❶ 咋寫歷史人物小傳還2000字
魯迅（1881－1936），浙江紹興人。中國現代偉大的文學家、思想家和革命家。魯迅原名周樹人，字樟壽，號豫才；「魯迅」是其投身五四五四運動後使用的一個筆名，因為影響日甚，所以人們習慣稱之為魯迅。 魯迅，1882年9月25日出生於紹興都昌坊口一個封建士大夫家庭，7歲啟蒙，12歲就讀於三味書屋，勤學好問，博聞強記，課余喜讀野史筆記及民間文學書籍，對繪畫藝術產生濃厚興趣，自此打下堅實的文化基礎。他不囿於四書五經，多方尋求課外讀物，努力掌握歷史文化知識。 紹興的悠久歷史和燦爛文化，特別是眾多越中先賢的道德文章，給魯迅的思想以很大的熏陶和影響。魯迅少年時代，祖父因科場案下獄，父親病故，家道從此中落。魯迅由一個封建士大夫大家庭的長房長孫，變成了一個破落戶子弟。家庭所遭受的一系列重大變故，使少年魯迅飽受人間冷暖，世態炎涼，看到了「世人的真面目」，認識到封建社會的腐朽和沒落。魯迅母親魯瑞，農民的女兒，品格高尚，對魯迅影響很大。 1898年春，魯迅離開故鄉，滿懷人生新的希望，考入了南京江南水師學堂，翌年，因不滿學堂的「烏煙瘴氣」，改入江南陸師學堂附設的礦務鐵路學堂。他廣泛接觸西方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閱《時務報》，看《天演論》，深受維新思潮和進化論學說的影響，初步形成「將來必勝於過去，青年必勝於老人」的社會發展觀。 1902年，魯迅以優異的成績畢業，被官派赴日留學。他先入東京弘文學院學習日語，後入仙台醫學專門學校習醫。因深受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浪潮的影響，積極投身於反清革命的洪流之中，課余「赴會館，跑書店，往集會，聽講演」，立下了「我以我血薦軒轅」的誓言。1906年，魯迅在事實面前，有感於國內同胞的愚弱，認識到改變國民性的重要，便毅然棄醫從文，邁出了人生道路上具有決定意義的一步，選擇了文學藝術，以筆作為自己救國救民的戰鬥武器。他參與籌辦文藝雜志《新生》，撰寫了《人之歷史》、《科學史教篇》、《文化偏至論》、《摩羅詩力說》等早期重要論文。魯迅認為，中國的嚴重問題在於人，不在於物；在於精神，不在於物質；在於個性，不在於「眾人」；要「立國」，必先「立人」，而「立人」的關鍵，在於個性的覺醒與精神的振奮。 辛亥革命前夜，魯迅回到祖國，先在杭州的浙江兩級師范學堂執教，擔任化學、生理學教員，後又回到故鄉紹興，擔任紹興府中學堂監學兼博物教員、山會初級師范學堂監督（校長）。他一方面教書育人，培養青年， 一方面積極投身於辛亥革命。 他領導故鄉文學團體「越社」， 支持創辦《越鐸日報》。 1912年初， 魯迅應教育總長蔡元培之邀，赴南京臨時政府教育部任職，不久，隨教育部遷至北京，任社會教育司第一科科長，同時先後受聘於北京大學、北京高等師范學校、北京女子高等師范學校等一些高等院校，擔任校外兼職講師。 俄國十月革命勝利後，魯迅深受鼓舞，與李大釗、陳獨秀等當時許多先進知識分子一起，寫文章，辦雜志，揭開了中國五四運動的序幕。他站在反帝反封建的前列，積極提倡新文化、新思想、新道德，猛烈抨擊幾千年來的舊文化、舊思想、舊道德。1918年，他發表了我國現代文學史上第一篇白話小說《狂人日記》，小說通過象徵的藝術手法，無情地揭露了中國幾千年封建社會吃人的本質，強烈地控訴了封建禮教和封建宗法制度的罪惡。此後，魯迅「一發而不可收」，以徹底的不妥協的姿態，創作了《孔乙己》、《葯》、《阿Q正傳》等許多小說和大量雜文、隨筆、評論，從而成為五四五四運動的先驅和中國現代文學的奠基人。 1926年夏，魯迅離開北洋軍閥盤踞的北京，南下廈門，擔任廈門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同時兼任國學院教授。1927年初，魯迅又轉赴當時的革命中心廣州，擔任了中山大學中文系主任，同時兼任教務主任，一邊從事教育和文學創作，一邊投入新的戰斗。同年4月，反革命政變發生，魯迅經受了腥風血雨的考驗，因營救學生無果，憤而辭職。在血的教訓面前，魯迅早年形成的社會發展觀發生了深刻的變化，他嚴厲解剖自己的思想，糾正了過去只信進化論的「偏頗」，從此，他的思想發展進入了一個嶄新的起點。 20年代中期，參與創辦《莽原》周刊、《語絲》周刊和文學社團末名社。1927年初到廣州中山大學任文學系主任兼教務主任。1927年8月到廈門大學任教授。 1927年10月，魯迅到了上海，從此定居下來，集中精力從事革命文藝運動。1928年與郁達夫創辦《奔流》雜志。193O年，中國左翼作家聯盟成立，他是發起人之一，也是主要領導人，曾先後主編《萌芽》、《前哨》、《十宇街頭》、《譯文》等重要文學期刊。他參加和領導了中國左翼作家聯盟、中國自由運動大同盟和中國民權保障同盟等許多革命社團。他主編《前哨》、《奔流》、《萌芽月刊》等許多刊物，團結和領導廣大革命的、進步的文藝工作者，與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國民黨政府及其御用文人進行針鋒相對的斗爭。他堅持韌性戰斗，撰寫了數百篇雜文。這些雜文，如匕首，似投槍，在反文化「圍剿」中，作出了特殊的貢獻。他與共產黨人交往密切，堅決擁護中國共產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他以「竊火者」自喻，致力於中外文化交流，倡導新興木刻運動。他關心青年，培養青年，為青年作家的成長付出了大量的心血。 1936年10月19日，魯迅在上海大陸新村寓所與世長辭，終年55歲。 魯迅寫過一首《自嘲》詩，其中有兩句為「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這是他一生的真實寫照。 魯迅一生寫下了800多萬字的著譯，他的《吶喊》、《彷徨》、《野草》、《朝花夕拾》等許多作品一版再版，被翻譯成英、俄、德、法、日、世界語等多種文字，飲譽全球。《魯迅全集》是他留給中國人民和世界各國人民的一筆寶貴的精神財富。
❷ 撰寫歷史人物小傳
林則徐（1785—1850年），字元撫，又字少穆，晚號俟村老人，侯官縣（今福州市）人，清嘉慶十六年（1811年）進士，入翰林院為庶吉士，授編修，歷任江西、雲南鄉試考官，江南道監察御史，浙江杭嘉湖道，江蘇和陝西等省按察使，湖北、湖南、河南等省布政使。道光十一年（1831年），道光皇帝以則徐「出膺外任已歷十年，品學俱優，辦事細心可靠」，擢升為東河河道總督，主持修浚黃河、運河等工程。十二年升江蘇巡撫，十八年（1838年）任湖廣總督，嚴禁吸食鴉片，成效卓著，十一月，欽命為欽差大臣，赴廣東查禁鴉片，並節制廣東水師。林則徐在廣東宣誓旦旦：「若鴉片一日不絕，本大臣一日不回，誓與此事相始終。」英商義律等懾於林則徐的正氣，被迫繳出鴉片2萬多箱，即於虎門海灘當眾銷毀。林則徐因此成了中國近代史上抵禦外侮的第一個民族英雄。
道光三十年（1850年），林則徐病逝。咸豐元年（1851年），咸豐帝賜祭葬，謚號「文忠」，晉贈太子太傅。林則徐逝世後，全國哀悼，福州建祠奉祀。
福州的林則徐祠堂額稱「林文忠公祠」，建於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高大的牌樓式的大門檣，氣勢凌空。大門前有一對石獅拱護，栩栩如生。入大門是「儀門廳」，中間石鋪甬道，兩側分立8尊青石雕刻的石人、石獸，兩旁的迴廊里，則陳列20多面的儀仗執事牌。在「紫禁城騎馬」、「湖廣總督」、「兩廣總督」、「江蘇巡撫」、「陝西巡撫」等等。有楹聯曰：「焚毒沖雲霄，正氣壯山河之色；揮旗抗敵寇，義征奪鬼魅人心。」令人高山仰止，感佩萬端。
「林文忠公祠」是於1982年改為「林則徐紀念館」的，並列為省級文物保護單位。臨街的門牆新匾「林則徐紀念館」，又左匾「中興宗袞」，右匾「左海偉人」。福州市人民教育委員會以「林則徐紀念館」為青少年德育教育的基地。這里在福州人民，在中國人民的心目中，是一個碩大的豐碑。
❸ 近代歷史人物小傳
基督教歷史人物小傳~近代篇~馬禮遜 (Robert Morrison公元1782-1834)
遠在十七世紀，曾有一位傳教士范禮安數度嘗試進入中國而告失敗，在他臨終前，遙望中國大陸發出沉痛的呼聲：「石頭啊！石頭啊！你幾時才為我主裂開呢？」
似乎「中國」這塊巨石，惟有用自我犧牲和屬靈智慧，才可把「它」搖撼。但誰能有如此勇氣呢？馬禮遜作到了！
馬禮遜於一七八二年誕生於英國北部的一個小鎮，幼年就聰穎超人，有極強的記憶力，曾於一夜間背下聖經中最長的一篇――詩篇一一九篇，並毫無錯誤。只可惜在青年時期所過的是一個荒唐的生活：酗酒、狂歡、放盪、污言穢語已習以為常。感謝神，使他不久便對這種生活厭了，十六歲的一天，他真正找到了人生的方向和意義。
廿余歲的馬禮遜，忽然得到神的呼召：「去！向遠方的中國人傳福音。」這呼召簡直把他嚇一大跳，他說：「神啊！中國在哪裡？我對它一無所知，你怎麼會要我去一個完全陌生的地方呢？」然而神的呼召是持續而堅定，毫無回轉之餘地。他只好立即開始前往中國的准備工作，首先須解決的是如何學習中文，他先禱告後才上街去，正好見到一位中國人迎面而來，他緊握那人之手，拜他為師，即刻開始了艱苦的中文學習，在完全沒有辭典，沒有任何語言學方法的協助下，實在極難，幾次想中途而廢，然而來自神的呼召與異象：「去！傳福音給中國人。」形成一片緊鑼密鼓，無法逃避，只好咬緊牙關，吞下淚水，對自己說：「為了神的呼召，為了向中國人傳福音的異象，無論有多大困難，我都要學會中文。」馬禮遜就是憑信靠神的心，去排除萬難，走上獻身為中國的道路。
在一八三四年以前，中英兩國的關系完全由東印度公司壟斷，為商業利益，東印度公司一向禁止宣教士搭船前往中國，更不準留居。馬禮遜惟有先乘船到美國，輾轉來到這塊陌生的土地，迎接他的不是熱烈的雙手，乃是東印度駐澳門代表的冷酷警告，加上天主教神父們的妒忌，連在澳門居住也極困難，但馬禮遜置之不理。
馬禮遜既踏上中國，便入鄉隨俗，穿著中國式的服裝，留長指甲，蓄著似「豬尾巴」的長辮子，吃中國飯菜。又因經濟困窘，租了一貨倉最下層的潮濕房間，空氣混濁，家徒四壁，就在此地為中國開展了偉大的事業。
要感動中國這塊巨石，馬氏不但面對孤單冷漠，還有被驅逐出境之危險，況且澳門神父也虎視眈眈，在重重壓力下，他只好加入東印度公司成為正式職員，使他沒有一點時間去傳福音；另方面，在英國的同胞對他的受聘並不諒解，認為他已放棄了宣教的使命。在此內外交迫下，不但他孤單痛苦的工作，更加上心靈熬煉，可是馬禮遜一點也沒有退縮，相反地，他是勇往直前。
本來在孤單的工作中，與瑪麗 . 莫頓結婚可以令他稍有安慰，但依照清廷的定例，他的新婚妻子必須留在澳門，而馬禮遜的公務亦使他一年中有半年要留住廣州。馬夫人身體很弱，再加上夫妻長期分離，使她心情抑鬱寡歡，更不幸的是他們的長子一生下來便告夭折，使他們的心情更加痛苦，因而馬夫人的身體越來越壞，只好帶著女兒返回英國。一別六年，後再於澳門全家團聚，使馬禮遜歡喜不已，只因公務纏身，不得不獨自返回廣州，不幸馬夫人在同年不堪病魔纏身，死於澳門，馬禮遜因而痛苦難言，豈料一年後他的摯友米憐亦離世回到天家，一連串的打擊，令馬禮遜悲痛莫名，他曾這樣說「......我親愛的瑪麗既死，現在又加上了米憐......我並不埋怨......只是為了剩下我一人而深感寂寞，但上帝曾經支持起我的軟弱......我希望將來我也死在我工作的地方。」他感情的豐富卻增加了他的痛苦，以致常不住的呼喊：「......我的勇氣與耐心，差不多已消喪殆盡了......這是一處極孤寂的場所，我希望到自由和可以享樂的地方....」他似乎已經軟弱、灰心、甚至略帶抱怨，然而終其一生他沒有退縮，反而在貨倉中完成了偉業。
雖然外國人購書懸為嚴禁，但為了多買一本書，多學一些中文字，甚至節衣縮食，多付幾倍的價錢亦在所不計，他孜孜不倦的研習中文，終於給他帶來了成果：「使徒行傳」、「路加福音」先後譯成中文，還有「真道回答」、「英華文法入門」、「中文法程」、中國第一本「華英字典」等，他更熱心於英國設立一東方語文學校，力主在牛津與劍橋大學內設立中文講座，又於馬剌甲設立了第一所英華書院，以培育中文人才。
當然，在成功的背後，必定有一番辛酸血淚，為了印刷聖經及這些書籍，一方面時刻面臨清廷深嚴禁令的威脅；另方面東印度公司因怕他這樣做會違反禁令、影響中英貿易的進行，而把他撤職；最大的不幸，並不是閉關自守的清廷或東印度公司的百般阻攔，而是一群白蟻――原來他叫人刻成的書板，因怕被人發現而藏之於屋隅，卻被白蟻蛀了大半，這無異是晴天霹靂，心中所受的打擊，真是無可言喻！
馬禮遜拼盡了他生命的全部，終於在一八三四年息下了世上的勞苦，他的遺體埋葬在澳門，誠如耶穌所說：「一粒麥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舊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結出許多子粒來。」馬禮遜雖然死了，但是他的影響力卻直透歷史的層層帷幕。他自己曾說：「為完成這偉大的任務起見，我不怕長期工作，謝絕社交，持以耐心、毅力、鎮靜，及不偏激的判斷.....惟希望以正確的思想、恭敬的態度、戰戰兢兢、小心翼翼，而期得免誤傳上帝之聖言。」
是的！馬禮遜的確是一位把基督福音帶來中國的先鋒，他的英雄故事不是寫在沙塵滾滾的戰場上，而是寫在一塊充滿敵意、猜忌、與孤寂痛苦的土地上，以他生命的血淚播種，以至於開花結實累累，怪不得每當我們提到這位已逝世百多年的傳教士，都會肅然而生敬。
❹ 歷史人物小傳怎麼寫
人物簡介、家庭背景、兒時著名事跡、貢獻、逝世後人物的影響、逝世後對社會的影響（依先後順序）
❺ 八年級歷史人物小傳怎麼寫2000字的
魯迅（1881－1936），浙江紹興人。中國現代偉大的文學家、思想家和革命家。魯迅原名周樹人，字樟壽，號豫才；「魯迅」是其投身五四五四運動後使用的一個筆名，因為影響日甚，所以人們習慣稱之為魯迅。
魯迅，1882年9月25日出生於紹興都昌坊口一個封建士大夫家庭，7歲啟蒙，12歲就讀於三味書屋，勤學好問，博聞強記，課余喜讀野史筆記及民間文學書籍，對繪畫藝術產生濃厚興趣，自此打下堅實的文化基礎。他不囿於四書五經，多方尋求課外讀物，努力掌握歷史文化知識。
紹興的悠久歷史和燦爛文化，特別是眾多越中先賢的道德文章，給魯迅的思想以很大的熏陶和影響。魯迅少年時代，祖父因科場案下獄，父親病故，家道從此中落。魯迅由一個封建士大夫大家庭的長房長孫，變成了一個破落戶子弟。家庭所遭受的一系列重大變故，使少年魯迅飽受人間冷暖，世態炎涼，看到了「世人的真面目」，認識到封建社會的腐朽和沒落。魯迅母親魯瑞，農民的女兒，品格高尚，對魯迅影響很大。
1898年春，魯迅離開故鄉，滿懷人生新的希望，考入了南京江南水師學堂，翌年，因不滿學堂的「烏煙瘴氣」，改入江南陸師學堂附設的礦務鐵路學堂。他廣泛接觸西方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閱《時務報》，看《天演論》，深受維新思潮和進化論學說的影響，初步形成「將來必勝於過去，青年必勝於老人」的社會發展觀。
1902年，魯迅以優異的成績畢業，被官派赴日留學。他先入東京弘文學院學習日語，後入仙台醫學專門學校習醫。因深受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浪潮的影響，積極投身於反清革命的洪流之中，課余「赴會館，跑書店，往集會，聽講演」，立下了「我以我血薦軒轅」的誓言。1906年，魯迅在事實面前，有感於國內同胞的愚弱，認識到改變國民性的重要，便毅然棄醫從文，邁出了人生道路上具有決定意義的一步，選擇了文學藝術，以筆作為自己救國救民的戰鬥武器。他參與籌辦文藝雜志《新生》，撰寫了《人之歷史》、《科學史教篇》、《文化偏至論》、《摩羅詩力說》等早期重要論文。魯迅認為，中國的嚴重問題在於人，不在於物；在於精神，不在於物質；在於個性，不在於「眾人」；要「立國」，必先「立人」，而「立人」的關鍵，在於個性的覺醒與精神的振奮。
辛亥革命前夜，魯迅回到祖國，先在杭州的浙江兩級師范學堂執教，擔任化學、生理學教員，後又回到故鄉紹興，擔任紹興府中學堂監學兼博物教員、山會初級師范學堂監督（校長）。他一方面教書育人，培養青年， 一方面積極投身於辛亥革命。 他領導故鄉文學團體「越社」， 支持創辦《越鐸日報》。 1912年初， 魯迅應教育總長蔡元培之邀，赴南京臨時政府教育部任職，不久，隨教育部遷至北京，任社會教育司第一科科長，同時先後受聘於北京大學、北京高等師范學校、北京女子高等師范學校等一些高等院校，擔任校外兼職講師。
俄國十月革命勝利後，魯迅深受鼓舞，與李大釗、陳獨秀等當時許多先進知識分子一起，寫文章，辦雜志，揭開了中國五四運動的序幕。他站在反帝反封建的前列，積極提倡新文化、新思想、新道德，猛烈抨擊幾千年來的舊文化、舊思想、舊道德。1918年，他發表了我國現代文學史上第一篇白話小說《狂人日記》，小說通過象徵的藝術手法，無情地揭露了中國幾千年封建社會吃人的本質，強烈地控訴了封建禮教和封建宗法制度的罪惡。此後，魯迅「一發而不可收」，以徹底的不妥協的姿態，創作了《孔乙己》、《葯》、《阿Q正傳》等許多小說和大量雜文、隨筆、評論，從而成為五四五四運動的先驅和中國現代文學的奠基人。
1926年夏，魯迅離開北洋軍閥盤踞的北京，南下廈門，擔任廈門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同時兼任國學院教授。1927年初，魯迅又轉赴當時的革命中心廣州，擔任了中山大學中文系主任，同時兼任教務主任，一邊從事教育和文學創作，一邊投入新的戰斗。同年4月，反革命政變發生，魯迅經受了腥風血雨的考驗，因營救學生無果，憤而辭職。在血的教訓面前，魯迅早年形成的社會發展觀發生了深刻的變化，他嚴厲解剖自己的思想，糾正了過去只信進化論的「偏頗」，從此，他的思想發展進入了一個嶄新的起點。
20年代中期，參與創辦《莽原》周刊、《語絲》周刊和文學社團末名社。1927年初到廣州中山大學任文學系主任兼教務主任。1927年8月到廈門大學任教授。
1927年10月，魯迅到了上海，從此定居下來，集中精力從事革命文藝運動。1928年與郁達夫創辦《奔流》雜志。193O年，中國左翼作家聯盟成立，他是發起人之一，也是主要領導人，曾先後主編《萌芽》、《前哨》、《十宇街頭》、《譯文》等重要文學期刊。他參加和領導了中國左翼作家聯盟、中國自由運動大同盟和中國民權保障同盟等許多革命社團。他主編《前哨》、《奔流》、《萌芽月刊》等許多刊物，團結和領導廣大革命的、進步的文藝工作者，與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國民黨政府及其御用文人進行針鋒相對的斗爭。他堅持韌性戰斗，撰寫了數百篇雜文。這些雜文，如匕首，似投槍，在反文化「圍剿」中，作出了特殊的貢獻。他與共產黨人交往密切，堅決擁護中國共產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他以「竊火者」自喻，致力於中外文化交流，倡導新興木刻運動。他關心青年，培養青年，為青年作家的成長付出了大量的心血。
1936年10月19日，魯迅在上海大陸新村寓所與世長辭，終年55歲。
魯迅寫過一首《自嘲》詩，其中有兩句為「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這是他一生的真實寫照。
魯迅一生寫下了800多萬字的著譯，他的《吶喊》、《彷徨》、《野草》、《朝花夕拾》等許多作品一版再版，被翻譯成英、俄、德、法、日、世界語等多種文字，飲譽全球。《魯迅全集》是他留給中國人民和世界各國人民的一筆寶貴的精神財富。
❻ 歷史人物小傳
孫中山（1866.11.12~1925.3.12），字德明，號逸仙，原名孫文。流亡日本時曾化名中山樵，故後人稱其為中山先生，其後此稱謂便逐漸演化為孫中山。是近代中國的民主革命家、政治家、理論家、中華民國總理，第一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被尊稱為國父，夫人宋慶齡女士被尊成為國母。
曾任中華民國第一任臨時大總統、中國國民黨總理、廣州革命政府大元帥。他是中國國民黨創始人，三民主義的倡導者。首舉徹底反封建的旗幟，「起共和而終帝制」。孫中山關於國家統一的思想，對共產黨和國民黨來說應是共識。孫中山先生對中國共產黨採取支持政策，其遺孀宋慶齡女士更是透過實際行動表達對共產黨的支持立場，一起為中華民族的崛起而努力！在中國的主流輿論中是享有崇高名望的中國國民黨革命人士之一。
幼名帝象，學名文，號日新，後改號逸仙，旅居日本時曾化名中山樵，「中山」因而得名。1866年11月12日生於廣東省香山縣(今中山市)翠亨村一個農民家庭，1892年畢業於香港西醫書院。赴檀香山成立興中會，誓推翻清朝。1905年在日本聯合華興會、光復會等革命團體成立中國同盟會，被推為總理。 1911年辛亥革命後被十七省代表推舉為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
1940年，國民政府通令全國，尊稱其為「中華民國國父」。孫文被中國國民黨尊為「永遠的總理」；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都稱他為「革命先行者」。他是中華民族的偉大領袖
❼ 歷史人物小傳700~800字
武則天小傳
武則天,又名武媚娘。是我國歷史上的唯一一位女皇帝。
武則天是唐太宗李世民的才人，唐高宗李治的皇後。太宗稱其為「媚娘」。她在協助高宗處理軍國大事，佐持朝政三十年後，親登帝位，自稱聖神皇帝，廢唐祚於一旦，改國號為周，成為中國歷史上空前絕後的唯一女皇。從她參與朝政，自稱皇帝，到病移上陽宮，前後執政近半個世紀，上承「貞觀之治」，下啟「開元盛世」，史稱「貞觀遺風」歷史功績，昭昭於世。
則天自幼聰慧敏俐，極善表達，膽識超人。父親深感她是可造人才，遂教她讀書識字，使她通曉世理。史載，則天十三、四歲時，已是博覽群書，博聞強記，詩詞歌賦也都奠定了一定基礎，而且長於書法，字態卓犖不群。
則天登上皇後寶座後，機智精明，「通文史，多權謀」的長處，得到長足的發揮和發展，使高宗對她寵愛之餘，別眼相看。她亦利用皇後的身份，皇上對己的寵愛，積極參與朝政。她罷免朝中諸遂良、長孫元忌的支持者，鞏固和擴大了自己的影響和權力，掃除了她參政道路上的障礙，貞觀遺風之稱的永徽之治結束。
武則天當政，頗有貞觀遺風。她像唐太宗一樣，十分重視農業生產。早在公元 674年，她就曾向高宗提出十二條施政建議，發展農業生產。
公元 684 年，她下令獎勵農桑，並明確指出，所有的地方官吏，只要能夠不斷擴大耕地面積，使農民有餘糧的，就可以提升；相反，如果政治腐敗，農業生產搞不好，農民有逃荒討飯、 流落外地的，就要受到免官或是降職的處分。另外，她還下令邊遠地區的軍隊施行屯田。
在她當上皇後以後，還十分注重節儉。高宗在一封詔書中說： 「天後， 是我的配偶，可是她卻經常穿著舊裙子，難道她不知道華麗的衣服好看嗎 ？ 當然不是。她這樣做，只不過是讓天下臣民都崇尚節儉罷了。 」
為了廣納賢才，武則天注意破格用人， 她同時還鼓勵各級官吏推薦人才，而且還允許他們自薦。要求做官的人，可以把自己的詩賦文章投進去自薦。被薦或自薦的人，只要有才能，便可以獲得提升或任用。相反，對於那些不稱職的官員，則毫不客氣地罷斥降免，甚至處死。
武則天使唐朝社會經濟進一步發展，國力不斷增強。人稱她的統治「政啟開元，治宏貞觀」。
❽ 歷史人物小傳200字左右
商鞅
衛國人，公孫氏，名鞅，亦稱衛鞅，戰國時政治家。初為魏相公叔痤家臣，後入秦進說秦孝公。公元前356年，秦孝公任商鞅為左庶長，實行變法。隨後，又升為大良造。至孝公十二年，秦由雍(今陝西鳳翔南)遷都咸陽(今陝西咸陽東北)，他進一步變法。公元前340年，因戰功封於商(今陝西商縣東南)十五邑，號商君，故稱商鞅。他前後兩次變法，奠定了秦國富強的基礎。秦孝公死後，被貴族誣害，車裂而死。
孔子
孔子(前551-前479)名丘，字仲尼，英文：Confucius。兄弟排行第二,故也有人稱為孔二,春秋後期魯國人，漢族。公元前551年9月28日（夏歷八月二十七日）生於魯國鄒邑昌平鄉（今山東省曲阜市東南的魯源村）；公元前479年4月11日（農歷二月十一日）逝世，享年72歲，葬於曲阜城北泗水之上，即今日孔林所在地。
他的祖先是宋國貴族，大約在孔子前幾世就沒落了。孔子年輕時做過幾任小官，但他一生大部分時間是從事教育，相傳收弟子多達三千人，教出不少有知識有才能的學生。 孔子為春秋末期思想家、教育家，儒學學派的創始人，任魯國司寇；後攜弟子周遊列國；最終返魯，專心執教。在世時已被譽為「天縱之聖」、「天之木鐸」「千古聖人」，是當時社會上最博學者之一，並且被後世尊為至聖（聖人之中的聖人）、萬世師表。因父母曾為生子而禱於尼丘山，故名丘，曾修《詩》、《書》，定《禮》 、《樂》，序《周易》，作《春秋》。孔子的思想及學說對後世產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
❾ 歷史人物小傳，急用
辜鴻銘何許人也？他生在南洋，學在西洋，婚在東洋，仕在北洋。精通英、法、德、拉丁、希臘、馬來亞等9種語言，獲13個博士學位，倒讀英文報紙嘲笑英國人，說美國人沒有文化，第一個將中國的《論語》、《中庸》用英文和德文翻譯到西方。憑三寸不爛之舌，向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大講孔學，與文學大師列夫·托爾斯泰書信來往，討論世界文化和政壇局勢，被印度聖雄甘地稱為「最尊貴的中國人」。
辜鴻銘，(1857年7月18日－1928年4月30日)，字湯生。1857年7月18日生於南洋馬來半島西北的檳榔嶼（馬來西亞的檳城州）一個英國人的橡膠園內。早年，他祖輩由中國福建遷居南洋，積累下豐厚的財產和聲望。他的父親辜紫雲當時是英國人經營的橡膠園的總管，操流利的閩南話，能講英語、馬來語。他的母親則是金發碧眼的西洋人，講英語和葡萄牙語。這種家庭環境下的辜鴻銘自幼就對語言有著出奇的理解力和記憶力。沒有子女的橡膠園主布朗先生非常喜歡他，將他收為義子。自幼讓他閱讀莎士比亞、培根等人的作品。
英國的炮艦1840年就打開了中國的大門。辜鴻銘的義父布朗先生對他說：「你可知道，你的祖國中國已被放在砧板上，惡狠狠的侵略者正揮起屠刀，准備分而食之。我希望你學通中西，擔起富國治國的責任，教化歐洲和美洲。」1867年布朗夫婦返回英國時，把十歲的辜鴻銘帶到了當時最強大的西方帝國。臨行前，他的父親在祖先牌位前焚香告誡他說：「不論你走到哪裡，不論你身邊是英國人，德國人還是法國人，都不要忘了，你是中國人。」
到了英國，在布朗的指導下,辜鴻銘從西方最經典的文學名著入手，以最樸拙的死記硬背辦法很快掌握了英文、德文、法文、拉丁文、希臘文，並以優異的成績被著名的愛丁堡大學錄取，並得到校長、著名作家、歷史學家、哲學家卡萊爾的賞識。1877年，辜鴻銘獲得文學碩士學位後，又赴德國萊比錫大學等著名學府研究文學、哲學。後來，蔡元培去萊比錫大學求學時，辜鴻銘已是聲名顯赫的知名人物；而40年後，當林語堂來到萊比錫大學時，辜鴻銘的著作已是學校指定的必讀書了，在林語堂的《京華煙雲》一書中曾提及辜鴻銘。14年的留學生活使富有天賦的少年辜鴻銘成為精通西方文化的青年學者。
完成學業後,辜鴻銘聽從當時在新加坡的語言大家馬建忠的勸說,埋頭研究中華文化,並回到祖國大陸，繼續苦讀中國典籍。他在晚清實權派大臣張之洞幕府中任職二十年，主要職責是「通譯」。他一邊幫助張之洞統籌洋務，一邊精研國學，自號「漢濱讀易者」。
辜鴻銘博通西歐諸種語言、言辭敏捷的聲名很快在歐美駐華人士中傳揚開來。他給祖先叩頭，外國人嘲笑說：這樣做你的祖先就能吃到供桌上的飯菜了嗎？辜鴻銘馬上反唇相譏：你們在先人墓地擺上鮮花，他們就能聞到花的香味了嗎？他倒讀英文報紙嘲笑英國人，說美國人沒有文化，在輪船上用純正的德語挖苦一群德國人。英國作家毛姆來中國，想見辜。毛姆的朋友就給辜寫了一封信，請他來。可是等了好長時間也不見辜來。毛姆沒辦法，自己找到了辜的小院。一進屋，辜就不客氣地說：「你的同胞以為，中國人不是苦力就是買辦，只要一招手，我們非來不可。」一句話，讓走南闖北見多識廣的毛姆立時極為尷尬，不知所對。
同時作為東方文化的捍衛者，辜鴻銘的聲譽也逐漸顯赫起來。辜鴻銘在北京大學講課時對學生們公開說：「我們為什麼要學英文詩呢？那是因為要你們學好英文後，把我們中國人做人的道理，溫柔敦厚的詩教，去曉喻那些四夷之邦。」在那樣的時候，他還嘴硬，叫西方為「四夷之邦」，為此，許多人僅僅把他當成一個笑料的製造者，卻忽略了他內心的痛苦，忽略了他對東方文化的積極思考，忽略了他對這片土地命運的深切關注，也忽略了他曾做出的堅定而絕望的掙扎。
自1883年在英文報紙《華北日報》上發表題為「中國學」的文章開始，他昂首走上宣揚中國文化、嘲諷西學的寫作之路。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幾年裡，他還將《論語》、《中庸》譯成英文，相繼在海外刊載和印行。後來又翻譯了《大學》。他的工作是創造性的，古老的東方理論中還加入了歌德、席勒、羅斯金及朱貝爾的有啟發性的妙語。在他之前，中國的古經典從來沒有好的譯本。
從1901至1905年，辜鴻銘分五次發表了一百七十二則《中國札記》，反復強調東方文明的價值。1909年，英文著本《中國的牛津運動》（德文譯本名《為中國反對歐洲觀念而辯護：批判論文》）出版，在歐洲尤其是德國產生巨大的影響，一些大學哲學系將其列為必讀參考書。1915年《春秋大義》（即有名的《中國人的精神》）出版。他以理想主義的熱情向世界展示中國文化才是拯救世界的靈丹，同時，他對西方文明的批判也是尖銳的深刻的。很快《春秋大義》德文版出版了，在正進行「一戰」的德國引起巨大轟動。
辜鴻銘認為，要估價一種文明，必須看它「能夠生產什麼樣子的人，什麼樣的男人和女人」。他批評那些「被稱作中國文明研究權威」的傳教士和漢學家們「實際上並不真正懂得中國人和中國語言」。他獨到地指出：「要懂得真正的中國人和中國文明，那個人必須是深沉的、博大的和純朴的」，因為「中國人的性格和中國文明的三大特徵，正是深沉、博大和純朴，此外還有「靈敏」。
辜鴻銘從這一獨特的視角出發，把中國人和美國人、英國人、德國人、法國人進行了對比，凸顯出中國人的特徵之所在：美國人博大、純朴，但不深沉；英國人深沉、純朴，卻不博大；德國人博大、深沉，而不純朴；法國人沒有德國人天然的深沉，不如美國人心胸博大和英國人心地純朴，卻擁有這三個民族所缺乏的靈敏；只有中國人全面具備了這四種優秀的精神特質。也正因如此，辜鴻銘說，中國人給人留下的總體印象是「溫良」，「那種難以言表的溫良」。在中國人溫良的形象背後，隱藏著他們「純真的赤子之心」和「成年人的智慧」。辜鴻銘寫道，中國人「過著孩子般的生活——一種心靈的生活」。
辜鴻銘生活在一個不幸的時代，在那樣一個時代里，只要你是一個中國人，你就只能是病弱的，任人宰割的。如果你是清醒的，你要抗爭，就需付出分外沉痛的代價。面對當時內憂外患的祖國,辜鴻銘為中華傳統之斷落而憂患，為炎黃文明之塗炭而憂患,他在筆記《張文襄幕府紀聞》中表達了自己對中國文化的自尊與憂患的深層嘆息。
辜鴻銘狂放的姿態，是他帶淚的表演，是以狂放來保護強烈的自尊。當時西方人見到中國街市當中，遍掛「童叟無欺」四字，常對辜說：於此四字，可見中國人心欺詐之一斑。辜頓時語塞，無以自遣。實際上，因為眼界比同時代的人要開闊許多，那種不幸辜鴻銘比任何人都體會得更清楚、更深刻。由此，他不惜用偏執的態度來表達自己對中華文化的熱愛。他學在西洋，卻喜歡東方姑娘，尤其喜愛中國姑娘的小腳。他的夫人淑姑是小腳，他一見鍾情、終身不負。民國建立後,他在北大講授英國文學，用偏激的行為方式--留辮子,穿舊服,為納妾和纏足進行頭頭是道的辯解,來對抗整個社會棄絕中華傳統的畸形走向。辜鴻銘一生主張皇權，可他並不是遇到牌位就叩頭。慈禧太後過生日，他當眾脫口而出的「賀詩」是「天子萬年，百姓花錢。萬壽無疆，百姓遭殃」。袁世凱死，全國舉哀三天，辜鴻銘卻特意請來一個戲班，在家裡大開堂會，熱鬧了三天。
辜鴻銘在北京大學任教，梳著小辮走進課堂，學生們一片鬨堂大笑，辜平靜地說：「我頭上的辮子是有形的，你們心中的辮子卻是無形的。」聞聽此言，狂傲的北大學生一片靜默。
辜鴻銘生平喜歡痛罵西方人，反以此而見重於西方人，不為別的，就為他罵得鞭辟入裡，並總能罵在要穴和命門上。故很多西方人崇信辜鴻銘的學問和智慧，幾乎到了痴迷的地步。
當年，辜鴻銘在東交民巷使館區內的六國飯店用英文講演「The Spirit of theChinese People」(他自譯為《春秋大義》)，中國人講演歷來沒有售票的先例，他卻要售票，而且票價高過「四大名旦」之一的梅蘭芳。聽梅的京戲只要一元二角，聽辜的講演卻要兩元，外國人對他的重視由此可見一斑。
辜鴻銘在西方人面前表現出來的優越感源自於他的機智與幽默。某天，辜鴻銘在他位於北京椿樹胡同的私邸宴請歐美友人，點的是煤油燈，煙氣嗆鼻。有人說，煤油燈不如電燈和汽燈明亮，辜鴻銘笑道：「我們東方人，講求明心見性，東方人心明，油燈自亮。東方人不像西方人那樣專門看重表面功夫。」你說這是談佛理，談哲學，還是故弄玄虛？反正他這一套足夠唬住那些洋鬼子。
辜鴻銘辯才無雙。中日甲午海戰後，伊藤博文到中國漫遊，在武昌時，與張之洞有過一些接觸。辜鴻銘是張的幕僚，作為見面禮，他送了伊藤一本自己剛出版的《論語》英譯本。伊藤早知辜氏是中國保守派中的先鋒大將，便乘機調侃他道：「聽說你精通西洋學術，難道還不清楚孔子之教能行於兩千多年前，卻不能行於二十世紀的今天嗎？」辜鴻銘見招拆招，回答道：「孔子教人的方法，就好比數學家的加減乘除，在數千年前，其法是三三得九，如今二十世紀，其法仍然是三三得九，並不會三三得八。」伊藤聽了，一時間無詞以對。
在北大，受蔡元培、黃侃、洋教授的青睞，但卻是西化分子的死對頭。對於胡適等人的白話文運動給國人帶來傳統文化斷層上的災難，曾經早有預見，但最終，民國政府還是在小學課本廢除了文言文，給中國的傳統文化的繼承和發展造成了難以彌補的巨大損失。辜鴻銘，作為一個出生在馬來西亞的華僑，用自己的努力捍衛著中華民族的尊嚴，是他，促使世界第一個孔子學院的誕生，近代中國的人物，也唯有他，是最受到世界各國學者文人的尊敬的人物，然而在他的祖國中國，卻屢屢被自己的同胞和學生嘲笑唾罵誤解著，我們不能不遺憾那樣的時代里，我們的大多數青年的幼稚和愚蠢。
1928年4月30日，辜鴻銘在北京逝世，享年72歲。
[編輯本段]【著書立說】
辜鴻銘的仕途生涯不足一談，他一生事跡的意義及其重要性在於溝通中西文化並訴諸於翻譯事業。為了讓西方人了解中國的孔孟哲學，精神道義，他勤於寫作。辜氏一生著述頗豐，且多用流利的英文寫成，其目的即在於使西方人了解，並通過了解進而尊重中國文化。
辜鴻銘的英文著作主要包括：
1． Papers from a Viceroy's Yamen: A Chinese Plea for the Cause of Good Government and True Civilization.封面上有趙鳳昌親筆手書的中文書名《尊王篇》。該書於1901年在上海出版，乃是辜鴻銘自和義和團運動以來，陸陸續續發表於《日本郵報》等報刊上的系列英文政論文章結集而成的合集。這些文章分析了義和團運動產生的原因，指出義和團運動完全是外國傳教士的不正當活動和西方列強的殖民政策所引起的。辜鴻銘還在書中公開對西方文明及其沒落進行大肆的評價。該書出版後，歐洲人爭相購買傳閱，當時在國際上產生了很大的影響。《清史稿》本傳中說："辜氏以英文撰《尊王篇》，申大義，列強知中華以禮教立國，終不可侮，和議乃就。"
2． ET nunc, reges, intelligite! The Moral Cause of the Russia-Japanese War（《當今，皇上們，請深思！日俄戰道德原因》）它從1904年12月10日起在《日本郵報》上連續發表，1906年結集於上海刊行。主要討論日俄戰爭在道義方面的根源，兼及中西文明問題，並批評俄日雙方的政策。
3． The Story of a Chinese Oxford Movement（《中國牛津運動故事》），為辜鴻銘為紀念張之洞而作，1910年首次在上海出版。書中他將張之洞比作英國19世紀的紅衣主教紐曼（Cardinat Newman），把張之洞領導的維護中國綱常名教的清流運動和紐曼在英格蘭教會攻擊自由主義的牛津運動作了對比研究，指出張之洞的清流運動和紐曼的牛津運動都是反對和攻擊同一個敵人--現代歐洲高度物質文明的破壞力量。
4． The Spirit of the Chinese People（《中國人的精神》，又名《春秋大義》），這是辜鴻銘向西方宣傳中國傳統文化的代表作。該書1915年在北京首次出版，並很快由德國學者奧斯卡·A·H·施密茨（Oscar.A.H.Schmitz）譯成德文，一時轟動西方。書中力闡中華民族德精神和中國文明的價值，鼓吹中國文化救西論。全書分為緒言、導論、正文和附錄四個部分。導論闡述"良民宗教"（The Religion of Good-Citizenship）；正文第一章論"中國人的精神"（The Spirit of the Chinese People），第二章論"中國女子"(The Chinese Woman)，第三章論"中國語言"(The Chinese Language)，第四章論"約翰 ·史密斯在中國"(John Smith in China)，第五章論"一個著名的漢學家"(A Great Sinologue)，第六、七兩章論"中國學"(Chinese Scholarship)；附錄論"崇拜群眾的宗教"或名"戰爭與出路"(The Religion of Mob-Worship or the War and the Way out)。
此外，辜鴻銘還常在英文報刊上發表文章，《字林西報》（又名《華北日報》，North China Daily News）、《日本郵報》（Japan Weekly Mail）、《北京日報》（Beijing Daily News）、《密勒氏遠東評論》（Millard's Review of the Far East）、《華北正報》（North China Standard）、《泰晤士報》（The Times）等英文報刊都是他批判西方，闡揚"周孔之道"的陣地。
辜鴻銘的文章發表之後，西方人既驚訝又非常佩服，德國人和日本人尤其如此，為了讓更多的國人了解這位東方聖哲的思想和學說，他們把辜鴻銘的文章著述分別譯成德文和日文。1920年在德國萊比錫出版了由奈爾遜教授翻譯的辜鴻銘的論文集Vox Clamantis（《吶喊》，又名《哀訴之音》）。德國著名漢學家衛禮賢（Richard Wilhelm）則編譯了辜鴻銘文集《中國對於歐洲思想之反抗：批判論文集》，該書主體為《中國牛津運動》。辜鴻銘在日本講演的論文由日本大東文化協會集結成《辜鴻銘講演集》於1925年在日本刊行。1941年日本人薩摩雄次在日本編譯出版了《辜鴻銘論集》，主要篇目是從《辜鴻銘講演集》和《中國人的精神》中選譯出來的。
[編輯本段]【翻譯實踐】
作為翻譯家，辜鴻銘的貢獻主要包括兩個方面：一方面是將我國經典古籍《論語》、《中庸》、《大學》等譯成英文，在清末民初的中書英譯中最享盛譽；另一方面是將外國詩歌等翻譯成中文，主要有威廉·柯伯的《痴漢騎馬歌》和柯勒律治的《古舟子詠》，成為近代中國向國內譯介西方詩歌的先驅。
中國四書五經的翻譯最早始於明末清初。當時來華的外國傳教士和漢學家把《詩經》、《易經》、《論語》、《老子》等中國古代文化典籍移譯成多種文字傳到歐美，有拉丁文、英文、義大利文、法文等譯本。要把中國古代經籍譯成西方文字，就得同時精通對譯的兩種語言，能夠透徹理會兩國文化，並非一般人所能擔任。而這些傳教士和漢學家大多數只是粗通漢語，因此翻譯出來的作品中存在著許多不足之處，有的甚至是積字成句、積字成篇，根本無法從整體上體現中國文化的精奧之處。
到了近代，翻譯孔孟著作最出名的要屬理雅各（James Legge）。理雅各是個有名的漢學家，漢語造詣很高。在王韜的協助下，他把中國"十三經"中的十部經書譯成英文，統稱為《中國經典》（ The Chinese Classics），在西方享有很高的聲譽，到現在，仍被許多西方人視為標准譯本。但由於英漢兩國語言、文化、思維方式等方面存在著巨大差異，因此理雅各的翻譯雖較之以前的譯著相對准確，仍不免有誤解曲解、死譯硬譯、斷章取義的現象。
辜鴻銘早在1884年發表的《中國學》一文中就指出：理雅各翻譯《中國經典》的工作不過是應時之需，雖然數量驚人，但並不都令人滿意。辜鴻銘認為正是這些傳教士和漢學家歪曲了儒家經典的原義，糟蹋了中國文化，並導致西方人對中國人和中國文明產生種種偏見。為了消除這些偏見，他決定自己翻譯儒家經典。1898年辜鴻銘在上海出版了他的第一本譯著《論語》（The Discourses and Sayings of Confucius: A New Special Translation, Illustrated with Quotations from Goethe and Other Writers），1906年又推出了第二本譯著《中庸》（The Universal Order or Conct of Life），後來他又翻譯了《大學》（Higher Ecation），但是沒有正式出版發行。
他在《論語》譯序中聲稱：我們只想在此表達一個願望，希望那些有教養有思想的英國人在耐心讀過我們的譯作之後，能夠反思一下他們對中國人已有的成見，並能因此修正謬見，改變他們對於中英兩國人民與人民、國與國之間關系的態度。
辜鴻銘翻譯儒經最突出的一個特點是意譯法，即採用"動態對等"的方法，使譯文在表達思想方面起到與原文相同的作用，而不是原文與譯文之間字櫛句比的機械性轉換。在《論語》譯序中，他就明確指出他的翻譯目的是"讓普通英語讀者能看懂這本給了中國人智力和道德風貌的中文小冊子"，因此他努力"使孔子及其弟子的談話方式，就像有教養的英國人在表達與這些中國俊傑同樣的思想時一樣。"在《中庸》譯序中，他進一步闡明他的翻譯觀點："徹底掌握其中之意義，不僅譯出原作的文字，還要再現原作的風格。"辜鴻銘在具體的翻譯工作中，確實努力實踐著這一翻譯宗旨。例如：
1．《論語·學而第1》中子貢與孔子的一段對話。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道，富而好禮者也。"辜鴻銘譯為："A disciple of Confucius said to him,' To be poor and yet not to be servile; to be rich and yet not to be proud, what do you say to that?'' It is good, 'replied Confucius, 'but better still it is to be poor and yet contented; to be rich and yet know how to be courteous.'" 句中"諂"字譯得尤為精彩，servile 遠比flatter 更能表情達意。而且整個譯句簡潔明了，既符合英語的表達習慣，又與原句語體風格相互呼應。
2．《論語·子罕第9》中記載顏回贊嘆孔子之道高且深的那段話："仰之彌高， 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夫子循循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辜將之譯為："The more I have looked up to it the higher it appears. The more I tried to penetrate into it the more impenetrable it seems to be. When I have thought I have laid hold of it here, lo! it is there. But the Master knows admirably how to lead people on step by step. He has enlarged my mind with an extensive knowledge of the arts, while guiding and correcting my judgment and taste. Thus I could not stop in my progress, even if I would."
辜氏的這段譯文很好地保持了原文言簡意賅的特點。"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譯成"The more I have looked up to it the higher it appears. The more I tried to penetrate into it the more impenetrable it seems to be" , 對仗工整，用詞洗練到位。"When I have thought I have laid hold of it here, lo! it is there" 一句則將顏回慨嘆孔子之道高深不可捉摸的語氣栩栩如聲地傳遞出來，讓人如聞其聲，如見其人。辜氏將"欲罷不能"譯成"Thus I could not stop in my progress, even if I would", 充分挖掘了原文的內涵和神韻並將之生動地再現出來。
辜氏再現原作風格的努力還體現在以詩譯詩，即把《論語》、《中庸》等中出現的詩歌片段同樣用詩歌的形式表現出來。由於辜氏精通中英文，所以譯得頗為成功。如《論語·微子篇第18》中楚狂接輿之歌："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尤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辜氏是這樣譯的：
"O Phoenix bird! O Phoenix bird,
"Where is the glory of your prime?
"The past, --t is useless now to change,
"Care for the future yet is time.
"Renounce! Give up your chase in vain;
"For those who serve in Court and State
"Dire peril follows in their train."
全詩分為三節，共7行，每行8個音節，雙行押韻，讀後琅琅上口。全詩的關鍵"Renounce! give up your chase in vain", 把接輿對於孔子沒有於亂世之際隱退的不理解和惋惜之情充分地表達出來。
辜鴻銘翻譯儒家書籍的另外一個重要特點是引用歌德、卡萊爾、阿諾德、莎士比亞等西方著名作家和思想家的話來注釋某些經文，這在儒經翻譯史上還是第一次。辜氏在《論語》譯序中解釋了其用意："為了讓讀者徹底理解書中思想的含義，我們引用了歐洲一些非常著名作家的話，作為注釋。通過喚起業已熟悉的思路，這些注釋或許可以吸引那些了解這些作家的讀者。"近代中國於西方的文化交流雖然是雙向的，但"西學東漸"的勢力始終要比"東學西漸"強大得多，且西方人在對東學進行選擇時總是帶著殖民者高高在上的蔑視態度，因此，與東方文化的隔膜甚深。在這種情況下，辜氏的儒經注釋法對於幫助西方讀者理解中國文化無疑是很有意義的。
除了引用歐洲名家作注之外，辜氏還在注釋中將書中出現的中國人物、中國朝代與西方歷史上具有相似特點的人物和時間段作橫向比較。如將顏回比作聖·約翰，子路比作聖·彼得，堯比作亞伯拉罕等。對於夏朝這樣一個時間概念，辜氏作了這樣的比擬：夏朝之於孔子時代的人就如希臘歷史之於現代歐洲人。這樣的比較未必恰當，但卻有助於那些對中國文化知之甚少的西方人更好地把握儒家經典的內容。
辜鴻銘所譯的《論語》、《中庸》等較之以前西方傳教士和漢學家的儒經譯本有了質的飛躍，可以說是儒經西譯史上的一個里程碑，但由於思想和時代的局限性，他的譯作中存在著這樣或那樣的不足之處。
辜氏譯經最大的缺點在於過分意譯。其表現之一就是在把握大意的前提下，隨意增添許多原文沒有的內容。如對"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論語·學而第1》）一句的翻譯。辜氏的譯文為："It is indeed a pleasure to acquire knowledge and, as you go on acquiring, to put into practice what you have acquired. A greater pleasure still it is when friends of congenial minds come from afar to seek you because of your attainments." 其中"as you go on acquiring", "greater", "of congenial minds"和"because of your attainments"都超出了原文的內容。表現之二 是將譯文中出現的大量中國人名、地名刪掉。
如在《論語》中，他只保留了顏回和仲由的名字，而孔子的其他弟子則直接翻譯為"孔子的一個弟子"或"另一個弟子"。雖然他這樣做的動機是好的："為了進一步除去英語讀者會產生的古怪感和奇異感，只要有可能，我們就刪除其中的專有名詞。"（見《論語》譯序）但對於幫助西方讀者更好地了解中國文化這一點，並沒有好處，因為儒經中出現的中國人名、地名往往包含著豐富的文化內容，刪掉之後就會改變原文的文化色彩和民族色彩。翟林奈（Lionel Giles）在他自己的《論語》譯本（The Sayings of Confucius）中就指出辜氏的這種做法只會使刻畫人物形象的力度大打折扣，而人物塑造正是《論語》的引人之處。
對於辜氏英譯儒經，曾存在過兩種截然相反的評價：一種是贊美推崇，一種是否定批評。持前一種觀點的以林語堂為代表。林語堂在《從異教徒到基督教徒》一書中這樣評價道："他（辜鴻銘）了不起的功績是翻譯了儒家《四書》的三部，不只是忠實的翻譯，而且是一種創造性的翻譯，古代經典的光透過一種深的瞭然的哲學的注入。他事實上扮演東方觀念語西方觀念的電鍍匠。他的《孔子的言論》，飾以歌德、席勒、羅斯金、及朱貝爾的有啟發性的妙語。有關儒家書籍的翻譯，得力於他對原作的深切了解。"持否定態度的則以王國維為代表。王國維曾認真研讀過辜氏翻譯的《中庸》，並著書《辜湯生英譯〈中庸〉後》一文指陳其中大小弊病若干條，認為辜氏的翻譯嘗試乃一大失敗。
不管人們對辜氏譯經活動的評價如何，我們都應該承認他對中華文化的闡釋宣揚功不可沒。他所譯的《論語》，泰西購者近萬部，流傳甚廣；所譯的《中庸》曾被收入在《東方智慧叢書》中。辜氏也因此在西方聲名大噪。他以極大的熱情和創造性把中國傳統文化介紹給西方世界，在中西文化史上寫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