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下馬陵有幾個分別在那裡
董仲舒（前179～前104年）是西漢著名的思想家。他曾向漢武帝建言「罷黜百家，獨尊
儒術」，使儒學成為兩千多年封建社會的正統思想。西安和平門內西側的下馬陵就是董仲舒
的墳墓，唐人白居易《琵琶行》里那位風塵女子所說的「家在蝦蟆陵下住」，就指的是這里
——這都是人們早已熟悉的話題了。可是如果要問：下馬陵是否只有這一處？這里是否真是董仲舒墓？說來就話長了。
董仲舒墓為什麼叫下馬陵？為什麼又叫蝦蟆陵？據唐人李肇的《國史補》說，這是因為
「昔漢武帝幸芙蓉園，每至此下馬，時人謂之下馬陵。歲月深遠，誤傳為蝦蟆陵」。這段話
，曾被宋人宋敏求的《長安志》、清人張穆為徐松《唐兩京城坊考》所作的《按補》、董*
誠的《咸寧縣志》等志書所引用。盡管引文的詳略各異，意思還是相同的。這里說的芙蓉園
，在秦代叫宜春苑，遺址在今百安南郊的曲江池東岸一帶。「下馬」和「蝦蟆」，在今天的
關中方言里仍然是容易混同的。
可是，要問下馬陵——或者說蝦蟆陵在什麼地方？回答就不那麼簡單了：《咸寧縣志》的《祠祀志》和《陵墓誌》里實際上提出了三種說法：第一種說法是沿襲舊志，說董仲舒墓在城內縣治東南的胭脂坡下。清代的咸寧縣境包括今西安市區的東半部，縣治在今東縣門街北面的縣坡巷；縣治東南胭脂坡下的董仲舒墓，就在今和平門內下馬陵街北側的蘭州軍區干休所前院內。
第二種說法引自《長安志》的《萬年縣》，說蝦蟆陵
陵在縣南六里，即唐人韋述《兩京新
記》里所說的董仲舒墓。宋代的萬年縣即清代的咸寧縣，城南六里也就是今西安城南六里。
到底在什麼地方？具體位置已不可指。
第三種說法引自《長安志》的《唐京城三》，說朱雀街東第五街的常樂坊也有一座蝦蟆
陵。清人徐松的《唐兩京城坊考》里也是這么說的。唐代的常樂坊，北面以道政坊與興慶宮
所在的興慶坊相隔，南面以靖恭坊與青龍寺所在的新昌坊相隔。從解放後發掘的勤政務本樓
遺址（興慶宮西南隅）和青龍寺遺址（新昌坊南門東面）的位置判斷，常樂坊的蝦蟆陵正好
應在今興慶宮公園對面，西安交通大學校園內南側的什麼地方，墓冢也早已無存。
從以上三種說法看來，唐人和宋人所說的蝦蟆陵都在今西安城外。元人李好文的《長安
圖記》里，蝦蟆陵與胭脂坡畫在同一個地方，也都在今西安城外。甚至到了明正德年間（15
公元06～1520年），唐龍為城內的下馬陵修建董子祠而寫的《碑記》里，還在說董仲舒「葬於興慶池之南，而今墓土隆然不陷，宿草蓁蓁然」。興慶池即興慶宮的龍他，距離南面的常樂坊還隔著一個道政坊，但是大方向一致，可能就是指常樂坊的那座蝦蟆陵。城內的下馬陵是明朝中葉以後才有的。
那麼，這幾處蝦蟆陵究竟是不是董仲舒的墳墓？哪一座是真的？宋敏求《長安志》里所
說的萬年「縣南六里」的蝦蟆陵，因為早已不存，無從說起。常樂坊的蝦蟆陵，清人畢沉的
《新校正》說：「坊內街之東有大冢，俗誤以為董仲舒墓，亦呼為蝦蟆陵」。清人徐松《唐
兩京城坊考》里的常樂坊蝦蟆陵，張穆的《校補》與前引畢沅的文字完全相同。可見清代的
學者已不相信這里的蝦蟆陵是董仲舒墓了。至於明人唐龍《碑記》里所說的董仲舒「葬於興
慶池之南」，如果是指常樂坊的那座大冢的話，當然也是「誤以為」了。
今西安城內下馬陵街董仲舒墓前的童子祠，是清康熙六年（公元1667年）咸寧知縣黃家鼎重建的，三十一年（公元1692年）又加修葺，解放後堂廡還在。70年代末曾對這座墓穴作過初步探源，只發現一把鐵劍、一具銅釜，確屬漢代遺物。因為沒有繼續發掘，未能獲得准確的文字物證，無從判斷。值得注意的是，這座漢墓，還有萬年「縣南六里」已不可確指具體位置的蝦蟆陵，如果有一座真是董仲舒墓的話，距離墓主的住所茂陵邑，似乎都嫌遠了一點兒。董仲舒「以壽終於家」，史有明文。一個人老了，死在茂陵邑的家裡。卻要埋葬在離家這么老遠的地方，究竟出於什麼原因？
更值得注意的是，畢沅在《長安志》。《新校正》中提到，「《太平寰宇記》雲：『興
平縣，董仲舒墓在縣東北二十里，又未知何據』？」其實這才是一條重要的線索。今興平縣
東北不到二十里，正好是漢武帝劉徹的茂陵，再往東便是茂陵邑的所在。董仲舒死後埋葬在
這里，無論是就住地近旁修墓。或陪葬茂陵，都是情通理順的。茂陵東北652米有一座墓冢
，村民叫做「次冢」，有人認為大約就是董仲舒墓。真實情況究竟怎樣？只好留待考古發掘
去證明了。
『貳』 西安下馬陵
西安文物多，本是西安人的自豪；文物一多，西安人就多少有點兒麻痹，缺乏了對每一處文物推敲考證的耐心———咱一般百姓，又咋能奢談什麼考證？可咱一般百姓如果連某處文物的名字都叫錯了，說出一些不沾邊的詞彙，事後的尷尬卻是長期抹不平的。
去年，記者陪一位外地友人乘車路過和平門里的下馬陵，車沒停，記者的嘴也沒停，介紹董仲舒，講解百官過此地下馬的典故，滔滔不絕。朋友走後，記者偶然在某報章上看到一則消息，稱城南還有一個下馬陵，那裡才是董仲舒的墓。汗顏不已，隨後給朋友打電話作了檢討。近日，記者見到市文史館副館長蔣紀新，拜讀了他的新作《下馬陵之是與非》，方知董墓在興平市，與西安的兩個下馬陵根本不搭界！
無論歷史多麼久遠多麼模糊，真相只有一個。這么一看，辨明西安的兩個下馬陵之說就有了特別的意義。我國最具權威性的兩部工具書《辭海》《辭源》都提到了西安的下馬陵，前者將其定位在和平門里，後者則稱其位於長安城東南，「與曲江近，相傳為董仲舒墓，門人過此皆下馬，故稱下馬陵，後人音誤為蝦蟆（Ma）陵」。同時值得注意的是，1956年8月，陝西省人民政府將城內下馬陵定為陝西省首批重點文物保護單位。1987年，政府曾撥款全面修葺。歷史真相究竟如何？西安人有責任搞清下馬陵的真偽是非。
城內下馬陵 以訛傳訛
蔣紀新查閱大量史料，認為無論下馬陵或者蝦蟆陵，唐代以前的歷史文獻中均不見記載。唐代史籍詩賦雖一再提及，但從未說到其具體位置。
填補這一歷史空白的是北宋著名歷史學家宋敏求。這位龍圖閣大學士當時任朝廷的史館編修，在奉旨編修唐史的過程中搜集了大量尚未佚失的唐代長安歷史地理文獻資料，積二十年之功著成《長安志》。據此書「常樂坊」條目下記載：「坊內街之東有大冢，俗誤以為董仲舒墓，亦呼為蝦蟆陵。」同書「萬年縣」條目下記載：「蝦蟆陵在縣南六里」。「常樂坊內街之東」位置，即今西安交通大學東南區校醫院南側。而當時的萬年縣（後改稱咸寧縣）治所，在今西安市和平門附近的縣門街一帶，西安交通大學校醫院的位置正在此以南約3公里。以上說法，與《辭源》所說吻合。
宋敏求的記載言之鑿鑿。宋、元、明、清歷代歷史地理學家一致贊同此說。自南宋程大昌《雍錄》、元李好文《長安志圖》、元駱天驤《類編長安志》直到清徐松《唐兩京城坊考》對此均無異議。
蔣紀新把歷代史籍按時間順序略作比較，發現了一個有趣的史實：直到明代中葉對這一點尚無異議，如：明天順五年（1461年）成書的《大明一統志》中稱：「董仲舒墓在城南六里」。明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成書的《陝西通志》中也稱：「董仲舒墓在城南六里」。但此後的地方誌書就忽然改變腔調，說下馬陵在和平門附近了。
明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成為一條明顯的分界線。
蔣紀新再作考證，獲悉事情初起於明正德年間。隨著程朱理學泛濫與朝廷鼓吹倡導，董仲舒被炒作抬舉到了駭人的高度，成了與孔子並列的「董子」，全國各地紛紛大建「董子祠」。在這種形勢下，陝西巡撫王詡於正德元年（1506年）在今西安交通大學的下馬陵也建了一座董子祠。所謂「董子祠」，即祭祀董仲舒的祠堂，與董仲舒墓本來也並不相干。然而，事到明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卻發生了戲劇性變化。在這一年，兵部侍郎兼陝西巡按都御史趙廷錫做出決定：下令把這座城南六里外的董子祠搬進城內，移建在今和平門附近的位置，並在這座董子祠後為其造墓。明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欽差總兵張光宇為這座董子祠後的董仲舒墓一本正經立了墓碑。從此，明代陝西、西安方誌上的下馬陵全都「遷移」到了城內。
進入清代之後，這場造假戲仍然繼續。清康熙元年（1667年），知縣黃家鼎把下馬陵重加修葺，並在門前刻石「下馬陵」，將今和平門附近這條街巷改稱下馬陵街。清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陝西巡撫畢沅又為下馬陵再次題碑刻石，於是，《關中勝跡圖志》和各種清代方誌也紛紛聲稱下馬陵在城內胭脂坡下，以訛傳訛以至於今。
這就是當今下馬陵履歷的全部。
城南下馬陵 真名蝦蟆陵
接下來，蔣紀新又對南郊常樂坊的那個地方，究竟是叫下馬陵還是蝦蟆陵這個問題進行了進一步的考證。
唐人李肇的《國史補》稱：舊說，董仲舒墓，門人過皆下馬，故謂之下馬陵。後語訛為蝦蟆陵。他的意思是，下馬陵的名稱在蝦蟆陵之前，後者為訛傳。而唐代諸多詩人卻都將那裡稱蝦蟆陵，最著名的莫過於白居易的《琵琶行》，其中有「自言本是京城女，家在蝦蟆陵下住」之說。此外，謝良輔的《憶長安》詩中有「取酒蝦蟆陵下，家家守歲傳卮」，皎然的《長安少年行》詩中也有「翠樓春酒蝦蟆陵，長安少年皆共行」等詩句。以上三位詩人大致與李肇同時代，其中，謝良輔、皎然稍早些，白居易與李肇生活年代完全相同。他們都只承認蝦蟆陵。蔣紀新查閱歷史資料，又到西安交大一帶實地考察，認為蝦蟆陵是正確的名稱，下馬陵為誤。隨著歷史的演變，常樂坊已經不復存在，今人對蝦蟆陵這個名稱也日漸生疏了。
董仲舒墓地 興平茂陵
既然城內下馬陵、城南蝦蟆陵都不是董仲舒墓，那麼，董仲舒墓在興平市這個史實又是如何考證出來的？
蔣紀新認為，董仲舒的晚年歸宿史實清晰。按漢代禮制，皇帝一上任就要為自己建造陵墓，並在陵園附近建造陵邑，把達到一定級別的達官顯貴豪門巨富遷入陵邑居住，這些人死後也循例陪葬於陵園周圍。漢武帝登基後，在今興平市境建造了茂陵與茂陵邑。董仲舒曾任諸侯國相，雖是無足輕重的閑官，但級別卻相當高，為二千石吏，屬高級官員之列，因此，漢武帝建茂陵後，他就遷居茂陵邑的顯武里。據《漢書·董仲舒傳》載：「及去位歸居，終不問家產業，以修學著書為事。」「年老，以壽終於家。」這里雖未明言葬處，意思其實已很分明。陪葬皇陵不僅是皇帝恩典的殊榮，也是身份、地位的象徵，更重要的是體現了君臣一體忠於皇室之義。儒家思想一向鼓吹忠君尊禮。董仲舒作為一代儒學大師，一向以嚴守儒家禮制一絲不苟名重於世，陪葬茂陵無疑是他的理想歸宿。
蔣紀新查閱北宋《太平寰宇記》卷二十七：「董仲舒墓，在（興平）縣東北二十里。」
今陝西省興平市南位鄉漢武帝茂陵以北約500米處，有一座村莊叫「策村」，235戶村民中除8戶外，全系董姓。他們就是在這里世代相繼住了二千多年的董仲舒後裔。策村東南約250米處，有一座南北長71米，東西寬30米，封土殘高14.3米的古冢，村民稱為「策冢」。這就是董仲舒的墓冢。
為什麼叫「策村」「策冢」，卻不叫「董村」「董冢」呢？蔣紀新解釋說，這是因為他們的祖上董仲舒曾進呈「天人三策」有功於漢，為銘記先人功績，遂以之為名。
轉自 陝西旅遊網
『叄』 下馬陵在那裡為什麼叫這個名字
在西安。
有兩個。
來歷：
西安兩個下馬陵之謎
來源：韓勛 (2005-3-17 11:00:33) 本文章已被查看：261
西安文物多，本是西安人的自豪；文物一多，西安人就多少有點兒麻痹，缺乏了對每一處文物推敲考證的耐心———咱一般百姓，又咋能奢談什麼考證？可咱一般百姓如果連某處文物的名字都叫錯了，說出一些不沾邊的詞彙，事後的尷尬卻是長期抹不平的。
去年，記者陪一位外地友人乘車路過和平門里的下馬陵，車沒停，記者的嘴也沒停，介紹董仲舒，講解百官過此地下馬的典故，滔滔不絕。朋友走後，記者偶然在某報章上看到一則消息，稱城南還有一個下馬陵，那裡才是董仲舒的墓。汗顏不已，隨後給朋友打電話作了檢討。近日，記者見到市文史館副館長蔣紀新，拜讀了他的新作《下馬陵之是與非》，方知董墓在興平市，與西安的兩個下馬陵根本不搭界！
無論歷史多麼久遠多麼模糊，真相只有一個。這么一看，辨明西安的兩個下馬陵之說就有了特別的意義。我國最具權威性的兩部工具書《辭海》《辭源》都提到了西安的下馬陵，前者將其定位在和平門里，後者則稱其位於長安城東南，「與曲江近，相傳為董仲舒墓，門人過此皆下馬，故稱下馬陵，後人音誤為蝦蟆（Ma）陵」。同時值得注意的是，1956年8月，陝西省人民政府將城內下馬陵定為陝西省首批重點文物保護單位。1987年，政府曾撥款全面修葺。歷史真相究竟如何？西安人有責任搞清下馬陵的真偽是非。
城內下馬陵 以訛傳訛
蔣紀新查閱大量史料，認為無論下馬陵或者蝦蟆陵，唐代以前的歷史文獻中均不見記載。唐代史籍詩賦雖一再提及，但從未說到其具體位置。
填補這一歷史空白的是北宋著名歷史學家宋敏求。這位龍圖閣大學士當時任朝廷的史館編修，在奉旨編修唐史的過程中搜集了大量尚未佚失的唐代長安歷史地理文獻資料，積二十年之功著成《長安志》。據此書「常樂坊」條目下記載：「坊內街之東有大冢，俗誤以為董仲舒墓，亦呼為蝦蟆陵。」同書「萬年縣」條目下記載：「蝦蟆陵在縣南六里」。「常樂坊內街之東」位置，即今西安交通大學東南區校醫院南側。而當時的萬年縣（後改稱咸寧縣）治所，在今西安市和平門附近的縣門街一帶，西安交通大學校醫院的位置正在此以南約3公里。以上說法，與《辭源》所說吻合。
宋敏求的記載言之鑿鑿。宋、元、明、清歷代歷史地理學家一致贊同此說。自南宋程大昌《雍錄》、元李好文《長安志圖》、元駱天驤《類編長安志》直到清徐松《唐兩京城坊考》對此均無異議。
蔣紀新把歷代史籍按時間順序略作比較，發現了一個有趣的史實：直到明代中葉對這一點尚無異議，如：明天順五年（1461年）成書的《大明一統志》中稱：「董仲舒墓在城南六里」。明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成書的《陝西通志》中也稱：「董仲舒墓在城南六里」。但此後的地方誌書就忽然改變腔調，說下馬陵在和平門附近了。
明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成為一條明顯的分界線。
蔣紀新再作考證，獲悉事情初起於明正德年間。隨著程朱理學泛濫與朝廷鼓吹倡導，董仲舒被炒作抬舉到了駭人的高度，成了與孔子並列的「董子」，全國各地紛紛大建「董子祠」。在這種形勢下，陝西巡撫王詡於正德元年（1506年）在今西安交通大學的下馬陵也建了一座董子祠。所謂「董子祠」，即祭祀董仲舒的祠堂，與董仲舒墓本來也並不相干。然而，事到明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卻發生了戲劇性變化。在這一年，兵部侍郎兼陝西巡按都御史趙廷錫做出決定：下令把這座城南六里外的董子祠搬進城內，移建在今和平門附近的位置，並在這座董子祠後為其造墓。明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欽差總兵張光宇為這座董子祠後的董仲舒墓一本正經立了墓碑。從此，明代陝西、西安方誌上的下馬陵全都「遷移」到了城內。
進入清代之後，這場造假戲仍然繼續。清康熙元年（1667年），知縣黃家鼎把下馬陵重加修葺，並在門前刻石「下馬陵」，將今和平門附近這條街巷改稱下馬陵街。清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陝西巡撫畢沅又為下馬陵再次題碑刻石，於是，《關中勝跡圖志》和各種清代方誌也紛紛聲稱下馬陵在城內胭脂坡下，以訛傳訛以至於今。
這就是當今下馬陵履歷的全部。
城南下馬陵 真名蝦蟆陵
接下來，蔣紀新又對南郊常樂坊的那個地方，究竟是叫下馬陵還是蝦蟆陵這個問題進行了進一步的考證。
唐人李肇的《國史補》稱：舊說，董仲舒墓，門人過皆下馬，故謂之下馬陵。後語訛為蝦蟆陵。他的意思是，下馬陵的名稱在蝦蟆陵之前，後者為訛傳。而唐代諸多詩人卻都將那裡稱蝦蟆陵，最著名的莫過於白居易的《琵琶行》，其中有「自言本是京城女，家在蝦蟆陵下住」之說。此外，謝良輔的《憶長安》詩中有「取酒蝦蟆陵下，家家守歲傳卮」，皎然的《長安少年行》詩中也有「翠樓春酒蝦蟆陵，長安少年皆共行」等詩句。以上三位詩人大致與李肇同時代，其中，謝良輔、皎然稍早些，白居易與李肇生活年代完全相同。他們都只承認蝦蟆陵。蔣紀新查閱歷史資料，又到西安交大一帶實地考察，認為蝦蟆陵是正確的名稱，下馬陵為誤。隨著歷史的演變，常樂坊已經不復存在，今人對蝦蟆陵這個名稱也日漸生疏了。
董仲舒墓地 興平茂陵
既然城內下馬陵、城南蝦蟆陵都不是董仲舒墓，那麼，董仲舒墓在興平市這個史實又是如何考證出來的？
蔣紀新認為，董仲舒的晚年歸宿史實清晰。按漢代禮制，皇帝一上任就要為自己建造陵墓，並在陵園附近建造陵邑，把達到一定級別的達官顯貴豪門巨富遷入陵邑居住，這些人死後也循例陪葬於陵園周圍。漢武帝登基後，在今興平市境建造了茂陵與茂陵邑。董仲舒曾任諸侯國相，雖是無足輕重的閑官，但級別卻相當高，為二千石吏，屬高級官員之列，因此，漢武帝建茂陵後，他就遷居茂陵邑的顯武里。據《漢書·董仲舒傳》載：「及去位歸居，終不問家產業，以修學著書為事。」「年老，以壽終於家。」這里雖未明言葬處，意思其實已很分明。陪葬皇陵不僅是皇帝恩典的殊榮，也是身份、地位的象徵，更重要的是體現了君臣一體忠於皇室之義。儒家思想一向鼓吹忠君尊禮。董仲舒作為一代儒學大師，一向以嚴守儒家禮制一絲不苟名重於世，陪葬茂陵無疑是他的理想歸宿。
蔣紀新查閱北宋《太平寰宇記》卷二十七：「董仲舒墓，在（興平）縣東北二十里。」
今陝西省興平市南位鄉漢武帝茂陵以北約500米處，有一座村莊叫「策村」，235戶村民中除8戶外，全系董姓。他們就是在這里世代相繼住了二千多年的董仲舒後裔。策村東南約250米處，有一座南北長71米，東西寬30米，封土殘高14.3米的古冢，村民稱為「策冢」。這就是董仲舒的墓冢。
為什麼叫「策村」「策冢」，卻不叫「董村」「董冢」呢？蔣紀新解釋說，這是因為他們的祖上董仲舒曾進呈「天人三策」有功於漢，為銘記先人功績，遂以之為名
『肆』 西安地名文化探求
西安，是一個文化底蘊極其深厚的城市。在這座千年古城的大街小巷之中，幾乎處處都可感受到一股股濃郁的古代文化氣息。孔子提倡「仁、義、禮、智、信」，在這種背景下，西安誕生了像「尚勤路」、「尚德路」、「尚朴路」、「尚儉路」、「尚愛路」。這些體現中國人傳統美德的街名，一直沿用至今。
西安人很講究禮節。最能體現這個特點的就是端履門和下馬陵。端履門大街，是明朝修建的一條直通秦王朱棣辦公地的大街。地方官員進秦王府前到此必先端履整衣，此習俗至今仍傳為美談。下馬陵，在今西安城內和平門處，漢代大儒董仲舒的陵墓位於此地。漢武帝時，所有文武百官每經過此處都要下馬，故名。今西安人到此均以注目禮以示對這位大儒的尊敬。
西安人注重教育，故而至今還保留著三學街和書院門這樣的古名。所謂三學即太學、府學、縣學三學並處，故名。今天下聞名的「書法故鄉」---西安碑林，就在此處。書院，足指明清之際「關學」的教育基礎---關中書院。當年考上狀元的馮從吾先生在此創立全國著名學府，培養了一大批人才。如今這里已開辟成仿古一條街，遊人在感受到筆墨之香外，還領略到西安的文化底蘊。
樸素無華的西安人，也不乏超然物外的思想境界。位於西安八路軍辦事處的七賢庄，便是生動體現。遙想魏晉時代，七位曠達的知識分子(嵇康、阮籍、山濤、向秀、阮咸、王戎、劉伶)，他們相與友善、游於竹林的舉止，令人無比羨慕。而今，隨其自然的西安人，榮辱不驚，正是「魏晉風度」的今世再現。
西安人對為西安做出貢獻的英雄也給予了極高的榮譽。玉祥門，就足為懷念馮玉祥將軍解西安之圍而命名的。1926年，「二虎 (楊虎城、李虎臣二將軍)守長安」抗擊軍閥劉鎮華之際，僅有20萬人口的西安，在短短的8個月之內，死難軍民就達5萬之多，沒有馮將軍率軍解圍，不知還要死多少人。
西安人還懂得含蓄。唐時，年年有貌美的各地女子被選入京城長安。因各種原因未能進入皇宮的女子，只好聚集一處等待機會。西安人為她們雲集之處起了個很好聽的名字叫「金花路」也就是今天的金花路。
西安人大氣，從不欺生。唐時，有近三萬多外國客商雲集長安，形成了著名的人文風景線，即「胡戴漢帽、漢戴胡帽」。今西安的胡家廟便是最真實的再現。走到這里，人們都會情不自禁地吟唱「五陵少年今市東，銀鞍白馬度春風，落花踏盡游何處?笑人胡姬酒肆中。」
『伍』 蝦蟆陵的來歷
蝦蟆陵
蝦蟆陵在西安城東南曲江附近，此地的一條小街的東北角有下馬陵，故此街名曰「下馬陵街」 。據說下馬陵的來歷與西漢著名的經學大師董仲舒有關。他因極力鼓吹「君權神授」和宣揚「大一統」思想以及提倡「三綱五常」而深得漢武帝器重。死後，漢武帝下詔為他修建陵墓，並在陵前建起董子祠供人憑吊。唐人韋述在《西京記》中記載：「漢武帝至墓前下馬，故曰下馬陵。」皇帝尚且如此，臣子及董氏門生自不別說，漸漸地便形成了一條不成文的規矩：無論官民，騎馬乘轎者，凡途經董仲舒墓前，必下馬步行－－下馬陵的名稱便由此而來。又因關中一帶的人們說話時「下（xia）」「哈(ha)」音近而傳訛，後來當地人口語上也就把下馬陵稱作蛤蟆（蝦蟆）陵了（據《唐國史補》）。
《長安志》卷九也有類似的記述：「（常樂）坊內街之東有大冢，亦呼為蝦蟆陵。」唐詩中也有提及：
自言本是京城女，家在蝦蟆陵下住。（白居易《琵琶行》）
翠樓春酒蝦蟆陵，長安少年皆共矜。（皎然《長安少年行》）
可見此地在當時即是歌姬舞妓聚居之地（據《唐國史補》），讓人想像出一幅車水馬龍，公子王孫出入於燈紅酒綠的金粉樓台之中的，夜夜笙歌不息的繁華場景。唐以後，隨著都城的變遷，此地逐漸衰落，到了明初，朱元璋的一個兒子駐守關中，因朱家崛起於阡陌，素不聞詩書而厭及儒生，在重建長安城時硬是把「下馬陵」拒之城外（據《民間文學讀本》）。隨著時世變遷，蝦蟆陵失去了獨享的榮尊，落盡了昔日的繁華，淡出了人們的記憶而「獨留青冢向黃昏」。
『陸』 西安的下馬陵在哪
無論歷史多麼久遠多麼模糊，真相只有一個。這么一看，辨明西安的兩個下馬陵之說就有了特別的意義。我國最具權威性的兩部工具書《辭海》《辭源》都提到了西安的下馬陵，前者將其定位在和平門里，後者則稱其位於長安城東南，「與曲江近，相傳為董仲舒墓，門人過此皆下馬，故稱下馬陵，後人音誤為蝦蟆（Ma）陵」。同時值得注意的是，1956年8月，陝西省人民政府將城內下馬陵定為陝西省首批重點文物保護單位。1987年，政府曾撥款全面修葺。歷史真相究竟如何？西安人有責任搞清下馬陵的真偽是非。
城內下馬陵 以訛傳訛
蔣紀新查閱大量史料，認為無論下馬陵或者蝦蟆陵，唐代以前的歷史文獻中均不見記載。唐代史籍詩賦雖一再提及，但從未說到其具體位置。
填補這一歷史空白的是北宋著名歷史學家宋敏求。這位龍圖閣大學士當時任朝廷的史館編修，在奉旨編修唐史的過程中搜集了大量尚未佚失的唐代長安歷史地理文獻資料，積二十年之功著成《長安志》。據此書「常樂坊」條目下記載：「坊內街之東有大冢，俗誤以為董仲舒墓，亦呼為蝦蟆陵。」同書「萬年縣」條目下記載：「蝦蟆陵在縣南六里」。「常樂坊內街之東」位置，即今西安交通大學東南區校醫院南側。而當時的萬年縣（後改稱咸寧縣）治所，在今西安市和平門附近的縣門街一帶，西安交通大學校醫院的位置正在此以南約3公里。以上說法，與《辭源》所說吻合。
宋敏求的記載言之鑿鑿。宋、元、明、清歷代歷史地理學家一致贊同此說。自南宋程大昌《雍錄》、元李好文《長安志圖》、元駱天驤《類編長安志》直到清徐松《唐兩京城坊考》對此均無異議。
蔣紀新把歷代史籍按時間順序略作比較，發現了一個有趣的史實：直到明代中葉對這一點尚無異議，如：明天順五年（1461年）成書的《大明一統志》中稱：「董仲舒墓在城南六里」。明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成書的《陝西通志》中也稱：「董仲舒墓在城南六里」。但此後的地方誌書就忽然改變腔調，說下馬陵在和平門附近了。
明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成為一條明顯的分界線。
蔣紀新再作考證，獲悉事情初起於明正德年間。隨著程朱理學泛濫與朝廷鼓吹倡導，董仲舒被炒作抬舉到了駭人的高度，成了與孔子並列的「董子」，全國各地紛紛大建「董子祠」。在這種形勢下，陝西巡撫王詡於正德元年（1506年）在今西安交通大學的下馬陵也建了一座董子祠。所謂「董子祠」，即祭祀董仲舒的祠堂，與董仲舒墓本來也並不相干。然而，事到明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卻發生了戲劇性變化。在這一年，兵部侍郎兼陝西巡按都御史趙廷錫做出決定：下令把這座城南六里外的董子祠搬進城內，移建在今和平門附近的位置，並在這座董子祠後為其造墓。明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欽差總兵張光宇為這座董子祠後的董仲舒墓一本正經立了墓碑。從此，明代陝西、西安方誌上的下馬陵全都「遷移」到了城內。
進入清代之後，這場造假戲仍然繼續。清康熙元年（1667年），知縣黃家鼎把下馬陵重加修葺，並在門前刻石「下馬陵」，將今和平門附近這條街巷改稱下馬陵街。清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陝西巡撫畢沅又為下馬陵再次題碑刻石，於是，《關中勝跡圖志》和各種清代方誌也紛紛聲稱下馬陵在城內胭脂坡下，以訛傳訛以至於今。
這就是當今下馬陵履歷的全部。
城南下馬陵 真名蝦蟆陵
接下來，蔣紀新又對南郊常樂坊的那個地方，究竟是叫下馬陵還是蝦蟆陵這個問題進行了進一步的考證。
唐人李肇的《國史補》稱：舊說，董仲舒墓，門人過皆下馬，故謂之下馬陵。後語訛為蝦蟆陵。他的意思是，下馬陵的名稱在蝦蟆陵之前，後者為訛傳。而唐代諸多詩人卻都將那裡稱蝦蟆陵，最著名的莫過於白居易的《琵琶行》，其中有「自言本是京城女，家在蝦蟆陵下住」之說。此外，謝良輔的《憶長安》詩中有「取酒蝦蟆陵下，家家守歲傳卮」，皎然的《長安少年行》詩中也有「翠樓春酒蝦蟆陵，長安少年皆共行」等詩句。以上三位詩人大致與李肇同時代，其中，謝良輔、皎然稍早些，白居易與李肇生活年代完全相同。他們都只承認蝦蟆陵。蔣紀新查閱歷史資料，又到西安交大一帶實地考察，認為蝦蟆陵是正確的名稱，下馬陵為誤。隨著歷史的演變，常樂坊已經不復存在，今人對蝦蟆陵這個名稱也日漸生疏了。
董仲舒墓地 興平茂陵
既然城內下馬陵、城南蝦蟆陵都不是董仲舒墓，那麼，董仲舒墓在興平市這個史實又是如何考證出來的？
蔣紀新認為，董仲舒的晚年歸宿史實清晰。按漢代禮制，皇帝一上任就要為自己建造陵墓，並在陵園附近建造陵邑，把達到一定級別的達官顯貴豪門巨富遷入陵邑居住，這些人死後也循例陪葬於陵園周圍。漢武帝登基後，在今興平市境建造了茂陵與茂陵邑。董仲舒曾任諸侯國相，雖是無足輕重的閑官，但級別卻相當高，為二千石吏，屬高級官員之列，因此，漢武帝建茂陵後，他就遷居茂陵邑的顯武里。據《漢書·董仲舒傳》載：「及去位歸居，終不問家產業，以修學著書為事。」「年老，以壽終於家。」這里雖未明言葬處，意思其實已很分明。陪葬皇陵不僅是皇帝恩典的殊榮，也是身份、地位的象徵，更重要的是體現了君臣一體忠於皇室之義。儒家思想一向鼓吹忠君尊禮。董仲舒作為一代儒學大師，一向以嚴守儒家禮制一絲不苟名重於世，陪葬茂陵無疑是他的理想歸宿。
蔣紀新查閱北宋《太平寰宇記》卷二十七：「董仲舒墓，在（興平）縣東北二十里。」
今陝西省興平市南位鄉漢武帝茂陵以北約500米處，有一座村莊叫「策村」，235戶村民中除8戶外，全系董姓。他們就是在這里世代相繼住了二千多年的董仲舒後裔。策村東南約250米處，有一座南北長71米，東西寬30米，封土殘高14.3米的古冢，村民稱為「策冢」。這就是董仲舒的墓冢。
為什麼叫「策村」「策冢」，卻不叫「董村」「董冢」呢？蔣紀新解釋說，這是因為他們的祖上董仲舒曾進呈「天人三策」有功於漢，為銘記先人功績，遂以之為名。
『柒』 漢武帝下馬陵的具體故事
公元前104年，董仲舒因為年老，壽終於家。他死後葬於京師長安西郊，有一次漢武帝路過內其墓地，容為了表達對這位具有卓越才華且忠心耿耿的老臣的敬意，特地下馬步行，自此以後文士路過此地莫不下馬，董仲舒的墓地由此又稱「下馬陵」
『捌』 董仲舒不是皇帝但為什麼墓叫下馬陵
仲舒墓（下馬陵）在西安南城牆東段內側，有一條小街道，叫「下馬陵街」。它東至和平門，西通柏樹林街南 口的碑林博物館。在這條街偏東北側就是董仲舒墓所在。董仲舒墓也叫下馬陵，這條街因此而得名。
董仲舒是我國西漢有名的儒學大師。據說他從小就接觸儒家經典，可謂飽讀聖賢詩書，小有名氣。傳說董仲舒是董永和七仙女所生，自娘胎里就帶有一種仙氣和靈氣。雖是傳說，也不奇怪，人們一般都喜歡把名人小時候描繪成具有超凡能力的「神童」或「小天才」， 否則他怎麼會成為名人呢?漢景帝時，董仲舒便來到京城長安，成了朝廷的儒學博士，類似於 我們今天的教授或顧問。在這期間，董仲舒幾乎閉門不出，只有一個心思就是讀書苦研，甚至連窗外的「美景」也不看一眼，故有「三年不窺園」之美談。「讀書隨處凈土，閉門即是深山。」幾年過去後，董仲舒的學問愈加精深，成了遠近聞名的經學大師。到了漢武帝時，董仲舒獻舉「賢良」之策，加之他極力鼓吹「君權神授」，提倡「三綱五常」，對漢 武帝的封建統治很合用，因而頗受青睞。漢武帝採納了董仲舒提出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 」的建議，在中國文化思想上產生了極大影響。董仲舒去世後，漢武帝親自為他選擇安葬之 地，並在陵前修建董子祠。出於對董仲舒的尊敬，據說漢武帝每次經過他的陵園時，三十丈之外，便下馬步行，隨從臣子照例這樣做。從此後也便形成了一條不成文的規矩：上至達官顯貴，下至平民百姓，騎馬者，乘轎者，凡經過董仲舒的墓前，都要下來步行。下馬陵的名稱便由此產生。唐人韋述的《兩京記》中對此也有記載：「漢武帝至墓前下馬，故曰下馬陵。」後來，下馬陵也稱作「蛤蟆陵」，估計這與關中方言有關。現在的關中一帶仍把「下( xiɑ)」發為「hɑ」音，「蛤蟆」與「下馬」發音相諧，順手拈來，與詞義無關。還有 寫作「蝦蟆」二字的，是否訛誤，至今各執一是。如何寫法無關緊要，實際上都是一檔子事。
『玖』 為啥說下馬陵是董仲書而不是衛子夫墓
衛皇後的沒有如某些人想像的那樣拋屍荒野，漢書說的很明白，葬於長安城南的桐柏亭附近。 漢宣帝即位後，將其曾祖母衛皇後改葬於長安城覆盎門外南北大道之東，其陵墓稱「思後園」。又「置園邑三百家，長丞周衛奉守。」追謚曰「思」。又稱「孝武衛思後」。空棺的是勾弋夫人，昭帝欲為她改葬，開棺發現無屍體，只有鞋子。
根據史記和漢書，衛後生一子三女，只有衛長公主和衛太子劉據確定為衛皇後所生，其餘兩女並沒有註明。根據索隱注其他兩女為諸邑公主和石邑公主，漢書記諸邑公主死於巫蠱之禍，石邑公主史書無事跡記載。
被傳為董仲舒之墓的下馬陵很有可能就是衛皇後的墓，考察現在下馬陵的位置，第一，下馬陵如果正南下去，則正好是考古探明的杜城的范圍，下馬陵的位置也正好在漢長安南邊，不過相距很遠， 第二，無論說衛子夫葬在長安城哪個城門外的大道東邊，下馬陵的位置都是符合的，因為杜城在今天西安的東南方向，而漢長安城在今天西安城的西北方向。
若董仲舒的墓為下馬陵，疑點就在於，漢武帝雖然採納董仲舒的建議搞獨尊儒術，但是董仲舒的核心學說天人感應，卻沒有得到武帝的足夠賞識，董仲舒死後，以董仲舒的地位，武帝是否會讓官員在他墓前下馬，很成問題，若下馬陵為衛子夫的墓，那麼按照後陵制度，官員下馬是肯定的，至於說為什麼偏偏在諸多漢墓中要講這座墓為下馬陵，很可能它在西漢時期的封土就不如正常後陵那麼高大，位置又如此遠離帝陵，故有可能特別用下馬陵這樣的名字來突出它。
『拾』 下馬陵的故事
下馬陵又稱蛤蟆陵，位於今西安市和平門附近。東起今天的和平門，西至今回天的文昌門，全長答有800餘米。
由來：00
相傳，漢朝時著名改革家董仲舒死後，安葬在長安城南曲江附近。一日漢武帝經過這里時，為了表示對董仲舒的尊敬，特別下馬步行，於是民間稱這里為下馬陵，由於陝西話中「下馬」二字與「蛤蟆」同音，所以幾經流傳，便被稱作了蛤蟆陵。
後世情況：00
唐白居易《琵琶行》中有名句「自言本是京城女，家在蛤蟆陵下住」，蛤蟆陵由此聞名遐邇。00
從明代開始，從文廟到關中書院到蛤蟆陵一直是文人墨客流連之處。00
抗戰時期，下馬陵曾是西安最重要的政治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