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藏書發展歷史

『壹』 藏書印的發展與來源

中國古代藏書章對於後人了解文獻的收藏和流傳以及鑒別古籍版本等都具有重要價值。
中國西漢時期就已出現藏書章。古代藏書家為辨明圖書的歸屬，徵信於人，常在自己的藏書上蓋上印章。章上通常刻有姓名、字、號、鄉里、祖籍、藏書處所、官職、鑒別、授受、告誡、記事、言志等內容。最早的藏書印章要追溯到唐代，相傳為唐太宗李世民自己寫的「貞觀」二字連珠印。此後，唐玄宗李隆基「開元」二字連珠印、李泌「端居」寶印，李煜「建業文房」之印等也頗有名氣。
明代以後，使用藏書印的風氣逐漸普及開來，私人藏書尤為重視藏書印的應用。

『貳』 中國歷代藏書機構有哪些

各代官府藏書之探微
商朝（約前1711—前1066年）
開始出現正式意義的骨質典籍。據《尚書?多士》載：「惟殷先人，有冊有典，殷革夏命。」古人有意識地收藏、整理甲骨文字，成為藏書活動之真正開始。
早期文獻形式除甲骨外，還有青銅器銘文、石器、玉器、陶器，甚至最初的竹木簡牘、縑帛等。
商朝儲藏典籍處所為宗廟。《孟子正義?告子章句下》注載：「典藏受之天子，傳自祖先，藏諸宗廟。」
掌管早期圖書檔案之官吏稱為「史官」。史官負責著作、整理、加工、典藏等諸多事務，尤以記錄、保存史實為重。
約前1312—前1066年（帝盤庚—帝辛），也就是盤庚遷都殷（今河南省安陽縣小屯村）至商朝滅亡期間，文字記錄的載體以甲骨為主，且集中藏於安陽小屯村，以「龜室」貯藏，到了近現代人們大量發掘，史家稱之為「殷墟甲骨」。

西周（約前1066—前771年）
周朝藏書處所為龜室、圖室、太史府、盟府、上庠。其龜室專門貯藏甲骨文獻；圖室儲存青銅器、石器、玉器、陶器，及竹木簡牘、縑帛等文獻；太史府藏有法典、檔案、盟誓、券書；盟府則專收盟約。
周王室及各國家機構，設立搜集保管文籍資料之人員。即所謂「五史」：大史、小史、內史、外史、御史。周代官府中則設置府、史、胥、徒等職，負責管理典藏圖冊與檔案資料。（《周禮註疏》）
周代的還有「司書」一職，專門「掌邦國之六典，八法、八則、九職、九正、九事，邦中之版，土地之圖，以周知入出百物……。」（《周禮註疏》）
據《周禮》記載，官府藏書「設官分守」。天地春夏秋冬六官，分管六冊，即政治事務、教育風化、禮儀形制、軍事事務、法律條文、工程建築等，並由大史總其責。
西周甲骨集中藏於周原一帶，即今陝西歧山鳳雛村。
周時重要通行典籍為《春秋》、《世》、《詩》、《語》、《故志》、《訓典》等，流傳廣泛，亦為官府、私人藏書重點。

春秋（前770—前476年）
各諸侯國自立史官，儲藏典籍，藏書處所仿照周王室，設於宗廟和太史府，並建盟府以藏盟約。典籍管理人員也一如周王室所設，有天府、太史、小史、府、史、胥、徒等。
國家典籍此時皆藏於宮府。《左傳?襄公十一年》載：「國之典也，藏在盟府」。
秦國最早設史藏典，魯、齊、鄭、衛、趙、楚、魏、虢等紛紛效仿。史官大多以有學之士擔任，秉筆事君，亦開始自藏典籍。《史記?秦本記》
春魯（昭公二年，前540年）收藏周室圖書典籍甚豐。晉侯使臣韓宣子曾於魯國「觀書於大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嘆曰：「周禮盡在魯矣」。
《左傳?昭公十五年》載，晉國太史籍談出使周朝，周景王問其為何沒有貢物？談答曰，晉國從未接受過周王室賞賜，故沒有貢物可獻。周景王指出，從晉國始祖唐叔開始，就受王室賞賜。又問其姓氏來源，籍談答不上來，周景王遂告訴他，其九世祖「司晉之典籍，以為大政，故曰籍氏」。景王又問「『女（汝）司典之後也，何故忘之？』籍談無以對，賓出。王曰：『籍父其王征乎，數典而忘其祖」。意為其談起國家的禮制掌故來，把自己祖宗的職守（掌管國家史冊）都忘了。此即成語「數典忘祖」的來歷。
李耳，世稱老子，曾為周守藏室之史（《莊子?天道篇》）。亦有稱柱下守藏史（《儒藏說》）或柱下史（《漢書?藝文志》）。按現代意義論之，老子當為最早之圖書館管理員。
前479年（敬王四十年），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學派創始人孔子卒。相傳其整理《詩》，刪修《春秋》，為《詩》、《書》作序，確定儒家經典，為中華文化傳播發展貢獻極大。亦善於藏書，以「六藝」為主，各國《春秋》史記達120多種。卒後，藏書被弟子供奉。

戰國（前475年—前221年）
民間藏書開始增多。《韓非子?五蠹》載：「今境內之民皆言治，藏商（鞅）、管（仲）之法者，家有之，而國愈貧，言耕者眾，執未者寡也；境內之民皆言兵，藏孫（武）、吳（起）之書者家有之，而兵愈弱，言戰者多，被甲者少也。」
前361—前338年（周顯王八年—三十一年），秦律中規定，「挾書者族」。是為秦孝公採取禁止民間藏書之措施，也是藏書史上首次禁書令。
前359年（周顯王十年），秦孝公三年，「商君教孝公以連什伍，設告坐之過，焚詩、書而明法令……孝公行之」《韓非子?和氏》。此為中國古代焚書最早之記錄。
戰國縱橫家蘇秦，有藏書數十匣。曾10次上書勸說秦王無效，狼狽回家，「乃夜發書，陳篋數十，得《太公陰符》」（《戰國策?蘇秦列傳》）。最後佩六國相印而返故里。
惠施為梁國相，博學強記，多私人藏書。《莊子?天下篇》載：「惠施多方，其書五車」。即「學富五車」典故之來源。

秦代（前221——前206年）
秦統一中國過程中，也建立起宮廷及政府藏書機構，掌管圖籍秘書之官員封為御史大夫。《史記?太史公自序》載：「秦撥去古文，焚滅《詩》、《書》，故明堂、石室、金匱玉版圖籍散亂。」所言明堂、石室、金匱均為秦朝國家藏書之所。
秦官府藏書已有較大規模。其圖書來源於秦多年收集和繳獲原六國官府秘藏。以儒家經典、百家之言、秦國史記、典章律令、輿地戶籍、兵家秘書，以及醫葯、卜筮、種樹諸內容為主。
秦朝藏書由內廷與政府分別管理，井然有序。其宮廷所藏主要供皇帝閱覽、利用，由御史執掌；政府藏書按職能部門分掌，郡縣圖籍、戶籍、計簿等由丞相府掌管；律令圖書藏於御史府；各國史籍、盟書由史官分掌，《詩》、《書》及百家書由博士官管理。
「秦既得意，燒天下《詩》、《書》，諸侯史記尤甚，為其有所刺譏也。《詩》、《書》之所以復見者，多藏人家。而史記獨藏周室，以故滅。」（司馬遷《史記?六國年表》）

前214年（秦始皇三十三年）
因方士侯生、盧生譏議秦始皇「剛戾自用」、「貪於權勢」、「專任獄吏」，博士「備員弗用」，並相約逃亡。秦始皇大怒，遣御史問案，諸生競相舉發，460餘人受牽連，皆坑殺於咸陽。

前213年（秦始皇三十四年）
秦始皇於宮內大宴群臣，商議朝政。丞相李斯曰：「臣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諧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者與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為城旦。所不去者，醫葯、卜筮、種樹之書。若欲有學法令，以吏為師」（《史記?秦始皇本紀》）。秦始皇皆採納之，焚詩書，禁私學，殺儒生方士，史稱「焚書坑儒」。
孔鮒收其家所儲《論語》、《尚書》、《孝經》等書，藏於舊宅牆壁中，隱居嵩山。至漢武帝時，破孔宅舊壁，得見其所藏之書，皆古文儒經。

前206年（秦二世三年）
楚王項羽入咸陽，燒秦宮室，火三月不滅。宮府所藏典籍，隨灰飛煙滅而不復存在。十月蕭何入咸陽，收秦丞相府圖籍文書以藏。有《史記?蕭相國世家》曰：「沛公至咸陽，諸將皆爭走金帛財物之府分之。何獨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藏之，沛公為漢王，以何為丞相。……漢王之所以具知天下阨塞，戶口多少，強弱之處，民所疾苦者，以何得秦圖書也。」

西漢（前206—25年）
高祖時（前206—前195年）
蕭何督造石渠閣以儲入關所得秦朝書籍；造麒麟閣，貯存賢臣畫像等典籍；造天祿閣，庋藏其他典籍。此三處為漢代官府主要藏書樓，由此奠定西漢一朝藏書基礎。此外，在太常、太史、博士、太卜、理官等處也有藏書。
漢朝初年政府藏書處「外則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內則有延閣、廣內、密室之府。」（《漢書?藝文志》）

前124年（元朔五年）
武帝檢查國家藏書，發現「書缺簡脫，禮壞樂崩」，乃命丞相公孫弘廣求天下之書。設置太史，命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副上丞相；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下及諸子傳說，皆充秘府。致使數十年後，書積如山，各類典籍增至33090卷，從而鞏固了皇家藏書的基礎。

前93年（太始四年）
於孔子故宅牆內得古文《尚書》、《禮記》、《論語》、《孝經》等。孔安國為孔子後代，悉得其書，並獻之朝廷。此為中國歷史上第一次發現竹簡之記載。

前73年（本始元年）
文不識家富藏書，嘗給予匡衡圖籍以助其學。「（匡）衡乃與其佣作而不求償，主人怪問衡，衡曰『願得主人書遍讀之。』主人感嘆，資給以書，遂成大學。」（葛洪《西京雜記》）

前66年（地節四年）
太常官蘇昌以職務之便，將國家藏書借與大司馬霍山抄寫，遭免官。霍氏欲「獻城西第，入馬千匹，以贖山罪」（《漢書?霍光傳》）。帝終不允，且尋機以謀反之罪將霍山處死。

前32—前7年（成帝時）
成帝在原蕭何所造石渠閣內庋藏秘書。
東平王劉宇奏求成帝，欲觀覽《史記》和諸子百家書。帝聽從大將軍王鳳所言，嚴守秘藏，終不借予。

前26年（河平三年）八月
成帝命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又遣光祿大夫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步兵校尉任宏校兵書，太史令尹咸校數術，太醫監李柱國校方技。「每一書就，（劉）向輒撰為一錄，論其指歸，辨其訛謬，敘而奏之。」（《漢書?經籍志》）
經學家、目錄學家劉向領校國家藏書，並撰成《別錄》20卷。其為西漢國家藏書目錄提要之匯編本，由劉向校書時將所著錄圖書簡要內容抄奏皇帝後，又另抄留一份，積累而成。

前7年（綏和二年）四月
哀帝使劉歆繼承父（劉向）業，典領《五經》，於是歆將藏書遷至天祿閣整理。前5年（建平二年），劉歆編成《七略》7卷。此書在其父《別錄》基礎上撰成，除輯略外，另分六藝略、諸子略、詩賦略、兵書略、術數略、方技略6大部（大類），38種（小類），634家，著錄圖書13397卷，圖45卷。《七略》成為西漢國家藏書總目錄，也是中國古代第一部圖書分類法。

23—25年（更始元年—三年）
王莽敗死後，未央宮及其典籍遭焚毀。至25年（建武元年）夏，赤眉軍攻陷長安，其他宮闕典籍也被焚燒無遺。

東漢（25—220年）
25—57年（光武帝時）
光武帝劉秀喜好經術，極力搜討。「未及下車，而先訪儒雅，採集闕文，補綴漏逸。先是四方學士，多懷挾圖書，遁逃林藪，自是莫不抱負墳策（圖書），雲會京師（洛陽），范升、陳元、鄭興、杜林、衛宏、劉昆、桓榮之徒，繼踵而至。」自此以後，藏書三倍於前。《後漢書》

58—75年（永平間）
賈逵為《左氏傳》、《國語》解詁51篇，上疏呈進。顯宗（漢明帝）重其書，寫藏秘館。並拜賈逵為郎，與班固並校秘書。

58—75年（明帝時）
建蘭台、東觀等政府藏書機構，並設蘭台令史（官府藏書機構之管理官員）等掌管藏書事務。又設仁壽閣皇室藏書，其後再設辟雍、宣明、鴻都等藏書，命班固、傅毅等典掌。
明帝遣使赴大月氏，攜帶《四十二章經》等佛經歸國，並藏於蘭台石室第十四間內。是為政府收藏佛經之最早記錄。

62年（永平五年）
班固升遷為蘭台令史，主持校理國家藏書，賈逵、傅毅、孔僖、楊終等人先後參與此事，歷時20餘年。由此編制出我國第一部史志目錄《漢書?藝文志》。至92年（永元四年）班固卒。其撰著《漢書?藝文志》1卷，為史志目錄，記載漢代藏書之盛，是在《七略》基礎上增刪、改編而成。著錄共計596家，13269卷。是我國現存最古老之書目和目錄學文獻。

67年（永平十年）
蔡愔於大月支請得葉迦摩騰、竺法蘭兩僧，以白馬馱載佛經42章及釋迦牟尼立像1尊以歸。次年，在洛陽建寺，且以「白馬」命名（即今白馬寺），經書則藏於蘭台、石室。此為佛教傳入中國，佛經在中華大地傳播之標志。

76—88年（章帝時）
漢章帝「詔求亡佚，購募以金」（王充《論衡》）。是為歷史上首開貨幣征書之先例。

107—122年（安帝時）
鄧皇後主持進行了政府藏書之校理工作，歷時10餘年，成績顯著。

159年（延熹二年）
桓帝設置「秘書監」。為政府藏書管理機構，隸屬於太常，專事掌典圖書，古今文字考合異同。秘書監設官一人，秩六百石，下設校書郎中、校書郎。（《東觀漢記》）

170年（建寧三年）
蔡邕是年拜郎中，校書東觀。

175年（熹平四年）
蔡邕始刻「熹平石經」。靈帝許之，光和六年（183）刻成，立於太學門外。所刻經書，為《周易》、《尚書》、《魯詩》、《儀禮》、《春秋》、《公羊傳》、《論語》等。「碑始立，其觀視及摹寫者，車乘日千餘兩（輛），填塞街陌。」

190年（初平元年）
董卓挾漢獻帝從洛陽遷長安，使漢朝近400年積累之圖書散失殆盡。「移都之際，吏民擾亂，自辟雍、東觀、蘭台、石室、宣明、鴻都諸藏，典策文章，競共剖散，其縑帛圖書，大則連為帷蓋，小乃制為滕囊。及王允所收而西者，才七十餘乘。」而其半道「復棄其半數」。（《後漢書?儒林傳》）

192年（初平三年）
藏書家蔡邕卒。嘗校書於東觀、蘭台，聚書近萬卷，多得之於帝所賞賜或秘閣所抄，且有世所罕見之本。晚年將藏書載車數輛，合6000餘卷，贈予王粲。

216—220年（建安二十一年—建安二十五年）
曹操為魏王時，設秘書令、秘書丞。其中秘書令充中書之任而兼管圖書秘籍。
曹操搜采東漢官府遺書，藏於三閣，以建立魏國官藏體系。
蔡邕之女蔡文姬應曹操請求，「繕書送之，文無遺誤」。（《後漢書?蔡文姬傳》

三國（220—265年） 220—265年（曹魏）
崇文館設為魏國藏書處。魏蘭台（即外台）所藏書籍由御史典掌。
鄭默主管曹魏皇家藏書，考核舊文，刪省浮穢，編成藏書目錄《魏中經簿》，記載魏國一朝藏書情況，從此國家藏書朱紫有別。

220年（黃初元年）
魏文帝曹丕即位，設中書令典尚書奏事；改秘書令為秘書監，專掌藝文圖籍，中書與秘書分開。置秘書監、秘書左、右丞、秘書郎中官職。其中秘書丞協助秘書監統領官府藏書機構之各項事務；秘書郎中又稱秘書郎，掌管圖書的收藏及分判校勘、抄寫事務；後又設秘書校書郎，專掌校勘殘缺，正定脫誤之事。
魏文帝曹丕詔令修茸因遭董卓之變而受損毀的熹平石經。又命秘書監王象等學者，以三閣藏書為依據，將儒家經典分門別類，重加排列，編成我國第一部類書《皇覽》，庋藏於秘閣。並從此開官修大書之先河。

221—263年（蜀漢）
劉備稱帝後，鳩合典籍，依漢制建「東觀」以藏書。又設秘書令、秘書郎、秘書吏諸官掌管秘府藏書。任用王崇補東觀，郤正為秘書郎

222—280年（孫吳）
孫權稱王，建都南京。亦仿漢制設「東觀」，為國家藏書之所。

240—248年（魏正始間）
洛陽太學刻立「正始石經」。所刻三體經書有《古文尚書》、《春秋》、《左氏傳》至庄公中葉止。石經分刻於35枚石碑上，碑高192 厘米，寬96厘米。

西晉（265－316年）
265—275年（泰始間），國家此時有藏書29945卷。
晉沿襲漢魏舊制，以秘閣為內閣，以蘭台為外台，加崇文院，同為政府藏書處所。
晉「武帝以秘書並中書省，其秘書著作之局不廢」（《晉書?職官志》）。並「遣秘書、圖書分為甲乙丙丁四部，使秘書郎中四人各掌一焉」（《晉起居注》）。
晉武帝司馬炎倡導各地呈獻典籍，以充實政府藏書。有涼州刺史張寔遣使護送圖籍赴洛陽，各州郡亦紛紛響應，獻書尤多。

274年（泰始十年）
武帝命秘書監荀勖與中書令張華，依劉向《別錄》，整理晉官府藏書。歷時數年，至太康間年間完成。荀勖先後復核、檢對圖籍10萬余卷，據此編制出國家藏書目錄《中經新簿》，亦稱《晉中經簿》。全書正文14卷，附佛經2卷，共著錄圖書1885部、20935卷。分甲（經）、乙（子）、丙（史）、丁（集）四部，僅錄書名、卷數、撰人及簡略說明，為我國第一部四部體系分類目錄。今佚。

279年（咸寧五年）
汲郡人不準盜掘戰國魏襄王墓，有大批竹簡出土。共計裝載數10車，約10餘萬字。因全為竹書，地在汲郡，故史稱「汲冢竹書」。晉武帝司馬炎命將全部竹簡運至京師，收於秘閣庋藏。武帝時下令整理「汲冢竹書」。著名學者荀勖、和嶠、摯虞、衛恆、束晳等參與此事。後於晉惠帝時，再次進行整理，終得史料價值極高之《竹書紀年》。

280年（太康元年）
晉六路大軍直取吳都建鄴，王浚、司馬★入「會諸軍入自都城，屯太初宮，收其圖籍府庫。」其後悉數運至洛陽庋藏。《晉書》

281年（太康二年）
置「石渠閣」，儲藏官府藏書。

290—312年（惠帝、懷帝時）
惠懷之亂[惠帝時（290—306）有八王之亂；懷帝時（307—312）有劉聰陷洛陽之災]使西晉秘閣所藏29000餘卷盡毀無余。《隋書?經籍志》載：「京華盪覆，渠閣文籍，靡有孑遺。」

291年（元康元年）
惠帝「詔秘書典綜經籍，考校古今中書，自有職務遠相統攝，於事不專，宜令復別置秘書寺」（《唐六典?秘書省》）。其屬官有丞，有郎，「並統著作局，掌三閣圖書，自是秘書之府始屬於外」（《通志?職官志》），成一獨立政府機構。

292年（元康二年）
惠帝下詔，改中書著作為秘書著作。由是秘書省不僅典掌圖書專籍，且從事著作之務。

311年（永嘉五年）
匈奴首領劉聰攻入洛陽，焚燒都城，魏晉官府藏書化為烏有。

東晉（317—420年）
317年（建武元年）
晉元帝司馬睿於建康稱帝後，為興學治國，詔令各地官民，徵集圖書。東晉國家藏書處為「秘閣」。因藏書量驟減，官府僅此一處庋藏典籍。
為積聚圖籍，政府向私人藏書家借抄圖書，充實秘閣所藏。張尚文、殷允、郗儉之、桓石秀等眾多藏書，均被借去謄抄，故使秘閣藏書稍有增加。
東晉大著作郎李充整理官府藏書，編纂出東晉國家藏書目錄《四部書目》，又稱《晉元帝書目》。著錄圖書僅3014卷。然其確定五經為甲部，史記為乙部，諸子為丙部，詩賦為丁部，即經、史、子、集四部，後世以為永制。

375年（寧康三年）
前秦（建元十一年）苻堅禁老、庄、圖讖之學，犯者棄市。又令公卿王侯子弟及將士皆誦儒學。尚書郎王佩犯禁讀讖，苻堅斬之，學讖者遂絕。

386—534年（北魏）
北魏辟秘閣、東觀為官府藏書之所。並仿南朝之制，設秘書監、秘書丞、秘書郎及校書郎等職，掌管國家典籍。
北魏平恆「別構精廬，並置經籍於其中」。說明此時開始出現專門的「建樓藏書」行為。

386年（太元十一年）
北魏登國元年道武帝問博士李先何以收集書籍，增益學問。李先答曰：「陛下誠欲集之，嚴制天下諸州縣，搜索備送，主之所好，集亦不難」（《魏書?李先傳》）。於是道武帝頒制天下，經籍稍聚。

391年（太元十六年）
徐廣奉孝武帝之命校書。其檢校秘閣四部藏書，共計36000卷（包括復本）。

393年（太元十八年）
王謐為秘書丞，表請向多書之家采借圖書。尚書殷元、中書郎張敝、太子後率郄儉之、故太常桓石秀等家皆在其列。

403年（元興二年）
桓玄代晉自立稱楚帝。下令曰：「古無紙故用簡，非主不敬也，今諸用簡者，皆以黃紙代之。」簡策自此廢除，簡帛時代亦宣告結束，圖書進入紙寫本時期。

417年（義熙十三年）
劉裕入長安，平後秦，「收其圖籍五經子史，才四千卷，皆赤軸青紙，文字古拙。……衣冠軌物，圖畫記注，播遷之餘，盡歸江左。」（《隋書?牛弘傳》）

南北朝（420—589年）
420年（劉宋永初元年）
劉裕代晉自立為宋（史稱劉宋），收東晉官府全部藏書。
因典籍有限，劉宋承襲東晉之制，將四部圖書仍藏於秘閣之內。

423—479年（劉宋景平元年—劉宋末年）
劉宋置秘書監1人，秘書丞1人，秘書郎4人，以管理典籍。藏書處增置「玄」、「史」二館。
殷淳為秘書郎，校理秘閣藏書。並撰寫四部書目（《南史》作《四部書大目》），共40卷。後協助謝靈運編著《宋元嘉八年秘閣四部目錄》，淳出力最多。

426年（劉宋元嘉三年）
文帝命秘書監謝靈運統領，整理秘閣圖書，補足闕文。其後於後廢帝元徽年間，由王儉負責，再行整理秘閣藏書。

431年（劉宋元嘉八年）
秘書監謝靈運撰成《宋元嘉八年秘閣四部目錄》，是為當時國家藏書總目。共著錄圖書1564帙，14582卷，佛經55帙，438卷。（近世姚名達認為謝靈運為殷淳誤。）

466—467年（北魏天安元年—三年）
魏獻文帝天安間，秘書郎高謐以「墳典殘缺」，奏請「廣訪群書，大加繕寫」。獻文帝從之。「由是代京圖籍，莫不審正。」（《魏書?高謐傳》）

470年（泰始六年）
劉宋朝廷設「總明館」，移置部分官府藏書，並征學士以充之，下設儒、道、文、史、陰陽五學部。

473年（劉宋元徽元年）
後廢帝命王儉等人，再行整理秘閣藏書。王儉由此主持撰成劉宋國家藏書目錄《宋元徽元年四部書目》4卷，共著錄圖書2020帙、15074卷。

478年（劉宋升明二年）
王儉撰成《七志》30卷，進呈皇帝。分為經典志、諸子志、文翰志、軍書志、陰陽志、術藝志、圖譜志、道經、佛經9大類。

479—502年（南齊）
南齊仍設置「秘閣」，以儲藏四部圖籍。管理書籍官員，也秉承劉宋體制。

483—493年（南齊武帝時）
秘書丞王亮、秘書監謝朏等整理官府藏書，撰成《秘閣四部書目》。著錄圖書18010卷，較之劉宋時書目增加3000餘卷。

485年（南齊永明三年、北魏太和九年）
南齊武帝廢總明觀，並詔「於儉宅開學士館，悉以四部書充儉家」（《南齊書?王儉傳》）。儉奉旨從秘閣中選擇善本，與總明觀原藏四部書合為一處，同納入家府。王儉家遂成為齊朝最高學府與學術典籍庋藏之地。

495年（太和十九年）
北魏孝文帝遷都洛陽，於是年詔求天下遺書。凡「秘閣所無，有裨益時用者，加以優賞」。並編制《魏缺書目錄》至南朝借書，致使中國北方典籍收藏達到一定規模。孝文帝又命崔光兼秘書郎，校理國家藏書。

500年（景明元年）
北魏秘書丞盧昶編成《甲乙新錄》（此處「甲乙」代表四部），是北朝政府第一部系統藏書目錄。

500—515年（景明元年—延昌四年）
北魏宣武帝時，秘書丞孫惠蔚奏議，「求四門博士及在京儒生四十人，在秘書省專精校考，參定字義」。獲准後，由其統領進行了北魏規模最大的一次藏書整理工作。惠蔚見新舊典籍混雜，首尾不全，呈請依前丞盧昶所撰《甲乙新錄》裨補殘缺，損並有無，以為定本，並編出《缺書目錄》1卷，以便收求補足。

501—502年（南齊中興年間）
南齊末年，秘閣經籍因兵火延燒，大都遺散。

502—557年（梁朝時）
梁朝藏書處除「秘閣」之外，增設文德殿、華林園、東宮三地。梁朝掌管典籍機構由秘書監改稱「秘書省」，置監、丞各1人，秘書郎4人，掌國之典籍圖書。另有著作郎1人，佐郎8人，掌國史，撰起居注。此時梁東宮藏書已達3萬卷。

502—519年（梁天監間）
梁武帝登基後，下詔向民間求書。「宜選陳農之才，采河間之闕。懷鉛握素，汗簡殺青，依秘閣舊錄，速加繕寫。」（《梁書?王泰傳》）
武帝為保存典籍，防止書厄，決定增加官藏副本。天監初年，命張率等人主持抄寫乙部典籍，其後，於天監二年（503）抄甲部書籍，天監七年（508），又抄丙丁二部圖書。
秘書監任昉受命竭力搜集圖籍。曾在文德殿內列藏群書，共23106卷，又將佛教典籍專藏於「華林園」。
武帝應秘書丞王泰之請求，准其校定繕寫官府藏書，進行典籍整理。

503年（梁天監二年）
任昉任秘書監，主持官藏典籍整理。下令儒臣躬身部籍，廣收異本，手自校讎。劉孝標、殷均、賀縱等人參與其事，典校用功，使秘閣藏書煥然一新。

505年（梁天監四年）
武帝詔置「集雅館」，以招遠學，開「士林館」以延學士。並於二館儲部分藏書，供學士研讀，派朱異、孔子祛、賀琛等學者赴館講學。武帝也曾親臨學館講經、聽講，大開建康學風，為一時佳話。

510年（梁天監九年、北魏永平三年）
北魏宣武帝詔，重求遺書於天下。

526年（梁普通七年）
阮孝緒約於是時編成《七錄》12卷。此目體例仿《七略》、《七志》而自定法，分為內外2篇。內篇有經典錄、紀傳錄、子兵錄、文集錄、術技錄；外篇有佛法錄、仙道錄。共著錄圖書55部，6288種，44521卷。阮孝緒所編《七錄》，在外篇中專設「佛法錄」一類，分為戒律、禪定、智慧、疑似、論記五部，共收錄各類佛典2410種、2595帙、5400卷。

528—532（北魏武泰—太昌間）
北魏爾朱榮之亂，官府經籍大多散落民間。

530年（北魏永安三年）
孝庄帝詔令御史中尉高道穆領儒學之士校理秘閣圖書。是為北魏最後一次整理藏書。

531年（梁中大通三年）
蕭統卒。其為梁武帝蕭衍之長子，收羅古今圖書3萬卷，藏於東宮（梁朝國家圖書館）。建藏書樓名「文選樓」，召諸名士討論墳籍，獲稱「高齋十學士」。根據東宮藏書，擇其古今詩文之精華，編成《文選》30卷，選秦至梁代詩文700餘篇，分為37類，為我國現存最早的一部詩文選集。

537年（梁大同三年）
侯景兵火燒洛陽城，文化典籍均遭損毀。

539年（西魏大統五年）
文帝命寇俊選置令史，抄集經籍。致使四部群書，稍得周備。

548年（梁太清二年）
侯景之亂，大兵洗劫金陵（今南京），東宮起火。「圖籍數百櫥，焚之皆盡」。（《太平御覽》卷619引《三國典略》）

550—577年（北齊天保元年—承光元年）
秘府（即秘閣）、文林館、麟趾殿為北齊政府藏書之所。其中，秘府藏四部典籍，文林館主要儲藏史部、集部圖書，麟趾殿則為官藏校讎之地。
北齊秘書省典司經籍。設監、丞各1人，郎4人，校書郎12人，正字4人，又領著作郎2人，佐郎8人，校書郎2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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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叄』 我國古代的藏書情況

我國圖書館事業的發端，可以追溯到兩干多年前。從周朝的王室文庫到秦漢時期的石室、金匱、石渠閣、天祿閣、蘭台、東觀等等，都足國家級的藏書樓。歷代統泊者和學者都非常重視書輔的收藏、研究和整理，版本目錄、校勘集佚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內容，所以到了清朝此項事業引非常發達，清政府擁有七大藏書樓，皆以文字為首，第二個字為水字旁，象徵著中華文化源流流長，即文淵閣、文源閣、文津閣、文宗閣、文匯閣、文溯閣、文讕閣。\搜集了當時幾乎全部的書籍。隨著封建文化的繁榮，在官府藏書之外，從南北朝時代起，出現了私人藏書家建造藏書樓的現象。到唐代，私人藏書家開始為藏書樓命名。到了宋代書院大興，又出現了書院藏書的現象。在當時最著名的四人書院，白鹿洞：書院、嶽麓書院、應天書院、嵩陽書院里均有大量的藏書。

但是不論上述哪—．類藏書機構都足以藏為主，書只供皇帝、王公大臣享用，只供士大夫階層著書立說而用，一般儒生和老百姓是很難看到的。而且所藏的書籍因受到中國傳統學術門類結構的制約，讀經、解經的書籍佔了壓倒多數，自然科學、工藝技術方面的書籍很少。

由於文化信息傳播的渠道和范圍受到限制，占代藏；t5樓的圖；t5利用律極低，社會教育功能缺失。
在古老的中國大地上，打破傳統藏書樓的格局，創辦帶有社會教育功能的公共圖書館，足近百年的事。是二十世紀文化史上的 個創舉，也是中國近代化的標志之一。而在實現由古代藏書樓向近代圖書館轉變的進程中，有兩個因素至關重要，這就是西方傳教士所辦圖書館的示範作用和維新變法運動的推動作用。

二

西方傳教士早在明末清初之時就有過在中國創辦圖書館的嘗試，最著名的是北堂圖；書館，康熙十九年(1700年)所建的北京西什庫北天主教堂所屬圖書館．據1938年國民政府整理該館時的統計，北堂圖書館存有西文圖書5．000冊，中文書籍Q000冊，其中有很多稀世珍本。但由於清政府在康、乾、雍、嘉等前幾代閉關鎖國，實行嚴厲的禁教政策，致使早期來華的傳教士無法開展活動，孕育中的近代圖書館萌芽也被扼殺，延緩了古代藏書樓向近代圖書館轉化的過程。

鴉片戰爭後，西方列強的堅船利炮打破了中國緊鎖的國門，西方傳教士們伴隨著侵略者的步伐和西方文化紛紛來華，並在中國一些城市的教堂和教會學校建起廠．座座新式圖書館。從新開啟了中國藏書樓走向近代圖書館的進程。其中最著名的有1847年耶穌會教士在上海建立的「徐家匯天主教堂藏書樓」。共藏圖書資料20餘萬冊(西方圖書8萬冊，中文圖書12萬冊)。此外還有1849年西僑會社在—[海創辦的「丁部局圖書館」，<1851年改稱上海圖書館)。1871年英國牧師偉烈亞歷創辦的「亞洲文會北中國支會圖書館」，該館系統地收集有關東南亞和中國的政治、經濟、歷史、地理、語言、藝術、宗教等方面的圖；書資料，曾被西方學者稱為「是中國境內最好的東方圖書館」，1874年英國傳教士傅蘭雅在上海發起成立的上海格致書院和書院藏書樓，1887年基督教在上海設立的「廣學會圖書館」等等。

西方傳教十創辦的圖書館是我國近代史上最早出現的新式圖書館，成為中國人了解西方文化的一個窗口。同時也成為中國近代圖：書館業產生的參照系。其啟蒙和示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

首先，它帶來廣與我國古代藏書樓，藏而不用或藏而難用的保守觀念形成鮮明對比的公共、開放、共享、服務的西方圖書館新觀念。如早在1849年創辦的工部局圖書館就規定：

「午前九時至下午『時，午後二時至八時，為開館叫間。館內設有新聞室，普通人都可入閱，交納會費者可借出，以四冊為限。」在辦館的宗旨中寫到：「為謀公眾之廣大的利益，努力於造成此圖書館為——公開的書林，以供中外居民教育娛樂之需」。又如]871年創建的亞洲文會北中國支會圖書館則標榜：「無淪何人均可閱覽，無拘束限制」，「可自由查閱書庫，借出書籍，每次規定三冊，以二十一日為期」。這些新觀念的實施從某種程度上實現了圖書館的社會教育功能，對古代藏書樓是巨大的沖擊和挑戰。客觀上推動了圖書館業的近代化。

其次，它帶來了新式目錄分類法和新式管理方法。西方傳教士創辦的藏書樓或圖書館一般都有較完整的組織力式和較系統的分類目錄體系，大都採用了由西洋分類法，特別是杜威千進分類法稅變而成的兼顧中國傳統的四部分類法的一種中西結合型的分類方法。如以收藏中文圖書為主的格致書院藏書樓，對舊籍就仍沿用四部法分類，而對新書則劃分為科學、運算元等三十六類法。聖約翰大學圖書館則是使用杜威法類分中文圖書的中國境內最早的圖書館。其方法是用杜威法中——些使用律不高的空號碼容納中文圖書。這些方法雖然不盡合理，但影響卻很大，在幾部新的中文分類法問世之前，國內許多圖書館都採用這種辦法來類分中文圖書。以至於影響到後來大規模的改革舊分類法運動。為適應中國國情的更加科學合理的分類注目錄學的產生打下了基礎。

三

鴉片戰爭後，隨著資本主義新文化、新思想和先進科學技術的傳人與擴散。中國的有識之士在開闊眼界的同時深感奮起圖強的緊迫。1890年維新變法運動興起，維新派們認為變法要從振興教育、培養人才、啟迪民智入手，主張在設學會、辦學校、開報館的同時，把開設向社會開放的圖書館作為傳授新知識、新思想的重要措施。維新領袖粱啟超在《戊戌政變記》中提出「開辦圖書館」是強學會的五件大事之一。在維新思潮的推動下，一些開明大臣也紛紛向朝廷建議設置新型藏書樓。1896年，吏部尚書孫宅鼐奏辦官書局，第一條就是要求設新式藏書樓，同年禮部尚書李端芬奏請變法的第一件事也是開設大藏書樓。為實施變法方略，維新領袖康有為等人首先在北京、上海、湖南、廣東、天津等地的維新學會中辦起了學會藏書室，所藏圖書以西書、新書為主，管理制度也比較完善，對圖書采訪、分類、編目、流通借閱都做了詳細的規定。讀者對象，除了維新派成員，還包括—般士大夫和普通市民。可見，學會書樓已經初步具備了社會文化機構的性質，是我國近代圖書館的萌芽。

『肆』 藏書的歷史沿革

南齊陸澄藏書萬余卷，王儉稱之「書櫥」。
南朝梁沈約「好墳籍，聚書至二萬卷，京師莫比」，一說十二萬卷；任防則藏書三萬卷。
穆子容「錄天下書，逢即寫錄，所得萬余卷。」
周密《齊東野語》雲：「今年惟直齋陳氏書最多，蓋嘗仕於蒲，傳錄夾漈鄭氏、方氏、林氏、吳氏舊書至五萬一千一百八十餘卷。」 天一閣始建於明代嘉靖年間，是中國現存最早的古代私家藏書樓，如今藏書30萬卷。
潘曾紘「有意汲古，廣儲縹緗，視學中州，羅致更富」。 清初錢謙益取得劉鳳、錢允治、楊儀及趙琦美四家藏書，累積有七十三大櫃的書籍，多宋元版。
乾隆三十七年開「四庫館」，搜羅全國遺書，得13781種。
劉承乾的「嘉業堂」藏書總量「都計所得約六十萬卷，費逾三十萬。」
嚴可均「著書不輟，藏書至二萬卷」
許宗彥「藏書三十六櫥，類多精善」
嚴元照「所居芳椒堂，聚書數萬卷」
陸心源「書凡四千部為卷二十萬有奇，為冊四萬四千餘」
張鈞衡「羅集宋、元、明、清各種精品十餘萬卷」
清末的藏書家仍不少，多集中於蘇州之域，如潘祖蔭建有「滂喜齋」與「功順堂」，金天翮建有「天放樓」，吳梅建有「奢摩他室」與「百嘉堂」，鄧邦述有「群碧樓」，莫裳有「銅井山房」，胡玉縉有「許庼」，江標有「靈鶼閣」，葉昌熾有「奇觚庼」等。

『伍』 中國書籍的演變過程

中國古代書籍裝幀的幾種形式和演變過程
1、繩串聯
中國的書籍出版有著悠久的歷史，書籍的裝幀形制，也是隨著書籍的生產工藝和所用材料的發展變化而不斷地演變著。
一般認為，中國最早的書籍是商代刻有文字的龜甲或獸骨，距今已有3000餘年。當時，為了便於保存，將內容相關的幾片甲骨用繩串聯起來，這就是早期書籍的裝幀形式。
從商代後期開始，出現了青銅器銘文，統治者將重要文書鑄於青銅器上。特別是到了西周，銘文可以容載較多的文字。西周的毛公鼎的銘文達500字，因人們多把古代這種鑄之銅器上的銘文看作古代「原始書籍」形式之一，故多數書史家認為，它也是古代書籍裝幀的一種形制。
2、竹簡
竹簡是紙發明前最具代表性的書籍形制。它可以根據文章的長短，任意確定簡數，一簡書字一行，最後用上下兩道繩編串起來，卷捆後保存，還有葦編和絲編兩種，考究者用織物縫袋裝入。竹簡約起源於西周後期，一直延用到公元4世紀。竹簡除以竹製成外，也有用木者稱木簡。與竹簡
並行的還有木牘，製成長方形木片，用於書寫短文。
3、帛書
帛書是略晚於竹簡的一種書籍形式，它是將文字書寫於絲織品上，其裝幀形制是縫邊後成卷存放，由於材料昂貴，多為統治者書寫公文或作繪畫用，一般書籍使用較少。
4、石經（石碑）
石經也是古代書籍的一種形制。最有代表性的是《熹平石經》，它開刻於東漢熹平四年（公元175年），將儒家七經刻於46塊石碑上，總字數20多萬字。它立於洛陽太學門前，供人們閱讀、傳抄和校正，它的功能超過了一般書籍。其形制是雙面刻字，文字豎向閱讀行列整齊，碑呈U字形排列。其它如隋代開刻的房山雲居寺佛教石經，雖年代晚於《熹平石經》，但其影響更大，價值亦高。
5、拓印（卷軸）
紙張發明後，出現了一種拓印形式。它可以將各種石刻文字復制在紙上，經裱裝成卷後便於保存和閱讀。後來這種方法又用於青銅銘文的拓印和陶文的拓印。從南北朝到隋代的宮廷藏書中，各種拓印件是一個重要的類別。
紙發明於公元前二世紀；從公元二世紀起，紙才較多地用於書寫；公元二世紀，紙的使用才更為普遍，成為書籍載體的主要材料，紙質寫本書籍的裝幀形制有多種變化，最早的寫本書延用了簡策和帛書的形式，即卷軸裝。唐代初期，在卷軸裝的基礎上，又出現一種旋風裝，過去，由於只見記載，未見實物，因而對旋風裝的形制眾說不一。宋代張邦基稱這種裝幀為「逐頁翻飛，展卷至末，仍合為一卷」；清代葉德輝稱其為「鱗次相積」；也有人認為是將經折裝首尾相連即為旋風裝。後來發現了唐代《唐韻》寫本，是將所寫書頁逐張依次錯開貼於卷軸底紙上，閱讀時打開逐頁翻閱，讀畢仍卷為一軸，其外觀與卷軸相同，從而證明前兩種說法是正確的。
6、經折裝、旋風裝和蝴蝶裝（印刷術發明初期、遼金時代的書籍裝幀）
經折裝起源下南北朝，其形制是將所寫書頁按順序裱貼在一起，再一正一反連續折疊，再裱以前後護封。
印刷術發明前，書籍的裝幀形制，一般只有上述幾種。印刷術發明後，卷軸裝、經折裝仍在繼續使用，但在使用材料，開本的大小，裝潢工藝等方面，仍不斷有新的發展。並且隨著印刷技術的發展，新的書籍裝幀形式也不斷出現，先後有蝴蝶裝、包背裝、線裝等。
印刷術的發明，標志著書籍的出版進入了新的時期。由於生產手段的改變，使書籍能夠快速大量地生產，使更多人能有讀書機會；書籍需求量的增加，又促使了出版印刷業的繁榮和發展。出版者對書籍的裝幀形制則越來越重視，從開本的選用、版芯的大小、字體和行格、裝幀形式、封皮的用料等，都體現了完整的古代書籍裝幀藝術。
印刷術發明於隋未唐初，現存最早的印刷品是刻印於公元704年前後的《無垢凈光大陀羅尼經》，敦煌發現的《金剛經》。刻印於公元868年，都為卷軸裝。由此可知，卷軸裝為印刷術發明初期最常用的一種裝幀形式。最早印刷的一般書籍是《唐韻》，其裝幀形式可能是旋風裝，約印於唐晚期。
從唐到五代，印刷還不普及，只有西安、四川、淮南、汴京、吳越等地有印刷記載。到宋代，出版印刷業才逐漸普及，政府印書、民間印書、學校印書、寺院印書都發展起來，印書的地域也更為廣闊。與此同時，北京也出現了出版印刷業。過去對遼代北京印刷的書籍，多數只見於記載，實物留傳的很少。例如：遼統和十五年（公元997年）燕京僧行均編的《龍龕手鏡》，乾統年
間（公元1101～1110年）刻印的醫書《時後方》、《百一方》，以及遼代刻印工程浩大的佛經總集《契丹藏》。1974年在山西應縣木塔四層佛像胸中，發現了一批遼代印刷品，大部分為北京所刻印，其中刻印年代最早的是遼統和八年（公元990年）「燕京仰山寺前楊家印造」的《土生經疏科文》一卷，最晚的為天慶年（公元1111～1121年）刻印的《菩薩戒壇所牘》一書。其他書籍有《契丹藏》及遼代刻印經卷47件，遼刻書籍8件，雕印著彩佛像6件，其刻印年代為公元990～1121年之間。從這些印刷品的題記中，我們還知道了一批遼南京（今北京）的刻印單位，其中有「燕京仰山寺前楊家」、「燕京檀州街顯忠坊南頰住馮家」、「大吳天寺福慧樓下成家」、 「燕京憫忠寺」、「燕京聖壽寺」等。由此可以看出，遼代北京的印刷業已十分興盛。
北宋最早刻印的書為開寶五年（公元972年）的《尚書》和《經典釋文》，《開寶藏》則刻印於開寶四午《公元971年》至太平興國八年（公元983年）。而北京最早刻印的書籍，比北宋只晚18年，由此可見北京出版印刷的歷史，也是十分悠久的。
從這些遼代北京的印刷品來看，多數為卷軸裝，也有蝴蝶裝和經折裝。有的書籍還經過染潢防蟲處理。其中《契丹藏》是最具代表性的遼代北京印刷品，紙墨、刻工、裝幀都十分考究。每卷卷首都有圖畫，代表了我國古代書籍重視插圖的優良傳統。從遼代現存書籍的刻印、裝幀水平來看，北京的書籍出版印刷的歷史，似應再向前推移。
在應縣木塔中，還發現幾件雕版印刷著彩佛像，它是採用雕版方法印刷線條輪廓後，再用手工塗染成彩色。這是距今發現最早的印刷塗彩張貼掛圖。
公元ll27年，金滅遼，定燕京（今北京）為中都，這里成為北方的政治、文化中心。海陵王貞元元年（公元1153年），金政府設立秘書監和國子監，專門從事書籍的收集、出版、印刷。金軍佔領汴京後，又將那裡的大批書籍、印版運到北京，汴京的一批刻版、印刷、裝訂工匠也來到北京，使北京的刻印裝力量又進一步擴大，由於金政府的重視，北京出書的品種大大超過遼代。據統計，金代北京出版刻印的書籍有經史子集。醫學、道藏和佛藏，總計超過200種。
金代北京的書籍裝幀形制，大約與南宋相同，北京的印刷品中卷軸裝已很少使用，佛藏和道藏多用經折裝，一般書籍多用蝴蝶裝。
蝴蝶裝是印刷術發明後新出現的書籍裝幀形式。有人推斷，五代馮道組織刻印儒家經典，使用的就是蝴蝶裝，但無實物留傳，還難以確定。北宋初年，所印經、史著作，都用蝴蝶裝，並很快在全國通行。從遼代開始，北京也使用蝴蝶裝，其進程大體和中原一帶相當。蝴蝶裝的應用，是書籍裝幀形制的一大改革。是書籍從卷軸、經折向冊頁的轉變，從而確定了一直延用至今的書籍基本裝幀形制。
7、包背裝（元代、明代的書籍裝幀）
公元1264年，元世祖忽必烈遷都燕京，改名為大都，此後近百年間，北京成為全國政治、文化的中心。元朝在出版，印刷等方面，有著突出的成就，例如，印書的品種超過前代；木活字的首創和應用，朱墨雙色套印書籍以及包背裝的推行和廣泛應用等。
元政府十分重視書籍的收藏、出版和印刷，編修所、秘書監、經籍所主要從事書籍的出版、印刷和收藏，興文署、藝文監、廣成局、國子監等機構，也從事書籍的出版印刷。政府還設立專門的歷書編印機構、每年出版印刷大歷、小歷、回回歷三種，印量達300多萬冊。由於政府的提倡，京城民間的印刷業也十分繁榮，他們編印的多為戲曲、話本、詩詞等書。
元代北京出版書籍的裝幀形式，以蝴蝶裝、經折裝為主，蝴蝶裝多用於一般書籍，如政府編印的經史類書籍。經折裝則多用於佛經。在字體方面則多選用趙體，民間出現的話本中，使用了較多的簡化字。
元代的蝴蝶裝書籍中，出現了一種開本較大、版芯較小的書籍裝幀形式，這是前代所少見的。如元大德年間刻印的《夢溪筆談》一書，開本為高416毫米，寬280毫米，而整版版芯的尺寸只有高152毫米，寬200毫米，版面的四邊留有很大的空白。兩空白面之間墊一張白紙，並與兩白面粘連在一起，克服廠一般蝴蝶裝在閱讀時需翻過一空白頁的缺點。封皮用硬紙裱以織物。這種裝幀形式在古代是很少有的。
元代中期開始，書籍多用包背裝。色背裝的工藝特點是：本頁齊中縫文字向外折疊，配頁後，撞齊，訂口在書頁空白邊，用紙捻穿訂扎平，訂口外裁切，書背刷糨糊，貼上封皮後，裁切上下書口。一般書籍多用厚紙作封皮，宮廷用書，則用紙裱以黃綾。元代北京印刷的《秘書監志》一書中，記有表背匠焦慶安的打麵糊物料配方：黃蠟、明膠、白礬、白芨、藜簍、皂角、茅香各一錢，藿香半錢，白面五錢，硬柴半斤，木炭二兩。這個配方中，包括了粘合劑、防腐劑和芳香劑三大部分，可見當時書籍裝幀的用料是很科學的，它可以使書籍長久保存。
包背裝較蝴蝶裝有很多優點，一是閱讀方便，二是書籍更為堅固耐用。也是書籍裝幀形式的一個重要階段，它更接近於今天書籍的裝幀形式。
明代是我國古代出版印刷業最為輝煌的時代，而只有到了明代，北京才真正成為全國出版印刷的中心。
明代的中央很多機構，都從事出版印書活動，而印書的內容按其職能各有側重，北京國子監主要印刷教育用書（如經史類書），欽天監以印歷書為主，禮部主管地方政府的印刷，此外如都察院、太醫院、史局、兵部、工部、順天府等機構，也都從事過印書活動。有的部門還設有印刷所。
明代在北京設立的司禮監經廠，是一所歷史上規模最大的印刷廠，其總人數為120O人。其中從事書籍裝幀的工匠就有700多人。明代北京的民間印刷業也很繁榮，分布在京城的印刷作坊有十幾家。
明代北京的書籍裝幀，是歷代集大成者。書籍的開本大小、開本比例形式多種多樣，歷代的書籍裝幀形式，都有使用，而工藝則更為考究。
明代北京所印書籍的裝幀形制，以經廠本最有代表性。它所印的經史類書籍，版面行格疏朗，字體楷書端正，大黑口、雙魚尾、注釋用雙行小字，多採用包背裝。藏書家多稱「監書天下第一」。經廠印刷的《大統歷》，有兩種裝幀形式，一種是包背裝，一種是經折裝，印刷有墨印和藍印兩種。凡經廠所印的各種書籍，封皮用料有幾種不同的檔次，以黃綾裱紙包皮者，多供宮廷使用；以素色綾絹裱皮者，多供官員使用；以厚紙包皮者，可供一般官員使用或向民間出售。經廠印裝的《大藏經》（北藏），為經折裝，長度約一尺，封皮用硬紙裱以黃綾及各色彩綾，其裝潢十分考究。明代北京的巨帖寫本書《永樂大典》，共11095冊，書高一尺七寸，寬一尺，為歷代開本最大的書，也近似於黃金比例。該書為包背裝，封皮裱以黃綾，是歷代書籍裝幀中最為壯觀者。
線裝是明代興起的一種新型書籍裝幀形制，也是我國古代最完美的一種書籍裝幀形式。線裝書的加工流程為：折頁、配頁、撞齊、訂紙捻、配
封皮、三面裁切、打眼、穿線、包書角等。明代線裝書的封皮，多數為紙面，選用較厚的紙，或幾層紙滾貼而成。較為考究的書皮，則在厚紙上滾
以布、綾、錦、絹等織物，包角是在書的訂口上下兩角裁切邊處貼以細絹，以使其美觀堅固。有的書還有書根，即在書的下切口靠訂口處寫上書名
及卷次，以便於閱讀時查找。線裝的訂眼是為了穿線，隨書的開本大小和設計要求，有四眼、六眼、八眼不等。訂線多用白絲線穿雙道，書要壓
實，線要拉緊。明代孫從添在《藏書紀要》中說：「訂線用清水白絹線雙眼訂結，要訂得牢揪得深，方能不脫而緊，如此訂書乃為善也。」
8、線裝書（明清時代的書籍裝幀）
線裝書的封皮文字稱書箋，只有書名和卷次，印或寫在長條紙上，貼於封面的左上角。扉頁所載內容較詳細，有書名、出版印刷者名、出版年代等。更詳細的出版情況，多印於書後。有些政府出版的書籍，還在書的第一頁或封面蓋有印章。最有代表性的是經廠印刷的《大統歷》，不但蓋有政府公章，並有政府文告，申明不得私自翻印。
明代北京的書籍裝幀還包括函套，以便將一部書的各冊包裝為一個整體。函套多用厚紙板外裱以藍布（也有用綾錦者），隨書的大小、厚度而制。函套的形式有兩種。一種是四麵包裹，露出書的上下口，稱半包式；另一種是將書的六面全部包裹，稱全包式。除厚紙布面函套外，還有夾板和木匣兩種外包裝，夾板式是用兩片與書同大小的木板，夾於書的上下，再用布帶捆牢。木匣則是按一部書的大小，製成木匣，將書裝入。
明代北京的版本中，還有一種書頁內襯紙的裝幀形式，這多用於較薄的紙張，有一種羅紋紙，薄如蟬翼，透印嚴重，襯紙後不但克服了透印現象，也增加了書頁的強度。
由於刻版和印刷技術的發展，為書籍的裝幀藝術提供了良好的條件，其中包括版面藝術、字體藝術，插圖藝術和文字的多色印刷。明以前的印書字體，多選用顏、歐、趙等名家書體。明初開始，書籍用字一改傳統風氣，改用橫平豎直，橫輕豎重的匠體字，這就是現在書籍常用的宋體字。宋體字萌芽於宋，由還不成熟而未能推廣。成化年間，國子監、經廠的版本中，開始使用宋體字，從而很快在全國推廣，字體的風格也有粗體、中粗體和細體幾種。這種印刷專用字體的廣泛應用，標志著古代書籍版面藝術的新發展。我國古代書籍的插圖藝術，有著優良的傳統。唐代的佛經印刷中，就配有卷首圖，宋代有插圖的書籍就更多了。到了明代，書籍的插圖藝術達到很高水平，在民間刻印的戲曲、話本中，使用較多的雕刻精美的插圖；官方出版的科技書、醫學書、方誌書中，也使用了較多的插圖，特別是宮廷使用的啟蒙讀物中，出現了短版彩色印刷的插圖。
出於書籍產量的大增，使社會的中下層人士也有讀書機會，從書籍的裝幀形式來看，也分成不同的檔次。就是經廠本，也分為不同的裝幀檔次，既有供上層使用的豪華本，也有供中下層人士使用的普通本。民間作坊的印本，主要供社會一般人士需要，從刻印到裝幀，也力求簡朴實用，成本較低，在開本上，既有較大的開本，也有中小開本。明代孫從添在《藏書紀要》中說：「裝訂書籍不在華美飾觀，而要護帙有道，款式古雅，厚薄得宜，精緻端正，方為第一。這代表了明代人對書籍裝幀的一般要求。
公元1644年，清政府在北京建都，這里仍為全國的政治、文化中心。清政府十分重視書籍的出版印刷，並設立了專門從事書籍出版印刷的機構--武英殿。
康熙年間，集中了一批知識分子，編纂了《古今圖書集成》，並製造銅活字25萬個，印刷了這一大部頭叢書。乾隆年間，武英殿在金簡主持下，又刻制棗木活字大小各一副，共計253500個，乾隆皇帝親自將活字版定名為「聚珍版」。除用這套木活字排印了《武英殿聚珍版叢書》外，還印了其他一些書籍。清政府除用活宇版印書外，也用雕版印刷了較多的書籍，以《耕織圖》、《南巡圖》等質量最高。
清代北京印刷的一大特點，是民間印刷作坊的興盛，據統計最多時有120多家，集中在隆福寺和琉璃廠兩處。在這些作坊中，也有專門從事書籍裝訂和字畫裱裝者。
清代最通用的書籍裝幀形式是線裝，卷軸裝、經折裝、蝴蝶裝和包背裝等，都有使用。卷軸裝在清代多用於字畫的裝裱，其裝裱工藝十分精緻考究。底面多用上等宣紙，畫芯四邊裱以素色彩綾，軸外裱以錦緞，軸頭用料則分為不同的檔次。經折裝除用於佛經及字帖外，也用於一般書籍，宮廷印刷的《耕織圖》，《南巡圖》等，刻印十分精良，其裝幀採用經折裝，所不同的是開本約一尺見方，封皮用厚紙板裱以黃綾。康熙、雍正年間刻印的《龍藏》，共720冊，全為經折裝，書皮裱以黃綾，10冊一函，規模巨大。蝴蝶裝在宮廷印刷的書籍中也有使用，曾有過清代中期的蝴蝶裝書，用上等宣紙印刷，版邊留有較大空白，封皮用硬紙板裱以黃綾，並有前後環襯頁，一邊裱於封皮內側，裝幀平整，裁切跟齊，屬於宮廷書籍裝幀之上品。包背裝在清代也有較多的使用，乾隆時期編纂的《四庫全書》一套共36315冊，為著名的寫本，共抄寫七部，共計254205冊，全為包背裝。全書封皮用厚紙外裱綾衣，四庫分別用不同顏色，其經庫用綠綾，史庫用紅綾，子庫用藍綾，集庫用灰綾，最後分別用木函裝書。線裝為清代書籍裝幀的主要形式，除皇家用書的封使用料有特殊要求外，一般的線裝書則力求「護帙有道，款式古雅，厚薄得宜，精緻端正」四大要素。其封皮有紙面和市面兩種，封面多貼書簽，書本部較薄，一部書裝於函套。清代線裝書的前面多留有一、二張白頁，其後才是扉頁，內容有書名、刻印者名及年代、地點等。函套多用半包式，底口多有書根字，寫有書名、卷次等。
從開本大小來看，清代則是多種多樣，政府出版物的開本都較大，民間出版物多為中小開本，有一種稱為夾帶本的，是歷代最小的開本，約相當於今天的128開，字很小，但印刷裝訂都很精緻。
清代出現了一種連續性出版物，一種是《晉紳錄》，一種是《京報》，《晉紳錄》按季出版，內容為中央、地方官員的名錄，以紅紙為封皮，稱為紅皮書。《京報》相當於今天的報紙，但也裝訂成冊，每期二三頁或六七頁不等，封皮有白紙，黃紙不等，封面蓋有紅色「京版」二字，有刻版和木活字兩種，由於有時限性，印裝都十分粗糙。但作為連續性出版物，在出版史上也佔有重要地位。
從18世紀初期開始，西方的印刷技術逐漸傳入我國，近代出版印刷業開始興起。隨著新型印刷技術的應用，書籍的裝幀形式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而今天所使用的冊頁裝及矩形開本等基本形式，則起源於我國的宋代，約公元14世紀，逐漸傳向西方。雖然在材料、工藝方法等方面有階改進，但其基本形式，仍為中國古代所首創。

『陸』 古代有哪些藏書家和藏書樓。藏書又什麼特點

藏書家：韋述、蘇弁、趙明誠、司馬光、李清照、元好問、楊士奇、王世貞、黃宗羲、胡震亨等等。

藏書樓：明代范氏天一閣、毛氏汲古閣，晚清四大家的聊城楊以增及其海淵閣、常熟瞿鏞鐵琴銅劍樓 、吳興陸心源皕宋樓、杭州丁丙八千卷樓等。

我國古代有明確記載的藏書家約為4000餘人。大部分屬於私人藏書家。他們建造的藏書樓始於北魏，距今已1500餘年。我國藏書家大多生活在交通便捷、經濟發達的江南地區、也有一部分生活在歷朝政治、文化中心。雖然關於「藏書家」的標准或定義，學者們有不同看法，但江浙地區是中國歷代藏書最繁盛的地方，明清兩代是我國藏書家發展的高峰，這是毫無疑義的。中國古代藏書家雖然將藏書「密不示人」 ，卻將藏書用來治學、修身，甚至治國平天下。其對藏書的利用是有進步意義的。
清代學者洪亮吉將藏書家分為5種：其一是「推求本原，是正缺失」的考訂家；其二是「辨其版片，注其錯偽」的校讎家；其三是「搜采異本，補石室金匱遺亡，備通人博士瀏覽」的收藏家；其四是「第求精本，獨嗜宋刻」的鑒賞家；其五是「賤售舊家中落所藏，要求善價於富門嗜書者」的所謂掠販家。洪氏所說的考訂家等，無一不具有專門之學，就連他最瞧不起的「掠販家」也大多有「眼別真贗，心知古今，閩本蜀本一不得欺，宋槧元槧見而即識」的過硬本領。其實洪氏所說仍有偏頗，古代藏書家除了具有考訂、校讎、收藏、鑒賞的功夫，許多人同時還是文學家、史學家、思想家、政治家和版本目錄校勘學家。

『柒』 書的發展過程

1、最早可追溯於石、木、陶器、青銅、棕櫚樹葉、骨、白樺樹皮等物上的銘刻。將紙莎草用於寫字，對書籍的發展起了巨大的推動作用。約在公元前30世紀，埃及紙草書卷的出現，是最早的埃及書籍雛形。紙草書卷比蘇美爾、巴比倫、亞述和赫梯人的泥版書更接近於現代書籍的概念。

2、簡策

中國最早的正式書籍，是約在公元前 8世紀前後出現的簡策。用竹木做書寫材料的簡策，在紙發明以前是中國書籍的主要形式。

3、帛書

人們用縑帛來書寫，稱之為帛書。帛書是用特製的絲織品，叫「繒」或「縑」，故「帛書」又稱「縑書」。

4、卷軸

公元前2世紀，中國已出現用植物纖維製成的紙，如1957年在西安出土的灞橋紙。東漢蔡倫在總結前人經驗，加以改進製成蔡侯紙(公元105)之後，紙張便成為書籍的主要材料，紙的卷軸逐漸代替了竹木書、帛書(縑書)。中國最早發明並實際運用木刻印刷術。

5、活字印刷術

公元11世紀40年代，中國在世界上最早產生活字印刷術，並逐漸向世界各國傳播。

6、平版印刷

18世紀末，由於造紙機器的發明，推動了紙的生產，並為印刷技術的機械化創造良好的條件。19世紀初，快速圓筒平台印刷機的出現，以及其他印刷機器的發明，大大提高印刷能力，適應了社會政治、經濟、文化對書籍生產的不斷增長的要求。

7、口袋書

指開本小於小32開，印張大致不超過10個印張的書。口袋書的興起，最早可以追溯到1935年7月在倫敦出版的企鵝叢書，這套叢書3年間銷售2500多萬冊，獲得巨大成功。

8、電子書

單純文字形式的書已經不能滿足讀者的要求，因此，CHM和HLP格式的電子書應運而生。

(7)中國古代藏書發展歷史擴展閱讀

古代書籍代稱

1、青簡、韋編、青編

古代沒有紙時，把字寫在竹簡上，用皮繩把竹簡編綴起來，故稱書籍為青簡、韋編。韋就是用來編扎竹簡的皮繩。青編即青絲編，以青絲編結，用來記事，因而古代記事書籍常以青編代稱。

2、芸帙、芸編、芸簽

有了紙以後，人們為了防止蟲對書的咬噬，常在書里放芸香，後人便用芸帙、芸編、芸簽等代稱書籍。

3、縹緗、緗帙、緗縹、縹帙

縹是青白色絲織物，緗是淺黃色的絲織物，古人常用這兩種絲織物作書籍的封皮、封套，縹緗等遂成為古代書籍的代稱。

4、墳典、墳籍

傳說古代早期的典籍有三墳五典、九丘八索。墳典是三墳五典的簡稱，三墳五典、九丘八索有時用來泛指古代典籍，而墳典、墳籍則常用作古代典籍的代稱。

5、二酉

代指豐富的藏書。相傳小酉山石穴中藏書千卷，乃是秦人留下之物，後則用以代指豐富的藏書。

『捌』 藏書閣的歷史

最古老的藏書閣是浙江寧波的天一閣。天一閣是明代兵部侍郎范欽創建於嘉靖年間的私人藏書樓，也是亞洲現存最古老的一家圖書館。因它走過了一段極端艱難的藏書歷程，因而被認為是中國古代藏書樓的典範和文化奇跡，從而成為中國藏書文化的象徵。為全面展示範氏十三代族人及地方有識之士、歷代文化名人在天一閣發展史上傾注的心血，引導人們更好地暢游天一閣藏書文化的歷史時空之旅，天一閣博物館對原有陳列作了徹底改造。新的陳列以天一閣發展歷史為線索、藏書文化為核心、收藏的古籍為主要載體，分范氏私藏期、社會參與期和國家公藏期三階段，在范氏最早藏書處－－東明草堂、范氏故居、府學藏書樓－－尊經閣、千晉齋等天一閣不同時期的建築空間，展示了天一閣不同發展時期藏書文化。系統、全面地講述了天一閣430多年的故事，力求營造一種書香盈溢的氛圍。天一閣原有藏書7萬卷，至解放時因戰亂等原因散失減至1．3萬卷，後經天一閣文物工作者悉心訪求和寧波藏書家的慷慨捐贈，又尋回范氏原藏4000卷，加上向社會徵集的古籍，新天一閣現已有藏書30萬卷。歷了430年的風雨坎坷，我國現存歷史上最悠久的民間藏書樓，也是世界上現存最早的民間藏書樓之一的天—閣，經整修後於近日正式對外開放。天—閣博物館總體布局有藏書文化區、園林休閑區、陳列展覽區三大功能區組成。這次整修，天一閣博物館對原有的陳列做了徹底的改造，新的陳列以天一閣發展歷史為線索、以藏書文化為核心、以收藏的古籍為主要載體，分范氏私藏期、社會參與期和國家公藏期三階段。

『玖』 書籍的發展史

1、概述

書籍的歷史和文字、語言、文學、藝術、技術和科學的發展，有著緊密的聯系。它最早可追溯於石、木、陶器、青銅、棕櫚樹葉、骨、白樺樹皮等物上的銘刻。將紙莎草用於寫字，對書籍的發展起了巨大的推動作用。約在公元前30世紀，埃及紙草書卷的出現，是最早的埃及書籍雛形。紙草書卷比蘇美爾、巴比倫、亞述和赫梯人的泥版書更接近於現代書籍的概念。

2、簡策

中國最早的正式書籍，是約在公元前 8世紀前後出現的簡策。西晉杜預在《春秋經傳集解序》中說：「大事書之於策，小事簡牘而已。」這種用竹木做書寫材料的「簡策」(或「簡牘)，在紙發明以前，是中國書籍的主要形式。將竹木削製成狹長的竹片或木片，統稱為簡，稍寬長方形木片叫「 方」。若干簡編綴在一起叫「策」(冊)又稱為「簡策」，編綴用的皮條或繩子叫「編」。

3、帛書

中國古代典籍，如《尚書》、《詩經》、《春秋左氏傳》、《國語》、《史記》以及西晉時期出土的《竹書紀年》、近年在山東臨沂出土的《孫子兵法》等書，都是用竹木書寫而成。後來，人們用縑帛來書寫，稱之為帛書。《墨子》有「書於帛，鏤於金石」的記載。帛書是用特製的絲織品，叫「繒」或「縑」，故「帛書」又稱「縑書」。

4、卷軸

公元前 2世紀，中國已出現用植物纖維製成的紙，如1957年在西安出土的灞橋紙。東漢蔡倫在總結前人經驗，加以改進製成蔡侯紙(公元105)之後，紙張便成為書籍的主要材料，紙的卷軸逐漸代替了竹木書、帛書(縑書)。中國最早發明並實際運用木刻印刷術。公元 7世紀初期，中國已經使用雕刻木版來印刷書籍。在印刷術發明以前，中國書籍的形式主要是卷軸。公元10世紀，中國出現冊葉形式的書籍 ，並且逐步代替卷軸，成為世界各國書籍的共同形式。

5、活字印刷術

公元11世紀40年代，中國在世界上最早產生活字印刷術，並逐漸向世界各國傳播。東到朝鮮、日本，南到東南亞各國，西經中近東到歐洲各國，促進了書籍的生產和人類文化的交流與發展。

公元14世紀，中國發明套版彩印。15世紀中葉，德國人J.谷登堡發明金屬活字印刷。活字印刷術加快了書籍的生產進程，為歐洲國家所普遍採用。15～16世紀，製造了一種經濟、美觀、便於攜帶的書籍；荷蘭的埃爾塞維爾公司印製了袖珍本的書籍。

從15～18世紀初，中國編纂、繕寫和出版了卷帙浩繁的網路全書性質和叢書性質的出版物── 《永樂大典》、 《古今圖書集成》、《四庫全書》等。

6、平版印刷

18世紀末，由於造紙機器的發明，推動了紙的生產，並為印刷技術的機械化創造良好的條件。同時，印製插圖的平版印刷的出現，為膠版印刷打下基礎。

19世紀初，快速圓筒平台印刷機的出現，以及其他印刷機器的發明，大大提高印刷能力，適應了社會政治、經濟、文化對書籍生產的不斷增長的要求。

『拾』 中國古代藏書包含哪四個分支

經史子集
我國古代來圖書分自為四部，即「經史子集」，四部的名稱和順序是是在《隋書·經籍志》中最後確定下來的。具體劃分如下：
經部：指儒家學說，儒家經書開始有五部，即詩、書、易、禮、春秋，稱為「五經」。從唐代到宋代，形成十三經，即易、書、詩、周禮、儀禮、禮紀、左傳、公羊傳、穀梁傳、論語、孝經、爾雅、孟子。
史部：指記載歷史興衰治亂和各種人物以及制度沿革等的歷史書，遠在四千多年前，中國即有歷史的記錄。各種體裁的歷史著作都屬於這一類。司馬遷的《史紀》為中國正史的開始，以後幾乎每朝一史，共有二十四史。此外古史、野史、法典、地誌、職官、政書、時令等，凡記事的書籍均歸入史部。
子部：指記錄諸子百家及其學說的書籍。春秋戰國之際，學者輩出，百家爭鳴，哲學、名學、法學、醫學、算學、兵學、天文學、農學十分發達。每家著書一種，後人因為次於經書而成一家之言，所以稱為子書，道教、宋明理學、清朝的考據學也都歸入子部。
集部：凡歷代作家的散文、駢文、詩、詞、曲等集子和文學評論著作，均歸入此類。屬於一人所有的稱為別集，匯選若幹人的作品稱為總集，有關詩的集子稱為詩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