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人物庄橋

Ⅰ 慈溪的歷史功績

如果是浙江慈溪，請看下面：
因治南有溪，東漢董黯「母慈子孝」傳說而得名。

唐開元以前
慈溪歷史悠久。
據河姆渡文化遺址出土文物測定，遠在公元前約5000年前之新石器時代已有先民活動。
春秋時屬越，並吳後置句章城，為句章地。戰國時楚滅越，又屬楚。秦滅六國，推行郡縣制，置句章縣，屬會稽郡，縣治在城山渡（今餘姚市河姆渡東5里），歷兩漢、三國不變。東漢並曾為會稽東部都尉治。東晉隆安四年（公元400年），孫恩起義軍由海道入浹口，句章城為所殘破，遂遷治小溪（今鄞州鄞江橋）。隋開皇九年（589），省餘姚、鄞、3縣入句章縣。
唐武德四（621），廢句章縣，析置鄞州、姚州。七年，廢姚州仍為餘姚縣。八年，廢鄞州，復縣，屬越州。
自秦始皇二十六年置句章縣至唐武德四年廢，凡842年，慈溪地域歸其屬。
此後百餘年，先後屬鄞州和縣。現境姚北部分，自秦漢至唐初，先後屬餘姚縣、姚州、餘姚縣。
春秋時屬越，秦代設縣，古稱「句章」，至唐開元二十六年（公元738年）始稱慈溪，縣治在今之慈城。
1954年行政區域調整，現市境為原慈溪、餘姚、鎮海三縣的北部組成（俗稱「三北」）。
唐開元至解放初
唐開元二十六年（738），經唐初百餘年之休養生息，浙東州縣戶口日繁，江南東道采訪使齊浣奏請分縣為慈溪、奉化、翁山（今定海）、?縣4縣，並分越州別立明州以轄之，明、越均隸江南東道。此為慈溪設縣之始。縣治設今寧波市之慈城鎮。縣名據《延四明志》載：「漢句章董黯，母嘗嬰疾，喜大隱溪水，不以時得。於是築室溪旁，以便日汲。溪在今縣南一舍。故以慈名溪，又以溪名縣」。天寶元年（742），改明州為餘姚郡。乾元元年（758），復為明州，慈溪縣歷為所屬。同年，江南東道下分置浙江東道、浙江西道，慈溪縣隸浙江東道。五代梁開平三年（909），明州刺史黃晟卒，錢?奄有其地，置節度使，設明州望海軍，慈溪屬明州望海軍，隸吳越國。
北宋建隆元年（960），改明州望海軍為明州奉國軍。太平興國三年（978），吳越歸宋，國除。太宗平諸國後，因唐之舊置13道，慈溪縣隸屬江南東道明州奉國軍。淳化五年（994）罷道。至道三年（997）分天下為15路。天聖八年（1030）增為18路。元豐中（1078～1085）又析為23路。慈溪縣歷屬明州，隸兩浙東路。南宋紹興二年（1132），復分兩浙路為兩浙東路、兩浙西路，慈溪屬明州，隸兩浙東路。紹熙五年（1194），寧宗即位。明年，改元慶元，以明州為寧宗潛邸，遂以年號為名，升明州為慶元府，慈溪縣屬之，仍隸兩浙東路。
元世祖至元十三年（1276），於慶元府置宣慰司。十四年改慶元路總管府。大德六年（1302），浙東道宣慰司都元帥府自婺州（今金華）移慶元，慈溪縣屬江浙行省浙東道宣慰司。元末，慶元路為方國珍所據。
元至正二十七年（1367），朱元璋降方國珍，改慶元路為明州府，隸浙江行中書省。明洪武九年（1376），改行中書省為承宣布政使司。洪武十四年，避「明」國號諱，改明州府為寧波府。永樂十六年（1418），慈溪失縣印，恐為歹徒所得，請於朝，詔更鑄，改溪從谷，遂改慈溪為慈溪，仍屬寧波府，隸浙江承宣布政使司。
清初，改浙江布政使司為浙江省，省縣之間設4道。慈溪縣屬寧波府，隸浙江省寧紹台道。咸豐十一年（1861）十一月，太平軍李世賢部攻佔寧波，曾一度改寧波府為寧波署。
民國元年（1912），廢府，慈溪直屬浙江省軍政府。3年，於清寧紹台道範圍置會稽道，道尹行政公署駐鄞縣，慈溪縣隸屬浙江省會稽道。16年，國民政府遷都南京，廢道制，慈溪直屬浙江省政府。21年，浙江省設行政督察區，慈溪縣屬第五行政督察區，專員公署駐鄞縣。24年後，又歷屬第六行政督察區（24～35年，專員公署駐鄞縣）、第三行政督察區（36～37年，專員公署駐餘姚）、第二行政督察區（37年4月以後，專員公署駐餘姚）。
1949年5月24日，慈溪縣治孝中鎮（今寧波慈城鎮）解放。6月5日，浙江省第二區專員公署在寧波成立。10月改稱寧波專員公署，慈溪屬寧波專員公署。
1954年以後
1954年10月，為建立商品棉基地，調整縣域，將慈溪的丈亭、陸埠、城關、雲山4個區和慈城鎮劃歸餘姚縣，庄橋區分別劃歸寧波市和鎮海縣，餘姚縣周朝區、逍林區、滸山區、周巷區、泗門區、臨山區等5個區的部分和鎮海縣龍山區的北部劃歸慈溪縣。縣治從慈城鎮遷至滸山鎮。
1956年6月，原直屬寧波專署管轄的庵東鹽區歸屬慈溪縣。
1956年，國務院公布《漢字簡化方案》，復慈溪為慈溪。1970年改專區為地區，慈溪縣屬寧波地區。1983年，寧波地區撤銷，並入寧波市，實行市管縣體制，慈溪縣屬寧波市。
1979年9月，為完善水利條件，縣境再度調整，以泗門區劃歸餘姚縣，餘姚縣以龍南區（今橫河區）劃入慈溪縣，形成現有境域。
1988年10月13日，經國務院批准，撤銷慈溪縣建制，改設慈溪市（縣級），仍屬寧波市，區、鄉（鎮）行政區劃不變。
1997年11月16日，浙江省民政廳（浙民行字[1997]13號）批復同意慈溪市小安鄉撤鄉建鎮，並更名為杭州灣鎮。
2001年10月，慈溪市調整部分鎮行政區劃。滸山、宗漢、坎墩3個鎮分別改為滸山、宗漢、坎墩3個街道辦事處，實行街道辦事處管理行政村的體制，辦事處作為市政府的派出機構。觀城、師橋、鳴鶴三鎮合並設立觀海衛鎮。周巷、杭州灣兩鎮合並設立新的周巷鎮。
2008年7月，調整部分鎮街道行政區劃。龍山，范市，三北三個鎮合並設立新的龍山鎮；滸山街道以新城大道和三北大街為分界線，設立三個街道辦事處，新城大道以東為白沙路街道，三北大街以南為滸山街道，以北為古塘街道。
南宋名儒黃東發 南宋末年，有一位著名的學者黃震。黃震字東發，人稱於越先生，是我們慈溪人，現在的掌起鎮黃家村有座古卧床橋，相傳就是黃震幼年讀書之處。 黃震生於南宋嘉定六年（1213），直至43歲才進士及第。他一生為官清廉，不畏權貴，正氣浩然。雖屢遭挫折，均堅貞不屈。例如咸淳三年（1267），他因在擔任地方官時很有政聲，被擢升史館檢閱，參與寧宗、理宗兩朝《國史》、《實錄》的修纂，翌年七月輪對時，就因為直言不諱指出當時大弊為民窮、兵弱、財匱及士大夫無恥，還不顧宮中正在建內道場，建議停賣僧人及道士度牒，以致觸怒了度宗皇帝，被貶官三級，並下放到廣德軍做了一個通判。 他到廣德軍後，辦事仍舊十分認真。那裡有座祠山廟，每年有數十萬人來此禱神，濫殺耕牛作為祭品，並時常發生爭斗，影響農業生產與村族之間的團結。在祭祀活動中，還有自戴桎梏，自行拷掠以求神靈保佑的陋俗。黃震見此情景，責令其中一個坦白自己的罪狀。那人說：「我沒犯罪。」黃震厲聲斥道：「你肯定有許多罪孽，因為不敢對別人說，想以此來求得神靈的寬恕！」即下令當眾罰打，直到對方大喊「饒命」方才罷休。自此一來，淫祀惡俗頓時消除。不久，黃震因指責郡守賈蕃世的不法行為，被賈告到他的叔叔、當時權相賈似道那裡，結果得了個「撓政」的罪名而被免了職。 咸淳七年（1271），黃震任撫州知州。當時撫州正值飢荒，百姓流離失所，一片凄涼。米商富家卻乘機囤積糧食，抬高糧價，大發其財。黃震單車疾馳，先不入州署，就在驛舍里處理起公務來，四處張貼「閉糶者籍，強糴者斬」的告示，當即把米價壓了下來。接著，又親自煮粥賑濟災民，並獎勵有功於賑濟的人員，很快穩定了局面。在撫州，黃震還辦了二件大事：一是有一批因結關拒捕而入獄已28年的囚犯，活著的已僅半數，因此事關繫到尚書省，一直無人敢作主結案。黃震經過調查，指出結關並非作亂，況且已經過多次大赦，就果敢地將他們全部釋放了。二是撫州原設有「慈幼局」，當初是為收養棄嬰而設的，久而久之，名存實亡。黃震提出與其棄後收養，不如保於末棄。於是改進舊法，凡將分娩而實在貧窮的家庭，可以申請官養；被遺棄的嬰兒，允許他人收養，官方給予補助。這樣一來，救活了許多嬰兒。 德?元年（1275）三月，黃震從江西提點刑獄，調任浙東提舉。當時，鳴鶴、石堰一帶鹽民因不堪官吏盤剝而舉行大規模暴動，遭到鎮壓後大批逃亡。黃震受命處置，他深入鹽場，反復調查，知道完全是官逼民反。便一方面如實向朝廷反映情況，一方面著手多方招集逃難的鹽民，並如數發還官府歷年所欠的曬鹽本錢61.3萬余貫，由此而把一場「千里震驚」的風波平息了下來。 《宋史.黃震傳》稱其「決滯獄，清民訟，赫然如神明」；「居官恆未明視事，事至立決。自奉儉薄，人有急難，則周之不少吝。」應該說這些記述和評論都是十分確鑿、十分公允的。 南宋王朝覆滅後，黃震隱居於澤山，在今田央鄉，榜其門曰：「澤山行館」、其室為「歸來之廬」，專心整理自己的著作。他的哲學思想雖以朱熹為宗，但並不墨守成規，而自有創見，並有系統論述，形成「東發學派」。他主張理是「四時行，百物生」的「自然之准則」；釋「道」為日用之常行之理，斥道家高談「人心」、「道心」之玄虛。其子黃夢干、黃儒雅（一作叔雅）、黃儒英（一作叔英）及學侶陳著，均重經史考辨，將東發學派思想傳播至閩浙一帶。黃震的《東發日鈔》（一作《黃氏日鈔》）是一部滿含睿語哲理的讀書筆記，對古書辨偽致力至深，為東發學派的代表作。另著有《古今紀要》、《古今紀要逸編》、《戊辰修史傳》、《讀書一得》、《禮記集解》、《春秋集解》等多種。 元至元十八年（1281年）正月，69歲的黃震在故里去世（《宋元學案》稱餓死在鄞縣寶幢山），門人私謚文潔先生，並建湖山書院來紀念他。 卧床橋原為泥橋，後人已將它改為石橋，橫跨在快船江上。東西橋欄分別有「古卧床橋」、「護龍橋」的題額。東西橋門分別鐫有：「地接渭川是名賢故里，堤連上閘沔古浦青流」、「看煙景波光不殊往昔，想流風余韻直至於今」的對聯，成為三山古跡之一。田央鄉湖山村也還有湖山書院的遺址。特別是1975年在今鳴鶴鎮西埠頭村出土了黃震的墓誌，那上面詳細記述了黃震的生平事跡，可補充正史記載之不足，是一件十分珍貴的文物，現由市文管會收藏著。 辛亥先烈馬宗漢 馬宗漢原名純昌，字子畦，別號宗漢子。1884年3月30日生，今宗漢鎮宗漢村人。其祖父和父親均任俠好義，在當地頗有聲望。馬宗漢幼年受家庭熏陶，愛憎分明，見義勇為。15歲那年，馬宗漢入達善學堂讀書，隨著知識面的開闊，對當時政府腐敗、列強侮國痛心疾首，常引吭高歌岳飛的《滿江紅》，以抒發報國壯志。為推翻滿清，他除堅持學習外，還每日鍛煉身體，兼習英語，從小就展示了他不同尋常的抱負。 1902年，馬宗漢考入浙江高等學堂，結識了不少熱血青年。1904年，他勉強遵從祖父和父親之命，考取秀才，但矢志革命的決心促使他對仕途一無興趣。歸來後在三山學堂任教二年，其間，他多次購買革命書刊，在學校和家鄉散發。當時反清救國的革命風潮已逐漸形成，秋瑾、徐錫麟等人的革命行動使馬宗漢夜不成寐。1905年9月，他聽說徐錫麟在紹興創辦了大通學堂，就前去拜會，並由徐介紹參加了光復會。1906年1月，他又與徐錫麟、陳伯平一起東渡日本，學習軍事，後因清政府駐日使館的阻撓未成，於5月份回國。 回國以後，馬宗漢本想與徐錫麟、陳伯平一起去德留學，適逢其祖父病故，無法成行。馬宗漢身在故里，心向革命，他多次邀集朋友，借談論時局作政治宣傳。 1907年初，馬宗漢得知徐錫麟已按計劃捐得安徽道員，打入了清政府內部，極為振奮。曾連復兩信，表示「准於陰歷正月赴皖。」後因病延期至6月10日，才和陳伯平一起從上海溯江而上。兩人到達安慶，徐錫麟已升任巡警處會辦兼巡警學堂會辦，並與秋瑾約定於7月8日皖、浙兩地同時起義。馬宗漢到皖，使徐錫麟如虎添翼，大家馬上分頭去做起義的准備工作。6月22日，馬、陳奉徐之命，赴上海與秋瑾作最後磋商並采購武器。馬宗漢和陳伯平於7月5日回到安慶，徐錫麟告知他倆，起義時間提前，就在明天。馬宗漢知道其中的變故肯定突然，也沒多問原由，只是將起義的一切准備工作又重新作了商量。 馬宗漢犧牲後，蔡元培、陶成章等反清鬥士都曾撰文以示悼念。民國以後，烈士的家鄉柯東鄉改名為宗漢鄉，表達了人民對烈士的深切懷念。如今，烈士舊居已被列為文保單位，每逢節日，都有人前去憑吊，以緬懷烈士的功績。 愛國僑商吳錦堂 吳錦堂是近代著名的愛國僑商。1855年11月14日生於今觀城鎮西房村。世代躬耕務農，家境貧寒。幼年進私塾兩年，後在耕稼之餘跟隨做塾師的叔父讀書，得以略通文字。1882年，到上海虹廟萃豐油燭店幫佣，並自學算術，兼習經營之方，深得店主賞識。三年以後，在友人的資助下東渡日本，落腳長崎，經過四年的穩步發展，在日本激烈的商界競爭中站住了腳跟。最後選擇了著名商港神戶為其經商中心。同時，在上海也設立義生洋行和裕生洋行，生意越做越興隆，短短幾年內，積資數十萬，在商務關系、經營經驗和資本實力諸方面，均已游刃有餘，遂開始興辦實業並從事金融活動。他在日本組織了東亞水泥株式會社、小野田會社、大阪針織會社等，成了神戶、大阪有名巨商，關西財界的大人物。以致新聞媒介關於他的行蹤的報導往往影響股票行情的漲落。 吳錦堂根據自己在日本的親身經歷和親眼所見，認為「日本富強，全靠教育」。1905年，他出資興建錦堂學校。該校選址於錦堂先生的故居附近，主建築為一幢二層的口字形洋房，朱窗紅牆，白灰嵌縫，巍然屹立於曠野上，分外奪目。北面樓房與小山之間，開鑿人工水池一口，東、西、南三面也新辟小河一條，在一大片土地上，高樓桑田交相映輝，操場小河流帶左右，顯得蔥郁而妍麗。學校在1908年落成，1909年元月正式招生。為保證學校經常教育經費，吳錦堂又買田1200畝，並將漢冶萍公司和浙江鐵路局的股票4萬元一並獻給學校，還規定學校的一切財產永遠歸學校所有，吳氏子孫後代誰也不得借故干預。 1909年四月初八日，學校舉行成立大會，吳錦堂親臨大會講話，到會代表一千多人。當時學生定額360人，其規模之大，可見一斑。我國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先生將吳錦堂、陳嘉庚、聶雲台並稱為我國的「辦學三賢」。為創辦學校，吳錦堂先後共出資20多萬銀元，是水利投資的總額的三倍。他還從社會實業需要著眼，注重培養農業方面的人才。1911年，錦堂學校改名為錦堂農業中學堂，開設農本科和蠶本科專業。還聘請了學有專長的學者擔任教師，陣容整齊，為國家培養了不少優秀農科專業人才。 吳錦堂雖然是一個商人，但他十分關心祖國的命運。1905年8月，同盟會在日本東京成立，不久神戶也出現了同盟會活動。吳錦堂為支持孫中山的革命，多次將私邸借給同盟會辦公，並出資幫助孫中山開展革命活動。1913年3月14日，吳錦堂以中國國民黨神戶支部長的身份在別庄熱情歡迎孫中山，並與孫中山、宋嘉樹（宋慶齡之父）等合影留念。張勛復辟後，吳錦堂首先在會上發表反對封建帝制的主張，受到與會人員的一致擁護。在辛亥革命期間，吳錦堂更先後向上海、寧波軍政府捐銀2.1萬余兩，銀元5000圓。在軍閥混戰，國破家亡的時刻，吳錦堂又多次出巨資賑濟難民，北至京津，南至閩廣，甘霖所及，被廣大群眾稱為「福星」和「生佛」。 1910年，吳錦堂派人在白洋湖畔選擇了墓地，並由張謇題了碑，章太炎撰墓表。他為表達自己的重農愛國之心，自撰對聯一副：「為愛湖山堪埋骨，不論風水只憑心。」1926年1月14日，吳錦堂因患急性肺炎，在日本神戶養和山莊與世長逝，終年72歲。彌留之際，他一再囑咐把遺體運回祖國，葬於家鄉，還特別關照後輩子孫切莫忘了自己是炎黃子孫，任何時候都不要做出有損於祖國的事情。1929年舊歷四月初十，他的靈樞由兒子啟藩等護送，經上海、寧波從水道輾轉運至慈溪，在金仙寺畔舉行了隆重的追悼營葬儀式。這一天，出席追悼會的國內外各界代表多達數千人。慈北地區的廣大群眾也自動扶老攜幼，前來憑吊致哀，多達數萬。十里長堤，萬頭攢動。金仙寺內，掛著一幅幅輓聯，靈堂前排放著無數的花圈。家鄉人民敬獻的輓聯上寫道：「抱濟世熱忱，推食解衣，不愧萬家生佛；奮海外事業，含辛茹苦，允推當代人豪。」鄉親們為表達思念之情，在淹浦崇壽宮內立了一座銅像，吳錦堂以他慈祥的目光，注視著家鄉的興旺和發展。 馮驥才，祖籍浙江慈溪，1942年生於天津。著名當代作家，文學家，藝術家，民間藝術工作者。著名民間文藝家。現任中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執行副主席，中國文聯副主席，中國小說學會會長，中國民間文藝家協會主席，天津大學文學藝術研究院院長，《文學自由談》雜志和《藝術家》雜志主編，並任中國民主促進會中央副主席，全國政協常委等職,2009年1月16日被國務院聘為國務院參事。
如果是那個老太後，我看你想一想，她有功績嗎？

Ⅱ 從豐縣歡口到魚台王廟不走沙庄橋怎麼去

從豐縣的歡口到魚台王廟，不走沙庄橋也可以直接從旁邊的縣205縣道過去就可以了

Ⅲ 歷史上的庄橋怎麼死的

羋姓諸侯，楚國，雖然從1042年就受封為子爵，但是從前913年才開始稱王。前278年，楚莊王後代庄蹻稱滇王，直到公元115年，滇國才完全滅亡。所以「羋」家族的持續統治年代為：前913-公元115年。

Ⅳ 庄橋站的歷史背景

庄橋火車站，抄最早建於1912年。1938年，蕭甬鐵路拆除僅留下路基。1953年7月1日起，蕭甬鐵路分段重建，只修到庄橋。在很長時間里，庄橋火車站成了寧波人乘坐蕭甬鐵路上列車的上車點。1959年6月9日，庄橋至寧波南門段續修，9月30日竣工通車。至此，蕭甬鐵路全線貫通，南站為終點站，寧波終於和全國鐵路網接上了軌。

Ⅳ 寧波江北庄橋附近有沒有50到60女的工作

你好朋友，現在沒有啊，都是不好找工作的，五六十的看孩子比較好，不要出來找工作啦。

Ⅵ 江北區的歷史沿革

春秋（公元前770一前476年）及戰國前期（公元前475一前332年）屬揚州越國。周元王四年（公元前473年），越並吳，越王勾踐於姚江北岸今江北區慈城鎮三勤村之城山渡建句章城（乃寧波境內有城之始）。漢《十三州志》載：「越王勾踐之地，南至句余，其後並吳，因大城句余，章（彰）伯（霸）功以示子孫，故曰句章。」周顯王三十六年（公元前333年），越王無疆攻楚，楚威王趁機滅越，殺無疆，越國分立，臣服於楚。
秦王政二十五年（公元前222年），實行郡縣制，分天下為36郡，以吳越之地設會稽郡，治在吳州（今江蘇蘇州），領縣二十六，句章為其一，今江北區全境屬句章縣。治在城山渡句章城。
西漢初，漢高祖封同姓王，會稽郡相繼隸屬荊國、吳國、江都國。武帝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江都國除，會稽郡重隸揚州。從此經西漢後期、東漢、三國、兩晉、南北朝、隋、直至唐初，今江北區全境始終隸屬句章縣。唐武德四年（公元621年），改郡為州，並析句章縣置姚州、鄞州，隸越州總管府，歷時842年的句章縣遂廢，武德八年廢鄞州，更置鄮縣，今江北境均屬鄮縣。
唐開元二十六年（公元738年），朝廷於越州鄮縣別立明州，並析鄮縣為慈溪、奉化、翁山（今舟山）、鄮4縣。今江北區慈城、洪塘、庄橋一帶屬慈溪縣；中馬、白沙、文教、孔浦、甬江等地仍屬鄮縣。元和四年（公元809年），分鄮縣地置望海鎮於甬江口。五代梁開平三年（公元909年）,錢謬改鄮縣為鄞縣。同時改望海鎮為靜海鎮，旋即改置望海縣，次年又改名定海縣。今甬江、孔浦和白沙的部分區域遂屬定海縣。從此經唐、宋、元、明、直至清初，江北現境始終分屬慈溪、鄞、定海3縣。
清康熙二十六年（1687)，定海縣改為鎮海縣。期間在鴉片戰爭後，寧波被迫辟為「五口通商」口岸之一。清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寧波正式開埠，江北岸老外灘一帶，按條約指定為「外人居留地」。
民國元年（1912）廢府，3年置道，寧波屬會稽道。民國16年，廢道；同年，劃鄞縣城廂及近郊置寧波市。民國20年1月，寧波市裁撤，地復入鄞縣。此後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境域分屬慈豀、鄞和鎮海3縣。
中華人民共和國1949年6月24日，寧波市人民政府成立。11月3日，江北區公所建立，次年6月撤銷。1950年8月2日，鄞縣城區劃歸寧波市。1951年5月，成立江北區人民政府，1956年2月撤消，街道直屬市政府。1958年，置江北街道辦事處。1959年2月，組建江北城市人民公社（與街道辦事處一套班子、兩塊牌子）。1969年，建立江北人民公社革命委員會，12月，改區建置，更名為江北區革命委員會。1978年10月，江北區被定為市轄區一級（縣級）政權建置。1980年10月，復名江北區人民政府，區政府駐寧波市人民路378號。
1951年5月，鎮海縣庄市區白沙、壓賽兩鄉劃歸寧波市，同月建立郊區人民政府。8月，鄞縣北郊鎮劃歸寧波市（大部分屬今江北區境）。
1954年10月，為劃建棉區和機場特區，調整慈豀、餘姚、鎮海3縣境域。同月，鎮海縣梅堰鄉的3個村、新團鄉的2個村、團橋鄉的2個村，慈豀縣的庄橋鎮、靈陽鄉、姜顏鄉，郊區的白沙鄉、壓賽鄉劃歸庄橋，建庄橋機場特區，並建立庄橋區人民政府，屬寧波市轄。同月，慈溪縣城遷至滸山鎮；今屬江北境的慈豀縣慈城鎮、城東、半浦、洪塘、橫山、獅東、鞍山、裘墅、鄮力、洋墅、費市、赭山、黃山、雲湖、妙山等巧鄉鎮劃歸餘姚縣。
1955年1月，寧波市郊區、庄橋區人民政府改為區公所。1955年6月，鎮海縣團橋鄉、新團鄉劃歸庄橋特區。
1956年2月，郊區、庄橋區合並為郊區，仍設區公所。1957年1月，郊區區公所改為郊區辦事處。1958年9月，郊區6鄉鎮聯合，分別成立庄橋和甬江人民公社。
1959年2月，郊區辦事處撤銷，公社直屬市。同年12月，庄橋、甬江2公社合並為甬江人民公社，並析出庄橋鎮，均屬寧波市。1960年10月，餘姚縣慈城人民公社（1958年9月建立時為東風人民公社）全域劃歸寧波市。1961年9月，建立慈城區公所，12月，建立甬江區公所。
1962年12月，慈城、甬江2個區公所撤消，公社直屬市。1978年11月，恢復寧波市郊區辦事處，駐寧波市蒼水街150號。1983年7月，郊區被定為市轄區一級政權建置。
1984年1月，鎮海區庄市鄉路林、雙橋、聯成3個村劃歸市郊區。2月，市郊區（大部分區域）和江北區合並組建新江北區，區政府駐寧波市人民路378號。

Ⅶ 舊上海的黑幫老大是哪幾個

舊上海的黑幫老大有三位，分別是：

1、張嘯林

1877年張嘯林出生在浙江慈溪，隨後跟隨著自己的父母到了浙江杭州，張嘯林從小開始就表現的游手好閑，無所事事，打架斗毆對於張嘯林來說也是再正常不過的事情了，小時候的張嘯林開始不斷接觸一些流氓混混，成為了當時杭州出了名的地痞。

在杭州「出名的」張嘯林開始向著更大的城市前進，他去往了上海，但是到上海後他發現在這里他並不能像在杭州一樣。

在這個時候他結識了自己的妻子婁麗琴，可謂是臭味相投，張嘯林也開始了自己的黃色黑色和白色生意，並且與杜月笙、黃金榮結拜，被稱為上海三亨。

張嘯林的結局：林懷部要下手為了引蛇出洞專門找借口和樓下的司機發生了爭吵。說時遲那時快,林懷部迅速拔槍對著張嘯林一甩手，砰然槍響,正中張嘯林面門,張當場斃命。

(7)歷史人物庄橋擴展閱讀：

抗戰後，杜月笙自以為勞苦功高，想讓蔣介石給他個上海市市長的職位過過官癮，對他早有看法的蔣介石豈可讓他名正言順重新稱霸上海，使上海成為游離於中央政權之外的獨立王國?於是決定趁著日寇投降接收重建上海的契機，加以抑制，蔣對內明確表示對黑幫一錄取締。

三大戰役結束後，看到蔣家王朝氣數已盡，杜月笙開始謀慮去從。雖然中共方面通過黃炎培等勸他留下，但他自己感覺和共產黨作對20餘年，特別是四一二反革命政變，殺了上海總工會委員長汪壽華以及眾多共產黨人，可謂血債累累，留下能有好果子吃嗎?而跟蔣介石去台灣，還不是寄人籬下?

經過深思熟慮,杜月笙選擇了有「自由港」稱號的香港。於是他便開始為出走香港做准備,賣了杜美路上的一處公館，去香港買下了堅尼地台18號的一處小洋房。

Ⅷ 邵荃麟的人物故事

邵荃麟：率真的文化鬥士
他是受新文學影響走上革命道路的共產黨員，22歲時出任共青團浙江省委書記和中共浙江省委常委，他又是以一管筆墨影響他人的文化戰士；
他體弱多病，又任《人民文學》主編和第一屆中國作協黨組書記的重任，但樂於、敢於為文藝家們抵擋是非的風雨；
他是少年離家難歸根，輾轉南北半世紀而不忘鄉音的寧波遊子；
他就是不到20歲入黨，我國著名的文藝理論家、作家邵荃麟。
不當闊少爺 寧做革命人
1906年初冬的一天，一個男嬰「呱呱」降生於山城重慶一葯材商邵敬亭之家。這個男嬰就是邵荃麟。按照邵氏家族的排行，父親替兒子取名「駿遠」，希望兒子能成長為傑出的人，以光祖耀宗。小駿遠4歲那年，由父親帶回寧波的老家———慈溪縣庄橋鎮東邵村（今江北區庄橋街道）。
東邵村地處姚江北岸，寧慈公路西側。村不大，一因邵姓居多，一因邵氏家族有人於清朝道光年間中舉為官，留下數幢五馬頭的古建築群，故小村以邵姓命名。依照鄉風民俗，邵父替小駿遠請了私塾先生，教讀「四書五經」，識字明理。
1919年，邵父又帶駿遠離開庄橋到上海復旦中學讀初中。在讀期間，他開始接受新文化革命的思想，邊閱讀以魯迅、郭沫若為代表的新文學作品，邊思索著如何在「民族興亡」的關鍵時刻，去承擔一個匹夫的責任？
在這樣的邊學習邊思索中又過了6年。1925年，邵駿遠考入上海復旦大學並選讀經濟系。這一選擇讓邵家人十分滿意，特別是經商的邵父，但他哪裡知道，兒子想的卻是如何拯救中華民族，兒子在探索經濟富強救國之路。
探索之中，彷徨之中，邵駿遠終於找到「中國走共產主義的道路」的答案。他毅然將自己的名字改為「亦民」，「荃麟」是他的筆名，投身到上海五卅運動的熱潮中，與工人群眾打成一片，翌年3月加入中國共產黨。
大革命時期的上海可謂是白色恐怖。學校發覺邵荃麟參與共產黨的地下工作，就開除了他。滿懷希望的邵父聽說兒子被開除，又氣又急。邵家在上海、重慶、武漢、山東等地有多家店肆，邵父期盼兒子學業有成，接他的班，興旺家業，現在既然此路不通，他就讓兒子去日本留學，以離開「不務正業」的環境。邵父興沖沖替兒子張羅好一切，又率眾多的親友為邵荃麟留學東洋餞行……讓邵父意料不到的是，當輪船啟航的汽笛拉響第三遍時，邵荃麟壓低帽子，拎起小皮箱混於送客人群中，悄悄上了岸。之後，又託人從青島發來一封「平安勿念」家書。
幾月後，邵家的伙計在街上撞見大少爺，邵父才恍然大悟，兒子根本就沒有離開上海。邵母得知兒子沒去日本的消息，更是哭成淚人似的。邵父發動一切力量，尋找兒子。然而茫茫的大上海，哪兒找得到這位地下黨兒子的蹤影呢？
其實，當邵父尋找兒子之時，邵荃麟早已離開上海去杭州，任團地委組織部長。「不當闊少爺，寧做革命人。」這一抉擇意味著動盪不安的生活開始。對於那時的生活，邵荃麟自述是：「那時我們常常跑到俄國餐廳里，要一碗最便宜的湯。在那兒吃黑麵包是不要錢的。」邵荃麟居住在亭子間，沒有床就睡地鋪，他的耳朵差一點成了飢餓的老鼠的口中食。
艱苦的生活雖沒有動搖邵荃麟革命的決心，卻摧殘了本來就不那麼強壯的身體。1929年春天，在一次向工人演講的過程中，邵荃麟突然吐血，他若無其事用自來水漱漱口，繼續講下去，可回到宿舍，鮮血像噴泉似地噴涌而出，被戰友們送往醫院，原來是肺部已形成空洞。
那個年代，被稱作癆病的肺結核儼然是不治之症，故而幾乎沒有一家醫院肯收留患三期結核病的邵荃麟，後幸虧被德國人開的私人診所收治，加上開錢庄的邵父出治療費用，奄奄一息的邵荃麟才得從死神那兒活轉過來。
病情穩定之後，邵荃麟由父親帶回庄橋養病。期間，邵父想拴住兒子的心，決定給兒子完婚，邵父替兒子物色了一大戶人家的千金小姐。漂亮的新娘，嶄新的銅床，優雅的風琴，頗具西洋情調的婚房，還有中西合璧的花燭夜……然而一切的一切沒能打動邵荃麟的革命心，每當夜幕四合時，他准抱著馬恩著作，魯迅、高爾基的文學作品離開新房，到後面的柴間看書寫文章，為重返戰斗第一線准備著。
筆墨為刀槍 案頭遺佳作
1933年，邵荃麟病癒回到上海。
這之前，他輾轉於江浙兩省，先後擔任了江蘇省團委常委、浙江省團委書記、中共浙江省常委等職。在1928年5月的浙江省委擴大會議上，邵荃麟認識了周恩來……因此，返滬後，他以「交中兄」的名義向在上海的臨時黨中央請求恢復工作，地下組織就讓他擔任「上海反帝大同盟」的宣傳部長。由於工作不多，邵荃麟主辦了「西門書店」出版社，拉開了以一管筆墨進行反帝反封建宣傳的生涯。由於魯迅先生的鼓勵和支持，西門書店辦得有聲有色。1934年革命形勢轉入低潮，由於叛徒的出賣，他被捕入獄。
邵父再次得知兒子不幸的消息，驚憤交加，想到他的「不孝」行為，他真想撒手不管，但又聽說關在警察局看守所的兒子即將被解往南京雨花台時，做父親的心也就軟了下來，他湊足3000元大洋，走路子將荃麟保釋出來。誰料，出獄後的邵荃麟又一頭鑽進亭子間，繼續他的革命工作。此時，上海的地下組織幾近癱瘓，而邵荃麟沒有失望，一面尋找組織，一面創作小說《糖》、《車站前》，翻譯高爾基的《怎樣寫作》。
與組織聯系以後，邵荃麟先後在浙江、桂林、重慶、香港等地做黨的文化宣傳工作。經他主編的刊物有《東南戰線》、《浙江潮》、《東南文藝》、《青年團結》、《東南兒童》、《新女性》、《文化》、《大眾文藝叢刊》。期間，他一直與活躍的文藝界人士在一起。茅盾在日軍佔領香港後，隨在港的文化人轉移到桂林，當時的桂林住房十分緊缺，邵荃麟將住房讓給茅盾和他的家屬。由此茅盾在《沉痛哀悼邵荃麟同志》一文中回憶道：「幸虧葛琴把她家的一間小屋讓給我們，才解決了問題。邵荃麟和葛琴住在樓房的朝北的一小間，雖說在樓上，但不見太陽。邵荃麟在文化供應站工作，編《文藝雜志》，還領導桂林的一些青年組織講演會。我覺得他當時實在太忙，雖然很想和他多談談，卻又實在不忍心再剝奪他休息的時間……」「他身體之弱，也使我驚駭。他大概比我小十來歲，但是他骨瘦如柴，常常咳嗽。可是他抱病工作，一絲不苟。」
正如茅盾所說的那樣，邵荃麟體弱多病，又坐過監獄，咳嗽、低熱伴著咯血折磨著虛弱的身子，但他對此不屑一顧，像一個永不停息的文化鬥士以筆作刀槍，奮戰在沒有硝煙的書桌上。
在領導桂林文化界抗日統戰工作時，他和杜宣、田漢等策劃並上演的《英雄的插曲》轟動了全城。毛澤東的《論新民主主義論》一發表，主編《文藝雜志》的邵荃麟首先宣傳解釋毛澤東的這一新著，以至當局查封了此刊，還要通緝他和夫人葛琴。在迎接新中國成立之際，邵荃麟竭誠做好香港文藝界的統一戰線工作，團結爭取了一大批文藝工作者回大陸參加祖國建設。
邵荃麟曾經說過：「『五四』以來，多少知識分子被歷史淘汰了，又有多少勇猛的戰士是隨著歷史前進而愈戰愈悍。」邵荃麟正是勇猛的戰士之一，無論是在戰爭年代，還是在和平歲月。除了工作外，他還從事文藝創作和文藝理論評述，用手中的筆謳歌時代，贊美低層的勞動大眾。據統計，他留下的作品有短篇小說集《英雄》、《喜酒》、《宿店》；創作的劇本有《吉夕》、《麒麟寨》；翻譯著作有《意外的驚愕》、《被侮辱與被損害的》、《陰影與曙光》。除了創作和翻譯方面的成就外，他的文藝理論著述較多，有《話批評》、《大眾文藝叢刊評論專集》、《論主觀問題》、《對當前文藝運動的意見》等百萬字理論專論，結集有《邵荃麟評論選集》等。
邵荃麟的代表性的文藝主張，主要是在20世紀60年代初由《文藝報》召開的兩次會議和在大連召開的農村題材小說創作座談會上提出的關於「寫中間人物」和「現實主義深化」的文藝觀點。這一觀點的宗旨是文藝創作不僅題材要多樣化，人物描寫也應多樣化，不能只寫正面人物或反面人物而忽略了中間人物。而且這一觀點曾引起了持續兩年的文藝爭鳴，以至在「文革」中居然成為對他的全面批判的依據。
當歷史翻到今天，我們重讀這些文藝論述，發現它們恰恰體現了這位率真的文化鬥士對生活的冷靜思考，對文藝現狀和理論現狀的獨到而深刻的見解。
悉心攜後學 常念家鄉情
1949年以後，邵荃麟調任政務院（國務院）文教委員會副秘書長、計劃局長、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兼黨組書記等職。作為我國文藝工作的領導人，他的通情達理、與人為善的人格魅力影響了一大批文化人。尤其是在是是非非的關鍵時刻，他還敢於用孱弱的身體為文藝家們抵擋來自方方面面的風雨。20世紀50年代初，楊朔的《三千里江山》發表後，遭到質疑，邵荃麟連夜趕寫近萬字題為《關於〈三千里江山〉的幾點意見》的學術評論，分析肯定了這是一部較好的作品。幾年後，在丁玲的《太陽照在桑乾河上》遭到否定時，在王蒙的新作《組織部新來的年輕人》被視為毒草而被討伐時，邵荃麟都能仗義執言。王蒙為此評價說：「他像一顆大樹，把自己擺在防風前哨上，努力減輕身後樹木的災難。」
1946年，在漢口工作的他得到一本從武漢辦事處轉過來的新四軍戰士的日記本。這是一本沒有署名且寫得十分潦草的戰事日記。他很忙，但他一直惦記著日記本，每天擠時間抄編一點。一直從漢口帶到上海，又從上海到香港，抄編成《八面山上》一稿，在《群眾》刊物發表，得到讀者的好評。邵荃麟善於發現文藝新作和新人，劉紹棠、王願堅等許多文學新人就是在他的影響和幫助下脫穎而出的。
邵荃麟是受文學作品影響而改變了自己的人生道路，而他和他的作品也影響了他人，尤其是對家鄉和家人的影響。對此，他的侄子邵濟鋆回憶說：「我們村裡特別是邵家人都以有伯父那樣的共產黨人而自豪。1950年村裡有3人報名參軍，人們希望他們能像伯父那樣有出息。後來他們真成了海陸空三軍相當級別的幹部。伯父對我家的影響更大，大哥讀中學時就加入了共產黨，是當時竹洲中學（今寧波二中）學生運動的領導人；二哥也做通父母工作，參軍入伍，後成為中國人民解放軍海軍司令部的俄文翻譯。」說到這兒，邵濟鋆又憶起了第一次碰到伯父的情景。那是1952年初夏，邵荃麟南下到杭州的莫干山療養。期間，他請弟弟一家去杭州會面。在汽車站見面，邵荃麟第一句詢問的便是家鄉庄橋的情況，之後，他陪同弟弟一家四口游覽杭城的景區。在虎跑泉邊，他給侄子們變戲法；當吃白枇杷時，他又講解枇杷的種類及葯效；在花港觀魚時，他邊看邊吟詩，儼然是一位平和親切的長輩，然而當看到兩侄兒吃饅頭，只吃一層皮，將雪白饅頭芯扔掉時，他臉色馬上變得凝重了，輕聲指出：「這種吃相不好，你們知道一隻饅頭經過多少人的勞動！」
邵荃麟就是這樣，於細微之中教育侄兒們。邵濟鋆回想自己的人生軌跡，十分感激是伯父和他寄的書籍給他的影響。在青島讀書時，邵濟鋆又幾次與伯父相處，邵荃麟留給他的印象是：伯父生活很簡單，每天上班時，由嬤嬤把香煙和手絹裝到他口袋裡，每頓飯也由嬤嬤請叫吃飯，才知到了吃飯的時間。他煙癮很大，但一與人談話就忘了手上的煙，由此而熄滅。此外，伯父留給他的印象還有滿口的寧波話。為此邵濟鋆的母親曾問邵荃麟怎麼沒忘寧波話。這位離開寧波已有30多年的遊子，深情地說：「家鄉不能忘，鄉音不能忘。」只可惜，念念不忘寧波、不忘庄橋的邵荃麟沒有留下一張與故鄉的合影。據他的女兒邵濟安介紹：「……父親曾珍藏過一張青年時代在庄橋車站拍攝的照片，但『文革』時它和父親一樣未能逃脫厄運，照片被抄走了。父親被反復批判和斗爭，秘密關押，備受折磨，1971年6月在獄中飲恨而死。」
不僅如此，就連他的骨灰也被勒令不予保留，以至這位少年離家的遊子難歸根。好在歷史是公正的，1979年9月21日由胡喬木主持追悼會，為這位傑出的文化鬥士昭雪平反。葉劍英、陳雲、鄧穎超等同志送了花圈，胡耀邦、王震、宋任窮等同志參加了追悼會。周揚同志在悼詞中稱頌：「荃麟同志是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是我國無產階級的文藝理論家、作家、黨的文藝工作的領導人。他的逝世是我國文藝界的重大捐失。」黨和人民對這位中華民族的優秀兒子給予了公正的評價。他的主要著作已收入《邵荃麟評論文集》等書。

Ⅸ 世上最偉大的皇帝及事跡

各位帝王文治武功簡歷
黃帝——統一了黃河中下游地區，領土面積70萬平方公里了黃河流域。奠定了華夏文明的基礎。
周武王——統一了黃河中下游、長江中下游，勢力達到了燕山腳下，使中國的領土面積飛躍到150萬平方公里，

秦始皇——使六合混一的千古一帝！統一度量衡，使車同軌，書同文，建立了一直沿用至今的中央集權制政體！同時進一步向南北擴張版圖，北方將過去群狄活動的大部分地區都收入版圖，建立萬里長城防禦最北的匈奴。南方將兩廣，福建納入版圖，勢力抵達南海，總計領土面積增加到了350萬平方公里！

雄才大略漢武帝——在軍事上，北伐匈奴，南征百越，西通西域及西南夷，東平朝鮮，初步奠定漢初版圖。武帝時期是中國領土的第二次大規模擴張。這一時期的關鍵是擊敗了匈奴，奪得了東亞的霸權，西北面奪取河西走廊，置武威等四郡，使之永久成為中國郡縣治理的區域，並征服西域36國，控制今新疆及中亞部分地區；北面收復內蒙黃河以南地區；東北面擊滅古朝鮮國，將今北朝鮮大部納入版圖；西南面恢復楚國庄橋舊業，並佔領今雲南幾乎全部；南面不僅恢復對兩廣的直接管轄，而且伸展到今越南中部。版圖達600萬平方公里，其中新疆和甘肅、海南島地區第一次納入了中國的版圖范圍。在文化方面，「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奠定了中國文化發展的基調。開辦了太學——中國第一所大學。中國人口最多的華夏族開始自稱為「漢族」。

「百王之冠」唐太宗——公元626年唐太宗即位，突厥二十萬大軍兵臨長安，汴橋，外交舞台成為長安的最後一道防線。唐太宗與侍衛六人赴汴橋巧辯突厥，簽定了汴橋之盟。此後，在短短的23年間，唐太宗就把天下喪亂、人心不安、經濟蕭條、財力凋敝的亂世，治理為國威大振、民物蕃息、政治清明、文化昌盛的貞觀盛世，使大唐帝國成為當時世界上最富盛名的王朝。後人謂「惟三代以下，治功莫勝於唐，唐三百年莫若貞觀之盛」。唐太宗成就了空前的文治武功，開創了大唐王朝的鼎盛時代。在武功上，唐太宗也不輸歷代前人，滅東，西突厥和高麗，百濟，置安北，安西，北庭，安東等都護府，最盛時版圖加控制區域達900萬平方公里，是當時世界上領土最廣、國勢最強的國家。在此期間的版圖：已超過西漢的全盛時期。1.東：起自朝鮮半島。2.西：抵中亞的阿拉伯。3.北：至今蒙古北部。4.南：達越南印度

宋太祖趙匡胤——使中國文化達到了最鼎盛的時期！武功上僅僅是平定了中原沒有大的建樹。領土面積，北宋疆域是歷代統一的中原王朝中最小的，東北失去遼寧和河北，山西北部；西南面不圖恢復，「宋太祖鑒於唐之祝基於南詔，乃棄越西諸郡，以大渡河為界」，甚至龜縮到四川涼山以北；南面原中國本土一部分的安南乘中原紛亂之機獨立。

一代天驕成吉思汗—武功上達到了頂峰！建起了西起烏克蘭、地中海，東到太平洋，北達西伯利亞，南至南中國海的空前規模的大帝國，面積當有三千多萬平方公里。其中，以今中國地域為主的元帝國是蒙古四大帝國之一，面積有1000多萬平方公里。

明洪武帝朱元璋
在其帶領下，漢族終於收回了對中國的統治權。這個最後的由漢族王朝把中華文化發揮到一個極至，建立當時世界最強大的國家。然而明朝版圖只有360萬平方公里，為純漢族規模的國家，其國土輪廓翻開現在的中國地圖依稀可見，其本土的北部和西部邊界基本就是今天內地與蒙古、維吾爾、藏等少數民族自治地方的分界線。

康熙、乾隆
長達一個多世紀的「康乾盛世」使中國封建社會發展到了頂峰，其繁榮景象無論在質和量上都遠勝於前朝。康乾之際實現了中華民族規模空前的「大一統」，為現代中國的版圖和多民族國家奠定了基礎。「舞遍兩行紅結隊，兒童齊唱太平年」，是對當時盛況的一種寫照。
在武功方面，康熙攻取了台灣，歷經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不斷用兵西北、西南，將內外蒙古、新疆、青海、西藏納入版圖，加上今吉林、黑龍江兩省及以北、以東地區，形成中國歷史上由中原統治者實際控制的空前規模的大帝國，西北達巴爾喀什湖、帕米爾，西南抵喜馬拉雅山，北到外興安嶺，面積達到1300多萬平方公里。至此，中國達到歷史上最後一個鼎盛時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