲譜初稿。後來又在躲避國民黨政府追捕的顛沛流離中完成了曲譜定稿。一首表現中華民族的剛強性格，顯示祖國尊嚴、充滿同仇敵愾、團結御敵豪邁氣概的革命戰歌就這樣誕生了。這是聶耳短暫一生中的最後一個作品。
《義勇軍進行曲》誕生後，立即就像插上了翅膀，在祖國的大地上傳唱開來。伴隨著「一二·九」運動的學潮，救亡運動的巨浪，抗日戰爭的烽火，解放戰爭的硝煙，遍及大江南北、長城內外。這首革命歌曲甚至享譽海外，在全世界傳播。

Ⅵ 《義勇軍進行曲》的資料

70年前，由著名劇作家田漢作詞、中國新音樂運動創始人聶耳作曲的《義勇軍進行曲》，原本是電影《風雲兒女》的主題歌。歌曲以雄壯的旋律、堅定的行進節奏，塑造出萬眾一心、抗日救國的英雄形象，反映出當時中國人民為爭取自由解放而進行革命斗爭的堅強意志和必勝信念。
1949年，著名畫家徐悲鴻向毛主席提出以《義勇軍進行曲》為國歌，得到了國家領導人一致同意。1949年10月1日，《義勇軍進行曲》作為國歌，第一次在天安門廣場響起。

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把我們的血肉，築成我們新的長城！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每個人被迫著發出最後的吼聲！起來！起來！起來！……

每當我們聽到那熟悉的旋律，唱著這鼓舞人心的歌曲時，心中總會熱潮澎湃，一種激昂、自豪之情油然而生。這首讓每一個中華民族兒女振奮的歌曲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義勇軍進行曲》。

《義勇軍進行曲》的誕生

由田漢作詞、聶耳作曲的《義勇軍進行曲》作為電影《風雲兒女》的主題歌，誕生於1935年5月16日。當時中華民族正處於生死存亡的關頭。這首在中華大地上歌唱了70年的歌曲，像一支戰斗的號角，凝聚著中華兒女「不做亡國奴」的怒吼，鼓舞著中華民族兒女去奮勇前進。

1934年春，田漢決定寫一個以抗日救亡為主題的電影劇本《風雲兒女》。在他剛完成一個故事梗概和一首主題歌的歌詞時，就被國民黨反動派逮捕入獄。另一位共產黨員、戲劇家夏衍接手將這個故事寫成了電影劇本，聶耳主動要求為田漢寫就的主題歌《義勇軍進行曲》譜曲。當他讀到歌詞「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把我們的血肉，築成我們新的長城！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每個人被迫著發出最後的吼聲……」他彷彿聽到了母親的呻吟、民族的呼聲、祖國的召喚、戰士的怒吼，愛國激情在胸中奔涌，雄壯、激昂的旋律從心中油然而生，很快就完成了曲譜初稿。後來，聶耳又在躲避國民黨政府追捕的顛沛流離中完成了曲譜定稿。一首表現中華民族的剛強性格、顯示祖國尊嚴、充滿同仇敵愾團結御敵豪邁氣概的革命戰歌，就這樣誕生了。這是聶耳短暫一生中的最後一個作品。做好這支曲子不久，聶耳在日本藤澤市鵠沼海濱游泳時，不幸溺水身亡，時年23歲。

《義勇軍進行曲》作為影片主人公、詩人辛白華的長詩《萬里長城》的最後一節，在影片開頭和結尾處演唱。影片上映後，迅速傳遍各地。歌曲以雄壯的旋律，堅定的行進節奏，塑造出萬眾一心、抗日救國的英雄形象，反映出當時中國人民為爭取自由解放而進行革命斗爭的堅強意志和必勝信念，很快就成為中國最著名的抗戰歌曲。

時代催促新中國制定國歌

《義勇軍進行曲》後來被定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也經歷了一段曲折的過程：

1949年春天，在捷克斯洛伐克首都布拉格召開「保衛世界和平大會」。中國代表團應邀出席，得知大會規定：開幕式那天各國代表團進入會場時，都要奏、唱本國國歌。我國代表團有些為難，因為當時新中國還沒有成立，沒有代表新中國的國歌，於是，大家在一起研究，決定唱《義勇軍進行曲》來代替。但是，對歌曲里「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這句歌詞有爭議。有人說「現在北平(當時北京叫北平)已經解放，新中國即將成立，怎麼能這樣唱呢？」最後，郭沫若決定把這句詞改成「中國民族到了大翻身的時候」。代表團回國之後，匯報了這一情況，引起有關方面對制定國歌問題的重視。
1949年6月，第一屆政協籌備會正籌備新中國成立的一些事項，感到需要制定一首新中國國歌已迫在眉睫，他們把這個任務交給了由馬敘倫任組長、葉劍英、沈雁冰任副組長的政協籌備會第六小組，並設立「國歌初選委員會」，委員會由田漢、沈雁冰、錢三強、歐陽予倩、郭沫若和徐悲鴻等人組成，另聘馬思聰、呂驥、賀綠汀、姚錦新四名音樂家擔任顧問。7月15日至26日，政協籌備會第六小組在《人民日報》等國內外報紙上連續刊登了「國旗、國徽、國歌徵集啟事」，反響十分強烈，截至8月20日，僅國歌一項應徵稿就收到632件，歌詞歌譜6926首，但都不夠理想。

Ⅶ 義勇軍進行麴生產於哪一歷史時期，表達了怎樣的思想感情

《義勇軍進行曲》由田漢作詞、聶耳作曲，誕生於抗擊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戰爭年代，1949年成專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屬國歌，象徵著在任何時候任何地點，為捍衛國家和民族的尊嚴，中華民族的堅強鬥志和不屈精神永遠不會被磨滅。《義勇軍進行曲》原是聶耳於1935年，為「上海電通公司」拍攝的故事影片《風雲兒女》所作的主題歌。2004年3月14日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正式將《義勇軍進行曲》作為國歌寫入《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
表現中華民族的剛強性格、顯示祖國尊嚴、充滿同仇敵愾團結御敵豪邁氣概的革命戰歌，就這樣誕生了。這是聶耳短暫一生中的最後一個作品。歌曲以雄壯的旋律，堅定的行進節奏，塑造出萬眾一心、抗日救國的英雄形象，反映出當時中國人民為爭取自由解放而進行革命斗爭的堅強意志和必勝信念，很快就成為中國最著名的抗戰歌曲。 揭示了中國人民抗擊日本侵略軍的愛國之情。
田漢詞聶耳曲誕生於抗擊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戰爭年代的《義勇軍進行曲》，現在已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在任何時候任何地點，為捍衛國家和民族的尊嚴，中華民族的堅強鬥志和不屈精神永遠不會被磨滅。

Ⅷ 義勇軍進行曲是什麼時期創作的

一、《義勇軍進行曲》原是由田漢作詞，聶耳作曲的歌曲，於1935年為「上海電通公司」拍攝的故事影片《風雲兒女》所作的主題歌。

二、 1934年，「電通」公司在上海成立，請田漢同志寫一個電影劇本，田漢同志就先交了個簡單的，名叫《鳳凰的再生》的文學劇本，給「電通」公司的孫師毅同志。1935年2月，田漢同志被國民黨逮捕入獄。「電通」公司決定請孫師毅把田漢同志的文學劇本改寫成電影文學劇本，孫師毅徵得田漢同志同意，影片改名為《風雲兒女》。

三、在處理主題歌歌詞時，修改了幾個字，這就是原詞第六句：「冒著敵人的飛機大炮前進！」，改成了「冒著敵人的炮火前進！」，當時，聶耳同志正准備去日本，得知影片《風雲兒女》有首主題歌要寫，主動向孫師毅、許辛之要求，把譜曲的任務交給他，並表示到日本以後，歌稿盡快寄回，決不會耽誤影片的攝制。

四、沒過多久他就從日本寄回《義勇軍進行曲》的歌譜。所以，其它關於這首歌創作情況的種種謬傳，都是沒有根據的。 《義勇軍進行曲》曲譜寄回上海之後，由賀綠汀請當時在上海百代唱片公司擔任樂隊指揮的蘇聯作曲家阿龍·阿甫夏洛莫夫配器。不久就在影片《風雲兒女》中使用。

(8)歷史故事義勇軍進行曲擴展閱讀

一、1935年，隨著《風雲兒女》在各個影院的播映，《義勇軍進行曲》立即在觀眾中引起了強烈反響，成為流行極廣的抗戰歌曲。抗戰期間，國民黨中央廣播電台定期安排播放該曲。此外，國外的廣播電台也經常播放該曲 。並且在蘇聯等地，《義勇軍進行曲》被灌錄成唱片並翻譯成不同語言。

二、1949年9月21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召開，由於沒有如期擬定出國歌，會議於9月27日通過《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都、紀年、國歌、國旗的決議》，規定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歌未正式制定前，以《義勇軍進行曲》為國歌。

Ⅸ 義勇軍進行曲產生的背景是什麼

田漢詞聶耳曲誕生於抗擊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戰爭年代的《義勇軍進行曲》，現在已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在任何時候任何地點，為捍衛國家和民族的尊嚴，中華民族的堅強鬥志和不屈精神永遠不會被磨滅。

《義勇軍進行曲》原是聶耳於1935年，為「上海電通公司」拍攝的故事影片《風雲兒女》所作的主題歌。這部影片描寫了三十年代初期，以詩人辛白華為代表的中國知識分子，為拯救祖國，投筆從戎，奔赴抗日前線，英勇殺敵的故事。它在影片中首尾兩次出現，給觀眾極為深刻的印象。因此，它很快就成為中國最著名的抗戰歌曲。新中國成立後，由於把它定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代國歌》，後又正式定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很多人對這首歌想追根尋源，報刊上也多次刊登過介紹文章，但說法不一。其中流傳最廣的一種，是說這首歌的歌詞，是田漢同志於1935年在上海被捕以後，在國民黨監獄里，用一張包香煙的紙寫的。不久，他託人帶出了監獄，轉給了孫師毅和夏衍同志，另一說法是田漢被捕前寫的，在他的「鳳凰的再生」文學劇本之後，他為了證實這幾種說法哪一種更確切，更真實，有人問過田漢同志，田漢同志說他也記不清了，直到1983年1月27日，夏衍同志為此專門給《北京晚報》編輯部寫了一封信，這件事才算有了可靠的依據，夏衍同志在信里這樣說：「這支曲子是聶耳於1935年在日本譜寫後寄回上海的」。

1934年，「電通」公司在上海成立，請田漢同志寫一個電影劇本，到這一年冬天，「電通」公司向田漢同志徵稿。田漢同志就先交了個簡單的，名叫《鳳凰的再生》的文學劇本，給「電通」公司的孫師毅同志。1935年2月，田漢同志就被國民黨逮捕入獄了。

「電通」公司為了盡快開拍，決定請孫師毅把田漢同志的文學劇本改寫成電影文學劇本，孫師毅徵得田漢同志同意，影片改名為《風雲兒女》。在處理主題歌歌詞時，他僅僅修改了幾個字，這就是原詞第六句：「冒著敵人的飛機大炮前進！」，改成了「冒著敵人的炮火前進！」，當時，聶耳同志正准備去日本，得知影片《風雲兒女》有首主題歌要寫，主動向孫師毅、許辛之要求，把譜曲的任務交給他，並表示到日本以後，歌稿盡快寄回，決不會耽誤影片的攝制。果然，沒過多久他就從日本寄回《義勇軍進行曲》的歌譜。所以，其它關於這首歌劇作情況的種種謬傳，都是沒有根據的。

《義勇軍進行曲》曲譜寄回上海之後，由賀綠汀請當時在上海百代唱片公司擔任樂除指揮的蘇聯作曲家阿龍·阿甫夏洛莫夫配器。不久就在影片《風雲兒女》中使用。

《義通軍進行曲》後來被定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也經歷了一段有趣的過程：

1949年春天，在捷克斯洛伐克首都布拉格召開「保衛世界和平大會」。中國代表團應邀出席，得知大會規定：開幕式那天各國代表團進入會場時，都要奏、唱本國國歌，代表團有些為難，因為當時新中國還沒有成立，沒有代表新中國的國歌，於是，大家在一起研究，決定唱《義勇軍進行曲》來代替。但是，對歌曲里「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這句歌詞有爭議。有人說「現在北平（當時北京叫北平）已經解放，新中國即將成立，怎麼能這樣唱呢？」最後，郭沫若決定把這句詞改成「中國民族到了大翻身的時候」。代表團回國之後，匯報了這一情況，引起有關方面對制定國歌問題的重視。

1949年6月，第一屆，政協籌備會正籌備新中國成立的一些事項，感到需要制定一首新中國國歌已迫在眉睫，他們把這個任務交給了由馬敘倫任組長，葉劍英、沈雁冰任副組長的政協籌備會第六小組，並設立「國歌初選委員會」，委員會由田漢、沈雁冰、錢三強、歐陽予倩、郭沫若和徐悲鴻等人組成，另聘馬思聰、呂驥、賀綠汀、姚錦新四名音樂家擔任顧問，7月15日-26日，政協籌備會第六小組在《人民日報》等國內外報紙上，連續刊登了「國旗、國徽、國歌徵集啟事」反響十分強烈，截至8月20日，僅國歌一項應徵稿就收到632件，歌詞歌譜6926首，但都不夠理想。

最早建議用《義勇軍進行曲》作為國歌的是畫家徐悲鴻。第六小組經過反復討論，沒有最後確定。

9月2日，政協籌備組第六小組就制定國歌問題再次舉行會議，毛澤東、周恩來同志出席會議，聆聽代表們的意見，張奚若、郭沫若、劉良模、梁思成等都同意徐悲鴻的建議，用《義勇軍進行曲》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劉良模說：「國歌代表一個國家，代表一個國家的民族精神。因此，它應當在民族解放斗爭中產生，在斗爭中得到人民大眾的承認，遠非大詩人、大音樂家的人工急就章所能代替，依我看，《義勇軍進行曲》經受了斗爭的考驗，足以與法國國歌《馬賽曲》媲美，完全可以選作新中國國歌「；李立三和郭沫若則對歌詞中：」中國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這句詞有看法，認為需要改詞，」田漢說：「該曲好是好，我寫的詞在過去有它的歷史意義，但現在應該讓位給新的歌詞；」張奚若、梁思成則認為該曲是歷史性的產物，原詞含義深刻，為保持它的完整性，不必改。周恩來同志最後發言，他說：「我們前面還有著帝國主義敵人，我們建設越進展，帝國主義將越加嫉恨我們，破壞我們、進攻我們，你能說：我們就不危險了嗎？還不如留下這句話，經常保持警惕的好！」毛澤東同志表示贊同。

為了慎重起見，毛澤東和周恩來於9月25日晚在中南海豐澤園會議室又召開了一次關於國旗、國徽、國歌、紀年、國都問題的協商座談會，邀請各民主黨派和文化界人士參加會議，意見得到了統一。於是，政協籌備會第六小組決定把《義勇軍進行曲》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的提案，正式提交第一屆全國政治協商會議審查通過。1949年月27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體代表一次通過，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示正式判定前，以《義勇軍進行曲》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代國歌》，1978年，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又通過，《義勇軍進行曲》定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參考資料：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5-01/16/content_2467900.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