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緬兩國交流的歷史意義

⑴ 絲綢之路的開辟對古代世界各地的交流有什麼歷史作用

絲綢之路的開辟,有力地促進了東西方的經濟文化交流,對促成漢朝的興盛產生了積極的作用.這條絲綢之路,至今仍是中西交往的一條重要通路.在工業化到來的時刻,完成了它的使命.它已被東起連雲港,西至荷蘭鹿特丹的10900公里長的新亞歐大陸橋所取代.但是,它仍有可開發的新價值.

⑵ 中國古代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對中華民族的意義

一是經濟的交流發展.驢、騾,小麥都是由少數民族經西亞傳入中原的,玉米、高梁(也是由少數民族傳入內地的,而游牧民族生活必需品則全部來自中原地區.中原的糧、絲、茶與游牧民族、漁獵民族的肉類、奶類、油類等產品,構成整個中華古代農業生產的基本產品.這種經濟上相互補充,互相依存的兼容性,必然形成經濟上的民族親合力,由此而產生政治上的凝聚力.
二是科學文化的進步.普通話的形成和發展歷經了遼南語、燕京語與通古斯語等語系的相互沖擊、吸收和錘煉.漢字也吸收了不同民族文字和宗教文化的內容.各民族通過文化及科學上的相互交流和促進,共同推動了中華文化和科學的發展.
三是各族群眾生活水平的提升.各民族的衣、食、住、行也都程度不同地相互吸收、相互促進.漢族的菜餚製作方法和以穀物為主的飲食結構,逐步被其他民族所接受.同樣由周邊民族地區傳來的磨面技術、燒酒製作技術也被漢族充分利用並得到了發展,從而豐富了各自的飲食文化.中原地區的磚、瓦結構的建築已被幾乎所有的民族接受並付諸實施,而由少數民族傳入中原的床、桌、椅等,又被各民族所喜愛並廣泛使用.

⑶ 說說古代中國通過一帶一路加強對外交流的史實

一、路上絲路

張騫出使西域

甘寧出使大秦
玄奘西行

東西方相互傳入和移植的東西很多，醫術、舞蹈、武學和一些著名動植物，都使雙方增加了不少視野。漢代習將西方輸入的東西冠以胡字，如胡琴、胡瓜、胡蘿卜等；唐代則習將它們名稱冠以海字，如海棠、海石榴、海珠（波斯灣珍珠）等。據《唐會典》載，唐王朝曾與三百多個國家和地區相通使交往，每年取道絲綢之路前來長安這個世界最大都市的各國客人，數目皆以萬計，定居中國的，單廣州便以千計。

中國古代技術西傳 21世紀初已知最古老的印刷品：唐代的《金剛經》就發現於敦煌。造紙術曾經為中國古代科技領先於世界作出了巨大的貢獻，然而這種技術似乎只有東亞及南亞部分國家才有發達的造紙工業。隨著絲綢之路的開辟，紙製品開始在西域以及更遠的地方出現。人們已在在樓蘭遺跡的考古發現了2世紀的古紙。而中亞地區雖然也是用紙，但沒有發現造紙工業的證據。很多人認為造紙術的西傳為歐洲及中亞帶來了一次巨大的變革，而最初這場變革卻是殘酷的：唐朝與新興的阿巴斯王朝在中亞的勢力摩擦不斷。在對中亞政治格局具有強大影響
亞非歐商業往來（2世紀初）
力的怛羅斯戰役中，阿拉伯人將中國戰俘沿著絲綢之路帶回撒馬爾罕，而這些戰俘中就有長於造紙術的中國工匠。最終造紙術就這樣傳播到世界各地。

二、海上絲路
海上絲綢之路，是指古代中國與世界其他地區進行經濟文化交流交往的海上通道。海上絲綢之路是由當時東西洋間一系列港口網點組成的國際貿易網。在唐宋元的繁盛期，中國境內主要有泉州、廣州、寧波三個主港和其他支線港組成[1] 。其中，泉州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唯一認定的海上絲綢之路起點。
秦代：海路西探，到達東南亞諸國，並且到達印度。
兩漢：最早、最詳細記載海上「絲綢之路」航線的是著名的《漢書・地理志》。西漢初年，漢武帝平南越後，即派使者沿著百越民間開辟的航線遠航南海和印度洋，經過東南亞，橫越孟加拉灣，到達印度半島的東南部，抵達錫蘭（今斯里蘭卡）後返航。漢武帝時期開辟的航線，標志著海上絲綢之路的發端。
三國：三國時代，東吳雄踞江東，竭力發展經濟，開創造船業，訓練水師，以水軍立國，並派遣航海使者開發疆土，與外通好。東吳時期因為同曹魏、劉蜀在長江上作戰與海上交通的需要，積極發展水軍，船艦的設計與製造有有了很大的進步。
孫吳武裝船隊出海百餘艘，隨行將士萬餘人，北上遼東、高句麗（今朝鮮），南下夷州（今台灣）和東南亞今越南、柬甫寨等國，吳國滅亡時，有戰船、商船等5000多艘。據有學者考證，當時孫吳造船業已發明了原始水密隔艙。孫吳發達的造船業對後世出海遠航造成了更為有利便捷的條件，由於航海術的提高，三國孫吳多次派使者出海遠航，成為開拓性的壯舉。東吳黃武四年（225年）扶南國王范旃遣使來吳國，歷時四年，在229年到達東吳，獻琉璃。孫權派遣中郎康泰出使扶南國。黃武5年（226年）大秦商人到交趾、吳國首都建業（今南京）。法顯陸上西行，海上歸國，由印度多摩利底經獅子國、耶婆提、到山 東牢山。
魏.晉.南朝：魏晉南北朝時期，是海上絲綢之路的拓展時期。在這一時期，廣州已成為計算海程的起點。通過廣州來中國經商的國家和地區大為增加．有15個之多。
隋.唐.五代：與中國通商的國家：赤土、丹丹（今馬來西亞吉蘭丹）、盤盤、真臘、婆利等。中唐之後，西北絲綢之路阻塞，華北地區經濟衰弱，華南地區經濟日益發展，海上交通開始興盛[3]。與中國通商的國家：拂菻、大食、波斯、天竺、獅子國、丹丹、盤盤、三佛齊。
航路：由泉州或廣州啟航，經過海南島、環王國（今越南境內）、門毒國、古笪國、龍牙門、羅越國、室利佛逝、訶陵國、固羅國、哥谷羅國、勝鄧國、婆露國、獅子國、南天竺、婆羅門國、新度河、提羅盧和國、烏拉國、大食國、末羅國、三蘭國。同時，唐代即有唐人移民海外。其中，2001年韓國林氏到泉州惠安彭城尋根謁祖更傳為佳話，唐林氏始祖渡海韓國繁衍至今120萬人。
宋代：據中國古典文獻記載，在宋元符年間（1098年-1100年），中國海船已經用羅針導航，到了明代海船普遍用羅針導航；當時掌管船隻航行方向的舟師都備有秘密的海道針經，詳細列出從廣州或泉州往返西洋各地的針路。宋朝先後在廣州、杭州、寧波、泉州、膠州、嘉興府（秀州）華亭縣（今松江）、鎮江府、蘇州、溫州、江陰、海鹽等地設立市舶司專門管理海外貿易。其中以廣州、泉州和明州最大。泉州在南宋中後期更一躍成為世界第一大港之一、東方第一大港。
與中國通商的國家：占城、真臘、三佛齊、吉蘭丹、渤泥、巴林馮、蘭無里、底切、三嶼、大食、大秦、波斯、白達、麻嘉、伊祿、故臨、細蘭、登流眉、中理、蒲哩魯、遏根陀國、斯伽里野、木蘭皮等總計五十八個國。出現了《嶺外代答》、《諸蕃志》，記載與中國通商國家情況的專著。
元代：元世祖忽必烈在位時由於連年對外征戰和失敗，因而先後進行了四次海禁。第一次「海禁」發生在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年初。第一次海禁從公元1292年到1294止。第二次海禁1303至1308年止。第三次海禁從1311年到1314年止。第四次海禁從1320年到1322年結束。1322年復置泉州、慶元（寧波）、廣州市舶提舉司，之後不再禁海。中國大航海家汪大淵，由泉州港出海航海遠至埃及，著有《島夷志略》一書，記錄所到百國。
明代：明太祖洪武三年（1370年），為了抵制蕃貨，「罷太倉黃渡市舶司」。洪武七年（1374年），撤銷泉州、明州、廣州三個市舶司。洪武十四年（1381年），以「倭寇仍不稍斂足跡」為由，禁瀕海民私通諸國。洪武二十三年（1390），再次發布「禁外藩交通令」。洪武二十七年（1394），下令一律禁止民間買賣及使用舶來的番香、番貨等。洪武三十年（1397年）再次發布命令禁止下海通番。 鄭和下西洋，《明會典》記錄了130個朝貢國，其中海上東南夷有62國。
清代：清廷入關之後，清廷為了禁止和截斷東南沿海的抗清勢力與據守台灣鄭成功鄭經的聯系，以鞏固新朝的殖民統治，曾於順治十二年（1655年）、十三年（1656年）、康熙元年（1662年）、五年（1666年）、十四年（1675年）五次頒布禁海令；並於順治十七年（1660年）、康熙元年（1662年）、十七年（1678年）三次頒布「遷海令」，禁止人民出海貿易。
1683年清軍攻佔台灣後，康熙接受東南沿海的官員請求，停止了清前期的海禁政策。但是康熙的開海禁是有限制的，其中最大的限制就是不許與西方貿易。康熙曾口諭大臣們：「除東洋外不許與他國貿易，「海外如西洋等國，千百年後中國恐受其累，此朕逆料之言」。而且此時日本的德川幕府為了防止中國產品對日本的沖擊，對與清廷的貿易也採取嚴格的限制。因此，此時的海外貿易與明末相比，已經大為衰弱。
到了乾隆以後，清廷開始實行全面的閉關鎖國政策，一開始是四口通商，到後來只有廣州開放對外通商，且由十三行壟斷其進出貿易。清廷的閉關鎖國政策完全阻礙了清國與西方世界的接觸，使清國喪失了與世界同步發展的最佳時期，為後來清國百年積弱落後埋下伏筆。當時西洋的科技發展蓬勃，漸漸地超越了以土耳其（奧斯曼帝國）為首的伊斯蘭世界和以清國為首的東方世界。

⑷ 古代兩國間即使相隔甚遠也會派出使臣，這是為什麼

這是因為古人很深刻地領會了遠交近攻的戰略方針。

古時候國與國之間，基本無法避免因為領土問題造成的糾紛，甚至很多還因此造成戰爭的情況，其實不僅僅是古代，就連現代的任意兩個鄰國，之間基本多多少少存在一些領土問題，這些問提很多都會成為日後雙方沖突的導火索，所以古代的鄰國之間其實是很難搞好關系的。

而且古代的通信和交通完全沒有現在這樣發達，這些出使他國的使臣還有收集情報的任務，他們被派到敵人的鄰國附近，使臣常年居住在哪裡，如果敵國有什麼異動，他們會第一時間報告給自己的國家。這樣就能讓自己國家在對外戰爭之中獲得先機。

⑸ 古代歷史在對外交流中作出重要貢獻的歷史人物

第一位——張騫
西漢時期外交家。漢中成固（今陝西城固）人。漢武帝建元元年（ 前140）為郎。武帝欲聯合大月氏共擊匈奴，張騫應募任使者，於建元二年出隴西，經匈奴，被俘。在匈奴10年余，娶妻生子，但始終秉持漢節。後逃脫，西行至大宛，經康居，抵達大月氏，再至大夏，停留了一年多才返回。在歸途中，張騫改從南道，依傍南山，企圖避免被匈奴發現，但仍為匈奴所得，又被拘留一年多。元朔三年（前126），匈奴內亂，張騫乘機逃回漢朝，向漢武帝詳細報告了西域情況，武帝授以太中大夫。張騫在大夏時，得知由蜀（今四川盆地）西南取道身毒（今印度）可通大夏，因勸武帝開西南夷道，但為昆明夷所阻，未能通。後張騫復勸武帝聯合烏孫（在今伊犁河流域），武帝乃拜騫為中郎將，率300人，牛羊金帛以萬數，出使烏孫。張騫到烏孫，分遣副使往大宛、康居、月氏、大夏等旁國。烏孫遣使送張騫歸漢，並獻馬報謝。元鼎二年（前115），張騫還。翌年卒 。他所遣副使後相繼引西域諸國使者來漢；烏孫後來終於與漢通婚，共擊破匈奴。漢能通西域，由張騫創立首功。因張騫在西域有威信，後來漢所遣使者多稱博望侯以取信於諸國。張騫對開辟從中國通往西域的絲綢之路有卓越貢獻，至今舉世稱道。
第二位——毛遂

毛遂自薦的成語典故：

戰國時，秦軍在長平一線，大勝趙軍。秦軍主將白起，領兵乘勝追擊，包圍了趙國都城邯鄲。

大敵當前，趙國形勢萬分危急。平原君趙勝，奉趙王之命，去楚國求兵解圍。平原君把門客召集起來，想挑選20個文武全才一起去。他挑了又挑，選了又選，最後還缺一個人。門下有（一個叫）毛遂的人，走上前來，向平原君自我推薦說：「毛遂（我）聽說先生將要到楚國去簽訂『合縱』盟約，約定與門下食客二十人一同（前往），而且不到外邊去尋找。現在還少一個人，希望先生就以（我）毛遂湊足人數出發吧！」平原君說：「先生來到（我）趙勝門下到現在（有）幾年了？」毛遂說：「到現在（有）三年了。」平原君說：「賢能的士人處在世界上，好比錐子處在囊中，它的尖梢立即就要顯現出來。現在，處在（我）趙勝的門下已經三年了，左右的人們（對你）沒有稱道（的話），趙勝（我）也沒有聽到（這樣的）贊語，這是因為（你）沒有什麼才能的緣故。先生不能（一道前往），先生請留下！」毛遂說：「我不過今天才請求進到囊中罷了。如果我早就處在囊中的話，（我）就會象禾穗的尖芒那樣，整個鋒芒都會挺露出來，不單單僅是尖梢露出來而已。」平原君終於與毛遂一道前往（楚國）。那十九個人互相用目光示意嘲笑他卻都沒有說出來。

到了楚國，楚王只接見平原君一個人。兩人坐在殿上，從早晨談到中午，還沒有結果。毛遂大步跨上台階，遠遠地大聲叫起來：「出兵的事，非利即害，非害即利，簡單而又明白，為何議而不決？」楚王非常惱火，問平原君：「此人是誰？」平原君答道：「此人名叫毛遂，乃是我的門客！」楚王喝道：「趕快下！我和你主人說話，你來干嗎？」毛遂見楚王發怒，不但不退下，反而又走上幾個台階。他手按寶劍，說：「如今十步之內，大王性命在我手中！」楚王見毛遂那麼勇敢，沒有再呵斥他，就聽毛遂講話。毛遂就把出捕援趙有利楚國的道理，作了非常精闢的分析。毛遂的一番話，說得楚王心悅誠服，答應馬上出兵。不幾天，楚、魏等國聯合出兵援趙。秦軍撤退了。平原君回趙後，待毛遂為上賓。他很感嘆地說：「毛先生一至楚，楚王就不敢小看趙國。」
第三位——蘇秦合縱攻強秦
蘇秦是東周洛陽人，被人們認為是有名的辯土 生卒年不詳。在公元前三世紀初的歷史舞台上，他有極其重要的地位。他一生為了燕國的強大而進行頻繁的外交活動，同時又大大影響齊、趙、魏等國的政治決策，為燕伐齊做了准備。他取法諸於百家的學說加以融匯，游說諸侯國君，講究機謀權變，被推為當時縱橫家的代表人物。
第四位——藺相如：完璧歸趙
第五位——晏子使楚
第六位——鄭和下西洋
第七位——蘇武
蘇武牧羊的故事家喻戶曉，蘇武也以其堅貞不屈的氣節名垂青史。和其他九位外交使節不同的是，蘇武的經歷充滿了悲壯和苦難，這也正是他得以上榜的原因。蘇武(前140—前60)字子卿，西漢杜陵(今陝西西安西南)人，代郡太守蘇建之子。公元前100年，匈奴政權新單於即位，漢武帝為了表示友好，派遣蘇武率領一百多人，帶了許多財物，出使匈奴。不料，就在蘇武完成了出使任務，准備返回自己的國家時，匈奴上層發生了內亂，蘇武一行受到牽連，被扣留下來，並被逼迫背叛漢朝，臣服單於。匈奴人勸降不成，就把他獨自一人流放到了人跡罕至的北海（今貝加爾湖）。唯一與蘇武作伴的，是那根代表漢朝的使節和一小群羊。在貝加爾湖，蘇武牧羊達十九年之久，始終守志不屈。公元前81年，漢昭帝派使者到匈奴去，單於終於放回了蘇武 。蘇武出使的時候，才四十歲。在匈奴受了十九年的折磨，胡須、頭發全白了。回到長安的那天，長安的人民都出來迎接他。他們瞧見白鬍須、白頭發的蘇武手裡拿著光桿子的旌節，沒有一個不受感動的，說他真是個有氣節的大丈夫。鴻雁傳書的典故就來自蘇武的事跡。

第八位——馮夫人

解憂公主陪嫁仕女。當年解憂公主下嫁的時候，有一位隨行侍者，姓馮名嫽，這是一位有膽有識，具有非凡才乾和遠見的女子。史書稱她「能史書，習事，嘗持節為公主使，行賞賜於城郭諸國，敬信之，號曰馮夫人」（《漢書·西域傳）》。說明她既有政治才能，又善於外交，所以在西域各國享有很高的聲譽。馮嫽早年即嫁給烏孫右大將為夫人。烏孫官制，左右大將的地位，僅次於相和大祿，所以右大將的地位是相當高的。漢西域都護鄭吉知道右大將和烏就屠私人關系很好，又了解馮嫽的才乾和威望，便請馮嫽去說烏就屠歸順漢朝。馮夫人接受了這一任務，冒著生命危險，親至北山見烏就屠，陳說利害。烏就屠聽說漢大軍已至敦煌，國人對他的行為不滿，匈奴又不可恃，不得不接受馮嫽的勸告，並請她從中斡旋，希望漢朝能給他一個封號。
後化解邊疆矛盾，被西域任命稱為馮夫人。成為我國第一位女外交家。

還有好多如班超、諸葛亮、王玄策（唐朝人——出訪天竺）、富弼（北宋洛陽(今河南洛陽東)人——兩度出使契丹）、李鴻章、曾紀澤（中國清末外交官）還有戰國末年的唐雎（在中學時學過一篇文言文《唐雎不辱使命》）等.......

⑹ 簡述中緬（孟印）經濟走廊建設的重大意義。

中印最大亮點就是兩國政府在推動建設「中緬孟印經濟走廊」方面達成一致。
中國通過與南亞國家建立經濟走廊，可以藉助經濟合作的深化，改善中國周邊的政治環境；同時，政治環境的改變也對中國與南亞國家的經濟合作起到強力促進作用。
中國與南亞國家經濟互補性很強。無論從政治、從經濟角度看，還是從中國、從相關國家看，建設中國與南亞國家的經濟走廊都有極大的好處。中國可以藉此完成經濟結構的升級，相關國家則可以藉助中國強大的投資、加工和技術能力，使國內經濟社會整體面貌發生根本性改變，值得各方好好珍惜。
中國政府同印方共同提出建設孟中印緬（孟加拉國、中國、印度、緬甸）經濟走廊的倡議。此舉契合了地區國家的共同心聲，也為中國與南亞各國開展務實合作、推進南亞區域次區域合作注入了新的動力。

盡管印、孟、緬三國媒體對四國經濟走廊的報道不多，但這一構想已引起歐美的關注。德國財經網22日以「中印更加接近」為題評論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兩個國家正在加強合作，兩國領導人提出中印緬孟經濟走廊，將推動中印兩大市場更加緊密聯系」，「這將有利於印度產品銷往中國，該走廊對目前相對落後的南亞地區將是一個里程碑式的大項目」。德國《明鏡》周刊駐印度記者則以「勝利的微笑」為題報道說，「中國在印度洋周邊的影響力增加讓印度別無選擇，只能與強大的鄰居結成經濟合作夥伴」。
環顧中國周邊，在西北方向，有牢固的上合組織，這是中國穩固的大後方。由於上合組織囊括了中俄兩大重量級國家，並且內部睦鄰友好交流十分順暢，外界很難在這里挑事。這是中國目前惟一沒有受到域外勢力挑戰和滲透的地方。在北方，雖然日本正通過合作開發稀土、鼓勵政治民主化等方式極力拉攏蒙古，但蒙古特殊的地理位置，中蒙之間頻繁的經濟合作，以及中蒙傳統友好關系的發展，使得該地區出現動盪可能性也不大。但在東海和南海，因美國重返亞太和日本、菲律賓等在領土問題上的頻繁挑釁，整個中國沿海地區都不安定。
在此情況下，中國西南方向是否穩定至關重要。西南穩定，中國大半個周邊穩定，可以集中精力解決東海和南海的問題；西南不穩定，會使中國疲於應付，顧此失彼。
中印兩國政府保持了清醒的頭腦，從戰略高度出發，及時化解了危機。緬甸是中國的傳統友好國家，但由於近年緬甸國內政治生態發生變化，中緬之間也面臨嚴峻的「聚集正能量」的問題。
巴基斯坦是南亞地區第一個承認中國市場經濟地位並同中國簽署自由貿易協定的國家，是中國的全天候朋友，建立單獨的中巴經濟走廊水到渠成 。同時，中國與巴基斯坦和印、緬、孟加拉分別建立兩條經濟走廊，能夠盡可能避免印巴兩國在同一經濟走廊內的摩擦，提高走廊內國家的合作效率。

⑺ 古代中外文化交流對當今中國有何借鑒意義

取長補短，取其精華，去其糟粕。通過文化交流，促進中國文化的發展。不是一味地否定外來文化，也不是一味地全盤接收。要在交流的基礎上，有所發展，有所進步。

⑻ 和順古鎮在古代文化交流上有哪些重要的歷史意義

這里曾是馬幫重鎮，古「西南絲綢之路」的必經之地，各種外來文內化在此交融，也是著名的容僑民之鄉。但除去這些光環，和順仍然保持著其古樸的風格不曾改變。

和順古鎮內依然保有傳統的文化和建築，明清時期的祠堂、牌坊、廟觀等遍布古鎮，整個古鎮也保持著明清時的建築風格，一直未曾改變，宛若傳說中的世外桃源。

600多年以來，和順古鎮以中原文化為主流的和順兼收並蓄，成為中華文明與南亞、西方交融的窗口。和順人創造了輝煌的歷史和燦爛的文化，培育出了許多文化名人、富商大賈，並留下了大量文化藝術價值很高的古民居建築群。

⑼ 通過古代，中世，近世，近代中日兩國的交流史實，敘述中日兩國的關系聯系

日本、韓國（朝鮮）、在歷史上深受華夏文化的影響,甚至把中國說成是他們的文化母國；朝鮮、日本文明都是受中國文化的哺育,尤其是深受中國「華夷之辨」思想的影響.唐宋時期自不必說,下面以明代陽明心學為例.
王學對近代日本產生巨大影響,高瀨武次郎在《日本之陽明學》中說：「我邦陽明學之特色,在其有活動的事業家,藤樹之孝,蕃山之經論,執離之熏化,中喬之獻身事業,乃至維新諸豪傑之震天動地之偉業,殆無一不由王學所賜予.」韓國嶺南大學教授崔在穆說「起源於中國的王陽明思想,在明治維新時期的日本產生了一新概念——『陽明學』.」而「一生伏首拜陽明」這一著名詩句即為日本海軍大將東鄉平八郎的人生信條.
即使在明代,因豐臣秀吉野心膨脹而發動侵朝戰爭和明軍作戰時,日本對中華文明仍充滿敬意.在西方傳教士利馬竇與金尼閣著的《利馬竇中國札記》第一章中說：
當沙勿略在日本的偶像崇拜者中間進行工作時,他注意到每當日本人進行激烈辯論時,他們總是訴之於中國人的權威.這很符合如下的事實,即在涉及宗教崇拜的問題以及關繫到行政方面的事情上,他們也乞靈於中國人的智慧.因而情況是,他們通常總是聲稱,如果基督教確實是真正的宗教,那麼聰明的中國人肯定會知道它並且接受它.
而了滿清統治中國以後,日本人對滿清中國才開始真正鄙夷不屑起來,將其當成蠻夷來看待,即便在滿清武力最鼎盛的時候也是如此.甚至一些人認為這時候日本才有資格作為中華文明的繼承者,才可以稱得上真正的中國.
「比如1669年山鹿素行的《中朝事實》、1672年林鵝峯的《華夷變態》都已經開始強調,應當把『本朝』當作『中國』,這是『天地自然之勢,神神相生,聖皇連綿』」,「使日本形成……真正中華文化對蠻夷清國的觀念.」「著名的近松門左衛門所編,1715年演出的《國姓爺合戰》,則以鄭成功為基礎想像一個出身日本的唐（明）忠臣,驅除韃靼恢復國家的故事,更顯示了日本對清國的敵意.」
「……而《華夷變態》一書的書名,可能最清楚地表明了他們對中國看法的轉變,那是在延寶二年（1674）,明清易代不久,林羅山之子林恕為《華夷變態》作序文時說,『崇禎登天,弘光陷虜,唐、魯才保南隅,而韃虜橫行中原,是華變於夷之態也』,這時的日本,就已經開始把中國視為韃虜.
……但是事實上,在17世紀以後的日本,情況卻有很大的變化,他們提出,什麼是『中華』或『中國』?他們認為禮俗最文明、秩序最安定、歷史最綿延、風土最秀麗、人物最精彩的地方,就是『中國』或『中華』,這『中國』或『中華』並不是地理名詞,卻彷彿是一個文化象徵,它不一定就是那個大清帝國.賀茂真淵（1697～1769）在《國意考》中就說,『他邦（中國）雖有博識之士,觀其作為,不及天地之智也,其道可行於世者,幾近於無……蓋彼邦之學,因其始於人智而多邪理,其意旨亦易得也.而吾皇國之古道,自天地伊始,平坦寬闊,為其不可道破,後人亦難知之矣.吾邦古道,雖言絕跡,室則與天地共存,永無止境也』.因此,當他們越來越不認同清帝國的文化時,他們就不再把現實的『大清帝國』看成是『中華』,而把自己說成是『中國』了,現在的研究者已經多次指出,江戶時代的日本儒學者,常常有這樣的議論.」
在日本人看來,中華文化其實已經和滿清統治之現實中國是兩碼事情了.宇野哲人（1875～1974）來華這旅被Joshua A Fogel稱為最後一個「儒家朝聖之旅」,他長年浸淫中華文化,心儀文化中國,他在《中國文明記》中告訴故鄉親人,初謁曲阜聖廟感動：「今夕是何年,得以拜謁聖廟,徘徊聖林,三生之幸也,歡喜不知所措.……啊,彼大成至聖之孔子,近在咫尺之間,雖眠於雜草之下,然其靈魂遍滿宇宙,與天地共悠久赫赫以照世道人心』.」
宇野哲人分別於1906年和1912年來華.但他看見在滿清統治下和統治後的現實中國,卻使他的中華夢破碎——宇野哲人「看到的現實中國的殘破,從他在塘沽踏上中國土地時,已經一覽無遺,他這樣形容對中國的第一印象『自塘沽上陸,最初之所見,非常遺憾,絕非愉快之事.夾河而建之民屋,均是極矮陋之泥屋,牆壁自不待說,連屋頂野是泥土所塗.時值冬枯時節,原野一望無際,滿目荒涼,難怪先時將塘沽之民屋誤為豬圈』.」
疑問漸漸地形成了這樣的後果：在一些日本文人學者心目中,原本的一個中國變成了兩個,一個是存在於他們記憶和想像中的、以漢唐中華為基礎的「歷史和文化的中國」,一個是在他們面前客觀存在、大清帝國所呈現的「現實和政治的中國」.在那個時代,他們雖然還對「歷史和文化的中國」懷有敬意,然而卻已經開始蔑視這個「現實和政治的中國」.
晚清時日本發動中日戰爭,佔領台灣,後進行全面侵華戰爭,給中國人民帶來沉重災難.二戰後又一直不承認其在侵華戰爭中犯下的滔天罪行,踐踏中國人的民族感情.魯迅等人在日本的經歷說明日本部分民眾骨子裡對中國人充滿深刻的蔑視,並使「支那」一詞變成對中國人的賤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