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樂清著名的歷史人物事跡
樂清自古被稱為「東南小鄒魯」，歷代名人輩出。從南宋始，共出文科狀元1人，進士196人，武科狀元1人，進士7人。在近現代史上，這些人的名字不該被遺忘：南宋狀元、名臣王十朋，著名詩人翁卷，武科狀元、抗擊元軍而犧牲的侯（福字的右半邊），在國家危難之秋毅然攜家奔赴國難的吏部尚書劉黻，元文學家李孝光，明尚書章綸、高友璣，武器發明家趙士禎，清後期改良派思想家陸虯，為國共兩黨第二次合作「奔走不辭勞，七載辛勤如一日」的張沖，寄生蟲學家洪式閭，法學家林彬，胸腔外科名醫石華玉，地質生家物家陳旭，水利專家陳慶，版畫家野夫、張懷江，國畫家周昌谷，文學翻譯家鄭嘉治，學家王明，農學家王益滔，國學大師南環瑾，地理學家陳正祥，「大革命」時期的老黨員林立，原浙南遊擊縱隊第三支隊長周丕振，1971年為美國總統尼克松的特使基格秘密訪華而領航的徐柏齡，生物學家、中國科學院院士施立明，生物學博士楊煥明，101毛發再生精發明者趙章光，等等，他們都是不同歷史時期樂清人民的傑出代表。
王十朋（1112-1171） 字龜齡，號梅溪，南宋樂清縣人。7歲就塾，天資穎悟，日誦數千言。建炎四年（1130），高宗避難來溫，十朋賦詩，有「北斗城池增王氣，東甌山水發清輝」句。十四年，開館梅溪，執卷受業者四十人。十六年春初，赴補太學，便道游雁盪，有「雁山新人春遊眼，卻笑平生未見山」之詠。二十七年（1157）三月，以太學上捨生免解，省試及格，高宗面試進士，十朋以攬權為對，揭發「權臣子孫門客省闈殿試，類皆竊巍科」，認為「有司以國家名器為媚權臣之具」，決不可能「得人」。建議「威福一出於上，不至於下移」，必須「陛下正身以為本，任賢以為助，博採兼聽以收其效」。以辭語鯁切，議論醇正，親擢為第一，並用其言。
十朋享年60歲，賜謚忠文。遺著除《梅溪王先生文集》（前集詩，後集文）外，還有《尚書解》、《春秋解》、《論語解》、《周禮詳說》、《唐書詳節》和《梅溪奏議》等。葉適論紹興末、乾道初，「士類常推公第一」；朱熹論其奏議「氣象大」，實為當時公論。
翁卷 (1163-1245） 字靈舒，樂清人。永嘉四靈之一。仁途坎坷，布衣告終。著有《翁卷集》。
李孝光（1285-1350） 字季和，號五峰，樂清人。官至訓奉大夫秘書監。元朝文學家，編有《元史》和《李五峰集》兩書；其詩文成就也廣受贊譽，有「孝光以文章負名當世」、「會天下士於京師，或論詩家風格，未嘗不以五峰首稱」的記載。
趙士禎（1552-1611） 明朝火器研製家，樂清人。官至中書舍人。他以畢生精力研製火器，發明掣電銃、迅雷銃、火箭溜。其中的火箭溜，在我國火箭發展史上，有創之功。另外，他還著有《神器譜》、《續神器譜》、《神器譜或問》等書。
洪式閭 （1894-1955） 寄生蟲病學家，樂清人。早年留學德國，專攻寄生蟲病學，獲日本九州大學醫學博士。回國後，在北京、南京、四川、江浙一帶醫學院校任教職和從事研究工作，對寄生蟲病研究和防止有卓越貢獻。由他所創的「洪氏鉤蟲測量法」，至今世界通用。其生前為浙江省衛生廳廳長兼浙江醫學院院長，有《病理學總論》等專著。
王明（1911-1995） 哲學史家，樂清人。北京大學畢業，長期從事中國哲學史研究，著有《道家和道教思想研究》等書，在國內外頗有影響。其生前為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研究員、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哲學史學會副會長。
石華玉（1913-1977） 醫學家，樂清人。上海同濟大學醫學院畢業。留學瑞士、英國，先後獲蘇瑞世大學和奧地利因斯博魯克大學醫學博士學位。回國後，曾主刀國內首例胸膜外肺鬆懈術及胸膜外氣胸術，出版有《胸腔透視學》等譯著。為我國胸腔外科的發展作出重要貢獻。他生前曾任浙江省立醫學附屬醫院院長。
南杯瑾 學者，1918年出生於樂清。長期從事儒、釋、道一教的研究和教學工作。1919年去台，曾任美國維吉尼亞州東西學院院長兼加拿大多倫多中國文化書院院長。出版有《禪與道概論》等幾十種專著。
陳正祥 地理學家，1922年出生於樂清。中央大學理學畢業，留學日本、英國、澳大利亞等國，獲理學博士學位。長期在台灣大學任教。七度獲選國際專門學術委員會委員。任國際研究院「中國委員會」主席。著有《中國地理學史》等書。
施立明（1939-1996） 中科院院士細胞遺傳學家，樂清人。復旦大學畢業。長期從事動物細胞研究，建立了具有我國資源特色的野生動物細胞庫，對麂屬動物核型進化和麂屬一新種的發現，在國際上引起重視。所著《以細胞遺傳學方法評定輻射防護葯的新程序》獲全國科學大會獎。他生前為中國科學院昆明動物研究所研究員、所長。
② 南京的名人有哪些
劉勰在南京定林寺著《文心雕龍》
劉勰，字彥和，大約生在劉宋明帝泰始元年(465年)，經歷了宋、齊、梁三代。自幼喪父，20歲又喪母，家境貧寒。一生篤志好學未婚娶。居喪三年後，24歲投靠高僧僧祜，寓居定林寺。除了校經、讀書以外，寫作《文心雕龍》，是劉勰在定林寺的主要事業。大約33歲時，開始提筆論文，經過幾年的努力，寫成我國古代第一部完整的文學理論著作《文心雕龍》，但是卻不為「時流所稱」。不過劉勰對他著作的成就有充分信心，他決心取定於當時文壇領袖沈約。可是沈約地位高，門閥觀念重，劉勰沒有資格直接拜訪，只好背著書稿，裝成小販等沈約車出，上前謁見。沈約讀後，大加贊賞，認為「深得文理」，置於案頭，以便隨時翻閱。由於沈約的稱譽，劉勰及其《文心雕龍》才漸為世人所知。也可能是沈約的推薦，天監初，劉勰起家奉朝請，39歲離開定林寺，走上了仕途。他先後擔任和兼任過中軍臨川王蕭宏、南康王蕭績的記室(管理文書)，車騎倉曹參軍(管理倉廩)，太末(今浙江衢縣)縣令，步兵校尉(負責東宮警衛)，東宮通事舍人(管理章奏)等職務。任太末令時，「政有清績。」任東宮通事舍人時，受到當時另一位文學家昭明太子蕭統的「愛接」，他們共同討論篇籍，商榷古今。晚年，梁武帝命劉勰入定林寺和僧人撰經。於是他離開宦海又回到定林寺。最後，劉勰選擇了出家的道路。出家後，不到一年即大約在中大通四年(532年)逝世。史傳說劉勰「為文長於佛理，京師寺塔及名僧碑誌，必請勰制文」。可見他在當時是負有盛名的作家，可惜他的文集早已失傳。現在，除了《文心雕龍》以外，只有《滅惑論》和《梁建安王建剡山石城寺石佛碑》兩篇保存下來。
劉勰一生與鍾山定林寺關系密切，他曾三入其寺。第一次是從齊永明六年(488年)到梁天監二年(503年)，有16年之久，劉投依僧祜協助他搜集佛典，校定經藏，《梁書》本傳就說：「定林寺經藏，勰所定也」。同時，他還寫了不少碑銘，如永明九年(491年)，劉勰27歲，入定林寺的第4年，撰寫《鍾山定林上寺碑銘》、《建初寺初創碑銘》(《出三藏記集》卷十二)。永明十年(492年)釋超辯逝世於定林上寺，葬在寺南，劉勰作碑銘(《高僧傳》)。延興元年(494年)，劉勰30歲，入定林寺的第7年，釋僧柔去世，即葬鍾山之南，劉勰作《僧柔法師碑銘》。更重要的是，劉勰還撰寫了《文心雕龍》。第二次是在天監七年(508年)。梁武帝以「法海浩瀚，淺識難尋」，敕建康莊嚴寺沙門僧曼「選才學道俗釋僧智、僧晃、臨川王記室東莞劉勰等三十人，同集上定林寺」，纘《眾經要鈔》一部，共八十八卷，至翌年夏四月即成。這次劉勰入寺不到6個月。第三次是在中大通三年(531年)，昭明太子去世，他奉武帝敕與沙門慧震又入定林寺撰經。據《梁書》本傳：「證功畢，遂啟求出家，先燔鬢發以自誓。敕許之。乃於寺變服，改名慧地。未期而卒。」就是不到一年一代文星與世長辭了。終年68歲。
「南朝四百八十寺」中，鍾山上定林寺是名列前茅的。自建寺以來，這里高僧輩出，如曇摩密多、僧遠、法獻、僧柔、智稱、超辯，僧祜等皆居於是。就以僧祜來說，當時他是「德熾釋門，名蓋凈眾」的大法師，黑白門徒多達一萬一千多人。這里寺院經濟雄厚，藏書豐富，而且環境優美，「埒美嵩、華」的鍾山，加以「山房寂遠，泉清松密」，正是讀書勝地。劉勰前來投依，僧祜當然歡迎，這是送上門來的難得助手。劉勰與僧祜居處的十多年中，「廣訊眾典，披覽為業」，除了刻苦閱讀釋典之外，更積極地鑽研經史百家和歷代文學作品，往往「或專日遺餐，或通夜繼燭」，因而「博通經論」，「深得文理」，不但校定了寺內的經藏，而且寫成了不朽的著作《文心雕龍》。
王安石與南京
王安石(1021—1086年)，宋天禧五年十一月十二日辰時生於江西臨川，字介甫，號半山，因他曾被封為荊國公，死後謚文公，所以又稱王荊公、王文公。這位「中國十一世紀時的改革家」(列寧語)，雖然出生在江西，卻與南京有著不解之緣。他在南京度過青春時代，在南京三次任知府、兩度守孝、兩度辭相後居住，在南京先後生活了近二十個年頭，逝世後又葬在南京鍾山腳下，他的父母兄弟死後也葬在南京，他在南京留下了許多動人的事跡和壯麗的詩篇。
王安石十七歲那年，因父親王益任江寧通判而隨遷來南京居住。兩年後，即在寶元二年二月二十三日，他的父親因病逝世，葬於中華門外的牛首山。於是，王安石就在南京鍾山守孝，銳志讀書，「雖寢食，手不釋卷」。他讀書時通過自己的思考來理解，不拘守原有傳注，注重學以致用，正如蘇軾說的，他是「網羅六藝之遺文，斷以己意；糠秕百家之陳跡，作斯新人」的。他還經常進行調查訪問，對於那些有實踐經驗的農夫女工，往往無所不問。因此他對現實社會的認識比較深刻和准確。
慶歷二年(1042年)，二十二歲的王安石一舉考中進士，名列前茅，從此踏上仕途，就以「意行直前，敢當天下大事」的氣概，投身於改革。嘉祜四年(1059年)，他在三司度支判官任上，就給宋仁宗趙禎寫了一封萬字《言事書》，建議朝廷全面改革當時的法度，主張以管好財政作為整個改革的中心。但是得不到宋仁宗和當政大臣們的重視。嘉祜八年(1063年)八月，王安石母親吳氏逝世，他就趁機辭掉了知制誥(替皇帝起草命令、文告之類的官)職務，回到江寧來守喪。守喪期滿後，王安石仍然留在江寧家中收徒講學，寫了《洪範傳》等著作，批駁了天人感應的謬論，體現了天變不足畏的思想。
在定林寺昭文齋中，他結識了李公麟。據說王安石病重時，曾囑咐李公麟為他畫一張大的騎驢圖，李熬了整整十個晝夜，終於畫出來了，送去的時候，王荊公已逝世，李公麟用兩只枯瘦的手拍打著靈柩，失聲痛哭，抖抖索索地把那張特大的《王荊公騎驢圖》掛在靈柩前面，眾人都感動得掩面大哭。
王安石在南京期間，寫了許多美麗而深沉的詩篇詞章，抒發了他的憂國愛鄉情。寫鍾山的詩尤其多，已發現有近百首。對鍾山的景物，描寫得細致入微。如《玉澗》詩：「澗水無聲繞竹流，竹西草木弄春柔。茅檐相對坐終日，一鳥不鳴山更幽」。而《憶蔣山》一詩寫得更為出色：「蒼藤翠木江南山，激激流水兩山間。山高水深魚鳥樂，車馬絕跡人長閑。雲埋樵聲隔蔥蓓，月弄釣影臨潺灄。黃塵滿眼衣可濯，夢寐惆悵何時還。」他這樣觀察，這樣描寫，這樣謳歌，是因為深深地愛上了鍾山。
王安石生前熱愛南京，南京歷代士大夫和廣大人民也是熱愛王安石、懷念王安石的。不管元韋占時保守派如何貶低他、謾罵他，人們仍然年年上墳、祭祀。《道山清話》說：「王安石配享孔子廟庭，坐於顏、孟之下，十哲之上。」《清波雜志》也說：「當時士大夫道金陵未有不上荊公墳者。五十年前，彼之士子節序亦有往奠者。」
王安石的故居半山園，坐落在現在的海軍學院內。1982年南京市人民政府將該園定為市級文物保護單位。如能供人參觀，對精神文明建設當會大有助益。
謝安與江寧東山
江寧東山，又名東土山、土山，因東晉名將謝安(320一385)、謝玄(343—388)在此築有別墅，淝水之戰時謝安坐鎮此，從而聲名大振。正所謂「山不在高，有仙則名」了。作為歷史古跡和風景區，明末清初時代，還把它列入金陵四十八景之一，稱之為「東山秋月」。今日所見的東土山，周二公里，高六十公尺。它的山頂為一平地，有數畝廣闊，中心可供建造館、閣、廳、樓之類，四周可以建亭。山的西、北部多黃土層；東北為黃土包紅筋石；而在南坡，則是鬆鬆的砂土小塊石，現呈五級台坪狀，平均每台坪高十公尺，明顯看出是人工加築的地相。今一、二、四級坪上，有建築，表明它的基礎很好。東南角山腰，亦有台坪一條，今建有「東山秋月」閣。其下更有一坪，從地面砌起高壁，今存六層比較完好，東西寬21公尺。石壁上層，雜砌雕龍雲頭、石欄桿等，說明它在明代或在宋代曾重修過。這台坪，是涼台建築的遺跡。石壁南，今見有水池，稱戴家塘。該山西麓有井，人稱謝公井。山正南，昔有深水池。統覽全貌，確可見當年謝公別墅的大輪廓。
謝安築別墅於江寧東山，並在此指揮淝水之戰，《晉書》謝安傳、王羲之傳都有詳細的記載，簡文帝司馬昱時，謝安已五十多歲，謝玄三十歲，他們就已在此居住，「高卧東山」了。孝武帝司馬曜太元時(公元376年以後)秦符堅入侵，安拜為上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即命弟謝石、侄謝玄征討。太元八年，戰事緊急，「玄入(指入安南京宅第)問計，……安遂命駕出山墅(指江寧東山)，親朋畢集。方與玄圍棋賭別墅。至夜乃還，指授將帥，各當其任。玄等既破堅，有驛書至。安方對客圍棋，看書既竟，便攝放床上，了無喜色，棋如故。客問之，徐答雲：小兒輩遂已破賊。既罷，還內，過戶限，心喜甚，不覺屐齒之折。其矯情鎮物如此。以總統功，進拜太保。」這，也就是謝安在此指揮淝水之戰的歷史形貌，這是多謀善斷、沉著指揮的崇高『形象。關於他在此東山築館，晉書傳中亦有明確記載，稱其「善行書……性好音樂，……於土山營墅，樓館林竹甚盛。每攜中外子侄往來游集，餚饌亦屢費百金……。」又說，「安雖受朝寄，然東山之志始末不渝，每形於言色。及鎮新城，盡室而行……」
誠然，會稽的東山和江寧的東山，它們都是美的；但前者是「東山再起」的悟性之地，後者是「起來為蒼生」的「高世之志」所在地。又《晉書·謝安》中提到，謝安「吟嘯自若」、「性好音樂」，然每游賞，「必以妓(伎)女從」。唐人李白來江南亦盛贊「南國新豐酒，東山小妓歌」。他在《東山吟》中更這樣說：「攜妓東土山，悵然悲謝安。我妓今朝如花月，他妓古墳荒草寒。白雞夢後三百歲，灑酒澆君同所歡。…………彼亦一時，此亦一時。浩浩洪荒之詠何必奇。」這里，李白把東山稱作「東土山」是很對的。詩中所說的「白雞夢」即安死前的夢，事見謝安傳。「夢後三百歲」，即指唐李白的時代。「灑酒澆君同所歡」指他李白與謝安在三百年後共同歡樂。李白確實是很了解謝安的，他在《登金陵冶城西北謝安墩》詩中，又稱：「冶城訪古跡，猶有謝安墩，憑覽周地險，高標絕人喧。想像東山姿，緬懷右軍(王羲之)言。……」李白還有《憶東山》二首，其中再提謝安，說「長嘯絕人群」，「欲報東山客」。對於上述新亭，李白亦有詩吟此，稱「金陵風景好，豪士集新亭」。李白對謝安，真是亦步亦趨!唐末的溫庭筠，亦有《謝公墅歌》，稱：「朱雀航南繞香陌，謝郎東墅連春碧」，說明雖然路「繞」了一點，但畢竟給人春草碧碧之感。該詩中又說，「對局含情見千里，都城已得長蛇尾……未許符堅過淮水」。此「對局」雲雲，即指謝安在此與甥對弈。
謝安的祖地為河南陽夏，如今，南京城郊尚見到幾種「陽夏」字文的晉磚，這當然是很有意思的。「舊時王謝堂前燕」，至今至少已有一千六百年了，可這謝氏之磚，至今仍是原物，此當是歷史的真實見證。
王羲之(321-379，一作303-361) 字逸少。東晉著名書法家。琅琊臨沂(今山東臨沂)人。初任秘書郎，後任寧遠將軍、江州刺史、右軍將軍、會稽內史等，世稱王右軍。後因與揚州刺史王述不和，辭官定居會稽山陰(今紹興)。王羲之出身於建康烏衣巷顯赫的王家，是王導之侄。曾與謝安共登冶城， "悠然遐想，有高世之志。」早年從衛夫人(鑠)學書法，後來改變初學，草書學張芝，正書學鍾舀系。博採眾長，備精諸體，一變漢魏以來質朴的書風，獨創妍美流便的新體，他的正書、行書為古今之冠，人贊其筆勢「飄若浮雲，矯若驚龍。」為歷代學書法者所崇尚，被奉為「書聖」。其作品真跡無存，傳世者均為後人摹本。行書以《蘭亭序》為代表作，草書以《初目帖》、 《十七帖》，正書以《黃庭經》、 《樂毅論》最著名。
葛洪(284-364) 字稚川，號抱朴子。東晉道教理論家、煉丹術家、醫葯學家。丹陽郡句容(今江蘇句容)人。少年好學，家貧，賣柴以換紙筆。常尋書問義，不遠數千里崎嶇冒涉，期於必得。他涉獵經、史、百家著作，遂以儒學著稱。不善交遊，好神仙導養之法。初從鄭隱學道，悉得煉丹術，後就學於南海太守鮑玄，兼學醫術，久居建康。成和初，司徒王導召為州主簿，轉司徒掾，升任諮議參軍等職。晚年，聞交趾產丹沙，要求到句漏當縣令，到達廣州，攜子侄去羅浮山修道煉丹並從事著述。他綜貫道、儒思想，一生著作甚多，有碑誄詩賦100卷，移檄章表30卷，神仙、良吏、隱逸、集異等傳各10卷，又抄五經、史、漢、百家之言、方技雜事3lO卷，金匱葯方1 00卷，《肘後要急方》4卷。最著名的有《抱朴子》，外篇50篇，堅持儒家的綱常思想，反對魏晉以來玄學清談；內篇20篇，是一部完整的煉丹術著作，貫穿道家思想，其中《金丹篇》和《黃白篇》記載了用礦物煉丹葯、煉金銀的情況， 《仙葯篇》主要記載了用植物治療百病的情況，是較為原始的葯物學。《金匱葯方》卷帖浩繁，為攜帶、運用方便，摘取書中主要實用部分，編為《肘後卒救方》3卷，經後人增補，擴為8卷，稱《肘後備急方》。書中所收葯方，大都選用易得、有效、價廉的，並使用簡便易行的治療方法。
孫權(182--252) 字仲謀。三國吳國的創建者。吳郡富春(今浙江富陽)人
東漢末年，孫權繼承父兄事業，據有江東六郡。東漢建安十三年(208)，聯合劉備,
採用火攻，在舉世聞名的赤壁之戰中，大敗曹操軍隊，奠定了東吳立國基礎。東漢
建安十六年(211)，孫權將政治中心從京口遷來秣陵，次年改秣陵為建業，在楚國
金陵邑故址石頭山，修築石頭城。城內設石頭倉、石頭庫，以儲藏軍械、糧食等物
資。在石頭城南置烽火台，為軍事重鎮。黃龍元年(229)四月，孫權在武昌稱帝，
國號吳。同年九月，遷都建業，這是南京建都的開始。孫權在建業改建「太初宮」·
官周長500丈。並將建業城修建成一座真正的古代城市，城周20里19步。孫權在江乘，
溧水、湖熟等縣設典農都尉管理農業。派屯兵3萬，在句容至雲陽(今丹陽縣)開
鑿一條名「破岡瀆』』的運河，溝通了秦淮河與太湖流域的往來。在建業城西南開運
瀆，又鑿東渠(青溪)，開潮溝，並使秦淮河兩岸成為商業繁榮地區。孫吳宮中有
上千名從事絲織的宮女，這是南京絲織業的開端。西南的冶城，是冶煉和鑄造的中
心。孫權重視航海事業發展，曾派萬人船隊航行到夷州(台灣)、遼東半島、海南
島；又派使者航行到高麗(朝鮮)、扶南(柬埔寨)、林邑(越南中部)和南洋群
島各國。還興建了江南第一座佛寺——建初寺。公元252年，孫權病逝，葬於鍾山南
麓，以後名吳大帝陵、孫陵岡、吳王墳(今名梅花山)。
③ 北大歷史系會不會以王益為恥
王益是何許人也？北大歷史系畢業生，中國金融證券界風雲人物，國家開發銀行副行長。據相關報道，52歲的王益沒有參加6月10日下午的國家開發銀行行長碰頭例會，他已於6月8日被「雙規」。多家消息來源均稱，此次王益被「雙規
④ 南京歷史上有哪些名人啊~~~~~
劉勰在南京定林寺著《文心雕龍》
劉勰，字彥和，大約生在劉宋明帝泰始元年(465年)，經歷了宋、齊、梁三代。自幼喪父，20歲又喪母，家境貧寒。一生篤志好學未婚娶。居喪三年後，24歲投靠高僧僧祜，寓居定林寺。除了校經、讀書以外，寫作《文心雕龍》，是劉勰在定林寺的主要事業。大約33歲時，開始提筆論文，經過幾年的努力，寫成我國古代第一部完整的文學理論著作《文心雕龍》，但是卻不為「時流所稱」。不過劉勰對他著作的成就有充分信心，他決心取定於當時文壇領袖沈約。可是沈約地位高，門閥觀念重，劉勰沒有資格直接拜訪，只好背著書稿，裝成小販等沈約車出，上前謁見。沈約讀後，大加贊賞，認為「深得文理」，置於案頭，以便隨時翻閱。由於沈約的稱譽，劉勰及其《文心雕龍》才漸為世人所知。也可能是沈約的推薦，天監初，劉勰起家奉朝請，39歲離開定林寺，走上了仕途。他先後擔任和兼任過中軍臨川王蕭宏、南康王蕭績的記室(管理文書)，車騎倉曹參軍(管理倉廩)，太末(今浙江衢縣)縣令，步兵校尉(負責東宮警衛)，東宮通事舍人(管理章奏)等職務。任太末令時，「政有清績。」任東宮通事舍人時，受到當時另一位文學家昭明太子蕭統的「愛接」，他們共同討論篇籍，商榷古今。晚年，梁武帝命劉勰入定林寺和僧人撰經。於是他離開宦海又回到定林寺。最後，劉勰選擇了出家的道路。出家後，不到一年即大約在中大通四年(532年)逝世。史傳說劉勰「為文長於佛理，京師寺塔及名僧碑誌，必請勰制文」。可見他在當時是負有盛名的作家，可惜他的文集早已失傳。現在，除了《文心雕龍》以外，只有《滅惑論》和《梁建安王建剡山石城寺石佛碑》兩篇保存下來。
劉勰一生與鍾山定林寺關系密切，他曾三入其寺。第一次是從齊永明六年(488年)到梁天監二年(503年)，有16年之久，劉投依僧祜協助他搜集佛典，校定經藏，《梁書》本傳就說：「定林寺經藏，勰所定也」。同時，他還寫了不少碑銘，如永明九年(491年)，劉勰27歲，入定林寺的第4年，撰寫《鍾山定林上寺碑銘》、《建初寺初創碑銘》(《出三藏記集》卷十二)。永明十年(492年)釋超辯逝世於定林上寺，葬在寺南，劉勰作碑銘(《高僧傳》)。延興元年(494年)，劉勰30歲，入定林寺的第7年，釋僧柔去世，即葬鍾山之南，劉勰作《僧柔法師碑銘》。更重要的是，劉勰還撰寫了《文心雕龍》。第二次是在天監七年(508年)。梁武帝以「法海浩瀚，淺識難尋」，敕建康莊嚴寺沙門僧曼「選才學道俗釋僧智、僧晃、臨川王記室東莞劉勰等三十人，同集上定林寺」，纘《眾經要鈔》一部，共八十八卷，至翌年夏四月即成。這次劉勰入寺不到6個月。第三次是在中大通三年(531年)，昭明太子去世，他奉武帝敕與沙門慧震又入定林寺撰經。據《梁書》本傳：「證功畢，遂啟求出家，先燔鬢發以自誓。敕許之。乃於寺變服，改名慧地。未期而卒。」就是不到一年一代文星與世長辭了。終年68歲。
「南朝四百八十寺」中，鍾山上定林寺是名列前茅的。自建寺以來，這里高僧輩出，如曇摩密多、僧遠、法獻、僧柔、智稱、超辯，僧祜等皆居於是。就以僧祜來說，當時他是「德熾釋門，名蓋凈眾」的大法師，黑白門徒多達一萬一千多人。這里寺院經濟雄厚，藏書豐富，而且環境優美，「埒美嵩、華」的鍾山，加以「山房寂遠，泉清松密」，正是讀書勝地。劉勰前來投依，僧祜當然歡迎，這是送上門來的難得助手。劉勰與僧祜居處的十多年中，「廣訊眾典，披覽為業」，除了刻苦閱讀釋典之外，更積極地鑽研經史百家和歷代文學作品，往往「或專日遺餐，或通夜繼燭」，因而「博通經論」，「深得文理」，不但校定了寺內的經藏，而且寫成了不朽的著作《文心雕龍》。
王安石與南京
王安石(1021—1086年)，宋天禧五年十一月十二日辰時生於江西臨川，字介甫，號半山，因他曾被封為荊國公，死後謚文公，所以又稱王荊公、王文公。這位「中國十一世紀時的改革家」(列寧語)，雖然出生在江西，卻與南京有著不解之緣。他在南京度過青春時代，在南京三次任知府、兩度守孝、兩度辭相後居住，在南京先後生活了近二十個年頭，逝世後又葬在南京鍾山腳下，他的父母兄弟死後也葬在南京，他在南京留下了許多動人的事跡和壯麗的詩篇。
王安石十七歲那年，因父親王益任江寧通判而隨遷來南京居住。兩年後，即在寶元二年二月二十三日，他的父親因病逝世，葬於中華門外的牛首山。於是，王安石就在南京鍾山守孝，銳志讀書，「雖寢食，手不釋卷」。他讀書時通過自己的思考來理解，不拘守原有傳注，注重學以致用，正如蘇軾說的，他是「網羅六藝之遺文，斷以己意；糠秕百家之陳跡，作斯新人」的。他還經常進行調查訪問，對於那些有實踐經驗的農夫女工，往往無所不問。因此他對現實社會的認識比較深刻和准確。
慶歷二年(1042年)，二十二歲的王安石一舉考中進士，名列前茅，從此踏上仕途，就以「意行直前，敢當天下大事」的氣概，投身於改革。嘉祜四年(1059年)，他在三司度支判官任上，就給宋仁宗趙禎寫了一封萬字《言事書》，建議朝廷全面改革當時的法度，主張以管好財政作為整個改革的中心。但是得不到宋仁宗和當政大臣們的重視。嘉祜八年(1063年)八月，王安石母親吳氏逝世，他就趁機辭掉了知制誥(替皇帝起草命令、文告之類的官)職務，回到江寧來守喪。守喪期滿後，王安石仍然留在江寧家中收徒講學，寫了《洪範傳》等著作，批駁了天人感應的謬論，體現了天變不足畏的思想。
在定林寺昭文齋中，他結識了李公麟。據說王安石病重時，曾囑咐李公麟為他畫一張大的騎驢圖，李熬了整整十個晝夜，終於畫出來了，送去的時候，王荊公已逝世，李公麟用兩只枯瘦的手拍打著靈柩，失聲痛哭，抖抖索索地把那張特大的《王荊公騎驢圖》掛在靈柩前面，眾人都感動得掩面大哭。
王安石在南京期間，寫了許多美麗而深沉的詩篇詞章，抒發了他的憂國愛鄉情。寫鍾山的詩尤其多，已發現有近百首。對鍾山的景物，描寫得細致入微。如《玉澗》詩：「澗水無聲繞竹流，竹西草木弄春柔。茅檐相對坐終日，一鳥不鳴山更幽」。而《憶蔣山》一詩寫得更為出色：「蒼藤翠木江南山，激激流水兩山間。山高水深魚鳥樂，車馬絕跡人長閑。雲埋樵聲隔蔥蓓，月弄釣影臨潺灄。黃塵滿眼衣可濯，夢寐惆悵何時還。」他這樣觀察，這樣描寫，這樣謳歌，是因為深深地愛上了鍾山。
王安石生前熱愛南京，南京歷代士大夫和廣大人民也是熱愛王安石、懷念王安石的。不管元韋占時保守派如何貶低他、謾罵他，人們仍然年年上墳、祭祀。《道山清話》說：「王安石配享孔子廟庭，坐於顏、孟之下，十哲之上。」《清波雜志》也說：「當時士大夫道金陵未有不上荊公墳者。五十年前，彼之士子節序亦有往奠者。」
王安石的故居半山園，坐落在現在的海軍學院內。1982年南京市人民政府將該園定為市級文物保護單位。如能供人參觀，對精神文明建設當會大有助益。
謝安與江寧東山
江寧東山，又名東土山、土山，因東晉名將謝安(320一385)、謝玄(343—388)在此築有別墅，淝水之戰時謝安坐鎮此，從而聲名大振。正所謂「山不在高，有仙則名」了。作為歷史古跡和風景區，明末清初時代，還把它列入金陵四十八景之一，稱之為「東山秋月」。今日所見的東土山，周二公里，高六十公尺。它的山頂為一平地，有數畝廣闊，中心可供建造館、閣、廳、樓之類，四周可以建亭。山的西、北部多黃土層；東北為黃土包紅筋石；而在南坡，則是鬆鬆的砂土小塊石，現呈五級台坪狀，平均每台坪高十公尺，明顯看出是人工加築的地相。今一、二、四級坪上，有建築，表明它的基礎很好。東南角山腰，亦有台坪一條，今建有「東山秋月」閣。其下更有一坪，從地面砌起高壁，今存六層比較完好，東西寬21公尺。石壁上層，雜砌雕龍雲頭、石欄桿等，說明它在明代或在宋代曾重修過。這台坪，是涼台建築的遺跡。石壁南，今見有水池，稱戴家塘。該山西麓有井，人稱謝公井。山正南，昔有深水池。統覽全貌，確可見當年謝公別墅的大輪廓。
謝安築別墅於江寧東山，並在此指揮淝水之戰，《晉書》謝安傳、王羲之傳都有詳細的記載，簡文帝司馬昱時，謝安已五十多歲，謝玄三十歲，他們就已在此居住，「高卧東山」了。孝武帝司馬曜太元時(公元376年以後)秦符堅入侵，安拜為上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即命弟謝石、侄謝玄征討。太元八年，戰事緊急，「玄入(指入安南京宅第)問計，……安遂命駕出山墅(指江寧東山)，親朋畢集。方與玄圍棋賭別墅。至夜乃還，指授將帥，各當其任。玄等既破堅，有驛書至。安方對客圍棋，看書既竟，便攝放床上，了無喜色，棋如故。客問之，徐答雲：小兒輩遂已破賊。既罷，還內，過戶限，心喜甚，不覺屐齒之折。其矯情鎮物如此。以總統功，進拜太保。」這，也就是謝安在此指揮淝水之戰的歷史形貌，這是多謀善斷、沉著指揮的崇高『形象。關於他在此東山築館，晉書傳中亦有明確記載，稱其「善行書……性好音樂，……於土山營墅，樓館林竹甚盛。每攜中外子侄往來游集，餚饌亦屢費百金……。」又說，「安雖受朝寄，然東山之志始末不渝，每形於言色。及鎮新城，盡室而行……」
誠然，會稽的東山和江寧的東山，它們都是美的；但前者是「東山再起」的悟性之地，後者是「起來為蒼生」的「高世之志」所在地。又《晉書·謝安》中提到，謝安「吟嘯自若」、「性好音樂」，然每游賞，「必以妓(伎)女從」。唐人李白來江南亦盛贊「南國新豐酒，東山小妓歌」。他在《東山吟》中更這樣說：「攜妓東土山，悵然悲謝安。我妓今朝如花月，他妓古墳荒草寒。白雞夢後三百歲，灑酒澆君同所歡。…………彼亦一時，此亦一時。浩浩洪荒之詠何必奇。」這里，李白把東山稱作「東土山」是很對的。詩中所說的「白雞夢」即安死前的夢，事見謝安傳。「夢後三百歲」，即指唐李白的時代。「灑酒澆君同所歡」指他李白與謝安在三百年後共同歡樂。李白確實是很了解謝安的，他在《登金陵冶城西北謝安墩》詩中，又稱：「冶城訪古跡，猶有謝安墩，憑覽周地險，高標絕人喧。想像東山姿，緬懷右軍(王羲之)言。……」李白還有《憶東山》二首，其中再提謝安，說「長嘯絕人群」，「欲報東山客」。對於上述新亭，李白亦有詩吟此，稱「金陵風景好，豪士集新亭」。李白對謝安，真是亦步亦趨!唐末的溫庭筠，亦有《謝公墅歌》，稱：「朱雀航南繞香陌，謝郎東墅連春碧」，說明雖然路「繞」了一點，但畢竟給人春草碧碧之感。該詩中又說，「對局含情見千里，都城已得長蛇尾……未許符堅過淮水」。此「對局」雲雲，即指謝安在此與甥對弈。
謝安的祖地為河南陽夏，如今，南京城郊尚見到幾種「陽夏」字文的晉磚，這當然是很有意思的。「舊時王謝堂前燕」，至今至少已有一千六百年了，可這謝氏之磚，至今仍是原物，此當是歷史的真實見證。
王羲之(321-379，一作303-361) 字逸少。東晉著名書法家。琅琊臨沂(今山東臨沂)人。初任秘書郎，後任寧遠將軍、江州刺史、右軍將軍、會稽內史等，世稱王右軍。後因與揚州刺史王述不和，辭官定居會稽山陰(今紹興)。王羲之出身於建康烏衣巷顯赫的王家，是王導之侄。曾與謝安共登冶城， "悠然遐想，有高世之志。」早年從衛夫人(鑠)學書法，後來改變初學，草書學張芝，正書學鍾舀系。博採眾長，備精諸體，一變漢魏以來質朴的書風，獨創妍美流便的新體，他的正書、行書為古今之冠，人贊其筆勢「飄若浮雲，矯若驚龍。」為歷代學書法者所崇尚，被奉為「書聖」。其作品真跡無存，傳世者均為後人摹本。行書以《蘭亭序》為代表作，草書以《初目帖》、 《十七帖》，正書以《黃庭經》、 《樂毅論》最著名。
葛洪(284-364) 字稚川，號抱朴子。東晉道教理論家、煉丹術家、醫葯學家。丹陽郡句容(今江蘇句容)人。少年好學，家貧，賣柴以換紙筆。常尋書問義，不遠數千里崎嶇冒涉，期於必得。他涉獵經、史、百家著作，遂以儒學著稱。不善交遊，好神仙導養之法。初從鄭隱學道，悉得煉丹術，後就學於南海太守鮑玄，兼學醫術，久居建康。成和初，司徒王導召為州主簿，轉司徒掾，升任諮議參軍等職。晚年，聞交趾產丹沙，要求到句漏當縣令，到達廣州，攜子侄去羅浮山修道煉丹並從事著述。他綜貫道、儒思想，一生著作甚多，有碑誄詩賦100卷，移檄章表30卷，神仙、良吏、隱逸、集異等傳各10卷，又抄五經、史、漢、百家之言、方技雜事3lO卷，金匱葯方1 00卷，《肘後要急方》4卷。最著名的有《抱朴子》，外篇50篇，堅持儒家的綱常思想，反對魏晉以來玄學清談；內篇20篇，是一部完整的煉丹術著作，貫穿道家思想，其中《金丹篇》和《黃白篇》記載了用礦物煉丹葯、煉金銀的情況， 《仙葯篇》主要記載了用植物治療百病的情況，是較為原始的葯物學。《金匱葯方》卷帖浩繁，為攜帶、運用方便，摘取書中主要實用部分，編為《肘後卒救方》3卷，經後人增補，擴為8卷，稱《肘後備急方》。書中所收葯方，大都選用易得、有效、價廉的，並使用簡便易行的治療方法。
孫權(182--252) 字仲謀。三國吳國的創建者。吳郡富春(今浙江富陽)人
東漢末年，孫權繼承父兄事業，據有江東六郡。東漢建安十三年(208)，聯合劉備,
採用火攻，在舉世聞名的赤壁之戰中，大敗曹操軍隊，奠定了東吳立國基礎。東漢
建安十六年(211)，孫權將政治中心從京口遷來秣陵，次年改秣陵為建業，在楚國
金陵邑故址石頭山，修築石頭城。城內設石頭倉、石頭庫，以儲藏軍械、糧食等物
資。在石頭城南置烽火台，為軍事重鎮。黃龍元年(229)四月，孫權在武昌稱帝，
國號吳。同年九月，遷都建業，這是南京建都的開始。孫權在建業改建「太初宮」·
官周長500丈。並將建業城修建成一座真正的古代城市，城周20里19步。孫權在江乘，
溧水、湖熟等縣設典農都尉管理農業。派屯兵3萬，在句容至雲陽(今丹陽縣)開
鑿一條名「破岡瀆』』的運河，溝通了秦淮河與太湖流域的往來。在建業城西南開運
瀆，又鑿東渠(青溪)，開潮溝，並使秦淮河兩岸成為商業繁榮地區。孫吳宮中有
上千名從事絲織的宮女，這是南京絲織業的開端。西南的冶城，是冶煉和鑄造的中
心。孫權重視航海事業發展，曾派萬人船隊航行到夷州(台灣)、遼東半島、海南
島；又派使者航行到高麗(朝鮮)、扶南(柬埔寨)、林邑(越南中部)和南洋群
島各國。還興建了江南第一座佛寺——建初寺。公元252年，孫權病逝，葬於鍾山南
麓，以後名吳大帝陵、孫陵岡、吳王墳(今名梅花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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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有哪些歷史名人、他的生平事跡、個性愛好
王安石
少年英才
宋真宗天禧五年（1021年），王安石出生於臨川（今撫州市臨川區），父親王益，時任臨川軍判官。[7-8] 王安石自幼聰穎，酷愛讀書，過目不忘，下筆成文。稍長，跟隨父親宦遊各地，接觸現實，體驗民間疾苦。文章立論高深奇麗，旁徵博引，始有移風易俗之志。[9-11]
宋仁宗景佑四年（1037年），王安石隨父入京，以文結識好友曾鞏，曾鞏向歐陽修推薦其文，大獲贊賞。[12-13] 宋仁宗慶歷二年（1042年），登楊鎮榜進士第四名，授淮南節度判官。[14] 任滿後，王安石放棄了京試入館閣的機會，調為鄞縣知縣。王安石在任四年，興修水利、擴辦學校，初顯政績。[15]
皇祐三年（1051），王安石任舒州通判，勤政愛民，治績斐然。宰相文彥博以王安石恬淡名利、遵紀守道向宋仁宗舉薦，請求朝廷褒獎以激勵風俗，王安石以不想激起越級提拔之風為由拒絕。[16-17] 歐陽修舉薦為諫官，王安石以祖母年高推辭。歐陽修又以王安石須俸祿養家為由，任命他為群牧判官。不久王安石出任常州知州，得與周敦頤相知，聲譽日隆。[18]
陳說政事
嘉佑三年（1058年），調為度支判官，王安石進京述職，作長達萬言的《上仁宗皇帝言事書》，系統地提出了變法主張。[19] 在此次上疏中，王安石總結了自己多年的地方官經歷，指出國家積弱積貧的現實：經濟困窘、社會風氣敗壞、國防安全堪憂，[20] 認為症結的根源在於為政者不懂得法度，解決的根本途徑在於效法古聖先賢之道、改革制度，進而提出了自己的人才政策和方案的基本設想，建議朝廷改革取士、重視人才。[21-22]
王安石主張對宋初以來的法度進行全盤改革，革除宋朝存在的積弊，扭轉積貧積弱的局勢。並以晉武帝司馬炎、唐玄宗李隆基等人只圖「逸豫」，不求改革，終至覆滅的事實為例，要求立即實現對法度的變革。但宋仁宗並未採納王安石的變法主張。[23]
懇辭入朝
王安石題跋像[24]
此後，朝廷多次委任王安石以館閣之職，均固辭不就。士大夫們以為王安石無意功名，不求仕途，遺憾無緣結識；朝廷屢次想委以重任，都擔心王安石不願出仕。[25] 朝廷任命王安石與人同修《起居注》，王安石辭謝多次才接受。[26] 不久王安石任職集賢院，知制誥，審查京城刑獄案件，朝眾士大夫都引為盛事。[27]
王安石在京任職期間，朝廷規定舍人院不得申請刪改詔書文字，王安石認為立法不該如此，據理力爭，得罪了王公大臣。嘉祐八年（1063年），王安石母親病逝，遂辭官回江寧守喪。[28]
宋英宗繼位後（1063年—1066年），屢次徵召赴京任職，王安石均以服母喪和有病為由，拒絕入朝。[29]
越次入對
治平四年（1067年），宋神宗即位，因久慕王安石之名[30-31] ，起用為江寧知府，旋即詔為翰林學士兼侍講，從此王安石深得神宗器重。
熙寧元年（1068年）四月，宋神宗為擺脫宋王朝所面臨的政治、經濟危機以及遼、西夏不斷侵擾的困境，召見王安石。王安石提出「治國之道，首先要確定革新方法」；勉勵神宗效法堯舜，簡明法制。神宗認同王安石的相關主張，要求其盡心輔佐，共同完成這一任務。[32]
王安石隨後上《本朝百年無事札子》，闡釋宋初百餘年間太平無事的情況與原因，指出當時危機四伏的社會問題，期望神宗在政治上有所建樹，認為「大有為之時，正在今日」。[33]
熙寧變法
主詞條：熙寧變法
王安石(6張)
熙寧二年（1069年），宋神宗任命王安石為參知政事，王安石提出當務之急在於改變風俗、確立法度，提議變法，神宗贊同。[34-35] 為指導變法的實施，設立制置三司條例司，由王安石和陳升之共同掌管。王安石委任呂惠卿承擔條例司的日常事務，派遣提舉官四十多人，頒行新法。[36]
熙寧三年（1070年），王安石任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位同宰相，在全國范圍內推行新法，開始大規模的改革運動。所行新法在財政方面有均輸法、青苗法、市易法、免役法、方田均稅法、農田水利法；在軍事方面有置將法、保甲法、保馬法等。[37]
熙寧四年（1071年），頒布改革科舉制度法令，廢除詩賦詞章取士的舊制，恢復以《春秋》，三傳明經取士。同年秋，實行太學三舍法制度。
新舊黨爭
主詞條：新舊黨爭
變法伊始，王安石對神宗提出奸佞之論，建議神宗要辨別小人並加以懲處。[38] 新法頒布後，王安石擢拔浦城、呂惠卿、章惇、蔡確等多人，參與變法的實施。
王安石變法的目的在於富國強兵，藉以扭轉北宋積貧積弱的局勢。然而變法觸犯了保守派的利益，遭到保守派的反對。法令頒行不足一年，圍繞變法，擁護與反對兩派就展開了激烈的論辯及斗爭。
御史中丞呂誨控訴王安石變法十大過失,，神宗貶為地方官，王安石舉薦呂公著代替
王安石[39]
其職。韓琦上疏規勸神宗停止青苗法，在反對派的巨大壓力下，神宗打算同意，執政曾公亮、陳升之等乘機附和，王安石雖多方辯駁，神宗仍然認為應聽取各方面的建議。隨後，王安石稱病在家，繼而請求辭官歸隱。韓絳等規勸，神宗挽留王安石，王安石遂陳數朝廷內外諸官互相依附勾結的情況，進言神宗要不畏流俗，心懷天下。[40]
御史劉述、劉琦、錢豈頁、孫昌齡、王子韶、程顥、張戩、陳襄、陳薦、謝景溫、楊繪、劉摯,，諫官范純仁、李常、孫覺、胡宗愈都因為與王安石意見不合,，相繼離開朝廷。王安石很快提升秀州推官李定任御史。知制誥宋敏求、李大臨，御史林旦、薛昌朝、范育彈劾李定違背孝道, 皆被罷出朝廷。其後，呂惠卿因父親去世離開朝廷，王安石便對曾布委以重任，對他非常信任。[41]
熙寧三年（1070年），司馬光三次寫信給王安石（《與王介甫書》），列舉實施新法弊端，要求王安石廢棄新法，恢復舊制。王安石回信（《答司馬諫議書》），對司馬光的指責逐一反駁，並批評士大夫階層的因循守舊，表明堅持變法的決心。隨後神宗欲起用司馬光任樞密副使,，司馬光趁機復議廢止新法，神宗沒答應，司馬光遂辭職離京。[42-43]
熙寧四年（1071年），開封百姓為逃避保甲,，出現自斷手腕現象，知府韓維報告朝廷，王安石認為施行新政，士大夫尚且爭議紛紛，百姓更容易受到蠱惑。神宗則認為應聽取百姓之言。[44]
罷相始末
王安石畫像
熙寧七年（1074年）春，天下大旱，飢民流離失所,，群臣訴說免行錢之害，神宗滿面愁容，欲罷除不好的法令。王安石認為天災即使堯舜時代也無法避免，派人治理即可。監安上門鄭俠反對變法，繪制流民旱災困苦圖獻給神宗，並上疏論新法過失，力諫罷相王安石。[45]
同年四月，慈聖和宣仁兩位太後亦向神宗哭訴「王安石亂天下」。宋神宗對變法也產生了懷疑，罷免了王安石的宰相職務,，改任觀文殿大學士、知江寧府，從禮部侍郎超九轉而為吏部尚書。[46]
王安石罷相後，奏請皇帝讓呂惠卿任參知政事，又要求召韓絳代替自己，二人堅持王安石制定的成法。呂惠卿掌握大權後，擔心王安石回朝，借辦理鄭俠案件的機會陷害王安石的弟弟王安國，又興起李士寧案件來傾覆王安石。韓絳覺察到呂惠卿的用意,，秘密奏請召回王安石。[47]
熙寧八年（1075年）二月,，王安石再次拜相。同年，王安石《三經義》寫成，加封為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呂惠卿外調為陳州知州。王安石復相後得不到更多支持，加上變法派內部分裂嚴重，新法很難繼續推行下去。[48]
熙寧九年（1076年），王安石多次託病請求離職，同年長子王雱病故。十月，王安石辭去宰相，外調鎮南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判江寧府。次年，改任集禧觀使,，封舒國公。[49]
元豐二年（1079年），再次被任命為左僕射、觀文殿大學士，改封荊國公。[50]
病逝江寧
王安石半身畫像
元豐八年（1085年），神宗去世，宋哲宗趙煦即位，改元元祐，太皇太後高氏垂簾聽政。高太後在神宗時就強烈反對變法，聽政後立即起用司馬光為相，司馬光提出「以母改子」，全面廢除新法（史稱「元祐更化」）。
元祐元年（1086年）四月，王安石病逝，葬於江寧半山園，謚號「文」。
人物評價編輯
參見詞條王安石變法的相關評價
韓琦：安石為翰林學士則有餘，處輔弼之地則不可。[71]
曾公亮：上與介甫如一人，此乃天也。[72]
唐介：安石好學而泥古，故論議迂闊，若使為政，必多所變更。安石果用，天下必困擾。[73]
曾鞏：鞏之友有王安石者，文甚古，行稱其文。[74]
司馬光：人言安石姦邪，則毀之太過；但不曉事，又執拗耳。[75]
黃庭堅：余嘗熟觀其（王安石）風度，真視富貴如浮雲，不溺於財利酒色，一世之偉人也。[76]
楊時：今日之禍（金人圍京城，勤王之兵四集），實安石有以啟之。[77]
朱熹：以文章節行高一世，而尤以道德經濟為己任....（然）卒之群奸嗣虐，流毒四海，至於崇寧、宣和之際，而禍亂極矣。[78]
陸九淵：公疇昔之學問，熙甯之事業，舉不遁乎使還之書。而排公者，或謂容悅，或謂迎合，或謂變其所守，或謂乖其所學，是尚得為知公者乎？英邁特往，不屑於流俗聲色利達之習，介然無毫毛得以入於其心，潔白之操，寒於冰霜，公之質也。掃俗學之凡陋，振弊法之因循，道術必為孔孟，勛績必為伊周，公之志也。不期人之知，而聲光燁奕，一時鉅公名賢，為之左次，公之得此，豈偶然哉。[79]
朱光庭：昔王安石當國，惟以破壞祖宗法度為事，每於言路，多置私人，持寵養交，寖成大弊。[80]
王安石立像
嚴有禧：惟王莽、王安石、賈似道三人力任為必可行，而皆以擾民致亂。[81]
崔鶠：除異己之人，著《三經》之說以取士，天下靡然雷同，陵夷至於大亂。[82]
羅大經：國家一統之業，其合而遂裂者，王安石之罪也。[83]
顏習齋：①荊公廉潔高尚，浩然有古人正己以正天下之意。及既出也，慨然欲堯舜三代其君。②且公之施為，亦彰彰有效矣。用薛向、張商英等治國用，用王韶、熊本等治兵，西滅吐蕃，南平洞蠻，奪夏人五十二砦，高麗來朝，宋幾振矣。[84]
蔡上翔：荊公之時，國家全盛，熙河之捷，擴地數千里，開國百年以來所未有者。[85]
蔡東藩：上有急功近名之主，斯下有矯情立異之臣。如神宗之於王安石是已。神宗第欲為唐太宗，而安石進之以堯、舜，神宗目安石為諸葛、魏徵，而安石竟以皋、夔、稷、契自況。試思急功近名之主，其有不為所惑乎？當時除吳奎、張方平、蘇洵外，如李師中者，嘗謂其必亂天下。[86] 新法非必不可行，安石非必不能行新法，誤在未審國情，獨執己見，但知理財之末跡，而未知理財之本原耳。當安石知鄞時，略行新法，邑人稱便，即嘵嘵然曰：「我宰天下有餘。」不知四海非一邑之小，執政非長吏之任也。天下方交相詬病，而安石愈覺自是，黜陟予奪，任所欲為。至若登州婦人一案，較諸斗鶉少年，尤關風化，同僚謂不宜減罪，而彼必欲減免之，蓋無非一矯情立異之見耳。夫朝廷舉措，關系天下安危，而顧可以矯情立異行之乎？我姑勿論安石之法，已先當誅安石之心。[87]
梁啟超：①若乃於三代下求完人，惟公庶足以當之矣。悠悠千年，間生偉人，此國史之光，而國民所當買絲以綉，鑄金以祀也。距公之後，垂千年矣，此千年中，國民之視公何如，吾每讀宋史，未嘗不廢書而慟也。②以不世出之傑，而蒙天下之詬，易世而未之湔者，在泰西則有克林威爾，而在吾國則荊公。[88]
列寧：王安石是中國十一世紀時的改革家，實行土地國有未成。[89]
毛澤東：（王安石）可謂有專門之學者矣，而卒以敗者，無通識，並不周知社會之故，而行不適之策也。[90]
黃仁宇：王安石能在今日引起中外學者的興趣，端在他的經濟思想和我們的眼光接近。他的所謂「新法」，要不外將財政稅收大規模的商業化。他與司馬光爭論時，提出「不加賦而國用足」的理論，其方針乃是先用官僚資本刺激商品的生產與流通。如果經濟的額量擴大，則稅率不變，國庫的總收入仍可以增加。這也是現代國家理財者所共信的原則，只是執行於11世紀的北宋，則不合實際。[91]
余英時：神宗與王安石共定國是以後，皇帝事實上已與以宰相為首的執政派聯成一黨，不復具有超越的地位。[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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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選有用的就行了。
弦少
⑥ 樂清歷史上的名人
樂清自古被稱為「東南小鄒魯」，歷代名人輩出。從南宋始，共出文科狀元人，進士196人，武科狀元1人，進士7人。在近現代史上，這些人的名字不該被遺忘：南宋狀元、名臣王十朋，著名詩人翁卷，武科狀元、抗擊元軍而犧牲的侯（福字的右半邊），在國家危難之秋毅然攜家奔赴國難的吏部尚書劉黻，元文學家李孝光，明尚書章綸、高友璣，武器發明家趙士禎，清後期改良派思想家陸虯，為國共兩黨第二次合作「奔走不辭勞，七載辛勤如一日」的張沖，寄生蟲學家洪式閭，法學家林彬，胸腔外科名醫石華玉，地質生家物家陳旭，水利專家陳慶，版畫家野夫、張懷江，國畫家周昌谷，文學翻譯家鄭嘉治，學家王明，農學家王益滔，國學大師南環瑾，地理學家陳正祥，「大革命」時期的老黨員林立，原浙南遊擊縱隊第三支隊長周丕振，1971年為美國總統尼克松的特使基格秘密訪華而領航的徐柏齡，生物學家、中國科學院院士施立明，生物學博士楊煥明，101毛發再生精發明者趙章光，等等，他們都是不同歷史時期樂清人民的傑出代表。
王十朋（1112-1171） 字龜齡，號梅溪，南宋樂清縣人。7歲就塾，天資穎悟，日誦數千言。建炎四年（1130），高宗避難來溫，十朋賦詩，有「北斗城池增王氣，東甌山水發清輝」句。十四年，開館梅溪，執卷受業者四十人。十六年春初，赴補太學，便道游雁盪，有「雁山新人春遊眼，卻笑平生未見山」之詠。二十七年（1157）三月，以太學上捨生免解，省試及格，高宗面試進士，十朋以攬權為對，揭發「權臣子孫門客省闈殿試，類皆竊巍科」，認為「有司以國家名器為媚權臣之具」，決不可能「得人」。建議「威福一出於上，不至於下移」，必須「陛下正身以為本，任賢以為助，博採兼聽以收其效」。以辭語鯁切，議論醇正，親擢為第一，並用其言。
十朋享年60歲，賜謚忠文。遺著除《梅溪王先生文集》（前集詩，後集文）外，還有《尚書解》、《春秋解》、《論語解》、《周禮詳說》、《唐書詳節》和《梅溪奏議》等。葉適論紹興末、乾道初，「士類常推公第一」；朱熹論其奏議「氣象大」，實為當時公論。
翁卷 (1163-1245） 字靈舒，樂清人。永嘉四靈之一。仁途坎坷，布衣告終。著有《翁卷集》。
李孝光（1285-1350） 字季和，號五峰，樂清人。官至訓奉大夫秘書監。元朝文學家，編有《元史》和《李五峰集》兩書；其詩文成就也廣受贊譽，有「孝光以文章負名當世」、「會天下士於京師，或論詩家風格，未嘗不以五峰首稱」的記載。
趙士禎（1552-1611） 明朝火器研製家，樂清人。官至中書舍人。他以畢生精力研製火器，發明掣電銃、迅雷銃、火箭溜。其中的火箭溜，在我國火箭發展史上，有創之功。另外，他還著有《神器譜》、《續神器譜》、《神器譜或問》等書。
洪式閭 （1894-1955） 寄生蟲病學家，樂清人。早年留學德國，專攻寄生蟲病學，獲日本九州大學醫學博士。回國後，在北京、南京、四川、江浙一帶醫學院校任教職和從事研究工作，對寄生蟲病研究和防止有卓越貢獻。由他所創的「洪氏鉤蟲測量法」，至今世界通用。其生前為浙江省衛生廳廳長兼浙江醫學院院長，有《病理學總論》等專著。
王明（1911-1995） 哲學史家，樂清人。北京大學畢業，長期從事中國哲學史研究，著有《道家和道教思想研究》等書，在國內外頗有影響。其生前為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研究員、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哲學史學會副會長。
石華玉（1913-1977） 醫學家，樂清人。上海同濟大學醫學院畢業。留學瑞士、英國，先後獲蘇瑞世大學和奧地利因斯博魯克大學醫學博士學位。回國後，曾主刀國內首例胸膜外肺鬆懈術及胸膜外氣胸術，出版有《胸腔透視學》等譯著。為我國胸腔外科的發展作出重要貢獻。他生前曾任浙江省立醫學附屬醫院院長。
南杯瑾 學者，1918年出生於樂清。長期從事儒、釋、道一教的研究和教學工作。1919年去台，曾任美國維吉尼亞州東西學院院長兼加拿大多倫多中國文化書院院長。出版有《禪與道概論》等幾十種專著。
陳正祥 地理學家，1922年出生於樂清。中央大學理學畢業，留學日本、英國、澳大利亞等國，獲理學博士學位。長期在台灣大學任教。七度獲選國際專門學術委員會委員。任國際研究院「中國委員會」主席。著有《中國地理學史》等書。
施立明（1939-1996） 中科院院士細胞遺傳學家，樂清人。復旦大學畢業。長期從事動物細胞研究，建立了具有我國資源特色的野生動物細胞庫，對麂屬動物核型進化和麂屬一新種的發現，在國際上引起重視。所著《以細胞遺傳學方法評定輻射防護葯的新程序》獲全國科學大會獎。他生前為中國科學院昆明動物研究所研究員、所長。
⑦ 王安石任過幾任宰相
王安石
（1021～1086）
宋代改革家、思想家和文學家。字介甫，號半山。江西臨川（今江西撫州）人，世稱臨川先生。慶歷二年（1042）進士第四名及第。任地方官多年。王安石認為宋代社會貧困化的根源在於兼並。因此，在嘉佑三年（1058）上宋仁宗趙禎的萬言書中，要求對宋初以來的法度進行全盤改革，扭轉積貧積弱的局勢，立即實現對法度的變革。封建士大夫也把致國太平的厚望寄託於王安石，期待他能早日登台執政。由於深得神宗賞識，熙寧二年（1069），王安石出任參知政事，次年，又升任宰相，開始大力推行改革，進行變法。王安石明確提出理財是宰相要抓的頭等大事，闡釋了政事和理財的關系，並認為，只有在發展生產的基礎上，才能解決好國家財政問題。執政以後，王安石繼續發揮了他的這一見解。在改革中，他把發展生產作為當務之急而擺在頭等重要的位置上。王安石雖然強調了國家政權在改革中的領導作用，但他並不贊成國家過多地干預社會生產和經濟生活，反對搞過多的專利征榷，提出和堅持「榷法不宜太多」的主張和做法。在王安石上述思想的指導下，變法派制訂和實施了一系列新法，從農業到手工業、商業，從鄉村到城市，展開了廣泛的社會改革。與此同時，王安石為首的變法派改革軍事制度，以提高軍隊的素質和戰鬥力，強化對廣大農村的控制；為培養更多的社會需要的人才，對科舉、學校教育制度也進行了改革。變法觸犯了大地主、大官僚的利益，兩宮太後、皇親國戚和保守派士大夫結合起來，共同反對變法。因此，王安石在熙寧七年第一次罷相。次年復拜相。王安石復相後得不到更多支持，不能把改革繼續推行下去，於熙寧九年第二次辭去宰相職務，從此閑居江寧府。宋哲宗元佑元年（1086），保守派得勢，此前的新法都被廢除。王安石不久便郁然病逝。
王安石在哲學思想方面，繼承和發揚了老子的一些思想，是傳統的樸素的辯證法思想，《洪範傳》、《老子注》是他在這方面的主要著作，後者已經散佚。他的文章以論說見長，列於唐宋八大家。在詩歌方面，早年寫了不少反映社會現實的詩篇。有集本傳世，一是《臨川先生文集》本，一是《王文公文集》本，兩本都摻有他人的著作。王安石曾封於舒、荊，死後又謚為文，故也稱為王荊公或王文公。
綜上所述，王安石任過二次宰相。
⑧ 歷史上被重用的名人
李鴻章24歲考中進士，授翰林院編修。咸豐初年，他在原籍辦團練，抵抗太平軍，並版去江西、湖權南投靠了曾國藩，又奉其命回鄉招兵買馬，編練成7000名淮軍，由部將劉銘傳、周盛波、張樹聲、吳長慶等分帶，沿江而下，到上海鎮壓太平軍。1862年，他因「功」被委任為江蘇巡撫，三年後又署兩江總督，鎮壓捻軍。1870年，他接替曾國藩，就任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開始逐步掌管清廷政治、軍事、經濟、外交大權。1899年到1900年任兩廣總督，授武英殿大學士、文華殿大學士。他在施政過程中的核心是辦洋務，所以又被稱為洋務運動的代表者或奠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