㈠ 論文：對某位歷史人物的評價 2000字左右 寫得好定再加分
對曹操的評價
（1）曹操統一北方的積極作用。
前已敘及，東漢王朝後期，由於政治黑暗，社會生產遭到嚴重破壞，人民無法生活，終於爆發了轟轟烈烈的黃巾大起義。但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農民起義不可能取得最終的勝利，繼之而來的是東漢王朝的解體和軍閥混戰。在混戰中，不僅董卓、李傕等涼州軍閥到處屠殺人民，搶劫財物，就是打著勤王旗號的東方將領也「縱兵鈔掠」。因而普遍出現了「民人相食，州里蕭條」的荒涼景象。這種情況的造成，除了應當歸罪於東漢王朝的反動統治外，鎮壓農民起義和破壞社會生產的軍閥，自然也是不可饒恕的罪首。但相對的說，各軍閥之間，畢竟還是有所差別的。拿曹操來說，他雖然鎮壓過農民起義和濫殺過無辜人民，但從他在政治、軍事、經濟各方面的表現來看，他比被他消滅的那些軍閥還是勝過一籌的。比如他推行屯田，興修水利，實行鹽鐵官賣制度，對社會經濟的恢復和經濟的整頓起了積極作用。這些都將在談論經濟時再介紹。
曹操一開始走上仕途就試圖用比較嚴格的法律改變當時權豪橫行的情況。但由於禍害根子在中央，操無法施展自己的意圖。到他自己掌握政權以後，才得全面推行抑制豪強的法治政策。他說：「夫刑，百姓之命也」；「撥亂之政，以刑為先」。他起用王修、司馬芝、楊沛、呂虔、滿寵、賈逵等地方官吏，抑制不法豪強。如果把袁紹和曹操在冀州先後推行的治術加以比較，就可以看出兩種不同的情況：「漢末政失於寬，紹以寬濟寬，故不攝」。在袁紹的寬縱政策下，「使豪強擅恣、親戚兼並，下民貧弱，代出租賦，炫鬻家財，不足應命」。這樣，自然不能使「百姓親附，甲兵強盛」。所以袁紹雖地較大、兵較多、糧較足，終為操所敗。操得冀州後，立即「重豪強兼並之法」，因而收到了比較能使「百姓喜悅」的效果。我們只要翻看一下《三國志·魏志》，就可以看出在操統治下，從中央到地方的政治面貌和社會風氣都與以前有所不同。朝中既少有傾軋營私的大臣；地方上恣意妄為而不受懲罰的官吏和豪強也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司馬光說操「化亂為治」，並非無據。而且操用人不重虛譽，他選用的官員要「明達法理」，能行法治。操還提倡廉潔，他用崔琰、毛玠掌管選舉，「其所舉用，皆清正之士，雖於時有盛名而行不由本者，終莫得進。務以儉率人，由是天下之士莫不以廉節自勵，雖貴寵之臣，輿服不敢過度」。於是社會風氣有所好轉。
與推行法治政策相輔而行的是操力圖集權於己，不容許臣下有結黨行為。他下令說：「今清時，但當盡忠於國，效力王事，雖私結好於他人，用千匹絹，萬石谷，猶無所益」。操為了監視群臣，設置「校事」。這件事受到大臣反對，認為「非居上信下之旨」。操對此加以解釋說：「要能刺舉而辦眾事，使賢人君子為之，則不能也」。所謂「賢人君子」，主要指世家大臣，他們累世為官，枝連葉附，名望和勢力很大。操對之一方面不能不加以籠絡，使之居上位而不予實權；一方面也利用出身微賤的校事來檢查他們的行動。至於這樣做有無必要呢？我們可以用日後孫權的話來回答。孫權說：「長文（陳群字）之徒，昔所以能守善者，以操笮其頭，畏操成嚴，故竭心盡意，不敢為非」。孫權也仿效操設校事一職，可知在當時情況下，設置監視大臣行動的校事，以防漢末和袁紹集團內大臣結黨拉派的重演，還是不無道理的。從曹魏政權的內部結構看，世家大臣最多，潛在的危險也較重。曹操為自身及子孫計，設置校事以伺察大臣，雖有些苛刻和搞權術，但不這樣，是難以制服他們的。史稱：「曹公性嚴，掾屬公事，往往加杖」。操還令諸將家屬居鄴，以防其叛己外逃，都是操與屬下存在著隔閡與矛盾的反映。
總起來看，黃河流域在曹操統治下，政治有一定程度的清明，經濟逐步恢復，階級壓迫稍有減輕，社會風氣有所好轉。所以我們說操之統一北方及其相應採取的一些措施還是具有積極作用的。
（2）曹操是一位卓越的軍事家。
首先，操善於馭將；如建安十九年（214年）曹操東擊孫權，退軍時，留下張遼、樂進、李典三將及護軍薛悌鎮守合肥。次年，操於出軍西擊張魯前，派人給薛悌送去教令，封面寫明：「賊至乃發」。不久，孫權親自率領大軍十萬來攻合肥，薛悌等開函看教，乃是：「若孫權至者，張、李將軍出戰，樂將軍守，護軍勿得與戰」。這時合肥守軍總共才七千餘人。敵眾我寡，如果分兵出戰，是否上策，諸將疑惑。張遼曰：「公遠征在外，比救至，彼破我必矣。是以教指及其未合逆擊之，折其盛勢，以安眾心，然後可守也。成敗之機，在此一戰，諸君何疑！」李典聞言，當即表示贊同。於是遼、典當夜招募敢從之士八百人，殺牛犒饗。次日天亮，遼被甲持戟，先登陷陣，殺數十人，斬二將，大呼己名，直沖至孫權麾下。權見遼來勢兇猛，大為驚恐，其左右亦不知所措，只好走登高冢，以長戟自守。遼呼權下戰，權不敢動，望見遼所將兵少，聚眾圍遼數重。遼一再突圍，權人馬皆披靡，無敢當者，自早戰至日中，吳人奪氣。遼等乃還修守備，眾心遂安。權軍經此一戰，銳氣頓失，守合肥十餘日，即撤軍退。大眾既去，權和數將尚留逍遙津北。張遼從高望見，即率步騎前來捉權，極將甘寧、呂蒙、凌統等竭死格鬥，權始乘駿馬逃去，幾被活捉。史家對操教令，頗為贊揚，胡三省認為操以「遼、典勇銳，使之戰；樂進持重，使之守。」孫盛認為操之本意是勇怯調配，「參以同異」。我以為：張遼作戰固極勇銳，樂進也以「驍果」顯名，常先登陷陣，「奮強突圍，無堅不陷」。如果把樂進說成是「怯」者或僅能「持重」的人，恐怕是不妥的。操的本意，料知孫權來時必自恃人馬眾多，合肥守兵寡少，必然驕忽輕敵。正可乘此給以迅雷不及掩耳的突然襲擊。即如張遼所說「及其未合，折其盛氣」，如此而已。蓋兵貴神速，掩其不備，操之知將料敵，固極高明。
由於孫權經常進兵侵犯合肥，所以曹魏一些靠近合肥的州刺史也帶兵屯戍於此。建安二十四年（219年），操令屯戍在合肥的兗州刺史裴潛等作好行軍准備。因這時合肥方面並無軍事氣氛，故裴潛等動作不速。揚州刺史溫恢暗自對裴潛說：「此必襄陽之急，欲赴之也。所以不為急會者，不欲驚動遠眾。一二日必有密書促卿進道，張遼等又將被召。遼等速知王意，後召先至，卿受其責矣！」於是裴潛趕緊作好快速行軍准備。果然不久接到快速進軍的命令。接著張遼等也收到詔書。說明操對諸將約束甚嚴，不容有忽慢詔令和動作遲緩的事。
由上可知，操善於用將，對之要求也很嚴格，但能得到他們的擁護。甚至連孫權都說操之「御將，自古少有」。證明操是善於御將的。
曹操還富有韜略、足智多謀，在戰略、戰術方面，常能應付裕如。操在戰斗時，常能根據敵我情況，臨機決策，變化多端。如前所述。操在對於毒農民軍、呂布、張綉、袁紹、馬超、韓遂等一系列戰爭中，常用聲東擊西、避實就虛、埋伏、包抄、突襲、離間、劫糧、攻彼救此、棄物誘敵等方法，譎敵致勝，轉弱為強。在戰略方面，操能集中部屬智慧，擇善而從，少有失誤。例如當操與呂布爭奪兗州，相持不下時，徐州牧陶謙病死，操欲乘機襲取徐州，然後再擊呂布。荀彧勸阻之。操乃改變主意，以全力擊敗呂布，平定了兗州。接著徐州也歸附了。建安六年（201年），即官渡戰後下一年，操因糧少，不足略定河北，欲因紹新破，以其間擊劉表。荀彧說：「今紹敗，其眾離心，宜乘其困，遂定之；而背兗、豫，遠師江、漢，若紹收其餘燼，承虛以出人後，則公事去矣」。操從之，終究平定了冀州。
由上可知，荀彧在戰略決策方面屢次糾正操的疑誤想法，因而對操的成敗存亡起了很關鍵的作用。其他謀臣如荀攸、郭嘉等亦有同樣功勛，為操所稱譽。足證操對戰略部署極為重視，事先都與群僚仔細商討。他能採納別人的正確策略，說明他的判斷力是很強的。
當操與袁紹起兵討伐董卓時，紹問操：「若事不輯，則方面何所可據？」操曰：「足下意以為何如？」紹曰：「吾南據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眾，南向以爭天下，庶可以濟乎？」操曰：「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無所不可」。操又對別人說：「湯、武之王，豈同土哉？若以險固為資，則不能應機而變化也」。操之所以能克敵致勝，主要原因之一是如同他自己所說的「任天下之智力」，即充分發揮臣下的智慧和將士的戰斗積極性。所謂使「賢人不愛其謀，群士不遺其力」。
無論曹操在戰略、戰術上做得怎樣出色，如果其軍隊沒有較強的戰鬥力還是不行的。呂布的軍隊號稱勇悍；袁紹的軍隊人數最多，經過多次較量之後，都為操所敗，說明操軍的戰鬥力是很強的。操軍戰鬥力之所以強，乃由於操一貫採取精兵、簡政、重視糧食生產及運輸等措施。操曾說：「孤所以能常以少兵勝敵者，常念增戰士，忽餘事，是以往者有鼓吹而使步行，為戰士愛馬也；不樂多署吏，為戰士愛糧也」。操自言當官渡會戰時，袁紹有鎧甲一萬領，他只有二十領；袁紹有馬鎧三百具，他連十具都不到。操軍人數雖少，裝備雖差，但操治軍帶兵，比較重視紀律，賞罰比較嚴明，結果打敗了袁軍。一次在行軍途中，操傳令不得讓馬踐踏麥地。如有違犯，一律斬首。於是士兵皆下馬步行，惟恐踏壞了麥子。可是操自己所騎的馬卻因吃驚而踏了麥田。於是操即拔劍割下自己一撮頭發，做為處罰，這雖只是做做樣子，但也可說明操在軍中持法是比較認真的。操起兵初期，打過不少敗仗，但軍隊始終沒有潰散，就是因操治軍嚴整，而且在政治、經濟各方面也能較好地配合和支持軍事。所以終能轉危為安、變弱為強。其他軍閥如袁紹則「御軍寬緩，法令不立」；呂布則「勇而無計」、「輕狡反復」；劉表則「不習軍事」、只「保境自守」；袁術則「奢淫放肆」、「無纖介之善」。所以操終能將他們各個擊破。
由此，我們說曹操可以稱得上古代卓越的軍事家。
（3）曹操的為人和作風。
操在中國歷史上是為人熟知的人物之一，人們對他的看法紛紜錯雜，毀譽不一。毀者把他說成白臉的奸臣、專門玩弄權術、「寧我負人，勿人負我」的極端利己者：譽者則目之為命世英雄、傑出的軍事家、政治家、文學家。有關史書記載，既善惡錯出，真假難辨。我們如果片面地依據某些記述，斷章取義，縱然再多發表評論文章，亦無濟於事。評論歷史人物，應當從有關的可靠記述中歸納出居於主流的東西（如德、才、功、過、善、惡、作用、影響等），從而得出確切的結論。不僅要把這一人物與他同時的人相比較，也要放在歷史的長河中與同一類型的人相比較，這樣便不難估計其在各方面的價值，以確定其歷史作用。比如曹操的忠與奸的問題，我們在前面已經做過分析，曹魏政權是曹操在農民起義的影響下，自己苦心經營出來的。當時尺土一民，皆非漢有，漢朝還有什麼可供曹操篡奪呢？曹操確實是玩弄了一套「挾天子以令諸侯」的把戲，但這樣做，還是為漢朝延長了二十餘年的名義上的國柞。假若操是奸臣的話，那末，二袁、劉表、劉備、孫權……誰是忠臣呢？如果找不出一個能維護漢政權的忠臣來，還能說操是奸臣嗎？
至於曹操對人是否奸詐？專門傾人利己呢？傳說中曹操所說「寧我負人，毋人負我」的話是否真實呢？據《三國志》卷1《武帝紀》注引《魏書》：
太祖以卓終必覆敗，遂不就拜，逃歸鄉里，從數騎過故人成皋呂伯奢，伯奢不在，其子與賓客共劫太祖，取馬及物，太祖字刃擊殺數人。
《武帝紀》注又引《世語》：
太祖過伯奢，伯奢出行，五子皆在，備賓主禮。太祖自以背卓命，疑其圖己，手劍夜殺八人而去。
《武帝紀》注又引孫盛《雜記》：
太祖聞其食器聲，以為圖己，遂夜殺之。既而凄愴曰：「寧我負人，毋人負我！」遂行。
根據《魏書》的說法，操殺人系於被劫之後，這種殺人，不能說是負人，而只是懲罰歹徒的行為。《雜記》所說操夜殺人，乃是怕別人殺害自己，所以先下手為強，這還可以說是「寧我負人，毋人負我」的行為。但操過後，還是很快就感到凄愴傷懷，說明這次殺人是屬於誤會，並非操本性即安於做負人之事。而且，「寧我負人，毋人負我」之語，只見於此書，其他二書均未道及。可知這話是不可靠的。從當時實際情況論，操恐懼出奔，方逃命之不暇，安能輕易做殺人惹禍之事。他當時如畏人圖己，就應趁人無備時逃走，何必殺人以增罪累而稽行期？以上三書所記大相徑庭，陳壽既不採用，裴注雖引出，但未置評，僅備遺聞。所以我們不宜視之為真實材料，與其在這個問題上多做糾纏，遠不如從操許多比較確鑿的行事中尋找答案。比如：陳宮，原來是擁戴操為競州牧的有功大員，操「待之如赤子」。但後來陳宮趁操東征徐州牧陶謙之際，叛操而迎呂布為兗州牧，使操幾遭滅頂之災。後來陳宮與呂布一起被操禽獲，「宮請就刑，操為之泣涕」，頗有故人依戀之情。宮死後，「操召養其母終其身，嫁其女，撫視其家，皆厚於初」。又如建安十九年（214年），蒯越病死前，托操照料其家，操報書曰：「死者反生，生者不愧，孤少所舉，行之多矣，魂而有靈，亦將聞孤此言也」。可見操對死者的囑托，並無背負之事。王粲的兒子因參與魏諷謀反，為曹丕所誅，操聞嘆息曰：「孤若在，不使仲宣無後。」操以金璧從南匈奴贖回蔡文姬之事更為人所熟知。操還自言：「前後行意，於心未曾有所負」，可知他是怕負人的，似不可能說出「寧我負人，毋人負我」的話。呂思勉謂：「操之待人，大致尚偏於厚」。這種講法，是符合事實的。那些述說操詐騙傾人的傳聞、軼事，多非歷史的真實。但這種講法從何而來呢？首先，操用兵善「因事設奇，譎敵制勝」，呂布與操作戰時，曾告誡部屬：「曹操多譎」。因此，有人就把操用兵時的「多譎」，擴大到其為人和作風上；其次，陳壽說操「少機警，有權術」。「挾天子以令諸侯」，就是他在政治上搞的權術，趙翼言操用人系以權術相馭。操在用人上，確實有用權術的地方，但說他用人全靠權術，就以偏概全了。封建政治首腦有幾個不用權術的？有幾個沒有濫殺過人？袁紹早就讓操殺楊彪、孔融、梁紹。就以孔融為例，他何嘗不隨意殺人！當他任北海相時，僅因「租賦少稽」，就一朝殺五部督郵。孔融既不能自力保境，又不肯同鄰近州郡合作，因此，左承祖勸他「自托強國」，僅因這個建議，就被孔融殺害。至於歷代開國帝王，因鏟除異己，而濫殺錯殺的更史不絕書，如果只責操譎詐負人，是不公允的。
操的污點，首先是他參與鎮壓黃巾起義，關於此事，前面已多處提及，不再詳述。其次是他有過屠殺徐州人民的罪行，此事前面也說過。關於操攻徐州牧陶謙的原因，各書說法不一。即使操父真為陶謙所殺，操也不該大量屠殺無辜人民。陳壽於《三國志》中敘述曹操之事，從不做過分的貶抑，對操攻徐州的暴行，所述亦較他書為簡，然亦不能不承認：「所過多所殘戮」。操還曾有「圍而後降者不赦」的法令，操及其手下諸將常有「屠城」之事，這是不應寬恕的。其他如當操攻圍呂布於下邳時，關羽屢向操求取布將秦宜祿之妻杜氏，操「疑其有色，先遣迎看，因自留之」。在此事稍前，操在宛收降張綉時，亦曾納張綉的從叔母，以致引起張綉的叛變。諸如此類的事，在當時雖算不上什麼很壞，但總是欠缺的。陳壽在評論曹操時，極稱贊其謀略、權變、法術和用人、創業的功績，從無一語贊及他的品德。陳壽論到劉備時，認為備「機權於略，不逮魏武」。可是極力稱頌劉備的「弘毅寬厚，知人待士」。說明陳壽是善於抓住曹、劉在德才上各自特色的。
許多人認為曹操是我國古代卓越的軍事家，我很同意。有些人還認為曹操是我國古代卓越的政治家，我覺得有點偏高。因為曹操有過濫殺無辜人民的暴行。一個卓越的政治家應當不這樣。另外，在個人品德作風上，曹操也有些欠缺，不足為後世法。既然稱作歷史上的政治家，就應當對後世能起榜樣作用，曹操在這方面還不夠規格。
㈡ 關於歷史人物評價的論文~~（生僻點的人，但也不要太生僻）
張學良，中國近代史上的風雲人物。假設沒有他和他所做的事情的話，中國的歷史肯定要改寫。
但是，一個國家的教育是和一個國家的政治聯系的。現在網路上可以看出前蘇聯當年國內的統治是一種紅色專制，中國，現在沒有當年蘇聯那麼專制，也免不了對當年的歷史有所隱瞞和修改。所以，我更願意避開教科書里那些主觀的判斷性的結論性的語句。網路給了我們更多接觸歷史的道路。我更願意去看上面的一些回憶錄。
首先，我不把張學良當成教科書中的「大英雄」來看待。俗話說，人非聖人，孰能無過。他出身軍閥家庭（而且是由土匪發展起來的軍閥家庭）盡管後來接受的是精英教育，但是，耳濡目染讓他身上有他父親-張作霖的土匪氣息。這在他後來的作為中有所體現。軍事將領做的好不好先且不論，至少能先說出來，他不懂的玩弄政治。
之前應該說一下，看電影的時候我就覺得，張學良能帶領他的東北兵，並不只是他土匪爹的緣故，他在東北軍中的威望非常高，比如在郭松齡叛變中，士兵見到他知道不是他的命令後幾乎放棄作戰；護送蔣介石回南京被扣留後西安東北軍暴起，釀成二二事件。這些，都可以看出他手下的軍隊，都是願意為他而死的，如果他想將在外軍令有所不受的話，軍隊是回服從他的。
從東北易幟開始說起，歷史書上說這是張學良系國仇家恨於一身，為民族大義而為。當時真的沒有別的想法嗎？軍閥，近代中國軍閥混戰，為的是什麼，無非是底盤和權利。當時，身後，日本在虎視眈眈；正面，蔣介石的軍隊—這支披著國民革命軍的當時中國最強大的軍閥的軍隊，也在步步逼近；自己的父親剛剛去世，自己還沒有完全能控制的情況下，易幟，應該是最好的自保的方法。而對於蔣介石來說，即使張學良不能象他老爹那樣把東北軍指揮好，這支由生性剽悍的東北人百戰而出的軍隊也不是好啃的，搞不好也是傷敵一千，自損八百這是對方卻主動要求易幟，他當然高興的了不得。所以很多條件也就答應下來。
當然，就算這個假設成立的話，也依然不能磨滅張學良的歷史功績，他選擇了自己的國家，而不是投降到當時實力遠超過蔣介石的日本，擾亂了日本侵略中國的計劃。可以想像這是需要多大的勇氣，當時頂住了多大的壓力才能做到的事情。這里也能隱約看到他老爹的影子。我是軍閥，但是我不賣國。什麼事都敢做，就是不敢做漢奸。
然後是中原會戰的時候，領兵入關，在黑雲壓城，千鈞一發的時候援助了蔣介石，幫蔣介石這個大軍閥打敗了其他軍閥，成為形式上的領袖。在國內，閻西山，李宗仁，白崇喜哪個都是在軍事和影響上都不弱。不能平起平坐，獨霸一方，各自為政倒是沒問題的。蔣介石在大陸，可以說從來沒有真正的統一過中國。直到到了台灣，才算是真正的成了國民黨的絕對領袖。
正是這次出兵相助，使蔣介石和張學良做了結拜兄弟，（但是蔣介石從來沒好好對待過他的兄弟。李宗仁，馮玉祥也受過這個待遇。結果最後結果都不怎麼樣，甚至比張學良還慘。）恐怕也使蔣介石看到東北軍的厲害，覺察出這是個威脅。心裡恐怕已經有了找個機會滅了你的想法了。
九一八，不抵抗，放棄東北退回關內。教科書上一直在說，是蔣介石給他的命令。張學良當時是背黑鍋，啞巴吃黃連，有苦說不出，結果後來人家說了，不抵抗的命令是自己發的，不關老蔣的事。日本關東軍在東北為了什麼，就是做侵略中國的先鋒部隊的，人家的裝備是什麼，東北軍的裝備是什麼，有人說東北軍裝備比關東軍還好，稍微懂軍事的都知道這是瞎說。當時日本的戰斗機連美國都打不了，更別說東北軍里那幾架一戰風格的飛機了。剛才說了，張學良是個愛國的軍閥，軍閥最看中的是什麼，軍隊啊，抵抗，光讓我抵抗，軍隊打完了我是什麼，什麼也不是啦。這個，當時的張學良應該還是接受不了的。而且，他也錯誤的認為，日本不過是在找事，之前也發生過別的事嘛；他還期望國聯能從中調停。這些讓他做出錯誤的決定也沒什麼可以值得懷疑的。再說，當時東北軍多少人，幾天撤回關內？沒有提前的准備能這么快？
對曹操的評價
（1）曹操統一北方的積極作用。
前已敘及，東漢王朝後期，由於政治黑暗，社會生產遭到嚴重破壞，人民無法生活，終於爆發了轟轟烈烈的黃巾大起義。但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農民起義不可能取得最終的勝利，繼之而來的是東漢王朝的解體和軍閥混戰。在混戰中，不僅董卓、李傕等涼州軍閥到處屠殺人民，搶劫財物，就是打著勤王旗號的東方將領也「縱兵鈔掠」。因而普遍出現了「民人相食，州里蕭條」的荒涼景象。這種情況的造成，除了應當歸罪於東漢王朝的反動統治外，鎮壓農民起義和破壞社會生產的軍閥，自然也是不可饒恕的罪首。但相對的說，各軍閥之間，畢竟還是有所差別的。拿曹操來說，他雖然鎮壓過農民起義和濫殺過無辜人民，但從他在政治、軍事、經濟各方面的表現來看，他比被他消滅的那些軍閥還是勝過一籌的。比如他推行屯田，興修水利，實行鹽鐵官賣制度，對社會經濟的恢復和經濟的整頓起了積極作用。這些都將在談論經濟時再介紹。
曹操一開始走上仕途就試圖用比較嚴格的法律改變當時權豪橫行的情況。但由於禍害根子在中央，操無法施展自己的意圖。到他自己掌握政權以後，才得全面推行抑制豪強的法治政策。他說：「夫刑，百姓之命也」；「撥亂之政，以刑為先」。他起用王修、司馬芝、楊沛、呂虔、滿寵、賈逵等地方官吏，抑制不法豪強。如果把袁紹和曹操在冀州先後推行的治術加以比較，就可以看出兩種不同的情況：「漢末政失於寬，紹以寬濟寬，故不攝」。在袁紹的寬縱政策下，「使豪強擅恣、親戚兼並，下民貧弱，代出租賦，炫鬻家財，不足應命」。這樣，自然不能使「百姓親附，甲兵強盛」。所以袁紹雖地較大、兵較多、糧較足，終為操所敗。操得冀州後，立即「重豪強兼並之法」，因而收到了比較能使「百姓喜悅」的效果。我們只要翻看一下《三國志·魏志》，就可以看出在操統治下，從中央到地方的政治面貌和社會風氣都與以前有所不同。朝中既少有傾軋營私的大臣；地方上恣意妄為而不受懲罰的官吏和豪強也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司馬光說操「化亂為治」，並非無據。而且操用人不重虛譽，他選用的官員要「明達法理」，能行法治。操還提倡廉潔，他用崔琰、毛玠掌管選舉，「其所舉用，皆清正之士，雖於時有盛名而行不由本者，終莫得進。務以儉率人，由是天下之士莫不以廉節自勵，雖貴寵之臣，輿服不敢過度」。於是社會風氣有所好轉。
與推行法治政策相輔而行的是操力圖集權於己，不容許臣下有結黨行為。他下令說：「今清時，但當盡忠於國，效力王事，雖私結好於他人，用千匹絹，萬石谷，猶無所益」。操為了監視群臣，設置「校事」。這件事受到大臣反對，認為「非居上信下之旨」。操對此加以解釋說：「要能刺舉而辦眾事，使賢人君子為之，則不能也」。所謂「賢人君子」，主要指世家大臣，他們累世為官，枝連葉附，名望和勢力很大。操對之一方面不能不加以籠絡，使之居上位而不予實權；一方面也利用出身微賤的校事來檢查他們的行動。至於這樣做有無必要呢？我們可以用日後孫權的話來回答。孫權說：「長文（陳群字）之徒，昔所以能守善者，以操笮其頭，畏操成嚴，故竭心盡意，不敢為非」。孫權也仿效操設校事一職，可知在當時情況下，設置監視大臣行動的校事，以防漢末和袁紹集團內大臣結黨拉派的重演，還是不無道理的。從曹魏政權的內部結構看，世家大臣最多，潛在的危險也較重。曹操為自身及子孫計，設置校事以伺察大臣，雖有些苛刻和搞權術，但不這樣，是難以制服他們的。史稱：「曹公性嚴，掾屬公事，往往加杖」。操還令諸將家屬居鄴，以防其叛己外逃，都是操與屬下存在著隔閡與矛盾的反映。
總起來看，黃河流域在曹操統治下，政治有一定程度的清明，經濟逐步恢復，階級壓迫稍有減輕，社會風氣有所好轉。所以我們說操之統一北方及其相應採取的一些措施還是具有積極作用的。
（2）曹操是一位卓越的軍事家。
首先，操善於馭將；如建安十九年（214年）曹操東擊孫權，退軍時，留下張遼、樂進、李典三將及護軍薛悌鎮守合肥。次年，操於出軍西擊張魯前，派人給薛悌送去教令，封面寫明：「賊至乃發」。不久，孫權親自率領大軍十萬來攻合肥，薛悌等開函看教，乃是：「若孫權至者，張、李將軍出戰，樂將軍守，護軍勿得與戰」。這時合肥守軍總共才七千餘人。敵眾我寡，如果分兵出戰，是否上策，諸將疑惑。張遼曰：「公遠征在外，比救至，彼破我必矣。是以教指及其未合逆擊之，折其盛勢，以安眾心，然後可守也。成敗之機，在此一戰，諸君何疑！」李典聞言，當即表示贊同。於是遼、典當夜招募敢從之士八百人，殺牛犒饗。次日天亮，遼被甲持戟，先登陷陣，殺數十人，斬二將，大呼己名，直沖至孫權麾下。權見遼來勢兇猛，大為驚恐，其左右亦不知所措，只好走登高冢，以長戟自守。遼呼權下戰，權不敢動，望見遼所將兵少，聚眾圍遼數重。遼一再突圍，權人馬皆披靡，無敢當者，自早戰至日中，吳人奪氣。遼等乃還修守備，眾心遂安。權軍經此一戰，銳氣頓失，守合肥十餘日，即撤軍退。大眾既去，權和數將尚留逍遙津北。張遼從高望見，即率步騎前來捉權，極將甘寧、呂蒙、凌統等竭死格鬥，權始乘駿馬逃去，幾被活捉。史家對操教令，頗為贊揚，胡三省認為操以「遼、典勇銳，使之戰；樂進持重，使之守。」孫盛認為操之本意是勇怯調配，「參以同異」。我以為：張遼作戰固極勇銳，樂進也以「驍果」顯名，常先登陷陣，「奮強突圍，無堅不陷」。如果把樂進說成是「怯」者或僅能「持重」的人，恐怕是不妥的。操的本意，料知孫權來時必自恃人馬眾多，合肥守兵寡少，必然驕忽輕敵。正可乘此給以迅雷不及掩耳的突然襲擊。即如張遼所說「及其未合，折其盛氣」，如此而已。蓋兵貴神速，掩其不備，操之知將料敵，固極高明。
由於孫權經常進兵侵犯合肥，所以曹魏一些靠近合肥的州刺史也帶兵屯戍於此。建安二十四年（219年），操令屯戍在合肥的兗州刺史裴潛等作好行軍准備。因這時合肥方面並無軍事氣氛，故裴潛等動作不速。揚州刺史溫恢暗自對裴潛說：「此必襄陽之急，欲赴之也。所以不為急會者，不欲驚動遠眾。一二日必有密書促卿進道，張遼等又將被召。遼等速知王意，後召先至，卿受其責矣！」於是裴潛趕緊作好快速行軍准備。果然不久接到快速進軍的命令。接著張遼等也收到詔書。說明操對諸將約束甚嚴，不容有忽慢詔令和動作遲緩的事。
由上可知，操善於用將，對之要求也很嚴格，但能得到他們的擁護。甚至連孫權都說操之「御將，自古少有」。證明操是善於御將的。
曹操還富有韜略、足智多謀，在戰略、戰術方面，常能應付裕如。操在戰斗時，常能根據敵我情況，臨機決策，變化多端。如前所述。操在對於毒農民軍、呂布、張綉、袁紹、馬超、韓遂等一系列戰爭中，常用聲東擊西、避實就虛、埋伏、包抄、突襲、離間、劫糧、攻彼救此、棄物誘敵等方法，譎敵致勝，轉弱為強。在戰略方面，操能集中部屬智慧，擇善而從，少有失誤。例如當操與呂布爭奪兗州，相持不下時，徐州牧陶謙病死，操欲乘機襲取徐州，然後再擊呂布。荀彧勸阻之。操乃改變主意，以全力擊敗呂布，平定了兗州。接著徐州也歸附了。建安六年（201年），即官渡戰後下一年，操因糧少，不足略定河北，欲因紹新破，以其間擊劉表。荀彧說：「今紹敗，其眾離心，宜乘其困，遂定之；而背兗、豫，遠師江、漢，若紹收其餘燼，承虛以出人後，則公事去矣」。操從之，終究平定了冀州。
由上可知，荀彧在戰略決策方面屢次糾正操的疑誤想法，因而對操的成敗存亡起了很關鍵的作用。其他謀臣如荀攸、郭嘉等亦有同樣功勛，為操所稱譽。足證操對戰略部署極為重視，事先都與群僚仔細商討。他能採納別人的正確策略，說明他的判斷力是很強的。
當操與袁紹起兵討伐董卓時，紹問操：「若事不輯，則方面何所可據？」操曰：「足下意以為何如？」紹曰：「吾南據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眾，南向以爭天下，庶可以濟乎？」操曰：「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無所不可」。操又對別人說：「湯、武之王，豈同土哉？若以險固為資，則不能應機而變化也」。操之所以能克敵致勝，主要原因之一是如同他自己所說的「任天下之智力」，即充分發揮臣下的智慧和將士的戰斗積極性。所謂使「賢人不愛其謀，群士不遺其力」。
無論曹操在戰略、戰術上做得怎樣出色，如果其軍隊沒有較強的戰鬥力還是不行的。呂布的軍隊號稱勇悍；袁紹的軍隊人數最多，經過多次較量之後，都為操所敗，說明操軍的戰鬥力是很強的。操軍戰鬥力之所以強，乃由於操一貫採取精兵、簡政、重視糧食生產及運輸等措施。操曾說：「孤所以能常以少兵勝敵者，常念增戰士，忽餘事，是以往者有鼓吹而使步行，為戰士愛馬也；不樂多署吏，為戰士愛糧也」。操自言當官渡會戰時，袁紹有鎧甲一萬領，他只有二十領；袁紹有馬鎧三百具，他連十具都不到。操軍人數雖少，裝備雖差，但操治軍帶兵，比較重視紀律，賞罰比較嚴明，結果打敗了袁軍。一次在行軍途中，操傳令不得讓馬踐踏麥地。如有違犯，一律斬首。於是士兵皆下馬步行，惟恐踏壞了麥子。可是操自己所騎的馬卻因吃驚而踏了麥田。於是操即拔劍割下自己一撮頭發，做為處罰，這雖只是做做樣子，但也可說明操在軍中持法是比較認真的。操起兵初期，打過不少敗仗，但軍隊始終沒有潰散，就是因操治軍嚴整，而且在政治、經濟各方面也能較好地配合和支持軍事。所以終能轉危為安、變弱為強。其他軍閥如袁紹則「御軍寬緩，法令不立」；呂布則「勇而無計」、「輕狡反復」；劉表則「不習軍事」、只「保境自守」；袁術則「奢淫放肆」、「無纖介之善」。所以操終能將他們各個擊破。
由此，我們說曹操可以稱得上古代卓越的軍事家。
（3）曹操的為人和作風。
操在中國歷史上是為人熟知的人物之一，人們對他的看法紛紜錯雜，毀譽不一。毀者把他說成白臉的奸臣、專門玩弄權術、「寧我負人，勿人負我」的極端利己者：譽者則目之為命世英雄、傑出的軍事家、政治家、文學家。有關史書記載，既善惡錯出，真假難辨。我們如果片面地依據某些記述，斷章取義，縱然再多發表評論文章，亦無濟於事。評論歷史人物，應當從有關的可靠記述中歸納出居於主流的東西（如德、才、功、過、善、惡、作用、影響等），從而得出確切的結論。不僅要把這一人物與他同時的人相比較，也要放在歷史的長河中與同一類型的人相比較，這樣便不難估計其在各方面的價值，以確定其歷史作用。比如曹操的忠與奸的問題，我們在前面已經做過分析，曹魏政權是曹操在農民起義的影響下，自己苦心經營出來的。當時尺土一民，皆非漢有，漢朝還有什麼可供曹操篡奪呢？曹操確實是玩弄了一套「挾天子以令諸侯」的把戲，但這樣做，還是為漢朝延長了二十餘年的名義上的國柞。假若操是奸臣的話，那末，二袁、劉表、劉備、孫權……誰是忠臣呢？如果找不出一個能維護漢政權的忠臣來，還能說操是奸臣嗎？
至於曹操對人是否奸詐？專門傾人利己呢？傳說中曹操所說「寧我負人，毋人負我」的話是否真實呢？據《三國志》卷1《武帝紀》注引《魏書》：
太祖以卓終必覆敗，遂不就拜，逃歸鄉里，從數騎過故人成皋呂伯奢，伯奢不在，其子與賓客共劫太祖，取馬及物，太祖字刃擊殺數人。
《武帝紀》注又引《世語》：
太祖過伯奢，伯奢出行，五子皆在，備賓主禮。太祖自以背卓命，疑其圖己，手劍夜殺八人而去。
《武帝紀》注又引孫盛《雜記》：
太祖聞其食器聲，以為圖己，遂夜殺之。既而凄愴曰：「寧我負人，毋人負我！」遂行。
根據《魏書》的說法，操殺人系於被劫之後，這種殺人，不能說是負人，而只是懲罰歹徒的行為。《雜記》所說操夜殺人，乃是怕別人殺害自己，所以先下手為強，這還可以說是「寧我負人，毋人負我」的行為。但操過後，還是很快就感到凄愴傷懷，說明這次殺人是屬於誤會，並非操本性即安於做負人之事。而且，「寧我負人，毋人負我」之語，只見於此書，其他二書均未道及。可知這話是不可靠的。從當時實際情況論，操恐懼出奔，方逃命之不暇，安能輕易做殺人惹禍之事。他當時如畏人圖己，就應趁人無備時逃走，何必殺人以增罪累而稽行期？以上三書所記大相徑庭，陳壽既不採用，裴注雖引出，但未置評，僅備遺聞。所以我們不宜視之為真實材料，與其在這個問題上多做糾纏，遠不如從操許多比較確鑿的行事中尋找答案。比如：陳宮，原來是擁戴操為競州牧的有功大員，操「待之如赤子」。但後來陳宮趁操東征徐州牧陶謙之際，叛操而迎呂布為兗州牧，使操幾遭滅頂之災。後來陳宮與呂布一起被操禽獲，「宮請就刑，操為之泣涕」，頗有故人依戀之情。宮死後，「操召養其母終其身，嫁其女，撫視其家，皆厚於初」。又如建安十九年（214年），蒯越病死前，托操照料其家，操報書曰：「死者反生，生者不愧，孤少所舉，行之多矣，魂而有靈，亦將聞孤此言也」。可見操對死者的囑托，並無背負之事。王粲的兒子因參與魏諷謀反，為曹丕所誅，操聞嘆息曰：「孤若在，不使仲宣無後。」操以金璧從南匈奴贖回蔡文姬之事更為人所熟知。操還自言：「前後行意，於心未曾有所負」，可知他是怕負人的，似不可能說出「寧我負人，毋人負我」的話。呂思勉謂：「操之待人，大致尚偏於厚」。這種講法，是符合事實的。那些述說操詐騙傾人的傳聞、軼事，多非歷史的真實。但這種講法從何而來呢？首先，操用兵善「因事設奇，譎敵制勝」，呂布與操作戰時，曾告誡部屬：「曹操多譎」。因此，有人就把操用兵時的「多譎」，擴大到其為人和作風上；其次，陳壽說操「少機警，有權術」。「挾天子以令諸侯」，就是他在政治上搞的權術，趙翼言操用人系以權術相馭。操在用人上，確實有用權術的地方，但說他用人全靠權術，就以偏概全了。封建政治首腦有幾個不用權術的？有幾個沒有濫殺過人？袁紹早就讓操殺楊彪、孔融、梁紹。就以孔融為例，他何嘗不隨意殺人！當他任北海相時，僅因「租賦少稽」，就一朝殺五部督郵。孔融既不能自力保境，又不肯同鄰近州郡合作，因此，左承祖勸他「自托強國」，僅因這個建議，就被孔融殺害。至於歷代開國帝王，因鏟除異己，而濫殺錯殺的更史不絕書，如果只責操譎詐負人，是不公允的。
操的污點，首先是他參與鎮壓黃巾起義，關於此事，前面已多處提及，不再詳述。其次是他有過屠殺徐州人民的罪行，此事前面也說過。關於操攻徐州牧陶謙的原因，各書說法不一。即使操父真為陶謙所殺，操也不該大量屠殺無辜人民。陳壽於《三國志》中敘述曹操之事，從不做過分的貶抑，對操攻徐州的暴行，所述亦較他書為簡，然亦不能不承認：「所過多所殘戮」。操還曾有「圍而後降者不赦」的法令，操及其手下諸將常有「屠城」之事，這是不應寬恕的。其他如當操攻圍呂布於下邳時，關羽屢向操求取布將秦宜祿之妻杜氏，操「疑其有色，先遣迎看，因自留之」。在此事稍前，操在宛收降張綉時，亦曾納張綉的從叔母，以致引起張綉的叛變。諸如此類的事，在當時雖算不上什麼很壞，但總是欠缺的。陳壽在評論曹操時，極稱贊其謀略、權變、法術和用人、創業的功績，從無一語贊及他的品德。陳壽論到劉備時，認為備「機權於略，不逮魏武」。可是極力稱頌劉備的「弘毅寬厚，知人待士」。說明陳壽是善於抓住曹、劉在德才上各自特色的。
許多人認為曹操是我國古代卓越的軍事家，我很同意。有些人還認為曹操是我國古代卓越的政治家，我覺得有點偏高。因為曹操有過濫殺無辜人民的暴行。一個卓越的政治家應當不這樣。另外，在個人品德作風上，曹操也有些欠缺，不足為後世法。既然稱作歷史上的政治家，就應當對後世能起榜樣作用，曹操在這方面還不夠規格。
對李鴻章歷史作用的評價
梁啟超先生對李鴻章的評價： 若以中國之失政而盡歸於李鴻章一人，李鴻章一人不足惜，而彼執政誤國之樞臣，反得有所諉以辭斧鉞，而我四萬萬人放棄國民之責任者，亦且不復自知其罪也。 西報有論者曰：日本非與中國戰，實與李鴻章一人戰耳。其言雖稍過，然亦近之。不見乎各省大吏，徒知畫疆自守，視此事若專為直隸滿洲之私事者然，其有籌一餉出一旅以相急難者乎？即有之，亦空言而己。乃至最可笑者，劉公島降艦之役，當事者致書日軍，求放還廣丙一船，書中謂此艦系屬廣東，此次戰役，與廣東無涉雲雲。各國聞者，莫不笑之，而不知此語實代表各省疆臣之思想者也。若是乎，日本果真與李鴻章一人戰也。以一人而戰一國，合肥合肥，雖敗亦豪哉！ 中國俗儒罵李鴻章為秦檜者最多焉。法越中日兩役間，此論極盛矣。出於市井野人之口，猶可言也，士君子而為此言，吾無以名之，名之曰狂吠而已。 李鴻章之敗績，既已屢見不一見矣。後此內憂外患之風潮，將有甚於李鴻章時代數倍者，乃今也欲求一如李鴻章其人者，亦渺不可復睹焉。念中國之前途，不禁毛發栗起，而未知其所終極也。
「1875年6月，日軍正式進駐琉球，強迫琉球改奉日本年號，停止對中國的一切臣屬關系。1877年6月，閩浙總督何璟向朝廷報告，琉球國王向中國求援。朝廷並不以為然，下旨琉球之事著出使日本大臣何如璋到日本後相機妥辦，琉球使臣著飭令回國，毋庸在閩等候。1877年至1878年，日本國內政局混亂，先是西鄉隆盛發起了薩摩藩的叛亂，史稱"西南戰爭"，9月24日，西鄉戰死。次年，大久保利通被暗殺。日本政府無暇在此困境中解決琉球問題，清政府也沒有抓住短暫的有利機遇。從深層次來說，他們根本就認為不值得為了這個孤懸海外的藩屬，去與日本打仗。1879年3月，日本把琉球國王尚泰擄往東京，宣布改琉球為沖繩縣。恭親王卻在奏疏中說，何如璋在日本辦理琉球交涉事宜，欲假以兵力以示聲威。但從中國現在局勢看，跨海遠征，實覺力有不逮，故仍然只能據理辯論。李鴻章則請求來華旅行的美國前總統格蘭特設法調解。10月，琉球耳目官毛精長等3人向總署遞稟泣援，總署只是發給他們300兩川資，將他們打發回國。」
硫球已經沒有了，難道釣魚島也要讓給日本嗎？！眼看別人一步步占據第一島鏈，將我們包圍，我們也無動於衷嗎！？
-李揚帆 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
說起晚清權臣李鴻章，人們總是會想到「賣國賊」、「千古罪人」這樣的評價。但是，當我們平心靜氣、理性來思考李鴻章所處時代大廈將傾的尷尬境地的時候，我們發現，李鴻章無法也不能承擔晚清對外交往失敗的悲劇後果。
理想與現實的兩難
中西沖突，是兩個獨立發展的文明體系的沖突。這樣的沖突既是局勢上的沖突，也是士大夫內在觀念的沖突。因此，晚清外交的兩難本質上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困境。把李鴻章放到中西對比的世界環境中去評價，有助於深刻理解李鴻章和晚清的命運。處在中國傳統外交體制解體的歷史悲劇中，李鴻章是晚清中國官僚集團中較為清醒和理性地對待「千古變局」的政治家和外交家，他力圖建立中國對外關系的新的明確的原則和適應性的方式，但他的思想充滿著矛盾：他認識到時代變局需要中國變革，而又無法從體制上乃至文化上採取根本的變革；他實現了從崇拜皇權到推崇國權的政治價值觀的轉變，證明他本質上仍是一位現實主義的外交家，但他在外交操作上的現實主義與晚清外交面臨的兩難：既要維護帝國的傳統外交體制??天朝禮治體系或朝貢體系的傳統理想，又要適應完全對立的現代民族國家的國際關系體系的現實，便構成了難以調和的矛盾。
兩難之下，對李鴻章對外交涉的評價，必須對他的鮮明的時代意識予以充足的關注。客觀的說，在晚清權臣中，李鴻章是最具洞察力的。李鴻章對時局有明確的看法，並為此提出著名的「千古變局」的命題。在1865年、1872年和1874年他在致友人的信及若干奏摺中，多次強調，中外之局勢是「實為數千年未有之變局」，深切認識到中國必須開放，與西方競爭。這才有了後來洋務運動的興起。
李鴻章的變局觀如實地反映了當時的時代特徵，沒有強烈的憂患意識，就提不出「數千年未有之變局」的命題，也就不會有對時局的冷靜思考。
塞防與海防之爭：李鴻章的現代海權意識
㈢ 對歷史人物的評價論文怎麼寫
首先要寫這個人物的背景、、性格，然後他奮斗的輝煌、再然後一生。如果他是成功者，最後可以評價下他成功的因素，如果失敗者就評價他失敗的因素。總結他一生，總結歷史。，、
㈣ 求中國近代歷史人物賞析的論文 （800字左右即可）
李鴻章
縱觀李鴻章一生，可圈可點處眾多，但是在皇權體制下，沒有實現其抱負，這是民族和個人的悲哀。
建國後對李鴻章的評價大有偏頗，往往把李鴻章臉譜化為賣國賊，這個觀點和歷史是不符合的。
李鴻章在國際上享有盛譽。1896年李鴻章訪美時一位美國記者這樣描述：他面龐慈祥，雙眼明亮，閃爍睿智，包含幽默。他從不向人提要求，但總能獲得滿足。他很輕松地與人交談，不會使人緊張……對婦女禮貌，喜愛兒童。
李鴻章拜謁格蘭特將軍陵時，更折服了美國人，他們是這樣描述的：……他站直了身體，用極其悲傷的聲音低吟道：「別了。」他的思緒回到了17年前與格蘭特將軍會面時的場面，當時他們相談融洽，因為他與將軍一樣都曾經為了拯救祖國而久歷沙場。——李鴻章在美國所受到的接待的規格、禮遇和受歡迎的程度，是後來訪過美的中國領導人如鄧小平等人無一能望其項背的。而李鴻章對美國人的友善和所搏得的美國人的好感，終於在後來八國聯軍事件的談判中得到了回報。
但李鴻章也不會放棄任何一個為在美華人移民爭取權利的機會，在訪美結束後，他有意避開了美國西部，而選擇了加拿大作為他回國的路線，引起了美國記者的注意，就此事對他采訪。李鴻章借機請求美國媒體幫助中國移民：「我期望美國的新聞界能助中國移民一臂之力。你們因你們的民主和自由而自豪，但你們的排華法案對華人來說是自由的嗎？……我相信美國報界能助華人移民一臂之力，以取消排華法案。」
李鴻章為了廢除強加在中國人頭上的鴉片貿易還做了許多努力，為此在1894年8月27日會見了世界禁煙聯盟執行秘書英國人約瑟弗. G.亞歷山大————後鴉片貿易為英國國會議案所禁止。
李鴻章也得到同時代優秀人物的認可，比如（在義和團之亂時）時任湖廣總督的張之洞出面與諸大臣商議對策。北京不保，萬一太後與皇帝在戰亂中罹難，中央政權面臨崩潰，國家將陷入徹底無序的混亂。為免出現這種情況，群臣合議，到時就共同推舉李鴻章出任中國「總統」以主持大局。中國差點驅逐滿清，提前共和。
李鴻章重視西方科學，派出中國第一批留學生赴美學習現代科技知識。這批留學生曾經考入耶魯等名校，詹天佑就是這批留學生的代表。此外，中國的電報業也是由這批學生開拓的。李鴻章積極學習新鮮事物，一次問一個留洋生什麼是「拋物線」，小夥子解釋了半天，李仍一頭霧水。小夥子急了：「撒尿就是拋物線！」李恍然大悟。
即使是在生前大部分時間極力否定「帝國主義」曾經在中國存在的美國哈佛漢學家費正清老先生在晚年也總算是良心發現，說了些公道話：「列強未能『分裂中國』的部分原因是由於中國善於巧妙地利用一個國家來牽制另一個國家 。」而且這個避免八國聯軍肢解中國的人物就是李鴻章。
李鴻章應該對甲午戰爭的失敗負責，但是甲午戰敗的根本原因不在於其個人。因為工業化的日本和農業化的中國作戰，勝負在戰爭前已經決定了。李鴻章是晚清最傑出的外交家，他的後半生致力於中國的外交事業，在當時那種國際大環境下他已經盡到一個外交家的全部努力了。
李鴻章生逢大清國最黑暗、最動盪的年代，他的每一次「出場」無不是在國家存亡危急之時，大清國要他承擔的無不是「人情所最難堪」之事。因此，國人在對他咒罵痛斥之時，確實「不可不深自反也」，確實不可「放棄國民之責任」。
長了些, 你酌情刪減吧
㈤ 歷史人物小論文
李清照的詞總能帶給我一種莫名的安靜的感覺，她的詞或清新明麗、意境優美，或沉重憂慮、沉鬱感傷，但總是以朴實自然的語言、抑揚頓挫的音律、至情感性的感情代代流傳著，帶給人美的感染、帶給人至高的藝術氛圍，帶給人難以忘懷的共鳴。因為她寫的是自己親身感受與內心體驗，因此她的詞就格外真摯細膩、委婉動人。她從女性的心理出發，挑選女性悵惘悲愁時所容易聯想到的事物，以女性細膩的筆法加以組織，因而別有風致，所謂「以尋常語度入音律」者也。
清照的一生以南宋高宗建炎元年為界，可分為前後兩個時期，她的詞作也隨著她生活的變化而變化著。南渡前，其作品主要是對大自然的描繪，對真摯愛情的抒發，清新明麗，意境優美。南渡後，悲傷於自己身世和失去的幸福，又面臨著民族的災難， 故而其作傷時感世，悼亡思鄉，沉鬱感傷。
記憶最深的便是那首——《如夢令》「昨夜雨疏風驟，濃睡不消殘酒。試問卷簾人，卻道海棠依舊。知否？知否？應是綠肥紅瘦。」這首詞是李清照早年的閨中詞章的一首代表作，反映了清照悠閑風雅的生活情調。詞以白描入手，先寫她春晨覺醒，猶記昨夜醉夢中聽到的風雨交加之聲，從而引起對花事的關切。繼而用卷簾侍女問答的方式，寫出海棠花在暮春雨後，葉茂花殘的景象，深婉曲折地表達了女詞人惜春憐花之情，從中也透露出青春易逝，紅顏易老的淡淡哀愁。結尾「應是綠肥紅瘦」句，語新意雋，形象奇美。從另一個角度也反映了詞人的心思細膩和多愁善感，以及侍女的粗心大意。
如果說早期的清照不知道何謂「愁」，那麼自從和丈夫分別後，她的生活便失去了重心，無論看到什麼，都能觸發她心中的悲情別緒。即使是毫無關聯的事物都能引起她對丈夫的眷戀，最具代表的便是通過悲秋傷別來抒寫詞人的寂寞與相思情懷的那首——《醉花陰》「薄霧濃雲愁永晝，瑞腦消金獸。佳節又重陽，玉枕紗廚，半夜涼初透。東籬把酒黃昏後，有暗香盈袖。莫道不消魂，簾卷西風，人比黃花瘦。」「薄霧」「濃雲」秋天的涼意本就讓人感到不舒服，不由的悲從心生。「瑞腦消金獸」卻不僅寫出了時間的漫長無聊，也烘托出了環境的凄寂。卻偏偏適逢重陽佳節，本應家人團聚，可丈夫卻不在身邊，自己獨自一人，自然而然愁字升起。半夜的寒意將作者冷醒，卻發現枕邊無人陪伴，心中的寒意不由的更加深了一層。末句的「人比黃花瘦」更是將作者的相思之苦表現的淋漓盡致。
清照就是這樣一個將所有感情都傾注於她的作品的才女，她毫不掩飾自己的感情，是喜是悲，是愛是恨，是思念還是痛苦——她就是她，是封建女子的另類，她集才情和感情於一體。正是這個弱女子憑借自己的才氣成為了婉約詞派的著名代表人之一，使她的作品成為了膾炙人口的名篇。
㈥ 評價歷史人物論文
張學良，中國近代史上的風雲人物。假設沒有他和他所做的事情的話，中國的歷史肯定要改寫。
但是，一個國家的教育是和一個國家的政治聯系的。現在網路上可以看出前蘇聯當年國內的統治是一種紅色專制，中國，現在沒有當年蘇聯那麼專制，也免不了對當年的歷史有所隱瞞和修改。所以，我更願意避開教科書里那些主觀的判斷性的結論性的語句。網路給了我們更多接觸歷史的道路。我更願意去看上面的一些回憶錄。
首先，我不把張學良當成教科書中的「大英雄」來看待。俗話說，人非聖人，孰能無過。他出身軍閥家庭（而且是由土匪發展起來的軍閥家庭）盡管後來接受的是精英教育，但是，耳濡目染讓他身上有他父親-張作霖的土匪氣息。這在他後來的作為中有所體現。軍事將領做的好不好先且不論，至少能先說出來，他不懂的玩弄政治。
之前應該說一下，看電影的時候我就覺得，張學良能帶領他的東北兵，並不只是他土匪爹的緣故，他在東北軍中的威望非常高，比如在郭松齡叛變中，士兵見到他知道不是他的命令後幾乎放棄作戰；護送蔣介石回南京被扣留後西安東北軍暴起，釀成二二事件。這些，都可以看出他手下的軍隊，都是願意為他而死的，如果他想將在外軍令有所不受的話，軍隊是回服從他的。
從東北易幟開始說起，歷史書上說這是張學良系國仇家恨於一身，為民族大義而為。當時真的沒有別的想法嗎？軍閥，近代中國軍閥混戰，為的是什麼，無非是底盤和權利。當時，身後，日本在虎視眈眈；正面，蔣介石的軍隊—這支披著國民革命軍的當時中國最強大的軍閥的軍隊，也在步步逼近；自己的父親剛剛去世，自己還沒有完全能控制的情況下，易幟，應該是最好的自保的方法。而對於蔣介石來說，即使張學良不能象他老爹那樣把東北軍指揮好，這支由生性剽悍的東北人百戰而出的軍隊也不是好啃的，搞不好也是傷敵一千，自損八百這是對方卻主動要求易幟，他當然高興的了不得。所以很多條件也就答應下來。
當然，就算這個假設成立的話，也依然不能磨滅張學良的歷史功績，他選擇了自己的國家，而不是投降到當時實力遠超過蔣介石的日本，擾亂了日本侵略中國的計劃。可以想像這是需要多大的勇氣，當時頂住了多大的壓力才能做到的事情。這里也能隱約看到他老爹的影子。我是軍閥，但是我不賣國。什麼事都敢做，就是不敢做漢奸。
然後是中原會戰的時候，領兵入關，在黑雲壓城，千鈞一發的時候援助了蔣介石，幫蔣介石這個大軍閥打敗了其他軍閥，成為形式上的領袖。在國內，閻西山，李宗仁，白崇喜哪個都是在軍事和影響上都不弱。不能平起平坐，獨霸一方，各自為政倒是沒問題的。蔣介石在大陸，可以說從來沒有真正的統一過中國。直到到了台灣，才算是真正的成了國民黨的絕對領袖。
正是這次出兵相助，使蔣介石和張學良做了結拜兄弟，（但是蔣介石從來沒好好對待過他的兄弟。李宗仁，馮玉祥也受過這個待遇。結果最後結果都不怎麼樣，甚至比張學良還慘。）恐怕也使蔣介石看到東北軍的厲害，覺察出這是個威脅。心裡恐怕已經有了找個機會滅了你的想法了。
九一八，不抵抗，放棄東北退回關內。教科書上一直在說，是蔣介石給他的命令。張學良當時是背黑鍋，啞巴吃黃連，有苦說不出，結果後來人家說了，不抵抗的命令是自己發的，不關老蔣的事。日本關東軍在東北為了什麼，就是做侵略中國的先鋒部隊的，人家的裝備是什麼，東北軍的裝備是什麼，有人說東北軍裝備比關東軍還好，稍微懂軍事的都知道這是瞎說。當時日本的戰斗機連美國都打不了，更別說東北軍里那幾架一戰風格的飛機了。剛才說了，張學良是個愛國的軍閥，軍閥最看中的是什麼，軍隊啊，抵抗，光讓我抵抗，軍隊打完了我是什麼，什麼也不是啦。這個，當時的張學良應該還是接受不了的。而且，他也錯誤的認為，日本不過是在找事，之前也發生過別的事嘛；他還期望國聯能從中調停。這些讓他做出錯誤的決定也沒什麼可以值得懷疑的。再說，當時東北軍多少人，幾天撤回關內？沒有提前的准備能這么快？
㈦ 高中歷史，關於評價一個歷史人物，小論文範文1500字。急用！
李鴻章
李鴻章及其生活的時代，早已成為歷史的陳跡。但他作為近代中國一位非常復雜的歷史人物，在不同時期扮演著不同的角色，所言所行更是斑駁陸離，因而人們評價起來眾說紛紜就沒有什麼可怪的了。正所謂：「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 過渡時代的過渡性人物
李鴻章「少年科第，壯年戎馬，中年封疆，晚年洋務，一路扶搖」，在晚清政壇上縱橫馳騁半個多世紀。梁啟超評價李鴻章「是為時勢所造之英雄，非造時勢之英雄」。李鴻章雖然難以承載「英雄」桂冠，但為「時勢所造」和影響「時勢」進程則是不爭的事實。
李鴻章活躍於政治舞台之日，正值晚清社會從傳統向近代、從獨立國家向半殖民地演化的過渡時代。適逢其會的李鴻章也就成了「崛起於新舊兩界線之中心的過渡時代」的過渡性人物。時代造就了李鴻章，而李鴻章也以自己的言行在絢麗多彩的時代畫卷上深深地打上了個人的印記。李鴻章人生旅途，跨越道、咸、同、光四朝，出將入相，「坐鎮北洋，遙執朝政」，涉及晚清幾乎所有重大歷史事件。他身為清朝「柱石重臣」，植根於封建主義而又傾向資本主義，忠實於傳統營壘而又頗具改革精神，所言所行，往往新舊紛呈，中西雜揉，內則「開拓」與「因循」畢具，外則抗爭與妥協並存，因而有時是順乎時代潮流，有時又是阻擋歷史車輪。 用農民的鮮血染紅自己的頂子 李鴻章以儒生起家軍旅，憑借編練淮軍鎮壓太平天國、「削平大難」而「早膺疆寄，晉贊綸扉」。太平天國運動是「四海變秋氣」的封建衰世的農民群眾企圖用火和劍來變革現存的清朝統治秩序，把「通天下皆一式」的地上天國在現世、在中國建立起來。盡管他們所憧憬的「通天下皆一式」的地上天國實際上只能給自己套上一副帶有光環的封建枷鎖，但他們反對「鷹遍野，豺狼噬人」、內則殘民以逞、外則喪權辱國的清朝統治，無疑是順乎時代潮流的正義之舉。李鴻章維護腐朽的清朝統治，鎮壓太平天國，用農民的鮮血染紅自己的頂子，自然是逆時代潮流而動，罪無可赦。 推動中國社會從傳統向近代轉軌 李鴻章堪稱洋務運動的首腦和旗幟。洋務運動是時代的產物，是對外國殖民侵略和世界現代化浪潮沖擊所作出的積極回應，是近代中西文化撞擊和交融的初步結果。與同時代的洋務官員相比，李鴻章不僅對中外形勢和中國出路的認識要比同僚深刻，而且採用西法、舉辦洋務新政數量之多、成效之大，也無人能望其項背。他清醒地認識到，中國處於「數千年未有之變局」，遇到「數千年未有之強敵」，大清帝國「厝火積薪，可危實甚」，因而主張「識時務者當知所變計耳」，絕不應昏睡於「天朝上國」的迷夢中，不思振作。為此，他提出必須向西方學習，舉辦洋務新政，以求「自強」、「自立」。他斥守舊而不避「人君」，為「自強」而力倡變法，主張以儒家倫常名教為原本，輔之以西方富強之術。他力主把「修明前聖制度」和學習「外人所長」結合起來。所謂「修明前聖制度」，就是「變法度必先易官制」，改善封建政治制度。所謂學習「外人所長」，就是引進屬於西方「物質文明」的軍事裝備、機器生產和科學技術，企圖借用西方資本主義甲胄以保護清朝封建主義的軀體。必須指出的是，他力圖排除西方的「政治文明」即資產階級民主制度，只熱衷於引進西方「物質文明」即近代軍工技術，顯然不能使中國擺脫傳統的農業社會，實現資本主義現代化，但畢竟使封建體制發生裂痕，催生了中國的資本主義，從而使中國社會在傳統向近代轉軌的路途上邁出了艱難的第一步。 加速中國向半殖民地沉淪 李鴻章曾長期躋身於晚清「外交第一沖要」，時人稱「一生功過在和戎」。外交的成敗，自然取決於綜合國力的強弱和外交政策的當否。就綜合國力即軍事、經濟和政治組織力而言，封建的中國遠遜於列強，因而清王朝的聲威一遇到列強的槍炮就掃地以盡。李鴻章有鑒於此，明確指出：中外實力相距懸殊，列強之「軍械強於我，技藝精於我」，中國無法取勝於疆場，因而對列強不可輕言戰爭，而應以「羈縻」之策謀求「中外相安」之局。所謂「羈縻」，就是用儒家的道德規范即孔子「忠信篤敬」四字方針進行「籠絡」。在應對列強欺凌時，始則以理折之，進行與虎謀皮式的道德說教，並實施以中國傳統的合縱連橫理論和西方的均勢思想相結合為特徵的「以夷制夷」之策；繼而不惜在權益上作出某種限度的讓步，以期「馴服其性」，實現「守疆土保和局」的目標。李鴻章所以主張「羈縻」之策，目的之一是想爭取並利用和平環境「借法自強」，預修戰備，以期「確有可以自立之機，然後以戰則勝，以守則固，以和則久」。從李鴻章推行「和戎」外交的實際看，有得有失，而失遠大於得。他指揮過「以北洋一隅之力搏倭人全國之師」而以失敗告終的甲午戰爭。他親手與外國簽訂了一系列條約，其中除了《中日修好條規》、《中秘友好通商條約》等少數平等條約外，其他諸如《馬關條約》、《中俄密約》、《辛丑條約》等均為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這些喪權辱國條約標志著中國從獨立國向半殖民地沉淪。對此，作為以慈禧為首的統治集團的重要一員和晚清喪權辱國外交決策的參與制定者和主要執行人的李鴻章絕對難辭其咎。 腐朽王朝的忠臣 李鴻章是清王朝的忠臣。他出身於崇尚宋學的官僚地主家庭，自幼受到嚴格的封建傳統教育。在他的心目中，忠君觀念根深蒂固，他認為君臣之位不能僭越，疆吏不可「窺測朝廷之跡」。他與清廷互相依存，榮辱與共。他需要依靠清朝皇權維護地主階級的統治，清廷也需要依靠他「安內攘外」，維護清王朝的穩定。他憑借清廷爬上權力頂峰，清廷則把他譽為華夏棟梁，聲稱「無鴻章，無清朝」。他的悲劇在於既看出清朝統治風雨飄搖，猶如「敝絮塞漏舟，朽木支廣廈，稍一傾覆，遂不可支」；又在自己「實力足可除清廷自立有餘」時，仍「勤勤懇懇服侍皇室，決不另有他途」。他鎮壓太平天國、倡導洋務新政、推行「和戎」外交，無一不是為了拯救面臨沉沒的「漏舟」和傾覆的「廣廈」。他形象地把清王朝比為「破屋」，自己比作「裱糊匠」，宣稱「裱糊匠」只會「修葺」而不能改造「破屋」，及至「破屋」「真相破露，不可收拾」，「裱糊匠」自然無計可施。他為「無力回天」而深長嘆息，瞻望前景而茫然若失。 獨特的性格特徵 李鴻章具有獨特的性格特徵，而他的性格特徵則是其文化素質、心理條件和社會烙印的綜合反映。一曰「拚命作官」。李鴻章「拚命作官」意在爭權競勢和扶危安傾。因而他「自壯至老，未嘗一日言退」。他精通「宦術」，「好結內援」，「獻媚宮闈」，「固寵求榮」；他勇於任事，「不避勞苦，不畏謗言」，「屈心抑志，忍尤攘詬，以濟時艱」。二曰「不學無術」。李鴻章曾自詡「生平不解空言高論，只知以實心辦實事」。不尚空談固然是其所長，但缺乏以「真實學問」為根底的「以實心辦實事」，絕不可能收到「旋乾轉坤」的實效。他直到晚年對此才有所省悟：「自悔盛年不學，全恃一股虛驕之氣，任意胡為，其實沒有根底。現在真實學問，已用功不進。」（吳永：《庚子西狩叢談》，卷4）三曰「恃才傲物」。李鴻章入仕後，隨著地位的飆升和權勢的膨脹，心態畸變，飄然欲仙。他吹噓支持大清「天下」者，「舍我其誰」。對同僚倨傲不恭，對部屬動輒訓斥，對洋人「尤輕侮之」。曾國藩看出李鴻章「近頗傲，非吉兆」，曾密札勸誡：「一居高位，則宜時時檢點」，「不可誤認簡傲為風骨，風骨者，內足自立，外無所求之謂，非傲慢之謂也。」（黃：《花隨人聖庵摭憶》）但是言者諄諄，聽者藐藐。李鴻章依然故我，「自信自大」，「喜嘲謔，忌者日眾」。四曰「好以利祿驅眾」。被時人譽為識時務之大員的李鴻章，雖然出身儒生，但卻在「西學」和「變局」的影響下，產生了疏離儒學的傾向。他注重「治國平天下」，漠視「以修身為本」；注重事功，漠視為人；張揚功利主義，否定儒家義利觀。他直露地說：「天下熙熙攘攘，皆為利耳，我無利於人，誰肯助我？」（周馥：《負暄閑語》，卷上）功利既是李鴻章搏擊宦海的動力，又是他驅策部眾的工具。他遴選部眾，「著重於經世致用。凡有謀略而干練，必受到賞識擢撥，文章道德，尚在其次。」（王爾敏：《淮軍志》）李鴻章以功利為紐帶結成的龐大群體，影響了近代中國的歷史進程，受到「好以利祿驅眾，志節之士，多不樂為用，緩急莫恃，卒致敗誤」的責難也就是當然了。
㈧ 「談談如何評價歷史人物和歷史事件」論文，2000字
題目有點大，建議選一個歷史上爭議較多的人物，分析其被不同時代的不同評價，總結一些評價的「現實意義」。比如：李鴻章
㈨ 寫一篇歷史小論文!關於評價歷史人物的!1000字左右!急~~
對於拿破崙·波拿巴一世皇帝，第一，他是一個人，而不是神。歷史，是人民群眾的歷史。每個歷史時期的偉大人物，不管怎樣高明，他卻不是懸在空中，而是生活在社會之中；他之所以比一般人偉大，除了他具有某方面的出眾才華外，更因為他有比一般人更高的地位和權勢。但不管怎樣，他的立腳點和同時代人必然是一致的，是同在一個水準上的。每個時代的歷史都不可能是某個英雄的歷史。拿破崙時代的歷史也不是拿破崙個人的英雄史，不能把他神化。 可是，百多年來，世界各國的史學界對他的評價，卻有不少神化之處，如：說他是「世紀的巨人」、「歷史上最驚人的奇才」、「西方之皇」、「戰爭之神」、「命運的支配者」，甚至說「他是從愷撒以來世界上曾經出現過的最偉大的人物，是從亞歷山大以來最令人震驚的人物」，等等。 在吹捧的反面，卻又是一片憤怒、厭惡和詬罵，如說他是「科西嘉島的怪物」、「摧殘自由的暴君」、「無恥小人」、「低能兒」、「瘋子」、「匪徒」，等等。 不管是吹捧或是詬罵，都屬於向個人崇拜低頭。用這種方式都不能真正揭示出拿破崙這個復雜歷史人物的真實面貌。
第二，是時勢造英雄，而不是英雄造時勢。歷史的規律表明，每當社會的大變革時期，都是英雄輩出的時代，它必將造就偉大的歷史人物。拿破崙之所以偉大，是由震驚世界的法國大革命這一偉大事件所造就的。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恰巧拿破崙這個科西嘉島人做了被戰爭弄得精疲力竭的法蘭西共和國所需要的軍事獨裁者，——這是個偶然現象。但是，假如不曾有拿破崙這個人，那末他的角色是會由另一個人來扮演的。」因此，必須把他放在法國大革命的歷史之中，才能更好地去認識他。
第三，要看主流、看主導方面，不能以某一片面代替整體。歷史人物，特別是偉大的歷史人物，其一生的經歷是錯綜復雜的。拿破崙一生所處的時代，正是法國大革命的時代，也是整個歐洲大陸由封建社會向資本主義社會大轉變的時代；他的一生經歷，他的主要活動，是和這個時代的特點緊密地聯結在一起的。因此，要看他在這個大的歷史潮流中，是逆歷史潮流而動，還是順應時代的潮而動。
第四，對過去一些關於拿破崙的著述，特別是那些所謂「聖赫勒拿島的一些著述」，要作全面的考察、分析。因為拿破崙在六年的流放生活中，仍以勝利者的目光來估量他的過失，用誇大一些事實和掩蓋另一些事實的手法來縮小、掩飾他的錯誤。這些東西是在十九世紀三四十年代資產階級同波旁王朝的斗爭中，資產階級為了達到一定的政治目的，重新祭起拿破崙的亡靈而炮製的。今天法國史學家只把它看成是傳說之類的東西，因為它不太符合歷史的真相。另外，在英國人和俄國人編撰的一些關於拿破崙傳記之類的書籍中，又帶有濃厚的民族沙文主義的情緒，因此，對一些事件的原委和性質反映得也不夠真實。
第五，有些評論拿破崙的文章，習慣於從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著作中去尋找根據。但是，如果只作一些詞句的引用，而不首先弄清楚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和斯大林是在什麼時候、為著說明什麼問題而講的，那末，單靠這種引證，必然導致經典作家間在拿破崙問題上的「吵架」。總之，評價拿破崙應當把他放在法國大革命的歷史中。綜合地考察他的全部活動。這樣，我們就會看到，拿破崙作為新興資產階級的軍事家、政治家，他鎮壓了王黨叛亂，粉碎了歐洲「反法聯盟」的多次武裝干涉，打亂了歐洲的封建秩序，促進了歐洲各國人民的覺醒，穩定了法國大革命的社會成果。這是他活動的主要方面，是他的主要功績。當然，每一個偉大的歷史人物都不可能是完人，都有他的缺點錯誤甚或是罪行。作為資產階級的軍事家、政治家的拿破崙更是如此。恩格斯就曾經指出過：「拿破崙最大的錯誤就在於：他娶奧國皇帝的女兒為妻，和舊的反革命王朝結成同盟。他不去消滅舊歐洲的一切痕跡，反而竭力和它妥協；他力圖在歐洲帝王中間取得首屈一指的聲譽，因此他盡量把自己的宮廷搞得和他們的宮廷一樣。恩格斯是以歷史發展的眼光，指出拿破崙的主要錯誤在於「拜倒在正統主義原則之前」。 同樣，我們也不能因為他有功也有過，便象馬克思在《哲學的貧困》中諷刺蒲魯東觀察經濟范疇有好壞兩個方面那樣，「就象小資產者看歷史偉人一樣：拿破崙是一個大人物；他行了許多善，但是也作了許多惡。」
綜觀拿破崙一生的全部活動，其主導方面的活動，對當時社會和人類歷史的發展是起過進步作用的。他功大於過，是一個應當肯定的歷史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