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倫發展歷史文化

『壹』 歷史問題

明清時期是中華民族共同體得到鞏固和發展的重要時期。
明朝：重視對少數民族地區的管治
明朝雖是漢族政權，但政府卻十分重視對少數民族地區的管理和統治。

在南方的少數民族地區，先是實行元代以來的土司制度，對歸順的各少數民族首領授予世襲官職，由他們自行管理所轄地方。後來又實行「改土歸流」，把土司轄區納入中央政府的直接統治范圍，這有利於國家統一的發展。

明朝：中華各族實現真正意義上的統一
在北方、東北和西北地區，明政府主要設置軍事機構鎮守，例如設置都司和衛所，以鞏固國家的安定和統一。

另外，明政府也鼓勵少數民族與漢族之間在經濟文化上的往來，如移民屯墾、貿易互市、興建學校、推行儒學等等舉措，都取得了明顯的成效。明朝政府的這些措施，使邊疆少數民族地區與中央王朝的關系日益密切，從而實現了中央王朝與邊疆地區真正意義上的統一。

清朝：中華民族共同體更進一步穩固發展
由滿族建立的清朝是中國歷史上繼元朝之後，又一個由少數民族建立的統一王朝。由於滿族統治者採取了許多重大措施穩定邊疆，並對漢文化和各少數民族文化採取了更為寬容、開放的態度和政策，使民族關系、民族融合得到更進一步的發展，從而加強了各民族的相互認同感。

清朝：體現強大的民族凝聚力
清朝前期以強盛國力所奠定和鞏固的中國疆域，促進了民族凝聚力的不斷增加，在晚清時期受到外國侵略時，中國各地區民族皆為了維護國家主權、領土完整，而對列強作出抗爭，充分體現了中華民族的強大凝聚力。

清代的民族政策與以前歷代相比有那些獨特的地方？
從順治帝起，清朝統治者吸取了元朝滅亡的教訓，首先肯定了漢族文化的先進，採取了向漢族人學習，學習他們的習俗、文化，重用漢族大臣，開科考，修孔廟，拜孔子等一系列行為。這些行為在順治帝之時，幾乎遭到滿朝文武的反對，連順治帝的親生母親都不支持他。這或許是順治帝抑鬱而終的原因。
但事實證明順治帝的作為是對的，康熙不僅繼承了順治的政策，還親下江南，拜明孝陵，以安漢族人的心。從那時起，一品大員，如上書房大臣等，一改無漢臣的歷史，重用漢臣。如張廷玉，歷三朝，居首輔四十餘年。這些做法是空前絕後的。

理藩院

清代管理蒙、回、藏等少數民族事務的中央機構。清以前歷代封建王朝對於少數民族事務的管理，只設官員兼管，不設專署。清於崇德元年(1636)設蒙古衙門，由承政、參政主管；三年六月，改稱理藩院，屬禮部。順治元年(1644)，改置尚書、侍郎；十八年，定官制同六部，理藩院尚書亦入議政之列。設錄勛、賓客、柔遠、理刑四司。雍正時定以王、公、大學士兼理院事。乾隆改設旗籍、王會、典屬、柔遠、徠遠、理刑六司。咸豐十年十二月(1861年1月)成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以前，兼辦對俄外交事務。光緒三十三年(1907)九月，改為理藩部，清亡遂廢。

理藩院初掌蒙古事，隨著清廷全國政權的建立，更為總管蒙古、西藏、新疆等各少數民族地區事務的中央機構。清統治者通過理藩院實施對各少數民族地區的統治，加強與他們的聯系。康熙二十六年(1697)，修定《理藩院則例》，用法規固定了對少數民族地區統治的各項措施。以後，乾隆、嘉慶、道光、光緒年間又四次校修。

理藩院六司分掌爵祿、朝貢、定界、官制、兵刑、戶口、耕牧、賦稅、驛站、貿易、宗教等政令。另有司務廳、銀庫、飯銀處、當月處、督催所及滿、漢、蒙、俸四檔房掌衙署日常事務。理藩院所轄，先後尚有內館、外館、蒙古學、唐古特學、托忒學、俄羅斯學、木蘭圍場、喇嘛印務處、則例館等機構。此外還派司員、筆帖式等常駐少數民族地方，處理特定事務，定期輪換。
理藩院的歷史作用

首先，理藩院執行了清代比較成功的統治西、北邊疆少數民族地區的政策。清朝是我國少數民族——滿族建立起來的封建王朝。鑒於明末對周邊地區無力顧及的歷史教訓，清朝統治者，特別是清前期的封建帝王對邊疆少數民族的統治極為重視。他們把西、北邊疆少數民族居住的廣大地區看成是統治中原的「屏藩」，認為「搖惑我外藩」，就是「壞我屏垣」，就會使「疆圉」「不靖」，而「邊境一日不寧，內地之民一日不得休息」，這勢必要危及到全國統治的穩定性。正是基本這種認識，康熙帝在位61年總結了大量的統治西、北邊疆地區少數民族的經驗。他認為，統治西、北邊疆地區的宗旨在於「治之得其道」。他特別指出要加強這些地區的少數民族對中央政權的向心力。針對這些地區少數民族的貢物他曾議論：「貢物何足珍貴，正鑒其誠敬之心耳」。為了表示對統治西、北邊疆少數民族地區的重視，康熙還把「柔遠能邇」當做「敬天法祖」的實際內容寫入遺詔中，令後代子孫永誌不忘。雍正帝即位後，親自為理藩院書寫匾額：「宣化遐方」，並在統治西、北邊疆少數民族地區的政策中提出要「從俗從宜，各安其習」。乾隆皇帝當政時期，盡管他認為「駕馭外藩之道，示之以謙則愈驕，怵之以威則自畏」，從而採用了「寬猛互濟」、「恩威並用」的方針，但同時也仍然主張「從俗從宜」、「不易其習」。總之，清代前期統治西、北邊疆地區，實際上是採用了「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的方針。

其次，理藩院促進了清代前期統一多民族國家的鞏固和發展，這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一）在17世紀中葉，理藩院的活動保證了清朝的順利入關，對清朝統一全國起了促進作用。由於明朝腐敗導致的中央政權力量削弱，我國17世紀中葉陷於分裂狀態，這種分裂在當時並不是一種值得稱頌的現象。一方面，因為這種分裂戰爭連綿不斷，人民流離失所，社會經濟遭到破壞。另一方面，當時西方資本主義勢力已經東來，沙俄也時刻窺伺我國北部的大好河山。如果分裂形勢繼續下去，就可能給這些侵略勢力以可乘之機。所以，盡快恢復統一，不僅有利於國內各民族人民的休養生息，符合全中國人民根本利益要求，而且對於抵抗西方殖民主義勢力和沙俄侵略勢力也有著重要意義。歷史證明，統一的歷史使命由清朝承擔了。清朝所以能承擔這一重任，除了別的因素外，漠南蒙古已經成為它的可靠後方和重要的藉助力量是重要原因之一，而這與理藩院有密切關系。理藩院設立後四個月，其官員就往察哈爾、喀爾喀、科爾沁諸部「稽戶口，編牛錄，讞庶獄，禁姦宄」。僅一個月就編成了牛錄，造好了甲士清冊。這既穩定了漠南蒙古的社會秩序，也為清朝提供了兵源。理藩院設立後八年，清朝入關，漠南蒙古諸部紛紛率師相從。同時，在清朝入關之際，理藩院及時地把清軍入關和進佔北京情況通知漠南蒙古各部，使他們時刻有所准備。雖然，清軍入關後在統一過程中使用了殘酷的暴力，對社會經濟發展一度造成影響，但是，清朝統一全國的歷史意義是無論如何不能抹煞的。

清朝是我國封建社會多民族統一國家得到空前發展和鞏固的時期。有清一代，維護國家統一的力量與形形色色的分裂勢力曾進行長期斗爭。在這些斗爭中，理藩院充分發揮了維護統一的作用。有些前已述及。又如，康熙二十五年（1686）三月，當喀爾喀蒙古土謝圖、札薩克圖兩汗發生沖突後，理藩院尚書阿喇尼親往喀爾喀七旗蒞盟，竭力促使他們「盡釋舊怨」而「交相揖睦，共享昇平」。這年八月，阿喇尼又召集喀爾喀兩翼汗傳達康熙聖諭，令其「同歸於好」。當噶爾丹發動內亂、喀爾喀蒙古各部率眾南奔時，理藩院立即將情況上奏康熙帝，並負責安排喀爾喀蒙古各部生計。正是在理藩院組織安排下，通過多倫會盟，我國北部邊疆很快出現了安定局面。康熙皇帝說：「昔秦興土石之工，修築長城。我朝施恩於喀爾喀，使之防備朔方，較長城更為堅固。應當說，這種北部邊疆的堅固狀況與理藩院的作用是分不開的，這又為徹底粉碎噶爾丹內亂、抵禦沙俄的擴張侵略准備了條件。

理藩院除在政治軍事方面促進了清代多民族統一國家的發展鞏固外，還程度不同地促進了西、北邊疆少數民族地區與中原內地的經濟交流，促進了邊疆少數民族地區的經濟發展。多倫會盟之後，理藩院派遣官員去山西等地准備耒耜，幫助喀爾喀蒙古於膏腴之地種植農作物。理藩院還按照清代帝王的意志，協助組織邊疆地區少數民族建立「常平倉」，貯積糧谷，以備賑濟，「其收放實數」，「每年秋後造具印冊報院」。僅漠南蒙古哲里木、昭烏達、卓索圖3盟26旗就額存谷246100多石。雍正十二年（1734）二月，吳喇特鎮國公達爾瑪機里弟屬下游牧地方，因風雪之災，人畜傷損。理藩院派遣官員按戶賑濟，共計大小15385口，6個月時間用米7240.1石。在救災過程中，理藩院官員因地制宜，在有河流的地方幫助蒙古人民造船、結網、捕魚。此外，理藩院管理的驛站把西、北邊疆少數民族地區和內地聯成一體，這對西、北地區經濟的恢復和發展，對清朝多民族國家的統一和鞏固，多少起了一定作用。

我們在評價清代理藩院、基本肯定它的歷史作用時，應當說明，理藩院終究是清朝階級統治和壓迫的工具。它維護的是少數民族王公貴族的利益，維護他們對各族勞動人民的剝削。西、北邊疆地區少數民族勞動人民受「厚斂重徭」的剝削，被「納之於阽危之域」，生活極為貧苦，遇有災荒，清朝經理藩院雖有賑濟，但由於上層王公們「苟且塞責」，廣大勞動人民「並不得實惠」。統治階級需要的「納賦」、「貢徭」像兩根繩索，把少數民族勞動人民緊緊捆綁住，使他們難以逃脫「重賦苛役」的苦海。因此，西、北邊疆少數民族勞動人民「迫於飢寒，以致離散」的現象到處可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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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對少數民族的殺戮以及滿族是明朝人的證據
很多人的對於清朝的殘暴不滿，指責清朝殺戮太過。可是縱貫所有封建王朝，那有不沾血腥的呢？

洪武五年征三十六洞散毛。景泰六年，征湖廣苗蒙能，圍攻龍里，懷化、銅鼓諸地，天順五年，大軍深入苗疆，攻破幾百餘寨 ，焚毀三千家，斬首三千三百餘人。天順三年（公元1459年）黔中苗族於把珠等起義失敗後，有四千四百九十人被殺，五千五百個婦女被俘往他鄉，萬曆年間明朝用兵平定播州土司揚應龍之亂時，許多苗族、仡佬族橫遭屠殺，被迫逃走，戰後倖存者僅「十之二」。為了「開邊」，明王朝在黔東和貴陽、安順等地大量安屯設堡，強使許多苗族人民遷居。（《邱北縣志》第二冊）

貴州軍務右副都御史白圭的摺子，左一個「斬首一萬」，右一個「斬首3000」很是洋洋得意啊。
據《鳳凰廳志》和《瀘溪縣志》載：苗區人口「大經草剃，存不滿百」，「幾經絕種」。「經過撻伐征剿，村寨十室九空，人跡滅絕」

明遼東總兵李成梁軍在圖倫城主尼堪外蘭的引導下,攻克了阿台的古埒城,屠城。還把人家努爾哈赤的祖父覺常剛和父親塔石誤殺了。

再說滿人本來就是明朝子民，怎麼能用日本來比擬？

明成祖永樂年間,東海女真部分南移,同建州女真經常發生戰爭.建州女真被迫向南向西遷移.

宣德時期,童猛哥帖木兒為東海女真殺害.其弟凡察,其子童倉,董山率部西遷,經佟家江(今渾江),進入赫圖阿拉(今遼寧新賓縣),於呼蘭哈達山(又叫煙筒山)下,渾河支流蘇子河畔,築城定居下來.

正統時期,明政府為了籠絡建州女真,任命阿哈出的孫子李滿柱為建州衛指揮使,凡察為建州右衛指揮使,董山為建州左衛指揮使."建州三衛"之稱由此而來.建州三衛是明政府設立的地方機構,既管軍事,又理民政,"撫綏屬部","看守地方".長官由中央政府委任,可以世襲,要服從中央政府的命令,承擔各種義務."有所征調,聞使即從,無敢違期"①.正如清太宗皇太極所雲:"我祖宗與明朝看邊,忠順有年."這生動地反映了明朝中央政府和地方衛所的親密關系。
① 《左傳》卷二十二,昭公九年.
① 嚴從簡:《殊域周咨錄》卷二十四

明初,太祖朱元璋頗重視對東北邊陲少數民族的治理.洪武三年(1370年),在遼東設立了定遼衛都衛.八年(1375年),改定遼衛都衛為遼東都指揮使司,管理遼東25衛,138所,二州一盟.

永樂七年(1409年),在黑龍江特林地區設置了奴爾干都司,所轄的著名衛所有建州衛,海西衛,兀者衛,囊哈兒衛等.成祖朱棣派遣宦官亦失哈到奴爾兒干都司進行慰問與巡視,增進了邊區民族與明中央政府之間的聯系.

永樂十八年(1420年),明朝遷都北京後,加強了對東北地區的經營.從洪武到正統年間,先後在東起庫頁
島,西至斡難河,北自烏第河,南瀕日本海等廣闊地區,建置了184衛.這對東北邊疆的開發建設,以及邊區與中原的經濟文化交流,都起到了積極的促進作用.

對東北女真等民族,明政府採取了招撫,羈縻與分而治之的政策.政治上,明政府委任部落酋長,首領充當衛所長官,申明職守,給予敕書,又稱璽書."官其酋長為都督,都指揮,指揮,千百戶,鎮撫等職,給與印信,俾仍舊俗,各統其屬"①.各衛所要對明政府履行各項義務."時以朝貢",衛所官員要定期進京述職,奏報地方治亂.建州,海西女真每年冬季從開原入京朝貢,貢品主要有人參,貂皮,海東青,馬匹,珍珠等地方名貴土特產.

② 《清太祖武皇帝實錄》卷二.
① 天順《大明一統志》卷八十九

明朝在少數民族地區實行羈縻衛所制度和土司、土官制度，促進了中華多民族的統一和發展。

『貳』 外蒙古的歷史概念

蒙古民族不是「單一文化和血統」的民族。
在成吉思汗時代，蒙古人就是有四種宗教和七種語言的民族，因此他的文化差異從來就是很強的。

俄中蒙三地分別是在不同的環境下發展的，所產生的文化都是現代蒙古文化的一部分，因為蒙古民族從來不是靠「某種文化」實現民族的凝聚的，也不是依靠文化存在和發展下來的，因此這種文化上的差異很可能會越來越大。

蒙古文化有其隨遇性，所謂「蒙古人如一片葉子，隨風飄在哪裡，就在哪裡安家」。

八百年來，就是這么過來的，就是這么發展起來的。

如果沒有這種隨意發展的模式，蒙古民族反而可能會不再存在了。

對於蒙古民族來說，重要的是人，而不是文化，對於蒙古人來說，重要的是人的親情，而不是人的差別。

另外：
內外蒙的問題是在清代留下的，最早擁護清朝的是所謂元來忠於北元王朝的蒙古部族，主要代表是科爾沁和察哈爾，他們與清朝有世婚的親緣關系。
而其他部族，就被稱為外蒙古，外蒙古跟清朝的關系比較遠，雙方合為一體，是通過康熙年間的「多倫會盟」。

明朝的時候，所謂外蒙古還不存在，當時蒙古人還處於「北元」的統治之下。北元是元朝的後裔，最終投降於清朝，但是北元降清的時候，除了一顆代表中國最高統治權的「傳國玉璽」（明朝皇帝沒有得到玉璽，屬於「白板皇帝」）在實質上，已經沒有什麼本錢了，相當多的蒙古部族都已經不服從北元大汗的號令了。

而明朝因為是推翻了元朝建立的國家，因引始終對北元這一元朝的正統繼承者懷有敵意，一方面在史書上不承認北元的存在事實，另一方面多次出兵討伐北元，甚至不惜採用屠殺平民的手段。
這樣導致了蒙漢仇恨很深，所以在明代也不存在漢人去內蒙地區開荒的事情。

一直到清末的時候，漢人才開始大舉進入今天內蒙地區開荒種田，但是這對生態的破壞也很大，只是當時的人們沒有意識到這一點罷了。

『叄』 歷史文化街區打造屬於兩山理論范疇嗎

歷史文化街區打造屬於兩山理論范疇
歷史文化街區首先得益於其獨特的歷史，世易時移，歷史歲月沉澱為獨特的文化記憶和標志，並融入當地人獨特的習俗，在居住生活之餘，漸漸成為當地人時常光顧的休閑場所，最終因為本地人的活動，增加了地域化的獨特生活場景和氛圍，然後就對外地人構成了旅遊吸引力。這是歷史文化街區的產生和演變過程，同樣也是歷史文化街區今後保護和發展的依據和規律。

歷史文化街區不同於新建的所謂文旅小鎮，新文旅小鎮要麼挖掘文化，要麼植入文化，但由於時代變遷，即使復原了建築景觀，附會了歷史文化，也給人物是人非的感覺，缺少的就是前人遺存的歷史場景，尤其是人文情境。歷史文化街區大都都處於城市的核心區，擁有地域特色或獨自的個性特徵、民族風情、地域文化。一般具有歷史、地域、市井三種機理，並由此衍生出文化性、獨特性、生活性三個特徵，這三個特徵基本體現了歷史文化、生活化與生活景觀化、旅遊化。要在現代城市發展環境下保護並打造好這些歷史文化街區，必然要從這三個特徵入手。
國家歷史文化名城，大都是歷史孕育出的、因深厚的文化底蘊或發生過重大歷史事件而青史留名的城市。這些城市不論曾是王朝都城，還是當時的政治、經濟重鎮，抑或重大歷史事件的發生地，一般都擁有珍貴的文物遺跡，而這些遺跡大都集中在歷史文化街區內。上海和青島是兩座具有百年歷史的城市，也都存在一些現代歷史文化街區。

多倫路，號稱文化名人街，作為虹口區「搶救文化遺產、保護故居遺址」的標志性文化工程，成為上海都市文化旅遊引人注目的新景點。街上林立著古錢幣博物館、奇石館、藏筷館、藏鍾館、左聯會址和紀念館、夕拾鍾摟、鴻德堂等，其中景雲里是上世紀二、三十年代魯迅、陳望道、茅盾、葉聖陶、馮雪峰、周建人、柔石等一大批文化名人活動過的地方，多倫路因此有了「現代文學重鎮」的地位。多倫路的路面用石塊鋪成，路兩邊的各式洋樓門面洞開，雅商雲集，一路過去，褐紅色的呈幾何型圖案的彈階路飽含著豐厚的文化積淀，婉蜒地把人們引向塵封許久的歷史深處，很是風雅。

『肆』 多倫股份,是什麼做生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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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主營構成分析】
【2011年度概況】
┌────────────┬─────┬─────┬───┬──────┐
｜項目名稱 ｜營業收入( ｜營業利潤( ｜毛利率｜佔主營業務收｜
｜ ｜萬元) ｜萬元) ｜(%) ｜入比例(%) ｜
├────────────┼─────┼─────┼───┼──────┤
｜房地產(行業) ｜ 9183.98｜ 4553.43｜ 49.58｜ 99.14｜
｜合計(行業) ｜ 9264.09｜ 4633.54｜ 50.02｜ 100.00｜
├────────────┼─────┼─────┼───┼──────┤
｜商品房(產品) ｜ 9183.98｜ 4553.43｜ 49.58｜ 99.14｜
｜合計(產品) ｜ 9264.09｜ 4633.54｜ 50.02｜ 100.00｜
├────────────┼─────┼─────┼───┼──────┤
｜福建地區(地區) ｜ 9183.98｜ -｜ -｜ 99.14｜
｜合計(地區) ｜ 9264.09｜ -｜ -｜ 100.00｜

公司的主營業務為房地產綜合開發和物業管理，目前公司與上海市虹口區人民政府就改造與開發上海市虹口區多倫路社區事宜達成合作意向，推進上海多倫路歷史文化風貌區保護與改造二期項目的實施。
截至11月30日，東平焦化的資產總額為5.3億元，負債總額為2.2億元，凈資產為3.1億元。此次增資完成後，多倫股份將持有公司45%股權，成為第一大股東。
值得注意的是，審計機構對東平焦化出具了保留意見審計報告。不僅如此，東平焦化公司此次納入評估范圍的房屋，全部沒有房屋所有權證。另外，評估范圍中的土地3宗、房屋建築物約9項，面積約為5154.25平米，以及所有生產設備全部抵押給吉木薩爾縣農村信用合作聯社牽頭的貸款社團，抵押期限從2010年10月20日至2013年10月19日，抵押的貸款本金為7000萬元。而公司作為"門外漢"進入煤化工行業，還將面臨來自經營管理和行業本身的各種風險。公司在房地產主業發展受制政策調整時積極轉型本來無可厚非，但其新涉足的煤化工也是受到政策調控的行業，也存在較大風險。
公司也表示，我國煤化工行業內重復布點、低水平重復建設現象仍然存在，近幾年來，在淘汰落後產能的同時，新建產能也在進一步擴張，可能會對東平焦化的銷售形成一定的壓力。同時，東平焦化二期工程完成後，對原煤等原材料需求大增，若相關原材料價格持續上漲，將對公司經營造成負面影響。

『伍』 西口文化的歷史意義

地理位置
西口，即殺虎口，位於山西省朔州市右玉縣西北部，現為集中展示「西口文化」的著名風景名勝區。
西口殺虎口，在明代是長城要塞，名為殺胡口、殺胡堡，從這個名稱可見當時長城內與邊塞民族關系的緊張狀況。隆慶和議後明朝在長城沿邊宣府、大同、山西三鎮開設互市，大同右衛即於此時設馬市於殺胡口關城下，使之成為邊貿往來的孔道與平台。
入清，殺胡口改名為殺虎口，因其位於西北商道的交通樞紐，順治七年(1650年)，清政府在殺虎口設稅關，次年「設監督一員，經收課稅」。此後，又在歸化城設分關，沿長城內外大同得勝口、河曲、包頭、托克托、陽高和天鎮等處設稅收分局、支卡，專門負責徵收東自天鎮、西至陝西神木一帶的關稅。並規定，「商人運載貨物，例需直赴殺虎口輸稅，不許繞避別口私走」。[1]
具體含義
從山西人走西口的大致路線圖看，山西人從山西中部和北部出發，一條路向西，經殺虎口出關，進入蒙 殺虎關古草原；一條路向東，過大同，經張家口出關進入蒙古。
民間所說的「走西口」中的「西口」就是山西省朔州市右玉縣殺虎口。走出這個西口，就到了昔日由山西人包攬經商天下的歸化與綏遠（統稱歸綏）、庫倫和多倫、烏里雅蘇台和科布多及新疆等地區。「殺虎口」還是通往蒙古恰克圖和俄羅斯等地經商的重要商道。「殺虎口」的興衰史也反映了晉商發展興衰的歷史。
文化背景
清代是中國人口發展史上的一個重要時期。清初通過康雍乾三世的恢復發展，到乾隆朝全國人口突破三億大關。人地矛盾尖銳，大量內地貧民迫於生活壓力，「走西口」、「闖關東」或「下南洋」，形成近代三股大的移民浪潮。「走西口」是清代以來成千上萬的晉、陝等地老百姓湧入歸化城、土默特、察哈爾和鄂爾多斯等地謀生的移民活動。「走西口」這一移民活動，大大改變了內蒙古的社會結構、經濟結構和生活方式。同時，占移民比例極高的山西移民，作為文化傳播的主要載體，將山西的晉文化帶到了內蒙古中西部地區，使當地形成富有濃郁山西本土特色的移民文化。晉文化作為農耕文化的一部分，通過人口遷移，與當地的游牧文化相融合，形成富有活力的多元文化，豐富了中國的文化。
山西北部土地貧瘠，自然災害頻繁，生存環境的惡劣迫使晉北很多人到口外謀生。「河曲保德州，十年九不收，男人走口外，女人挖野菜」的山西舊謠充分說明「走西口」者多為自然災害引起的飢民。清光緒三年至五年，山西等省大旱三年，出現被稱為「丁戊奇荒」的近代最嚴重的旱災，甚至部分地區寸雨未下。自然災害引起的人口流遷，以忻州、雁北等晉北地區最為突出。晉北各州縣貧瘠的土地，惡劣的自然環境迫使大批百姓離開故土。例如「陽高地處北塞，砂磧優甚，高土黃沙，滿目低土，鹼鹵難耕……地瘠民貧，無所厚藏，一遇荒歉，流離不堪。」在貧瘠的土地，寒冷的氣候，無川流灌溉的惡劣自然環境里，晉北人生活困苦。每遇災歉，人們不得不流離失所，奔赴口外謀生。
「走西口」是一部辛酸的移民史，是一部艱苦奮斗的創業史。一批又一批移民背井離鄉北上口外蒙古，艱苦創業，開發了內蒙古地區。更重要的是，他們給處於落後游牧狀態的內蒙古中西部帶去了先進的農耕文化，使當地的整個文化風貌發生了根本的改變。伴隨著「走西口」移民的進程，口外蒙古地區以傳統單一的游牧社會演變為旗縣雙立，牧耕並舉的 多元化社會。在這一演變過程中，作為移民主體的山西移民做出了極大的貢獻。由於山西移民在移民中占絕大多數，因而當地的移民文化更多地富有晉文化的特色，也可以說是晉文化在這一地區的擴展。
人口的流動，帶動了文化的傳播，而文化的傳播，又拉近了地區間的距離，增強了它們的認同感。「走西口」這一移民浪潮，大大促進了內蒙古中西部地區與內地的交流，進一步增進了蒙漢之間的民族感情，對我們多民族國家的繁榮穩定產生了一定的積極的影響~

『陸』 內蒙古的歷史

內蒙古地區是中華民族古老的歷史搖籃之一，也是古代中國北方少數民族生息繁衍的地方。據文獻記載，古代曾在這里活動過的游牧部族有10多個，其中維系時間較長、影響較大的有匈奴、鮮卑、突厥、契丹、女真等。額爾古納河畔是蒙古族的歷史搖籃。

「蒙古」最初只是蒙古諸部落中的一個部落的名稱，逐漸統一各部落後才演變成了這些部落的共同名稱。大約在公元7世紀，蒙古部從額爾古納河流域開始向西部蒙古草原遷移。回紇建立起了一個新汗國，創立了自己的文字並成為如今蒙文的先鋒。

12世紀時，這部分人繁衍子孫氏族分出了乞顏、扎答蘭、泰赤烏等許多部落，散布在今鄂嫩河、克魯倫河、土拉河的上游和肯特山以東一帶。當時在蒙古草原和貝加爾湖周圍的森林地帶，還有塔塔兒、翁吉刺、蔑兒乞、斡亦刺、克烈、汪古諸部。

(6)多倫發展歷史文化擴展閱讀

近代內蒙古：

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內蒙古地區的革命也成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一個組成部分。內蒙古的各族人民為民族解放事業作出了不朽的貢獻。這正是能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前建立第一個民族區域自治地方的深刻歷史原因。

1947年4月23日至5月3日，內蒙古人民代表會議在王爺廟(今烏蘭浩特市) 召開，會議決定5月1日為內蒙古自治區成立紀念日，民族區域自治在全國第一個得以實現，時轄呼倫貝爾、納文慕仁、興安、錫林郭勒、察哈爾盟，計32個旗、1個縣、3個縣級市，面積54萬平方公里。自治政府駐王爺廟。

『柒』 中國50條歷史文化名街有哪些

中國歷史文化名街是為了深入貫徹中國共產黨的十七大精神，全面落實科學發展觀，進一步推進城市文化建設和文化遺產保護，經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部、國家文物局批准後由中國文化報社聯合中國文物報社舉辦的一項評選推介活動。該活動已於2009年、2010年、2011年、2012年、2013年連續舉辦五屆。
①第一屆：北京市國子監街、山西省晉中市平遙縣南大街、黑龍江省哈爾濱市中央大街、江蘇省蘇州市平江路、安徽省黃山市屯溪老街、福建省福州市三坊七巷、山東省青島市八大關、山東省青州市昭德古街、海南省海口市騎樓街（區）（海口騎樓老街）、 西藏自治區拉薩市八廓街。
②第二屆：江蘇省無錫市清名橋歷史文化街區、重慶市沙坪壩區磁器口古鎮傳統歷史文化街區、上海市虹口區多倫路文化名人街、江蘇省揚州市東關街、天津市和平區五大道、江蘇省蘇州市山塘街、黑龍江省齊齊哈爾市昂昂溪羅西亞大街、北京市煙袋斜街、福建省漳州市歷史文化街區（漳州古街）、福建省泉州市中山路。
③第三屆：山西省晉中市祁縣晉商老街、浙江省杭州市清河坊、安徽省黃山市歙縣漁梁街、河南省洛陽市澗西工業遺產街、江蘇省無錫市惠山老街、上海市徐匯區武康路歷史文化名街、廣東省潮州市太平街義興甲巷、福建省龍岩市長汀縣店頭街、雲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巍山彝族回族自治縣南詔古街、貴州省黔東南州黎平縣翹街。
④第四屆：福建省廈門市中山路、四川瀘州堯壩古街、西藏江孜縣加日郊老街、陝西省榆林市米脂古城老街、江蘇省南京市高淳老街、山東青島小魚山文化名人街、浙江省臨海市紫陽街、吉林省長春市新民大街、廣東省深圳市中英街、安徽黃山市休寧縣萬安老街。
⑤第五屆：廣東省廣州市沙面街、上海市靜安區陝西北路、河南省濮陽縣古十字街、江西省上饒市鉛山縣河口明清古街、安徽省宣城市績溪縣龍川水街、廣東省珠海市斗門鎮斗門舊街、福建省石獅市永寧鎮永寧老街、廣東省梅州市梅縣區鬆口鎮鬆口古街、江蘇省泰興市黃橋老街、四川省大邑縣新場古鎮上下正街。

『捌』 上海多倫路的來歷

多倫路概況：
位於上海蘇州 河以北的虹口區中部的魯迅公園板塊內。南傍四川北路商貿鬧市，北鄰魯迅公園、虹口足球場，背靠內環高架、軌道交通3號線和8號線，動靜相間一里有餘。原名竇樂安路（Darroch Road），以曾受到清朝光緒帝接見的英國傳教士竇樂安命名。

歷史淵源：
多倫路修建於1912年，雖在理論上隸屬華界，但卻是當時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越界築路的產物。多倫路全長550米，呈L字型，東、北兩端都與四川北路（1945年以前稱北四川路）交匯。這條小街曲折幽靜，街邊的小樓風格各異。夾街小樓，櫛比鱗次，風格各異。

20世紀初的多倫路，還是上海寶山縣一條荒蕪冷僻的小河浜。
在隨西方列強炮火而湧入中國的淘金者隊伍中，有一個叫竇樂安的英國傳教士（他曾受到清朝光緒帝接見），在當時虹口公共租界地塊上，象徵性地花了些錢，買下了這片土地。
竇樂安看中這里中、美、日三不管的寬松環境、便宜的地價和淞滬鐵路近在咫尺的交通，填河造路，干起了招商引資的營生。於是，新的路名便叫竇樂安路。

多倫路與上海的豫園老街、靜安寺、南京路相比，沒有他們的奢華輝煌，顯得有點不起眼。然而這條外觀看似平凡的觀光景點，它卻是中國近代史上的卧虎藏龍之地，二十世紀初文化界重地，也是許多彪炳史冊的文壇名流曾經工作與居住的地方。其中就包括了魯迅、茅盾、瞿秋白、丁玲等，台灣作家白先勇也在這里的白公館里度過童年。

『玖』 多倫路文化街的設計原則

多倫路的設計試圖以文化、旅遊為主線，帶動沿線相關商業的發展。在路面及環境整治、修繕原有人文景觀的同時，創造新的城市開放空間，形成多功能、多層次的集旅遊、文博、商業、休閑為一體的環境，賦予多倫路地區以新的城市活力。針對多倫路地區的現狀及未來的發展定位，本次設計主要體現了以下幾點：
沿用近代歷史
多倫路地區擁有深厚的文化底蘊和豐富的近代歷史遺址群落，設計中充分發揮這一地區優勢，利用沿線的歷史名人故居、紀念館、藝術館，與步行系統中有機布置的一系列文化名人紀念小品（碑、雕塑、噴泉、亭、鋪地）一起，道出「文化名人與您同行」的主題，繼承和延續該地區特有的城市文脈。
多元化文化功能
作為一條文化名人街，多倫路的開發與普通的商業街開發最大的區別在於：它著重於文化與展示的功能。沿線的一系列名人故居、遺址、美術館、博物館，充分體現了多倫路的文化特點；而與之相輔的各類特色餐廳、民俗商店、咖啡館、古玩店、書店、影劇院則為其增加了新的商業活力，使地區功能更為有機、豐富、多元和完整。
以人為本的思想
現代城市設計理念更加尊重人的便利和舒適。多倫路文化名人街的設計中，從街道尺度、綠化的布置、開放空間的安排、小品的陳設、建築的細部、直至地面的鋪裝，都意欲使購物、觀光者體會到「步行者的天堂」這一概念，並充分提供通訊、納涼、集會、休憩、公共衛生等服務設施，體現對人的細致關懷。
商業文化相結合
作為「四川北路後花園」，多倫路地區的良好的休憩空間能夠促進四川北路商業街的繁榮，而宜人、優雅的城市環境亦能增進本地區特定的商業活動，從而形成多倫路地區可持續發展的開發機制。