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名人錢穆

『壹』 無錫錢家有哪些名人啊像錢穆

錢穆在《八十憶雙親》中說，他是無錫南延祥鄉嘯傲涇七房橋錢家的後裔。祖父錢鞠如，是庠生（秀才），長於音韻學，留下批註本《史記》，錢穆愛讀《史記》是受祖父影響。父親錢承沛，「縣試入泮，以案首第一名為秀才。」祖、父均中年早卒。錢穆為錢承沛次子。長子錢摯，字聲一，在榮宗敬、榮毅仁家辦的榮巷中學當教員，擅文史書法，有詩集傳世，也在四十歲即病逝。錢聲一即名聞海內外的錢偉長之父，錢偉長的名字是錢穆起的。錢穆字賓四，其女為今清華大學教授、環保專家、原北京市政協副主席錢易，可以說這是一個文化世家。
至於錢基博，他是大名鼎鼎的錢鍾書的父親。根據錢基博纂錄的無錫《堠山錢氏丹桂堂家譜》，這一支世居無錫梅里堠山。錢基博之父錢福炯，「附貢生，試用訓導，加捐五品銜」，家世業儒，但錢福炯實際改學賈，開典當，有四子，長子基成，48歲卒，無子，以錢鍾書過繼。次子基博（1887-1957）歷任聖約翰、清華、光華、無錫國學專門學校，中山，浙大、華中師院等大學教授，未聞在復旦任教。基博有三子：鍾書、鍾緯、鍾英。三子基厚。（另一子基全早殤）基厚子七人，錢鍾韓、鍾漢、鍾毅、鍾儀、鍾宣、鍾祿、鍾寧。錢鍾韓是有名的物理學家，原江蘇省政協負責人。至於錢鍾書一家，楊絳先生在《我們仨》中記載甚詳，無庸贅述，所以我說這也是一個文化世家。但是在錢基博家，決無錢穆這個侄子。
據我所存《錢氏家乘》（錢文選輯，1995年上海書店重印），錢基博一支是吳越國王錢十一世孫錢迪在宋理宗年間即從浙江嘉興遷無錫梅里堠山。至於錢穆一支，據他家家譜記載，其十八世祖有子七人，沿嘯傲涇建七座大宅，涇東千步有一橋，這一帶遂名七房橋，從明代開始，均聚居於此。至於何朝何代從浙江遷來無錫已無可考。但錢偉長知道他是吳越國王錢後裔。從嘉興北門外遷無錫南坊前鎮，入贅陶氏，有子二人，一姓陶，一仍姓錢，即七房橋遠祖。現在錢陵園尚在浙江杭州郊區臨安縣，已組織了一個「錢研究會」。據他們了解錢偉長是錢？三十三世孫。錢穆應為三十二世孫。據《堠山錢氏丹桂堂家譜》（見《記錢鍾書先生》，大連出版社1995年版）錢基博自稱是「吳越武肅王三十二世孫」（但據《錢氏家乘》推算，錢基博為錢三十五世孫）不管如何均不能得出錢穆是錢基博侄兒之說。

『貳』 高中歷史著名人物

1、春秋時期齊國管仲改革

①內容：改革內政，發展生產，改革軍制

②結果：使齊國強盛，齊桓公確立霸業。

2、公元前356年，秦國商鞅變法

評價：

①以法律形式廢除了井田制，確認了封建土地私有制。廢除了奴隸主貴族的世襲特權，促進了封建經濟的發展，加強了新興地主階級的中央集權制度

②秦國逐漸強大，為後來秦統一六國奠定了基礎

③商鞅實行的嚴刑酷法和文化高壓政策，對後來秦朝產生消極影響

④商鞅主張的法家思想，成為秦國占統治地位的政治思想

3、北魏孝文帝改革（略）、後周周世宗改革（略）、慶歷新政（略）

4、王安石變法（1069年，宋神宗時）

①內容與作用：

A、理財措施

a、青苗法→使農民免受高利貸盤剝，又能增加政府的收入

b、募役法→減輕了農民的差役負擔，保證了生產時間

c、農田水利法→各地興修了許多水利工程，不少荒地辟為良田

d、方田均稅法→增加了封建國家的田賦收入

e、市易法→有利於穩定物價和商品交流，國家收入增加

B、軍事措施

a、保甲法→加強對人民的控制，抵禦遼和西夏進攻主，減少了軍費開支

b、將兵法→加強了軍隊訓練，充實了邊防力量

C、教育措施

a、改革科舉制度，廢除明經諸科，進士科專考經義和時務策；設明法科，考律令、斷案等

b、整頓太學，重新編纂教科書，內容為儒家經典；考試成績優秀者，可直接做官

②成效

政府的財政收入大為增加，各地興修了許多水利工程，不少荒地辟為良田，軍事實力有所增強，在一定程度上扭轉了積貧積弱的局面

③失敗原因

a、用人不當，出現了一些危害百姓的現象

b、新法在一定程度上觸犯了大地主、大官僚的利益，遭到他們的強烈反對

c、宋神宗後期的動搖和去世，改革失去了重要的支持力量

④評價

a、變法是在北宋中期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尖銳的情況下進行的地主階級改革運動，在客觀上有利於社會的進步和發展，但不可能使北宋從根本上擺脫封建統治危機

b、王安石能針對統治積弊大膽改革，這種面對封建統治危機勇於改革的精神是值得肯定的。王安石是我國古代傑出的政治家、改革家

5、張居正改革：實行一條鞭法（1581年）

①目的：為了緩和階級矛盾，增加政府收入，挽救統治危機

②內容：，

a、將原來的田賦、徭役、雜稅並為一條，徵收銀兩

b、把從前按戶、丁徵收的役銀，分攤在田畝上，按人丁和田畝的多寡來分擔

③意義：是我國賦稅制度的一次重大改革，納銀代役的規定，相對減輕了農民的負擔，農民對國家的人身依附關系鬆弛；賦役征銀的辦法，適應了商品經濟發展的需要，有利於農業商品化和資本主義萌芽的增長

附：

1、我國古代改革或變法的分類

①富國強兵的改革：管仲改革、王安石變法

②社會制度的根本變革：李悝變法、吳起變法、商鞅變法

③封建王朝內部調整統治政策的改革：慶歷新政、王安石變法、張居正改革

④少數民族學習先進漢族文化的變革：北魏孝文帝改革

2、決定改革成敗的主要因素有哪些？

①是否順應歷史發展潮流，是否遵循社會發展規律

②改革派與反對派力量強弱對比

③最高統治者的態度

④改革的策略方針與用人是否得當

⑤是否觸犯人民的利益

3、古代改革對我們的啟示

①改革是歷史發展的要求與產物

②革除社會弊病是國家強盛的重要手段，改革是推動歷史發展的主要動力之一

③是否順應歷史發展潮流是改革成敗的重要因素

④改革不會一帆風順，必將遭到舊勢力，既得利益者的反對，充滿著尖銳的斗爭

這些高中歷史都講過的 。

望採納 謝謝！

『叄』 無錫有哪些歷史名人

一、倪瓚

倪瓚（1301年—1374年），初名倪珽，字泰宇，別字元鎮，號雲林子、荊蠻民、幻霞子，江蘇無錫人。元末明初畫家、詩人，與黃公望、王蒙、吳鎮合稱「元四家」。

倪瓚家中富有，博學好古，四方名士常至其門。元順帝至正初年，散盡家財，浪跡太湖一帶。倪瓚擅畫山水和墨竹，師法董源，受趙孟頫影響。早年畫風清潤，晚年變法，平淡天真。疏林坡岸，幽秀曠逸，筆簡意遠，惜墨如金。

洪武七年卒，時年七十四歲，存世作品有《漁庄秋霽圖》《六君子圖》《容膝齋圖》等。著有《清閟閣集》。

二、馮其庸

馮其庸（1924年2月3日－2017年1月22日），名遲，字其庸，號寬堂。江蘇無錫縣前洲鎮人。1924年2月3日出生。中共黨員。著名紅學家、史學家、書法家、畫家。

歷任中國人民大學教授、中國藝術研究院副院長、中國紅學會會長、中國戲曲學會副會長、中國作家協會會員、北京市文聯理事、《紅樓夢學刊》主編等職。以研究《紅樓夢》著名於世。2015年2月被聘任為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

2017年1月22日12時18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3歲。2017年5月，當選第27屆全國書博會「致敬讀書人物」。

三、王賡

王賡（1895-1942），字受慶，江蘇無錫人，民國時期高級軍官，中國陸軍中將。1911年清華畢業後保送美國，先後在密西根大學、哥倫比亞大學、普林斯頓大學就讀，1915年獲普林斯頓大學文學學士後轉入西點軍校，在西點一貫成績優異。

1918年西點畢業時為全級137名學生中第14名。王庚回國後曾任職於北洋陸軍部，並以中國代表團武官身份隨陸徵祥參加巴黎和會；後任交通部護路軍副司令並晉升少將。王庚和陸小曼以及徐志摩在當年是熱門新聞，王將軍以優雅的紳士風度主動退出了糾紛，並一生獨身。

四、錢穆

錢穆（1895年7月30日—1990年8月30日），字賓四，筆名公沙、梁隱、與忘、孤雲，晚號素書老人、七房橋人，齋號素書堂、素書樓。

江蘇無錫人，吳越太祖武肅王錢鏐之後。中國現代著名歷史學家、思想家、教育家，中央研究院院士，故宮博物院特聘研究員。

中國學術界尊之為「一代宗師」，更有學者謂其為中國最後一位士大夫、國學宗師，與呂思勉、陳垣、陳寅恪並稱為「史學四大家」。

五、錢鍾書

錢鍾書（1910年-1998年），江蘇無錫人，原名仰先，字哲良，後改名鍾書，字默存，號槐聚，曾用筆名中書君，中國現代作家、文學研究家，與饒宗頤並稱為「南饒北錢」。

1929年，考入清華大學外文系。1932年，在清華大學古月堂前結識楊絳。1937年，以《十七十八世紀英國文學中的中國》一文獲牛津大學艾克賽特學院學士學位。1941年，完成《談藝錄》《寫在人生邊上》的寫作。

1947年，長篇小說《圍城》由上海晨光出版公司出版。1958年創作的《宋詩選注》，列入中國古典文學讀本叢書。1972年3月，六十二歲的錢鍾書開始寫作《管錐篇》。1976年，由錢鍾書參與翻譯的《毛澤東詩詞》英譯本出版。1982年，創作的《管錐編增訂》出版。

『肆』 列舉中國近代史人物

翁同和：同治和光緒兩位皇帝的老師。向光緒帝引薦康有為，維新變法時期支持光緒帝進行改革，後被慈禧罷黜歸家。其主要著作有《翁同和日記》。是一部具有極高史料價值的研究清末歷史的著作。翁氏家族的藏書在學界也是值得一提的，大概就在前幾年被上海圖書館（貌似）購得。
光緒帝：這是我最喜歡的一位清朝皇帝。四歲入宮，接受皇帝教育，在慈禧太後的淫威下逐漸成長。經過帝師翁同和的細心教導，雖居深宮卻能夠關心民間疾苦，較早接受西方科技文化。一位美國學者稱其為「他是第一位身座龍椅，卻面向未來的開明皇帝」後主持維新變法，雖有救國之心，卻無救國之力，變法失敗後被軟禁。1908年「因病去世」，不到二十四小時後，慈溪也去世。光緒帝真正死因成為一個迷案。
晚清政府中,這些人物也是應該注意的：曾國藩，張之洞，左宗棠，李鴻章，陳寶箴。
民國：
錢穆：近代史學家。一生著述頗豐研究范圍甚廣。主張對「本國以往歷史滿懷溫情與敬故」。
呂思勉：近代史學家。曾是上面錢穆先生的老師。和錢穆先生一樣，也頗有點自學成才的味道。是一位中國通史與斷代史皆精通的學者。
此時期的學者還有很多，陳寅恪，傅斯年，吳宓，胡適，顧頡剛，費孝通，王國維等。
此時期的傑出女性有宋氏三姐妹，林徽因等。
日本的伊藤博文也應該好好研究。

『伍』 中國近代史人物

翁同和：同治和光緒兩位皇帝的老師。向光緒帝引薦康有為，維新變法時期支持光緒帝進行改革，後被慈禧罷黜歸家。其主要著作有《翁同和日記》。是一部具有極高史料價值的研究清末歷史的著作。翁氏家族的藏書在學界也是值得一提的，大概就在前幾年被上海圖書館（貌似）購得。
光緒帝：這是我最喜歡的一位清朝皇帝。四歲入宮，接受皇帝教育，在慈禧太後的淫威下逐漸成長。經過帝師翁同和的細心教導，雖居深宮卻能夠關心民間疾苦，較早接受西方科技文化。一位美國學者稱其為「他是第一位身座龍椅，卻面向未來的開明皇帝」後主持維新變法，雖有救國之心，卻無救國之力，變法失敗後被軟禁。1908年「因病去世」，不到二十四小時後，慈溪也去世。光緒帝真正死因成為一個迷案。
晚清政府中,這些人物也是應該注意的：曾國藩，張之洞，左宗棠，李鴻章，陳寶箴。
民國：
錢穆：近代史學家。一生著述頗豐研究范圍甚廣。主張對「本國以往歷史滿懷溫情與敬故」。
呂思勉：近代史學家。曾是上面錢穆先生的老師。和錢穆先生一樣，也頗有點自學成才的味道。是一位中國通史與斷代史皆精通的學者。
此時期的學者還有很多，陳寅恪，傅斯年，吳宓，胡適，顧頡剛，費孝通，王國維等。
此時期的傑出女性有宋氏三姐妹，林徽因

『陸』 錢穆的人物生平

父親錢承沛考中秀才後，因體弱多病，無意科名。但對兩個兒子卻寄予厚望，希望他們能讀書入仕。錢穆7歲那年，被送到私塾讀書。12歲時，41歲的父親撒手塵世。母親寧願忍受孤苦，也不讓孩子輟學，於是錢穆得以繼續就讀。
1895年（清光緒廿一年），生於今江蘇省無錫市。 1901年，入私塾讀書。1904年，進果育小學就讀。1905年，父逝。1906年，入常州中學堂。
1910年，轉入南京私立鍾英中學，逢武昌起義，學校停辦，遂輟學。 1911年，任教無錫秦家渠三兼小學，為教學生涯之始。
1918年，任教鴻模學校，即原果育小學，出版《論語文解》。
1919年，任後宅泰伯市初小校長。
1922年，赴廈門任教集美學校為任職中學教師之始。
1923年，任教江蘇省無錫第三師范學校。
1927年，轉任教蘇州中學。1928年，妻歿、兒殤、兄亡連遭三喪。
1930年，因發表《劉向歆父子年譜》成名，被顧頡剛推薦，聘為燕京大學國文講師。錢穆居北平八年，授課於燕京大學、北京大學等名校，並在清華、北師大兼課，與學術界友人時相切磋。
1937年抗戰軍興，輾轉任教於西南聯大、齊魯大學、武漢大學、華西大學、四川大學等高校。 撰寫《國史大綱》，採取綿延的觀點了解歷史之流，堅持國人必對國史具有溫情和敬意，以激發對本國歷史文化愛惜保護之熱情與摯意，闡揚民族文化史觀，被公推為中國通史最佳著作。
1944年，撰文《中國歷史上青年從軍先例》號召知識分子投筆從戎。
1946年，赴昆明任教五華學院、兼任雲南大學。
1948年，任無錫江南大學文學院院長，課余撰《湖上閑思錄》。 1948年，新任蘇州城防司令孫鼎宸（孫鼎宸乃王耀武舅子）數次訪問錢穆 。
1949年4月，與江南大學同仁唐君毅一起應廣州私立華僑大學校長王淑陶之邀，從無錫南下廣州。春假，拋家赴穗，曾以家事相托孫鼎宸。10月，錢穆隨華僑大學再遷香港，出任香港亞洲文商學院院長。 1950年，與唐君毅、張丕介諸先生創辦新亞書院，出任首任校長。
1953年，創立新亞研究所任所長。 孫鼎宸舉家來港，記錄錢穆講座，編為《新亞學術講座》，「是為新亞有出版之第一書」 。1953年秋，孫鼎宸入新亞研究所，遵錢穆之囑編《中國兵制史》，為該所諸生第一書 。獲香港政府尊崇，於1955年授予香港大學名譽博士學位。
1960年，應邀講學於美國耶魯大學，課余撰《論語新解》 ，獲頒贈人文學名譽博士學位，後去哥倫比亞大學為「丁龍講座」作演講。在美國停留七個月後，他應邀去英國訪問，參觀了牛津、劍橋大學。從英國到法國、義大利，最後回到香港。 王耀武之母（孫鼎宸岳母）辭世，登門弔唁 。 1963年，新亞書院、崇基學院、聯合書院三校合並為大學，錢穆親定校名為「香港中文大學」。錢先生堅持香港中文大學應以發揚中國文化、以中文為授課語言、第一任校長必須為華人擔任為宗旨，對港中大的發展方向貢獻良多。
1965年，正式卸任新亞書院校長，應聘馬來亞大學任教。
1967年10月，應蔣介石之邀，以歸國學人身份自港返台，定居台北，住金山街。 1968年，膺選中央研究院院士，7月遷至外雙溪蔣中正所贈庭園小樓「素書樓」。
1969年，應張其昀之邀任中國文化學院（中國文化大學）史學教授。又應蔣復璁之約，任國立故宮博物院特聘研究員。
1977年冬，胃痛甚劇，次春患黃斑變性症，雙目失明。
1978年，該年常病，目不能視，抱病赴港任新亞書院錢賓四先生學術文化講座主講人。 講稿結集為《從中國歷史來看中國民族性及中國文化》一書。
1979年，赴港出席新亞書院三十周年紀念會。
1980年夏，在夫人陪同下到香港與闊別三十二年之久、生活在大陸的三子（錢拙、錢行、錢遜）一女（錢輝）相見。次年再到香港與長女（錢易）長侄（錢偉長）相見。
1984年，錢穆90歲，在港門人舉行壽慶活動，先生得以與二子、二女及孫（錢松）孫女（錢婉約）團聚了一個月，享受天倫之樂。 同年獲頒行政院文化獎章。
1986年6月9日下午，在素書樓講最後一課，臨別贈言：「你是中國人，不要忘記了中國！」至此告別杏壇。
1989年，赴港參加新亞書院四十周年紀念會。
1990年，發生素書樓事件，錢穆搬離素書樓。同年8月30日於杭州南路寓所過世。
1992年1月，錢夫人捧先生靈灰歸葬於太湖西山之俞家渡石皮山。

『柒』 從《50年來的中國近代歷史人物研究》看歷史人物研究

首先，就研究目的來說，錢穆先生提出：「我們研究歷史的主要目的，或主要功能，是在希望人能成為一歷史人物。一歷史人物，比一專門史學家更重要」；「諸位如須研究歷史人物，卻須先具一『彼人也，我亦人也，有為者亦若是』之志。若沒有了此志，則古人自是古人，歷史自是歷史，和我好不相涉，總研究不出一所以然來」。簡單地說，錢穆先生認為研究歷史人物是要向這些歷史人物（當然是流芳千古的歷史人物）學習，見賢思齊，提升境界，終至成為一歷史人物。
其次，就研究選擇而言，不當偏愛成功英雄，而要能彰顯無所表現者之大表現。錢穆先生指出：「當知各人的成敗，全視其『志』『業』。 但業是外在的，在我之身外，我們自難有把握要業必成。志則是內在的，只在我心，用我自己的心力便可掌握住。故對每一人，且莫問其事業，當先看其意志」。這般取捨，原因有二：一、「只憑事業來烘托來照映出一人物，此人物之真之全之深處，則決不能表現出。人生在衰亂世，更無事表現，此人乃能超越乎事業之外，好像那時的歷史輪不到他身上，但他正能在事業之外表現出他自己，他所表現者，知識赤裸裸地表現了一個人。那種赤裸裸地只是一個人的表現，則是更完全、更偉大、更可貴上，更能在歷史上引起大作用與大影響」。二、無表現的人，「論其事業，斷斷不夠載入歷史。但在其無表現之背後，則卓然有一人在，此卻是一大表現」，「中國歷史所以能經歷如許大災難大衰亂，而仍然綿延不斷，隱隱中主宰此歷史維持此命脈者，正在此等不得志不成功和無表現的人物身上。」
突然想起恩師張新民先生指導我研究鄒元標時曾說：「你研究鄒元標時，要如同莊周夢蝶——『不知周之夢為蝴蝶與？蝴蝶之夢周與？』，鄒元標的為人你也要學習。

『捌』 如何理解錢穆先生治世盛世的人物與衰世亂世

按照傳統語境的標准，這里借用著名史學家錢穆先生的看法，把中國歷史人物分為三類六種：

第一類是治世盛世的人物與衰世亂世的人物。孔子、孟子、荀子、莊子、老子都生於亂世，總體來說，治世盛世的人物要少於和弱於衰世亂世的人物。為什麼呢？這涉及到中國古代對歷史人物的評價問題。中國古代對歷史人物的評價有所謂「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德」指的是人格，「功」指的是事業，「言」指的是思想與學術。盛世治世的人物，其表現往往在「功」；而衰世亂世的人物，其表現往往在「德」和「言」。「功」，也就是事業，主要限於當時，而人格的魅力可以穿越時空，學術和思想可以傳承久遠，所以衰世亂世的人物，其影響和作用不僅僅限於當時，後世對他們的評價往往比治世盛世的人物更高。

第二類是得志成功的人物與不得志、失敗的人物，中國歷史上往往對後者的評價比對前者評價更高。比方說，中國古代的兩大聖人周公和孔子，周公得志，奠定了周代八百年的江山。孔子不得志，其學說在當時不為各國採用，孔子超高的地位是從漢朝才開始的，但孔子對此後歷史的作用與影響反而比周公大。成功的人物，像劉邦、衛青、霍去病，評價比不上項羽、岳飛、文天祥這些失敗的英雄。項羽是失敗的，可是漢高祖劉邦出現在影視劇里的形象里總是不如項羽。同樣，以「三不朽」來評價，這些成功者的成功只表現在事業上，而失敗者雖然事業失敗，卻令人感到他們的精神和人格特別突出；按照歷史哲學的話說，成功的事業會把人的偉大的真性減色，反之事業的不圓滿可以襯托出人的偉大的真性。所以岳飛、袁崇煥、史可法這些失敗的英雄更容易感動後人。

第三類是有表現的人物與無表現的人物。按照錢穆先生的說法，中國歷史上有許多偉大人物，其偉大之處表現在其無所表現。這話似乎很令人費解，但此種事例不勝枚舉。比如不食周粟的伯夷叔齊，事跡僅此一件，但《伯夷列傳》冠《史記》七十列傳之首；三讓天下的太伯，事跡不過爾爾，但《吳太伯世家》冠《史記》三十世家之首。不僅太史公如此，孔孟也對伯夷和太伯的評價極高。顏淵，也就是顏回，看似孔子的弟子中最無表現的，主要事跡就是住在破巷子里，吃粗茶淡飯，但孔子對他評價最高。東漢末年的徐庶，最大事跡是「身在曹營心在漢」；南京明孝陵里有林和靖的塑像，此人最大事跡是「梅妻鶴子」，但中國古代文人對他的評價非常高；諸葛亮的評價在歷史上分兩個時間段，後人對他在輔佐劉備之後的評價要遠遠低於他卧龍隱居的時代。這里同樣有中國傳統文化的精妙：論其人的事業斷斷不夠載入史書，但在其無表現的背後，卓然有種精神、人格在，這種純粹的精神和人格風靡後世，較之摻雜了時代、地位、機緣、遭遇等等的事功，更加使人想往。

對照錢穆先生所分的三類六種人物來看，我們理解歷史人物，既要關注盛世治世的人物、得志成功的人物、有表現的人物，也要關注衰世亂世的人物、不得志、失敗的人物、無表現的人物，他們共同構築了中國歷史文化。對話這兩類人物就好像看悲劇和喜劇，有時悲劇更加具有魅力和震撼力。以最受後人崇拜的三位文學家為例，屈原是在政治上不得志而失敗的人物，陶淵明是不願有所表現的人物，杜甫是想有所表現但沒有機會讓他表現的人物，他們的文學是表現內心意志的文學，因此具有特別的力量和感染力。

『玖』 錢穆的人物軼事

錢穆到北大任教了。客觀地說，除了顧頡剛的鼎力相薦，這與文學院長胡適的首肯是分不開的。錢穆在蘇州時，曾與到蘇州中學作學術演講的胡適見過一面。當時胡適是他時時充滿敬意、景仰不已的一代學人。錢穆對諸子學的研究，有不少得益於胡適的啟發。而胡適對錢氏也「尊重有加」。錢穆在北大史學系講中國上古史（先秦史），有人問胡適關於先秦諸子事，胡適總是說可去問錢穆，不要再問他。

北大學風自由，教師在課堂上提出自己的觀點，學生常設疑問難，競相爭論。當時學術界討論老子問題日趨熱烈，胡適主張老子在孔子前，因孔子曾問學於老子；而錢穆、顧頡剛則主張老子在孔子後。三位先生在課堂外大家互相討論學問，是朋友；在課堂中則把自己的學術主張灌輸給學生，並且當眾批評對方的觀點。比如胡適對錢穆的《劉向歆父子年譜》的考據謹嚴，十分佩服，常常對學生們做義務的宣傳；但是，在課堂上，他對錢穆等人的關於老子和《老子》一書的時代論爭，卻也慷慨陳辭，奮力抨擊。錢穆在講課中，也隨時聯系批評胡適的一些論點，常說：「這一點胡先生又考證錯了。」學生們或主胡說，或贊錢說，彼此爭論不斷。
有一次，贊同老子晚出之說的同學認為胡適「在老子時代問題上有成見」，胡適憤然地說道：「老子又不是我的老子，我哪會有成見呢？」不過他的態度仍很客觀，隨後又對同學們說，「在大學里，各位教授將各種學說介紹給大家，同學應當自己去選擇，看哪一個更合乎真理。」在北大，他與胡適都因以演講的方式上課而馳名學校，成為北大最叫座的教授之一，在學生中即有「北胡南錢」之說。 1937年「七七事變」後，北方各高校紛紛南遷，北大、清華、南開三校合並，在長沙組成臨時大學。錢穆將歷年講授中國通史增刪積成的五六厚冊筆記裝入衣箱底層夾縫，在十月與湯用彤、賀麟三人結伴，自天津海行，南下長沙，開始了抗戰時期流轉西南八年的學術生涯。與在北大時期一樣，錢穆在西南聯大主講中國通史，也吸引了大批學生，內遷西南的各個高校都紛紛請他講學。
傅斯年曾是國學大師黃侃門下的高足，也是胡適最得意的學生之一。30年代，錢穆任教北大時，即與傅斯年相識。錢穆與他在學術觀點上又是同不勝異的。在錢穆看來，考古派迷信地下出土材料而將古代典籍拋之腦後，這做法與疑古派一味疑古、否定典籍同樣有害，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在西南聯大時期，隨著錢穆自己史學理論體系的日漸成熟，對史料考據派進行了全面批評。為此，作為學派領袖的傅斯年對錢穆的攻擊自然不會高興。北大復校，錢穆不在被邀之列，這恐怕是重要原因之一。二人終於未能成為真正的「同道」。至此，錢穆告別了北大，與傅斯年分道揚鑣了。
由於錢穆早已名重學林，所以各高校爭欲聘請。他往返於各地之間，在幾個大學講學著述；1947年，家鄉的江南大學正式成立，應榮德生先生之邀，翌年春，出任江南大學首任文學院院長兼歷史系主任一職。 錢穆是國學大師，晚年的時候，他曾寫了一部《師友雜憶》，書中，有一部分章節記述了自己的教育經歷，其中給我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他讀中學時的一次考試。
那是一次地理考試，只有4道題，滿分100分，每道題25分，錢穆拿到試卷後，從第一道題開始審題，審到第三道題的時候，他興奮了，原來啊，這道題的內容是關於長白山地勢軍情的，他對這個問題一直很感興趣，此前曾讀過很多這方面的資料，所以看到這道題之後，便情不自禁地開始答題，而且不是「為了答題而答題」，完全是興之所至，洋洋灑灑地盡情揮毫，早已經忘了自己當時是在考場上。
也不知過了多久，他總算把這個題目答完了，便從頭到尾開始檢查，可就在此時，交卷的鈴聲響起，可他只顧著全神貫注地答第三道題，餘下三道題，他一個字也沒寫，但已經來不及了，只好悻悻地把卷子交了上去。
按照常理推算，錢穆的這次考試，是不能及格了，因為他只答了1/4的題，即使那道題給他滿分，他也只能得25分。可是，卷子發下來後，錢穆驚訝地發現自己竟然得了75分!
原來，負責這次判卷的是史學大師呂思勉，呂先生看到錢穆的卷子後，發現他雖然只答了一道題，但這道題答得特別出色，論證合理、充分，對於一個中學生，能做到這一點，實在是難能可貴。呂先生素有愛才之心，他就錢穆的這道題寫了長長的批語，對錢穆的答案給予了高度肯定，同時也指出了其中的不足之處，並給出了75分的成績，使錢穆僅憑一道題就及格了。由此可以看出，作為評卷人的呂思勉，並沒有按照僵化的規定去評卷，而是用靈活的方式，對學生的創造力進行鼓勵。 1949年國民黨政府退守台灣，錢穆雖沒有赴台，卻也因為憂心時局，與不少知識分子經廣州去了香港。
在香港，自認是流亡知識分子的錢穆，除在徐復觀主持的《民主評論》發表文章外，又與謝幼偉、唐君毅、崔書琴等學者，借用華南中學在九龍偉晴街的課室三間，籌辦「亞洲文商夜學院」，實現為中國人辦教育的目的。
1950年秋，上海商人王岳峰斥資在九龍深水埔桂林街61—65號購得新樓三楹，供作新校舍。佔地雖不大，也無圖書館，但亞洲文商從此由夜校改為日校，並更名為「新亞書院」，錢穆出任院長。
錢穆雖在港辦學，並沒有斷開與台灣的聯系。隨著蔣介石在台政務與各項文化建設逐漸展開，錢穆多次受邀赴台講學，傳授中國文化與歷史精神。
抗戰時，錢穆就數度於四川晉見蔣介石，談及理學與歷史。蔣介石托錢穆編寫《清儒學案》，邀他到重慶中央訓練團演講，素有交情。錢穆創辦新亞書院後，蔣介石不但親自邀請錢穆去台一敘，而且由宋美齡、蔣經國招待，同時指示台灣行政當局每月撥給港幣3000元，供新亞紓解資金困境。前後達4年，直到耶魯大學提供新亞書院補助為止。1950年之後，錢穆大約每年受邀到台灣演說或與蔣介石小敘。蔣經國多會作陪。錢穆曾考慮在台興辦新亞書院分校，但因未獲國民黨支持而不了了之。
王耀武舅子孫鼎宸舉家來港，每周必出席新亞書院的學術講座，不僅每次必到，而且每次必錄 。因其不憚絮煩記錄詳盡，積錄成書，歷次講稿竟編為《新亞學術講座》，「是為新亞有出版之第一書」 。1953年秋，新亞研究所成立，孫鼎宸入所學習，遵錢穆之囑編《中國兵制史》一書，亦為新亞研究所諸生出書之第一部 。
1956年錢穆為新亞書院爭取到美國方面每年2.5萬美元的補助，解除了新亞書院的經濟危機。 1963年，香港政府邀請新亞書院、崇基書院、聯合書院合並組成一所新大學——香港中文大學。中文不是語文的意思，而是文化之意。據說當時想了很多名字—中國大學，中華大學，最終還是錢穆堅持，「不如叫中文大學」。
錢穆還堅持必須由中國人擔任校長，為此曾與港英政府斡旋良久，「（我）所爭乃原則性者，他日物色校長人選，余決不參一議。」當時港英政府派來商議的英國人富爾敦，通粵語，讀中國書，曾說錢穆「君心如石，不可轉也。」當時，錢穆期待的是，自此中文在香港再不受輕視。
「山岩岩，海深深，地博厚，天高明，人之尊，心之靈，廣大出胸襟，悠久見生成，珍重，珍重，這是我新亞精神。」 這首廣為流傳的《新亞校歌》，歌詞是錢穆親自寫的。 「香港原來是殖民地社會，錢先生辦了新亞，才有一個學校專門來研究中國文化、中國歷史，這個影響很大。後來新亞成為香港中大的一部分，確實也有很重要的意義。」錢穆心心念念的，是中國在那個年代仍然無法統一，「他說作為中國人，我們怎麼能不站在中國人的立場？」
當年新亞在三座書院中名聲最大，港英政府十分倚重。錢穆提出的所有條件，幾乎全被接受。除了校長由中國人擔任，校名定為「中文大學」，他還與富爾敦約定，新亞研究所將成為香港中大「第一研究所」，並寫入新大學創建法規中。
但香港中文大學成立後，錢穆稱需要時間進行學術研究，露出倦勤跡象。另一方面，中文大學呈現集中發展的趨勢，成員背景復雜，辦校理念與錢穆主張應聯合書院成立大學組織的想法相左，一時引發議論。錢穆多次請辭不成，只好向新亞書院請長假表態。1965年6月，錢穆正式辭去新亞書院校長之職，結束在香港辦學16年的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