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積慶歷史意義

Ⅰ 卓尼寺的卓尼寺歷史沿革

相傳十三世紀初，這里建有一座寧瑪派小寺。約1269年，八恩巴赴京，途經此地，留其隨行薩迦格西·希日益西宏法。後經薩迦格西·希日益西努力，將原寺改為薩迦派寺院，並委任協地（系楊土司始祖）為寺主。明天順三年（1459），卓尼第二代土司之弟仁欽龍布（1439一？）從西藏學成歸來，改卓尼寺為格魯派寺院，並擔任了首任法台。自此，該寺發展很快。清康熙四十九年（1710 ），卓尼第10代土司羅桑敦珠（楊威）次子阿旺赤列嘉措任該寺法台，康熙五十二年（1713），隨長兄楊汝松赴京覲見康熙帝。康熙帝封他為「崇梵凈覺禪師」，敕賜「禪定寺」匾額。從此，卓尼寺又稱禪定寺。此後，於1714年建參尼札倉， 1729年建居巴札倉，約在乾隆年間建薩里哇札倉（天文學院）和崇巴札倉（法舞學院），從而發展成一座正規的格魯派大寺，寺僧最多時達到3000人。1912年，該寺毀於兵燹。1931 年，在卓尼第19代土司楊積慶主持下重建，歷時6年竣工，規模小於從前。1958年前夕，全寺有僧眾300餘人，該寺1966年拆毀，近年來重修大經堂和一部分僧舍，現有寺僧近200人。

Ⅱ 楊積慶的第19代卓尼土司——楊積慶

1935年中國工農紅軍到達甘南迭部俄界，當時甘肅軍閥魯大昌的新編十四師駐防岷縣、甘南，卓尼土司楊積慶的兩萬藏兵也長年在此防守巡視。如果雙方聯合起來對紅軍進行夾擊堵截，臘子口天險不僅不能順利突破，而且將使紅軍的處境更加艱難。
當紅軍長徵到甘川邊界時，楊積慶就得到甘肅綏靖公署主任朱紹良電報，要他在沿迭部達拉溝一線各峽谷關口部署堵截紅軍，堅壁清野。協同魯大昌的十四師將缺衣少糧、疲憊睏乏的紅軍圍殲於深山峽谷之中。此時，楊土司假意受命，虛張聲勢調兵遣將，將手下的二萬藏兵分布各處。指示下迭部侖官楊景華：紅軍來了不要堵擊，把破壞的達拉溝棧道、尼傲峽木橋修好，讓紅軍通過。嚴飭群眾不得向紅軍放冷槍，秘密與紅軍聯系，糧食不必堅壁清野。楊景華接土司手令後，即刻召集迭部各旗總管、頭人，按土司命令分派任務，由尼傲總管率部搶修達拉溝、尼傲峽棧道。由楊景華到崔谷倉與紅軍接頭開倉放糧，給紅軍每人一斗糧（小斗，10市斤），支援紅軍糧食30多萬斤。
黨中央和紅軍在甘南藏區不僅沒有受到阻擊，而且得到了大批糧食、軍鞋等物資補充，9月14日，主力紅軍和黨中央機關到達迭部最大的佛教寺院旺藏寺。毛主席住在旺藏寺附近的次日那村阿尼家的二樓廂房裡。藏區同胞從土司到百姓都為紅軍「打下臘子口，實現北上抗日」的戰略方針提供了巨大而珍貴的支持。
1936年，當年紅四方面軍沿紅一方面軍線路進入甘南藏區後，楊土司仍然是讓路護道、開倉放糧，使紅四方面軍順利再克臘子口，在臨潭建立了蘇維埃政府。
當紅軍離開藏區後，楊土司又部署手下，收留、安置未能隨大部隊走的傷病員、小戰士200餘人，使其不遭國民黨毒手。
楊積慶做的這一切，被國民黨魯大昌部所知，魯大昌陰險詭詐，視楊土司為大患。密謀策劃，派其心腹營長率隊潛入楊土司住地博峪，利用土司內部矛盾，策動土司手下團長姬從周、方秉義叛變，將楊土司一家包圍，楊土司等人揮槍抵抗，然而終是寡不敵眾，與長子楊琨、長媳、孫女等7人倒在了國民黨的槍口之下。這天是1937年8月25日，卓尼縣志史稱：「博峪事變。」
楊土司和藏族民眾和中國共產黨、工農紅軍結下的深情厚誼彪炳史冊，永勵後人。 卓尼的最後一代土司是楊積慶先生的次子楊復興，1949年楊復興率部起義，終結了土司制度，投身於社會主義的偉大事業，為黨和人民作出了重大貢獻，兩代土司成為了甘南藏族人民的優秀代表、民族團結的楷模，留下了一段動人的歷史佳話。
1950年10月，周恩來總理親自致信楊積慶先生次子楊復興先生，對當年楊土司讓道濟糧表示感謝。1994年10月，甘肅省人民政府追認楊積慶為革命烈士，楊成武將軍題寫碑銘：「楊積慶烈士之墓」。卓尼縣在縣城修建的「楊積慶烈士紀念館」，現已成為全縣的愛國主義教育基地。

Ⅲ 范長江的故事

一九三八年初，成都的革命報人王達祚、杜浮生等，受設在漢口的由周恩來領導、范長江負責的中國青年新聞記者學會總會委託，發起和籌備了中國青年新聞記者學會成都分會。

中國青年新聞記者學會成都分會是一個由地下黨領導的新聞文化統一戰線組織，也是當時成都新聞界最活躍的抗日救亡團體。范長江極為關注成都的青年新聞記者學會。一九三八年三月三十日，在漢口舉行的全國代表大會上，范長江會見了成都分會的代表、《新民報》記者鄧名芳。鄧名芳向范長江遞交了大會提案；一、呼籲政府，鞏固團結，動員民眾，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取締違反抗戰、破壞團結之一切言論和行為，將抗戰進行到底。二、改善新聞檢查制度，呼籲扶持抗戰愛國言論、放寬這方面的檢查，慎選新聞檢查人員，給救亡宣傳予以便利。三、加強各地分會的聯系，籌辦統一的通訊社和刊物。

一九三九年五月，范長江為了加強中國青年新聞記者學會總會和成都分會的聯系，專程由重慶趕往成都指導成都分會的工作。當時成都分會的王達非、孫文石、蘇幼農、游元亮等創辦了《時事新刊》，范長江甚為關注，指示他領導的國新社向該刊發一些特約廣告、專電、專論，使《時事新刊》版面活躍，成為一張抗日態度鮮明的報紙。由於報紙的消息來得快、來得多，比較吸引讀者，發行量很快上升到一萬份以上，這在當時的成都是很可觀的。

范長江由重慶去成都路過內江時，找到以小學教師身份作掩護的地下黨內江縣委書記聞化魚，在桂湖街梅英家中聚會，商討在內江成立中國青年新聞記者學會內江分會事宜。梅英系「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會員，適逢「文協」內江辦事處負責人劉石夷（後任內江市政協副主席）來此，而范長江又是該協會全國理事，目標完全一致，因此無話不談。范長江首先介紹參會者加入中國青年新聞記者學會，並以他們為骨幹，成立了「青記」內江分會，一致推舉聞化魚擔任常務理事。並仿於右任的字體，刻制了「中國青年新聞記者學會內江分會」的木製吊牌，醒目地掛在沱江中學（現內江二中）校門口，特別引人注目，進一步激發了內江民眾的抗日激情。後陸續加入「青記」內江分會的還有吳天古、廖友桃、周文成、肖晴天等。他們在不同的崗位上發揮新聞文化戰線先鋒戰士的作用，在夏衍創辦的《救亡日報》、王達非任社長的《工商導報》等進步報刊上，均有「青記」內江分會會員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